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怎么评价中西文化

1. 张之洞主张怎样对待中西文化

营养与美味

由于中西哲学思想的不同，西方人于饮食重科学，重科学即讲求营养，故西方饮食以营养为最高准则，进食有如为一生物的机器添加燃料，特别讲求食物的营养成分，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及各类无机元素的含量是否搭配合宜，卡路里的供给是否恰到好处，以及这些营养成分是否能为进食者充分吸收，有无其他副作用。这些问题都是烹调中的大学问，而菜肴的色、香、味如何，则是次一等的要求。即或在西方首屈一指的饮食大国——法国，其饮食文化虽然在很多方面与我们近似，但一接触到营养问题，双方便拉开了距离。

中国人重视味道，也反映在日常言谈之中，如家庭宴客，一俟主要菜肴端上台面，主人常自谦地说：“菜烧得不好，不一定合您的口味。”他绝不会说：“菜的营养价值不高，卡路里不够。”

规范与随意

西方人于饮食强调科学与营养，故烹调的全过程都严格按照科学规范行事，牛排的味道从纽约到旧金山毫无二致，牛排的配菜也只是番茄、薯仔、生菜有限的几种。再者，规范化的烹调要求调料的添加量精确到克，烹调时间精确到秒。此外1995年第一期《海外文摘》刊载的《吃在荷兰》一文中还描述了“荷兰人家的厨房备有天平、液体量杯、定时器、刻度锅，调料架上排着整齐大小划一的几十种调味料瓶，就像个化学试验室。”
中国的烹调与之截然不同，不仅各大菜系都有自己的风味与特色，就是同一菜系的同一个菜，其所用的配菜与各种调料的匹配，也会依厨师的个人特点有所不同。就是同一厨师做同一个菜，虽有其一己之成法，但也会依不同季节、不同场合，用餐人的不同身份，加以调整（如冬季味浓郁，夏季味清淡，婚宴须色彩鲜艳，丧宴忌红色；穷汉杀馋应浓油厚汁，老饕会餐宜新鲜别致）。此外还会因厨师自己临场情绪的变化，做出某种即兴的发挥。因此，中国烹调不仅不讲求精确到秒与克的规范化，而且还特别强调随意性。

分别与和合

台湾国学大师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一书的序言中说：“文化异，斯学术亦异。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此一文化特征，亦体现于中西饮食文化之中。西菜中除少数汤菜，如俄式红菜汤（罗宋汤），是以多种荤素原料集一锅而熬之外，正菜中鱼就是鱼，鸡就是鸡，蜗牛就是蜗牛，牡蛎就是牡蛎。所谓“薯仔烧牛肉”，不过是烧好的牛肉佐以煮熟的薯仔，绝非集薯仔牛肉于一锅而烧之。即使是调味的作料，如番茄酱、芥末糊、柠檬汁、辣酱油，也都是现吃现加。以上种种都体现了“西方重分别”。

机械性与趣味性

由于西方菜肴制作之规范化，烹调成为一种机械性的工作。肯德基老头炸鸡既要按方配料；油的温度，炸鸡的时间，也都要严格依规范行事，因而厨师的工作就成为一种极其单调的机械性工作，他有如自动化装配线上的一名工人，甚至可由一机器人来代行其职。再者，西方人进食的目的首在摄取营养，只要营养够标准，其他尽可宽容，因而今日薯仔牛排，明日牛排薯仔，厨师在食客一无苛求极其宽容的态度下，每日重复着机械性的工作，当然无趣味可言。

烹调一直为中国人视为极大的乐趣，并以从事这一工作为充实人生的积极表现。有道是“上有天堂，下有厨房”，烹调之于中国，简直与音乐、舞蹈、诗歌、绘画一样，拥有提高人生境界

2. 维新派人士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的看法是什么

对于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维新派人士给予了坚决的反驳。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中，谈到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时，认为这种观点言之未必成理。若“循而用之，其害于吾国长进之机少者十年，多者数纪”。他指出：体用系即一物而言的，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对于洋务派的政本艺末之说，严复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那完全是颠倒错乱的言论，他认为：所谓的西艺，如名、数、质、量，完全是一种科学，西政之善正是因为建立在这种科学的原理之上。“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末也”。西政西艺皆富强之实资。严复认为：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公例通理相违背的原因。因此，他强调：“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对于张之洞的教育中西主辅之说，严复认为：假若所取以辅者与所主者绝不同物，则无异取骥之蹄以附牛之项领，责之千里固不可得，而田陇之功又从而废之。严复倡言科学的精神，批驳了洋务派的“中体两用”说和“政本艺末”说，说明维新派倡导的改良主义教育，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而且贯穿了科学的精神。因此，改良主义教育无疑是清末教育近代化进程中最富于活力和进取意识的力量。

3. 评价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说不仅分离了体与用，将体用一元的传统社会思想打开了缺口，而且明确划分了政治与文化两个不同的价值领域，这在思想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中体西用论将文化价值系统作为“体”，而将政治、经济视“用”。这不但可以祛除君主政治的神话，还将从传统的价值理性中分化出工具之维，属于技术操作层面的政治与经济，都可以纯从功能与效率方面加以改进，而不能因应西用的“体”，在这一过程中将势必加以调整，改变其结构，体用两者由此展开，互动而渐变，资相循诱，不断推动华夏文化的创新与发展，实不失为一种稳健明达的变革主张。

4. 张之洞所谓什么就是坚持中国固有文化传统

在现代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在所有的后发现代化国家都有过争议。中国因为拥有悠久、辉煌的历史文化，这方面的论争就更加激烈。戊戌变法前夕，张之洞发表了着名的《劝学篇》，就在学习西方现代文化过程中，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等，做了非常系统的论述，今天看来，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张之洞认为只有走现代化之路才能保存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劝学篇》开宗明义，说：“当今中华诚非雄强”，若不变法，必然要像印度、越南、朝鲜那样亡国、沦为殖民地。到那时，中国的“圣教将如印度之婆罗门窜伏深山，抱残守缺；华民将如南洋之黑昆仑，毕生人奴，求免笞骂而不可得矣”。因此，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知耻”“知惧”“知变”“知要”(如何变法)“知本”(哪些传统的东西需要坚持)。他认为“五帝不沿乐，三王不袭礼”，无论是“征之经”，还是“征之史”，还是“征之本朝”，典章制度无一不变，所以因时变法乃天经地义。他主张在学习西方文化时，须“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都需要中国认真学习。即便议会政治，在中国“学堂大兴，人才日盛”之后，也可“议之”。张之洞强调，就目前的“救时之计、谋国之方”而言，“政尤急于艺”，学习西方的体制更急迫、更重要。
自甲午战争以来，“外强中弱之形大着”，人人都认识到中国的贫弱，在这种情况下，民族自卑主义开始抬头。对此张之洞认为，身为一个中国人，任何时候，都要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文化。“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西方国家的学校都要学习古典经文，“示宗教也”，小学也要学习拉丁文，“示存古也”，都重视历史与传统。所以，中国学习西方之时，必先“固本”，要让人们“先通经以明我中国先圣、先师立教之旨；考史以识我中国历代之治乱、九州之风土；涉猎子集以通我中国之学术文章。”如果做不到这点，盲目西化，“西学愈深，其疾视中国亦愈甚”，如果那样的话，“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张之洞给我们这样的启示：传统文化铸造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如果抛弃传统文化，必然会丧失民族的灵魂，必然会造成文化的毁灭。这样的民族也实现不了现代化。因为一个丧失了理性精神、对自己的优秀传统文化都弃如敝帚的民族，又如何能够认识到西方现代文化的精髓？
张之洞并不认为中国古代学术全无糟粕，他说中国传统的学术流派，各有长短，诸子驳杂，虽然各有一定之理，但亦有很多难以见容于今世的内容，很多主张如果“施之于今日必有实祸者”，但是“瑕不掩瑜”，其中还有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欲通学术流别，增益才智，诸子百家“未尝不可兼读”。不过张之洞认为诸子百家中，儒家思想最有价值，所以要以《论语》《孟子》为“群经之权衡矣”，要以其为“读诸子之准绳”。张之洞特地批评了康有为遵奉的《公羊》之说，认为：“假如近儒《公羊》之说，是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喜也”。
对于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张之洞主张要“治要而约取也”。在孔孟时代，经籍不多，“人执一业可以成名，官习一事可以致用”，但是“今日四部之书汗牛充栋，老死不能遍观而尽识”。而且在需要现代化的今天，“不讲新学则势不行，兼讲旧学则力不给”。所以张之洞本着“致用当务为贵”的原则，按他的说法“损之又损”，分经学、史学、诸子、理学、词章、政治、地理、算学、小学等，开列出了一批基础书目，张之洞认为这是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读书籍。不过，以今人的目光看来，张之洞所开列的书目数量仍然过于庞大。
对于新、旧学的关系，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也就是说中学主要起教化的作用，要通过中学，让人们接受基本的传统道德教育，并热爱自己的国家等等，应该说此言在原则上并无错误。张之洞主张在中小学乃至大学教育中，要“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地、政治等是旧学，而西政、西艺、西史等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张之洞认为学习西方、走现代化之路时，对中国固有的东西要有变有不变，“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也就是说不能抛弃的是中国人的基本伦理、基本精神。
由于深受传统文化影响、年事已高、且身居高位等因素，张之洞的主张也有一些保守，对于西方现代社会也有某些误解之处，诸如他反对父子平等、男女平等、将民权说视为无政府主义、极力替清政府开脱等等。但其主张总体而言是稳健的、改革的，反映的是一种理性的声音，其中的很多论断已经为后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5. “中体西用”的评析

19世纪60年代以后洋务派向西方学习的指导思想。“中学”指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西学”指近代传入中国的自然科学和商务、教育、外贸、万国公法等社会科学。它主张在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基础上，采用西方造船炮、修铁路、开矿山、架电线等自然科学技术以及文化教育方面的具体办法来挽救统治危机。1861年（咸丰十一年），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说：“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最早揭示了这种思想。以后，谈洋务者以各种方式表达过。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4月，南溪赘叟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时策》一文，首次明确表述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概念。次年，礼部尚书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中再次提出，“自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70-80年代，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出学习西方议会，90年代以后进一步抨击洋务派学习的思想是舍本求末，希望中国能像西方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张之洞于是在1898年5月出版了《劝学篇》，对洋务派的指导思想作了全面系统的阐述，重申“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反对政治制度的改革，一些外国人如赫德、李提摩太等，从殖民主义者的立场出发，也鼓吹过这种论调。20世纪初年，清政府推行新政，仍然奉行这一主张。它是封建主义文化和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结合的产物，对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产生过较大影响。在经济上洋务派在中体西用思想指导下先后建成轮船招商局、江南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等晚清中国第一批大型国有工业企业，这些企业虽然从事商业活动可是管理人员甚至管理体制依然仿效政府，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亦官亦商，可谓中体西用之缩影。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早期工业化起到重要作用，史称中国第一次工业革命。
积极： 第一,中体西用思想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中体西用"的合法化打破了中学的一统天下,使中国落后封闭僵化的局面得以改观。随着西学范围的不断扩大,西学为用的主张不再视为离经叛道,"用夷变夏"不再是中国思想界争论的主要问题之后,是否应该对中国封建政治制度及其意识形态这个"体"进行某些改变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发展，就成为人们关注各思考的主要问题。因此,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在学习西方器物的同时,也间或渗入了西方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内容,这就使向西方学习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中体西用"的集大成者张之洞将"中体西用论"发展成"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并提出"以仿西法为主"；以康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将"中体西用"发展为变法维新,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而以孙中山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受到"中体西用论"的影响,开始向西方学习,寻求救国救民的方略。不过他们突破了中体西用论的框框,思想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主张仿效欧美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用暴力革命推翻满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 第二,中体西用思想起了强化民族整合性的作用。在殖民主义侵略狂潮的冲击下,一个民族倘若不想沦为殖民地,就必须加强本民族的凝聚力,提高民族的整合程度。唯有如此,方可确立一个借以发展与更新的根基。在当时,中体西用原则所包含的中国意识是团结爱国者的旗帜，它号召着人们加强民族团结,抵抗侵略,保卫中华。纵观当时先进人们的有关言论,不难发现:虽然少数人曾对中体西用这一文化原则整体上的正确性有过疑虑,但是从未有人对其中所含的民族性提出过怀疑。相反,每当涉及中国的命运和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时,人们总不免提起中体西用。如康有为等人有关"保种保国保教"的口号就很难说与中体西用没有一点历史联系。没有中体作为纽带,中国文化是难为继的。 第三,中体西用给人们思想以新的启示,即学习外国的东西,必须结合本国的实际。中体西用的本意没有这个内容,但它的思维逻辑,却在客观上使人们得到了启示。洋务运动后,拒绝学习外国的盲目排外思想固然没有市场了,而全盘西化的主张,也被多数人所否定。结合本国实际学习外国的东西,已经逐渐成人们遵循的法则。维新派在主张君主立宪的同时,也提出"保国保种保教"的口号。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一方面吸收了西方的政治理论,另一方面又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提出了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尽管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因种种原因而失败了,但是维新派人士和孙中山对怎样学习外国的思路是正确的。总之,中体西用是中国在特定历史环境下为寻求中国出路的文化自救方案和关于如何向西方学习的战略思想"在封建专制统治和顽固守旧思想占据主导地位的历史条们下,中体西用是当时唯一可行的过渡性模式"它的提出,不仅开了社会风气之先,为应进西学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促成了中国近代化的开端" 消极： 第一，“中体西用”是那个时代那样社会经济结构的产物。任何一种文化实体都是植根于自己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的。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尚不存在而自然经济普遍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要建立起“西体”是不行的，因为还不具备西方式的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传统的“中学体用”还按照其自身的逻辑运作着，但是，面对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的严峻挑战，不引进西学，则国将不国，在这种情势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于是产生了。 第二，它是洋务经济深层的需要。洋务经济乃是一种以政府为依托，以集权为特征的官僚经济。无论从资金、技术、市场诸方面，它都是一刻也不能离开政府的。它是靠政府之力，集中纳税人手中的钱财，解决兴办的经费。它是靠政府之力引进技术，其原料和产品的相当一部分，都是靠政府调拨的。于是，政府的支撑就成了洋务经济存在的前提。这样，维护政府所代表的传统制度，就成了洋务运动的天职。正是这种既要举办洋务，又要依赖政府的经济现实，决定了“中体西用”的必然性。 第三，这是洋务派自存的一种需要。兴办洋务，这是前所未有的开创性事业，不是一帆风顺的，既有资金之难措，又有技术的难备，还有习惯势力障碍，更有顽固派之攻击与责难……真是举步维艰。唐山——胥各庄铁路通车，顽固派提出机车轰鸣会震动皇陵，洋务派不得不一度用马匹来牵引车厢。办天文算学馆，顽固派又说这是以夷变夏，是废弃中国的封建统治秩序。这些在今天看来无须驳斥的奇谈怪论，在当年却是极具份量，可置人死地。甚至连洋务派也不得不称这些谬说“陈义甚高，持论甚正”。这样，洋务运动为能够顺利进行下去，在引进传播西学的时候，维护中体就非常必要了。不如此，洋务派就无以自存。我们从“中体西用”的主旨，也可以看出洋务派的良苦用心。该理论的最早提出者冯桂芬说：“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很明显，作者强调的，不是中学如何善，而是学西“善之善”。在这样的口号下，学西就名正言顺了。当然，这个口号的实际含义，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在发生变化。当革命兴起之际，再大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重心就不在学西，而在不准革命、不准破坏中体这一层意思了。这个口号提出之初的进步用意，我们是不能抹煞的。通运输业的生产技术和设备，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了”（吴柏均：《中国工业化的发 第四，“中体西用”，为西学的传播大开了方便之门。虽然中学是体、但西学既然已经为用，它就堂而皇之地进入了传统框架，取得了合法地位，从而有利于打破国民拒斥外来新生事物的传统文化心理障碍。于是，在“用”的招牌下，西学大量涌入。江南制造总局仅1896一年就译介西书120多种，平均每三天即译介一种，真是达到了惊人的地步。伴着西学传播，中国的生产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甲午中日战争前夕，一些主要的近代工业和交韧》）。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政治理论也在这个过程中被引入中国，并与中国文化交融，从而产生出中国自己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国新的社会，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开始孕育生成的。

6. 张之洞是如何由康有为的支持者变成了反对者的

引言：

戊戌变法之所以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康有为过于狂妄和激进，他不断将自己的支持者逼成自己的反对者，最后不仅搞的自己声名狼藉，成了孤家寡人，还连累了国家的改革大业，可以说是以救国始，以祸国终，岂不可惜。今天给大家分享晚晴重臣张之洞与康有为的关系，看一看张之洞是如何由康有为的支持者变成了其反对者的。

清流党走出的洋务派

张之洞是着名的清流党，以不避权贵，敢说敢言着称。张之洞当然有自己的资本，他生于1837年，15岁就以直隶乡试第一名中举，十一年后，又高中进士一甲第三名，是慈禧太后亲点的探花郎。不过，所谓“清流”，不贪不脏，不避权贵倒是确实，但其实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平时唱唱高调很在行，可要是真让他们去办事，那简直一塌糊涂，一事无成。1884年中法战争时，慈禧便派遣一个比一个唱的好的清流们去前线，结果一个比一个落荒而逃，只有张之洞经受住了考验。经过中法战争的洗礼和地方上的历练，张之洞终于知道很多问题不是唱高调能解决的，于是转而埋首洋务，尽心实业，在广东、湖广、两江政绩斐然，成为与李鸿章齐名的洋务派干将举足轻重在的封疆大吏，有力地促进了所在治所的现代化进程。

与时俱进的维新派

由于张之洞本来就是洋务派中坚，他当然知道中西差距，当然主张学习西方，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面对割地赔款的惨局，他深知再不变法，中国确实会有亡国的危险。张之洞的观念由此产生了很大的飞跃，他不再一味相信先前几十年看似成绩斐然的洋务新政足以使国家富强，他虽人在武汉，但积极参与京师和上海等地的维新救亡运动。在上一篇文章《康有为组织强学会，得罪了南北两大重臣，还是袁世凯善于表演》一文中，我们但看，当1895年康有为发起强学会如火如荼之时，原在武汉的张之洞积极赞助了五千金，当康有为去拜访他时，他与康相处二十多天，隔日一谈，每谈必至深夜，两人在许多问题上获取不少共识。张之洞不仅同意康有为在上海重组强学会，还同意捐款五百两，划拨公款一千两。他还巨额资助梁启超主持的《时务报》。张之洞与时俱进，年届六十，成功的由洋务大将转型为维新领袖，这真是十分难得，在当时老一代政治家中也为数不多。

你的维新我不认同

实在说来，甲午之后，认识到要进行政治上变革，进行维新变法的大臣为数不少，张之洞在很大程度上也赞成康有为等人政治体制改革的设想，但怎样进行改革，尤其是怎样看待中西文化之间的矛盾与调和，他与康有为存在很大的差异。

1898年，康有为在北京发起保国会，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方案。张之洞的幕僚们认真研究了康的这些方案，结论是，如果按照这些方案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灾难，康的方案只是一百年前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主义”的翻版！

随着康有为在京城的活动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康党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反对，原来支持变法维新的开明派也被康有为弄成了反对派，尤其是朝中重臣如荣禄等也反对康有为，甚至连一向提携康的翁同??都要与康划清界限了，康有为是如何一步一步把自己的支持者变成反对者，最后把自己搞成孤家寡人的我们以后再说，但张之洞越来越觉得，不论是为了国家利益，还是冲淡自己曾经与康、梁等人的密切关系，洗刷所谓的“康党嫌疑”，他都不能再保持沉默了。

《劝学篇》横空出世

据说在《劝学篇》问世之前，张之洞曾召集他的心腹幕僚举行了一次极端重要的内部会议，专门讨论怎样对付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张之洞在这次会议上情绪激愤，他来回踱步，一遍又一遍的重复着“不得了！不得了！”，言下之意是再也不能容忍康的胡作非为，他必须向朝廷提出自己的方案了。不久，《劝学篇》就赶在百日维新前问世了。在这本小册子里，张之洞主张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本，学习西方的成功经验，即着名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他实际上是两个拳头打人，即反对因循守旧、顽固不化，主张学习西方，又反对康有为不顾中国国情的激进变革，其展现的乃是一种稳健的姿态，因而受到光绪帝的嘉奖，认为该书“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还下令广为刊布。

就这样，由于理念的巨大分歧和现实利益的差异，张之洞从康有为的支持者变成了其反对者，康有为的失败实际上是自己一手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