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春秋的贵族文化

1. 春秋战国时最为自由的贵族在社会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因为各国之间的政局不稳，又需要大量的人才来为国家出谋划策。为了吸引大量的人才，各国间只能想方设法的通过招揽谋士的方式来集中有才之士为国家作贡献，让本土国家迅速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来巩固国家的政权。

当时略有权威的人士都懂得收纳门客谋士来提升自己的政权统治，使自己的实力更为雄厚。

2. 在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诸子百家很多人出身贵族

由于周朝分封制的副作用，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这个时期也涌现出了许多的学者，形成了诸子百家，百家争鸣的景象，争奇斗艳，盛况空前。这时候可谓是中国文化鼎盛时期之一。比如，影响了中国封建社会千余年的儒家就是春秋时期孔夫子开创的学派，更有道家、医家、阴阳家、墨家、名家、兵家、纵横家、杂家、法家等等，不一而足。

周朝的贵族和官员，自幼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饱读诗书，多才多艺，精通六艺。各诸侯国的士大夫，同样承袭了周朝的文化，薪火相传，父子承袭。但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天下突然大乱，王室失去了对诸侯的控制，诸侯之间征伐四起，王朝礼崩乐坏。这时候拥有丰富知识的士大夫们，开始对这个朝廷重新反思。由于他们处于不同的位置，处于不同的国度，有着不同的境遇，自然也就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原的儒家，从先贤的学说中汲取营养，期望通过重整政治秩序来安定天下；南方的道家，生性恢谐，阔达开朗，认为百姓痛苦的根源就是政治家太多了，主张小国寡民，无为而治；法家看到了儒家的局限，吸取了道家的某些观点，力图改变人治而导向法治……诸子百家，由此产生。

3. 欧洲的贵族世袭至今，为何中国的贵族文化却没有流传下来

欧洲在中世纪的时候一直是贵族文化，现在仍有一些大家族传承下来，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讲究的封建君主文化，这是由不同历史文化沉淀出来的结果，在以前贵族是和其他阶级分层的，因为当时是奴隶制社会，所以根据财产权利分成了不同的等级，有一些贵族是军事贵族，有一些是财产较多的贵族，还有一些宗教贵族，这些贵族在一些国家延续下来，但是我们中国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一直都有把贵族削弱的想法，目的是为了巩固君主集权。

其实这些都是历史的必然产生的现象，都是因为长期作用因素产生的结果，中国的贵族其实就是皇亲国戚，欧洲至今还有贵族，都是在资产阶级发展中不断壮大，没有什么好坏，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4. 春秋与魏晋的文化有什么异同点呢

春秋与魏晋的文化共同点，是贵族化特征明显。不同点是春秋时期，士人富有战斗精神，敢于追求和挑战；魏晋的士族有些堕落、战斗精神欠缺。

春秋时期，尚处于奴隶社会。贵族们只把贵族阶层当人看，把奴隶当作工具看待。贵族们对“贵族精神”很讲究，形成了一套贵族专用的规则。

贵族们要学习文化知识、礼仪制度，练习剑术、射术、驾驭战车。平时在家从事生产，战争时为国出战。儒家的修身、治家、平天下，说得就是这件事情。

公元前643年，春秋第一个霸主齐桓公死于内乱。饿死后宫近两个月，才被收敛下葬。齐桓公封的太子逃亡到了宋国，向宋襄公求助。

因为齐桓公曾经拜托宋襄公照顾太子，而宋襄公当时也答应了。宋襄公便决定践行诺言，不顾宋弱齐强的事实，强行插手齐国内政。

公元前642年，宋襄公派人出使各国，要求大家出兵伐齐。结果只有几个小国象征性的派兵前来，宋襄公只好独自扛起伐齐事物。

不料宋襄公伐齐的军队刚到齐国，齐国人就武装响应宋军，赶走了现任国君、臭名昭着的易牙，迎接太子回国。就这样，宋军几乎兵不血刃就驱逐了齐国国君，把齐国太子捧上大位，做了齐孝公。

5. 为何说宋国是春秋时期最后一个贵族之国

所谓封建，即是有封才有建，这个词语的产生跟周王国的分封制度绝对有关系。周人的诸侯国都是周天子分封的，因此周天子的共主地位，是自认的，而不是诸侯们所拥戴的，是自上而下，而非自下而上。因此，夏商之前的诸侯或者部落主，多有不同姓氏，到周王国建立后，天下则成了姬姓诸侯的天下，姬姓子弟广布在中土大地上。到春秋时代，齐桓公以非姬姓成为第一个霸主，即是对周王室的冲击。这即让有着先天贵族血脉的宋国人看到了希望，宋国人源自殷商，传承贵族文化，某种名义上甚至是周王室的老师，宋襄公便想重振祖先雄风，壮大宋国。

宋襄公的战败，是对贵族规则的绝对遵循。所谓“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体，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这即是将宋襄公与周文王相提并论，其标准其实就是贵族精神的标准。即便是衰败之际的周王室，周夷王时代也有“勿殄老幼”、“勿怜伤病”的规定，在上古军事作战中，可能这些都是最基本的战争修养。但，到春秋战国后期，“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宋国的贵族风格弥足珍贵，但又显得与时代格格不入，宋襄公可称为春秋战国，是整个宋国乃至整个封建文明时代最后的贵族，也是最后的武士。

6. 西周，春秋的贵族政治与战国的显族政治主要区别是什么

西周、春秋的贵族政治其参与者更多的是原本分封时的“公族”后代，也就是公室。而战国的显族政治参与者更多的是显赫的“士族”，这些人大多不是公室，通过自己的努力取得高的地位。这是因为西周和春秋受到宗法制、分封制的影响很大，而战国时期宗法制和分封制已经破坏的很严重，新的阶层不断壮大。

7. 什么是中国的贵族精神

什么才是中国的贵族精神：

一

对于贵族精神，中国人已经很陌生了。虽然现在许多别墅小区，都起名“贵族苑”“贵族庄园”“傲城尊邸”之类;虽然今天的中国人开始崇尚所谓“贵族”生活，但是很不幸，大部分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开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

其实，这不叫贵族精神，这叫“暴发户精神”。

什么叫贵族精神呢?让我们先从宋襄公的故事讲起。

读过《毛选》的人都知道宋襄公的泓水之战。通过那一战，宋襄公被标上了“蠢猪式的仁义”的标签，成了后世中国人嘲笑的对象。

《韩非子》中是这样记载这个故事的，说是宋国与楚国打仗，宋国军队列好了阵，楚国军队渡过泓水来交战。宋国的军官对宋襄公说：“楚军比我军人数多，我们应该趁他们正在渡河马上发起进攻，那样楚军必败。”

宋襄公却回答说：“不行，那不符合战争规则。君子说：‘不能攻击已经受伤的敌人，不能擒获须发已经斑白的敌人;敌人处于险地，不能乘人之危;敌人陷入困境，不能落井下石;敌军没有做好准备，不能突施偷袭。’现在楚军正在渡河，我军就发起进攻，不合仁义。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列好阵，我们再进攻。”(“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

结果是等楚军全部渡过河后双方才开战。宋军因寡不敌众，落得大败，宋襄公也受了伤，第二年悲惨地死去。毛主席因此有了一句着名的语录，叫作：“我们不是宋襄公，不要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由于这一最高指示，这个寓言被选进了中学课本，宋襄公成为全中国人都知道的着名历史人物。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位宋襄公确实愚蠢呆板得可以。但是如果我们对宋襄公所处的时代有所了解，就会知道他的选择，正是对“贵族精神”的诠释。

中国贵族文化的首要标志是“礼”。春秋时代的上层社会中，“礼”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就如同今天的“钱”无所不在一样。甚至在战场上，人们也需要遵守“战争礼”。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说“春秋时代的车战，是一种贵族式的战争，有时彼此都以竞技的方式看待，布阵有一定的程序，交战也有公认的原则，也就是仍不离开‘礼’的约束”。

春秋时以车战为主，因此必须选择好一处平坦开阔的地点，双方约好时间，大致同时抵达，等列好队伍之后，鸣起战鼓，驱车冲向对方。这就是所谓的“结日定地，各居一面，鸣鼓而战，不相诈”。

这种战争，更像体育比赛，要遵守一定的次序。《左传·昭公二十一年》记载的宋国公子城与华豹之战十分典型。双方战车在赭丘相遇，华豹张弓搭箭，向公子城射来，结果却偏离目标。华豹动作敏捷，又一次搭箭上弦。公子城一见，对他不屑地大喊：“不更射为鄙!”意思是战争的规则是双方一人一箭。你射了我一箭，现在应该我射你一箭了。你不守规则，岂不太卑鄙了!华豹闻言，就放下弓，老老实实地等公子城搭弓，结果公子城一箭射死了华豹。史书并没有嘲笑华豹愚蠢，相反却肯定他以生命维护了武士的尊严。

在今人看来，这些老祖宗在战场上的表现似乎太迂阔了，其实不然。因为春秋以前的作战方式和战争理念都与后世有很大的不同。春秋时期的军队都是以贵族为主体，战士人数不多，几百辆战车而已，每次战争一般不超过一天。因此那个时候的战争更像是一次大规模的绅士间的决斗。贵族们在战争中比的是勇气和实力，偷袭、欺诈、乘人之危都是不道德的。正如徐杰令所说：“春秋战争礼最大的特点，在于讲究承诺，遵守信义，不以阴谋狡诈取胜。”宋襄公所说的“不重伤(不让人二次受伤，就是不攻击伤员)，不禽二毛(不俘虏老年人)，不鼓不成列(对方没有排好队列时，本方不能进攻)”，和《淮南子》所说“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正是那个时代普遍的战争规范。

二

不仅那时的战争规范今人已经十分陌生，那个时代战场上贵族们的风度和言辞，更是今天的读者难于想象的。《左传·成公十六年》记述了晋国和楚国在鄢陵打的一场大仗，让我们看到春秋时代的“战争”是多么彬彬有礼。史书的原文是：“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见楚子，必下，免胄而趋风。”

也就是说，在这次战斗里，晋国的大将军郤至前后三次遇到了楚共王。他每次见到楚共王，都脱下头盔，趋避到一边，以表示对楚共王的恭敬。楚共王很欣赏这位晋国将军的风度，派工尹襄赠给了郤至一张弓，并说：“方事之殷也，有韦(红色皮革)之跗注(绑腿)，君子也。识见不谷(国君自称)而趋，无乃伤乎?”

意思是：“战斗正激烈的时候，我看到有位打着红色皮绑腿的有礼貌的人。他一见到我，就遵循礼节疾步而走，让他受累了!”

郤至怎么回答?《左传》说：“郤至见客，免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从寡君之戎事，以君之灵，间蒙(现在穿着)甲胄，不敢拜命。敢告不宁，君命之辱。为事之故，敢肃(作揖)使者。’”

意思是郤至接见了工尹襄，脱去了盔甲，听他传达楚王的话，回答说：“您的外国臣子郤至，奉了我国君主的命令作战，在战场上正穿戴着盔甲，不能下拜。承蒙您派人慰问，我心里实在感到不敢当。因为在战斗当中，只好对您的使者行个敬礼了。”说完，对工尹襄作了三个揖就走了。

正如这个故事所表现的那样，即便是血腥的战争中，优雅仍然是春秋时代贵族的基本追求。虽然彼此的目的都是击败对方，但他们言辞却仍然处处得体。郤至对敌国君主不失尊敬，而楚王在危难之际，竟然也不忘去褒扬对手，并派人给他送去礼物。正如钱穆先生所评价说：“当时的国际间，虽则不断以兵戎相见，而大体上一般趋势，则均重和平，守信义。外交上的文雅风流，更足表现出当时一般贵族文化上之修养与了解。即在战争中，尤能不失他们重人道、讲礼貌、守信让之素养，而有时则成为一种当时独有的幽默。”

了解了这些背景，我们就可以了解泓水之战中宋襄公并非是心血来潮。作为殷朝贵族后代、从小受到严格贵族教育的宋襄公，讲究贵族风度是他根深蒂固、深入骨髓的观念。在战争中，他既要取胜，也要赢得“漂亮”、赢得“合理”、赢得“高贵”。甚至在一定意义上，风度大于胜败。那些今天看起来迂腐的礼仪其实不仅仅是仪式和礼节，更是一个阶级不可更改的文化信念。宋襄公的“愚蠢”，其实是那个时代贵族风度的光彩流露。

其实有很多史书肯定了宋襄公的做法。比如《春秋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对此事的评价是：“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认为即使周文王遇到这种情况，也不会比宋襄公做得更好了。司马迁在《史记》中也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褒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就是说宋襄公虽然失败了，但是很多君子认为他值得赞扬，他们感叹在礼义缺失之时，宋襄公却依然秉持礼让精神。

直到宋代苏轼的《宋襄公论》，才开始以成败论英雄。苏轼以反传统的姿态指出，不论如何，兵败于楚，就是宋襄公的罪过：“至于败绩，宋公之罪，盖可见矣。”当然，历代批判宋襄公的言论以毛主席那句名言为登峰造极。后代中国人对宋襄公的唐突，其实证明了贵族传统在中国大地的断裂。

三

由于中国的贵族传统中断太久，今天的中国人确实已经很难理解先秦时代祖先们的内心世界。

好在大量的西方文学影视使我们对欧洲的贵族多少有一些了解。也许通过援引一些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的祖先，因为贵族社会的一些精神原则是一脉相通的。如果我们感觉宋襄公时代的“不重伤，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过于古奥，那么，打这么个比方，也许就容易明白了：春秋时代的战争规则，其实就是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

欧洲骑士的行为准则是：不伤害俘虏，不攻击未披挂整齐的骑士。不攻击非战斗人员，如妇女、儿童、商人、农民、教士等。

欧洲骑士间的战争，和春秋时代的贵族战争一样，也是要摆好战场之后，堂堂正正地对攻。搞突然袭击，对真正的骑士来说，是一种可鄙的行为。骑士精神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不畏强者，作战勇敢，不得贪生怕死，另一方面则是同情弱者，对失败者宽宏大量。当一名骑士俘虏了另一名骑士后，必须将俘虏待如上宾。英法战争期间在克里西及普瓦泰被俘的法国骑士，在英国人的军营中就经常受邀与胜利者英国人一起盛饮娱乐，活得安然舒适，直到被赎回为止。

这岂不正是我们嘲笑了千年的“宋襄公精神”?可惜的是，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崇拜骑士精神，却很少有人意识到它是“宋襄公主义”的欧洲版。

四

同泓水之战一样，春秋时代还有许多故事，我们今天读起来，都感觉是那么难以理喻，或者那么可笑。其实，这些故事在西方贵族时代，都能找到类似的翻版。

比如在当年“批孔”大潮中，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故事是子路正冠。说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路，在战争中阵亡，他临死前还不忘系好被对手砍断的帽缨，正冠而死。人们认为这个故事说明儒家学说是多么害人，死到临头，还念念不忘教条。

其实重视仪表、重视细节，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教养。先秦社会礼仪无处不在，从穿衣戴帽到在宴会上怎么与客人交谈，每一个细节都有繁缛的要求。今天的读者如果翻阅《周礼》之类的先秦典籍，也许感觉这些记载过于烦琐古板。这也是贵族社会的共同特点。中世纪法兰西贵族以言谈举止的彬彬有礼闻名。法兰西贵族从小也要经过严格的礼仪训练。国王在宫廷女仆面前都要脱帽致敬，公爵们走过凡尔赛宫庭院，由于不断地行礼，只能把帽子拿在手上。

礼教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则，是贵族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尊严和风度。子路在敌人的刀锋下系好帽缨，其实正体现了贵族式的在死亡面前的从容不迫。西方的贵族社会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法国大革命高峰的时候，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皇后上断头台的那一刻，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皇后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优雅的道歉：“对不起，先生。”

正如这位皇后的下意识反应一样，“贵族文化”的首要特质就是优雅。子路的最后一个动作，不叫迂腐，叫教养，叫贵族风度。

另外一个故事，今天的读者读起来一定感觉更奇怪。

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上文提到的鄢陵之战中，晋国将军韩厥打败了郑国的君主郑伯。郑伯乘车逃走。为韩厥驾车的驭手杜溷罗说：“赶快追。他的御者左顾右盼，心不在焉。很快就能追上。”韩厥却说：“算了吧。不能再次羞辱国君了。”他命令驭手掉转车头，放过了郑伯一命。

这个故事反映了贵族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就是对对方的君主保持尊重。因此晋国的将军在战争中遇到楚国的君主，也要行礼致敬。春秋小霸郑庄公有一次大胆地挑战周王室，在战场上大获全胜，还射中了周王的肩膀。不过，在周王逃跑之时，郑军并没有追击。庄公说：“君子不欲多上人，况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无陨，多矣。”就是说，我与周王作战，是迫不得已，怎么敢再凌辱天子!当天晚上，郑庄公专门派了使者去探周王，并且问候他的左右近臣。

欧洲政治中也有一个类似的传统，那就是做过国王的人即使被从王位上推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是骑士精神的表现之一。因此，欧洲权力斗争中的失败者鲜有被处死的例子。人们无法容忍一个国王杀掉另一个国王。他们不是不知道养虎遗患的道理，可就是不愿破坏自己的骑士风度。1688年，威廉三世征讨英国，从自己岳父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之后他网开一面，故意在囚禁岳父的城堡前的大海上不设防备，让他顺利乘船逃到法国。第二年，他的岳父就组织了一支精良的雇佣军在爱尔兰登陆。威廉三世不得不从英法战争中腾出手来对付卷土重来的岳父，虽然最后将詹姆斯赶回了法国，却因此在英法战争中失利。不过，似乎没有人因此而批评威廉的不智。

春秋时代的战争中，还有许多有趣的插曲。比如发生在楚国与晋国的另一次战争邲之战中的一个画面。那场战争晋国被打得大败。在逃跑时，晋国的许多战车陷入泥坑，狼狈不堪。楚国士兵不但不乘机追杀，反而还跑上前教晋军如何抽去车前横木，以便冲出陷坑。晋军脱离困境后，还回头对楚军开玩笑说：“吾不如大国之数奔也。”就是说，还是你们逃跑有经验啊!

在今天的中国人看来，这种战争简直就像小孩子过家家。其实这种“可笑”的场景在中世纪欧洲贵族的王位之争中也经常能看到。

1135年亨利一世去世，他的外孙亨利二世和外甥斯蒂芬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英国王位，斯蒂芬抢先一步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不服，从此领兵前来争夺王位。在第一次王位争夺战中，年仅十四岁的亨利二世经验不足，准备不充分，还没开战军队就没有粮饷，陷入饥饿，困窘之下，他居然向敌人斯蒂芬请求支援。而斯蒂芬呢，居然也就慷慨解囊，借钱让亨利二世把饥饿的雇佣军打发回家，第一次战争就这样可笑地不了了之。

数年之后，亨利羽翼已丰，卷土重来，双方再次展开大战，这次亨利很快取得胜利，斯蒂芬俯首投降。然而，双方谈判后达成的结果却让人大跌眼镜：双方约定，斯蒂芬继续做英国国王，不过宣布亨利二世为他的继承人，一旦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登基。

另一场王位争夺的结局更富于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的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发生了兴趣，两个家族各拉一批贵族，发动了内战。因为兰开斯特家族的族徽是红玫瑰，约克家族的族徽是白玫瑰，所以这场战争被称为玫瑰战争。战争的结局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在战争中打出了感情，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第七，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宣布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合并，结束了玫瑰战争，也结束了兰开斯特和约克王朝，开创了都铎王朝。

这些故事反映出，贵族时代的战争与平民时代有明显不同。贵族间的战争一般并不以杀戮和彻底征服为目的，只为分出胜负。所以战争一般点到为止，给对方留足面子。在战场上，大家是敌人，下了战场，大家仍然是朋友。

五

多年思想政治课教育的结果是，“贵族”在我们的头脑中成了一个负面的概念，它意味着铺张奢侈的生活和抱残守缺的价值观。其实，贵族们固然有保守、特权的一面，也有优雅、超越和勇于承担的一面。

贵族精神的第一条就是勇敢。俄罗斯贵族有为国献身的光荣传统，几乎每个贵族都会把孩子送去当兵，沙皇也经常亲征。《战争与和平》中，贵族安德烈将要走上战场，抵抗拿破仑的侵略。他的父亲老公爵对他的嘱咐是：“记住，安德烈，你要是战死了，我会痛心的，可是假如我知道你的行为不像是我的儿子，我会感到羞耻!”安德烈最终因在战场上负伤而死。

这种情景在先秦其实随处可见。和西方封建社会一样，中国上古的贵族都是武士，贵族男子都以当兵为职业。“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有统驭平民之权利，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以示其地位之高。”翻开《左传》《国语》，我们发现那些贵族个个都能上阵打仗，就连春秋末期的孔夫子，也长于武道，精通射御之术。

春秋时代，整个贵族阶级都以执戈披甲为荣，视冲锋陷阵为乐。秦国在选择国君时，首要条件就是勇敢：“择勇猛者立之。”楚康王即位五年而无战事，认为是自己的莫大失职。在整部的《左传》中，我们找不到一个因胆怯而临阵脱逃的人。历史学家雷海宗认为，一般来说，春秋时的人们大多毫无畏死的心理，他们认为死在战场上是最好的死法。

贵族精神的第二条是重视荣誉，敢于承担。毕达哥拉斯说，贵族的生活是荣誉的，而奴隶的生活是牟利的。确实，贵族是一个视荣誉重于生命的阶层。他们自认为血统是高贵的，因此做事要光明磊落，不敢以卑贱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血液。

今天中国人往往认为贵族只意味着特权。有好处时先上，有危险时先逃。其实，权力也意味着责任。打个比方，西方航海业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一艘船沉没时，船长必须最后一个逃生。贵族在上古社会中的作用就如同船长。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在关键时候必须能挺身而出，为国家和君主献出生命。

公元前541年的时候，在郑国的虢地，各诸侯国召开盟会。这个大会叫“弭兵大会”。“弭”就是停止的意思，弭兵大会，就是停战大会，停止战争，呼吁和平，号召各国和平相处。

但是这个大会正在进行中时，鲁国的大夫季武子就出兵征讨莒国。消息传来，出席大会的楚国代表主张杀掉鲁国的代表叔孙豹泄愤。晋国的大臣乐桓子赶紧去通知叔孙豹，表示要帮他做做工作，免于大难。

不料叔孙豹听到消息后，却拒绝了乐桓子的好意。为什么呢?叔孙豹说：“我来参加诸侯大会，就是为了保卫社稷。我如果避免了大难，各国必然要派兵联合讨伐鲁国。这不是给鲁国带来了灾祸吗?如果他们在这个大会上把我杀了，那也相当于惩罚了鲁国，鲁国就不会遭遇大兵压境之险。所以我宁愿死在这里。”

这就叫承担精神。这件事见于《左传·昭公元年》和《国语·鲁语下》。

一个更有名的故事发生在公元前548年的夏天，齐国大臣崔杼设计杀害了君主齐庄公。事后崔杼找来太史伯说：“前几天主公调戏我的夫人，被人杀了。为了照顾主公的面子，你一定要写‘先君害病身亡’。”不想太史伯却回答说：“按照事实写历史，这是太史的职责。”遂在竹简上直书：夏五月，崔杼弑君庄公。

崔杼大怒，抽剑杀了太史伯。按惯例，太史之弟继承乃兄之职，新太史在记载这一段时，仍然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又把他杀了。可是第三个太史还是照样写。崔杼叹了一口气，只好作罢。一个叫南史氏的太史听说几位太史都被杀了，大义凛然，“执简以往”，准备续写史书，走到半路，听说已经直载其事，才回去了。

春秋时代的贵族们就是这么简单，这么执着，这么硬骨头。

在死亡面前的尽责不苟和从容不迫，在影片《泰坦尼克号》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大船即将下沉的时刻，船长没有选择逃亡，而是走进了船长室。设计师先生对女主人公的那句话深深地印在了观众的脑海里：“我没能为你造一艘足够坚固的船。”然后他也选择了与他的船待在一起。这就是贵族精神在资本主义早期的遗存：尽责任，敢相当，在关键时候勇敢地迎向死亡。

看过《泰坦尼克号》，相信人们对当年“泰坦尼克号”在沉没过程中，甲板上的乐队一直坚持演奏这一幕印象深刻。在黑夜寒风中，忘我地演奏的乐手的形象，就是贵族精神的最佳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更永恒。

六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我们曾经说越穷越革命，越穷越高尚。其实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在人类文明发展早期，贵族阶层与其他阶层相比，不仅在物质上，而且在精神上、文化上，有很大的优越性。财富和地位让贵族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尊严，完善自己的风度，发展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代一代的贵族教育，在贵族这个阶层培养起一系列比其他阶层更为突出的品质。

贵族精神之所以宝贵，是因为勇敢、尊严、优雅、荣誉心等品性的成长和发育非一朝一夕之功。贵族精神的产生和完善就像酿酒，需要一个代代承继、陈陈相因的漫长过程。所谓培养贵族需要三代，一般来说，第一代贵族身上的草莽味、江湖味、暴发味是很难随着时间的流逝彻底洗掉的。从第二代贵族开始，由于拥有良好的教育条件，他们开始形成与第一代截然不同的生命经验和价值观。从第三代开始，贵族们追求物质利益和开拓家族基业的激情开始淡化，贵族精神内化到他们的骨子里，举手投足、待人接物都透露出良好的教养和风度。

因此，贵族文化想要产生和传递下去，首要条件是稳定性。

贵族家族的分家方式保证了其稳定性。贵族们分家采用长子继承制，即由长子承袭所有家产，别的孩子没份。这是因为贵族的爵位是没法分的，父亲是公爵，不可能十个儿子个个是公爵，所以爵位只能给一个儿子。有了爵位，就要有与之相配套的土地和财产，所以贵族家的土地不能像老百姓家那样，一分十份，一人一份。儿子们都要争，怎么办?那就法定下来，只给长子。所以就形成了长子继承制。

长子继承制使得贵族家族能保持高度稳定性。英国大贵族往往能存在几百年。1764年，约翰·道尔利普尔估计，大约50%的英格兰地产是根据旧的财产继承制代代相传的。百年之后，法国学者希伯利特·泰纳访英后总结：“多数古老的地产是借助长子继承制法则保存下来。”

这种稳定性是贵族精神产生的容器。只有贵族阶层能提供代代相传的、不间断的、高质量的贵族教育。春秋时代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都是贵族的课程。礼乐指礼仪和音乐歌舞。射御指军事技能，因为春秋时代战争以车战为主，驾车、射箭的技术是武士所必备。书数是指语文和数学。从“六艺”的内容看，它既重视文事，也重视武备;既训练人的外在行为规范，也陶冶人的内在精神情操。这种贵族教育设计是相当均衡而合理的。而在欧洲，贵族的孩子在十岁左右就会被送到比自己家庭高一级的贵族家中充当仆童，接受礼仪教育，观摩骑士比武和训练。

稳定性、优裕的、超越了功利追求的生活条件，使贵族的生活“并不仅仅是一种比普通的生活更舒适、更无忧无虑或更高贵的生活，它是一种质量完全不同的生活。它之所以是‘得体’的，是因为它达到了这一程度——由于已经拥有了纯粹的生活必需品，由于已经从劳作中解脱出来，并且克服了所有生物对自身生存的内在的迫切需求，生物性的生活进程不再受到制约”。(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据说欧洲贵族家庭一个贴身女仆在文艺方面的知识比后来的专业人员还要丰富。在不必为衣食甚至功名烦忧的前提下，贵族们开始追求更高境界的东西，在这种追求中体现出人之为人的高贵之处。诗人叶芝认为，只有贵族社会才能产生伟大的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才能保护艺术，因为贵族阶级不再贪图财富而且深明礼仪，所以他们才能使艺术家有闲暇来从事创作，使公众有文化修养来欣赏艺术。

8. 平民文化与贵族文化有哪些不同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中国知识分子就反复研究着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异同,很多学者都谈出了很多有价值的意见,但我认为,似乎有一点人们都有所忽略,即中国文化就其根柢就是平民文化,而西方文化就其根柢则为贵族文化。
中国文化的基本形态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思想学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在那时,真正决定着国家命运的是从周天子到各个诸侯国的国王。是他们“家”的天下。他们家族的人才是当时的“贵族”,政治的权力是在他们家族的内部进行分配的。郭沫若在其《奴隶制时代》中就曾考证过。“臣”实际是当时贵族家的家奴,是替拥有国家权力的贵族家庭管理具体事务的。但是,权力是个好事情,也是个坏事情。正因为它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贵族家庭内部的成员就都要争夺这权力,但也正是因为他们都要争夺这权力,所以这个好事情就变成了坏事情。在这里,至少有两个坏的结果:其一是将亲情关系变成了仇雠关系。原本是一家人,是父子、弟兄,因为争夺权力而成了敌人。这就是孔子所说的父子、弟兄相残的情况;其二是统一国家的分裂。贵族家庭的成员多了起来,假若每个人都要分得自己应有的一份权力,国家就会越分越散,权力就会越分越小,这在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是极不利于自己的国家的。正是在贵族阶级内部的纷争中,“臣”的作用大了起来。各个诸侯国的国王为了加强自己的权力地位,就开始重用臣僚,并用臣僚的力量削弱本家族其他成员的势力。一是维护了自己的专制权力,二是巩固了国家的统一。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知识分子(“士”)这个阶层发展起来。他们不是贵族阶级的成员,但又是有智慧、有才能的人。可以帮助诸侯国的国王维持自己的政权,治理好自己的国家。不论是老子、孔子,还是墨子、孟子、庄子、韩非子都是这样一些贵族阶级之外的人。后来他们的影响大了起来,各个诸侯国的国王也开始重视他们的作用,但就他们本身,仍然属于平民。因为国家权力仍然属于国王和他的家族,他们只是为国王的政治权力服务的。尽管国王也可以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但这权力仍然不属于他,国王可以给他权力,也可以剥夺他的权力。他们的这种处境,使他们的思想学说也带上了平民的色彩。老子、孔子、墨子、韩非子都讲国家的治理,但实际治国的不是他们,他们的思想学说都是给当时诸侯国国王提的建议,想的法子。所以,他们只说国家应该怎样治理,而不会说国家不应该由国王家的人世袭,而应当由有道德、有智慧、有才能的人来治理。有治国的智慧,却无治国的气魄,可以说是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通病。与此同时,他们也很重视“民”的利益,劝说诸侯国王不要一意孤行,要注意民心的向背,要使民众能够安居乐业,当然,他们也劝说“民”要服从君的统治,不能“犯上作乱”。至于“尚贤”、“任人唯贤”,那就更是知识分子自己利益的所系了。知识分子是“贤”,谁来“尚”?谁来“任”?当然还是诸侯国王!庄子是不主张为政治服务的,但他就更没有贵族气质,因为他认为国家是别人的,与自己没有关系,乐得自己逍遥,不必为贵族家的政权辛苦操劳。另外还有一个杨朱,是极端主张“为我”的。对于贵族,“为我”也要为政权。正因为他是平民,所以“为我”就不必关心别人,关心政治了。到了后来,政权的形式发生了变化,有的是造反“造”来的,有的是异族入主中原,但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实际没有本质的变化。国家还是皇帝一家人的,臣僚还只是皇帝家族的奴仆,是为皇帝看家守院的。虽说中国知识分子常说“以天下为己任”,但这个“为己任”也只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并非说就是自己职权范围的事情。
西方的文化与中国的文化是不同的。在古希腊,有奴隶主、平民和奴隶,国家不是属于哪个家族,而是属于奴隶主和平民,只有奴隶没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是奴隶,而是国家的公民,他在本能中就认为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别人”的,同时还是“自己”的,对这个国家负有责任,也有为国家负责的权利。这就使西方文化从一开始就带有异常明显的贵族性。在这里,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孟子与梁惠王的谈话同苏格拉底在法庭上的谈话。孟子对梁惠王也有批评,但却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对政治权力执掌者的批评,这种批评没有平等对抗的性质,而是劝谕性的:国家是你的,我劝你这样治理,因为这样治理才能治理好,对你是有好处的。你要实在不听,我也没有法子,但那对你是不利的。苏格拉底就不同了,他是自行其是,在法庭上还侃侃而谈,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因为他并不觉得除了真理之外还应该屈从于谁的意志。在这种根本的文化精神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苏格拉底的继承者。即使那些悲剧家和喜剧家,也不像中国知识分子那么谦虚,他们不是载他人之道,而是载自己之道,直接揭出人生的苦难和人性的弱点,让人类能够看到自己和自己的局限性。到了中世纪,教皇和牧师就是知识分子,因为政教是分离的,所以这些知识分子只服从上帝,而不服从国王和官吏。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重视“人”的智慧、“人”的幸福,但这个“人”不同于中国的“民”。中国的“民”指的是没有政治权力的普通老百姓,而西方的“人”是相对于宗教的“神”而言的。是包括贵族,并且当时是以贵族为主体的。在薄伽丘的《十日谈》里,讲故事、发议论的是一些贵族青年;在莎士比亚的戏剧里,讲的多是贵族的故事,大概只有福斯塔夫这个人物,才是真正的平民典型。但他在整个莎士比亚的戏剧里,只是一个穿插性的喜剧人物。直到19世纪,像福楼拜、乔治·桑、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等很多作家还是贵族出身,他们对下层社会群众的同情不是自怜或自恋,他们对贵族阶级的批判不是报复或泄愤。前者带有关心人类命运的性质,后者带有自我忏悔的性质。都不是旁观者的冷嘲和幸灾乐祸。我们现在最关心的是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文学,我认为,恰恰是从现代主义开始,平民知识分子的作家才占了绝对的优势,但在这时,西方社会也民主化了。他们是平民知识分子,但却不是社会之外的、与国家无关的人。他们关心着自己,同时也是关心着人类。自然没有了贵族和平民之分,也就无所谓贵族意识与平民意识了。尽管如此,西方平民知识分子还是担心着文化的平庸化,尼采就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但他呼唤超人的出现。按照我的理解,“超人”就是平民出身的贵族,出身平民,但不能没有贵族的精神。
中国文化向来是一种平民性质的文化,所以对平民性也有更多的偏爱,认为平民的就是好的,贵族的就是不好的。实际上,一个民族自然有贵族也有平民,两者就都是有作用的。两者都有作用,也说明两者都不完美。平民无权,自然是无法主宰自己的命运,生于世间,如坐针毡,这刻不知那刻的命,其命运最值得人们同情,但也正因为无权,也不必为社会整体负责,为国家负责,即使对国家和社会有所关心,也得首先关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这对于底层老百姓实在是没有法子的事情,但对于知识分子和皇帝的臣僚,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中国,国家的权力是皇帝一家人的,知识分子和皇帝的臣僚原本是平民,没有法定的权力,但皇帝为了自己的政权,又可以赋予他们一定的权力。一当和权力结合,这种平民心态的弊病就暴露出来了。在这时,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但不论何种表现形式,都不能算作对社会、对国家的直接关心。其一是愚忠愚孝型。表面看来,他们是关心社会和国家的,他们也常常以此表白自己,但在实际上,他们关心的仍然只是皇帝的政权。这个政权原本不属于他,但他感激皇上的知遇之恩,就死心塌地地为皇帝的政权效劳,即使帝王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掉他,他也无怨无悔,因为他们原本没有任何的权力,是与别人一样的平民百姓,他们曾有过的那点荣耀也是皇帝赏赐给他们的。这一类的官僚,人们挑剔不出他们个人道德上的多少毛病,但在对待那些不忠诚于帝王的同僚或“犯上作乱”的平民百姓时,他们还是极为残酷的。他们的自私是内在的,甚至连他们自己都不觉得。但只要从整个历史的长时段中看待他们的表现,他们的自私性还是清晰可见的。赵家当了皇帝,他忠于赵家;李家当了皇帝,他忠于李家。自然可以忠于任何一个皇帝,也就说明他们对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忠诚。他们顺从的是权力,而顺从权力的目的仍然是为了自己的身家性命。另一类就更加可怕了。他们知道自己的权力是没有保证的,“有权不使,过期作废”,于是便不顾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死活,争权夺利,上欺下压,无所不用其极。他们的残酷性,有时甚至超过专制帝王自身的残酷性。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就会感到,有点贵族精神并不一定是绝对不好的事情。中国的贵族,所谓皇亲国戚,因为有了由帝王直接控制的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丧失了法定的权力,仅仅靠着与皇帝的那点亲情的关系,不但无法维持自己的地位和荣耀,而且还常常处于极端屈辱的地位。西方的贵族是有自己法定的权力的,政府官僚也多由他们出任,其地位和荣耀连国王也不能随便剥夺。他们的权力不是与国王本身联系在一起的,而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国在则权在,国亡则权亡,他们的利益同国家的利益是一体的。这一类的人也有两种形态:其一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不遗余力地反对社会变革、镇压平民百姓,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贵族反动势力;其二是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一些知识分子,认为自己对国家、社会、人类的前途和命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同情人类的所有苦难,反对任何制造人类苦难的行为,并且孜孜不倦,身体力行,为社会正义而奔走呼号。假若说贵族反动势力是人类社会中的大恶,这类人就是人类社会中的大善。但是,这两类人都不会做那些蝇营狗苟、偷鸡摸狗的烂事情,不论是为善还是为恶,都显得有些大气。
中国知识分子到了晚清和民初,有了一个新的变化。在清王朝的整个统治时期,汉族官僚知识分子都有一个明确的意识:国家权力是属于满族皇室的,自己不是满族皇室成员,当然也不是国家的主人。不论自己现实的权力有多大,都只是为满族皇室服务的,都是为皇帝的政权服务的,但到鸦片战争之后,部分汉族知识分子的心态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在当时,国难当头,清廷又腐败无能。在开始时,他们还把救国救民的责任放在清廷身上,但到对清廷彻底失望之后,他们才开始意识到中国不是属于清朝皇室的,不是皇帝一个人的,汉族知识分子必须独立地担当起救国救民的责任。这是民族意识的觉醒,但伴随这种民族意识而自然产生的,就是一种贵族意识,国家自然是自己的,也就要独立地为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着想。就其出身,他们都是平民知识分子,但就其意识,却具有了贵族的成分。他们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中继承了平民意识,重民爱民,解民倒悬,但中国传统文化要求于知识分子的是忠君爱国,是通过辅佐君主实现仁政而拯世救民,而反对“犯上作乱”。他们的“君”的观念发生了动摇,也就没有了一个“忠君”的问题,没有了“犯上作乱”的问题。这就在他们的平民意识中注入了一种贵族的气质。只要我们将孙中山、章太炎这些人物同先秦的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韩非子略加比较,我们就会感到,孙中山、章太炎在思想态度上与先秦知识分子一样,是带有平民色彩的人物,但在精神气质上,却比先秦知识分子多了一些舍我其谁的贵族气概。只为民族负责,而不为任何其他人负责;只服从民族的利益,而不服从任何其他人的意志,就是他们贵族精神的具体体现。
但是,像孙中山、章太炎这类的知识分子在革命阵营中也是极为少见的。他们是革命的发动者,他们之所以要冒着生命的危险发动革命,当然是基于对整个国家命运的关心,这就把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同自己的前途和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也是他们能够具有贵族气质的根本原因。但当革命成了一个社会势力,成了一个能够吸引更多知识分子参加的阵营,特别是在革命即将胜利或已经胜利的时候,更多的人就未必是从关心国家整体利益出发的。“识时务者为俊杰”原本是中国平民知识分子的一句人生格言,他们是平民,在社会上没有法定的权力,必须靠对时势的洞察和对时机的把握,才能出人头地、飞黄腾达。但假若仅仅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着想,尽管也参加革命,尽管也希望革命的胜利,但在其国家观念、集体观念上就与孙中山、章太炎这样的革命领袖有所不同了。在中国古代社会,知识分子是平民,没有法定的政治权力,在他们的意识中,国家从来不是自己的,而是属于帝王一个人的。这就将自己与国家、集体从内在意识中分离开来。国家是国家,自己是自己。国家属于帝王,与自己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自己的身家性命。这种国家的观念,实际上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普遍的集体的观念。把所有的集体都归在一个最高统治者身上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集体观念的根本特征:国家是属于君主一个人的,君主的意志就是国家的意志;家庭是属于父亲一个人的,父亲的意志就是家庭的意志;夫妻二人也要有主有从,丈夫的意志就是夫妻二人的集体意志。到了辛亥革命之后,“君”不存在了,贵族阶级不存在了,但这种集体的观念还是大量存在的。在这时,这种国家集体的观念仍然主要有两种表现形态:其一是有枪有权有可能抢到国家的。自然国家是属于一个人的,抢到天下的就是王,抢不到天下的就是贼。原来的“君”倒了,国家没有了“主”,谁抢到就是谁的,我有枪有权,能够抢到,为什么不去抢?所谓“乱世出英雄”,这个时期就出了好多军阀;其二是没有枪没有权不可能抢到国家的,就只能依附于有枪有权能够抢到国家的。在他们的意识里,国家仍然不是他的,他与国家仍然没有直接的联系。他首先是属于他所投靠的那个有势力的人,而不是属于国家。不难看到,正是这两类人,把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搅得乱七八糟。所以鲁迅悲哀地说,他革命之前是做奴隶,革命之后又成了奴隶的奴隶了。

在过去,我们总是强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平民性质,但只要我们把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特别是鲁迅,同后来的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同我们自己略加比较,就会感到,他们身上比我们多出的不是平民性,而是一种舍我其谁的贵族气概。他们大都有点傲气,有点不服输的精神,有点“自视过高”、“目中无人”。即使胡适,也是敢于为整个中华民族确立新的书面语言形式的人,而鲁迅则以一人的感受和体验而批判中国的国民性。我们经常会想,你鲁迅有什么资格批判中国人?你是老几?实际上,要让鲁迅回答,他准会说:我是中国人,就有资格批判中国的国民性!这个国是你的,也是我的。你有权关心它,我也有权关心它!他们都将自己的意志视为整个民族的意志,并且独立担当,不假外求。这就使他们具有了一点贵族的气质。社会上的平民身份,精神上的贵族气质,可以说是“五四”知识分子的独立特征。
“五四”那代知识分子,都是留过洋的,虽然那些官僚知识分子未必乐意,但却无法否认他们的权利。再说国家正处在混乱状态,那些军阀也顾不得文化上的事情,反正他们是无力夺权的,文化上的事情就索性甩给他们了。林纾希望军阀出山,管一管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知识分子,但没有把他们请得出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们,就靠着这点狂气,这点贵族气质,把新文化“强加”在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头上。直至现在,我们仍然觉得这些人身上有点霸气,没有征求大多数人的意见,也没有通过说服教育,让大多数人都同意放弃文言文,改用白话文,几个人一捣鼓,就把白话文当成了“国语”。但我们没有想一想,假若他们平心静气地同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商量着办,或者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这个白话文运动还搞得成搞不成?现代文化还有没有产生的可能?在这里,不是一个“民主”不“民主”的问题,而是一个他们有没有权利关心中国文化的发展并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民族文化改革的问题。与此同时,它还是一个不同意这个改革的多数知识分子有没有自主精神的问题,是他们能不能在一个真诚信仰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反对文化革新的问题。一方面是少数具有舍我其谁的气概而提倡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另一方面是大多数离开政治统治者的支持就没有勇气站出来反对文化革新的知识分子,历史的天平就不能不向改革的方向倾斜了。
但是,孙中山、章太炎、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这些知识分子的贵族气质却与西方知识分子的贵族气质有着根本不同的特点。西方的贵族是有自己法定的权利的,在这种法定的权利范围之中,假若一个知识分子关切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或本阶级的私利,而是整个人类社会、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他的思想情感就和贵族气质很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有了法定的权利,做人才有一个容忍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之上,容忍是一种美德,而在这个底线上或底线之下,容忍就是懦弱无能的表现,就是一种屈辱,就丧失了自己做人的尊严。在西方,这种法定的权利是可以继承的,因而贵族的精神和气质也是可以继承的。当西方平民知识分子也有了法定权利的观念,平民知识分子也就有了自己确定的自尊心,有了过往贵族才有的那种贵族的精神和气质。卢梭是一个平民出身的知识分子,但他并不认为平民的一切都需要平民自己去争取。他的《社会契约论》的要义,就是认为社会上任何一个合法公民都应该享有贵族在社会上享有的合法权利。也就是说,国家不仅仅属于贵族所有,同时也属于每一个合法公民所有。这种天赋的人权不是依靠每一个人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的,而是国家、社会理应赋予他们的,是任何其他的人都要承认的。正是在这种法定权利的观念基础上,西方平民知识分子也有了过去仅仅属于贵族的个人尊严感,在维护个人尊严的过程中也有了此前只有贵族知识分子才具有的精神和气质。但中国这些知识分子却有所不同。作为平民知识分子,他们在中国社会上是没有任何法定的权利的,他们完全是靠着历史的机遇和对自我存在价值的意识而获得这种精神的,因而这种精神也没有直接的继承性。直至现在,我们仍然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态度上有些偏激,说明连我们也不承认他们有独立倡导文化改革的权利,我们能够承认的往往只是他们的学问和才能。(实际上,仅就学问和才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未必是那个时代最为杰出的人物)我们为什么不喜欢他们的态度但却重视他们的学问和才能呢?因为平民知识分子原本是没有任何法定的权利的,他们之能够把自己同其他平民区别开来,在社会上享有比其他平民更多、更大的权利,靠的也就是自己的学问和才能。即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中间,似乎也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从自己的法定权利意识出发的,认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自己有义务也有权利发表自己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看法,有义务也有权利按照自己的理想改造现实社会。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大概就属于这种类型;另一种类型是从自己的学问和才能出发的,认为自己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社会的精英、国家的栋梁,不论是上层政治统治者还是下层社会群众,都应尊重他们的意见,都应按照他们为国家和民族设计的方案办。胡适、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大概就属于这种类型。虽然他们在当时都表现出一种我们所少有的贵族气质,但仍有重权利和重才能的细微差别。这也决定了他们后来的不同发展方向。如上所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权利意识不是法定的,而是某些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某种自我意识的形式,没有直接的继承性,但学问和才能则是有继承性的,是通过学习可以直接获得的。这就决定了中国知识分子只能通过学问和才能的继承才能进入知识分子阶层,这就在无形中把学问和才能的意识重新提高到中心的位置。所以,到了20年代的新文化界,精神的问题、气质的问题,就不太引人注目了,学问的问题、才能的问题则成了新一代知识分子自我意识的基本形式。现代评论派重学问,创造社重才华,他们都看不起重精神、重气质的鲁迅。实际上,直至现在,我们还是比西方人更爱才、怜才和重才。周作人是有才的,所以他当了汉奸也有很多人同情他,而要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民当了汉奸,就是枪毙了他也没有人为他喊冤叫屈。在我们的阅读体验中,周作人亲切,鲁迅疏远,说明我们亲近的还是学问和才能,疏远的还是精神和气质。周作人是汉奸,在我们的评论中尽量说得他不像汉奸;鲁迅不是汉奸,但在评论中尽量说得他像汉奸(通过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关系)。我认为,这都表现着我们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对贵族气质的本能的厌恶和反感。
但是,当新文化主要被理解为一种学问和才能的表现形式的时候,新文化也就只成了一种新的平民文化。什么是平民文化?如上所述,平民文化是与贵族文化相区别而存在,相联系而发展的。贵族是有法定权利的文化,是在法定权利基础上的文化,这种法定的权利是建立在人类、国家、民族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是应当为人类、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负责的。平民没有这样的法定权利,因而也意识不到对人类、国家、民族的直接责任,我们是通过与具体管理着国家、民族和集体事务的人的关系而间接地意识到自己与人类、国家和民族的关系的。不论在其自然的需要上,还是在其内在的意识上,我们首先关心的还是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因为平民没有法定的权利,个人的前途和命运也就没有任何的保障,自己不关心,是没有别人来关心的。但是,只要首先从个人的前途和命运出发,就有两个基本原则是不能逾越的:一、不向任何法定的权力挑战;二、在对不受法律保护的权利的挑战中充分表现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平民知识分子没有任何法定的权利,我们的任何权利都是通过自己的努力争取到的,是以学问和才能的大小由现实社会赋予的。没有任何法定的权利,也就根本无力向法定的权力挑战。法定的权利是受国家和公众维护的权力,以一人之力向国家和公众挑战,失败的必然是自己,而失败则是愚笨和无能的表现,不但不会因此获得更大的社会权利,反而会陷入更加无权的地位。但没有任何法定权利的平民知识分子要在现实社会获得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权利,就必须找到表现自己学问和才能的机会。挑战一个根本无法战胜的对象固然无法表现自己的学问和才能,挑战一个没有任何权利的对象同样无法表现自己的学问和才能,在这种情况下,挑战那些依靠自己的力量争取到了某些社会权利而其权利又不受现实社会及其法律保护的对象,就成了平民知识分子表现自己学问和才能的最佳方式。由此可以看出,单纯的平民文化所导致的必然是平民与平民的竞争、平民知识分子和平民知识分子的竞争。我们经常感到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的是大量的内耗性斗争,我认为,其根本原因大概就在于此。陈西滢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鲁迅也是一个平民知识分子,段琪瑞执政府则是有法定权力保护的国家最高机关,段琪瑞和章士钊也受到现实政治权力的更有效的保护。陈西滢没有法定权力的保护,他无力向段琪瑞执政府和段琪瑞、章士钊挑战,但假如他不向任何人、任何思想挑战,也就没有“闲话”可说,没有表现自己学问和才能的机会。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出了名、为自己争取到了某些社会权利而这些权利又不受现实社会及其法律保护的鲁迅,就成了他挑战的对象。创造社、太阳社的知识分子之所以首先向鲁迅、茅盾、叶圣陶、郁达夫这些平民知识分子发难,也是因为如此。他们都未必是有意的,但此情此景,也就只能产生这样的结果。这样,平民知识分子与平民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就成了20年代新文化阵营的主战场,而像鲁迅这样在身份上属于平民知识分子而在精神和气质上具有贵族气质的知识分子则处于腹背受敌、极端孤立的状态。

9. 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和中世纪欧洲的骑士精神有什么共性和区别

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值得歌颂的，春秋时期的贵族精神是兼济天下的，像孔孟一样的人，而骑士精神更多的则是保家卫国，忠诚于君主的武士。

而贵族精神则是春秋时期安定生活之下，人们对于那些能够提高自己生活水平的人的一种期望与称呼，他们在贫困的时候对你伸出援手，在不公的时候为你打抱不平，在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同样兼具重要性，但是社会背景却是截然不同的。

总的来说，骑士精神和贵族精神都是具有正面意义的，但是它们存在的社会背景和身份重视度是不一样的。

10. 为什么说春秋是贵族，战国是平民

春秋战国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年－前221年)又称东周时期。在西周时期周天子还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但自周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就开始衰微，衰微到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控制诸侯的能力。春秋战国分为春秋时期和战国时期，其分水岭是在公元前453年，以韩、赵、魏三家灭掉智氏，瓜分晋国为标志。

为什么叫“春秋”和“战国”呢？

当时，鲁国史官把各国发生的重大事件，按年、季、月、日记录下来，一年分春、夏、秋、冬四季记录，成为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后来便以这个书名作为这段时期的名称，共295年。

春秋形势图

春秋后期，各诸侯兼并吞食，最后剩下秦、齐、楚、燕、韩、赵、魏七个大诸侯国。

七个大国也是战争不断，于是将这段特定的历史时期，即公元前475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间的时间称之为“战国”。总之，“春秋”因鲁国编年史《春秋》而得名，“战国”因各诸侯国连年相互征战而得名。

春秋与战国的差异

春秋与战国在时间上虽然距离很近，但却有很大不同。比如，战争在春秋是荣耀的事，是体面的事，还是君子的事，一旦决出胜负，诸侯们各自收兵，礼义为先，绝不恋战。春秋的战争更像是竞技体育，讲究外交礼仪和游戏规则，像不斩来使、不鼓不成列、不重伤、不逐北等，诸侯们宣战的目的，主要是炫耀武力，争当霸主。但是，战国的两百年，则完全撕毁。

易中天先生言：“如果把春秋和战国比作人，那么春秋是贵族，战国时是平民；春秋是君子，战国是小人；春秋是英雄，战国是赌棍；春秋开口闭口是礼，战国开口闭口是利；这一点，只要比较《国语》和《战国策》，就一目了然”。

战国时期，“士”变得越来越重要，比如苏秦张仪等，服务某国该国就发达，离开某国该国就内外交困，各国王侯和卿相纷纷礼贤下士，于是养士之风盛行。士们着书立说，争辩不休，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于是战国就成了这样的时代：民众水深火热，士人备受尊崇；社会动荡不安，学术空前繁荣；道德普遍滑坡，思想充分自由；中华史上最黑暗最痛苦的动乱年代，变成了思想文化的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