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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化论讲的是什么

发布时间:2022-08-17 15:54:29

㈠ 听说进化论被推翻,真的吗

世界上有很多论调,而大多数都属于推理性的论调(也就是对未知事物的一种科学性推理),只要具有推理性,在科技不断发展的今天,就会引来质疑,更何况是百年前的推理。
现在“进化论”在发源地是英国,大多数中国人看到的基本还是100年前的老剧本。
一,谁知道达尔文? 只要读过《物种起源》或进化论就知道了。
《达尔文进化论》122页文章:“是否仅仅由于某一个体的微小突变,就可以形成新的物种? ……很难想象仅仅爬虫类微小的变异,就出现了飞翔于空中的鸟类。为了能在空中飞行,爬虫类需要发生很多必要的变化:爬虫类前肢要演变为用来飞翔的翅膀;大脑发生进化,以便控制翅膀;骨骼内部中空,以此来减少体重……。就像一辆汽车,如果要变成飞机,从外形到内部的发动机都要进行大的改变。我们很难想象以上这一状况,仅仅由于逐渐变异就能够完成。”
文章也承认“达尔文‘进化论’的最后一个不足在于,迄今为止所发掘的化石与形成的结论的动物考证之间的矛盾。迄今为止的化石研究中,都没有发现任何进化过程的中间化石,也就是说存在很多未知的谜。……但迄今为止人们都没有发现一个带有或长或短尾巴的猿人化石;没有发现一只脖子为中等长度的长颈鹿化石……。只要找不到进化过程中间的物证,这个谜无法完全解开,达尔文‘进化论’就是不完整的,就会存在着异议和争论。”迄今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证据能证明达文主义“进化论”假说的真正可信。
世界着名古生物学家、 “进化论”泰斗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也公开承认,绝大多数生物化石的历史都包涵两个与渐进式的“进化论”有冲突的特点:
1,稳定:过去绝大多数动物生活在地上的时候都没有显出明显的进化或退化的现像。多数物种在地层中出现时与它们消灭时的外形几乎都是完全一样。即使有改变也是十分有限,并且没有显示进化的一定方向。
2,突然出现:世界各地调查的结果证实,任何物种并非由始祖逐渐改变而来;相反地,各种生物出现时都已经“全部完成”了。
古尔德的文章也坦然自若地告诉人:“进化论”不是研究生命最终极的来源,不是得知生命最深奥意义的途径。探讨生命最初是怎样在地球上出现的,这是其它科学的任务,因为“进化论”只研究生命产生之后的变化。
1984年7月1日在中国云南发现的澄江动物化石群,距今5.3亿年,其化石之精美、门类之众多,为世界古生物之最。一个点击率很高的云南省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主办的官方政务网资料第四篇总结说:在达尔文时代,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确是个极大的难题及挑战。
《参考消息》2009年2月6日第7版转载文章说:新研究表明,动物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现的时间比以前认为的要早数千万年。……新的年代测定回答了曾经困扰查尔斯•达尔文的难题。文章还说:达尔文推断,如果没有之前的进化,此次生命形式大暴发就不可能发生,但是在他的一生中没有出现能够证明他的直角的化石。
1991年8月7日《文汇报》发表《进化论的新论争》一文说:“达尔文学说和现代进化论,近20年来受到来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尖锐批评,这些批评又引起新的激烈争论。张昀在1991年第2期《北京大学学报》上撰文说,新争论涉及进化论中的基本原理、概念、认识论和对各层次的生物现象的解释……达尔文学说自它诞生以来,就不断地被修正、改造和更新。进化论发展了,老的概念或者演变了,或者摒弃了,而适合的新概念又尚未产生,这正是当前进化论面临的危机。”
2010年3月21日《参考消息》第7版文章明白地告诉世人,地球生命是如何开始的到今天还是属于“六大未解之谜”之一,文章说:“时至今日,没有人成功地在据信与原始地球相同的条件下创造出生命。因此有猜测说,生命可能来自太阳系中的其它地方甚至太阳系以外,我们完全不知道答案。”
1999年8月24日《每周文摘》报导,达尔文提出各种生命存在着同一个祖先的进化理论,最近受到了挑战,加拿大达尔豪西大学的进化生物学家杜立特对各种基因进行了深入的微观研究,提出所有生命并非源于同一祖先。
1987年3月9日《温州日报》在《进化论的危机》一文中讲到“进化论的内在重重矛盾正在使这种理论本身逐渐瓦解”。
二,提及“进化论”人们都会联想到是主导世界的“科学”定律,而与神创论势不两立。深入研究,达尔文的假说显然对真正的生物科学无疑是个巨大的打击,对道德观念、和平意识的神学思想自然就是个死对头。完全地改变了生物科学的规范和方向,并且一直误导世界人类,引人走向无知。那么创始人达尔文真是这样无知的人吗?
2009年12月9日《参考消息》第12版转载达尔文本土──英国“进化论”研究家“采访”了真正达尔文的原着;实事实话露骨地说:“写《物种起源》如同供认一桩谋杀案”:
《新科学家》:我必须问一个很多作者(笔者:捍卫和传抄“进化论”者)都不得回答的问题:你是如何得到写作灵感的?
达尔文:在我看来,所有有关联的物种很可能来自同一个祖先。但几年来,我一直不知道每一种物种形态为何如此完美地与它们的生活习惯相结合。……因此,当我阅读“马尔萨斯人口论”时,“自然选择”的想法突然诞生了。
……。
《新科学家》:你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吗?
达尔文:以否认上帝存在的标准来衡量,我从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我认为,说我是不可知论者更恰当。
《新科学家》:宗教信仰与你的理论之间最明显的矛盾是什么?
达尔文:在我看来,一个人既是虔诚的有神论者又是“进化论”者是有可能的。
《新科学家》:一些坚决支持“进化论”的人可能会否认这一点。在与反对“进化论”者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有时被指反应过激。
达尔文:我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的好朋友赫胥黎不那么频繁抨击他人且态度更加温和,那么他的影响力会更大,尽管他已经很有影响力了。
这是达尔文本家,极有声誉和影响力的英国《新科学家》周刊,根据已故达尔文的原始信函所发表的。这就让人明白,世界人类感受到的达尔文与真的达尔文竟有如此180度的差距。
近水楼台先得月,达尔文自家的英国先得着了。因为他们是产地,得着这个月亮却知道它的底细,看透这水上的月亮是假的。所以有所冷静、不再狂妄崇拜达尔文而且开始露底了。
那么作为科学装进人们大脑的所谓生物学的“进化论”是否仅活100年的人要找的真知呢?
才起步的中国,因为一时文化水平未跟上,人们还看到“人是猿猴变”的还讲得过去,但是谁都想不到,今天文化水平都较高的美国达尔文主义捍卫者接过手来,成了只有无条件接受的绝对信仰,比太上皇还要“保护”得好;达尔文“进化论”不能批评,反对它就会弄得身败名裂、引火烧身。明眼人不难发现;真正的、事实的科学要如此保护吗? 为什么生产“进化论”的英国今天不作重点保护,而美国却奉为至宝呢?
近代科学发现:人类天生一个免疫球蛋白IgG基因, IgG基因生产一大类免疫球蛋白,理论推算可抗原有180亿种之多,免疫球蛋白是针对外界抗原而生产的特异性抗体,外界抗原还没进来(甚至还没有发生),IgG基因己经预存了未知抗原的信息,备下了应对它的抗体制作法。这是太不可思议了!况且人的一生未必会遇上180亿种抗原, 这将把“自然选择”抛得无影无踪。因为它是未发生信息却先具备功能,而“自然选择”先有久而久之的适用后再保留。
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生物进化系的马西莫•皮戈刘希 (Massimo Pigliucci)说:“就目前来说,我认为在生物学界,是否‘自然选择’能够引发复杂生物体产生进化的唯一进程,这还是一个伟大的难解之谜,……。”
诺贝尔奖得主,首破DNA密码的弗兰西斯克里克推论说:“在这个地球,生命不可能靠任何自然过程起源。”
1995年7月19日《人民日报》:“我们仿佛听到了达尔文进化论葬礼的钟声。”
一直“猿猴变人”的谎言,现今达尔文主义真正的科学家也公认:“人不是猿猴能进化的,因为基因学证明不可能”。所以近来真正达尔文主义的捍卫者们又公开承认:“进化论并不相信人是由猿或猴而来,而是人和猿有共同祖先。”
那么为什么现今人们还看到“人是猿猴变”的呢? 若有人以科学论证去质疑‘进化论’恐怕立即有人会说:“不信‘进化论’ 你是属于文化低,没有受过多少文化教育……。”这人看过“进化论”吗? 我国政府再三强调“社会要和谐、人民要稳定、世界要和平”的今天,是否还要跟随另有用心的美国达尔文主义捍卫者将中国“适者生存、弱肉强食”呢?
一个人非常难得来到这个世上,仅仅也不足100年的日子里,若得到的都是假的,比如,买个纯金钻石戒指是玻璃的铜戒指、买支日本野山参是箩卜晒的干,而且哪人一定说,那是真货,强要你去信它,你感觉会怎么样呢?
那么“天外来客”都被人们发现的今天,人人需要真知的今天,若还有人要你相信完全错误的达尔文主义假说、五体投地信仰他转手倒卖、真正“进化论”学家早已丢弃的陈旧过时“假说”,追求真知的人啊!你心中如何呢?

㈡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乌鸦为什么全身是黑的金钱豹为什么会有金钱的斑纹……请你走进动物王国,

遗传变异,自然选择

㈢ 简述达尔认为构成多元民主的六项基本政治制度要素有哪些

罗伯特·达尔是美国当代着名政治学家,西方行为主义政治学的一位代表人物。他1915年出生在美国,1936年在华盛顿大学获文学士学位,1940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服完兵役后于1946年起在耶鲁大学执教。先后担任过尤金·迈耶讲座教授、斯特林讲座教授、福特研究教授、美国行为科学高级研究中心研究员。曾经担任过美国政治学会会长(1966—1967年),1986年成为荣誉退休教授。1963年和1990年两次获伍德罗·威尔逊奖,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达尔在西方政治学领域树立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倡导了行为主义,力图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经验科学”,这方面的代表作是《现代政治分析》(1963年);二是提出了多元主义民主的理论,代表作有《民主理论的前言》(1956年)、《多元政体:参与与反对》(1971年)、《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1982年)、《民主及其批评者》(1982年)、《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1985年)、《民主、自由、平等》(1986年)、《论民主》(1999年)。

一、多元主义民主理论产生的思想渊源

通过分析和评论近现代欧美国家学者提出的多种民主理论,达尔建立起了自己的多元主义民主理论。
1、对麦迪逊式民主理论的批判性借鉴
着名的民主理论研究者戴维·赫尔德曾经讲:“尽管熊彼特和韦伯的研究是多元主义最主要的来源,但是,多元主义的知识参照系却首先是由两个思想流派确定的:即美国民主理论中麦迪逊主义的遗产和认为人们必然要竞相追求利益满足的功利主义观点。”[1]1956年达尔出版了《民主理论的前言》。在这部着作中,达尔着重对西方两种最具有代表性的民主理论——麦迪逊式民主理论和平民主义民主理论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达尔认为,麦迪逊的民主理论将欧洲文化价值与美国的现实国情有机地结合起来,不仅对美国政治体制和政府模式的形成起过决定性的影响作用,而且被深深地植入了美国人的政治思维之中,大多数美国人喜欢并接受了这种麦迪逊式的政治体制。
达尔指出,麦迪逊式的民主理论有十个假设:
假设1:如果不受到外部制约的限制,任何既定的个人或个人群体都将对他人施加暴政。
假设2:所有的权力(无论是立法的、行政的还是司法的)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意味着外部制约的消除。外部制约的消除导致暴政,因此,所有的权力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意味着暴政。
假设3:如果不受外部到制约的限制,少数人将对多数人施加暴政。
假设4:如果不受外部到制约的限制,多数人将对少数人施加暴政。
假设5:对于一种非暴政共和的存在,至少有两个必要的条件:第一个条件:必须避免所有的权力,无论是立法的、行政的还是司法的,聚集到同一些人手中,无论是一个人、少数几个人还是许多人,以及无论是通过世袭的、自封的还是选举;第二个条件:必须对宗派加以控制,以致他们不能采取不利的行动,损害其他公民的权利,或者损害社区的持久凝聚的利益。
假设6:经常的普选将不会提供一种足以阻止暴政的外部制约。
假设7:如果要控制宗派,避免暴政,那么就必须通过控制宗派的后果来实现。
假设8:如果一个宗派由不足多数人组成,那么可以实施立法机构中关于投票的“共和原则”来控制之,这就是说,多数人可以否决少数人。
假设9:如果选民在利益上是众多的、广泛的和多样的,那么多数人宗派的发展就能受到限制。
假设10:如果选民在某种程度上是众多的、广泛的和多样的利益,那么多数人的宗派就不大可能存在,如果的确存在的话,它也不大可能像一个统一体那样行动。[2]
达尔认为麦迪逊的10个民主假设要么是定义式的,要么是经验式的,存在着诸多不足。这一理论未能成功地协调两个相互冲突的目标,即多数人决定政府政策的“多数制”与保障少数人的自由以使他们的地位、权力和财产不受多数人的威胁和侵犯的原则。这一理论的缺陷就在于过分夸大了政府官员之间相互制约的重要性,而低估了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存在的社会制约和平衡作用。如果没有社会的多方面的制衡,仅仅政府内部对官员的制约能否有效地防止专制和滥用权力非常值得怀疑;反之,有社会的多方面的制衡作保证,政府内对官员的制约和政府机关之间的制衡则能有效地防止专制和滥用权力。正是从这一分析中,达尔找到了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发展社会制衡。
2、对平民主义民主理论的批判性借鉴
在谈到平民主义民主理论时,达尔肯定了其原则的合理性。但从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法论入手,他指出了这一理论的若干不足。达尔把平民主义民主理论概括为四个定义:
定义1:当且仅当作出统治的过程同人民主权论的条件以及政治平等的条件相容时,一个组织才是民主的。
定义2:当且仅当这种情形存在时,即每当人们觉察到存在着不同的备选方案,被选中为政府政策并加以实施的方案必须是最为成员所偏好的,人民主权的条件才得到满足。
定义3:当且仅当对政府决策的操控时这样地位每一个成员所共同拥有,即每当人们觉察到存在着不同的备选方案,而每个成员的偏好,在施政方案的敲定中,均被赋予同等的分量时,政治平等的条件才得到满足。与平民主义民主的决策唯一相容的规则是多数规则。
定义4:规则A:多数统治的原则规定,当在不同的备选方案之间进行挑选时,为较多数人所偏好的方案应该被选中。[3]
在界定了平民主义民主理论的这几个定义后,达尔逐一进行了分析。达尔以四种反对意见来展开自己的论述:第一种反对意见认为贫民主义民主理论提出的每个公民都对某个选择有一种偏好的观点缺乏根据,因为有许多公民对选举和决策是冷漠的,达尔认为,这种反对意见没有集中问题的核心,政治冷漠不影响偏好的选择;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当每一种备选方案为数量相等的公民所偏好时,多数原则没有提供任何解决办法,达尔认为这种意见是正确的技术性意见;第三种反对意见认为任何同人民主权与政治平等的条件相容的令人满意的规则都不可能被提出来,达尔认为这一意见可以被普遍化;第四种反对意见认为即使存在着一个多数,仍然无法找到一种满足规则A并且同时满足某些实际要求的办法,达尔认为,在现实生活中,这一完善的状况很少出现而且成本高昂。其实,达尔反驳平民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根据就是肯尼斯·阿罗的不可能性定理。这一点达尔自己讲:“对于许多有关争论的洞识,我要归功于在阿罗的《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一书中发现的启示。”[4]
达尔在对平民主义民主理论做了以上阿罗式的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民主理论不应忽视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是社会上的多元制衡,而不是宪法上的分权制衡,尽管后者也是民主得以实现的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
3、对托克维尔民主理论的借鉴
托克维尔对达尔的影响在达尔的书中是清晰可见的。在1956年的《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达尔在谈及对权力的社会制衡时,便引及了托克维尔的思想。30年后,1985年在《经济民主理论的前言》中,达尔对于托克维尔关于社会制衡的理论依然推崇备至。他说:“托克维尔也强调一种特殊类型的社会对于民主的重要性,在这样的社会中,权力与各种社会功能以一种分散化的方式由众多相对独立的社团、组织和群体来行使。他强调如下因素的极端重要性:独立的报纸、作为一种独立职业的律师、政治社团以及参与公民生活的其他团体,不仅包括‘商业公司和制造公司,也包括成千上万的其他种类的社团——不管是宗教的还是道德的、严肃的还是轻浮的、涉及面广泛的还是有限的、大型的还是小型的’。托克维尔是第一个认识到民主的体制与一种多元的社会与政体具有亲和性的人之一。它是完全正确的。”[5]他在1982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中也多次引用托克维尔的思想。达尔谈到一个观点,如果人们不产生信仰,民主就无法存在。他说:“事实上,托克维尔将信仰、风俗、习惯看得比宪法和法律更重要,因为没有信仰的支持,法律体系是毫无意义的,这一点他已经在他所处的时代的南美洲各国发现了。”达尔进一步提出,多元民主要以财产、财富、收入、教育、社会地位、信息等方面的平等为基础,而这种平等“托克维尔认为他早已在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人或者至少在成年白人男性公民中间已经发现了。”[6]可以说,达尔的很多观点都来自于托克维尔。

二、多元主义民主理论的基本内容

1、对民主的界定
达尔对民主的概念有自己的理解,他把民主分为理想的民主和现实的民主,并分别给予了界定。
首先,从理想民主的角度来说,民主有五个标准。
达尔认为,衡量一个政治过程是否是民主的,至少有五项标准,即有效的参与(在政策被社团实施之前,所有的成员应当拥有同等的、有效的机会,以使其他成员知道他对于政策的看法)、投票的平等(当人们就政策做最终决定的时候,每个成员都应当有同等的、有效的投票机会,而且,所有的票数应当同等地计算)、充分的知情(在合理的时间范围内,所有成员都有同等、有效的机会来了解各种备选的政策及其可能的结果)、对议程的最终控制(惟有成员可以决定议程如何进行,处理哪些内容)、成年人的公民资格(全体成年常住居民,或者至少大多数成年常住居民,应当充分享有这些公民的权力)等[6]。这五个标准缺一不可,并且可以互相证明其他标准的必要性。有了这样一个民主的概念,达尔认为实行这种民主至少有十大好处:避免独裁者暴虐和邪恶的统治、保障它的公民享有许多的基本权利、保障公民拥有更为广泛的个人自由、有助于维护人们自身的根本利益、为个人提供最大的机会、使政府能够最大限度地履行其道德责任、造就相对较高的政治平等、国家之间彼此之间没有战争、国家更加繁荣。
其次,从现实民主的角度看,要真正实现民主需要一定的安排、惯例和制度。
达尔列举了六项制度:选举产生的官员(宪法规定,公民选举产生的官员,具有对政府政策制定的支配权),自由、公正和定期的选举(上述官员都是在定期的、公正的、强制极为罕见的选举中选拔出来的),表达意见的自由(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无论是官员、政府、体制、社会经济秩序,还是主流意识形态,都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而不必担心遭到任何严厉的惩罚),接触多种信息来源(公民有权利从其他公民、专家、报纸、杂志、书记、电讯等那里,寻找替代的、独立的信息来源),社团的自治(公民有权利结成相对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治党派和利益集团,以便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包括民主政治制度的有效运行所需要的那些权利),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每一个在这个国家永久居住、并遵守它的法律的成年人,都应该拥有与他人同等的权利,拥有上述五项制度所必须的权利)[7]。达尔认为,在所有这些制度中,普选权制度是重要的一环,也是民主重要表现。但普选权的实现有很多现实条件,比如参与普选的人口的多寡。希腊时代和现代的民主是不同的,前者是公民大会式民主,后者则是代议制民主,民主与规模存在悖论,随着规模的扩大,如果所有人都能有效参与,那民主过程就因为耗时过久而变得无效或者不可能。代议制民主也有其限度,被选出来的议员要想和所有的选民沟通和交流面临着因为人数过多而无法实现的困境,因此议员们往往不能够反映所有人的意愿和利益。达尔提出了一个时间与人数定律:“一个民主的单位中,公民人数越多,公民对政府决策的直接参与就越少,他们也就越有可能把权力委托给别人。”[8]在政治规模上,有时候小的就是好的,有时候大的才是好的。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达尔认为,在现代民主政治条件下,具有共性的个体可以组成各种政治团体,而这些多元的政治团体可以充分参与政治过程中,并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形成多元民主的格局。
2、对MDP社会的界定
达尔认为,现代竞争世界的复杂性是以利益多元而着称的。为代表和寻求不同的利益,无数中间组织,包括商业组织、工会、政党、伦理组织、学生、妇女组织等都形成了各自的利益集团,进行“无休无止的讨价还价”。利益集团的活动影响到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决策的制定,他们往往能改变社会力量的基本结构。他把当代西方社会的政治体系视为一个多元的体系,各种力量、集团、组织、人物在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中相互作用,形成一个政治体系的活动格局和内容。他认为:“当两个人发生冲突时……他们面临着三种主要的选择:僵持、强制或和平协调。”[9]前两种方法已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人们日益倾向于采用第三种方法解释政治生活的冲突。所谓“和平协调”是指咨询、谈判和寻求对双方有利的方案。达尔断定,这样一个基本认识构成了政治多元主义的共识。共识的基础就在于一个多元社会的形成。在达尔看来,一个多元的社会就意味着:
(1)意见的多元性。由于受天资才能、教育、文化修养、认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是千差万别的,其中有先进、有落后,有偏激、有稳定。因此,无论是为了激发人们的创造性,还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都必然允许充分的言论自由。这是民主的先决条件之一。
(2)利益的多元性。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迅猛发展,社会群体的利益分化日趋显着,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领域出现了众多的利益集团。它们相互独立,具有相对的自主性,成为一种追求自身利益和求得自我满足的实体。
(3)冲突的多元性。在当代社会,冲突并不仅仅存在于贫富两极之中。在绝大多数国家,冲突是普遍存在而且是纷繁交错的。一方面是民族、种族、语言、宗教、部落、地区之间的冲突;另一方面是职业、行业、地位、权力之间的冲突。
(4)权力的多元性。达尔将权力多中心原则视为民主社会的重要特征。这种权力多中心原则要求社会政治权力相互分割、互相独立、互相制衡,从体制上防止政治权力集中到任何一个机关或某一官员手中;从分裂和冲突的模式上阻止一个持久、一致、连续、强大的政治联盟和权力中心的出现。这些利益互相冲突的集团组织,通过各种途径参与政治生活,影响决策,以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满足。这些组织在发展中相互之间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权力分配和制约关系,它们本身也成为相对独立的权力中心,发挥自己的政治功能。政府政策就是在这些集团组织之间通过协调、交易、妥协而形成,政治冲突也在这种交易中得到和平解决。
达尔在1982年出版的《民主及其批评者》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多元社会的本质。他认为,这样一个社会首先具有现代性(modernity)的品质(包括史无前例的高水平财富、收入、消费以及教育、高度分化的职业、大量的城市人口、农业人口明显的降低以及农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的相对降低),其次具有社会动态(dynamic)属性(经济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第三具有多元主义(pluralist)特征(大量相对自治的团体以及组织,尤其是经济方面)。达尔说:“为此,我想将特别地称这种社会为现代动态多元社会(modern dynamic pluralist society),将具备这种特征的国家成为现代动态多元社会(出于方便,简称MDP社会)。”[10]达尔进一步提出:为什么MDP社会支持多头政体?他提出两个理由:(1)MDP社会抑制权力集中于任何一个单独的一元化行为者手中,同时众多相对独立的行为者在不断分散权力。达尔讲:“一个MDP社会的特征是政治资源(political resources)的分散,比如金钱、知识、地位,以及参加组织;战略地位的分散,尤其是经济的、科学的、教育的以及文化事务;商谈地位的分散,既有公开的,也有隐蔽的,涉及经济事务、科学、交流、教育以及其他方面。”[11](2)MDP社会以种种方式支持民主信仰。“MDP社会经济增长的方式培育了这样一种信仰,即联合的财富可能由于支出的增加而被分享;在政治生活中,政治游戏不一定是零和(zero—sum)的;如果政治不是零和的,那么,政治对手就不一定是死敌;协商与讨价还价能够导致互利的妥协。”[12]
谁是MDP社会的代表?达尔借助托克维尔的话提出:美国是MDP社会的优等生。他在《论民主》一书中讲:“当19世纪30年代,年轻的法国贵族托克维尔访问美国的时候,上面提到的这五项政治制度在美国都已经落实。他看到这些制度这么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毫不犹豫地就把美国称做民主国家。他说,在这个国家,人民就是主权者,‘社会管理着它自己’,多数的权力没有受到任何限制。他看到,美国人似乎为了一种目的都会组织社团,社团数量之多,让他目瞪口呆。而两个主要的政治党派就坐落在这些社团的塔尖上。在托克维尔看来,一个人所能想象到的最彻底的民主也莫过于此。”[13]
3、对多头政体的界定
达尔在界定了MDP社会后,认为一般民主的含义无法包含美国政治民主。他还认为“民主”这一词是用来标明一个尚未达到、或许是永远无法达到的理想,所以把这一词用于美国现存的体系会引起极大的混乱和争论。因此,达尔创造了“多头政体”或“多元统治”(polyarchy)这个词来指具有普选权和对6项政治体制进行有效保护的体系。他在《论民主》一书中专门对这个概念进行了解释:“‘多元统治’一词来自希腊语的‘许多’(many)和‘统治’(rule),它意味着‘许多人的统治’,以便和一人统治或者说君主统治、少数人统治或者寡头(贵族)统治相区别。虽然这一术语人们用得不多,我和一个同事在1953年仍然把它引入,作为一种省事的办法,来指现代那种实行了普选权的代议制民主。那以后再这种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更确切地说,多元民主就是具备了上述六项政治制度的政治体制。”[①]
那么多元政体有什么特征呢?达尔在《民主理论的前言》一书中进行了概括。多元政体在投票前阶段的特点是:对已经确定的一套备选方案有所了解的任何成员,只要他认为还有比备选方案更好的替代方案,他可以把自己的偏好备选方案之中;所有个人对于不同的备选方案拥有相同的信息。多元政体在投票期间的特点是: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履行了能够表达自己偏好的投票行为;在计算选票时,赋予每一个人的选择以同等的权重;拥有最多票数的备选方案被宣布为获胜的选择。多元政体在投票后阶段的特点是:拥有最多票数的选择代替拥有较少票数的任何选择;当选官员的命令得到实施。
那么,那些国家是多元政体呢?达尔从他所界定的“多头政体”出发,统计了20世纪多头政体国家的变化。他认为,在1930年世界上多头政体的国家有23个:奥地利、比利时、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波兰、丹麦、芬兰、德国、冰岛、爱尔兰、卢森堡、荷兰、挪威、瑞典、英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哥斯达黎加、新西兰、美国、乌拉圭等。[14]而到了1980年,在将近150个独立国家中,他认为大约有24个国家是多头政制,6个或许可称为准多头政制,其余的则均可列为从压制公共言论自由的镇压性霸权政制到给予反对政府者以不同程度自由的、较为宽容的混合政制。而随着拉丁美洲的变迁以及再民主化,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达尔认为,多头政体的数量已经达到了大约50个或是略少于168个名义上独立的国家的三分之一。

三、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及修正

二战之后的20年间,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在西方,尤其在美国,产生了持久的、广泛的影响。然而,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一系列变化,特别是经济危机、政治丑闻和社会问题的爆发和存在,使得多元主义民主理论陷入了窘境。面对危机,达尔对多元主义民主理论做了修正和发展,1982年出版的《多元主义民主的困境》一书力图回答多元主义民主理论陷入困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1、多元主义民主的缺陷
达尔认为,缺陷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使政治不平等稳定化。即使在多头政体国家中,组织的影响、权力、资源也是不平等的。多元主义模式可能有助于各种各样的不平等,包括对于国家政府控制方面的不平等。多元主义是一种在创新性结构改变的要求面前非常保守的稳定性力量。一个国家里每一种主要的有组织的力量都阻止其他力量进行可能严重损害其实行利益的变革。结果,要迅速而有效地重新分配控制、地位、收入、财产和其他资源的结构改革是不可能实现的。
第二,扭曲公民意识。在多元主义民主体制下,个人只有通过参与一个组织才能介入政治活动,保护自己的利益。各种组织反过来创造、促进、保护、加强和维护他们成员之间的利益,通过表达和来创造、促进、保护、加强和维护他们成员之间的利益。通过表达和支持特定的利益,各种组织都阻止公意的表达。
第三,扭曲公共议事日程。多元主义民主下的各种组织因各自的利益不同,而对公共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美国院外压力集团即是最典型的例子。
第四,最终控制的让渡。在多元主义民主体制下,各种组织错误地擅用了公共职能,有些甚至超出了立法机关的控制。因此,包括国家政权机关,都无法对各种组织实行有效控制,公众的权力被异化了。
这四个缺陷在各个具体国家中表现并不一致,而且程度也不完全一样。
2、民主自身的缺陷
不仅多元主义民主具有上述这些缺陷,达尔还指出,民主本身在当代社会中面临六个困境:
困境1:权利对功利。民主人类在基本的生存与发展得到满足后的一种更高层次的需求,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幸福和理想。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民主权利就是一种功利。如果把民主看成是功利,于是问题就产生了:民主成了一种可以用主观感受来评价的制度,客观的民主主观化了。
困境2:更加排他性的人民对包容更广的人民。一切人民都是排他性的;任何人民,不管这一概念的含义有多大,都不可能包括所有人。问题由此就产生了:为什么只有这部分人享有民主而另一部分人不能享受民主呢?达尔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所有规范的民主理论都是一个大难题。这里包括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就是人民的界限是以国家边界来划定的,但是为什么要以国家的边界来划定人民的界限呢?第二个难题就是:任何人民都不包括儿童,坚持认为包容范围更大的人民比不太大的人民更好的那些人,也无意要求包括儿童。
困境3:个人之间的平等对组织之间的平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除非公民的数量在所有组织里都一样,完全相等,否则组织之间的选举平等就意味着公民之间的选举不平等。这里的问题就是:不惜牺牲公民个人之间的平等而允许组织之间的平等是合理的吗?
困境4:一致性对多样性。多样性是宝贵的,这包括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宗教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职位的多样性、习惯的多样性、传统的多样性、历史的多样性、价值观的多样性等。对多样性的保护根据功利主义的理由是正当的,而且多样性本身就是一种权利。但是,当差异侵犯基本权利时,人们对多样性的正确评价就会崩溃。因此,多样性可能表现为不平等、不公正、不公平。
困境5:集中对分散。达尔认为,集中就是把资源分配到中心里特定人的手中,亦即具有其自身目的的人们手中;分散就是影响的资源从中心分配出去,从而把它们转让给其他特定的人们。这两种方式都会带来问题:把大量的资源分配给中心可能会导致公民控制的损失;相反,把资源从中心转移给更加自治的子系统可能会阻止中心的统治。

㈣ 1859年达尔在物种起源中提出了进化论

不对的。进化论不是达尔文提出的。
1858年7月1日C.R.达尔文与A.R.华莱士在伦敦林奈学会上宣读了关于物种起源的论文。后人称他们的自然选择学说为达尔文-华莱士学说。
http://ke..com/view/28618.htm

㈤ “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是什么关系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奠定了思想文化的准备和群众基础,五四运动促使新文化运动发生了质变。

㈥ 罗尔德·达尔系列童话的作品简介

《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 小男孩查理住在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巧克力工厂——旺卡工厂附近,爸爸是旋牙膏管盖子的工人。他的家境十分贫寒,全家七口人就靠爸爸一人养活,四个老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睡在一张床上,其余三人睡在地上,三顿饭都吃不饱,但是查理全家都十分善良。巧克力工厂由一个巧克力发明家、制造商威利·
旺卡先生所拥有。威利先生是个古怪、孤独的人,他的巧克力工厂同样古怪、神秘,大门紧锁,全镇的人从来没有看见有人从大门进去或出来过。有一天,威利先生举办了一场抽奖,决定为自己的巧克力工厂选择一个继承人。他在巧克力糖中包入五张金色奖券。这五张金券将会改变五个孩子的人生。获得金券的孩子可以参观巧克力工厂,同时还能得到足够吃一辈子的巧克力糖和其他糖果。包括查理在内的五个幸运的孩子抽中了金色的奖券,并获得参观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巧克力工厂的资格。于是,几个孩子来到了这个已经十五年没有人来过的古怪工厂。参观工厂的过程是一次奇特的经历,他们见到飞瀑而下的巧克力瀑布、大片大片的口香糖草地、牛奶糖堆成的山……工厂里的工人全是来自酷爱巧克力的小矮人(不到漆盖高的奥帕——伦帕人)。这场神秘莫测的冒险,使每个参观者都无限着迷,巨大的诱惑使得其他四个孩子失去自制,他们或掉进巧克力河,或变成糖果,或被送进了垃圾炉,或钻进电视变成信号微粒……但这一切,小查理均不为所动。最后,查理因为诚实正直,得到了威利先生的赏识,成为威利先生的财产继承人,赢得整个巧克力工厂。
美国华纳兄弟公司已把《查理和他的巧克力工厂》改编为同名电影,由蒂姆·伯顿执导,约翰尼·德普饰演威利先生,杰米·福克斯饰演查理。这部电影于2005年7月15日首映。英国第四频道电视台透过网络进行公开票选,选出一百部最适合全家观赏的电影,《查理和巧克力工厂》列在排行前十的电影中。 《查理和大玻璃升降机》(Charlle and the Great Glass Elevator)
本书1975年获萨里学校年度书籍奖,1978年获夏威夷内内奖。
这是《查理和巧克力工厂》的续集。查理得到了巧克力工厂的继承权后,他们乘大玻璃升降机回到家,准备将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一起接到工厂来。旺卡先生驾驶升降机向工厂飞回去,可是升降机越飞越高,竟然进入了太空轨道。这时,全世界的观众正通过电视转播观看美国的太空旅馆开张仪式,他们眼睁睁地看着看着一个奇怪的大玻璃升降机在面前晃悠,看着它大模大样地闯进了太空旅馆,里面有一个古怪的小个子先生,一个小男孩和几个大人、穿着睡袍的老太太和老先生,而且几个老人家还睡在一个古怪的大床上!美国总统在他的智囊团的帮助下,确信眼前的这群“人”就是可怕的外星人。他们手足无措,总统先生只好求助自己的保姆兼副总统……正当旺卡先生和查理一家得意洋洋之际,真正的外星人来了,那可是宇宙间最残暴的外星蠕虫克尼德!克尼德无情地攻击美国飞船和大玻璃升降机……后来,查理他们终于摆脱了克尼德人——让他们化为灰烬,回到了巧克力工厂。接下来,由于几位老人贪吃了旺卡先生的旺卡维他药,约瑟芬奶奶和乔治姥爷变成了婴儿,而乔治娜姥姥已消失了,进入了负数人地带。经历了一番冒险过程,才让他们恢复原状。最后,他们又收到了白宫的邀请……
这个故事一方面描绘了太空科技的未来景象,一方面又加入了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总统的恣意嘲讽。非常凑巧的是,这本书出版不久,美国总统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而下台。这很容易让人自然地将作品和事件联系起来。较长一段时间,美国的不少图书馆因这本书涉嫌讽刺美国总统而将之列为禁书,理由是“不敬”。
在1974年的一次访问中,达尔被问及写此书时有没有想到影射尼克逊总统。达尔回答说:“完全没有。我想到的是所有总统,除了杜鲁门和罗斯福,我认为他们两位是不错的。我只是不喜欢整个政制,总统的任命方式,过长的任职期和他们到处传送的恩威。而这人在美国受到孩子们很大的尊崇,其中是有危险存在的。儿童每天在上课前被逼站立,把手放在心胸上背诵效忠誓词,那是很荒谬的,而且是很危险的荒谬。少量的爱国是好事,过量便不健全,是会引起战争的。”
《詹姆斯与大仙桃》 故事的主人公詹姆斯在四岁时成了孤儿。他与两个可恶的姨妈(海绵团姨妈和大头钉姨妈)住在一起。她俩丑陋、贪婪,把小詹姆斯当奴仆使唤,让他饿得发抖。有一天,一个长得像房子一样大的仙桃改变了詹姆斯的生活。在这个奇妙的大桃子里,有一群朋友正等着他呢,他们是蜈蚣、蚯蚓、萤火虫、瓢虫、蚕儿姑娘、蜘蛛小姐和绿色老蚱蜢。大仙桃滚动起来,把两个恶姨妈给压扁了! 小詹姆斯与他的朋友们一起开始了最奇妙的坐桃子旅行。海上,他们险遇鲨鱼群的围攻;空中,又遇到向他们砸冰雹的云彩人。他们被海鸥带着飞过万水千山,最后落到了纽约的帝国大厦上……
《好心眼儿巨人》
《好心眼儿巨人》(The BFG by Roald Dahl)发表于1982年,当时达尔66岁。 《好心眼儿巨人》是对传统童话中巨人形象的颠覆。在达尔的笔下,好心眼儿巨人具有人类最美好的特质:善良、好学、爱心、平和等等。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 《了不起的狐狸爸爸》(Fantastic Mr.Fox by Roald Dahl)主要说了:
在一个山谷里,有三个饲养场,主人博吉斯、邦斯和比恩都是有钱人。他们是三个最卑鄙、最小气的饲养场主。山谷上方的小山上还住着狐狸一家:狐狸爸爸、狐狸太太和四个可爱的小狐狸。他们过着快乐的生活。狐狸爸爸很聪明,总能轻而易举地获取饲养场的鸡鸭鹅、火鸡、苹果酒以及其它食物。三个坏蛋发现他们的东西在丢失,于是开始联手对付狐狸,企图将他们一网打尽。
有一天,那三个家伙决定把狐狸爸爸除掉,一场智慧和力量的较量开始了!他们先是拿着枪,阴险地守在狐狸先生的洞外。他们用猎枪射击狐狸爸爸,狐狸爸爸丢失了一条尾巴。再下来,他们用铁锹挖洞。最后他们又找来了掘土机。在一个又一个回合的较量中,狐狸爸爸都凭藉着聪明和智慧化险为夷。他挖了一条通往三个仓库的安全通道,带领獾、兔子、鼹鼠、鼬鼠建造了一个属于动物们的城市。通过条条隧道,他们从农场里取得了大量的食物,开了一场盛大的庆功宴,而那三个家伙却还愚蠢地守在洞口。可惜的是,他们守株待兔的结果,只得到一条尾巴。 在这个故事里,人类贪婪而又无情地蚕食着动物的生存家园,三个农场主把地下的动物逼到了绝境,机智的狐狸爸爸运用自己的智慧和胆识,在千钧一发的危急关头,成功地保全了全家的性命,并为生活在地底下的动物朋友们营造了一个快乐的天堂。
在这本书里,达尔为我们成功地塑造了狐狸爸爸机智、勇敢的形象。他富有责任感、智慧、幽默、勇敢,对太太和孩子有着深切的爱……在获得了食物以后,狐狸爸爸并不是据为己有,遇到獾时,他主动邀请獾和他的孩子们一起参加盛宴,并宴请了其他因为自己而受牵连的动物,在地下举行了盛大的宴会。这里狐狸爸爸的慷慨相助,又与三个农场主卑鄙、小气形成了了鲜明的对比。
《小乔治的神奇魔药》 《小乔治的神奇魔药》(George’s Marvellous Medicine)的内容非常新奇,引人入胜。主人公小乔治有个自私自利、十分阴险的姥姥,她不但脾气十分暴躁,而且总是变着法儿折磨小孩。于是小乔治瞒着家人,把家里所有的乱七八糟有毒物品——剃须肥皂水、去毛剂、去头皮水、洗衣粉、狗用跳蚤粉、皮鞋油、辣酱油、机油、防冻剂……和在一起,配制出一种神奇的魔药,结果发生了许多不可思议的怪事,姥姥吃了这种魔药,越长越高,脑袋穿过了屋顶,猪、牛、羊、马、鸡等吃了魔药,也全变成巨型的。用完了魔药,乔治在他父亲的要求下,又配制了灵药二号、三号、四号,可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再达到原来的效果。吃了这些魔药,鸡变成了长腿鸡、长脖子鳮、微型鸡,贪婪的姥姥吃了50倍的魔药,逐渐变小,最后竟消失了。
这是达尔作品中最具争议的一部。由于这种魔药是用来对付姥姥的,所以不少评价者认为这样的安排有违伦理。特别是当小乔治最后把姥姥变没了的时候,妈妈看来也无所谓,爸爸甚至笑着说:“如果一天到晚脾气太坏,就会发生这样的事。” 不过故事中,小乔治配制魔药的过程奇趣无比,惹人发笑。与评论者的角度不同,小读者们完全被这故事的奇趣和幽默征服了,他们给这个故事以极高的评价。故事的奇思妙想也给其他的艺术家带来了启发,他们还将这个故事编成奇幻的童话剧,并取得了成功。
《蠢特夫妇》 这个故事十分滑稽,而且充满奇思妙想,一气呵成,令人拍案叫绝。故事的语言也相当浅近,连幼儿都能愉快地欣赏。
《魔法手指》
主要内容
革利鸽一家以打猎为乐,激怒了爱护动物的邻居八岁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有一种魔力,每当她气愤、失去控制时,手指就能施出魔法来,触击令她气愤的人,于是他们就会接二连三地发生怪事。有一天,革利鸽父子射杀野鸭,被小女孩的魔法手指施了魔力,让打猎者与被打猎者掉了个:革利鸽一家人的胳膊全都变成了翅膀,他们也变成了鸟儿在空中飞。而野鸭的翅膀则变成了胳膊,住进了革利鸽家里……故事夸张、有趣,带点儿黑色的幽默,非常能吸引小读者阅读。
《女巫》
《女巫》(The Witches by Roald Dahl) 写于1983年。达尔晚年写成的这部童话是达尔艺术巅峰的经典之作。1983年获纽约杰出图书奖、英国儿童图书奖(白面包奖)以及世界幻想文学大会终生成就奖,1986年获西澳大利亚奖。这一童话被儿童文学评论界誉为20世纪世界儿童文学的《圣经》,把达尔定位为“20世纪最具想象力的奇幻文学大师”。1983年被授予英国白面包奖时,评奖委员会这样称赞它道:“谐谑,机智,既趣味十足又使人震惊不已,是一部地道意义上的儿童文学杰作.整部书从头至尾都让我们觉得,它流泻自一位幻想文学的巨臂笔下。” “我”是一个七岁的英国小男孩,父母双亡后和挪威的姥姥一起生活。姥姥是“我”唯一的亲人,他们相依为命。从姥姥那里,“我”知道了许多关于女巫的种种事情,比如如何辨认女巫,女巫如何杀害孩子等等。如何识别她们呢?故事就从这里开始。
在海边度假时,“我”误闯入女巫开会的会场,得悉她们想要把全世界的孩子都变成老鼠的阴谋。被女巫大王发觉抓住后,“我”也变成了老鼠。之后,“我”和姥姥一起,开始了与女巫们的战斗。他们偷取了全球女巫“联络图”,还把女巫们制造出来的“86号药”让女巫们自己喝下去,让她们也变成老鼠。遗憾的是,“我”已不可能再变成人了。最后,变成老鼠的“我”和姥姥有了新的生活目标,那就是一起周游世界,按女巫的“联络图”去消灭那些继续为非作歹的女巫。 达尔将女巫的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仿佛世界上真有这样的人存在。“丑”和“坏”是达尔笔下女巫们的首要特征。这群恨孩子恨得咬牙切齿的女巫,个个都丑陋无比,手指没有指甲,头顶没有头发,脚上没有脚趾,口水是蓝色的,而且极度讨厌干净的孩子,想尽各种办法不露痕迹地消灭孩子们。她们隐藏在现实的人群之中,“穿平平常常的衣服,就像平平常常的女人,住平平常常的房屋,做平平常常的工作,而且从来不会被警察抓住”。女巫是专门和孩子们作对的,“真正的女巫杀死一个孩子所得到的乐趣,就像你吃一盘奶油草莓一样。”但她们为了将自己伪装成“平平常常的女人”,不得不吃尽苦头——因为没有指甲,因此不论冬天还是夏天,她们都必须戴上长长的手套;因为没有头发,她们不得不忍受假发带来的瘙痒;因为没有脚趾,她们穿尖头的鞋子走路的时候,总是有点瘸;她们不敢吐口水,因为蓝色的口水会暴露她们的身份……最后,孩子战胜了女巫,再可怕的女巫也只能变成笑料。
达尔对女巫世界的丰富想象和被施了魔法的老鼠男孩的惊险命运,以及男孩与姥姥之间的默默温情,打动了无数读者。整个故事的主体部分只讲述了几个小时里发生的事情,所以情节非常紧凑,节奏非常快,而且时常会冒出令人意想不到的精彩细节,读起来非常过瘾。你只要拿起这本书,非一口气读完不可。他的故事悬宕、紧张、神奇和诡异,故事里有真正的智慧和勇气,还有让你捧腹大笑的幽默和温情。它通篇弥漫着一种让人潸然泪下的亲情与爱。孩子和姥姥温馨的对话,能让你忍不住要流下泪来。

㈦ 达尔的资料

达尔文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
1909年2月12日,达尔文出生在英国的施鲁斯伯里。祖父和父亲都是当地的名医,家里希望他将来继承祖业,16岁时便被父亲送到爱丁堡大学学医。
但达尔文从小就热爱大自然,尤其喜欢打猎、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进到医学院后,他仍然经常到野外采集动植物标本。父亲认为他“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一怒之下,于1828年又送他到剑桥大学,改学神学,希望他将来成为一个“尊贵的牧师”。达尔文对神学院的神创论等谬说十分厌烦,他仍然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听自然科学讲座,自学大量的自然科学书籍。热心于收集甲虫等动植物标本,对神秘的大自然充满了浓厚的兴趣。
1828年的一天,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一位大学生围着一棵老树转悠。突然,他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里边蠕动,便急忙剥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这位大学生马上左右开弓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跳出一只甲虫,大学生措手不及,迅即把手里的甲虫藏到嘴里,伸手又把第三只甲虫抓到。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大学生真有点爱不释手,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早把嘴里的哪只给忘记了。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了啦,便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这大学生的舌头蜇得又麻又痛。他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张口把它吐到手里。然后,不顾口中的疼痛,得意洋洋地向市内的剑桥大学走去。这个大学生就是查理·达尔文。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先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它命为“达尔文”。
1831年,达尔文从剑桥大学毕业。他放弃了待遇丰厚的牧师职业,依然热衷于自己的自然科学研究。这年12月,英国政府组织了“贝格尔号”军舰的环球考察,达尔文经人推荐,以“博物学家”的身份,自费搭船,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苦的环球考察活动。
达尔文每到一地总要进行认真的考察研究,采访当地的居民,有时请他们当向导,爬山涉水,采集矿物和动植物标本,挖掘生物化石,发现了许多没有记载的新物种。他白天收集谷类岩石标本、动物化石,晚上又忙着记录收集经过。1832年1月,“贝格尔”号停泊在大西洋中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岛。水兵们都去考察海水的流向。达尔文和他的助手背起背包,拿着地质锤,爬到山上去收集岩石标本。
在考察过程中,达尔文根据物种的变化,整日思考着一个问题:自然界的奇花异树,人类万物究意是怎么产生的?他们为什么会千变万化?彼此之间有什么联系?这些问题在脑海里越来越深刻,逐渐使他对神创论和物种不变论产生了怀疑。
1832年2月底,“贝格尔”号到达巴西,达尔文上岸考察,向船长提出要攀登南美洲的安第斯山。 当他们爬到海拔4000多米的高山上时,达尔文意外地在山顶上发现了贝壳化石。达尔文非常吃惊,他心中想到:“海底的贝壳怎么会跑到高山上了呢?”经过反复思索,他终于明白了地壳升降的道理。达尔文脑海中一阵翻腾,对自己的猜想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物种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客观条件的不同而相应变异!”
后来,达尔文又随船横渡太平洋,经过澳大利亚,越过印度洋,绕过好望角,于1836年10月回到英国。在历时五年的环球考察中,达尔文积累了大量的资料。回国之后,他一面整理这些资料,一面又深入实践,同时,查阅大量书籍,为他的生物进化理论寻找根据。1842年,他第一次写出《物种起源》的简要提纲。1859年11月达尔文经过20多年研究而写成的科学巨着《物种起源》终于出版了。在这部书里,达尔文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进化论”的思想,说明物种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
这部着作的问世,第一次把生物学建立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以全新的生物进化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物种起源》是达尔文进化论的代表作,标志着进化论的正式确立。
《物种起源》的出版,在欧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引起轰动。它沉重地打击了神权统治的根基,从反动教会到封建御用文人都狂怒了。他们群起攻之,诬蔑达尔文的学说“亵渎圣灵”,触犯“君权神授天理,”有失人类尊严。
与此相反,以赫胥黎为代表的进步学者,积极宣传和捍卫达尔文主义。指出:进化论轰开了人们的思想禁锢,启发和教育人们从宗教迷信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紧接着,达尔文又开始他的第二部巨着《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的写作,以不可争辩的事实和严谨的科学论断,进一步阐述他的进化论观点,提出物种的变异和遗传、生物的生存斗争和自然选择的重要论点,并很快出版这部巨着。晚年的达尔文,尽管体弱多病,但他以惊人的毅力,顽强地坚持进行科学研究和写作,连续出版了《人类的由来》等很多着作。达尔文本人认为“他一生中主要的乐趣和唯一的事业”,是他的科学着作。还有一些在旅行中直接考察得到的最重要的科学成果,如:达尔文本人所写的着名的《考察日记》和《贝格尔号地质学》、《贝格尔号的动物学》等。在他的着作中,具有特别重大历史意义的是《物种起源》,表明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和自然选择理论的逐步发展过程。《物种起源》的出版是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大事,因为《物种起源》的出版标志着十九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对生物界和人类在生物界中的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物种起源》的出版,引起造化论者和具有目的论情绪的科学家们(而这些人却是占绝大多数)对达尔文学说的猛烈攻击,也引起维护达尔文主义的相应斗争,积极参加这一斗争的除达尔文本人外还有进步的博物学家;他们到处都成为达尔文学说的热烈拥护者。
1882年4月19日,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因病逝世,人们把他的遗体安葬在牛顿的墓旁,以表达对这位科学家的敬仰。

㈧ 《伪君子》主要讲了什么

《伪君子》又译作《达尔杜弗》是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的代表作。

读过《伪君子》的人,谁都感到这个剧本锋芒毕露,讽刺的矛头直指天主教会,这在17世纪的法国,不能不说是一个勇敢的挑战。

当时的法国还是封建社会,虽然由于15世纪以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大大加强,达到了与贵族阶级势均力敌的程度,但是资产阶级还没有力量去推翻封建制度。资产阶级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发展资本主义,往往采取拥护王权,削弱封建贵族的策略。同时,国王为了制服那些桀骜不驯的封建主,强化自己的统治,也乐意从资产阶级那里取得支持。

于是,“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它使贵族和市民等级彼此保持平衡”,在法国逐渐建立起专制君主制国家。到了17世纪中叶国王路易十四统治的前半期,专制君主制发展到了极盛时期,国王集国家大权于一身,宫廷成了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这种专制君主制,在当时“是作为文明中心、社会统一的基础出现的”,具有一定的历史进步作用。

但是,专制君主制的阶级基础是封建贵族,同时它也离不开天主教的支持。天主教是欧洲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整个欧洲封建制时代中,它在思想意识领域始终占据统治地位。在那时,亵渎神是要受到宗教法庭或宗教裁判所的严厉制裁的。文艺复兴时期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就这样被烧死、被囚禁。路易十四对于教权势力有所不满,但也不敢忽视教会的力量。

17世纪法国的封建顽固势力还建立了一个秘密的宗教谍报机构“圣体会”,进行严格的思想控制活动。天主教的宗教宣传本来就充满着欺骗性,教会人士也以伪善为其特点,他们宣传禁欲主义、出世主义,要人民群众忍受压迫和欺凌,自己却从不放过现时的权势和享乐。“圣体会”的活动更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虚伪性,它打着慈善事业的幌子,干的是秘密警察的勾当。它派一些人伪装成虔诚的教徒,混进良心导师的队伍,打进教民家庭,刺探他们的言行,通过告密的手段来迫害进步人士。

莫里哀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当时法国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的影响,后来在10多年的流浪生活中广泛接触人民,确立了他的民主主义立场。因此,在他回到巴黎以后,对于教会的这种反动活动和伪善特性是深恶痛绝的。

《伪君子》里有一个扮演作者“代言人”的角色克莱昂特,他的一些台词很能代表莫里哀的思想。这个人物就说过:“没有比假意信教、貌似诚恳,和那些大吹大擂的江湖郎中更可憎的了。……这些人唯利是图,把虔诚当作了职业和货物,……沿着上天的道路,追求财富,异常热烈;他们知道怎么样配合他们的恶习和他们的虔诚;他们容易动怒,报复心切,不守信义,诡计多端;为了害一个人,他们就神气十足,以上天的利益,掩盖他们狠毒的私忿。”“这种虚伪的性格,我们今天看见的太多了”。莫里哀拿起戏剧作为武器与这种恶习作斗争。

剧本《伪君子》就是他针对这种宗教伪善,特别是针对“圣体会”这个以伪善为其活动特点的反动宗教组织发出的切中要害的一击。

莫里哀知道“圣体会”有强大的政治背景,《伪君子》的演出必然要触犯一个庞大的封建顽固势力,正如他后来在《〈伪君子〉序言》中所说:“戏里那些人,有本事叫人明白:他们在法国,比起到目前为止我演过的任何人,势力全大。”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懈地为剧本的演出而斗争。

1664年5月,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举行盛大的游园会,莫里哀就利用这个机会赶写了前面3幕,首次上演,主角达尔杜弗是一个穿着黑色袈裟的伪君子。“圣体会”闻讯,惊恐万状,立即召集紧急会议商量对策。在太后的支持下,他们禁演了这出戏。“圣体会”的这一行动使莫里哀认识到自己的剧本打中了顽固派的要害,正是达尔杜弗之流在反对《伪君子》,因而更坚定了斗争的决心。为了争取社会的同情,他在各种场合朗读自己的作品,在私人府第里演出这个剧本。

1667年,太后死去,莫里哀取得国王的许诺,再次上演《伪君子》。莫里哀写成了全剧五幕,把剧名改为《骗子》,主人公改名为巴纽耳夫,还让他脱下袈裟,成了一般的教徒。这些修改并没有减弱剧本的战斗性。

所以,剧本只演了一天,第二天,巴黎最高法院院长乘国王出征之际就下令禁演。不几天,巴黎大主教也张贴告示,禁止教民朗诵或阅读,违者驱逐出教。这一来,杜绝了《伪君子》与群众见面的一切可能,1669年2月,当教皇颁布“教会和平”诏书,宗教迫害有所减轻,“圣体会”也已解体的时候,《伪君子》才获得第三次上演的机会。莫里哀索性恢复了原来的剧名,也恢复了主角原来的名字。这次演出哄传一时,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伪君子》的创作和演出,说明莫里哀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反封建反教会的进步传统,表现出勇敢的战斗精神。因此,教会对他恨之入骨,并且竭力攻击这个剧本。

莫里哀的剧本深刻地揭露了教会,表达了广大人民对于天主教会的愤慨情绪,因而几百年来,一直为人民群众所欢迎,至今仍然是许多国家舞台上经常上演的剧目。

这出喜剧的中心人物是达尔杜弗,他集中体现了伪善的恶习。莫里哀成功地塑造这个人物,深刻地揭露他的骗子实质,完成了全剧的主题思想。

莫里哀笔下达尔杜弗的形象是现实生活中许多达尔杜弗式人物的艺术概括。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时,比较注意写出他的来龙去脉和社会联系,力图写出一个完整而丰满的艺术形象,这是他与当时某些古典主义作家不同,具有更多的现实主义倾向的一种表现。

剧中第2幕第2场,通过奥尔贡和女仆道丽娜的对话,交代了达尔杜弗的出身来历:他是外省一个没落贵族,“他受封的土地,家乡人谈起来,也有凭有据,证明他确实是一位贵人。”但是后来他穷得连一双鞋子都没有,几乎成了叫花子,于是他走宗教这条路子,打扮成虔诚的绅士,混进良心导师的队伍,终于骗得富庶的资产者奥尔贡的信任,打入了他的家庭。达尔杜弗的这段身世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17世纪法国的封建贵族,经过30年宗教战争已经大大削弱,一批京城的贵族奔走宫廷,靠路易十四豢养,而许多外省的小贵族则破落不堪,走投无路。宗教就是他们的出路之一。正如李健吾同志分析的那样:“他们日暮途穷,有的强调特权,纠集同伙,打家劫舍,过强盗生涯;有的不嫌丢人,廉价出卖采邑,因而丧失爵位;有的不惜降低身份,和富商结亲,他们过去可能就是自己的佃户。有的一身傲骨,度日维艰,只得挎着篮子去赶集;有的象达尔杜弗,看中良心导师这种有利可图的宗教职业,装出一副虔诚模样,专门哄骗奥尔贡那种大富大贵的人。”达尔杜弗在贵族社会中养成了一套伪善的手腕,并且装扮得有板有眼、煞有介事。

其实,这个人从外表到内心都没有一点虔诚绅士的样子。论模样,长得又粗又胖,脸蛋子透亮,嘴红红的,和那些苦修士的形象相差十万八千里。论行动,他好吃喜睡,不放过一点世俗享受的机会。他一顿饭能吃两只鹌鹑和半条切成小丁儿的羊腿,吃饱之后就走进他的房间,立刻躺到暖暖和和的床上,安安逸逸一觉睡到天明,第二天一早又灌了满满4大杯葡萄酒。这哪象是一个鄙弃尘世的禁欲主义者的生活呢?他的行动又怎能与他平日所说的要“把人世看成粪土”的宣教相符合呢?

但是,这样一个人却使奥尔贡入了迷,把他接回家来百般侍奉,把不可告人的、关系到他生命安全的秘密告诉了他,还打算撕毁原订的婚约,把女儿嫁给他,甚至听了他的话,“可以看着兄弟、儿女、母亲和太太死掉,……全不在乎。”

那么,达尔杜弗用什么手段蒙住了奥尔贡的眼睛呢?那就是他的假虔诚。他看准了奥尔贡的弱点,抓住不放,大肆进攻。他的假虔诚是三分做作,七分奉承,而这一些正是奥尔贡最欣赏的东西。奥尔贡并不是一个糊涂人,道丽娜说过,他象当时许多有钱的资产阶级那样,在内乱时期,辅佐国王,英勇有为。一旦得势,当了新贵,他就仿效上流社会的习尚,以宗教虔诚为时髦,而且喜欢别人的谄媚。

这正是17世纪法国上层资产阶级的一些特征,莫里哀在《乔治·党丹》、《贵人迷》等剧中都揭露过资产阶级的这种虚荣心,达尔杜弗在教堂里的种种表演,全是投其所好,做给他看的。达尔杜弗并不急于求成,做得颇有心计,而且以谦卑为主要特色。奥尔贡只看表面,不看实质,更由于虚荣心得到满足,便陶醉在对方的阿谀声中,把一个骗子接进家来还自鸣得意。所以奥尔贡的轻信和形式主义宗教热都与上层资产阶级在当时所处的社会地位密切相关。

对于达尔杜弗,莫里哀并不限于从道德上揭露他表里不一的卑劣品质,而是在撕破他伪善画皮的时候,着重暴露他恶棍的本相,揭发他的罪恶用心以及这种伪善必然产生的严重危害,这样就使剧本对于伪善的揭露更深入了一步。

达尔杜弗不仅是个酒肉之徒,而且是个淫棍。他一上场就暴露了好色的劣根性:一见道丽娜穿着裸胸的裙子,心里就热烘烘地冒上一股淫乱的念头。为了掩饰这种感情,装出绅士的假象,他故意耍弄一块手帕,要人家把胸脯盖上,不料被道丽娜用一句话点破了他的心理。好色是他的致命伤,莫里哀就从这里开刀,让他显出了原形。不过达尔杜弗并非无能之辈。当他色相毕露,向奥尔贡的续弦夫人艾耳密尔求欢,做出这种与绅士身份绝不相容的罪恶勾当的时候,他竟能把自己卑鄙无耻的情欲说成是敬爱上帝的一种表现:“类似您的妇女,个个儿反映上天的美丽,可是上天的最珍贵的奇迹,却显示在您一个人身上;上天给了您一副美丽的脸,谁看了也目夺神移,您是完美的造物,我看在眼里,就不能不赞美造物主;您是造物主最美的自画像,我心里不能不感到热烈的爱。……哦!秀色可餐的奇迹,我将永远供奉您,虔心礼拜,没有第二个人可以相比。”

这简直是一首宗教赞美诗,可是,它表达的却是一种见不得人的兽欲。一当恶行败露,面临险境的时候,达尔杜弗仍能毫不慌乱,冷静而熟练地装出一副无辜受诬、忍辱含冤的样子,说什么:“上天有意惩罚我,才借这个机会,考验我一番。别人加我以罪,罪名即使再大,我也不敢高傲自大,有所声辩”。甚至还跪下来请求饶恕揭发者。

这样一来,他把圣人的模样就装得更象了,奥尔贡对他更是无限地信任了。他也就自然地达到了化险为夷、嫁祸于人的目的。奥尔贡赶走了揭发奸情的儿子,把全部财产的继承权都赠送给他。这个家伙居然有脸在“愿上天的旨意行于一切”的名义下,把这一切统统都承受了下来。克莱昂特指出:他的这些举动,未免不合一个基督教徒的本分。达尔杜弗仍有一番冠冕堂皇的巧言作为答对:“因为我怕这份财产落在歹人手中,他们分到这笔家私,在社会上胡作非为,不象我存心善良,用在上天的荣誉和世人的福利上。”

现在我们看到,这个人既好色又贪财,掠夺别人财产、勾引别人的妻子,满足自己无止境的欲望,什么坏事都可以做得出来。这个人毫无道德信念,不知天下有羞耻二字。宗教在他手里就象一块胶泥,他可以随机应变,熟练地玩弄教义来对付各种情况。

到了第4幕,他再次向艾耳密尔求欢。这一次却是别人设下的巧计,达尔杜弗尽管老练,然而他欲火中烧,色迷心窍,急于求得实惠,以至抛弃了上天的名义,剥下了绅士的伪装,奥尔贡终于认清了这是个大坏蛋,狂怒地叫道:“从地狱里出来的鬼怪,没有比他再坏的了。”当即要把他赶走。达尔杜弗再次陷入险境。

但是达尔杜弗并不示弱。当伪善再也骗不了人的时候,他索性抛弃假面具,露出了凶恶的真相。

因为这时他早已掌握了奥尔贡的财产和命运,假面具对他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他干脆就撕破脸皮恩将仇报,拿出流氓恶棍的招数。他利用法律,串通法院,要把奥尔贡一家赶出大门。他到宫廷告发奥尔贡违犯国法,亲自带领侍卫官前来拘人。对于这种忘恩负义的行为,他同样能找到借口,说什么“我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圣上的利益,在这种神圣责任心的正当威力下,任何感恩的心思也不存在”,这真是无耻到了极点。道丽娜说得好:“凡是世人尊敬的东西,他都有鬼招儿给自己改成一件漂亮斗篷披在身上。”对于这样的恶棍来讲,不论在什么样不利的情况下,他都能厚颜无耻、不动声色地为自己的恶行找到神圣的名义。

莫里哀通过达尔杜弗的行动告诉我们,这种伪善者并不是孤立的个人,他与官府衙门,甚至和宫廷势力都有联系,法律和制度也对他有利。这样的人横行霸道,奥尔贡一家不可避免要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伪善的恶习包藏着祸心,它必将造成严重的危害。莫里哀对问题的观察和分析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

达尔杜弗的形象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教会以伪善为其特征,推而广之,伪善也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整个法国上流社会的恶习。

在专制君主的朝廷里,虚伪是一种求得宠爱和晋升的手段,在贵族阶级内部,虚伪又是他们相互之间勾心斗角的拿手好戏。达尔杜弗作为没落贵族的代表,作为教会的代表,作为以法院、宫廷为背景的流氓恶棍的代表,集伪善恶习于一身,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因此,在当时就不断有人指出它与某个真人相似,实际上,达尔杜弗绝不是个别人的写照,而是17世纪法国封建社会的产物,是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典型。在欧洲,达尔杜弗几乎成了伪善者的同义语。

喜剧的结尾出人意外,国王明察秋毫,认出了达尔杜弗是个大骗子,把他拘捕入狱。对于奥尔贡则记起他勤王有功,宽恕了他的罪行,一场灾难就这样烟消云散。古典主义的喜剧要求结局圆满,莫里哀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使奥尔贡一家得到喜剧结局的根据,他只能借助国王的权力来主持正义,这当然反映了莫里哀的政治态度——他是拥护国王的,同时,它又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当时社会并不具备惩罚达尔杜弗的客观条件,莫里哀的设计当然只不过是他的一种主观愿望而已。

莫里哀是古典主义的喜剧大师,这出喜剧也是按照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写成的。

古典主义是适应17世纪法国专制君主制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文学流派,在当时法国文坛占统治地位,并且流行于17世纪到18世纪末期的欧洲各国。古典主义要求创作以理性为最高原则。古典主义者还根据自己的理解总结了古代希腊罗马作家的创作经验,把它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法则,要求当代的作家严格遵守,以便把文艺统一在专制政体的控制之下。

莫里哀是从学习民间戏剧开始自己的戏剧活动的,后来进入宫廷,接受了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但是,他并不墨守成规,有时还有所突破。古典主义要求戏剧遵守“三一律”,《达尔杜弗》也符合这个要求,不过莫里哀能熟练地运用这些法则,使它们有利于推动剧情、刻画人物、表现主题。例如,按照“三一律”的要求,剧中地点不变,始终安排在奥尔贡家。莫里哀就是充分利用这个室内环境来进行巧妙的艺术构思。如第3幕达米斯藏在套间,第4幕奥尔贡躲在桌下,都造成了关键性的情节,另外一些戏剧动作,如达尔杜弗求爱、艾耳密尔的巧计也只有在室内才能发生,离开了这个环境,那些都成了不可信的了。

莫里哀的喜剧很注意塑造人物典型,因而被称为性格喜剧。《伪君子》一剧的全部艺术构思都为塑造一个伪善的性格,在塑造这个形象时,莫里哀一方面从剧本的主题思想出发,把主要的笔墨放在揭露达尔杜弗伪善的危害性这一点上。

另一方面,还必须考虑如何掌握好分寸,把伪君子与真正有德之士区别开来,让观众自始至终看清这个恶棍的真面目,还可以减少演出的阻力。他在剧本的序言里明确地交代了这一点:“材料需要慎重行事,我在处理上,不但采取了种种预防步骤,而且还竭尽所能,用一切方法和全部小心,把伪君子这种人物和真正的绅士这种人物区别开来。我为了这样做,整整用了两幕,准备我的恶棍上场。我不让观众有一分一秒的犹疑,观众根据我送给他的标记,立即认清他的面目,他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没有一件事,不是在为观众刻画一个恶人的性格,同时我把真正品德高尚的人放在他的对立面,也衬出品德高尚的人的性格。”

全剧的结构大致可以分为3个部分,第1、第2幕是侧面交代达尔杜弗的虚伪性,为他的上场作准备;第3、第4幕,正面揭发达尔杜弗的伪善;第5幕进一步揭露他的凶恶面目和危害性。

莫里哀把达尔杜弗以外的剧中人,分成两派,奥尔贡和他的母亲是达尔杜弗的崇拜者,其余的人物都是达尔杜弗的反对者,在前两幕,达尔杜弗没有登场,但是这两派之间围绕着对于达尔杜弗的不同看法,不断发生激烈的争论,在争论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介绍了达尔杜弗的出身,达尔杜弗如何混进了奥尔贡家,以及他在那里的种种表现。这些都是刻画人物所必须交代清楚的问题。

莫里哀在人物出场之前就把它们一一作了介绍,等到人物上场,他就可以集中笔墨来揭露达尔杜弗的伪善实质,而不至于为了交代往事而分散笔墨,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在描写这些戏剧场面时,莫里哀显示了高度的艺术技巧。第一幕第一场被歌德认为是“现存最伟大和最好的开场”。白尔奈耳夫人看不惯这一家人对达尔杜弗的不敬态度,急急忙忙就要出走,谁劝她都要被数落一顿,争论一下子就围绕着达尔杜弗开展起来,这样,一开场就提出了矛盾,吸引了观众,交代了每个人物的身份以及他们在这场冲突中的地位和态度,真是单刀直入,一举数得,第1幕第4场也是有各的场次。奥尔贡从乡下回来,不关心正在生病的太太,只顾追问达尔杜弗,他4次重复“达尔杜弗呢?”“可怜的人!”这样两句话,造成强烈的喜剧效果。一个外来绅士的魅力竟然超过年轻美貌的太太,可见其受迷惑程度之深。

第3幕,达尔杜弗一上场,莫里哀用一个小小的动作就揭穿了他伪善的嘴脸和卑污的内心,其技巧之圆熟可谓惊人!在后面的几幕中,莫里哀抓住达尔杜弗勾引艾耳密尔这一个情节线索,为他安排了两次失败。达尔杜弗在不利的条件下两次都转败为胜,这样更突出地表现他手段之毒,用心之狠,表现了这类人物的危险和可怕性,而这正是主题思想所要强调的地方。达尔杜弗以自己的行动一层一层地撕下了假面具,剧本的揭露性也就逐步地加深。

莫里哀在这出喜剧中还不顾古典主义关于各种体裁严格划分不许交错的原则,在喜剧中插入了悲剧的因素。玛丽雅娜和法赖尔的婚姻几乎被破坏,奥尔贡几乎要搞得身败名裂,倾家荡产。

这些悲剧因素的插入,使得这出喜剧的戏剧冲突更加紧张、尖锐,因而也就更有力地揭露了达尔杜弗伪善的危害性。莫里哀在剧中也向民间艺术学习,吸收了许多生动活泼、富有生活气息的情节和技巧,增强了剧本的艺术效果。

当然,古典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束缚了莫里哀的手脚,以至于剧本所反映的社会生活面比较狭窄。人物性格单一而缺乏丰富性。然而,瑕不掩瑜,《伪君子》深刻的思想性和高度的艺术性,使它成为世界戏剧史上一出不朽的名剧,它那揭露邪恶势力的战斗精神将鼓舞世世代代的人民向着形形色色的达尔杜弗们进行不懈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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