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道和博爱是什么文化

㈠ 红十字会的意义是什么

红十字会象征着人道、博爱、奉献。人道是红十字文化的核心和基石，是对人的价值、生命和生存高度尊重和保护的善良理念；

博爱是对所有的人特别是对易受损害或陷入困境的人深切同情、关心、爱护的博大胸怀；奉献是在人道、博爱情操下出于内心自愿帮助他人和服务社会而无私付出的高尚行为。

人道、博爱、奉献精神是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既是人类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又是人类共同的道德高地。人道为本、博爱为怀、奉献为荣是红十字组织和红十字运动的灵魂。

(1)人道和博爱是什么文化扩展阅读：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1863年2月9日由瑞士人亨利·杜南倡议成立。当时称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为现名。它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红十字组织，也是瑞士的一个民间团体。

它完全由瑞士公民组成，并受瑞士法律的保护和约束，总部设在日内瓦。其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一次的全体大会，大会闭幕期间由执行局领导日常事务。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在战争中行善。

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该委员会得以中立团体的身份对战争受难者进行保护和救济，受理有关违反人道主义公约的指控，致力于改进和传播人道主义公约，与有关团体合作培训医务人员，发展医疗设备。

㈡ 人道博爱奉献是红十字的什么

人道博爱奉献是红十字的精神。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1863年10月29日由瑞士人亨利·杜南倡议成立。当时称为“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1880年改为现名。它是世界上最早成立的红十字组织，也是瑞士的一个民间团体。它完全由瑞士公民组成，并受瑞士法律的保护和约束，总部设在日内瓦。其最高权力机构是每年一次的全体大会，大会闭幕期间由执行局领导日常事务。
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在战争中行善。根据日内瓦公约的规定，该委员会得以中立团体的身份对战争受难者进行保护和救济，受理有关违反人道主义公约的指控，致力于改进和传播人道主义公约，与有关团体合作培训医务人员，发展医疗设备。

㈢ 仁爱与博爱：中西文化比较

仁爱与博爱：中西文化析论三二
“博爱”的呼声遍天下，却已很少再听到“仁爱”之名！“博爱”虽然不是西方文化的专利，更不是基督教的专利，但是，当我们在使用“博爱”这个名词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把它与西方文化联系起来，认为它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美好词语。我们去赞美“博爱”，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我们赞美“博爱”的时候忽视、轻视、贬低了“仁爱”，就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了，因为于此相伴随着的，是失去对华夏文化的自尊和自信！
华夏文化讲不讲“博爱”？《论语》中说“泛爱众”，这不是“博爱”吗？《墨子》中说“兼爱”，这不是“博爱”吗？《周易》中说“厚德载物”、“生生之谓易”，这不是“博爱”吗？《老子》中说“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玄德”，不是“博爱”吗？但是，华夏文化不单纯讲这种“博爱”，因为这只是“推爱”的必然结果，却不是途径。
大家都知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却不可能说对自己的父母和别人的父母付出完全同样的爱心，对自己的子女和别人的子女具有完全相等的爱心。孔子说：“非其鬼而祭之，谄也。”我们要祭祀我们自己的祖先，而不是去祭祀别人的祖先。如果有人不祭祀自己的祖先，却去祭祀别人的祖先，那么，这个人不是谄媚别人是为了什么呢？同样，如果一个人不孝敬自己的父母，不爱自己的子女，却去孝敬别人的父母，爱别人的子女，那么，他的心态能算是正常吗？因此，爱是有层次的，而不可能是完全相同的。由对自己父母的孝敬到对别人父母的孝敬，由对自己子女的爱心到对别人子女的爱心，需要一个“推及”的过程，没有这个“推及”的过程，就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只孝敬自己的父母而不尊重别人的父母，只爱自己的子女却不重视别人的子女，这是自私的“孝”与“爱”，要知道，我的父母、子女对于别人来说，都是“别人”的，都这样的话，谁的父母、子女还能得到别人的尊重和爱护呢？另一种是对自己的父母、子女完全相同的对待，这样可能做到吗？妻子对公婆的孝敬和对父母的孝敬、丈夫对岳父母的孝敬和对父母的孝敬，两者能一样吗？孝敬父母是发自内心的真诚，孝敬公婆或岳父母则是出于理性的修养。
如何实现这个“推及”的过程？第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第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对第一条，大家都很熟悉，但是，要看我们是否努力落实到自己的行动中去了。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在我们要实现自己的理想追求的时候，可曾想到过不要影响别人的理想追求？可曾想到过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去帮助别人实现他的理想追求？我们常常看到的是，有的人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意地在背后污蔑、损害别人，这是卑鄙无耻；有的人为了害怕别人超越自己而影响自己的目的，在能帮助别人的情况下也不帮助，甚至在对方遭遇不幸的时候幸灾乐祸，这是自私自利。卑鄙无耻的人，会遭到他人的唾弃；自私自利的人，不会有真朋友。
9 O5 a3 O9 Z" C9 x对第二条，大家更熟悉，可是，要做到这一条，比第一条难一些。遇到困难或危险的时候，自己避之惟恐不及，却把别人推到前面去；在需要担当风险的时候，自己推脱责任，却让别人去承担责任；看到别人为救天下而周游列国的时候，讥讽为“丧家之犬”，之后又对被大众奉为圣贤的人肆意侮辱。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仁爱之心，如何“推己及人”？这样的人，根本谈不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因为他是把自己不爱做的事专门让别人去做，甚至别人做了之后还要冷嘲热讽，或者夺人之功为己有。
( h" v" F: H4 }) V/ J, [* K第三条涉及到推爱的次序问题。《孟子·尽心上》说：“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也就是说，人对于动植物，只有爱惜之情，却谈不到仁心，因为仁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所以说“仁者爱人”，对动植物的爱不能称之为仁。所以，动植物可以作为我们的食物，我们却要爱惜，不能为了奢侈享受失去节制，否则就是暴殄天物。官员对于百姓，必须有仁爱之心，却谈不到亲近，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因为一旦官员与民太亲近就难得保持公正之心，所以说“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官员只要尊重百姓的人格和本性就可以了。子女对于父母，需要亲近，却不是说只是仁爱的问题，因为亲近之中包含仁爱，仁爱之中却不包含亲近，所以，父母与子女之间有着天然的关系，一旦这种天然的关系遭到破坏，那么，家庭也就破裂了，家庭的破裂会动摇社会稳定的基础。
! }2 t7 j* O& L. c8 P. C有人会说：“如果只要求我去对别人仁爱，别人对我不讲仁爱怎么办？我的兄弟姐妹不孝敬自己的父母，我凭什么去孝敬？”华夏文化主张“正己”，就像孔子说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要知道，我们用仁爱之心对待别人，别人才可能对我仁爱；我们对别人不仁爱，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要求别人对我们的仁爱？要知道，父母是我与兄弟姐妹一起的父母，但是，更是我的父母，当父母受苦受难的时候，是我的父母在受苦受难，如果我能孝敬父母，那么，我与兄弟姐妹的父母就都避免了受苦受难，所以，孝不孝敬完全在我，何必攀着别人呢？
, M8 B t! o: d. K# y \' h v r+ _《周易》的“元亨利贞”对应“仁礼义智”，这里所说的“仁”是“五常”之中的一部分，四者合起来则是“生生”的“大道”。孔安国《尚书序》中说：“三皇之书，名为三坟，言大道也；五帝之书，名为五典，言常道也。”“五常”之中的“仁”是“爱人”，属于“常道”，也就是“据于德”的“德”中的一个方面，在此基础上“推及”，便可以达到“大道”之中的“仁”的境界，这个“仁”便是“至仁”、“至善”，也就是“无为无不为”、“无私无欲”的“道”。“至仁至善”的境界，就是“博爱”、“兼爱”的境界，但是，如果有了“推及”的过程，它就是我们的理想境界；如果没有“推及”的过程，只谈“博爱”、“兼爱”，却会导致使人把自己的父母与别人的父母同样对待的“妄爱”、“滥爱”。
1 [8 H2 e1 m* M* i“仁爱”是由立足点同时又讲究推及于人的，“博爱”则没有立足点而空谈爱心的；“仁爱”是实实在在的，“博爱”则具有迷惑性。如果他们不爱自己的民族，莫非能真心去爱其他民族吗？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不孝敬，莫非能真心去敬重别人的父母吗？他们对自己的子女不爱护，莫非能真心去爱护别人的子女吗？他们不关系自己的亲人，莫非能真心去关系朋友吗？他们对狗与猫特别关爱，关爱的程度超过了自己的亲人！不讲“仁爱”却讲“博爱”是我们选择文化的错误！

㈣ “红十字会”的象征意义是什么

“红十字会”象征着当今世界的人道与同情，对于执行人道主义保护任务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863年创立于日内瓦，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是一个独立、中立的组织，其人道职责主要源自1949年《日内瓦公约》。该组织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在全球80多个国家共有大约1.3万名员工；资金主要来自于各国政府以及国家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的自愿捐赠。

2、主要宗旨：根据《日内瓦公约》以及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章程所赋予的使命和权力，在国际性或非国际性的武装冲突和内乱中，以中立者的身份，开展保护和救助战争和冲突受害者的人道主义活动。

3、职责使命：《日内瓦公约》，它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承担以下任务：探视被关押者；组织救援行动；帮助离散家庭重新团聚以及在武装冲突期间进行类似的人道活动。

(4)人道和博爱是什么文化扩展阅读

心地善良的亨利·杜南从小就受到了家庭宗教信仰的熏陶，他非常能够体会民间的疾苦，嫉恶如仇。看到这些受伤的士兵，亨利·杜南决定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由于村内医护人员数量严重不足，许多伤员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使伤情恶化。

亨利于是召集了整个索福利诺的人民，组成了一个临时的救护队，解救这些在战争的残害下痛苦的伤兵和无辜群众。

在当地妇女的帮助下，亨利照顾这些伤员和垂死之人长达三天三夜之久，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回到日内瓦后，亨利·杜南向人们讲述了这惨不忍睹的情况，引发了瑞士公民的强烈震撼。

在瑞士政府的支持下，亨利·杜南于1863年10月29日，组织发起了伤兵国际组织救援会，这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值得一提的是，亨利在该组织成立之初就确立“人道、中立、公正”的行动原则，此后一百余年里使得无数人的性命与生活得到挽救。

㈤ 人人生而平等是一种博爱的观点,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例如墨子提出孟

1、墨子
学术思想

① 兼爱非攻
他的“非命”、“兼爱”之论，和儒家“天命”、“爱有等差”相对立。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要求“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其中不少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所谓兼爱，包含平等与博爱的意思。墨子要求君臣、父子、兄弟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爱人若爱其身”,并认为社会上出现强执弱、富侮贫、贵傲贱的现象，是因天下人不相爱所致。他反对战争，要求和平。
② 天志明鬼
所谓天志就是天有意志，天爱民，君主若违天意就要受天之罚，反之，则会得天之赏。[9]
③ 尚同尚贤
尚同是要求百姓与天子皆上同于天志，上下一心，实行义政。尚贤则包括选举贤者为官吏，选举贤者为天子国君。墨子认为，国君必须选举国中贤者，而百姓理应在公共行政上对国君有所服从。墨子要求上面了解下情，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赏善罚暴。墨子要求君上能尚贤使能，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主张。[9]
④ 节用节葬
节用是墨家非常强调的一种观点，他们抨击君主、贵族的奢侈浪费，尤其反对儒家看重的久丧厚葬之俗，认为久丧厚葬无益于社会。认为君主、贵族都应象古代三代圣王一样，过着清廉俭朴的生活。墨子要求墨者在这方面也能身体力行。[9]
⑤ 非乐
墨子极其反对音乐，甚至有一次出行时，听说车是在向朝歌方向走，立马掉头。他认为音乐虽然动听，但是会影响农民耕种，妇女纺织，大臣处理政务，上不合圣王行事的原则，下不合人民的利益，所以反对音乐。[9]
⑥ 非命
墨子一方面肯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借助外在的人格神服务于他的“兼爱”，另一方面又否定儒家提倡的天命，主张“非命”。认为认得寿夭，贫富和天下的安危，治乱都不是由“命”决定的，只要通过人的积极努力，就可以达到富，贵，安，治的目标。墨子反对儒家所说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认为这种说法“繁饰有命以叫众愚朴之人”墨子看到这种思想对人的创造力的消磨与损伤，所以提出非命。[9]
在墨家整个思想体系中，军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墨子》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政治思想
墨子在政治上提出了 “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兼以易别”是他的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非攻”是其具体行动纲领。他认为只要大家“兼相爱，交相利”,社会上就没有强凌弱、贵傲贱、智诈愚和各国之间互相攻伐的现象了。他对统 治者发动 战争带来的祸害以及平常礼俗上的奢侈逸乐，都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用人原则上，墨子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任人唯亲，主张“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他还主张从天子、诸侯国君到各级正长，都要“选择天下之贤可者 ”来充当； 而人民与天子国君，则都要服从天志 ,发扬兼爱，实行义政，否则，就是非法的，这就是“ 一同天下之义”。
军事思想
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
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亲友，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10]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10]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
① 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10]
② 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入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10]
③ 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子“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10]
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城防、军备、外交、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10]
二是“守城者以亟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10]
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别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10]
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如果说范蠡是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墨子认为，人的知识来源可分为三个方面，即闻知、说知和亲知。

2、荀子
思想观点
主要观点
荀子对各家都有所批评，唯独推崇孔子的思想，认为是最好的治国理念。荀子以孔子的继承人自居，特别着重的继承了孔子的“外王学”。他又从知识论的立场上批判的总结和吸收了诸子百家的理论主张，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明于天人之分”的自然观、“化性起伪”的道德观、“礼仪之治”的社会历史观，并在此基础上，对先秦哲学进行了总结。
1.天道自然的思想
荀子将“天”、“天命”、“天道”自然化、客观化与规律化，见于他的《天论》一文。“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是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
在荀子看来，天为自然，没有理性、意志、善恶好恶之心。天是自然天，而不是人格神。他把阴阳风雨等潜移默化的机能叫做神，把由此机能所组成的自然界叫做天。宇宙的生成不是神造，而是万物自身运动的结果。
2.“天行有常”的思想
荀子以为，天不是神秘莫测、变幻不定，而是有自己不变的规律。这一规律不是神秘的天道，而是自然的必然性，它不依赖于人间的好恶而发生变化。人不可违背这一规律，而只能严格地遵守它。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天道不会因为人的情感或者意志而有所改变，对人的善恶分辨完全漠然置之。荀子对传统的宗教迷信持批判的态度，认为自然的变化与社会的治乱吉凶没有必然的联系。认为祭祀哀悼死者的各种宗教仪式，仅仅是表示“志意思慕之情”，是尽“人道”而非“鬼事”。（《礼论》）
3.“天人相分”的思想
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各有自己的规律和职分。天道不能干预人道，天归天，人归人，故言天人相分不言合。治乱吉凶，在人而不在天。并且天人各有不同的职能，“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礼论》）“天有其时，地有其才，人有其治”（《天论》）
4.“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在荀子看来，与其迷信天的权威，去思慕它，歌颂他，等待“天”的恩赐，不如利用自然规律以为人服务。荀况强调“敬其在己者”，而不要“慕其在天者”。甚至以对天的态度作为君子、小人之分的标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主观能动性，主张“治天命”、“裁万物”、“骋能而化之”的思想。荀子明确的宣称，认识天道就是为了能够支配天道而宰制自然世界。
“化性起伪”的性恶论
荀子最着名的是他的性恶论，这与孟子的性善说直接相反。他的总论点是，凡是善的，有价值的东西都是人努力的产物。价值来自文化，文化是人的创造。正是在这一点上，人在宇宙中具有和天、地同等的重要性。
1.“人之性恶”——一自然资质为性的性恶论
荀子最主要的努力是确认人在道德修养和治理国家中的主体地位。在道德修养方面，作为前提与起点的，是荀子主张的性恶论。荀子从天人相分的立场出发，否定而人性中先验的道德根据。在他看来，所谓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是所谓“生之所以然者”。其自然表现为“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6]。其实质就是人天然有的抽象的自然生物本能和心理本能。
荀子认为人的这种天然的对物质生活的欲求是和道德礼仪规范相冲突的。他认为人性“生而有好利焉”、“生而有疾恶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色焉”，如果“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纷乱理而归于暴”。所以说人性是“恶”，而不是“善”。
荀子这里的情性观与早期儒家《性自命出》一派的思想有关。然而性自命出以“情”为天的观念引出的是自然主义、情感主义的生存论调。荀子没有沿着这一个路向发展，这是因为，他认为天然禀赋的性情是恶的。因而顺应他的发展，将引起人与人的争夺，贼杀，导致社会的混乱，这就是性恶论。
2.“化性起伪”的道德教化论
荀子认为，凡是没有经过教养的东西是不会为善的。对于人性中“善”的形成，荀子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命题。荀子的人性论虽然与孟子的刚好相反，可是他也同意，人人都能成为圣人。荀子以为，就人的先天本性而言，“尧舜之与桀跖，其性一也，君子之与小人，其性一也”，都是天生性恶，后天的贤愚不肖的差别是由于“注错习俗之所积耳”。后天的环境和经验对人性的改造其则决定性的作用。通过人的主观努力，“其礼义，制法度”，转化人的“恶”性，则“涂之人可以为禹”。
孟子说人皆可以为尧舜是因为人本来就是善的，而荀子论证涂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人本来是智的。
3.“化性起伪”的性恶论的意义与目的
性恶论的价值在于：（1）提出人的自然本性的先天合法性，从人的实然层面来看待人性。（2）强调后天环境对人发展的作用。（3）进而说明礼乐教化的价值与意义。
性恶论的限制在于：（1）从性恶出发，固然可说明礼乐教化之“伪”的现实必要性，但由于否认了人的道德先验性，圣人治礼作乐的“化性起伪”的教化行为就失去了坚实的存有论根据。（2）把人的先天的自然本性等同于社会道德之恶，没有真实地看到人的自然本性和人的社会性“恶性”之间具有人的意识的造作性。如此将使社会性的“恶行”具有自然存有论根基，以至于“恶”成为了价值的合理性行为。（3）性恶论使人性的超越幅度丧失殆尽，人完全成为社会宗法等级的奴隶。
性恶论的目的：性恶，或性善，对儒家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其价值仅仅在于如此的人性论奠基可以为现实社会的礼乐教化提供内在人性的根据。
所积而致的成圣之道
就道德修习而言，荀子认为最高的要求就是“成圣”。荀子坚持自己的理论的一贯性，认为在天生的情性方面，圣人与普通人没有什么不同。从一个侧面表现了战国末年贵族和平民依血缘形成的原有的界限的消解。荀子还认为圣人与普通人一样，也只有经过后天的努力，才能够成就自己。“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
圣人与一般人，君子与小人，在先天本性上的差别被取消了。但是荀子立论的意图并不在于从根本上废弃这种差别，反而要从后天努力的角度凸现这种差别。凸现后天努力修为造就君子、圣人，是在强调精神气质、文化教养上的贵族性，荀子学说有浓重的知识化、工具化的倾向，然而在追求成圣，追求贵族性的精神气质与品格的这点上，与孔子的理念是一脉相承的。荀子讲成圣，又希望借圣人的教化，使得社会大众得以转变性情，以至于善。
“明分使群”与古今、礼法之争
荀子的社会政治思想
荀子希望借助圣人的教化，转变百姓的性情。但是荀子认为圣人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他能够“使天下皆出于治”，这就是儒家的外王学。不过荀子按照自己的知识论重组了这种外王学。
2.“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
隆礼重法
对礼法、王霸之争的总结
对礼法、王霸之争，荀子提出了“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的命题。
3.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
荀子在历史观上提出了厚今薄古的“法后王”说，所谓“后王”盖指“近时”之圣王或可能成为王者的“天下之君”，即理想的最高统治者。他认为“先王”的时代久远，事迹简略，不如近世的后王可靠，所谓“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荀子·非相》）即“法先王”必须通过“法后王”的途径才能实现。他主张“法后王”，又提倡继承“先王之道”，意在为封建统治阶级寻求理想的人格榜样。荀子批判以复古倒退为目的的“先王”观，指责“俗儒”们的“略法先王而足乱世，术缪杂学，不知法后王而一制度”（《儒效》）。“法后王，一制度”即是把一切都纳入新兴地主阶级大一统的制度与范围上来。
“虚壹而静”的认识论
1.“天官薄类”和“心有征知”
2.“虚壹而静”的解蔽方法
3.“学至于行之而止”的知行观
4.“制名以指实”的逻辑思想
荀子的思想偏向于经验以及人事方面，是从社会脉络方面出发，重视社会秩序，反对神秘主义的思想，重视人为的努力。与孔、孟相比，荀子的思想则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他在重视礼义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强调了政法制度的惩罚作用。

3、韩非子
法家思想
韩非子虽然是荀子的弟子，思想主张却与荀子大大相反，他没有承袭荀子的儒家思想，却爱好“刑名法术”之学，且归本于‘黄老之学’，一套由‘道’、‘法’共同完善的政治统治理论。韩非总结法家三位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的思想，主张君王应该用‘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治理国家，此为法家之博采众长之集大成者。
秦始皇在初见韩非着作部份篇文内容就佩服地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意思是说，寡人如果能见此人，与其同游谈论一番，那就是死也都无憾了！在韩非死后，当代各国国君与大臣竞相研究其着作《韩非子》，秦始皇在他的思想指引下，完成统一六国的帝业。
韩非子反对政治治理的原则建构在私人情感联系与当代社会道德水平的提升上，主张将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社会秩序建立的前提，强调君主统制权视为一切事物的决策核心，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君主应当运用苛刑峻法重赏来御臣治民，以建立一个君主集权的封建国家。
韩非子在其《韩非子》里面有《解老》与《喻老》两篇，直述自己思想也源自于老子，故后世称之为道法家，意味从道家里面延伸出来的新法家思想。从思想上说，韩非子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从政治上说，商鞅是法家最杰出的人物。商鞅以其思想和行动，创造了一个国家的富强，奠定了天下统一的基础，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法家这两个巅峰人物，都从老子那里得到了丰富的营养。
韩非子之学出于荀子，源本于儒家，而成为法家，又归本于道家。其最高理想为“君无为，法无不为”，认为法行而君不必忧；臣不必劳，民但而守法，上下无为而天下治。但其学说过于尊君，为后世所诟病。
1、名实相符
韩非子另主张‘‘名实相符’’，认为君主应根据臣民的言论与实绩是否相符来决定功过赏罚。
2、依法治国
韩非子着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
3、改革图强
改革图治，变法图强，是韩非思想中的一大重要内容。他继承了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传统，提出了“不期修古，不法常可”的观点，主张“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五蠹》）
4、唯物主义

韩非子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解老》）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解老》）“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子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韩非子反对“前识”的观点。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韩非子提出了“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奸劫弑君》）的着名论题。“参”就是比较研究，“验”就是用行动来检验，就是实践。韩非认为，不经过实践（参验）而硬说是如何如何，是无知的表现；不能确定的东西而照着去做，是自欺欺人。因此他主张“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显学》）。

辩证法
韩非子的思想中有不少辩证法的因素。看到事物不断地变化着，指出“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解老》）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论”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 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子的政治思想为中国封建统一事业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提出对立统一的矛盾论问题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包含了相互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开拓了人们的思路。韩非不愧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思想家。

4、李商隐
政治咏史诗
作为一个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李商隐写了大量这方面的诗歌，留存下来的约有一百首左右。其中《韩碑》、《行次西郊作一百韵》、《随师东》、《有感二首》等，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李商隐早期的政治诗指陈时局，语气严厉悲愤，又含有自我期许的意味，很能反应他当时的心态。在关于政治和社会内容的诗歌中，借用历史题材反映对当代社会的意见，是李商隐此类诗歌的一个特色。《富平少侯》、《北齐二首》、《茂陵》等，就是其中的代表。
李商隐的诗歌创作，开始时醉心于李贺那种奇崛幽峭的风格和南朝清倩流丽的诗体，他有意加以仿效而写了许多歌唱爱情的诗篇。但大和九年（835年）的“甘露之变”，使他目睹了朝官大量被杀、宦官擅权的血淋淋的黑暗政局，思想和创作都发生了转变，写下了不少批判黑暗现实的政治诗。[20] 如表达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愤怒声讨了宦官的罪行，称颂了敢于反对宦官专权的将领，热切盼望铲除宦官、恢复皇帝的权力的《重有感》。又如有意效法杜甫《北征》的长篇政治诗《行次西郊一百韵》。[20]
李商隐的政治诗又多半以借古讽今的咏史诗出现。如《咏史》批判了统治者的荒淫、愚昧和无能。《隋宫二首》其一，意在提醒晚唐统治者要接受前车之鉴。又如《马嵬二首》其二，对唐玄宗为皇帝而弄得众叛亲离，连自己的宠妃也保不住的可悲结局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弄。含蓄深沉，意在言外。《贾生》深寓作者对晚唐统治者佞佛信道以求长生，而不恤国事的讽刺和自身怀才不遇的感慨。又如《瑶池》借周穆王讽刺唐代皇帝们求仙，《随师东》借古事影射朝廷东伐李同捷。
李商隐咏史诗的成功之处，在于注意构思的凝练、取材的精当，巧妙地将历史与现实融合在一起，或用假想之辞创作出带有虚构色彩的场景，突破史实局限，更深刻地揭示讽刺对象的本质；或抓住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或微物，深入开掘，使之具有更高的概括性和典型性。与此同时，将自己的感情和议论自然地寓含在鲜明的形象之中，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和深长的情韵，达到寓意的深刻性与形象的鲜明性、情昧的隽永和谐统一，增强了咏史诗的艺术表现力。
李商隐的政治诗反映了晚唐许多政治、军事事件和重大的社会问题，是李商隐诗歌创作中最有思想价值和认识意义的部分，也是判断其政治倾向的主要依据。李商隐一生惨淡漂泊，整日忙于生计，到老都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和理想，但他却是个勇敢的诗人，针砭时弊，直指朝廷，抨击皇帝，敢于揭开社会的伤疤给世人以清醒的认识，能够使我们看到晚唐社会必然衰亡的命运。

摘自网络网友，谢谢。

㈥ 中国伦理的“仁爱”与西方伦理的“博爱”的文化比较

对中西方伦理价值观进行比较的一个难点是，应作全面系统和动态中的考察分析，不应该是片面、局部和静态中的比较。比较的目的主要不是了解它们之间的相同点，而是辩明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探明这种差异性的缘由，带着批判的眼光，毫不留情地审视本民族伦理价值观中的弊端和西方价值观中的偏颇与缺失，在此基础上继承和弘扬自己民族文化精华，吸取西方文化的积极因素，寻求在克服弊端、偏颇与缺失的过程中，贯通古今、融合中西的路径。
一、仁爱与博爱
仁爱思想具有深刻的人性意识和丰富的社会观念。仁爱思想首先建立在突出和尊重人的地位的基础上。孟子认为人与禽兽（即人的自然状态）的区别之关键在于人的“人伦”关系，也就是人的社会性，就是人化本质。仁爱思想的不竭生命力在于将人视为目的而不是手段。它强调的是人性的正面，是道德创造的精神本源。这种可以称作维系文明社会人际关系的原则，发端于“孝悌”这种基本的人伦感情，所谓“亲亲为仁”。父母兄弟是人类最基本的人际关系。“孝悌”既具有很强的自然血缘特征，又使父母兄弟的关系具有了人文特征。仁爱思想要求人们首先要将爱施予有血缘关系的人，一个人只有实现了“孝悌”这种基本的人伦感情之后，才能将爱推及到其他人身上。仁爱的向外展开，就是“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尊敬、敬重、忠恕与诚信为仁爱之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及人、美人之美，暗含了对别人的尊敬、诚信和宽容心，暗含了对人的独立价值的肯定。仁爱思想在长达二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中，一直是中华民族文化生活的最高指导原则，它使孔子荣获世界上公认的十大思想家之首的美誉。在国与国、宗教与宗教、社群与社群之间矛盾冲突、局部战争频仍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正在将仁爱思想当作全球的普遍伦理，作为解决人类纷争的准绳，作为建立人类行为规范的共同基础。仁爱思想的超时代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于它能建立一套人伦道德规范（当然要注入时代精神），成为协调社会伦理关系的准则，使社会在保持稳定中求得发展，而且能为日趋多元化的人类社会带来真正的和平与幸福，实现人类社会“和而不同”、“不同而和”的真正的和谐理想。然而，仁爱思想也具有难以消解的两大弊端：其一，这种崇高的道德理想原则并不能在操作层面上不受经济条件和其他条件的制约，而具有超越国界和时代的特性。在封建专制主义的利用下，统治阶级尽可以利用它向民众广泛地倡扬，而真正能身体力行者几许？有人认为这种道德理想主义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孕育了一个虚假的官宦群体，尤其是倡扬者本身，多是些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封建伪君子，造就了为数众多的双重人格，他们用双重价值和道德标准行事，导致社会伦理关系的恶化。其二，“亲亲为仁”的仁爱思想是以人伦为基础，以情感、情理为法则，对事物的判断往往不是依据原则或公道，而是囿于人伦、人情，生怕对不起与自己关系近的人。这样的逻辑运作往往造成人们法律观念的淡薄、民主意识的匮乏，情感浸蚀法律，导致我国社会长期以来权大于法，有法制而无法治的局面难以彻底改观。
“博爱”是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提出的口号，指对人类普遍的爱。其实，在中西方传统伦理文化中早就有这个词，泛指爱一切人。韩愈《原道》中有“博爱之谓仁”，与仁爱很相近。“爱”在西方文化中的大多数场合下，指“性爱”或“情爱”。西方人认为，“爱”由自然本能欲望而产生，不仅人会产生爱这种情感，野兽同样彼此相爱，无论空中的鸟、水中的鱼、沙漠里的兽，都有爱这种感情。“爱是万物之主宰，对万物很公平，不差分毫。”（维吉尔：《田园诗篇》）这也可看作是对博爱的一种解说。西方人相信爱的力量，认为爱能征服一切，也能毁灭一切，这是因为爱有正邪之分。但丁在《神曲·炼狱》中说，“自然的爱是从没有过错的，但理性的爱却由于对象邪恶，或由于活力不足，或过胜而犯过错”。因此，“爱必定是你身上的美德的种子，也必定是你每一种值得惩戒的行为的种子”。由此可知，西方人的博爱的情感是建立在对人性的负面的认识基础上。在中国人看来，人的自然本能欲望属于人性恶的范畴。动物性的爱与人伦之爱大相径庭。西方的博爱的人性基石乃是一半为善、一半为恶，“善”与“恶”的原型即上帝和魔鬼，要想去除魔鬼那一半，使天使那一半不断得以完善，就必须对上帝的恩典充满信心，希望得到上帝的拯救。在奥古斯丁看来，博爱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上帝的信心和希望上，要得到上帝的拯救，就要爱上帝、爱真理，并由此出发爱世人，不仅爱自己的朋友、爱自己的邻人，还要爱自己的仇敌。基督教神学认为上帝创造并“爱”一切人，人的最高的爱也应当是对上帝的爱，而这种“爱”又需表现为对世人普遍的“怜悯”、“仁慈”，为此甚至应当蔑视、否定自爱和世俗的肉体生活。中世纪之后，这种神圣化的博爱虽受到冲击，但对欧洲人爱的观念仍有很大影响。至于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提出的博爱体现了人性从“神性”中的解放。博爱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之上，西方人不认为恶是一种必须加以清除的异质内容，而是当成自身文化中血肉相连的存在部分以构成一种以毒攻毒的机能。博爱不像仁爱靠“善”自身的一种茫然的努力，而是借助于恶，依赖“恶”的成分的消长使自己产生力量。由于中国的仁爱完全建立在善的基础之上，对人性的阴暗面发掘不够，尽管仁爱的思想体系完备巨大，社会现实的“恶”的现状却难以（甚至从未）改进。“这实质上是一个失去了‘半壁江山’的文化漏洞，失却了‘恶’，使中国文化对于‘善’的追索过程也难以完成。这形成了完全的‘善’与完全的‘恶’的对立，致使中国的传统在完全虚伪的‘恶’的形象和极端的‘善’的革命中很难把真正的民族性的瑰宝观念继承下来，往往在鱼龙混杂中被一概否定了。”（苟小泉：《试论中西善恶观的差异》）这样，使中华民族真正的“善”，真正的精华也不能得以深入。西方的博爱由于建立在恶的基础之上，善与恶的张力、恶与恶的运作，不断指向新的“善”的目标，由于善和恶都不可能被自身所评价，而要求一种普遍性，于是，博爱的孪生兄弟——平等、自由和人权便产生了。当然，博爱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所有人都施以爱，完全无差等的爱实际上是不可能也不存在的。至于资产阶级的博爱、自由的虚伪性早已昭然若揭，此不赘言。
二、整体与自我
重整体轻自我是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个基本的价值取向。中国封建宗法社会的先民们长期束缚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形成了重土轻迁，父母在不远游，眷念家园国土的情怀。其社会结构是家国一体模式，家成了国的缩影，国成了一个扩大的家。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使中国人自然而然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事就是天命，人道即天道。人伦、人情与人缘三位一体，使个体成为这个网络上的一个纽结，个体的价值只能依存于群体的实现而实现。在中国人看来，血缘关系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君臣、朋友等关系均由此推出，个人在这些群体的关系中是一依存的分子，几乎没有“自我”的空间和余地。中国人习惯于将个人称为角色而不称个体，是具有群体生存需要，有伦理道德自觉的主动的个体，并且认识到其行为是由行动者知觉到这个关系中的其他人的思想、情感和行动所决定的。因此，每个人都是他所属关系的派生物，只有自我被放在合适的社会关系中时，才是最有意义、最完全的。中国人的修身是为了齐家、治国、平天下；自我的修养践履是为了父母亲人、光宗耀祖。作为年轻的父母，是为传宗接代、养育出色的孩子，为团体、为国家、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费孝通先生说“中国文化的活力我想在世代之间”〔1〕，这是很深刻的。从古至今，这一伦理价值取向引导中国人重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社会利益。“公而忘私、国而忘家”，“以公灭私”的思想深入人心，形成了中华一体的凝聚精神，铸就了中华民族为国为民、伸张正义、坚贞不屈、历劫不覆、临难不惧、舍生取义、天下为公的民族精神。这种整体主义价值观念自古至今激励着一代又一代正直的中国人发奋向上，不屈服恶势力，坚持与外来的压迫作斗争；这种整体主义价值观念使海内外包括香港、台湾、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及欧美各国所有华人团结一心，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亲和力、自尊心、自信心和自强心，真正实现了中华形神一体。
但是整体主义价值取向的弊端也是不容回避的。其一，封建时代的整体主义是“民本”与“尊君”一体两翼的整体。爱国与忠君是一回事，自我名义上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实际常常被专制主义所愚弄，自我在为实现“整体”利益的过程中被专制主义几乎泯灭。其二，整体主义使“自我”无法生长，个体考虑的是如何在“二人”关系中“安心”、“安身”，自我人格受到压抑，“不敢为天下先”成为人际关系的基本规范，创造力在自我的压抑下难以得到培养和释放。其三，整体主义价值取向使个人难以在调节公开的行为时承担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当这种行为隐含着重要的他人时。这种情况我们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可以十分明显地感受到，它容易导致权威主义，而不易产生真正的民主。这种负面效应对社会伦理关系的破坏，在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得最为明显。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两次失去与当今发达国家并行发展的机会。一次是明清时期；另一次是战后50年代至70后代，这两次落伍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与过分强调整体而压抑了自我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无关系。
崇尚个人与自我是西方伦理价值观的一个基本取向。 早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民主制，在强调城邦的利益的同时就十分强调个人的作用。西方民族的生产方式以工商航海为主，决定了其生活方式不可能长期保持聚族而居，血缘纽带比较松散。在社会变迁中，地域性的国家代替了血缘性民族，个人本位代替了宗族本位。个体的基本社会角色是公民而不是家族成员。人与人之间不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人伦关系，而主要是国家政治制度规定的法的关系。西方文化将人放在与自然对立的关系中去规定。在这种文化中，个体总是要使自己独立于他人，自我是独立自主的，自我表达和实现被认为是最重要的。个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必须将自我理解为其行为主要是参照自己内在思想、情感和意志，而不是参照他人的思想、情感和意志才是有意义的。因而我们可以把西方的伦理价值观称为“重个人”的价值观。尤其是文艺复兴运动之后，崇尚自我的价值取向更加鲜明地突现出来。崇尚自我的价值取向有利于塑造独立的人格。这种人格善于直接表达自我，为求真而诚实、坦率，信奉靠自我的实力在合法的范围内运用种种手段和工具，以追求个人的表现和成就，不想依附权贵企图通过依赖他人压抑自我来寻求进步；在学习、工作和社会生活中喜欢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寻求各种机会以充分展现自己、实现自身的潜能，不是畏首畏尾、瞻前顾后以迎合他人，不偏离规范、要求、习俗去扮演自己的角色。崇尚自我的价值观的最大好处是有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和开放的个性，这恰恰是发挥天赋才能、迸发创造力火花的前提和源泉。一个人人都有个性的社会是容不得专制和一种声音的，他们会迫不及待地发表自己的见解，从而使管理国家的过程经常奏出雄混壮美的交响曲。在近代以来的几百年来，西方世界在崇尚自我的价值观的倡导下，无论在科学领域还是在思想领域，涌现出无数影响整个世界的伟人，诸如哥白尼、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亚当·斯密、康德、歌德、达尔文、托尔斯泰、马克斯·韦伯、爱因斯坦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是改变整个世界的最最杰出的思想家、理论家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
崇尚自我的伦理价值观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它使人成为互不相关的孤立、隔绝、人与人处在相互对立中的人。它在催化了资本主义市场并支撑其政治秩序的同时也酿成社会的精神病态，如人异化为谋取功利的工具，丧失了人的目的和生活意义，导致种种社会道德和精神危机。1979年7 月美国总统卡特在电视演说中指出：“这种道德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触及民族灵魂，危及社会制度。”今日西方社会的物欲横流、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不仅在西方社会泛滥成灾，而且早已波及到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严重影响社会经济政治的有序发展，并对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产生巨大的误导。
中国的整体主义价值观与西方的崇尚自我的价值观，体现在伦理文化与思维特质上的差异是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继承性，西方文化具有突出的求异性。中华文化五千年来从未中断，儒释道在交融互补中传承下来，不仅在典籍文化方面资源极为丰富，传统文化通过社会行为文化层面使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延续下来。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像中国文化的继承性这么强的文化。中国文化的继承性强并不等于自我封闭。儒道文化具有很强的兼容性和开放性，善于汲取和涵摄外来文化的积极成果。眼下的中国青年对新科技、新思想的热切向往与追求，正是促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使之具有更大的兼容性和开放性。但是我们又不能讳言，在中国文化继承性强的优长中同时包含了它的缺失——求异性思维弱。儒家思想由元典至汉代儒学，从经学而理学，直到现代新儒家，虽然在理论形态上越来越完备，在思想内容上有对各种学说的吸纳、涵摄、融汇与改造、创新，但儒家的思想主旨则是一脉相承，几乎没有人敢另立炉灶，自创一种新的学说。西方文化虽说也离不开后人对前人的承接，但其流派之纷呈，新思想、新学说的创立具有别开生面，给人以刺激，使思想学说得以碰撞，各种新思想新学说层出不穷。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逐步战胜封建神学专制主义的过程中，在思想领域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哥白尼把人类居住的地球从宇宙中心的地位谪贬为星际世界的普通一员；达尔文强迫人类放弃自己高贵的血统，让人们不得不承认自己与鸟兽有兄弟的亲属关系；弗洛依德使人类丧失了对自己理想的骄傲，洞察了人性之底蕴，发现了人的潜意识才是人的精神活动的主体……当然最为辉煌和伟大的功绩莫过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剩余价值学说，给世界带来了真正的光明。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都是在求异思维中突破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元典理论，才使俄国革命、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未来的知识经济时代，中国人既要进一步弘扬自己民族文化的优长，努力增强自己的凝聚力，使汗牛充栋的人文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又要努力培养新一代具有很强的求异思维品质，敢于大胆怀疑，富有远见卓识，有胆略、有魄力地提出新的思想和设计方案，善于突破陈规，创造出可以引以为自豪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来。21世纪是一个呼唤求异思维的世纪，惟有善于创新的民族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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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红十字会的作用是什么

红十字会是一个遍布全球的慈善救援组织，目的是为推动“红十字运动”（或称“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是全世界组织最庞大，也是最有影响力的类似组织，除了许多国家立法保障其特殊地位外，于战时红十字也常与政府、军队紧密合作，成为了一个人尽皆知的慈善组织。
国际红十字会创立于1864年，创始人是瑞士人亨利·杜南。1862年亨利·杜南把自己目睹索尔弗利诺战役的惨状和伤员急需救助的实况，写成了《索尔弗利诺的回忆录》并自费出版，希望唤起社会的注意，号召群众成立一个民间的、中立的伤兵救援组织。
1863年，杜南与古斯塔·莫瓦尼埃、吉勒姆·亨利·杜福尔 、路易斯·阿皮亚、西奥多·莫诺瓦等共同成立了“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成为国际红十字运动的开始。
1864年，红十字会运动已经扩散至欧洲12个国家，在日内瓦签署了第一条日内瓦公约：《改善战地陆军伤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救援伤兵国际委员会于
1875年，改名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并扩展到伊斯兰国家，由于十字是基督教宗教符号，1876年奥斯曼帝国采用“红新月”标志，波斯帝国采用“狮子和太阳”图案。
1929年，国际红十字会承认了这两个符号。
1986年，国际红十字运动改名为“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
1991年红十字会联合会改名为“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
红十字运动有7项基本原则：人道 Humanity；公正 Impartiality；中立 Neutrality ；独立Independence；志愿服务 Voluntary Service； 统一 Unity ；普遍 Universality 。
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现在都是联合国的观察员。
世界红十字日，定为每年的5月8日，为纪念红十字运动的创始人亨利·杜南而命名。
中国红十字会名誉会长是胡锦涛。中国红十字会会长是华建敏。

㈧ 中国伦理的“仁爱”与西方伦理的“博爱”的文化如何比较

中国伦理的“仁爱”是《论语》的核心思想。儒家的仁爱包含了三个大的层次：以家庭为体系的爱、以社会为体系的爱和以宇宙为体系的爱。这三个体系内的爱是相互联系的，并且有着共同的哲学基础，即儒家“过犹不及”的中庸思想。

西方伦理的“博爱”是对全人类的广泛的爱，但是不发达国家一般不再此列。所以西方的博爱只是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自身的，或者说，博爱对西方占绝大多数，对于欠发达地区只占百分之几。

㈨ 红十字会的精神是什么

人道、博爱、奉献。

人道主义：是红十字会精神的首要精神，人道主义是一种世界观和历史观，一种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人道主义，属于人类文明共同的精神财富。

博爱：是红十字会的精神之二，博爱是要人与人之间有一种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那么最基本的条件是“人人平等”，有一颗热忱的心，博.爱的爱是有程度限制的，因为这种爱因为范围的广泛，所以只能是一种泛泛的爱，就是对其他人有一种热忱的心去帮助所有需要关心的人。

奉献：奉献是不计报酬的精神，是有一份爱发一份光，是我为人人，奉献者付出的是青春，是汗水，是热情，是一种无私的爱心，甚至于是无价的生命，因为有人奉献，社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才会不断增加，人类才会不断前进，奉献者的生活是一种幸福，一种崇高的情感，是他人的尊敬与爱戴。

㈩ 人道，博爱的解释

博爱：作动词

普遍的爱世间所有的人

人道：

1作名词

指爱护人的生命、关怀人的幸福、尊重人的人格和权力的道德

2作形容词

合乎人道的

3作名词

古代指封建礼教所规定的人伦

4书面语作名词

泛指人事和为人之道

5作动词

指人性交（就能力来说，多用于否定式）

以上是我刚刚在《现代汉语词典》里帮你查的

希望可以帮到你哦

开始大意了，现在查漏补缺，望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