周颂武体现了什么传统文化

㈠ 在《诗经》丛书中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

《诗经》可谓是历代民歌承袭的渊源，从汉魏乐府直到近代歌谣都深刻体现出了它的现实主义精神，它们一直是人民手中最锐利的战斗武器。《诗经》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后世文学影响最大，特别是其中民歌部分所表现的“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㈡ 诗经是我国诗歌什么传统的源头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㈢ 简述中国传统文化有哪些

中华传统文化应包括：古文、诗、词、曲、赋、民族音乐、民族戏剧、曲艺、国画、书法、对联、灯谜、射覆、酒令、歇后语等；

传统节日（均按农历）有：正月初一春节（农历新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四月五日清明节、五月五日端午节、七月七七夕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三十除夕以及各种民俗等；

包括传统历法在内的中国古代自然科学以及生活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各地区、各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拓展资料：

中国文化主要可以归纳为三种:宗法文化、农业文化、血缘文化。这三种文化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并且随着历史的演变它们之间相互渗透作用越来越紧密。

特征：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㈣ 《周颂·武》体现了什么传统文化

咨询记录 · 回答于2021-10-10

㈤ 诗经中的君子形象解读1500字

《诗经·淇奥》中的君子形象解读
内容摘要： 《淇奥》是《诗经》中一篇优秀的颂赞诗，里面赞颂了一位品貌兼美、充满理想色彩的完美君子，充分展示了男子真正的美在于内在的气质品格和才华修养，深刻表达了我们民族对优秀人士的尊敬之情。“君子”在我们民族的思想意识里具有很高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对《淇奥》的文意理解和意象分析，从生态美学的角度对《淇奥》中的君子形象作初步的探讨，最后讨论了“君子形象”的现代意义——对生命和生存现状的思考，对心灵和理想的感受。
关键词：《诗经》 《淇奥》 君子 生态美学 中庸之道 现代意义

一、 关于《淇奥》
《诗经﹒国风﹒卫风﹒淇奥》
瞻彼淇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莹，会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
瞻彼淇奥，绿竹如箦。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猗重较兮，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淇奥》收录于《诗经·国风·卫风》中，是一首人物颂赞诗，《淇奥》全篇共三段，反复吟诵了在那淇水弯弯的岸边，有一位高雅的德才兼备的君子。关于这位君子的人物原型，据《毛诗序》说：“《淇奥》，姜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这个武公，是卫国的武和，生于西周末年，曾经担任过周平王(前770—前720年)的卿士。史传记载，武和晚年九十多岁了，还是谨慎廉洁从政，宽容别人的批评，接受别人的劝谏，因此很受人们的尊敬，人们作了这首《淇奥》来赞美他。从诗本身而言，只是一曲形象的赞歌，时间、地点、人物的指针性不强，因此可以说，诗中形象并非实指，而是周王朝时代一个品德高尚的士大夫，具有泛指的意蕴。我们知道，先秦时代，我们国家四分五裂，诸侯割据统治地方，正是中华民族不断凝聚走向统一的时代，人们希望和平、富裕的大一统生活。在那样一个时代，人们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圣君贤相、能臣良将身上。赞美他们，实际上是我们先民表达的一种生活向往。
从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君子的优秀形象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外部形象：“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深刻地写出了这位君子相貌堂堂，仪表庄重，神态威仪，衣服也整齐华丽；“充耳琇莹，会弁如星”，君子连衣服和帽子上的装饰品都是很精美。
外部形象的描写对于塑造一位高雅君子形象是很重要的，这是给读者的第一印象，这第一印象写好了，全篇的内容才会丰满。
2、才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不光写了这位君子的外貌，深层次的含义也写了这位君子的文章学问很好，赞美了这位君子的行政处事能力。“猗重教兮，善戏谑兮”则写出了这位君子不俗的外交能力。
诗歌从内政外交两个方面来赞美这位君子杰出的个人才能，突出了良臣的形象，丰富了全篇。
3、个人的道德修养：“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宽兮绰兮”写出了这位君子虽然地位显赫，但是心胸宽广，纯厚朴实，平易近人，的确是一位高雅的品德高尚的贤人。
诗歌从这三个方面由外到内高度赞颂了这位君子，谦和、沉稳、雍容、学识、气度、人品，无一不具，而且样样都好到不能再好。当然，或许这位君子地位不够显赫，衣着也不够华丽，但是他平易近人、纯朴如水，仿佛朗月普照大地。他是个贤人，他是个良臣，再加上雅致的外部形象，人们更尊敬他了，所以诗歌第一、二段结束的“有匪君子，终不可谖兮”表达了人们对这位君子的高度赞扬。也许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在古人的笔下，“君子”竟然这般完美！
二、《淇奥》的意象解读
《淇奥》运用了多个内涵丰富的意象，这些意象对塑造诗中的君子形象起了很大的作用。题目“淇奥”是诗歌的中心意象，“淇”，淇河，在今天的河南，“奥”是通假字，通“隩”，读作yù，意思是河岸弯曲的地方，“奥”和“玉”又同音，则可取义“淇玉”，这是一块物华天宝的风水宝地。“淇奥”是淇河河岸弯曲的地方，它象征着一种清新淡雅、安静生态、人杰地灵的生活环境。“绿竹”四季常青、生机勃勃，象征的是一种欣欣向荣的生命力，深层次的含义是彰显和衬托君子的高雅节操。“切”、“磋”、“琢”、“磨”四个动作说的是如何治玉的。玉生在石头里面，所以要先把石头锯开，拿出玉，这就是“切”；切开石头拿出来的玉还有许多碎石，要把这些碎石去掉，所以要“磋”；玉磋好之后，我们把它加工成我们想要的器物，就是“琢”，所谓“玉不琢，不成器”；把玉加工成器物的最后工序就是要给玉抛光，以增加玉的光泽度，使玉器看起来更精致，这就是“磨”。用“切”、“磋”、“琢”、“磨”来写一个人，说明这样的人并非普通的凡夫俗子、肉眼凡胎，他是经过“切”、“磋”、“琢”、“磨”等工序锻造而成的，这样的人治学修身，才佩称得上“君子”。“圭”和“璧”都是上好的精致的玉器，“金”和“锡”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下加工很困难，用罕见的珍贵的物品来形容一个人，说明这样的人学精行法，在人们心目中是多么的受尊敬。第二段中的“充耳琇莹，会弁如星”来写这个君子的耳坠和帽子这些装饰之精致漂亮，这些审美意象更增加和丰富了这位君子的内涵。
《淇奥》全篇基本上都是用“玉”这个意象来服务中心写君子形象的，可见玉的文化价值自古就在我们民族的心里根深蒂固。“玉”是我们民族心目中一个美好、高尚的字眼，我们常常以玉作喻，用来赞美那些美好的人或事物。玉的文化古已有之，它是唯中国深奥的一种特殊文化，玉之润可消除浮躁之心，玉之色可愉悦烦闷之心，玉之纯可净化污浊之心。所以君子爱玉，希望在玉身上寻到天然之灵气，这就是《淇奥》要用“玉”去描写一位高尚的君子的缘故。
《淇奥》全篇的这些意象一直贯穿全诗的始终，塑造了“君子形象”这个文学典型，是“君子形象”灵魂和生命力的所在，统摄着君子形象生命的“总特征”。正如黑格尔所说“把一切都融贯成为一个整体的那种深入渗透到一切的个性……这种个性就是所言所行的同一源泉，从这个源泉派生出来的每一句话，乃至思想、行为举止的每一个特征”，《淇奥》中的细节、人物、场景、事件都体现了这样的“特征”，使君子形象愈加的鲜明。这个鲜明的君子形象并不是创作者创作动机一瞬间的自然流露，它一定是经过长时间的材料储备和构思才将鲜活的君子形象呈现给读者，这在它的作用里可以看出。那么，君子形象在《淇奥》一篇中有什么作用呢？
君子形象所显示的历史的真实程度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我们祖先解放自身的要求和改变当时生存秩序的愿望。在前面我们提到过先秦时期，国家四分五裂，诸侯争霸天下，我们的祖先渴望统一和平的时代，所以把解放自身的要求和改变生存秩序的愿望自然的寄托在那些“君子”身上，赞美君子，实则表达的是对一种新生活的向往。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君子”在那样的时代自然地应运而生，因为他们身上被赋予了某种时代和历史的宿命色彩。君子形象是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审美理想的具有新颖生动的个性和丰富多样的性格内涵的革命者、创业者和建设者形象。“君子”身上所表现出的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真实地反映了时代的风貌、时代的发展趋势和发展方向。“君子”是一个“理想性的人”，他的出现由社会生产所决定。人类对于自身的理想性设定是一个历史性的过程，在人类真正的自由来临之前，即经济与政治上的自由充分实现之前，我们可以想象理想的“人”是什么样子？人对于自身的审美理想推动着人的进步，这个审美理想不仅仅是人的外在形态，是人的整体，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理想状态，而人的理想状态既是肉体性的，也是精神性的，《淇奥》中的“君子”符合这样的审美理想。
君子形象的“理想化”是审美的升华。虽然说《诗经》大多数运用的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但是《淇奥》中君子形象的塑造或多或少具备了一些理想主义的成分，我们不禁会问古今中外的现实社会里真的会有这样的“君子”吗？但是这里我们不讨论“君子”的真伪，既然“君子”被塑造出来，那么他的性格和灵魂应该是合乎理想的，黑格尔说过“艺术可以表现神圣的理想”。在这里，我认为君子形象一方面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它的审美意义也告诉了我们现实中我们缺失了什么，我们的人生又应该有怎样的信仰和追求。
三、《淇奥》中君子形象的生态性解读
《淇奥》三段都以“瞻彼淇奥，绿竹…”开头，一咏三叹，这就为全篇奠定了一个“绿色”的抒情基调，为君子形象蒙上了一层生态色彩。在淇水的曲岸，绿色的竹子生机勃勃，随风飘扬，一片生态和谐的景象。我们知道，诗经所描写的时代里由于生产力局限，是没有工厂、没有现代科技的，也就不会有环境污染，不会有现代都市车水马龙的喧嚣嘈杂，这样的自然环境是原始的、生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淇奥》是我国早期典型的一篇生态文学作品。说《淇奥》是生态文学的代表作，这是因为：第一，《淇奥》运用了“绿竹”这样一个典型的生态意象，揭示了生态内蕴。理解《淇奥》，我们可以发现创作者的高明之处，他将生邃的生态哲理、优雅的诗性气质和强烈的忧患意识熔铸成为一个别具洞天的意象世界，引领着我们读者在《淇奥》的意境中陶冶性灵，强化生态意识，探寻诗意生存的理想之途。这是生态文学作品的典型特征。第二，《淇奥》高度重视它的生态审美艺术性。《淇奥》通过塑造一位精神高尚、人格健全、血肉丰满的“君子”形象来实现对审美的自由理想和完美世界的构建。《淇奥》的创作者通过挖掘现实生活中的诗意美，在文学作品中谱写真、善、美的时代华章，来抚慰和疗救时代中人们荒芜的心灵，这是关于人类生存问题的思考，它关心和关怀人类生存的现状和意义等一系列问题，体现了生态文学终极关怀的人文精神。
什么样的环境可以造就什么样的人，《淇奥》中原生态的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和源头，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出现的“君子”不可能是“刁民”，他必定是生态的、绿色的，就像一株阳光下生长的植物，健康、无公害，是人们的理想追求，是一个理想的“人”，是时代精神的精华。
四、君子形象与中庸之道
领悟《淇奥》中的君子形象，我们发现，这里的“君子形象”完全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中庸之道就是君子之道，它是提高人的基本道德、精神修养以达到天人合一的人生境界的方法。
“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主体内容之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国文化历来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这样的“和谐统一”就是通过“天人合一”来实现的。中国古代的思想家们反对把天和人割裂、对立起来，他们认为天与人、天道与人道、天性与人性、理性与情感、鬼神与圣人都是相类相通的，因此可以达到统一。《淇奥》中的“君子”不论外在的形象，还是内在的道德修养和学识才能，每一个方面都可以堪称完美，可谓真正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是“中庸之道”的典型，君子的身上也体现了古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政治思想。文化的力量，深深融入在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上，《淇奥》以人为本，理想君子形象的塑造让我们明白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民族精神内涵，这个形象体现了我们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对每一个中华民族都是一种精神激励。
五、结语：君子形象的现代意义
至此，我们从理解文意、意象分析、生态美学、传统文化等方面对《诗经·淇奥》中塑造的“君子形象”做了比较全面的解读，然而本文的目的不是要人们去了解一位古代文人笔下的“君子形象”，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君子”这一形象在现代语境里对我们现代人还有哪些传播教化的功能？
《淇奥》的意境就像早晨的一滴清露，清新美好，它也像一支适宜的温度表一直挂在理解它的读者的心里，启发净化着人们的心灵，《淇奥》纯净、美妙、独具匠心的艺术魅力，带给了现代读者无尽的遐想和久远的审美享受，在失重的现代语境里，在文明缺失的现代社会里，重温《淇奥》，是一次对生命和生存的再解读，是一次对心灵和理想的再感受，它是现代人做人的一个风向标，是现代人理想生存家园的美好图景。

㈥ 先秦礼乐文化中的精神与内涵

先秦时期，正如社会生活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一样，音乐艺术也渐渐从巫术与宗教的笼罩下解放，蓬勃发展，空前繁荣。这不仅表现在郑声的广泛流行，也表现在楚声的大量涌现；不仅表现为韩娥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美妙歌声，也表现为伯牙那“巍巍乎若泰山”“荡荡乎若流水”的天籁琴音。现实生活中的音乐趣味自由地进入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使当时的音乐美学思想领域出现了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哲学家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意识总结成理论形态，形成系统的美学思想。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韩非，均有一定的论乐文字。诸家内部既有继承，又有改造，既相互辩难，又有所交融，呈现出争奇斗艳的缤纷之态。其中儒、道两家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巨：儒家那情理结合、以礼节情，要将理性融入音乐情感，从而影响政治成就人生的“礼乐思想”；与道家那反对束缚、“法天归真”、超越功利、追求内在精神之美的自然乐论，共同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的基石，二者的交融与斗争成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审美特色。

㈦ 《诗经》中的三晋文化指的是什么

三晋大地是中华民族和中国古代文明的策源地，也是中华民族灿烂传统文化的摇篮。它的“根”可以远寻到古老的神话传说，如“精卫填海”、“女娲补天”、“夸父逐日”、“愚公移山”等，但有文字记载的较为明确可靠的要算《诗经》中的“魏风”和“唐风”。《诗经》中的“魏风”之“魏”不是三家分晋后的魏国，而是在西周就已受封立国的魏国，其地点在今山西省运城地区芮城县境。清人陈克云：“魏在商为芮国地，与虞争田，质成于文王。至武王克商，封姬姓之国，改号曰魏。《春秋》闵公元年，周惠王之十七年也，晋献公灭魏（以其地赐大夫毕万，自是晋有魏氏），今山西解州芮城县是其地。”《史记》云：“魏，大名也。”后汉服虔释曰：“魏，喻巍巍高大也。”
“魏风”七篇皆无事实可考，大抵皆为不满魏国末年政治的话。推知此七篇诗作的年代，当在魏国将亡之前，即春秋时代（前 661年）以前。
唐，古国名，帝尧旧都，在《禹贡》冀州之域。“唐”的意思是大，《说文》云：“唐，大言也。”周成王以唐地封弟叔虞，史称唐叔虞，后因南有晋水，改国号曰晋，后徙曲沃，又徙居绛。朱熹《诗集传》云：“其地土瘠民贫，勤俭质朴，优深思远，有尧之遗风焉；其诗不谓之晋而谓之唐，盖仍其始封之旧号耳。”《吕览·当赏篇》载晋文公曰：“若赏唐国之劳徒，则陶狐将为首矣。”《左传》载，吴公子札在鲁国见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其忧之深也。”所以，春秋时也有称晋为唐的。
“唐风”共计12篇，据《扬之水》小序，以为刺“晋昭公也。昭公分国以封沃，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焉”，此诗确有“从子于沃”之句。又《左传》云：“晋始乱，故封桓叔于曲沃。”《采苓》小序云：“刺晋献公也，晋献公好听谗焉。”所以，“唐风”中最早的诗当在昭公初年，即周平王时代；最晚的诗到晋献公中期，时间跨度为 100余年。
“唐”地在“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唐风”产生的地域，大约在今山西省中部太原为辐射中心，兼及太原东南部的一些地区。故清人陈奂云：“晋阳、平阳皆尧旧都。”诗作“本尧之遗风，仍其旧号，谓之唐。”

㈧ 周代文化具体有哪些

西周 西周的文化和科技成就

西周享国近三百年，这一时期创造的文化亦是灿烂多姿。

文化方面的成就

第一、“五行”与《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现了对“五行”的认识。《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并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认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指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金曰从革”，是指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西周时期的人们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

此外，儒家经典五经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时出现的，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武术、炼丹、养生、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民俗、心理、伦理、军事、宗教、卜筮、堪舆等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称为《易传》。现存的《周易》十卷，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

据《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原来西伯侯在狱中弹琴之馀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内含天地造化之妙、阴阳不测之机。因六十四卦为周文王（西伯）所推演，故名《周易》。周易就是后天易学。《史记正义》解释说：《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种较早的记载。

司马迁曾说：“《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说文解字》易部解说道：“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八卦由阴爻和阳爻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组成象，其象也是阴阳。日为阳，月为阴，是以阴阳的消长、盛衰、变化来阐明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之理。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都是如此。

《周易》内容丰富切如此，是人们了解宇宙、世界的一个通道。是故深得孔子喜爱，孔子为读它竟然三次磨断了扎书简的绳子。“韦编三绝”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中国儒家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易》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可见儒家对它的看重。

此外，《周易》还是中国传统医学之源，二者之间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医张景岳在其着作《医易义》中所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无赐，《易》不可无医”。

《周易》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弥久而不衰。

第二、文字与文学

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金文的文字内容比甲骨文更丰富。从殷商器上的一两字到西周春秋器上的数百字，记录了祭典训诰、征伐功勋、赏赐策命、盟契誓约、婚嫁家用等史事。跟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其形式要求庄严，稳重，端肃，有序，精美，以符合“藏礼于器”的礼仪文化的特点。

较长篇幅的西周金文的代表是陕西岐山出土的有近五百字的毛公鼎，记述了关于西周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史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陕西临潼出土的记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等器，都载有铭文。通过这些文字，更加丰富了后人关于西周社会历史研究的内容。

今人容庚《金文编》 收录了二十世纪五十代以前出土的铜器铭文近三千单字。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这就说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世传周太史籀作大篆，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在书法上与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西周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

现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等，就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西周文献典籍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了当时严谨的文风。

第三、礼乐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详细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周代礼乐制，等级森严，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所用乐器也不同。如祭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 ；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 ；祭山川，“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 两君相见，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来访使臣用小雅《鹿鸣》、《四度》、《皇皇者华》。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进行，并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当时可以看到“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

周代还有采风制度。即通过收集民歌，来观察风俗和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时经孔子删定，汇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可以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

西周所用雅乐的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和《小雅》。而《国风》中只有《周南》、《召南》在西周后期用于等级较低的“礼”。清代学者方玉润在分析《周南·芣苡》一诗时对诗所表现的情形进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 今天，我们只能从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节奏和韵律。

周代还兴办了音乐机构“大司乐”，在音乐方面系统的训练贵族子弟。《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了大司乐教授乐舞的具体内容：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以和。” 说明《周礼·地宫·大司徒》已注意到音乐对人情志的影响。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着名的乐舞，它表现的是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具有很大的规模，它在春秋时期的演出有六段，有歌唱，有乐队伴奏。它有着结构完整的曲式，在艺术上有相当高的水平。

西周时的乐器有数十种之多，仅一部《诗经》中，就出现了二十九种乐器。不仅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还有弹弦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当时的乐器可分为八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史书称为“八音” 。另外，被史书称为“钟鼓之乐”的大型管弦乐队也在西周时兴起，这种乐队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建鼓。这时的编钟以由先前的三只发展而为五只、八只。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总音域已有三个八度，并基本按羽、宫、角、征、羽、宫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征、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就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就得到征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第四、服饰

中国服饰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诸侯、贵族都依照场合与身份穿着服饰。
周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韨”，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

冕服是男服服饰中最尊贵的一种。冕服主要在祭典中穿着，比如祭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先公，祭祀山川、社稷等，是主要的祭服。但是天子受诸侯朝觐、大婚亲迎时也要穿冕服，其服饰主要由冠、衣、裳、蔽膝、革带、大带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饰，周代共有九章花纹，即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

隆重性仅次于冕服的是弁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的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玄端”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古代凡是礼服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但有一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被称为“深衣”。

女服也是与“礼”相合。《周礼·天官》中记载道：“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祎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禄衣、素纱。辨外内命妇之服，鞠衣、展衣、禄衣、素纱。”王后跟从天子祭先王的祭服是“祎衣”。王后跟从天子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的祭服是“揄狄”，是青色衣，画揄狄纹十二章纹，揄狄羽色亦为五采。王后跟从天子祭群神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的祭服是“阙狄”，是赤色衣，刻赤色缯的狄纹。王后率领命妇祭蚕神告桑的礼服是“鞠衣”，也是诸候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王后礼见王及宴请宾客的礼服是“展衣”，也是卿大夫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王后燕居时的常服是“禄衣”，也是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素纱”主要是衬在六服的面，这样可以显示出六服的色彩。

可以说，古代的服饰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礼教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具有装饰的意义，而且还是当时人们身分和言行举止的标志。

科技方面的成就

第一、天文学

西周时，天文学家通过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了二十八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依据这些星座，天文学家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等发生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早晚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确的记载。所记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七百七十六年九月六日。这是中国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建立的周公测景（影）台（遗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表高八尺，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则最长。利用土圭观测日影，就能比较正确地测定出太阳年的长度。

第二、地理学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事先绘制地图。《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第三、医学

西周时，专门的医学书籍还没有出现，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多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同商朝相比，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热病、昏迷、浮肿、逆产和不孕等疾病已经可以认识，并有了固定的病名。比如《诗经》中就记载了古代一些疾病的病名和症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疑）、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怀孕）、瞽（盲人）等。《山海经》、《周礼》等也分别记载了多种疾病的名称和内容，如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
对疾病的诊断，《周礼·天官》是这样记载的：“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在治疗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后药”的治疗主张，即先用食疗，再用药治。同时还提出饮食要与四时季节的变化相适应。周代甚至出现了专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枣食医”，这说明当时关于饮食疗法的经验已有相当的积累。

此外，针灸、按摩、导引等各种治疗方法在这个时期也已有所应用。

虽然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迄今并未发现关于药物的明确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鱼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疾的记载。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药物的记载。如《周礼·天官》中记述了初步对药物分类的“五药”；记述了对外用腐蚀药胆矾、丹砂、雄黄、礐石、磁石这“五毒”的炼制过程。再比如《诗经》中也记载了大量的动植物，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药物，如芣苢（车前）、藚（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茅）、壶（葫芦）、木瓜、枣等。《诗经》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

西周时期的人们还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传染病被称为疠疾。《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了四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周代起专职医生开始出现，并且有了最初的医学分科。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各有其编制和职责范围。食医负责王室的饮食与配膳；疾医职责是负责百姓疾病的治疗；疡医相当于今天的外、伤科医生；兽医主要负责动物疾病的治疗。

周朝还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医疗制度，其系统是：医师一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医师是“众医之长”，掌管国家的医药政令，负责王室和邦内疾病和瘟疫的预防和治疗；士是治病的医生；府掌管药物、医疗器具和会计事务等；史负责文书和医案，徒专供驱使并看护病人。周朝还设有完整的医疗考核制度和考核标准。据《周礼》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到年终，医师们的级别和俸禄要根据他们的医疗成绩的优劣来决定。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制度。也就是可以根据病人不同的患病情况进行分别处理，并对其治病过程全程记录。对于死亡者，还要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呈送医师，作为评定级别的依据。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夏商时期，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到了西周，人们对饮食卫生更加重视。人们“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鱼），膳膏臊（豕膏）；秋行犊麛，膳膏腥（鸡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 人们还意识到人的饮食口味必须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换，《食医》中记载道“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

另外，从已经挖掘出来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关于牛栏、猪圈和室内除虫的记载，这说明殷商时期的人们已开始注意环境卫生，并实行了人畜分离。到了周代，人们使用了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灭水中病虫害的方法，对此，《周礼》、《易礼》、《诗经》中都有相关记载。

第四、数学

周代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周髀算经》 开头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传说是周公提出来的。

第五、生活设施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则有“伯益作井”的传说。早期的水井都是土井，即穿地而凿。到了商周时期，人们逐渐发明了井裙、井盖、井亭等设施。根据出土的殷墟遗址，发现当时已经有了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的遗址中也发现了比商代更为先进的地下水道。

此外，对于如何防暑降温，周代较之商朝有了新的发展。夏商时代，人们一般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到了周代，人们普遍在夏季用冰来调节温度，达到“疠疾不降”的目的，而且还设有专门分管用冰的官职“凌人”。《诗经》、《周礼》中都有藏冰的记载，考古挖掘中也曾发现这一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

㈨ 西周时期的人文传统有哪些

周人在周原建国时，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很大包容特征性的文化体系周文化，他们和商人的关系是并存的，可是他的势力不如商人大，国家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响，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独特的色彩，同时还接受了草原的影响以及西边羌人的影响，它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体。他以这种混合体的特点，在打败商人以后，由于人少，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建立了许多驻防的点，每个驻防的点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从考古学上看最显着的一个驻防点就是在今北京附近的燕国所在地，从这里可以看到，里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着民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由此可见周人又采取了所谓包容性极强的政策，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着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这种精神是了不起的。
礼乐
主词条: 礼乐
西周礼制继承商代而有所变革。周初，力求扭转商末流行的奢靡风气，曾反复告诫禁止酗
青铜鼓[56]
酒。从成王时的《尚书·酒诰》，到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都讲到必须遵奉周文王的告诫，不得纵酒。反映到青铜制造的礼器上，商朝常见的许多酒器，西周时逐渐归于消失。[23]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指对先祖与各种神祗的祭祀；凶礼指丧葬，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军礼指战争，以及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嘉礼指婚、冠、飨燕、庆贺、宾射等。所有礼制都和法律一样，体现出贵贱等级的区分。[23]
乐在西周很受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例如师嫠簋“命汝司乃祖考旧官小辅（镈）眔鼓钟”，即相当《周礼》的镈师和钟师。[23]
周代有的乐舞起源很早，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王凯旋告于周庙时表演。这一乐舞的歌辞还保存在《诗》中，即《周颂》的《武》、《酌》、《桓》、《赉》等篇。[23]
宗教
主词条: 人殉
周人的宗教观念，与商代有较大的不同。商代那种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已经淡薄。周代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地祗有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人鬼则指祖先而言。[23]
人殉现象在西周不像商代那样普遍。由于没有发现相当于殷墟西北冈、武官村规模的大墓，当时人殉数量尚难判定。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在西周时期亦史无明文记载。[23]
宗教思想的变化也表现在青铜礼器的纹饰上。商代流行的带神秘意味的花纹，只在周初延续了一个时期。到西周中期，大多数礼器的纹饰都图案化了，除装饰作用外，很少再有宗教或神话的意义。[23]
祝宗卜史
周初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曾分以祝、宗、卜、史宗教事务的官员。当时这种人的地位较高，如太史可称为公。后来他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以至在社会中不再有显赫的身份。[23]
祝管理祷祝，宗管理祭祀，卜职司卜筮，史职司文书记事。由于他们的专业需要特殊训练，常在家族中世袭。例如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青铜器铭文所见史墙一家，从商末到西周中期代代都任史职，说明其职业的封闭性。[23]
殷商时期使用甲骨的卜法继续流行。已发现的周人甲骨最早有周文王时代的，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近，足见商周卜法间有一定的联系。西周甲骨也有上刻卜辞的，曾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发现，而以陕西周原所出最多。[23]
这一时期使用蓍草的筮法与卜法并用。筮书就是《周易》。当时常先筮后卜，特别在占问国家大事时更要如此。在周人心目中，卜法比筮法更为重要，所问的事越重要，越要采用卜法。这叫做“筮轻龟重”或“筮短龟长”。[23]
学校
西周已有较发展的教育制度。在国人乡里中设立的学校，称为庠（一说称序），教授知识技艺。贵族子弟的教育更为完备，专设有小学、大学。贵族子弟满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成童时入大学。《周礼》有师氏、保氏两官，从他们的职掌看，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行、技艺和仪容等方面。技艺兼及文武，有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数（算术），称为六艺。[23]
典籍
西周时期文献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尚书》中出于西周的，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费誓》等篇，内容的时代自武王到穆王，而以成王时占大多数。这十几篇书记述了周初史事和政治情况，有重要历史价值。[23]
《逸周书》也有一些篇属于西周。例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篇，都是关于西周的重要史料。[23]
有重大文学价值的《诗经》，包括有很多西周时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间的民歌，如《豳风·七月》之类；有的则用于朝廷庙堂，收入雅、颂。一些篇有准确作者，例如《大雅·烝民》为周宣王时尹吉甫作。这些诗歌或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或描写历史事迹，或对朝政进行颂扬及讽刺。[23]
《周易》本为占筮用书，其经文主要成于西周时期。封辞、爻辞中有些内容与周人历史有关，如康侯用锡马蕃庶等。由于占筮必须由卦象推类，逐渐被赋以抽象的意义。有的封、爻辞，如《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即使从字面上也可看出其哲学意味。[23]
天道观
从西周文献和金文看，周人的天道观较之商代有相当大的发展。西周统治者强调天命和德的观念，认为文王有德，故受天之大命，武王有德，故能克商。德的内涵包括敬天、孝祖、保民，既有宗教意义，也有伦理性质。《尚书》所载周公的许多言辞，都反复阐述天命与德的联系，告诫王和贵族官吏要效法先王，不要失德，否则天命即将失坠，商朝的覆亡是为鉴戒。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继承了他的先祖周公的见解。据《逸周书·祭公》，他曾以同样的天命与德的观点劝诫穆王及其他朝臣，类似思想在某些金文中也有所表现。[23]
这种天道观到西周晚年遭到动摇。由于当时社会动乱，灾祸频仍，人们对天和祖先的神圣产生了怀疑。这个时代创作的一些诗篇，充满了对“浩浩昊天”怨恨不满的情绪，一时形成思潮，为怀疑以至否定神权的进步思想提供了基础。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阴阳五行说开始形成体系。周幽王时臣伯阳父以阴阳之气解释地震，史伯也曾提出五行杂和作为比喻，就表明了这样的趋势。[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