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宣扬武汉楚文化

⑴ 歌颂荆楚文化的古诗词

在历代诗人中，唐朝李白所留下来的有关武汉的诗歌较多，这或许与其在湖北生活时间较长有关吧，他曾在湖北安陆生活十年。他写下了许多与武汉有关的诗歌。其中属《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最有名。

在《与史郎中钦听黄鹤楼上吹笛》一诗中，李白首次将武汉称作江城。是最早将武汉称为江城的诗词。

除李白之外，崔颢的《黄鹤楼》也耳熟能详，是最能反映武汉景致的诗作。这首诗成为历代所推崇的珍品。传说李白登此楼，目睹此诗，大为折服。说：“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

襄阳

襄阳，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楚文化、汉文化、三国文化的发源地，历史上也不少文人墨客出生于襄阳，其中孟浩然就是盛唐时代和襄阳的山水文化造就的一颗璀璨千古的诗星。

孟浩然被后人称为孟襄阳，一提襄阳，人们便知道这里有个孟浩然。一提到孟浩然，人们便会立马想到襄阳。他毫不吝惜对家乡襄阳的赞美，在他的眼中，襄阳甚至要美过会稽。

宜昌

滚滚长江造就了三峡这样的自然美景。屈原、昭君、夷陵之战、石牌保卫战……记录了宜昌文明的深邃。而在这些景美、人更美的地方，历史上的文人墨客们也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早发白帝城》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在流放途中遇赦返回时所创作的一首七绝，诗意在描摹自白帝至江陵一段长江，水急流速，舟行若飞的情景。

初唐四杰中的杨炯、卢照邻也先后描写过宜昌三峡的美景。

荆州

荆州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建城历史长达2600多年，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三国文化的中心，创造了堪与古希腊雅典文化相媲美的楚文化。

《荆州歌》是李白初出蜀路过荆州（今湖北江陵时）所作，此诗写的是一位农村妇女辛勤劳作之时思念远方丈夫的愁苦情景。

除李白之外，陆游、杜甫均以《荆州歌》为题描写过荆州风光。

黄冈

黄冈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有2000多年的建置历史，孕育了中国佛教禅宗四祖道信、五祖弘忍、六祖慧能，宋代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升等科学文化巨匠。

提到与黄冈有关的诗词，苏轼是最为知名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首词是公元1082年苏轼谪居黄州时所写，当时作者四十七岁，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已两年余。苏轼被贬后忧愁无从述说，于是四处游山玩水以放松情绪。正巧来到黄州城外的赤壁（鼻）矶，此处壮丽的风景使作者感触良多，写下此词。

苏轼前后在黄州贬所居住四年多。在这首《卜算子·黄州定慧院寓居作》中，作者借月夜孤鸿这一形象托物寓怀，表达了孤高

⑵ 在武汉，“楚荆文化”究竟指的是什么

在武汉，“楚荆文化”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区为主体的古代荆楚历史文化。并且也是指从古到今的湖北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楚荆文化可分成多个系列：1、炎帝神农文化。炎帝神农尝百草，主要在湖北这一带，救治百姓。2、楚国历史文化。3、秦汉三国文化。是秦汉时期各国历史纷争的文化中心之一。4、清江巴土文化。古代巴人后代是土家族，也是我国有特色的少数民族之一，其文化也一同并入。

而楚国的文化，也成为了荆楚文化的精髓，是民族的精神财富。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都是由楚国人创造的文化形态。而历史上荆、楚不分，因此合并称呼，成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历史源远流长。

⑶ 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 商周时期中原民族把长江中游的南方民族称为荆蛮、楚蛮或荆楚，周武王分封荆楚民族一支的首领熊绎于荆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⑷ 武汉宣传语是什么

楚山楚水楚文化 大江大湖大武汉

⑸ 吸引上万游客来汉，武汉究竟有什么独特魅力

武汉是一个拥有文化底蕴的城市，也是一个拥有传统美食的城市，如今的武汉更是英雄的城市，这些就是武汉独特的魅力。

一、文化底蕴

武汉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我们在童年的时候背诵的古诗当中出现的黄鹤楼是位于武汉，民族英雄岳飞是在武汉出发决定北伐，辛亥革命的第1枪是在武昌打响的，当年的中华民国是以武汉为革命中心的。因为武汉这个地方被历史淹没了，所以大家都来到这里，寻找过去的历史，体味当年的文化兴衰，体会当年中华民国走过的历程。

⑹ 介绍一下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湖北日报记者 黄宣传 通讯员宁微

荆楚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我们如何更好地利用这份文化遗传？元旦前夕，在中国地质大学召开的荆楚文化研讨会上，来自全省各地的荆楚文化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共同探讨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是什么

荆楚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省政协主席王生铁指出：千百年来，湖北作为荆楚文化的中心，对灿烂辉煌的荆楚文化的形成作出过突出的贡献，也因此奠定了湖北作为文化大省的重要地位。在21世纪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集中研究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仅对湖北的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湖北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与时俱进的文化精神、丰富多彩的文化资源、党的历代领导人对湖北的亲切关怀。这是荆楚文化的重要内涵，有着极其宝贵的现代价值。

“荆楚文化现代价值的核心内涵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而这种创新精神是促进湖北经济建设与发展的精神动力与源泉。”华中师范大学张正明教授明确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所谓“敢为天下先”就是指在与其他民族、其他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挥想象力，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色。他指出荆楚文化的精华——老庄哲学思想与屈骚美学思想就是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典范。

如何更好地开发利用荆楚文化

王生铁认为：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掘历史文化遗传，继承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牢牢地把握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将荆楚优秀文化与湖北的现代化建设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激励全省人民奋勇前进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省社科院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提出了构建以长江三峡、汉江、清江和神农架、武当山、大别山为载体的“三江三山”旅游布局设想。他认为，湖北旅游如果放弃了汉江、楚文化和三国文化就等于丢了一半，而处在湖北西部的清江，有着巴文化、土家族和苗族文化的底蕴。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大别山，将是我省有效地推行红色旅游的一份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我省的文化旅游只有将“一江两山”战略调整为“三江三山”战略，才能比较完整地彰显出荆楚文化的内涵，体现出荆楚文化内涵的多样性。

省社科院研究员何念龙在发言中再次提出了建立“荆楚文化走廊”的建议。所谓“荆楚文化走廊”是实体性的文化高地。从空间角度来看，它是以汉宜高速公路（另有与之重合的318国道）为主体的公路文化带，以荆州古城为中轴心向武汉和宜昌两个方向动态延伸，在地带上形成“一线贯五珠”（汉宜公路为一线，特大城市武汉，大中城市宜昌、荆州，小城市仙桃、潜江）的文化长廊优势和整合文化效应。从文化特色来看，建成的“荆楚文化走廊”将形成宜昌、荆州、武汉三个发展极点，传统底色有三峡文化（或巴楚文化）——楚文化——汉派文化；现代特色则相应体现于水电文化——复合文化（兼容综合）——光谷文化。“荆楚文化走廊”将成为水文化与陆文化交融、传统性与现代性、开放性与新异性兼具的文化纽带。具有举世瞩目的独特文化亮色。要想向全国乃至全世界推出具有湖北特色的文化品牌，建立“荆楚文化走廊”刻不容缓。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最为密切。湖北经济学院王麓怡副编审提出了从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考量荆楚文化资本，以湖北的文化资本积累带动最具增长潜力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以地区资源禀赋优势的文化资本和第三产业作为湖北在中部“崛起”的内生性支撑的思路。

荆楚文化同样可为现代城市建设做出贡献。来自荆州市社科联的刘柏芳、谢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充分发掘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楚文化资源，繁荣发展荆州市文化产业。无独有偶，鄂州市博物馆副馆长、副研究员熊寿昌也认为，地处熊渠封王台，开发利用楚鄂文化，对于城市建设，对于创建全国历史文化名城、文明卫生城、优秀旅游城具有重大意义。

对荆楚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

原湖北省政协副主席、荆楚文化研究会会长程运铁，荆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昆满，从倡导茶饮论荆楚茶事，考证了茶与荆楚的不解之缘，指出楚人如茶，我们从湖北茶事发展的历程中，可以显现荆楚的人文精神。如神农氏“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而毫不畏惧，陆羽为探究茶学而千里跋涉等等，体现出楚人的“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开拓奋斗精神；荆楚茶事烂漫多姿，恰合楚人追新逐奇的艺术情怀；另外，荆楚茶事追求意蕴，恰好反映了楚人平和中庸的哲学理念等等。

中国地质大学校长张锦高、中国地质大学自然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朝教授，对荆楚文化和楚文化的形成、楚文化的表现特征与成就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梳理。他们认为，我们今天来讨论和研究荆楚文化和古代文化，不仅仅是“发思古之幽情”，更重要的是要继承传统文化的精华，构建更为辉煌的现代文化。

从思想特征来看，荆楚文化比之黄河流域诸文化更富有一种想象、思辨和浪漫的力度。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维武认为，这种思想文化的特殊性，在湖北地区逐渐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心学传统，而湖北文化对于中国哲学发展、对于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开拓所作出的最具特色的贡献，也莫过于这一心学传统。如荆门郭店的楚简，已关注、探讨心性问题。从隋唐至20世纪的千余年间，荆楚大地上更是涌动着一波又一波心学的浪潮；禅宗兴起于黄梅，陆九渊主政于黄安、麻城。。。

荆楚文化哲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与取向产生了重大影响。省社科院副研究员刘宝昌在回顾了研究界对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所走过的阶段后指出，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的独具一格的审美取向，对现代文学美学世界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荆楚文化哲学的诗性艺术让中国现代文学具备了逍遥美和对大自然的关注而产生的自然美。

华中师范大学姚伟均教授在梳理荆楚的饮食文化、服饰文化与节日礼仪在漫长历史中的变迁时指出，社会物质生活的状况也是评价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尺，探讨荆楚的社会生活传统实质上就是从一个新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从而真实地重现和构拟荆楚文化的现代价值和未来方向。

省社科院楚文化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邵学海的发言“别具一格”。他认为，作为中华文化组成部分的荆楚文化，经上世纪上半叶的发现和下半叶的开掘，已引起海内外瞩目，并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但是，掌握正确历史方法，以客观真实的材料以及严谨的态度为基础，才能更好地进行历史应用。狭隘的观念和实用主义，不利于开发楚文化的现代价值。此外，已知的阐释楚文化现代价值的研究成果，多限于精神层面，它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但过程是缓慢长期的，方式是潜默移化的，效果是模糊的。我们开掘楚文化的现代价值，不能企图毕其功于一役。在继承优秀文化遗传时，我们也应正视历史的教训以及所谓糟粕所具有的警荆楚简帛与荆楚文化

罗运环

荆楚简帛的研究已形成国际性学术热潮，这除了楚简不断有新的发现之外，更重要的是荆楚简帛内涵丰厚，吸引力强。我国简帛的出土主要集中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在荆楚和西北两大地域中又以荆楚居多。早在南齐时代，荆楚北部襄阳（今湖北襄樊市）就有一座被盗的古墓出土竹简书，经鉴定，认为正是《周礼》所缺佚部分的《考工记》。20世纪40年代初，在湖南长沙出土了着名的楚帛书。从50年代起荆楚简帛不断地出土面世，共计有50余批。其中自70年代以来，马王堆汉简帛书、睡虎地秦简、包山楚简、郭店楚简、张家山汉简、走马楼三国吴简、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里耶秦简等大宗简帛出土和发现，不断给学术界带来惊喜。

荆楚简帛大都出于墓葬和古井，书籍、文书各具特色，种类甚多，内容丰富。荦荦大者，有如下数端。

道家思想是荆楚文化的一大特色。荆楚简帛所出《老子》就有郭店楚简本和马王堆帛书本。竹简《老子》属于选本，抄写于战国中期，是所见最早的本子，与今传本相比，没有关于“道”的理论，以及“小国寡民”理想社会的阐述，没有“绝仁弃义”、“绝圣弃智”等与儒家主要学说相抵牾的内容，偏重于实用，当为楚国官方的一种传习读本。马王堆帛书《老子》有甲、乙本，分别抄写于刘邦称帝前和称帝后，除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与今本不同外，内容结构基本一致，能解决今本章节、字句的许多争议，是所见最早的全本《老子》。道家着作还有郭店楚简本《太一生水》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简《恒先》篇，这是两篇荆楚传习的十分珍贵的先秦道家佚籍，分别阐述道家的宇宙生成论及道家虚静理论和天地起源问题。道家在战国中后期分为黄老学派和庄子一派，黄老学派在战国时代影响颇大，因其着作失传而导致后世知之甚少。马王堆帛书《黄帝内经》的发现，使世人获得了重新认识黄老学派的机会。

儒学一直是荆楚文化重要的内涵。春秋时楚人就有传习《诗》、《书》、《礼》、《乐》的传统，楚庄王的臣下申叔时就是着名的儒学家。在讨论楚太子教育问题时，他提出了善、德、忠、信、节、义、礼、孝、仁、文、武、罚、赏（《国语·楚语》），其核心内容是“耸善而抑恶”，追求“心”之“善”，开后世思孟学派心性学和“性情”论的先河，成为荆楚传习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郭店楚简和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的《缁衣》（各一篇）、《性情论》（《性自命出》）、《五行》、《唐虞之道》、《忠信之道》、《穷达以时》、《六德》、《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子羔》、《民之父母》、《武王践作》等篇都不同程度体现出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学说和民本思想。

荆楚是一个擅长诗赋的地域。早在春秋时代，楚国就提倡诗教，贵族士大夫多擅长四言诗，常以《诗》中章句作为外交和人际交际的一种表情达意的方式。战国时代楚辞在荆楚崛起，出现了以屈原、宋玉为首的作家群体，创造了灿烂的楚辞楚赋作品，对荆楚文化以至整个中华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上海博物馆馆藏战国楚竹书就有诗、赋、音乐方面的简文。《诗论》是儒家文学评论性质的论文佚篇。楚简中除《诗论》所见《诗经》诗篇外，还新发现了6篇佚诗，十分珍贵。《诗乐》（或称《曲目》）有7支简，记40种诗的篇名和演奏、吟唱诗曲诗词的音高，写在一篇或一组（数篇）篇名前，由宫、商、征、羽4个音阶与穆、和等九个变化音调组合而成，如宫音有宫穆、宫群、宫汗、宫祝。楚地流传的这种诗曲的调名来源尚难考究。

马王堆出土帛书《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是史书的重要发现。《春秋事语》以“记言”为主，可能是《国语》的一种不同本子。《战国纵横家书》27篇，有16篇属久已失传的佚篇，是战国史的新资料，《战国策》、《史记》关于苏秦时代的错误，由此得到纠正，此书被称之为“司马迁所没有见过的珍贵史料”。上海博物馆馆藏楚竹书中还有一部战国楚文字字书，是楚地传习的，也是我国所见最早的字书。

在战国汉初的荆楚简帛中，有关天文、历法、占卜的数术书籍也占有相当大的比例。20世纪40年代初在长沙出土的战国时代的楚帛书，讲一年十二个月的宜忌，属于“月讳”一类的历忌数术书，其所配的图，应是所见楚国最早的一种“式”（数术家用以占验时日的一种工具）或“图式”。江陵九店战国楚简《日书》，是目前发现的最早选择时日吉凶的数术书。云梦睡虎地（M11）秦简《日书》，也分甲乙两种，内容更为丰富。马王堆帛书的数术书超过半数，《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主要以星象云气占行师用兵，与天文关系最为密切。其中30幅彗星图是世界天文学史上最早对彗星所作的精确观测和准确描绘。两种《阴阳五行》和三种《刑德》更是令人关注的数术书。

江陵周家台秦简和张家山汉简均发现有历谱。前者为秦始皇三十四、三十六、三十七年及秦二世元年的历谱；后者为汉高祖五年至吕后二年间历谱。这些历谱或存全年日干支，或存各月朔日干支，是研究秦汉时期历法演变过程的珍贵资料。湘西龙山里耶（J1）秦简中的木牍乘法口诀表，是讫今我国最早的乘法口诀表、算术史上的珍贵实物。张家山汉简《算数书》是早于《九章算术》的一部数学着作，比较集中地反映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数学发展水平，书中保留了一些不见于《九章算术》的数学史资料，弥足珍贵，在数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湘西张家界市（原大庸市）古人堤遗址也出土了东汉简牍乘法表。

在简帛中，法律文书是一项大宗内容。包山楚简涉及法律文书，分有篇题和无篇题两种，《集着》、《集着言》、《受期》、《疋狱》四篇是有篇题的。无篇题的一类是诉讼记录和摘要；另一类是各地汇总上报案件的简要记录。包山楚简的法律文书，属于战国中期楚国司法活动的档案资料，是研究楚国法律的宝贵资料。云梦睡虎地（M11）秦简以发现秦律而着称于世。《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等六篇，涉及到刑法、诉讼法、民法、军法、行政法、经济法诸方面，在中国法制史乃至世界法制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云梦龙岗（M6）秦简，是继云梦睡虎地秦简之后又一次秦朝法律文书的重要发现。江陵王家台（M15）秦简《效律》的内容与云梦睡虎地（M11）秦简大致相同。张家山（M247）汉简也以发现汉律而闻名。其中《二年律令》是吕后二年（公元前186年）颁布的法令，涉及律名多达20余种，部分律名与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相同，包含了汉律主体《盗律》、《贼律》的内容。

总之，荆楚简帛本身就是荆楚文化的一道靓丽景观。我国自20世纪初以来，出土简牍总计34万余枚，而荆楚一地的简牍就占半数以上，多达18万余枚，两次帛书大发现也均出自荆楚。战国楚简帛、秦简、西汉前期简帛、三国吴简以及西晋简牍，这五个时段的简帛，均以其独特的丰富内涵，不断地形成诸多国际性学术热点，促进了我国学术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示与劝戒作用。

⑺ 楚文化的文化研究

早在20世纪30年代，楚文化作为一种区域文化，就引起了学者的关注。新中国成立以后，先秦楚国遗址、墓葬等的发现，激发了学界探索楚文化的热情。其研究范围从先前的文学、哲学领域扩展至历史、地理、经济、军事、文字、建筑、服饰、风俗、科技、歌乐舞等方面；其研究方法也随着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的渗透，逐步向综合性研究方向发展。
湖北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万全文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长沙地区发掘的大批楚墓为楚文化这一学科的创立提供了契机；上世纪70—80年代，鄂、湘、豫、皖等楚国故地的考古发掘层出不穷，特别是随州市曾侯乙墓的发现，使得楚文化研究开始蓬勃发展。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也认为，考古发现及其研究和认识的深入，引发了学界对楚文化研究的极大兴趣，也为其拓展和精进奠定了良好基础。
“楚文化研究正是在充分占有最新材料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突破、新进展的。”刘玉堂说，“随着大量楚简的不断问世，其所承载的丰富讯息为楚文化研究向纵深推进提供了可能。例如，传世文献记载楚国迁都六七次，都城先后称丹阳和郢，但清华简《楚居》则记载楚国迁都达十四五次之多，且未见丹阳名称，这将引起学界对楚都问题的重新思考。又如，根据传世文献记载，楚人先祖季连活动的年代不会晚于虞夏之际。可是清华简《楚居》中则将季连与盘庚连在一起。若此盘庚即商王盘庚，那么季连活动的年代岂不要向后推约七百年？诸如此类的情况不胜枚举。”
华中师范大学楚学研究所所长蔡靖泉表示，楚文化研究曾在20世纪90年中期掀起一次高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成果就是由张正明主编的《楚学文库》。这套丛书是20世纪楚文化研究的集中展示。“经过多年的积累，楚文化已经有了全方位、多角度、体系化的研究和总结性、集成性的成果。所以，当前楚文化研究主要是紧密跟踪考古新发现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着力解决其囿于资料而未能破解的疑难问题。”蔡靖泉说除了注重考古发现之外，将楚文化和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比较，对于推进楚文化多层面、全方位的研究也具有积极意义。万全文向记者介绍说，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的比较研究，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具体说来，可以分为宏观、中观、微观等层面。比如，张正明的《古希腊文化与楚文化比较研究论纲》、王纪潮的《异彩纷呈：楚文化与希腊罗马文化》等，就将楚文化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进行宏观比较。中观角度则是将楚文化与同时期中国其他区域文化进行比较。譬如张正明的《秦与楚》，清晰展现了秦与楚的民族源流、历史道路、文化特色和成就、国家发展和命运，深刻揭示了秦与楚兴衰存亡的历史原因、秦人与楚人性格倾向对华夏民族性格形成的决定作用。所谓的微观比较，则是将楚文化与其他区域文化某些具体问题进行对比探讨，这也是目前区域文化比较研究方面成果最多的部分。
刘玉堂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区域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重大。因为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真正发现不同区域文化的共性与个性；也只有通过比较研究，才能准确把握不同区域文化之间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过程和规律，进而发现中华文化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蔡靖泉也表示，将楚文化与并世共存的诸地域文化进行比较探讨，是楚学研究的重点之一。这不仅能够拓展楚文化研究视阈，也必将促进中国区域文化和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在新世纪的深入发展。刘玉堂表示，尽管楚文化研究在区域文化研究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多学科的综合研究还比较薄弱，某些关键的研究领域多年没有突破。他认为，上世纪楚文化研究的辉煌，多半基于震撼性的考古挖掘。一旦楚文化考古缺少轰动性发现，楚文化研究很可能会出现“瓶颈”，甚至无话可说。因此，学界需要对楚文化考古资料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寻求方法论上的突破创新。万全文认为，从楚学研究的现状来看，很大程度上主要依赖楚简帛研究的推动。造成这一研究现状的原因，是由于楚文化考古的重大发现相对上世纪有所减少，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很难得到解决。
针对此种情况，蔡靖泉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说，之所以楚文化研究没有上世纪90年代那么轰动，重大考古发现的稀缺只是原因之一。另外，由于三峡水库、南水北调等大型工程的陆续开展，使得一大批文物被发现，而对这些考古资料进行整理、消化是需要时间的。只有将这些新发现的研究成果逐步推出，楚文化研究者才能据此继续深化研究。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罗运环则强调说，除了对楚文化考古资料系统全面的整理之外，加强古文字研究也具有重要意义。他告诉记者：“准确释读诸如楚简、玺、货币、器物上的文字资料，不仅能够帮助研究者找寻新的突破点，还能够对过去的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思考。提升研究者对出土文献这些一手资料辨识的准确性，对于酝酿楚文化研究下一次高潮不无裨益。

⑻ 楚文化的影响

先秦时代，楚国历经八百余年的发展，由僻处丹阳一隅，到拥有
中国半壁河山；从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到问鼎中原，饮马黄河，不断
地发展壮大，成为“天下强国”。此间，楚国不仅位列“春秋五霸”、
“战国七雄”，而且创造了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楚文化。秦灭楚后，
海内一统，而楚文化在整个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影响则流传至今。

屈原精神与中华民族精神
一个民族不仅要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而且还要有体现本民族精神
的典范。楚国的屈原就是这样一位跨越时空、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典
范。
屈原见闻广博，“明于治乱，娴于辞令”；为人“正道直行，竭
忠尽智以事其君”，在受怀王重用期间，努力实行其“美政”理想。
他主张以法治国，“举贤才而授能”，并从制订“宪令”入手改革内
政。在外交上，则竭力主张改传统的联秦政策为联齐抗秦政策。这两
方面的改革虽符合历史实际，有利于楚国的发展，但触动了一些权贵
以及秦国的利害关系。内外反对势力因此互相勾结排挤诬陷屈原，怀
王不能明察，怒而疏远屈原。顷襄王即位后，又偏听“短屈原”的话，
将屈原放逐江南。但屈原并不因被放逐而改变“前志”，而是时刻
“眷顾楚国”，为表达其“存君兴国”（《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之意，以辞赋进谏。他痛恨那些祸国殃民的奸佞党人，同情人民的疾
苦，敬仰人民的英雄，特在《九歌》中作《国殇》一章，热情歌颂那
些为国捐躯的将士。在极度的抑郁苦闷中，他多次产生“远游以自疏”
的念头，但或以“览民尤（灾难）以自镇”（《九章·抽思》）；或
因“怀乎旧宇”，终于没有离开自己的父母之邦，直至以身殉国为止。
正是这种执着的爱国情怀，似“受命不迁”，“深固难徙，更壹志兮”
（《九章·橘颂》）的“后皇佳树”，构成了屈原精神的特色。
千百年来，历史选择了屈原这个实有的历史人物，充当体现中华
民族的精神的典范。历代帝王着眼于屈原“竭忠诚而事君”（《九章
·惜诵》）：唐代昭宗特地追封屈原为昭灵侯，宋代神宗等封屈原为
“忠洁侯”、“清烈公”，元朝仁宗封屈原为“忠节烈公”（《旧唐
书》、《宋史》、《元史》），等等。一些文人学者多从儒家角度，
引经据典评论屈原精神及其作品，汉代刘安首次把屈作楚辞同《诗经》
的《国风》、《小雅》相提并论，并对屈原忠廉正直、出污泥而不染
的操行予以高度评价：“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班固《离骚
序》引）。宋代晁补之认为：屈原爱君，“被谗且死而不忍去”，其
行其辞，“实羽翼六经于其将残之时”，可与儒圣同等。故他说：
“原之敬王，何异孟子？”（《鸡肋集》朱熹认为：屈原“乃千载而
一人”，其“忠君爱国之诚心”，不辨自显；其书可以发“天性民彝
之善”，“而增夫三纲五典（常）之重”（《楚辞集注》）。皆意欲
将屈原纳入正统的儒家范畴。而人民则因屈原的爱国精神和所受到的
不公正待遇深切地寄予哀思，不仅在他的故里秭归和投水的汨罗江畔
修建了屈原庙、屈子（原）祠和屈原墓，而且还以端阳节吃粽子和赛
龙舟的形式来纪念他。
屈原及屈原精神，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甚至于不同的国
度，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1953年，世界和平理事会所倡议纪念的
“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就有屈原。诚如毛泽东所言：“（屈原）不
仅是古代的天才歌手，而且是一名伟大的爱国者；无私无畏，勇敢高
尚。他的形象保留在每个中国人的脑海里。无论在国内国外，屈原都
是一个不朽的形象。我们就是他生命长存的见证”（《费德林回忆录：
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
屈宋辞赋与中国文学
先秦时代，随着（《诗经》）热的衰落，以楚辞楚赋为代表的文
学崛起于楚国，并将我国诗歌创作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高峰。所谓
“自风雅（指《诗经》）寝声，莫或抽绪（继承），奇文郁起，其
《离骚》（代指楚辞楚赋）哉！”（《文心雕龙·辨骚》）即指此而
言。与此相应，涌现了以屈原为首，包括宋玉、唐勒、景差在内的楚
辞、楚赋的作家群体。其中，屈原以楚辞着称，宋玉等人皆效法屈原
而以楚赋见长。而水平最高、作品最多者，首推屈原，次为宋玉，故
后世或以“屈宋”并称。
楚辞作为一种文体，在民歌体式的基础上，开拓了宏大的篇体和
错落有致的句式。摆脱了《诗经》以四言为主的句式的束缚，节奏韵
律富于变化，表情达意更为深刻而委婉。屈原利用自己所创的这一文
体，“发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充分地展现自己的内心世
界，把执着的人生追求与爱国主义思想融为一体。故“其称文小而其
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屈原还采
用一系列的艺术手法，尤其是把当时流传的巫文化引入辞章，神游幻
境，驰骋想象，开创了以现实为基础、充满积极浪漫主义特色的新文
学天地，从而成为当世及后世文学艺术的典范。
《楚辞》同《诗经》一样，是我国文学两大源泉之一。历代文人
学者几乎没有不读《楚辞》，没有不受屈作楚辞影响的。他们追慕屈
原，摹拟屈作楚辞，宋玉、景差开其端绪，入西汉而形成热潮。汉代
摹拟屈作楚辞的作品甚多，王逸《楚辞章句》所见11篇，如郑振铎先
生所言，“不过百中取一而已”。汉代以后仿屈作者较多，唐代柳宗
元“为骚文（楚辞）数十篇”（《旧唐书·韩愈等传》）；清初王夫
之还将自己的仿屈作《九昭》收入其所撰《楚辞通释》一书中，尤为
典型。屈作楚辞真可谓“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文心雕龙·辨
骚》）。至于“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诗
经》）以上”（鲁迅《汉文学史纲要》）。
吸引中国乃至世界上一代又一代的学者研究楚辞，是屈作楚辞的
一种深远影响。对楚辞的整理研究当始于宋玉，在汉代、宋代、明清
以及20世纪，都分别形成研究热潮。20世纪的楚辞研究不仅专着多，
单篇论文更多；涉及多种学科，影响更加广泛。此外，楚辞对其他诗
文、戏曲等等也影响至深。
《楚辞》在汉文化圈内影响也很深广，它在唐代传入日本，对日
本文化产生过巨大影响。此外，还被译为多种外语版本流传欧美及俄
罗斯诸国。
楚赋与楚辞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体。楚赋虽“拓宇于楚
辞”（《文心雕龙·诠赋》），但它是在与楚辞完全不同的创作环境
中形成的。宋玉、唐勒、景差等人，本来“好辞”，但因在襄王身边
奉命而作，受宫廷御用性质所决定，结果不是以楚辞见长，“而以赋
见称”（《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故司马迁将“辞”与“赋”明
确区分开来。但后世学者往往将二者混为一谈，导致了对楚赋的忽略。

楚赋是一种问答对话的方式，铺陈其事，极声貌以穷文，韵散结
合的文体。屈原的《卜居》、《渔父》发其端，宋玉的《风赋》、
《钓赋》，始标赋名，“与诗划境”（《文心雕龙·诠赋》），而宋
玉的《高唐赋》、《神女赋》是赋的成熟之作，其写法开汉赋名篇
《子虚》、《上林》诸赋的先河，对汉赋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宋玉的楚赋诸篇及其楚辞佳作《九辨》，借助《楚辞》、《文
选》、《古文苑》，得以广泛流传，影响后世。李白“屈宋长逝，无
堪与言”、杜甫“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诗句，分别
表达了一些文人对屈原、宋玉的仰慕。他们的作品至今仍受到人们的
喜爱。总之，屈宋辞赋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其独特的文
化韵味，感染国人，影响世界。
楚人的巫、道与中国的哲学和宗教
楚人的巫、道，是指先秦楚国的巫文化和道家学说。巫以楚为盛，
道家学说是楚文化的特色内容，已为共识。这二者在中国哲学和宗教
的发展过程中都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楚人的巫文化可上溯到远古时代的楚先祝融。祝融为帝喾高辛的
“火正”，主“司天”，因功显名，故后世楚君多具有巫文化的传统。
熊绎、平王、怀王等，是“巫祝之道”的比较突出的信奉者，而着名
的巫学大师则是被称为“国宝”的楚臣观射父。
就其内涵而言，楚国的巫文化包括多神崇拜、各种巫术、飞升成
仙等等内容。它不仅渗透到楚国文学艺术等诸多层面，而且对后世宗
教信仰影响深刻。如：先秦时代，唯有楚人以东皇太一为至上神。马
王堆3号汉墓出土的帛画《太一出行图》，太一在诸神中处于主神地
位；汉武帝重祭祀亦以太一神为至上神，显然继承了先秦楚人奉太一
为至上神的传统。神仙观念是道教的基本观念，得道成仙是道教的终
极追求。先秦时代的神仙观有两大系统，燕齐方士刻意于海上求取仙
药，楚地则重在借助灵物飞升成仙。楚地这种神仙观及其各种巫术，
都是后世道教神仙观和道教法术的重要来源。
道家学说，渊源于晚商时代的楚君鬻熊，而代表成熟的道家哲学
思想的则是春秋晚期的老子和文子。文子是老子的学生，楚平王的大
臣，他的思想对楚国朝政产生过影响。入战国中期以后，道家分化为
两大派系：即老庄学派和黄老学派。老庄学派以庄子为代表，黄老学
派，主要有�冠子、环渊等人。
道家思想博大精深，在先秦各家学派中最富哲学内涵，对后世影
响极为深广。汉初，黄老之学作为“君人南面之术”，清静无为，与
民休息，治理战争创伤，使天下殷富，社会获得稳定发展。东汉以后，
道教兴起，道家学说成为道教的理论基础。老子被奉为教主，称之为
“太上老君”，其书《老子》被奉为圣典，称之为《道德真经》。后
来，文子、庄子也分别被尊为“通玄真人”、“南华真人”，其着作
《文子》、《庄子》也被视作“真经”，列入道藏。魏晋时代，玄学
兴起，玄学以老庄道家的无为学说为本，探讨纲常名教与自然的关系，
最终使汉末陷入危机的名教重新焕发活力。唐初，李氏帝王出于巩固
统治的需要，信奉道教，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使老子的地位
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儒、释、道三教长期合流兼容，老庄思想对
佛、儒二家产生过重大影响。宋代理学开创者周敦颐的“自无极而太
极”的理论，就来源于道家的“有生于无”，“复归无极”（《老
子》）。老庄道家学说几乎在历史进程的每一个阶段都能发生思想共
鸣。晚清民国初年，受社会危机与西方思想的影响，一些文人志士如
谭嗣同、严复等，重新审视老庄文本，并从中发掘“民主”、“自由”
的思想，再度将道家学说视为匡世安邦理论。当今世界提倡返朴归真，
回归自然，遵从自然规律，加强环境保护，道家“天人合一”的整体
观念，以及“无为而无不为”等思想，不仅在国人中，而且在世界上
都产生了更加强烈的共鸣。
出土楚文化资料与现代学术文化
出土楚文化资料，主要是指考古发现的先秦楚人的文化遗存，包
括有文字的和无文字的两类。其中一些重要的发现，在我国乃至世界
学术界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影响。
20世纪30～40年代，因盗掘先后在安徽省寿县和湖南省长沙楚墓，
出土了着名的“寿县楚铜器群”和“楚帛书”等重要文物资料。这两
大发现当时就在学术界形成了研讨热点。尤其是楚帛书流落到美国后，
其研究也逐渐国际化，促进和掀起国内外的帛书研讨热潮，并为中国
史研究走出疑古时代提供了帮助。
20世纪后半期，是楚文化考古成就最大的时期。
楚简批数多，数量大，居全国先秦简牍之冠。迄今为止已发现30
余批，其中已产生较大影响的有长沙仰天湖（M25）楚简、信阳长台
观（M1）楚简、荆门包山（M2）楚简、荆门郭店（M1）楚简和上海博
物馆馆藏楚简。尤其是郭店楚简，资料一发表，就引起强烈反响，学
术界接连在北京、美国、武汉举行3次国际学术研讨会。
青铜器及其铭文也有重大发现，如安徽省出土的鄂君启节、河南
省浙川下寺春秋墓铜器群、湖北省随州曾侯乙墓器群，等等。其中尤
以曾侯乙编钟编磬举世闻名，复制演奏，令世人耳目一新，为我国音
乐文化大增光彩。
楚国的货币也很有特色，主要有蚁鼻钱和金币。蚁鼻钱，是一种
有面文的仿海贝的铜质铸币。楚金币是一种称量货币。楚国是先秦时
代唯一通行黄金铸币的国家。据初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
600余件，总重量接近4万克。其中江苏省盱眙穆庄乡南窑庄出土的11
件“郢称”金币里，有一件长12．2、宽8厘米，重610克，有完整的
印记54个，半边形印记6个，是所见最大最重的一件。这些楚币不仅
为楚文化学界所重视，而且也吸引了经济学界人士参与研讨。
中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享有盛誉，而领先于
东周列国的楚国丝织工艺则是先秦中国丝织工艺的代表。湖北江陵马
山1号战国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
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甚为丝织与服饰研究者所重
视。
楚地多宝，地下矿藏丰富，湖北大冶县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南北
长2公里，东西宽1公里，开采时间上起西周下至汉代，出产过大量的
铜矿，揭示了楚人，也揭示了我国古代采矿和冶铜的生产情况，填补
了中国冶金史上的一大空白。
楚文化丰富多彩，对楚文化的考察研究既有利于开发地域文化资
源，也有利于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⑼ 什么是荆楚文化

【荆楚文化简介】
荆楚文化因楚国和楚人而得名，是周代至春秋时期在江汉流域兴起的一种地域文化。

【荆楚部族的兴起】
楚，也称荆楚，春秋时代的这个国家为什么叫做“楚国”呢。“楚”本是一种灌木的名称，也叫做“荆”，在南方江汉流域的山林中极为常见，可用作薪柴等多种用途，人日常离不了。于是远自商代时，北方中原人就以荆楚来称呼江汉流域的南方地区和南方部族，比如《诗经·商颂》中说的“维女荆楚居国南方”。但是，构成楚民族主体的，却并不是江汉流域的土着，而是原居北方的祝融部落的一支（楚人奉祝融为始祖），这支部族迁移到江汉流域，不断地与周围的土着民族（九黎、三苗的后裔）相互融合，发展成为一支强盛的荆楚大族。
荆楚部族在与北方商王朝的对峙中也吸收了先进的商文化，为自身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周朝初年，转投周王的荆楚族得到了中原王朝的支持，从而建立起自己的国家。从春秋开始，楚国迅速强盛起来，尤其是到了楚庄王时，楚吞并了周边的许多小国，成为一方大国。

【先抑后扬的楚文化】
楚地是一个历史的地域概念，大体上以今湖北全境和湖南北部为中心，向周边扩展到一定的范围。当北方有炎、黄部落在创造中原文明的时候，南方江汉流域也兴起了九黎部落，并创造出了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等早期楚文化。然而这之后，随着九黎部落被炎、黄部落击败，以及后期的三苗部落被更强大的中原部落所征伐，楚地文化逐渐消沉了。楚地文化落后与中原的另一个原因是江汉流域多山林水泽，各氏族部落不能像中原地区的氏族部落那样较快地由采集和渔猎转入农耕和畜牧，这种生产力的缓慢发展相应地限制了文化的发展速度。因此，当北方已经出现了夏、商等奴隶制国家后，南方楚地仍停留在原始的父系氏族社会阶段，散居的各氏族部落屡遭中原势力的压迫和征伐。但就是在这种持续千年的蛮荒背景下，逐渐孕育发展出楚民族以及其后的楚国家，并成为当时中国南方各部族融合的中心。楚人借天时、地利融汇了中原文化和南方土着文化，开创了独具异采的楚文化。

【楚文化的奇葩“楚辞”】
“楚辞”这一名称起于西汉。它有两种含义：一是诗体名，指战国后期由屈原等楚国诗人以楚地民间语言和民歌为基础创造的一种诗歌载体；二是诗歌总集的名称，由西汉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以及后人模拟的作品，名为《楚辞》。由于屈原是楚辞的开创者，他的作品在质量和数量上都是最有代表性的。后人提及楚辞无不言屈原的代表作《离骚》，并常以“骚”或“离骚”作为楚辞的代称。
楚辞的产生离不开楚地特有的民间习俗。江汉水乡，民间巫风盛行，土俗尚祠祀歌舞，而且这一带很早就流传着有别于中原地区的楚地民歌，这些因素都是楚辞得以产生的基础。虽然在《诗经》这样一部广泛采录周初到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四方各国民歌的总集中，几乎没有收录楚地民歌（原因大概在于楚一向被中原王朝视为蛮夷，楚地方言也难以被中原人接受等），但仅从各方典籍保存下来为数极少的楚歌来看，其内涵丰富，叙事抒情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对楚辞的影响之深远不言而喻。
楚辞被喻为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源头，对于其后产生的汉赋更有直接的影响。“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的楚辞，与其他楚文化精华一起，构筑起瑰丽奇异的楚地文明。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楚文化、荆楚文化同属一个概念，均指楚人、楚国创造而长期沉淀的文化实体和形态。我们这里说的它们是同属一个概念，是因为历史上荆、楚不分，荆、楚或荆楚、楚荆作为一种特定的称谓，已沿袭三千多年了。如《诗·商颂·殷武》说：“维女荆楚，居国南乡。”这里是“荆楚”联称，荆在前，楚在后。《竹书纪年》说：“昭王十六年，伐楚荆。”这里是“楚荆”联称，楚在前，荆在后。另据《春秋》记载，鲁庄公（前693—前661）之前称荆，但自鲁僖公（前659—前627）元年后，就改称为楚了。这样看来，荆或楚，荆楚或楚荆联称，其意思是一致的，似无多大区别。时至东汉，许慎 《说文解字》释荆：“楚木也，从刑声。”释楚：“丛木也，一名荆也。”这样就把荆山、荆楚木、荆州、荆楚国，统一了起来，形成为系统完整的概念，故至唐宋时，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为国号，亦得二名。”沈括《梦溪笔谈》也说：“荆或为楚，楚亦荆木之别名也。”至此，荆楚约定俗成，成为一个专称楚族、楚国和荆楚地域的一个特有的称谓。当然，历史上也还有其他各种说法，如《诗·商颂》毛传说：“荆楚，荆州之楚国也。”又如《汉书·高帝纪》颜师古注：“秦庄襄王名楚，故改讳荆。”但不论何种说法，荆和楚早已溶合为一体了，绝不能截然分割开来。作为楚人族所创造的文化，并在荆楚大地得以长期沿袭下来，当然也就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了。那种认为楚文化是专指为楚国时期的文化，荆楚文化则为荆楚地域自古至今的文化，即指楚文化，又指此地的一切时空文化，显然是不科学的。文化是传承性的，源流嬗变，涓涓不息，楚国虽亡，文化不灭。我们今天溯其源，观其流，又察其流，探其源，从时空的角度，研究荆楚文化，着力为建设现代文明服务，这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要求的，但不能说这就是荆楚文化本身。楚文化或荆楚文化是一个独立的文化形态，有它本身的内涵和属性，有它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科学体系，不能把荆楚地域内任何时期的文化、都称之为楚文化或荆楚文化。
关于楚文化或荆楚文化的内涵，从目前大家比较习惯接受的角度概括，可以包括这样几个方面，即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制度文化和民俗文化。这种概括，只是罗列荆楚文化所大致涵盖的内容，绝非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荆楚文化的本质性蕴涵。
在楚物质文化方面，应包括农业、手工业、商业、货币、城市与交通各个方面。在农业方面，主要是体现在各种农具的发明和使用、水利工程的兴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耕地面积的扩大和粮食作物、农副产品的发展。楚国是南方的农业大国，铁农具先进与水利事业发达，是楚国农业两大特色。“楚天下之强国也。……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战国策·楚策一》，此乃历史公论，反映了楚农业发展的丰硕成果。楚国手工业成就辉煌，主要体现在青铜器、铁器铸造、丝织业、漆器业、竹木器业、建筑业、造船业和料器制造业等各个方面。其中以漆器业、丝织业为最突出，可谓达到当时古代世界生产力水平的巅峰，其出土实物，至今为世人所倾倒。楚国历来重商，故楚国商业成就突出，它生产的产品，不仅输往大江南北各地，而且还远至中亚、东南亚地区。随着商品流通领域的扩大，货币也大有发展，除铜币外，还有金、银币。根据出土的情况看，已知的先秦金银币都是楚国的。楚国城市众多，水陆路交通四通八达。这一切都属于楚物质文化的基本内容，表现了楚人的勇敢与智慧，“日益迅速地掌握了自然力，并为自己创造了‘第二自然’”高尔基语。“第二自然”，就是楚人在长期的奋斗中所创造的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既见于文献记载资料，更直接见于考古发掘实证资料。由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后，楚地出土文物众多，令人目不暇接，故有学者提出“考古意义上的楚文化”，“以体现在考古遗物上的为限，主要是物质文化”，张正明主编《楚文化志》的概念。其实，文物是文化活动过程的结晶，它既反映了楚人物质文化的成就，也体现了楚人精神文化的面貌，两者是密不可分的。

【荆楚文化的八大内涵】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着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着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起义 ，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 ，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 、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
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
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
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
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
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
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

⑽ 作文题目为 荆楚文化 该怎样构建思路

荆楚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她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巨大的经济文化开发价值。
荆楚文化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其内涵可概括为八大系列：
1、炎帝神农文化。湖北随州、谷城和神农架是炎帝神农的主要活动区域，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文化遗址。在这里，炎帝神农遍尝百草，为民治病，发明农业，教民耕种，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标志着中华文明从渔猎时代向农耕时代过渡。
2、楚国历史文化。湖北是楚文化的发祥地，楚国作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国和强国之一，在800多年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成果。楚国独步一时的青铜铸造工艺、领袖群伦的丝织刺绣工艺、巧夺天工的漆器制造工艺、义理精深的哲学、汪洋恣肆的散文、惊采绝艳的辞赋、五音繁会的音乐、翘袖折腰的舞蹈、恢诡谲怪的美术，都是十分宝贵的文化富矿。
3、秦汉三国文化。秦汉时期的湖北地区是当时重要的文化中心之一，云梦古泽、睡虎地和龙岗秦简、张家山汉简、汉明妃王昭君、汉光武帝刘秀、文学家王逸等都是重要的文化资源。湖北境内还是魏、蜀、吴三国犬牙交错、激烈争夺的“四战之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的联合与斗争波谲云诡，惊心动魄，古隆中、赤壁、乌林、长坂坡等着名文化景区是三国文化的重要载体。
4、清江巴土文化。清江流域的土家族是古代巴人的后裔。热情、质朴、勤劳、善良、勇敢，代表了土家人优良的民族素质。其婚丧习俗、歌舞曲艺、饮食服饰、建筑交通等构成了清江巴土文化的鲜明特色。同时，以恩施自治州和长阳、五峰两个自治县为主体的湖北民族地区也是巴土文化的富集之地，这里山川秀美，物产丰富，是发展湖北特色经济的重要地区。
5、名山古寺文化。湖北的名山古寺众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名山古寺文化资源。武当山是道教名山，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的武当文化。此外，荆山、大别山、大洪山、齐岳山、九宫山和黄梅五祖寺、当阳玉泉寺、来凤仙佛寺、汉阳归元寺、武昌宝通寺以及荆州天星观、武昌长春观等众多的名山古寺以及钟祥明显陵等名胜古迹，都有着较高的知名度和独特的文化内涵。
6、长江三峡文化。长江三峡是中国最壮观的峡谷，也是世界最着名的峡谷之一，还是举世闻名的水电能源基地和地球上最大的人工湖。随着三峡枢纽工程的蓄水发电和胜利竣工，其举世雄奇的自然风光、色彩斑斓的人文景观、神秘浪漫的神话传说和峡江两岸奇特的风土民俗，形成了具有浓厚峡江色彩的文化流派，构成了三峡文化的鲜明特色。
7、江城武汉文化。武汉地处两江交汇之地，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早在商周时期就是南方连接中原的战略据点。以商代盘龙城为标志，3500多年的建城史使武汉积淀了底蕴丰厚的文化。明清以后，武汉逐步发展成为华中地区最大的工商业城市，近现代以来更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和重要工业基地之一。在现代史上，武汉曾一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作为华中地区的特大城市和区域经济中心，江城武汉文化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
8、现代革命文化。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在清王朝的统治腹心打响第一枪，一举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结束了帝制，湖北的革命党人和仁人志士功不可没。以辛亥武昌首义为标志，形成了湖北和武汉近现代史上波澜壮阔的革命文化内涵。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董必武、陈潭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武汉创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武汉曾经是大革命的中心。“二七”大罢工、武昌农讲所、“八七”会议、黄麻起义、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八路军办事处、武汉保卫战、新四军五师司令部、中原突围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等一系列的革命活动、革命事迹、革命遗址等，构成了湖北近现代革命文化的主要内容，是极其宝贵的革命文化资源。荆楚文化这八大文化系列具有超越时空的强大穿透力和影响力，是我们建设先进文化、进行社会主义文化创新的重要基础。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也是古代楚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从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双重角度审视荆楚文化的发展轨迹，还可以进一步发现它在以下五个方面具有创新特质，是当今发展先进文化的重要精神遗产。一是“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二是“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三是“一鸣惊人”的创新精神；四是“深固难徙”的爱国精神；五是“止戈为武”的和合精神。荆楚文化的这些创新特质，既是时代的产物，又是优秀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具体展现，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