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哪些

1. 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有哪些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是指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念中居于核心地位、起着主导作用的价值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包含两层意思：其一，是指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即儒道佛三家各自的核心价值观；其二，是指儒道佛三家共同形成的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核心价值观。
一、儒家：自强不息，厚德载物
二、道家：道法自然，逍遥齐物
三、中国佛教：慈悲为怀，普度众生
四、异质文化的相处之道：融合会通，和而不同

2. 亚文化指的是啥有网友们了解吗

文化这个东西范围很广，一切都可称之为文化。从我们自身来说，人类是文化。简单来说生存是一种文化，穿衣是一种文化，居住是一种文化，饮食是一种文化，我们每一天都在被文化包围和供养，只是我们很多人不重视，或者不理解。觉得这些都是与生俱来的，但回归源头，这也确实是我们人类进化而来和创造的文化，是一代一代创新和传承下来的文化，也是祖上用血和泪拼打下来的文化，我们现在享受成果，却在慢慢丢失我们自己的文化，虽然我们需要学习，需要了解外面的世界和文化，但我们更需要的是了解和学习外界的文化之后，开辟创新属于我们自己的文化。

3. 关于亚洲文化

9世纪下半期基辅罗斯国家建立以来，俄罗斯文化历程已逾千年。由于处在文明和文化交汇结合之地的独特条件，俄罗斯曾先后受到来自北方的瓦里亚基人、南方的拜占庭、东方的游牧民族和西方先进国家的不同影响，俄罗斯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在与外来文化不断的碰撞、冲突和融合过程中实现的。 9世纪初，生活在东欧平原上的东斯拉夫人形成了西南部、北部、东部三个部落联盟，处在早期国家形成时期。而来自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瓦里亚基人的参与，使东斯拉夫人的原始文化受到最初的重大影响和改造。实际上，那条促进了一连串古代罗斯城市的繁荣的着名商道“从瓦里亚基人到希腊人之路”，就是由那些准备前往富庶的拜占庭寻求财富的武装的瓦里亚基人开辟的。瓦里亚基人把自己的组织和制度带到罗斯，给基辅罗斯国家深深地打上了自己的烙印。对于9世纪中叶瓦里亚基人部落首领留里克到诺夫哥罗德称王与罗斯早期国家的建立之间究竟是何关系、奥列格征服基辅所标志的究竟是谁的国家的建立等等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如果说在东斯拉夫人从蛮荒向文明转变的过程中有北欧瓦里亚基人的参与和影响，那应该是一个能够得到普遍认同的事实。 9—10世纪，在基辅罗斯的南面，隔着黑海，拜占庭帝国正处于兴盛时期。基辅罗斯与拜占庭帝国之间的联系对于罗斯文化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从本质上说，这是一个后起的发展中的野蛮国家同一个继承了古典文明并成为这一文明中心的国家之间的关系。起初，拜占庭和罗斯之间的贸易和时有发生的战争，是基督教文明潜移默化渗入罗斯的主要形式，而在988年罗斯接受基督教为国教后，随着大批希腊籍的拜占庭神父的到来，以教堂建筑、圣像画等宗教艺术为先导，拜占庭的神学思想、宗教文学、政治和法律观念以及历史、地理等专门知识源源不断地传入罗斯。基督教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同时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形式。通过基督教，拜占庭所继承的古典文明的光辉开始照耀罗斯土地。988年的历史文化意义在于，它开始了罗斯基督教化的过程，同时也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接受西方文明的时期。 拜占庭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精神和艺术方面，而没有涉及罗斯的政治结构和财产关系。直到13世纪初期蒙古征服以前，基辅罗斯内部结构和制度的发展，基本上是以瓦里亚基人的军事组织体制与罗斯土着的“韦彻”制度的结合为基础的。 13世纪初期，蒙古的征服使罗斯发展的方向发生了逆转，开始了罗斯社会和文化的东方化时期。征服者不仅以东方习俗影响了罗斯的表层生活，还以自己的一套制度改变了罗斯的内部秩序。东方因素被植入了罗斯社会和文化之中。蒙古人征服罗斯各公国之后没有长期占领，而是“从远方统治着罗斯”。罗斯各公国王公的废立取决于金帐汗，一般情况下，金帐汗以罗斯王公向他称臣纳贡为条件，承认他们为各自公国的统治者；如某一公国发生反叛，则对其进行惩罚性的征讨；平时则派遣代表驻在公国以保持控制。就这样，罗斯政治生活的中心转移到了罗斯境外——汗国的都城萨莱甚至蒙古帝国的都城和林。罗斯原有的政治结构彻底破坏，自治的公社和享有立法权、司法权的韦彻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凡是具有自由和居民权利的东西都被取消而不复存在。在被征服的罗斯，城乡居民都被登记入册，强迫其缴纳全部财产的十分之一，违者即被卖身为奴。1328年起，莫斯科王公被金帐汗封为弗拉基米尔大公，成为汗的代理人，为汗征收贡税。他们继续按照蒙古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政治、税收和军事组织。 14—16世纪是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逐渐形成的时期。罗斯争取独立和统一的过程加强了它的东方化趋势，为了生存而进行的斗争要求集中一切力量，于是形成了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君主、忠于东正教信仰的社会意识；莫斯科的大公和沙皇不但继承了金帐汗的绝对权力，而且使全部土地成为他们的私 产；作为莫斯科的君主控制军事力量和巩固政权基础的手段，军功领地制和劳役制开始兴起。1480年，罗斯摆脱了金帐汗国的统治。然而，从外族统治下获得解放并未改变罗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东方化进程。恰达耶夫曾经指出：罗斯经历了残暴的凌辱性的异族统治，而这一统治方式后来又被罗斯本民族的掌权者继承了。“我们成为征服的牺牲品。在我们推翻了异族的统治之后，我们本应利用这一时期我们的西方兄弟那儿产生的思想，可是我们却脱离了大家庭，我们陷入了更为残酷的被奴役境地，而且这种奴役还被我们的解放这个事实神圣化了。而在当时似乎笼罩着欧洲的黑暗中，已经出现了多少亮光!”他认为，这正是俄罗斯民族青春时期的可悲历史。 发展中的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成为对莫斯科公国社会和文化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因素，统一国家的建立意味着一切都取决于莫斯科的意志，取决于沙皇的意志。沙皇政权不能容忍任何与它的利益不一致的东西存在，它严密控制全部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实行自我封闭的政策，从而使莫斯科公国与欧洲文明几乎隔绝。 但是，还在16世纪的时候，一个对于俄国历史和文化来说意义十分重大的新因素就已初见端倪。为了夺取波罗的海出海口，为了成为欧洲大国，俄国不断同其周围的欧洲国家发生冲突，由此产生的直接的军事和经济需要迫使它承认欧洲文化的优越并开始学习西方，力图从那里引进先进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而17世纪初期“混乱时期”俄国经济衰败，政局不稳，多次遭受西方邻国的侵略，被动挨打，蒙受耻辱，这一惨痛的历史经验对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以后的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17世纪俄罗斯开始面向西方的时候，构成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基本要素是源于拜占庭的精神和艺术，以及源于蒙古征服者的结构和制度。 17世纪是俄罗斯文化史上非常关键的时期。在经历了数百年的东方化发展之后，俄国终于迎来了它的历史上最重要的转折。罗曼诺夫王朝建立之后，尤其是在17世纪下半期沙皇阿列克谢朝代，从西方引进先进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以及与西方贸易的规模迅速扩大，西方上流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政治思想也随之进入俄罗斯。 如果说阿列克谢拉开了俄罗斯欧化的大幕，那么彼得一世则上演了一出高潮迭起的欧化活剧。18世纪初期的改革为俄罗斯打开了面向欧洲的大门，西方文化全面地冲击着传统的俄罗斯生活。俄国开始按照西欧的方式组织工业、改革行政管理、建立科学院和大学；启蒙思想在俄罗斯迅速传播，并且发展为一场声势颇大的运动；教会垄断精神和文化生活的局面被打破，世俗化的趋势日益加强，教育、科学、文学、艺术以及风俗习惯、婚姻家庭关系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俄罗斯开始摆脱中世纪状态。 从19世纪初期到1861年改革，是俄国农奴制关系开始瓦解、资本主义因素不断增长的时期，也是新文化蓬勃兴起的时期。19世纪初期，西方世俗文化的最高体现——自由主义——在俄国贵族中广为流传，由官方人士提出的限制农奴制和实行宪政的方案标志着贵族自由主义的发展，而政权实际推行的改革意味着传统的结构和制度已经出现了松动。1812—1814年的反拿破仑战争孕育了西方自由主义文化冲击俄罗斯的高潮，十二月党人运动则是欧化的贵族青年力图用革命方式把西方自由主义文化移植到俄罗斯土壤上来的一次尝试。十二月党人起义虽然失败，但俄国社会的精神求索没有停止，而西方文化的东渐势头也依然不减。继自由主义之后，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和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也在俄国青年中风行一时，它们极大地刺激了俄国思想界的理想主义倾向，并使之具有激进的色彩。30—40年代，围绕俄国的历史道路和发展方向问题，展开了着名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的争论。它孕育了俄国解放运动的两大流派——革命民主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给俄国社会思想以后的发展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19世纪上半期，在俄国社会酝酿变革的背景下，在西欧文艺思潮的影响 下，俄罗斯文学、艺术、教育、科学也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文学中的古典主义渐趋式微，感伤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新风格相继而起。戏剧经历了类似的过程，继浪漫主义取代古典主义之后，现实主义很快登上了舞台。画坛吹拂着阵阵新风，浪漫主义情调和现实生活气息对学院派尊崇的古典主义提出了挑战。在音乐方面，则形成了独立的俄罗斯古典乐派。除此之外，历史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有了新的进展，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了一系列世界性的成就，教育事业的发展导致了新一代平民知识分子的出现，显着增长的书籍报刊的种类和发行量标志着大众文化水平的提高。 1861年改革使俄国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60一90年代，新文化在广度和深度方面继续发展。继农民改革之后，在地方自治、司法、军事、财政、国民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按照资产阶级法治精神进行了初步改造。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渗入宗法制的农村。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欧化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贵族而扩大到了新的居民阶层，社会风气、道德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社会思想和运动探索着俄罗斯的未来：以平民知识分子为主体的虚无主义悄然兴起，并逐渐形成了民粹主义理论和运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则提出了促使政府继续改革的新纲领，以及向立宪政治过渡的系统主张。解放运动的这两大流派实际上反映了不同的社会文化力量对于国家发展道路的诉求，他们的选择影响着俄罗斯的命运。这一时期，文艺界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科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和重大的研究成果。对知识的渴求成为时尚，社会团体和私人办学十分盛行，民主派知识分子组织了业余扫盲教育，俄国妇女为争取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展开了广泛的运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但沙皇专制制度和中世纪的土地占有方式仍然与之并存。这个时期的精神文化生活具有更加多元化和更多竞争性的特点。在文学艺术中，批判现实主义流派继续发展，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的幼芽破土而出，象征派、未来派、抽象派等源于西方的现代主义流派纷纷涌现。在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领域，充满着激烈的冲突和对抗。随着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和西方无产阶级文化——马克思主义 ——的传播，俄国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继俄国马克思主义流派出现之后，90年代诞生了列宁主义。同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纲领和策略也趋于激进化，它与专制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传统的宗法制文化由于本身基础的削弱而走向衰落，社会运动的广泛发展和革命情绪的增长表明，宗法观念对社会的约束力日渐减弱，旧的国家制度和政治结构已陷于危机。俄罗斯面临着新的选择，因为一系列结构性矛盾的积累使俄国的现代化进程陷入困境。1917年，在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之后，布尔什维主义与传统的俄国农民民主主义的结合，使俄国脱离了资本主义轨道而走上了社会主义之路。 俄罗斯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造成了俄罗斯文化来源成分的多样性，而这种多元构成的文化的逐渐形成，则是已经成为传统的民族文化与外来的异质文化相互矛盾和相互渗透的过程。尤其是近代以来，文化间的冲突、竞争、妥协、融合是俄罗斯文化发展进程的基本特点和主要内容。 俄罗斯的欧化表明了一个相对落后的国家试图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追赶世界潮流的强烈愿望，其实现方式就是学习西方、引进更为先进的异质文化。而西方文化的大规模进入导致了普遍的文化分裂，如现代化的都市和传统的乡村并存，新兴的资本主义工业和传统的宗法制农业同在等等表面的矛盾现象，以及在道德观念、价值标准、社会思想等精神层面的不同见解。作为社会精英的俄国贵族和知识分子在价值取向上出现分裂，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和外来异质文化采取不同的态度，并进而在国家发展道路的选择上发生分歧和冲突。早在17世纪，沙皇阿列克谢时期，对于西方的文化就存在着或追求崇拜、或抵制排斥的不同态度。随着欧化范围的扩大和程度的加深，不同价值观之间的对立也在加剧。 然而，尽管代表不同意见的精英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得势或失势，从而影响政策，但从根本上说，相对落后国家改变落后面貌的过程必然是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融合。在欧化进程中，俄罗斯传统文化没有被淹没，而是在与西方文化的结合中获得新的生命力；西方文化不是被排除，而是在经过一番改造之后被吸收成为俄罗斯文化中的新成分。这是17 世纪以来俄罗斯文化进程的基本模式。 欧洲的事物、方式和思想，往往被融以某种俄罗斯传统而被接受下来。彼得一世按照欧洲的方式、采用欧洲的技术大办工厂，但却以农奴来充作劳动力。俄国资本主义生产逐渐发展起来，但与欧洲不同的是，沙皇政权在这一过程中起着决定作用，它还直接管理大部分重工业。1861年的改革把农奴从人身依附状态中解放出来，但国家仍然通过村社这一组织控制着农民。西方的自由主义传入俄国后，曾在一定程度上与专制主义结合而为贵族自由主义；即便后来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也因其对于专制主义的妥协性和依赖性而不同于其西方的原型。欧洲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社会主义在俄国传播的结果，是它同俄国的村社传统结合起来，形成俄国农民社会主义。无产阶级文化也是如此，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布尔什维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俄国化形式。当然，也有一些西方的文化因素是比较直接地被移植于俄国的，如科学知识和文学艺术的风格流派。 在近代俄罗斯文化进程中，沙皇政权政策的两重性是应该加以关注的。沙皇政权既倡导俄罗斯的欧化，又竭力限制这一进程：为了加强军事和经济力量以巩固现存制度和支撑对外政策，它需要引进西方的知识和技术，也需要按欧洲的标准来培养官吏和专门人才。在这方面，俄国是面向欧洲的。但它又担心西方的社会学说——从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到马克思主义—— 将损害专制制度的基础，因而试图使俄国隔离于西方，在防范新思想传播的同时，大力宣扬关于专制制度和东正教是俄国历史发展的条件的观点，提倡驯服顺从、笃信宗教、忠于沙皇的民族性。 由于这种情况，西方文化在表层生活方面比较容易被接受和认同，而在深层结构、意识观念方面则受到限制。但是，欧化有其自身的逻辑。有限欧化的政策虽然不是为了革新社会，但它的实行从根本上来说必然导致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动摇，因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终将引起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变动，使新文化渗透到更深的层次。事实上，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逐渐发展以及对这种经济的依赖性逐渐增强，沙皇政权也曾一再地实行自由主义性质的改革。19世纪初的改革、19世纪60一70年代的改革和20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改革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国家的发展和进步，是俄罗斯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又一特点是，在很长时间内，来自欧洲的新文化具有鲜明的上层色彩，而传统的宗法制文化影响着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居民——首先是农民。欧化的过程造成了上下层在文化上的分离，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差距。因为欧化的主要受惠者是贵族，而这正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前提的。彼得一世为俄罗斯的欧化做了许多事情，但他是以莫斯科公国时代形成的传统方式来做这一切的。结果，虽然俄国的表面生活发生了剧变，但其内部结构却继续朝着原先的方向发展；贵族的经济、政治地位、受教育情况和生活方式都欧化了，并且掌握了精神生产的手段，但农民的处境却因此而进一步恶化。即便在1861年俄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后，新文化虽然已不是由贵族独享了，但作为俄罗斯民族主要部分的农民在总体上还是受到宗法制度及其观念的束缚，欧化的城市与愚昧落后的广大农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文化上的差距。在城市中，上层与下层之间也有着同样的鸿沟。 这种上层和下层在文化上的分离和对立给俄罗斯的进步增添了几分戏剧性。正是在欧化的上层中，最先产生了在本质上与专制主义和农奴制度敌对的力量。从拉吉舍夫到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等等，这些反传统的斗士、新文 化的代表，都是在欧洲文化的熏陶下或直接在欧洲受教育的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作为上层欧化的牺牲品的俄国农民却一直是传统的宗法制文化的主体，他们把任何来自西方的事物和思想都视为骗人的圈套，只相信“ 沙皇父亲”是自己的保护人。正因如此，沙皇政权直到1905年时还把农民看作是专制主义的基础。这种情况曾使接受了欧洲先进思想的进步贵族发出“ 高贵的失望的呐喊”，也曾使民粹派青年的纯真理想被残酷地粉碎，因为他们都不能被他们想要帮助的人民所理解和需要。但是，随着俄国在资本主义道路上的迅速发展，随着新阶级的成长和壮大，来源于欧洲的社会思想开始获得日渐广泛的基础，从而使俄国的先进分子看到了希望之光。 近代以来俄罗斯文化进程的大背景是俄罗斯在欧化道路上的发展，是俄罗斯面向西方、追赶世界潮流、希望成为欧洲乃至世界强国的历史性选择。尽管有过多次曲折甚至反复，但彼得一世确定的欧化方针主导着近代俄国历史进程。俄罗斯与西方，这是近代以来俄国思想的核心问题。俄罗斯的历史表明，只要它还落后于西方，它就需要向西方学习，从西方引进有助于增强自己力量的东西，而俄罗斯社会对于西方文化和俄罗斯文化的价值判断上的分歧也就不会消失，并且必然在社会思想和社会运动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在整个世界文化传播的整合范围内，文化观念的流动在地域上一直处在强势对弱势群体的征服过程之中。世界原住文化群落的解体不言而喻，在整个文化进程的规模的发展中，西方主流文化的绝对优势在世界各地横行与扩张，它已经造成了文化殖民主义世界的普遍化。以强大的市场经济为依托和科技力量为手段的文化扩张主义，全面推行欧美文化中心主义为核心价值观，文化传播正在重构一体化或者说全球化的世界文化格局。

因此，在近三百年中，欧洲文明、文化在与世界各地原住文化的相遇中，产生了许多征服不同文化、文明境遇和遭遇殖民化的情景，影响了不同文化类型和地区自我封闭运行机制。如果将欧洲文化中心向四周边缘扩展而去，进行一个扩张化地图式的描述，大致有以下几种文化类型的独异性存在。（1）以俄罗斯东正教为核心文化价值，地跨欧亚大陆的地域存在，既非欧洲又非亚洲的种族——俄罗斯文化圈，大致开始与彼得大帝时期一直到如今。它创造了与欧洲文化不同的文化区域，在十九世纪之后，给世界带来一种文化模式。（2）以亚洲为中心学习借鉴欧洲文化的另一个文化圈。它代表是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南韩以及中国大陆等地区，它用欧洲文化和亚洲文化混合的方式，重组了亚洲的文明，尤其中国大陆近二十年的改革开放，东亚文明的儒文化圈与欧洲文明的相契，创造了一种现代新儒教文化的东亚文明模式。（3）在印度次大陆由于英国殖民地所占领的历史原因，印度文明与欧洲文化相互吸收和创新，是印度次大陆诞生了一种不同与东亚文明的新式文化，它在空间布局上形成了一个文化发展的过渡带，构建了别样的印度文化和文明模式。（4）在北美地域上新大陆被开发，新的欧洲文明和民族进取心态进入这一地区，很快在近三百年中形成了以美国为中心的另一种欧洲文化的类型。它不同于欧洲本土的文化，充分的表现了欧洲文化的那种鲜活的创造力，在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度中有了新的发展和建构。并且日益成为代表当时代的欧洲文化的现代性。（5）非洲文化的原始性也在欧洲文化的强势面前不断的衰落被灭绝，一些非洲国家相继效仿欧洲文化文明做出自己的选择。（6）从欧洲文化的强势上看——世界文化的格局在空间上已经形成了主流向边缘滚动的趋势，如果从近现代三百年历史上看，欧洲文化的发展开始正在从全球化的进程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其它文化群落的存在已经被欧洲科技文明和市场经济以及跨国公司不断征服，它的边缘性正在成为一个更严重的问题。

4. 什么是亚洲价值

楼主您好：

所谓亚洲价值，我的看法，应该指涉三方面的内容：第一，亚洲许多国家都是“文明体国家”（civilizational state），她们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传统，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殊社会结构和适合本国情况的发展道路；第二，亚洲的一些国家，由于地缘、人种和历史诸方面的原因，文化与信仰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相近、相融、相合之处，因而衍生出文化符号、文化伦理、文化哲学和文化行为的某些共通性和共识性的成分。例如作为交往工具的文化符号的汉字的运用，日常生活中饮食方式的一些习惯和筷子的使用，以及儒学伦理带动的行为规范的特征及其对公私生活发生的影响，还有佛教在民间的广泛传播等等。这些都反映出，亚洲的一些国家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共通性文化基因，使得亚洲价值的意涵在文化上渊源有自。当然不应忘记，亚洲地区本身也由文化与信仰的多元形态所构成。第三，亚洲价值的提出，绝不单纯是对一个特定地区已往历史与文化的共同特征的概括，更重要的，是它所具有的前瞻性的内涵，即包括共通性和共识性成分在内的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与现代性是否相关，他们的固有传统能不能转化为现代文明建构的有用资源。这最后一点，是亚洲价值的重心所在，是现时性因素，是它的生命力量之源泉。否则所谓亚洲价值，不过是历史的遗存物，充其量只有个体眷顾的价值和审美的价值，对文化与社会的发展模式而言，谓之无价值亦可。

我所说的亚洲价值义涵中的第三方面的内容，即亚洲国家传统资源与现代性的相关性，或曰亚洲价值生命力之源泉之所在，既为早些时候的日本的经验所验证，也为韩国、新加坡，以及台湾和香港地区的经验所验证，当然更为正在走向现代化进程的中国的经验所验证。就是说，由于文化传统和文化类型的缘故，亚洲国家的现代化过程不能不带有自己的特点，不一定完全雷同于西方国家。换言之亚洲国家可以并且正在构建与全球化相关的自己的现代性模式。

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学者作出了富有成果的研究。不只是亚洲国家的学者，许多西方国家的学者对亚洲价值的现实性、合理性及其生命力都持肯定的态度，例如美国社会学者勃格(Berger)就曾写道：

可以合理地认为，东亚，即使从其最现代化的地区来看，也仍旧坚持一种注重一体性和自律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会给一个西方观察者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它确实与他自己习以为常的那套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截然不同。近期关于日本人的商业风格和工业管理风格的讨论使这一特征更鲜明地凸现出来，是否可以说，东亚创造了一种“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果真如此，现代性、资本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的关联就不是必然的或内在的了。（转引自金耀基着《中国政治与文化》，页174，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香港）

迄今为止西方的现代性总是和个人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而东亚的现代性却冲破了这种“必然的或内在的”关联，因此勃格情非所愿地提出了“非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概念。这无疑是说，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史上，除了已往欧洲、北美的现代文明建构的模式之外，又有了另外一种现代文明建构的模式，即亚洲的模式。这种模式与西方的现代性模式有所不同，它以亚洲国家自己的文化传统为基底。

因此，所谓亚洲价值，应该是世界现代化进程的伴生物，是现代性研究衍生出来的一个类分概念，主要不在于提出而是亚洲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以自己不同于以往的现代文明建构的实绩凸现出来的带有亚洲历史文化与社会结构特点的价值系统。由于历史的原因，亚洲国家的绝大多数尚处在现代文明建构的过程之中。不管学术界对现代化和现代性的理念作何种界说，以及是否承认亚洲已经创造出了现代文明建构的新的模式。只要是现代性的文明建构，其中一定会蕴涵着包括人类文明共同成果的普世性的因素。全球化和本土化只不过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互动的方面，而不是互不相容的两极。

亚洲国家的哪些方面、哪些问题应该一无障碍地融入全球化的道路，哪些方面、哪些问题应该毫不退缩地往本土化方向延伸，各个国家自会根据不同情况，作出明智的抉择。“闭关锁国”是农业社会的产物，工业革命之后已经没有出路。到了21世纪，“区域文明体系”不汇流到“世界文明体系”之中，这种情形如果不是民族主义的精灵作梗，就一定是幻想家的梦呓。亚洲价值这个概念所以能够成立，是因为亚洲一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明显有自己的特点，可以从这些特点出发汇流到人类现代文明的共同河流中去，而不是希求从那条河流中分离出来。

展望21世纪的路程，我想随着亚洲国家走向现代化的目标的实现，亚洲价值必然得到进一步的彰显，而彰显的程度，则取决于亚洲国家对自己文化资源整合的状况，以及对自身局限克服的程度，同时也取决于亚洲国家和人类共同文明融解的程度。

希望对您的理解有所帮助。

5. 中国和亚洲文化的重要特征是什么

第一大特征，是亚洲文化历史极其悠久。在全世界所有的地区，特别是与欧美地区相比，亚洲文化历史特别悠久，人类有四大古文明，除了埃及之外，其他三个全在亚洲，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中华文明和印度文明，亚洲除了这三个公认古文明之外，还有希伯来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文明、蒙古文明等等都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远高过现在世界主流的欧美文明。

“我们要注意这个年龄特征，就像我们面对村庄里面的百岁老人一样，他有关生命的种种谈论值得珍视的原因是，他用自己的生命证实了这些道理。亚洲文明那么年老，其中有辉煌，有衰败，有复兴，有奋斗，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经验，我们有资格在当代全球一体化的时候来讲述过去历史经验，历史给了我们这种资格，这是亚洲文化的第一个特点。”

6. 新加坡文化与中国文化关系

新加坡是华人社会，所以很注重华人的传统，中国文化一般在新加坡都可以找到，甚至有些在中国大陆已经逐渐忘记的习俗，新加坡都可以找到。

7. 亚洲文化的代表是哪一个国家

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重新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这似乎无可非议。但是，这种被称为“亚洲主义”的思路，在日本的明治时代即中国的晚清时代就有了的。本文追溯日本在明治时代的“亚洲主义”和它后来的发展，分析“兴亚论”与“脱亚论”的差异，指出那个时代的日本出现“亚洲主义”，只是迅速富强起来的日本，力图摆脱西方附属地位的一种民族主义表现和扩张主义的策略，相反，晚清至民初处在相对衰弱的中国，却对亚洲主义反应相对冷淡和警惕，尽管那个时代中国也有对“亚洲”的赞美，但是这只是一些特例。本文指出，这一中日之间的差别，一方面来自历史传统，当时的中国长期而普遍地停滞在天朝大国和朝贡体制的想象中，因此，在普遍的观念世界中，“亚洲”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域而只是地理学上的一个词汇，在传统中国观念世界中，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南亚诸国都是一样的“四夷”。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承认，对于迅速膨胀的日本，中国人是有警惕的，那种“亚洲主义”的言说，在中国人看来，很明显掩盖着日本扩张的欲望。 从晚清到民初，日、中两国的知识界和思想界关于“亚洲”的言说背后，心情和思路竟是如此不同。这里有两个问题，一是民族主义，二是近代性追求，而这两个问题不仅成为二十世纪思想史的起点，而且几乎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本文指出，无论日本还是中国，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民族主义”都表现为对于国家整体的近代性追求，简而言之即通过追求富强来凸显民族存在，而追求富强又只能是近代化和西方化。于是，民族主义立场和世界主义价值就常常混杂在一起，近代性的追求遮掩了传统性的固守，民族主义则经由世界主义来表达。比较而言，如果说，日本通过“脱亚”而进入“兴亚”，是实现了近代性追求之后，进而诉求传统性保存，而中国从“中体西用”激进地转向“全盘西化”，表面上看去，是未实现近代转化的背景下，对近代性的追求和对融入世界的向往，但是底色却是救亡，拯救民族危亡。 因此，对于同一个“亚洲”，从中国的晚清到民初也就是日本的明治时代，中国和日本在认知上有相当大的差距。近年来，中日两国有的学者重新提出“亚洲价值”或“亚洲共同体”的意义，本文的目的就在于指出，我们还是需要追问，第一，“亚洲”，是哪一个“亚洲”，是东亚，还是包括了西亚、中亚和南亚的整个亚洲？第二，“亚洲”作为地理学的一个空间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文化认同空间？第三，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政治或文化共同体？第四，“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建构的认同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换句话说，它是已然的历史，还是希望的现实？ 2001年十月间，我在日本参加一个讨论会的时候，东京大学的黑住真教授送给我一份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的论着目录，回到北京不久，东京大学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又寄来一册他与中岛隆博先生合编的《非·西欧の视角》，这本书中收录他的一篇论文《连带，还是侵略——大川周明与日本的亚洲主义》1，这使我重新对“亚洲主义”这个词语产生了兴趣2。自从六十年代，日本学者竹内好等人开始集中讨论“日本的亚洲主义”以后，陆陆续续有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进入九十年代以来，似乎新的一轮讨论又在日本开始，根据手边的资料举一些例子，追溯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之间关系的如1997年小路田泰直的《日本史的思想：亚洲主义与日本主义的冲突》，直接讨论这一问题的像1996年古屋哲夫编的《近代日本的亚洲认识》，间接用这种视角来思考历史的如1992年荒野泰典等合编的《亚洲中的日本史》3，特别是在当代中国也相当有影响的日本学者沟口雄三、滨下武志、平石直昭和宫岛博史所编的丛书《从亚洲出发思考》，更是再一次在九十年代引起了这个话题4。 把“亚洲”不仅作为一个地理上的区域，而且作为历史文化思想有联系性的空间，希望从这一背景出发思考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前景，似乎无可非议，我也曾经在一次会议论文中，以近代佛教为例指出，研究近代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应当注意到日本、韩国和中国是互为背景与资源的5。但是，什么时候它却成了“亚洲”而且是“共同体”？尽管我们承认，日本、韩国、中国的一些学者重提“亚洲”，在某种意义上说，有超越各自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边界，重新建构一个想象的政治空间，对内消解“国家中心”，向外抵抗“西方霸权”的意义，但是从历史上看，亚洲何以能够成为，或者什么时候成为过一个可以互相认同、有共同历史渊源、拥有共同的“他者”的文化、知识和历史甚至是政治共同体？且不说亚洲的西部和中部现在大体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和民族，也不说文化和历史上与东亚相当有差异的南亚诸国，就是在所谓东亚，即中国、朝鲜和日本，何时、何人曾经认同这样一个共同空间？ 竹内好以及相当多的学者当年都曾经指出，这种产生于日本的亚洲主义，在日本“脱亚”入欧追寻近代化的努力已经成功的背景下，引出了“兴亚”并与欧洲分庭抗礼的心情，这使日本一方面重建与亚洲的“连带”关系，另一方面又滋生了凌驾与指导亚洲的“侵略”心情6。对于这一分析框架，现在尽管有很多学者以为已经相当陈旧，但我以为仍然相当有说服力。那么，现在重提“亚洲”或者“亚洲共同体”的旧话，如果已经超越了竹内好所说的“连带与侵略”，那么，其背景和心情又是什么呢？特别是日本所认同的“亚洲”，是否就是中国和韩国也都认同的一个共同体，换句话说，就是“亚洲”究竟是一个需要想象和建构的共同体，还是一个已经被认同了的共同体，却还是一个大可考究的事情，特别从历史上看尤其有疑问。 一、关于日本近代的亚洲主义 按照桂岛宣弘氏说法，关于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潮要追溯到十九世纪前半叶甚至十八世纪末期，当西洋的天文与地理之学改变了面前的世界，使日本人意识到万国的存在和“东洋”、“西洋”的地图时，传统的以中华为文化中心的华夷观念便开始瓦解7，这种世界图像的瓦解成了日本重新建构新的政治地图和文化地图的契机。而按照山室信一的说法，日本的“亚洲观念”之确立，更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初，当西川如见（1648-1724）作《增补华夷通商考》中的《地球万国一览之图》凸显了“亚洲眼光”、新井白石（1657-1725）在《西洋纪闻》中区分了“西洋”和“东洋”，其实已经改变了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8。不过，尽管历史渊源还可以向上追溯，但通常学者注意到的是日本迅速近代化的明治时期的很多言论，因为，不仅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观念，以及“兴亚论”和“脱亚论”，甚至一切后来的思想史变化，都可以在这个时代找到其原因。 有的学者指出，“兴亚论”与“脱亚论”的差异，是前者以“东洋-西洋”为认同的基础，强调地缘性的作用，而后者以“文明-非文明”为认同的基础，强调近代性的意义。但是，实际上“亚洲主义”并非单纯强调地缘的作用，它也在凸显一种价值的认同取向，而“欧化主义”也并非仅仅注意到追求欧洲的近代性，它也曾经要求日本在亚洲作为表率，使整个东亚一同摆脱大清帝国中心与传统中国观念世界的笼罩。因此，像脱亚论的主张者中，最具代表性的福泽谕吉（1835-1901），也曾经在强烈呼吁“脱亚”的时候，其实并不忘记亚洲的连带性9，很多人都注意到，明治十八年（1885）三月十六日他发表在《时事新报》的《脱亚论》中就有这样的话： 我日本国土在亚洲东部，但国民之精神已经摆脱亚洲的固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为今日谋，我国不能不等待邻国之开明，一道振兴亚洲，与其脱离其伍而与西洋文明国度共进退，还不如接引支那、朝鲜……10 当然，同时他也说到，这个亚细亚的同盟，当然不能不以日本为盟主，因为日本在东洋的文明化进程中已经是当然的盟主和领袖11。这恐怕不是一个福泽谕吉的个人私言，据芝原拓自对日本明治时期中央五大报纸舆论的调查和研究，即使是在一般的民间，也可以看到，自从明治维新以来的十年，已经浸透了骄傲自满的开化日本观和充满蔑视的亚洲观念12，而伊藤之雄则指出，在明治维新到1884年，无论在藩阀还是在民间，日本都已经开始确立了自己东亚盟主的意识，从1885年到1894年甲午战争，日本深感欧洲列强特别是英国和俄国在东亚的渗透，产生了“过剩”的警戒之心，而中日战争日方的胜利，则强化了亚洲盟主的观念13，当然可以补充的是，到了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这种盟主的意识就膨胀成了霸主的野心。因此，这种观念蕴涵了日本民族主义的扩张意识，却又以对抗西洋的侵略为旗帜，以所谓追求普遍的亚洲文明为口号。当然，在这样的人中间，除了像福泽谕吉这样以西洋文明为亚洲共同追求，以近代性观念作为合理依据之外，当然，还有的人是直接强调东方文明对于西方文明的优越性，同时也由于这种历史与文化的共同性，而同样强调地缘的亲和感，像樽井藤吉（1850-1922）的《大东合邦论》（1893）关于“东方为日出之所，主发育和亲，其神青龙，其德慈仁（中略），亚洲在欧洲之东，日本朝鲜在最东，故受木德仁爱之性，清明新鲜之气煦然，其性情风俗，与西北染肃杀之风者不同，盖自然之理也”，所以，他凸显的是“其土唇齿，其势两轮，情同兄弟，义均朋友”的同文同种14。 简单地说，“亚洲主义”的呼声渐高，与明治维新的成功有关，而明治维新的成功，一方面使日本从根本上摆脱了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制的羁绊，摆脱了中国文化的笼罩，重新确立了日本的自我和他者，一方面也使日本产生了摆脱西方，从西方边缘的尴尬地位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希望再度确立一个地缘与政治、经济、文化重叠的“自我”15。这个时候，对近代化以来的强盛与进步的自豪、对自身所处的东方传统的依恋感、以及地缘上的认同习惯，加上西方国家几百年来对日本的颐指气使，就构成了日本近代相当复杂的心情，脱亚是脱不了的，入欧也是入不了的，于是，一些日本人开始越来越多地把视线转向了自身所在的同一空间，本来在中国和日本都不曾把它作为近邻的“亚洲”，却突然成了具有天然亲和感的远亲，仿佛本来它就是和自己一门出身，和“欧洲”没有血缘的自家人。 平石直昭在《近代日本的亚洲主义》中列举了福泽谕吉的“东洋连带论”、樽井藤吉的“大东连邦国构想”、近卫笃■和“同人种同盟论”到冈仓天心的“解放者日本像”，指出这个时代亚洲主义的依据，一是同文同种为基础的连邦国家构想、二是东洋门罗主义的理念，三是将日本视为以文化同一性为基础的亚洲的解放者。第一点是来自历史与文化同一性的想象，第二点是将地理空间与政治空间重叠的设想，第三点则建立在以“进步与落后”的近代理念上的16。但是，且不说最后这一点中所包含的危险倾向，就以第一点论，其实，所谓同文同种也罢，文化同一性也罢，在文化认同上，在族群认同上，根基都不那么可靠。比如，把中日韩算在一门当然还有汉字文化圈的依据，而把中日印也算在一个认同空间，却主要靠了佛教信仰，尽管中国从来就不能算是一个佛教国度，而印度的佛教在近代已经早已风光不再，但是在提倡亚洲主义的人那里，曾经产生过或流传过佛教，就是沾亲带故的理由，而在把“西方”作为“他者”的背景下，建构一个“东方”似乎也顺理成章，因此在着名的冈仓天心的笔下，喜马拉雅山不再是划分两个文明区域的屏障17： 亚洲是一个。喜马拉雅山脉把两个强大的文明，即孔子的共同社会主义中国文明和吠陀个人主义的印度文明分开，但雪山并不是障碍，它不能将追求普遍性的‘爱’的思想割断，而这种‘爱’是所有亚洲民族共同的思想遗传，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区分开了自身与偏好寻求人生手段而非目的的地中海沿岸诸民族18。 这种把“亚洲”的历史和日本连在一起，又在“日本”身上寄托亚洲理想的思路，在日本战胜中国，又战胜俄国之后，似乎变得更加高涨起来19。 近一百年以后，当一个西方人柯能（VictorG.Kiernan）回忆当时欧洲人的普遍焦虑时这样说道，“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时，它可能还自许为亚洲的捍卫者。某位西方作家预言，世界的未来将决定于亚洲，他引述大隈（Okuma）谈论萎退的西方，并指出日本将会替亚洲人驱逐西方，……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俄国大也可自许是欧洲文明的捍卫者，……一名旅居圣彼得堡的英国人写道：如果日本打赢了，它可能很快结合黄种民族，从此不可一世”20，事实正是这样，在这以后，“亚洲”才成了日本政治与文化想象中需要“提携”和“连带”的一个空间。 二、晚清至民初中国对“亚洲主义”的复杂反应 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那些年里，快速膨胀的日本似乎确实有一种“提携支那”的热情和“同文同种”的想象。其中，大久保利通和“振亚会”、《太阳》杂志、东亚同文会及《东亚时论》、日本人在中国所创办的各种东文学堂，在一些学者眼中就是某种“亚洲主义”的象征。也有人过高估计当时中日接近的程度，把这段时间看成是中日关系的所谓“黄金十年”，似乎让人觉察到一些“亚洲一体”的端倪21。不过，这都忽略了当时中国人真正的心情和感情，更误看了当时历史，把表面热情掩盖了背后蔑视。其实，仿佛老话说的“剃头挑子一头热”，那个时代“亚洲一体”的构想更多地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作为一个已经充分近代化，而且在日中、日俄两次战争中初尝胜果的国家，日本很容易由于自我地理的边缘性而感到世界格局的不公平，也特别容易刺激它自命“盟主”甚至充当“霸主”的心情。但是，对于仍然处于传统与近代转换期间的国家如中国，却未必愿意接受这种日本的“亚洲主义”。本来中国的地理观念中，就没有“亚洲”或“亚细亚”的意识，而只有“中朝”与“四裔”的观念，直到近代接受西方地理学的空间说法，才有“亚洲”的意识，但是这种地理学意义上的认知，却与政治学意义上的认同无关，这除了华夷观念和朝贡体制的历史记忆滞留外，现实的原因很简单，在以国族为基础的思考框架下，既不愿意作为被日本牵着鼻子走的附庸，又不能认同这种想象的、没有历史与文化基础的“亚洲”为政治与文化的共同空间。 毋庸讳言，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国知识人中也曾经有过对日本相当亲切的议论，确实看上去也颇吻合“亚洲主义”的口径22。

8. 亚洲文化在礼节历史上有哪些共同点

亚洲主要国家的节习俗禁忌
（一）日本
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日本人性格内向，好胜心强，自尊心强，勤劳刻苦，注意遵守时间，注重礼节。
1.生活习俗
由于四面环海，特殊的地理环境决定了日本人的饮食习惯，对各种海味格外青睐，尤其是生蛎肉、生鱼片。日本人喜欢吃泡菜及用酱、蔬菜、豆腐、香菇、紫菜等海味菜制成的“大酱汤”，这种“大酱汤”被称为“母亲的手艺”。日本人注重茶道、茶礼。茶道仪式十分繁琐。在日本精于茶道，被认为是身份、修养的绝好表现。
日本人特别钟爱樱花，把它奉为国花。
2.宗教信仰
日本人主要信仰佛教和神道教，崇尚武士道精神。
3.禁忌:
日本人很讲究餐桌礼仪，单是在使用筷子时就有八种忌讳：一忌舔筷、二忌迷筷、三忌移筷、四忌扭筷、五忌插筷、六忌掏筷、七忌跨筷、八忌剔筷。除此之外，还忌用同一双筷子给席上所有的人夹取食物。
日本人不喜欢荷花图案，认为它是不吉祥之花，是祭奠死人用的花。而对于菊花，认为它是一种高贵的花，16瓣的菊花是皇

9. 亚洲的文化及其特点有哪些（可以是亚洲不同国家服饰，饮食，语言，建筑，艺术等方面进行介绍。）快点！

就我国来说，历史渊源较长，四大古国之一，且中华文化对日本韩国越南等国有一定的哺育。

10. 亚洲的文化特点

由于亚洲地区地域广大，民族众多，文化的多样性很强，差异很大，几乎没有统一的“亚洲文化”。
所有的世界性宗教都诞生于亚洲，如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等。在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之前，由于世界的经济重心在亚洲，所以大部分人类的技术成就都产生于亚洲。早在公元前3000年，亚洲人已经发明了烧制陶器和冶炼矿石，亚洲的苏美尔人首先发明了文字和系统的灌溉工程，中亚的游牧民族发明了马鞍、挽具和车轮，中国人发明了瓷器、马蹬、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和印刷术，并最早种植稻谷。印度人和阿拉伯人发明了十进位计算技术。亚洲各种地方性的医药技术即使今天也非常有效，还在很多地区使用。
西方和东方的许多乐器是有同一起源的，所以非常相似，如小提琴和二胡，吉他和琵琶，双簧管和唢呐，几乎相同的东西方笛子。其实这些乐器多数都是起源于中东地区。
中国、阿拉伯、印度等各亚洲民族的文化对世界文化有着巨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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