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文化和经济的矛盾

㈠ 如何理解文学艺术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关系举例说明

商品经济的发展与文学艺术的繁荣
商品经济的发展会给文艺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是有利还是不利于文学艺术的繁荣？这个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关心与思考。

谁都承认，文艺领域较之物质生产领域有着相对的独立性、特殊性。文艺也不能走完全商品化的道路。但重要的是，社会是由构成社会的各因素互相作用、有机结合、不断发展的整体。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与其他因素的相互作用。而经济因素又是首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把文艺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连在一起来观察分析，较之单纯地从文艺内部规律出发是更科学、更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

当然，我们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不能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但既然是商品经济，就有它的一般性、共同性。因此，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认真考虑商品经济对文艺的影响，也是完全必要的。

文艺繁荣的主要标志，应该是文艺新作的数量多，质量高。实际上，也就是精神产品的生产问题。因此，我们分析商品经济对文艺的影响，也就是要看它有利还是不利于这种精神产品的生产。

大家知道，文艺作品是一定的社会生活经过文艺家的头脑加工改造形成的。因此，决定作品数量多少、质量高低的主要因素是两个：一个是作为源泉、原材料的社会生活，一个是作为生产者、加工者的文艺家。商品经济的发展会给这二者带来什么呢？首先，商品生产的发展一定会使我们的社会生活发生深刻的、新的变化。它不仅会大大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变社会生活的物质条件，而且会促使人们去从事新的社会实践。对于文艺作品所要表现的社会的人，也必将产生不同于过去的自然经济、产品经济时期的深刻变化，使他们从政治思想、道德观念、思维方式到生活方式等方面都出现一种新的面貌、变成新的人物。同时，文艺家也同样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商品经济给人们带来的新的、丰富多样的社会关系也必然影响作为文艺生产者的文艺家的头脑，更新他们的思想观念，使他们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物产生新的认识。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和文艺家的新的头脑的结合，就必然是出现新的作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商品经济的发展，必将为大量新作品的产生，也就是为文艺的繁荣提供无限广阔的前景。

但是，提供了这种前景的可能并不一定就会出现这种前景。正如商品经济的发展有它必然的要求，人们必须创造出符合这种要求的条件它才能真正发展起来一样，文艺的繁荣也有它必然的要求，也必须有符合这种要求的条件她才能繁荣。因为本文探讨的只是商品经济对文艺的影响，所以，下面仅就商品经济造成的条件是否符合文艺繁荣的要求作些粗浅的分析：

首先，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打破过去那种高度集中统一的、运用行政权力直接控制的管理体制，使生产单位成为相对独立自主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充分发挥生产者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这种条件和环境的形成与文艺生产的要求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文艺已经走在前面，自主的范围更广。党中央早已明确指出，对于文艺家的生产，要废止行政命令，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不要横加干涉，要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作自由。正因为这样做了，才出现了新时期前十年文艺的繁荣。

第二，商品经济也就是市场经济。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强化市场观念，强化市场机制对经济运行的调节，要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根据市场需要分配社会劳动。我认为商品经济要求的这种条件对文艺也是适用的。应该树立文化市场观念，使文艺产品更适合文化市场需要，并根据这一需要来调整文艺生产的结构、分配社会劳动。满足市场需要就是满足社会需要，这与我们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宗旨是完全一致的。文艺产品不被社会接受，就不仅没有经济效益，也谈不上社会效益。过去，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阶级斗争为纲"的"指令性计划"而产生的假大空式的作品和当前部分同志主张的"远离现实"的不食人间烟火的作品，都是无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市场需要的结果，是脱离了生活在这一初级阶段的人民大众的结果。实践证明，脱离这种需要，文学艺术是不能繁荣的。

第三，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竞争的加剧、优胜劣汰。竞争，正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强大动力。改革的重要一环，就是为平等自由的竞争创造条件。这里所指的平等自由，是商品交换的平等自由，是价值规律的必然要求。那么，文艺的生产需不需要利用竞争作为强大动力呢？完全必要的。只有竞争，才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争出个文艺繁荣的大好局面来。文艺的改革，也应该为平等自由的竞争创造条件。我想，这里所指的平等自由，应该是在作品面前，不论文艺生产者的职位高低、知名度大小、年龄性别、所在地域、团体级别、文艺作品的体裁样式、服务于哪个层次的读者观众等，都是平等自内的。理由很简单：没有这种平等自由，就会如物质生产一样，挫伤竞争的积极性，削弱竞争的力量，不利于优秀的人才和作品脱颖而出，不利于文艺的繁荣。

第四，商品经济是一种讲究效益、追求效益的经济。商品经济不但要求收回成本，而且要求有尽可能多的利润。亏本，就无法维持再生产，没有利润，就不能扩大再生产，生产就不能向深度和广度发展。文艺的生产是否需要这种与商品经济相一致的效益观念、讲究效益呢？也是完全需要的。因为效益的实现，也就是凝结在商品中的劳动价值被别人接受，得以实现。文艺作品凝结着文艺家大量的复杂劳动，其使用价值（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当然应该尽可能被人接受，否则，就是对文艺家劳动的莫大浪费。无效劳动是应该尽量避免的。应该说明，这种效益观念对于精神产品来说，首要的、最高的准则必须是社会效益。

商品经济当然还有其他要求，如要求打破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大锅饭"，使生产者的所得与他在生产中的贡献、效益直接挂钩；在发展生产，进行交换过程中要求打破条块分割的束缚，根据效益进行开放式的，广泛的纵横交错的联合等等。这些要求所形成的条件、环境，我认为与文艺生产的要求是一致的。给文艺生产的影响是积极的，起促进作用的，是有利于文艺的繁荣的。

但是，正如本文开头谈到的，文艺生产较之物质领域的生产既相联系又相区别，既有共同的要求与条件，又有她相对的独立性、特殊性。因此，商品生产的发展既能给文艺带来积极的。促进的作用，又会产生不适应文艺特殊性的消极的、相矛盾的作用。在两者的对立统一中，经济因素同样处于决定的、制约的地位。因此，在大力发展商品经济的同时，如何解决好文艺与它不相适应的方面，使文艺不致于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支配，就成了繁荣文艺，使文艺与经济同步发展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我认为文艺生产与商品经济不相适应，或者说文艺产品在其价值实现过程中遇到的特殊矛盾主要是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如何统一的问题。物质产品作为商品，它的使用价值在交换中一旦被人接受，它的价值得到了实现，作为衡量和计算商品价值尺度的货币一般都能得到充分的表现，也就是经济效益实现。但是精神产品的情况往往不是这样。优秀的、使用价值大社会效益好的作品投放到文化市场后，接受对象可能不是更多而是更少。即使接受对象多，文艺家劳动的价值得到了实现，如果用商品交换的原则来要求，则衡量作品价值尺度的货币也不能充分表现，达不到应有的经济效益。相反，一些使用价值不大，社会效益一般甚至不那么好的作品，却可能获得众多的接受者和很好的经济效益。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是无须多加举例说明的。这就是文艺不能完全商品化的理由，也是人们不应直接或间接地对文艺作这种要求的原因。

造成这种文艺作品的价值与经济效益不成比例的原回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主要是接受对象的条件限制造成的。一些价值大的优秀作品往往需要文化素养高的对象才能够和乐于接受，而社会上恰恰是文化素养高的占少数，文化素养低的占多数，作为还有二亿文盲的我国，情况更是如此。这样，就造成了优秀作品接受对象不成比例的状况。另外，能够和乐于接受较高层次的优秀作品的对象，也往往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以接受者个人的角度，无法在经济上跟你进行"等价交换"。这又从另一方面扩大了作品价值与经济效益不成比例。而作为文艺生产者、经营者的个人或团体，如不能换回相应的经济效益，也是同样无法进行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同样无法摆脱经济因素的制约。因为必要的物质资料是人类进行一切生产活动的基础。这种矛盾，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是无法解决的。因为从阶级本质上讲，他们是只会扼杀阻止而不会扶植帮助真正优秀的、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优秀作品的。因此，马克思得出了如下结论："关于艺术，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时期决不是同社会的一般发展成比例的"。①"……例如资本主义生产就同某些精神生产部门如艺术和诗歌相敌对"。②这种敌对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决定的，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规律造成的，是不以文艺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但是，我国发展的是社会主义的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其根本目的是不断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它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因此，党和国家，广大人民群众完全可以让精神生产部门不致于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支配，通过多种渠道、多种层次、多种方式的人、财、物方面的资助，调节文艺的生产，使大量的优秀作品能自由竞放，使文艺生产的个人或部门能坚持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事实上，党和国家、各级政府和人民群众，已经和正在尽力这样做。当然，文艺生产部门也要树立文化市场观念，改革经营管理、降低消耗、提高效率。我们的文艺家们也要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作品包括一些高层次的优秀作品能为更多的对象所接受，使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尽可能地统一起来。只要这样做了，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不仅可以充分发挥商品经济给文艺带来的积极作用、促进作用，而且完全可以将可能同时带来的消极作用转化为积极作用，推动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大大繁荣起来，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原载作协广东分会《当代文坛报》1987年第3期）

㈡ 如何看待文化之间的冲突 社会学

文化冲突往往会给个人和民族造成心理乃至生理上的痛苦,尤其是通过战乱带来的文化冲突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民族都是要不得的（这种情况还可以从另一层意义做出分析结论,略）.但文化冲突是一种客观现象,谁都无法回避也无法制止,同时文化冲突促进着各民族文化的发展,使人类不断取得进步,因此,从哲学的高度来看,文化冲突的正面作用远远要大于负面作用.认识到这一点,是正确地对待文化冲突的出发点.
惧怕外来文化,对文化冲突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诚惶诚恐的民族,其文化一定是虚弱的封闭型的——犹太民族分散在世界各地,其文化与一些民族的文化尤其是法西斯文化发生着剧烈的冲突,但这个民族从来就没有那种文化“恐惧症”,而是在不断的文化冲突中吸取各种营养所以犹太文化的生命力是强大的,开放型的,其内聚力不仅世界着名,而且创造力极强,出现了爱因斯坦、马克思、弗洛依德等人类思想的巨人.
日本大和民族的文化虽然属于东方文化圈,但由于日本人有着强烈的岛国意识和生存意识,使之具有很强的协作精神和主动攻击别人的愿望——在一个没有多少资源的“孤岛”上,危机感和外在的生存压力促使他们的生存能力变得非常很强,在这种情况下千百年来所形成的文化必然是主动型、实用型的,并且兼容性很大,是开放式的——为我所用,是其文化最显着的特点,所以,在美国人的炮艇敲开了日本的大门后,日本人便很容易接受外来文化.明治维新时期和二次大战后的两次外来文化大入侵,使日本文化得到了很大改造,今天的日本民族既不是过去的自己,也不是西方或其它民族的同化物,该民族以崭新的面貌,使自己的国家成为当今世界上的一流国家,而善于吸收、善于学习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两次外来文化的大入侵,但民族心理的保守、封闭、使两次冲突的结果都未能使自己获的较大的进步.我们的民族文化不仅没有犹太文化和日本文化的那种优点,而且排他性很强,一些学者认为,中华民族文化曾经造就过灿烂辉煌的农业文明,但由于清政府的闭关锁国造成了近代以来的落后,万里长城就是保守、封闭、排他性文化的象征.
要消除落后,缩短差距,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克服文化恐惧症,实行全面开放的文化政策,使民族文化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重新焕发出活力,获得快速发展.实现现代化,从根本上讲就是实现民族文化的现代化.今天我们搞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文化角度讲就是要向西方学习.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东方文化强调的是和谐,西方文化强调的是斗争.这个斗争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窝里斗”和所谓的阶级斗争,而指的是人与大自然的一种对立关系.生产力反应的是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西方文化积极向上的斗争精神无疑会使社会生产力发展很快,为西方物质文明打下了有力的基础.我们的和谐是人与自然的戏谑,天人合一更多的指向是一种人生境界,是玄览体验到的无为而无不为的艺术智慧.因此,中国人注重人伦关系和个人道德的修炼,当然,这正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伟大之处,但恰恰就在这里又反映了我们的文化对创造物质财富的先天性不足.所以,有人提出当今时代是中西文化大对流的时代,因为西方人需要的是精神上的和和谐,我们需要的是大力发展生产力.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们还不敢承认人家的长处,谈到西方文化犹如谈虎色变般地恐惧,稍不注意就会扣上一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这说明我们的民族心理还是十分脆弱十分保守的,而一些人仍停留在“文革思维”阶段,动不动就随便用大帽子压人甚至整人,对发展民族文化,开展正常的学术争鸣,搞好经济建设是十分有害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日渐加深,有的人对此造成的传统道德失落、价值迷乱、信仰真空等现象表示担忧,但这是必然的,是旧的文化系统受到外来文化冲击后必然要出现的系统性紊乱.只有旧的封闭系统被打破新的开放系统才能形成.因而,这种紊乱从哲学高度看是文化在进步的表现,是旧的有序状态到无序状态再到新的有序状态的一个必然阶段.当然增强识别能力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尊重时代选择,相信文化的发展有一种自动选择和筛选的机制,文化的相对性是很强的,许多文化是非问题的衡量标准是多重的,很难使人把握.过去曾把吃瓜子,穿高跟鞋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把电子音乐称为资产阶级的靡靡之音,现在听见有谁这么说则感到荒唐可笑,说明这些方面在经过冲突后已被我们承认和接受了,但今天我们和外来文化的许多地方还很过意不去,谁是谁非历史将会自然做出抉择.
正确对待文化冲突需要一个人一个民族必须具备一定的认识高度、开明的态度和广阔的胸怀.

㈢ 怎样理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在一定社会的某一特定历史时期,总是同时存在着许多矛盾,它是社会基本矛盾,其中必有一对矛盾制约或影响着其他
社会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表现.在我国1956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之后，剥削阶级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因此已不再存在，阶级斗争虽然在一定范围内还会长期
存在，但其对象、范围、方式和总趋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矛盾是由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一般而论
任何社会都存在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但由于生产目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与需求之间的矛盾与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具有不
同的性质。所以说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㈣ 如何看待文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文化与经济相辅相成，经济越发达，文化越漂亮，档次高。

㈤ 究竟该如何看待传统文化与现代需求之间的矛盾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传统文化和现代需求是肯定会产生矛盾的，但是这些矛盾会随着社会时间线的推进来进一步演化为新的文化。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传统文化和现代需求为什么会产生矛盾？

2019年的时候，全国风靡的汉服着装就是非常好的一点典型，在各大电商平台销量火爆的各式汉服，被年轻一代欣然接受，大街上面随处可见漂亮小姐姐的风采。这点说明了新旧文化的结合是非常完美的。各个行业都是如此，思想的新旧结合也让我们更具智慧。

对于以上这件事情，你要是有什么更好的想法，欢迎写在评论区下方，我们一起讨论吧。

㈥ 经济与文化的辩证关系

长期以来，人们的传统观念，总是将文化与经济割裂开来，认为文化与
经济就像两条道上跑的车。事实上，文化与经济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文化与经济的辩证关系以促进其更好地发展，便成了一个摆在我们面前的突出问题。
从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总结，经济是基础，文化是核心。文化是经济的反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经济所决定，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给予经济以重大的影响。
文化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当今，文化已成为推动市场发展和市场革新的内在动力，在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中，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增长、经济的振兴，对国家或地区文化竞争力的依赖性越来越强。促进经济的快速协调发展，不仅要进行相应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必须提升其文化竞争力，这是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选择。文化对经济发展的推动、引导和支撑作用已越来越明显。

㈦ 如何协调经济发展与保护文化遗产的矛盾

保护文化遗产，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并将它合理开发，发展旅游，在促进财政收入的同时，也可拓宽经济渠道，促进经济发展

㈧ 如何处理好文化遗产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徐苹芳：经济建设要给遗产保护让路

读书报：现在，保护世界遗产、人类遗产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社会共识。但是，在城市化进程加快的今天，人口膨胀、资源减少，有人认为遗产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活人给死人让地方”。不久即将举行的“北京论坛”也专辟一个分论坛，讨论遗产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那么，当遗产保护与现实社会中人的利益发生冲突、与经济建设的目标发生冲突时，孰重，孰轻？
徐苹芳：我国有很丰厚的文化遗产的资源，这是我们的根本。我们政府也早就开始遗产保护工作了，《文物保护法》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制订，那时候，政府和一些专家开了一个好头，但是等到经济发展了以后，就出现了一些矛盾。比如在大规模的建设施工中，对文物造成的误伤在我们国家简直是数量惊人，那时候也没有办法，因为不是成心破坏。但是很快《文物保护法》就出来了，我们国家、省、市县的三级保护，抢救了一大批文物。建设要为文化遗产让步。在历史上，有很多为抢救遗址让经济建设让路的例子，比方说洛阳的偃师商城。
要从长远的利益着想。如果不让路，这些遗产就没了，没了就不可再生。现在不是提倡可持续发展吗，说白了就是长远的为我们的子孙着想，我们既然是文明古国，我们有这么丰富的资源，而且确实是很有价值的东西，再怎么困难，我们也要把遗产留给子孙呀。经济建设高潮过去，我们国家富强了以后，接着文化建设就来了，但是遗产没了，以后就再也买不回来了。
拿北京城的保护来说，50年代的时候，梁思成说要把旧城整个保护下来，到三里河那边建新北京，但没被采纳。我们现在申请历史文化名城，这几大古都一个都没申请下来。最后是评了一个平遥一个丽江，但现在在我们的历史文化名城里面，就只剩它们了，太可怜了。那时是理念的错误，但是到80年代以后搞房地产开发，商人来了以后就是利益驱动，疯狂地破坏，谁也制止不了。而且不管把遗产破坏到什么程度，从来不追究个人的责任，没有问责制。最近《文物保护法》修改以后才有量刑，但是在刑法里面没有“破坏遗产罪”这条，刑法没有改，法院就没法判。我们的法律不健全，遗产保护就难办了。
读书报：遗产公约强调遗产的普遍价值，但其概念其实是很模糊的。作为五千年的文明古国，我们国家留存至今的文化遗产是很多的。您能否举例说明，是否所有的遗产都需要保护？或者说，哪些应该保护，哪些可能已经失去保护价值呢？
徐苹芳：对物质文化遗产有三方面的要求，一个是历史价值，一个是科学价值，还有一个是艺术价值，这三项有任何一项都可作为文化遗产。历史遗留下来的，或者我们发掘出来的遗迹或遗物，都有很具体的历史价值。历史价值不是说“古”的就好，不是那个意思，还得仔细去分。比如我们考古发掘挖完了，遗址很破烂了，而且这个遗址也不典型，里面也没有可保留的东西了，照相了，摄影了，就是把里面有价值的都拿走，这个地方你就可以盖楼了，不是说见一个就保一个。但是够了级别的，比如说到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力度就要加大。如果说这个遗址范围很大，你想在这个边上修一条路过去，有时候我们也放，所以有时候建设部门和文物部门还是可以协商的。
读书报：那么，据您的观察，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当中存在哪些问题？
徐苹芳：最大的问题就是有些官员遗产保护的观念太差，太模糊，这是遗产遭破坏的最主要的原因。
读书报：现在很多名胜古迹都被作为旅游景点来进行开发，而且大都存在短视行为。旅游业使很多的文化遗产、自然遗产资源变味、变形、遭到破坏。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徐苹芳：这种情况应该坚决制止，没有第二条路，这个不能够听旅游部门的。文化遗产不能够成为资产，只能保护，只有向里面投钱，不能够老想着从里面生钱赚钱。当然有些很有名的像故宫、像西湖旁边上的文物古迹也很赚钱的，那人人都愿去也没有办法，但是也得控制游客人数，不能够单纯追求门票收入。
读书报：现在我们国家文物管理实行分级管理制度，像有些地方政府……
徐苹芳：地方政府把很多景点拨给旅游部门了，这是错的，绝对错的。
读书报：旅游部门想把遗产作为旅游景点，以获得资金，能够对这个景点进行维护。
徐苹芳：你要守法经营这个旅游。要是杀鸡取卵，就彻底把它毁了。就是你当局长的时候还赚点钱，等再过上若干年这地方就没了，人家都不来看了。如果为了旅游你自己胡修乱建，那就完了，这个点很有可能就被取消了，所以这个绝不可取，绝不手软。
读书报：您觉得怎样的保护是对遗产最好的保护？是原封不动还是适当开发？
徐苹芳：在保护范围之内那就是原封不动，威尼斯宪章、奈良文件，都讲的清清楚楚，不让它塌，不让它坏，坏了的话赶快修，修的话照着原样修，一切按照文物的保护规则、法则来修，不能在里面添任何设施。有关部门要经常对这些文物进行监察，要有事情应该真处理，以后《文物保护法》是要和刑法挂钩的。
读书报：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按照传统的历史主义观念，一定的文化形态是相应的社会物质的基础产物，那么随着社会物质生活基础的改变，建立于其中的文化形态肯定会相应的改变。比如说，一个传统的乡邻社会的产物，还能不能在当代都市社会和当代生活当中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非常难。再比如说，一些边远地区有一些习俗，但是慢慢的随着这个地方跟中原地带接触多了以后，他愿意接受现代生活方式，他要改变，或者，他把这个习俗作为一种旅游商品来出售。我们的社会在变化，生活方式在变化，文化形态也在变化，那么，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何原封不动的保持呢？是把它放在博物馆里面吗？
徐苹芳：这个你不能强迫当地的人，还按照多少年以前的方式去过生活，这就不讲理了。你们都改善了，不让我改善，不是拿着我当玩意儿吗，那可不行。非物质文化遗产当中有些特别的，比如说有些仪式，如傩戏，里面含有宗教性的东西，那一套程序是很繁杂的，你要给他做录像，做记录。现在有些七八十岁的人还能唱也能表演，一套程序能下来，那就和孔庙里面祭孔一样，书上是有记载的，现在穿上衣装就可以祭。剩下的那只能放那里了，人家该干什么干什么，该上哪就上哪，不能够把人家限制住。在解放初期的时候，我们做过一次全国性的很大规模的民俗调查，好多少数民族的一些习惯都是几百年以前的习惯呢。那时候就派了一部分人去做访问做笔录，他有什么文物有什么衣服，他家里有什么祖传的东西，统统都收来、买来，现在都好好地保存在民族宫。
读书报：文化遗产在中国非常的多，国家是没有能力全部保护，所以目前实行分级管理，但是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在财力、物力、人力有限的情况下的时候，只能优先保护最重要的遗产，导致一些价值比较低的遗产得不到有效的保护，现在是已经慢慢的消失了。那您认为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徐苹芳：这个矛盾得慢慢来了，因为你没有钱呢。不过现在国家拨的钱也在年年增加。我们在努力做，现在也还可以号召社会上的人，比如说一些企业家出钱来抢救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我有一个建议，政府应该成立基金会，踏踏实实规规矩矩做善事做好事的企业要给他一个减免税的政策，各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一些政策。
读书报：由此还有一个问题，谁来保护遗产的问题。中国历史文化遗存非常丰富，专业保护者寥寥。以物质文化遗产为例，全国从事遗产保护和修复的专业人员不足500人；而且遗产保护是一个发展相对滞后的行业，待遇低，优秀人才不愿意进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解决人的问题？
徐苹芳：这可能就不是遗产保护本身所能解决的了。
读书报：那么，您看，在妥善保护遗产的前提下，如何更好的开发利用遗产呢？
徐苹芳：无论什么情况下，保护都是第一位的。

㈨ 如何协调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传统文化保护的矛盾500字

民族地区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拥有丰富而独特的生活方式，如果加以妥善保护和管理，将成为发展的强大动力。但是在许多少数民族聚集地区，不发达的市场和偏远的地理位置，这些文化资源无法被转化成有效发展要素。因此民族地区科学合理和适度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民族地区传统文化的保护，但如果不思发展，或者开发过度，甚至无序发展，都会带来严重后果。

我们应该将民族地区的传统文化和现代市场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社区为基础，扩大旅游业、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市场渠道，促进文化资源的保护。此外，在民族地区选取示范点，致力于为当地少数民族提供可替代生计，促进就业机会和收入增长，同时注重提高能力和培养本土带头人，确保当地社区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

民族地区文化正面临着来自外来文化的冲击，以至造成少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价值降低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我们必须注重对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性开发，在保护的基础上合理开发，在开发的基础上强化保护，以推动民族地区文化旅游和谐持续发展。

㈩ 如何看待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

博学多才的塞缪尔·约翰逊说过，任何一个精神健全者都不会从头至尾读完一本书。

——丹尼尔·贝尔：本书的一九七八年再版前言（p20)

丹尼尔·贝尔，当代美国学者和思想家。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作教授，参与创办了《公众利益》杂志。《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写于一九七九年，距今三十年。贝尔自称“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个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方面是保守主义者”，在美国这种“组合”被当成了“现
代思想模式”的典型。他认为，他在文化方面是一个保守主义者，理由是他“崇敬传统，相信对艺术作品的好坏应作出合理鉴定，还认为有必要在判断经验、艺术和
教育价值方面，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p24）

在经济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主张群体价值高于个人价值、主张满足人们的“需求”，而不是人们的“欲求”，并且认为现代经济中企业产的
真正主人应该是企业的员工，而不是企业的股东。贝尔甚至明确表示：“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完全是有可能的”（p279）。在政治领域，贝尔自认为是一个自由
主义者，因为他认为政治行动的主体是个人而不是群体，应该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区分开来，而避免把私人生活政治化。

贝尔的思想历程和美国三十年代以来思想界的主流思潮始终保持着一种同步：早年的思想倾向于社会主义，因此大学期间学习了社会学，博得了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名
声，但时值左翼思潮衰退，他的思想也开始转向自由主义，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四五十年代，他积极参与了历史反省和文化大讨论，提出了“意识形重
结论”，即认为知识分子放弃了激进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普遍地接受了福利国家、权力分散、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概念。他成为了在麦卡锡主义和左翼之外的第三
条道路，即新自由主义。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他的思想逐渐成熟，自成一家，提出了“后工业化社会”的理论。六十年代之后，他的思想和观点，由于他和新保
守主义派智囊们如亨廷顿的亲密关系，带有了明显的保守主义的色彩。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集中探讨了当代西方社会中内部结构脱节和断裂的问题。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政治与文化这三大领域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对立冲突。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资本主义
技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效益作为它的轴心原则，目标是最大限度的获取利润，它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
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灵魂”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标榜个性化、独创性、和反制度化，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
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
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感的迷失，从而瓦解文
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贝尔所说的文化危机，是指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危机。

他的研究起源于韦伯和桑巴特。在19世纪中叶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早期，以理性和效益为轴心原则的经济活动相对应的文化领域中，有一套与其协调一致的独特文
化和品格构造，这就是视工作为天职，强调先劳后享、勤俭禁欲的新教伦理和清教精神。但是这只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一方面，它还有另一方面：桑巴特在他的《现代
资本主义》中，诊断出资本主义的先天痼疾：“贪婪的攫取性”。霍布斯的个人主义哲学和歌德笔下的“浮士德精神”是这种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表现。贝尔将前者成
为“宗教冲动”，后者称为“经济冲动”，二者的关系成为了他追索问题的主要焦点。“企业家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同时体现了这两者：一方面是“精打细算的
谨慎持家精神”，另一方面是认为“边疆没有边际”、“以彻底改造自然为己任”的不断开拓精神（p29）。

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二者纠缠难分，相互制约。前者造成了企业家精打细算、兢兢业业的经营风格，后者成就了他们的冒险精神、征服新世界的勃勃雄心。它们相
互避免各自的过分膨胀，而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文化起源。文化领域里，艺术家们也摆脱了各种束缚而，充分发挥着高涨而独特的想象和追求，高扬起个性和自我
的旗帜。

但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企业家和艺术家的矛盾就凸现出来，甚至变得相互敌视。艺术家日益崇尚自我，把自我提高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企业家们虽则在经济上
“贪婪攫取”，激进无比，但是他们在道德和文化上却是保守的。他们本能地维护经济和制度的稳定，反对与“功能理性”和效益背道而驰的艺术灵感和价值倾向。

随着西方社会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尤其是消费社会的出现，资本主义的“宗教冲动”崩溃瓦解，原来勤俭持重的生活习惯，被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的享乐主义生
活方式所取代，社会世俗化使得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失掉了它宗教价值上的超越意义。正如贝尔指出的那样，资本主义精神的两个因素只剩下了一个，“经济冲动”在
失去制约之后，肆意横行，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变革变成唯一的进步。在资本主义精神中的宗教精神耗竭同时，一场以流派纷呈着称的现代主义文化运动，又对已被
“经济冲动”蛀蚀得只剩下干瘪外壳的传统价值体系，展开了疯狂扫荡，进一步破坏和颠覆了资本主义社会传统的文化秩序，并最终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文化霸权地
位。但是，现代主义本身也经历了裂变和衰竭的过程，尤其是与享乐糜费的大众文化、商品生产的合流，现代文化日益变得庸俗浅薄、粗鄙无聊，资本主义社会因此
正面临着一场“既无过去又无将来”的“信仰问题”或者说“精神危机”。现代主义无力承担宗教冲动消失之后出现的精神空白，也无力对抗经济体系的钢筋铁骨，
它流于散乱细碎，本能刺激，高度自我，这些特征使得现代主义虽然流派纷呈，却总是昙花一现，没有一家成长为有足够力量和感召力的新的社会维系者，只好一浪
又一浪地作着无聊的转化和轮回。

○贝尔仔细分析了现代主义（包括大众文化）与资本主义经济这一矛盾：

第一，艺术中的现代主义。贝尔概括了现代主义艺术的三个特征：坚持艺术与道德的分化，推崇创新和实验，主张“新的就是好的”；自我意识的高涨。在贝尔
看来，在推崇个人自由和解放、批判传统和权威方面，现代主义艺术同资本主义经济冲动是同源的。但是，它们之间却迅速生成了一种敌对关系；“资产阶级精打细
算、严谨敬业的自我约束逐渐同他们对名望和激动的孜孜追求发生了冲突。当工作与生产组织日益官僚化，个人被贬低到角色位置时，这种敌对性冲突更加深化了。工
作场所的严格规范和自我发展、自我满足原则风马牛不相及，难以和平共处。”（p34）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
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
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第二，大众文化中的非理性主义。这方面贝尔指的主要是在六十年代达到高潮的一些现象：对暴力和残忍的炫耀；沉溺于性反常；渴望大吵大闹、抹煞艺术和生活的界限；艺术的政治化和政治的艺术化（审美化）。（p170-172）大众传媒竭力提倡一种追求享受的生活方式。电影美化了年轻人崇拜的事物，如姑娘们喜欢留短发、穿短裙，并劝告中年男女要及时行乐。“妇女杂志、家庭购物指南以及类似《纽约客》这种世故刊物上的广告，便开始教人们如何穿着打扮，如何装璜家庭，如何购买对路的名酒——一句话，教会人们适应新地位的生活方式。”
《花花公子》杂志的大肆畅销并非偶然，“主要原因是它怂恿男子的幻想，夸大他们的性能力。”对“放荡不羁”的生活方式的提
倡，还表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报道和《纽约时报》的广告上，前者把加利福尼亚描写成“具有奇妙的诱惑力和兴奋力——甚至某种恐惧感”的“令人兴奋的
州”；后者的标题则刻意模仿一部描写两对夫妇相互交换配偶取乐的电影的名字，鼓励人们旅行去过一个放纵的假期。在大众文化中，性欲崇拜取代金钱崇拜，成了
美国人生活中最基本的激情。这里，贝尔指出，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的蜕变过程中，作为一项技术革命的大众传媒所起的社会作用，就表现在对前者的攻击和对后
者的提倡，从而引起人们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变革。

第三，市场体系中享乐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一方面要求精打细算，另一方面又要求刺激消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提前消费的手段。贝
尔说：“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清教的约束和新教伦理扼制了经济冲动力的任意行事。当时人们工作是因为负有天职义务，或为了遵守群体的契约。破坏新教伦理的
不是现代主义，而是资本主义自己。造成新教伦理最严重伤害的武器是分期付款制度，或直接信用。从前，人必须靠着存钱才可购买。可信用卡让人当场立即兑现自
己的欲求。机器生产和大众消费造就了这种新制度，新欲望的不断产生、以及用以满足它们的新方法也促成了这一改变。”（p67）

由于上述因素，美国社会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混合：“一方面，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树立职业忠诚，接受延期报偿理论—说穿了就是让人成为‘组织人’。另一方面，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人们白天‘正派规矩’，晚上却‘放浪形骸’。”（第119页）“享乐主义的世界充斥着时装、摄影、广告、电视和旅行。这是一个虚构的世界，人们在其间过着期望的生活，追求即将出现而非现实存在的东西。”“一方面强调功能理性，专家决策，奖勤罚懒；另一方面强调天启情绪和反理性行为方式。”（p132）

这就是目前美国资本主义的历史性的文化矛盾和文化危机。就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凝聚力的消解；就个人而言，这意味着生活意义的失落。由于这种文化危机和文化矛盾，贝尔认为“美国资本主义已经失去了它传统的合法性”（同上）。

○另一个方面，政治和文化的矛盾也日益严重。

对于现代各国来说，经济增长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也成了一个政治问题。“虽然经济增长从未有过民族主义的强烈感染力，从未有过起它曾经用以动员社会的思想意识的感召力，但它已经成为西方工业化社会的一个重要信条。”（p298）但问题是，这种增长唤起了人民难以遏制、但也难以满足的持续提高的期望，这种情况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很大的社会问题：“作为资本积累的果实，经济增长在经济上和文化上却使人们产生了一系列的期望。资本主义制度发现，要给这些期望降调十分困难。当这些期望与其他飘忽不定的因素（例如恶性的然而又是周期性发生的通货膨胀；它的渊源是突然兴起的世界经济）结合起来时，他们就会为经济动荡和政治动荡创造条件，而政府则会发现这些动荡越来越难以对付。所有这一切导致了失落感和危机感，动摇了个人对社会的信仰。”（p302）

○贝尔提出发人解决方案：“假如世俗的意义系统已被证明是虚幻，那么人依靠什么来把握现实呢？我在此提出一个冒险的答案——即西方社会将重新向着某种宗教
观念回归。”（p75）“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将我们带回生存的困境之中，那是人道和友爱的基础。”（p76）

贝尔一方面认为宗教能够重建代与代之间的连续关系，另一方面又认为“我们无法人为地制造出这种连续性”（p76）。“人们可以发明一些方法，可以制定
一些规则，可以设立一些机构。但是信仰却具有一种有机性质，它不可能通过行政命令的手段得以产生。一旦信仰破灭，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重新生长起来（因为
它的土壤是经验），并重新发挥效用。”（p302）在1978年的再版前言中，他又强调指出：“宗教是不能制造的。人为制造的宗教更加糟糕，它虚伪浮夸，
极易被下一轮时尚冲散消灭。”（p39）“宗教源出于人类分享共同悟性的深切需要，它不是‘灵魂工程师’所能制造的。”（p40）

贝尔的观点可以作这样的解释：宗教是人类有意义地生活、彼此融洽地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一定条件下，人们会很自然地回归宗教。这种条件，简单地说，就是在种种危机—面前，意识到人的局限性，意识到有必要进行种种限制——对发展的限制、对环境发展的限制、对军备的限制、对生物界横加干预的限制，以及对“那些超出道德规范、同魔鬼拥抱并误认为这也属‘创造’的文化开发活动”的限制。（p40）

除了寄希望于人们自发回归的宗教意识之外，贝尔还提出了他所谓的“公众家庭”的观念，试图以这种观念来处理好以下几种关系：

团体与个人的关系。贝尔承认现代的多元社会的三个层次——以国家为代表的整个社会、在规模和种类上各不相同的特殊群体、个人——都不能忽视。他一方面
肯定“个人主义思想是人类意识发展所取得的显着成就”，另一方面批判“美国十分猖獗的个人主义”。他一方面承认“在一个现代的多元化社会中，存在着一些具
有一定要求的群体是社会学上的事实”，并且认为“一个现代民主政体的特殊力量在于：它可以容纳如此众多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指出，这些特殊群体会“导致负
荷过重，造成四分五裂，而且还常常引起政治上的僵持”。为了解决这几方面的矛盾，他主张“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些不顾任何差别而是用于任何人的规则、权利和情
况；同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显示出群体之间的相应区别（在需求方面，在补偿的理由方面，再要承担的负担方面）的规则、权利和情况；并且根据这些情况进
行分配。”（p320）

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贝尔要求不是把自由和平等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对不同意义的平等的区分，来协调自由和平等。首先要区分“平等待人”与“使人平等”，一般来说，平等待人是合理的，而使人平等则是错误的。他又区别“条件的平等”、“手段的平等”和“后果的平等”。一
般来说，注重条件的平等和手段的平等是合理的，而注重后果的平等则是错误的，因为“减少后果悬殊的努力就意味着，为了使另外一些人更与之平等，某些人的自
由将会被限制或牺牲”（p325）。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完全不顾后果方面的严重不平等。贝尔主张用“相对差别原则”来处理一些问题，比如对不同收入的人
征不同的税，对不同的学校规定不同的招生要求等等。作为能力和成就之报酬的财富不平等应该予以承认，但对于金钱与金钱之外的社会商品（如医疗保健）的交换，则要加以限制。同时，他建议对消费进行有选择的征税，并改进那些适用于一切人的必要社会公用事业。

公正与效率的关系。贝尔认为，社会的经济方面的成本收益计算和非经济价值的社会标准之间的平衡问题，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对抗，效率的要求正遭受压迫。贝尔把这个问题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为零，问题主要发生在同一代人之间：重视效率原则往往会顾不上弱势社会成员的利益，而公正原则则要求照顾这部分人的利益，那么，两者之间的结合点设在哪里才是合理的？对此，贝尔提到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最低限最高标准”：一种追求效率因而导致社会差别的社会安排如果是合理的，那么，与其他安排相比，它必须能给社会上最无优势的成员带来最大的可期望好处。对
罗尔斯的观点贝尔虽然提出了一些批评，但总体上还是赞同的。第二种情况，假定经济增长速度大于零，问题同时也发生在不同代的人们之间：当前的人们在多大程
度上可以利用那些可以留给后人来利用的资源？当前的人们的利益与未来的人们的利益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贝尔既反对苏联社会的“当前这一代可以为未来而牺
牲”的见解，也反对西方社会的这种情况：“为了消费的缘故，人们不惜把资源浪费在多余的虚饰夸耀型产品之上（例如，又大又重的汽车，消费品的奢侈包
装）。”（p336）为此，他强调把“需求”（也就是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之一马尔库塞所说的“真实需要”）和“欲求”（也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虚假需要”）
区别开来，反对把对于后者的满足当作生产的目的。

公众与私人的关系，贝尔说西方社会存在着这样的情况：守旧人士想得到经济自由，但又想得到道德管制，而当代自由主义者想得到经济管制，但又想得到道德自由。贝尔的立场介于两者之间：要经济管制，但承认分权和竞争的好处；反对“道德警察”对人们的私人生活横加干预，但认为“社会必须拥有一种羞耻感，以免使社会自身丧失对道德规范的一切感觉。”（p339）贝
尔承认，对于什么叫“羞耻”，是下不出一个大家公认的定义的。但是，他说，公众和私人之间的区别，则是可以明确定义的：“可以在它们二者之间筑上一堵墙。
这样一来，就可以禁止公开夸示色情、淫秽以及使人格蒙受耻辱的那些的成分。但在那堵墙之后，持有一致意见的成年人愿做什么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p339）

贝尔最后的结论是，要建立人与社会的幸存赖以维系的基础，就“应当将如下三种行动结合起来：重新肯定过去，唯有如此我们才可根据历史遗产
并了解我们应对后人承当的责任；承认资源有限，承认需求——个人的和社会的需求应当优先于无限制的欲望和要求；达成一种公正观，它将给所有的人一种公平感
并将所有的人包括进社会之内，它将促进这样一种新市场，在那儿，在相关领域之内，人们变得更加平等因而能够被平等对待。”（p344）

实际上，贝尔主张把文化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观、经济上的社会主义需求观、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公正观这三者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