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楚文化在鄂西北哪里

① 历史上的秦楚7国分别是今天的哪里

燕： 都城蓟（天津蓟县），疆域在今天的河北北部、北京、天津、辽宁南部，内蒙部分地区，后来拓展到朝鲜半岛。
赵： 都城邯郸（河北邯郸），疆域包括河北中南部、山西北部、东部、河南北部、山东西部等的部分地区。
齐： 都城临淄（山东淄博），疆域包括山东大部、河北东南部（一小块），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等的部分地区。
魏： 都城安邑，后迁大梁（河南开封），疆域包括山西南部（一小块）、河南中部、东部、安徽西北部。
韩： 都城平阳（山西临汾），后迁至新郑（河南新郑），疆域包括山西中部、河南西部，陕西东南部。
楚： 都城郢（湖北荆州），后迁至寿春（安徽寿县），最大时疆域包括湖北、湖南、江西、贵州部分、重庆、河南南部、安徽中南部、山东西南、江苏南部、浙江北部。
秦： 都成雍，商鞅变法后迁至咸阳。疆域包括陕西大部、山西西南（一小块）、河南西部（一小块）、甘肃东南部、四川部分。

② 朝秦暮楚是怎么回事

朝秦暮楚 朝秦暮楚这个成语出自宋·晁补之《鸡肋集·北渚亭赋》：“托生理于四方，固朝秦而暮楚。”至于是否真的有具体国家根本无从考证，只有一个叫“关垭”的地方可能符合此说法。
“朝秦暮楚” 上津古城
朝秦暮楚（zhāo qín mù chǔ)
编辑本段释义
战国时期，秦楚两个诸侯大国相互对立，经常作战。有的诸侯小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安全，时而倾向秦，时而倾向楚。比喻人反复无常，没有原则。亦比喻行踪不定或生活不安定。
编辑本段示例
叹朝秦暮楚，三载依刘 （清·孔尚任《桃花扇》第二十九出）。 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烽烟满郡州，南北从军走；叹朝秦暮楚，三载依刘。 用法：联合式；作谓语、定语；含贬义，比喻反复无常。 灯谜：千里江陵一日还。
编辑本段近义词
朝三暮四、三心二意、见异思迁
编辑本段反义词
始终不渝、始终如一、 海枯石烂。
编辑本段典故
关垭位于湖北省的竹溪蒋家堰镇和陕西省的平利县长安乡交界处。亦称关垭子。距竹溪县城20千米。因昔在此设关卡，故名。现古堡残碉犹存。垭口海拔710米，西北－东南走向，长40米，高5米，宽7米，两侧属泥质石灰岩，北侧山岭海拔854米，南侧山岭海拔955米。汉白公路从垭口通过。历为军事要地。关垭两山夹峙，一线中通，横亘南北，形如一个马鞍，它的前方是正南面，连接着山宝寨；它的北面即马尾巴处，连接着擂鼓台。自春秋以来长期为兵家必争的战略隘口。这从竹溪县人民政府在此立碑文可知，云“秦楚边际山脉绵延陡峭，此地隘口成要塞，两山对峙，一道中通，称关垭。”且“关垭城堡为竹溪县周边六处楚长城城堡遗址之一”。于是，这座被当地人称为“边墙”或“垱城”的土石建筑，经传媒称之为“楚长城”流转开来。 据有关资料记载，楚长城始筑时间应为公元前688年(楚文王十年)楚伐申国(今南阳市北部)、邓国（今襄樊）之后开始修筑的。据《左传》记载：楚成王十六年（前656年），齐攻楚，两军对垒之际，楚将屈完对齐桓公进言，“楚方城以为城（城墙），汉水以为池（于是齐桓公知难而退，两国讲和)，”这个历史事件也佐证了当时楚长城已经形成了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据此可知楚方城至迟始筑于春秋早期。楚长城的位置，根据历史文献记载，它的西头出河南的邓县，往北经内乡县，过湍河，经郦县故城北，达翼望山，复向东沿伏牛山脉，经鲁山县，叶县，往南跨过沙河经方城县直达泌阳县，直线距离总长308千米。另一说楚长城自湖北竹山县（明成化十二年即公元1476年析竹山地置竹溪县）跨汉水至河南邓州市，往北经内乡、镇平、南召，折而东抵鲁山、叶县，往南经方城县直达泌阳县，直线距离总长近400千米。又因其顺伏牛山脉之山形筑成，以其走向曲折如“方”，故名方城。楚长城是中国历史上修筑最早的一条长城。 到底那一说接近事实呢？事实上，楚国依托伏牛山、桐柏山及方城（楚长城）的屏障，构筑起楚国北部的坚固门户，从春秋早期直至公元前312年的三百七十余年间，虽纷争互有胜负，但中原诸侯国始终未能攻入方城。不过，此时秦楚间的互动关系大体上友好，楚国也没必要在陕鄂边界修长城以御盟国。及至公元前312年后秦楚交恶，双方在今鄂陕一带实施拉锯战，虽互有胜负，但楚国也没有能力和时间在缓冲地带的山脊上修筑这么一道城垣。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战国时期楚国防御秦国军事最前线，新近发现的位于今丹江口习家店镇青塘村古寨城遗址是汉江流域迄今为止发现的楚国最大的军事城堡。据考证，古寨城修建在公元前350年左右，似应为楚军事指挥所也可佐证。故这座被当地人称为“边墙”或“垱城”的土石建筑，不是楚国为抵御秦国的侵犯而修筑的防御设施。当然也不是所谓的“楚长城”了。 但根据对城墙风化程度判断，这道边墙建筑年代距今不会久远。查清代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荆襄郧数地白莲教起事，是为修筑边墙之因。据严一青于嘉庆五年七月十五日呈陕西巡抚《修筑边墙禀文》称，陕鄂边墙的“修筑之法，垒石为堵；无石之处，始用土筑。俱上为堵堞，下削城身，高或丈余、或七八尺不等。其间有通大路之处，俱修筑城门，以通出入；小路僻径，概行挖断。惟冀筑成之后，当可同心固守，以保无虞。” （嘉庆六年《白河县志·寨堡志附修边墙》）严一清所述之法与我们所见的陕鄂边墙的建筑形制完全吻合。据此断定：今陕鄂边界的所谓“楚长城”遗迹实乃清代嘉庆五年建造之防堵白莲教军的边墙。 有必要说明的是，关垭却是名副其实的“朝秦暮楚”之地。可以想见，处于秦楚夹缝中或者说是缓冲地带的关垭，由于处于战争的最前线，战争时常残酷而激烈。血泊中，秦人早晨占领了关垭内的楚地，但是晚上，楚人又夺回了失地。如此反复，使得居住在关垭一带的原巴国百姓，为了生存，不得不朝秦暮楚。据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当秦军打来的时候，就插上秦国的旗子，穿上秦人的衣服。晚上楚军打来，则换上楚国的旗子，穿上楚人的衣衫，如此而已。这难道不是原巴国百姓一种生存的智慧 。
编辑本段“朝秦暮楚” 上津古城
[1]从地图上看，郧西县就像是鄂西北嵌入到陕东南的一角，历史文献中称此地是“三面环秦，一面接楚”，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 春秋时期，十堰境内诸国先后为楚所灭，并入楚国版图。战国时秦、楚争雄，秦大败楚国，割数地予秦，此地又划归秦国。 湖北省唯一完整的一座古城，就在郧西县上津镇。上津古城位于湖北省郧西县城西北70公里的上津镇，为明代城址，地处鄂西北边陲，与陕西省漫川镇接壤，南临江汉流域，北枕秦岭山脉。古城坐落于汉江支流金钱河下游东岸，素有“朝秦暮楚”之称，为历代交通、政治、文化、商贸、军事之要地。古城周长1236米，面积约8万平方米。城墙高约7米，呈梯形，为青砖砌成。四方各有一个城门，分别叫做接秦、达楚、通汉、连郧，西南一角还有为方便百姓劳作而开的角门。城门的名称也直观地反映出了上津四通八达的重要地理位置。 曾经的“天子渡口” 在历史上，上津一带是金钱河流域最大的冲积开阔地。金钱河是汉江一大支流，当年金钱河环城西而过，为防河水冲击古城，便在河两岸广为植柳，因此，上津城又被称做“柳州城”。金钱河河床腹地宽阔，水势浩荡，从隋唐时期开始，这里就是一个舟楫穿梭、商贾云集之地。可惜因战火不断，河床淤塞，上津码头的繁华也随着时光的流转而消失。 要说古镇之风流，还要数其作为“天子渡口”的繁华。按当地人考证，“上”乃天子，“津”为渡口，上津即为“天子渡口”。历史上，南粮北运有三条要道，东边是沿海漕运，中有京杭大运河，西以汉口为集散地，穿汉江，翻秦岭，达长安。在西线通道上，无疑自汉江入金钱河，至上津，再以骡马驮运翻越秦岭小道直至关中，是其中最便捷的通道。险峻的楚塞秦关，加上南北物流的交通要道，使上津建制具有悠久的历史。据郧西县志记载：上津建县始于三国曹魏，距今已有近1800年历史，其间曾14次建县，六次设郡，两次置州。上津不仅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繁华显赫一时，它踞秦楚要塞，自古以来更以雄关当道而成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宋太祖赵匡胤、吕洞宾、黄巢、李自成、张献中等都在这里留下过足迹，这也为古城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 一部古建活教材 上津古城自诞生起就一直伴随这块特殊地理位置，融进独特的酸甜苦辣，荣辱与沧桑。走在古镇中，恍惚间竟然不知自己身处何地。古老甚至破旧的城墙，斑驳的建筑，无不是历史的痕迹。在古城明清街上，当年的“上关县人民政府”旧址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大砍刀、煤油灯、发黄的文件袋，向人们述说着烽火岁月。现在的上津古城，既不显赫，也不喧嚣。上津历史文物极其众多，但受战乱和水患影响，保存下来的主要有四大类：一是庙宇类，有杨泗庙、元贞观、城隍庙等；二是馆舍类，有山陕馆、北会馆、武昌会馆、河南会馆等十余个会馆遗址；三是公益建筑类，有古城墙、古戏楼、古趣街等；四是民居类，主要是明清四合院。其中尤以古城、南北会馆、古戏楼、明清古建筑群等最有价值。 目前，上津古城除城楼和城垣被毁外，整体保存完好，古朴雄厚之风仍存，除有极高的考古、历史、教育、观赏价值外，还有极高的建筑艺术和技术参考价值，是一部古代建筑活教材。上津古城1985年12月被郧西县政府确定为历史文化名城、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又被湖北省政府确定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近年来，镇政府本着开发与保护并重的原则，于1992年对古城北门进行了修复，使其基本保持了原貌，每年吸引了国内外大批游客参观考古。 某天清晨，76岁的吴天明老人和往常一样在古城墙上晨练，老人开玩笑地说：“我们这里的城墙可比不了你们西安城墙那么大气，但我们世世代代在这里生活，百姓生活也很自在，虽然房屋有些陈旧，但大家还是愿意住在城墙里面，心里总有种自豪感。”

③ 鄂西北有哪些城市

鄂西北城市有十堰、老河口、襄樊、随州、荆门等。
1、十堰：是湖北省地级市。地处秦巴山区东部、汉江中上游地区，中国中央山地，秦巴山区汉水谷地，湖北西北部汉江中上游，北抵秦岭，南依巴山，汉江和武当山横贯全境，与鄂、豫、陕、渝毗邻地区唯一的区域性中心城市，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的核心城市，秦巴山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
2、老河口：隶属湖北省襄阳市。位于鄂北门户、汉水中游，老河口市因地处汉江故道而得名，挟蜀汉、扼新邓、枕太和、通秦洛，得舟楫之利、扼四省要冲，素有“襄郧要道、秦楚通衢”之称，享有“天下十八口，数了汉口数河口”之誉。历史悠久、人杰地灵。是春秋名将伍子胥的故里、汉相萧何的封地，北宋文豪欧阳修治邑，《黄河大合唱》词作者、诗人张光年故乡，明代科学家沈括在此隐居着书，抗战时期第五战区李宗仁长官司令部驻节六年之久。
3、襄阳：湖北省地级市，国务院批复确定的湖北省新型工业基地和鄂西北中心城市。襄阳地处中国华中地区、湖北省西北部、汉江中游，是汉江流域中心城市，鄂、豫、渝、陕毗邻地区的中心城市、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成员。
4、随州：位于湖北省北部，闻名于世的编钟出土于此，也是华夏始祖炎帝神农的诞生地；随州地处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的交汇地带，东承武汉，西接襄阳，北临南阳、信阳，南达荆州，居“荆豫要冲”，扼“汉襄咽喉”，为”鄂北重镇”，是湖北省对外开放的”北大门”，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由东向西的重要接力站和中转站，国务院于2000年6月25日批准设立的地级市。
5、荆门：湖北省地级市，长江中游城市群重要成员 ，鄂中区域性中心城市 ，素有“荆楚门户”之称 ，位于湖北省中部，汉江中下游，北接襄阳市和随州市，西靠宜昌市，东临孝感市，南分别与荆州市、潜江市、天门市接壤，

④ 十堰地方文化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一、十堰地区文化资源的构成
（一）十堰地区具有丰厚的远古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者发掘出距今约70—80万年前的郧县梅铺猿人遗址、约50万年前的郧西白龙洞猿人遗址和约100万年前的郧县猿人遗址。特别是在“郧县人”遗址中，发现了两具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这证明了汉水中上游的十堰地区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在旧石器文化遗址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神农架红坪犀牛洞遗址。它的发掘为高海拔山地旧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良好前景，为深入研究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类型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十堰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也十分丰厚，主要分布于汉江两岸及其支流的河谷，其中最重要的是房县七里河遗存。
（二）十堰地区文化中，最基本最原始的成分是神农文化。海拔3100多米的神农架，被称为“华中屋脊”。相传炎帝神农氏在十堰这片土地上“斫木以耜，揉木以耒”，开创了农耕文明和医药文明。神农文化里重要价值成分是草药文明。这里草药文化博大精深。房县历史上曾为楚地，但是盛行于楚的巫术在这里并不盛行。绝大多数病人信草而不信巫。草药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信仰，这是神农文化里的重要价值成份。
（三）十堰地区的文化底蕴是楚文化。十堰地区的文化是多样的，蕴含着秦文化、楚文化、巴文化，以及长江文化、汉水文化、巴山文化，但最基本的文化底蕴是楚文化。《楚辞·九歌》即源于楚地民间祭神歌舞。楚辞的宗师是屈原，据传十堰是屈原创造楚辞“骚体”的源泉之一。楚人尊凤，凤凰象征高贵圣洁、吉祥如意，是楚人崇拜和敬仰的图腾。楚长城是我国最早的内长城。其中心地段在十堰境内竹溪县和竹山县，全长180公里。这是古老祖先留给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对我们研究长城起源、楚文化、古代战争等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四）十堰地区最负盛名的是武当文化。武当文化从其内涵上讲,应定义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道教精神为核心，以武当山地域为中心，在周边文化的影响下，经长期实践，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武当文化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是：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保合太和，天人合一；重人贵生，诚心向善等思想；这些构成了武当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典型特征。
（五）十堰地区最具特色的是移民文化。十堰地区历史上是一个着名的移民区，从先秦到当代，大体经历了五次移民潮。十堰房陵(房县)、上庸(竹山)等地，崇山峻岭，地广人稀，历来是古代废黜帝王诸侯的流放地。在历史长河中，被史学家浓墨重彩记载的流放到房陵的王侯将相就有十五位之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中宗李显，被贬谪流放到房县达14年之久。这种宗室贬官的流放，不仅带来了宫廷礼仪、饮食、风俗等上层文化，而且使十堰本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文化植入现象是武当山建筑群。明初永乐九年到二十二年(公元1411—1424年)，明成祖调集军民工匠20余万人大修武当山，由此汇集的多元移民文化和风俗彼此融合，交互影响，积累了丰厚的武当文化资源。移民改变了文化的时空分布。十堰本土文化正是在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改造、吸收与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地区文化特色，积累起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
（六）十堰地区具有多姿多彩、古朴稚拙的民俗民间文化。自古以来，秦巴山区的农副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在此集散，巴蜀秦楚文化在此交流积淀，这里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剪纸、刺绣等民间工艺品风貌醉人，地方特色浓郁，表现出十堰地区古朴稚拙的民俗文化的秀美画卷。地处汉水之滨的武当山区伍家沟村，蕴藏着深厚的民间文化积淀，使民间文学作品透出朴实、地道、稚拙、原始的风貌。民俗民间文化是民众生存和精神需要的产物。鄂西北地区社会生活习俗特色鲜明，民间文学艺术及地方戏曲多姿多彩，蕴含着人伦为本的思想道德、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及合和圆满的生活理想的精神内涵。
二、十堰地区文化资源的特征
（一）十堰地区文化资源具时代性。时代性是十堰地区文化的一个显着特征。它浓缩了中国历史与文化在时代变迁中产生、延续、继承和发展的每一个过程。从郧西、郧县三次发现古人类化石，尤其是在郧县曲远河口发掘的两具100万年前的人类头骨化石，为我们探索人类起源和进化提供了重要依据。旧石器、新石器、古文化遗址考古发现，使我们感受到了鄂西北地区文化悠久古老的历史。神农炎帝传说，周朝时期以上庸国为首的“西土八族”，楚人立国使荆楚文化的植入，明代武当道教文化的兴盛直至到十堰现代发展和车城的崛起，都可以从文化的脉络中把握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和文化传承的时代性。
（二）十堰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所谓地域特色是指鄂西北地区虽然远离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但由于特殊地理位置、环境及不同时代形成的文化氛围，必然形成特殊的地域文化现象。鄂西北境内山脉分属三系：秦岭东段余脉延伸到本地区北部，武当山展布于中部，属大巴山延脉北支，南部为大巴山东段余脉构成的神农架为代表的中、高山地貌。在这三面环山的地形中，汉水由西向东横穿鄂西北北部，以及境内堵河等多条河流形成的河谷平地沿汉水两岸由西向东扩展，最终在东北部与地交鄂、豫两省的平原融为一体，从而在三面环山的封闭环境中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开放性。由于地处鄂、豫、陕、渝边缘地带，各种风格文化因子在这里聚合，在不断本土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多元化的地方文化特点，与接纳吸收外来文化开放性的同时，封闭的地理环境对保存、延续已有的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鄂西北独具特色的武当道教文化、上世纪80年代在神农架发现的被学术界称为“汉民族的创世史诗”的《黑暗传》，伍家沟民间故事村、武当吕家河民歌村及其所伴随的体现了当地传统特点的民俗活动，它们之所以能世世代代流传至今，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三）十堰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多元性。这是许多地方文化及区域文化不多见的现象。十堰地处鄂、豫、陕、渝四省交界之处，东西南北文化在此交汇。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别属北方的仰韶文化、南方的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十堰地区是历史上重要的移民区，从秦汉开始至明清，由于移民历史的长久性和来源的多元性，丰富的外来文化，以移民为载体，与本土文化交融交汇，相辅相成，形成了十堰地区文化多元形态。
（四）十堰地区文化资源具有兼容性与和谐性。循着十堰地区文化的历史渊源和发展的脉络，我们可感受到它的开放、兼容和博大。随着各色各样的移民往来，使十堰地区文化具有多元发生、多元并存、多维发展的样态，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兼纳并蓄，相互作用、和谐共生，形成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动力。特别要提到的是武当道教文化，它始终具有一种开放和兼容并蓄的精神，它不仅吸收了老庄哲学思想，秦汉道家学说，儒家学说和阴阳五行学说，以及东汉以前的神仙信仰和方士方术、古代医学与体育卫生知识，而且吸收和保留了荆楚巫俗文化的许多因素。同时它也不排斥佛教等其它宗教，具有中国道教三教合一的特点。十堰地区的戏曲、民歌，采纳东西南北中，相互交融，各种风格曲调相得益彰。现代化的车城十堰，更是一个随着几十万建设大军的移入而带来的又一次多元文化的融合。
（五）十堰地区的文化资源具有极其富集和厚实珍贵性。在十堰地区文化中，有“郧县人”的100万年以前人类头骨化石，有大量旧石器和新时期时代的文化遗址，有被誉为汉民族神话创世史诗的《黑暗传》，有代表人类创造性的天才杰作——武当山古建筑群，有被誉为“民间文化半坡遗址”的伍家沟民间故事村，有被誉为“汉族民歌第一村”的吕家河民歌村，这都体现了十堰地区文化资源的富集和珍贵厚实，值得骄傲和尊重。
三、十堰文化资源的价值
（一）十堰地区文化资源极富精神价值。充分发挥文化资源的价值对于弘扬民族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遗产体现了各个国家和民族长期以来形成的共同心理结构、意识形态、生产方式和风俗习惯等特点，这是民族精神赖以存在的深厚土壤和现实基础。而民族精神则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它决定着该民族大多数人的思维方式、行为选择和价值判断，因而民族精神可以深化人们对人生的理解，鼓励人们对人生创造性的追求，培养人们对人生事业的崇高感及进取奋发的意志，使整个民族在经济上获取快速发展的同时精神上也获得提升。蕴含着民族精神文化资源是我们民族深厚的文化根基，对于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其价值不可估量。从地域文化来说，文化资源承载着人们对故乡和家乡的丰富情感，珍惜这份文化资源，可以激发人们爱国、爱乡的巨大热情，从而产生建设祖国、建设家乡的不竭动力。
（二）十堰地区文化资源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十堰地区文化资源富集而且珍贵，它是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其自身演变、传承的过程，凝聚了我们祖先对事物本质规律的认识和实践经验，是极具历史价值的文化宝库，其中的许多成分是中华传统主流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为文化创造提供了无限丰富的灵感资源，其精华是我们祖先对人、生命、社会和自然的一种关注和永恒的期盼，是一种灵动的文化自觉。重视它的历史文化精神，呼唤文化自觉意识，对于坚持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和特殊意义。
（三）十堰地区的文化资源有着巨大的文化价值。十堰地区的文化资源丰富而灵动，为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提供了基因和动力。从宝贵的文化资源中寻找精神文明之根，认识它的文化价值，从文化资源中为文化的传承、创新寻找创造的灵感和源泉，为文化的繁荣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
（四）十堰地区文化资源具有重要的经济社会价值。十堰地区文化资源品位高而又密集、珍贵的文化资源，对本地区的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支撑和基础。一方面，通过文化资源的发掘的整理，积极推进地域文化的发展，使其在多样化、多层次发展基础上既有百花齐放、又不断融入主流文化中，从而充分发挥文化的导向、激励和规范功能。另一方面，文化资源又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价值，在发展地域文化的同时，挖掘整理本地区的文化资源，兴办文化产业，打造文化品牌，促进旅游发展，是促进本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如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古建筑群、神农架原始森林是现代旅游者的重要目的地，研究其文化资源内涵，为提高十堰区域文化地位，促进旅游经济发展，扩大在海内外的影响，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撑，为十堰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⑤ 战国时期楚国的都成楚文化的发祥地是什么地方

战国时期，楚国都城大部分时间在郢都，即现在的湖北荆州江陵一带。楚国最早兴起于湖北河南交界地带，在荆山附近，因此称为荆、荆楚，开始都城丹阳，即丹水北面（现在的丹江口水库附近）。后来迁都郢。楚国扩张，占据长江中下游大片土地。秦楚交战后楚战败，郢一代大片土地并入秦地，楚国牵都
寿春（今安徽省寿县）。

⑥ 十堰地方文化有哪些突出的特点

（一）十堰地区具有丰厚的远古文化遗存。考古工作者发掘出距今约70—80万年前的郧县梅铺猿人遗址、约50万年前的郧西白龙洞猿人遗址和约100万年前的郧县猿人遗址。特别是在“郧县人”遗址中，发现了两具完整的古人类头骨化石。这证明了汉水中上游的十堰地区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在旧石器文化遗址中，最值得一提的是神农架红坪犀牛洞遗址。它的发掘为高海拔山地旧石器时代考古提供了良好前景，为深入研究南方旧石器时代文化类型提供了珍贵的新材料。十堰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也十分丰厚，主要分布于汉江两岸及其支流的河谷，其中最重要的是房县七里河遗存。
（二）十堰地区文化中，最基本最原始的成分是神农文化。海拔3100多米的神农架，被称为“华中屋脊”。相传炎帝神农氏在十堰这片土地上“斫木以耜，揉木以耒”，开创了农耕文明和医药文明。神农文化里重要价值成分是草药文明。这里草药文化博大精深。房县历史上曾为楚地，但是盛行于楚的巫术在这里并不盛行。绝大多数病人信草而不信巫。草药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和信仰，这是神农文化里的重要价值成份。
（三）十堰地区的文化底蕴是楚文化。十堰地区的文化是多样的，蕴含着秦文化、楚文化、巴文化，以及长江文化、汉水文化、巴山文化，但最基本的文化底蕴是楚文化。《楚辞·九歌》即源于楚地民间祭神歌舞。楚辞的宗师是屈原，据传十堰是屈原创造楚辞“骚体”的源泉之一。楚人尊凤，凤凰象征高贵圣洁、吉祥如意，是楚人崇拜和敬仰的图腾。楚长城是我国最早的内长城。其中心地段在十堰境内竹溪县和竹山县，全长180公里。这是古老祖先留给中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对我们研究长城起源、楚文化、古代战争等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四）十堰地区最负盛名的是武当文化。武当文化从其内涵上讲,应定义为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以道教精神为核心，以武当山地域为中心，在周边文化的影响下，经长期实践，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武当文化的内在动力和思想基础是：道法自然，清静无为；保合太和，天人合一；重人贵生，诚心向善等思想；这些构成了武当文化的精神实质和典型特征。
（五）十堰地区最具特色的是移民文化。十堰地区历史上是一个着名的移民区，从先秦到当代，大体经历了五次移民潮。十堰房陵(房县)、上庸(竹山)等地，崇山峻岭，地广人稀，历来是古代废黜帝王诸侯的流放地。在历史长河中，被史学家浓墨重彩记载的流放到房陵的王侯将相就有十五位之多。最具代表性的是唐中宗李显，被贬谪流放到房县达14年之久。这种宗室贬官的流放，不仅带来了宫廷礼仪、饮食、风俗等上层文化，而且使十堰本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用。尤其值得关注的文化植入现象是武当山建筑群。明初永乐九年到二十二年(公元1411—1424年)，明成祖调集军民工匠20余万人大修武当山，由此汇集的多元移民文化和风俗彼此融合，交互影响，积累了丰厚的武当文化资源。移民改变了文化的时空分布。十堰本土文化正是在对外来文化的选择、改造、吸收与融合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地区文化特色，积累起丰富深厚的文化资源。
（六）十堰地区具有多姿多彩、古朴稚拙的民俗民间文化。自古以来，秦巴山区的农副土特产品和手工艺品在此集散，巴蜀秦楚文化在此交流积淀，这里的民间故事、民间歌谣和剪纸、刺绣等民间工艺品风貌醉人，地方特色浓郁，表现出十堰地区古朴稚拙的民俗文化的秀美画卷。地处汉水之滨的武当山区伍家沟村，蕴藏着深厚的民间文化积淀，使民间文学作品透出朴实、地道、稚拙、原始的风貌。民俗民间文化是民众生存和精神需要的产物。鄂西北地区社会生活习俗特色鲜明，民间文学艺术及地方戏曲多姿多彩，蕴含着人伦为本的思想道德、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念及合和圆满的生活理想的精神内涵。

⑦ 现代社会中最能代表楚文化的地方究竟是湖北还是湖南

湖南湖北为什么都以江西移民为主?

湖南与湖北的渊源，不只是长时间同属于一个行政区，还因为，湖南、湖北多江西的后裔，所以湖南人、湖北人都称江西人为“老表”，三省之间的关系也亲密而微妙。

在经历了元末明初的兵燹之后，两湖地区人烟稀少，土地荒芜，江西离乱的人民，大量涌入两湖地区。湖南、湖北与江西交界，而且两湖地区的江汉平原、洞庭湖平原土地肥沃，当然成为江西最重要也最便捷的迁入地，江西人从鄂东进入湖北，穿过江汉平原到达鄂西北、鄂西南山区;或者穿越罗霄山脉，进入湖南。所以，湖南、湖北多江西人后裔，这多少也增加了湖南、湖北之间的亲切感。

⑧ 竹山有哪些传说

竹山县，湖北省十堰市的一个县，在鄂西北。
竹山村，全南县陂头镇的竹山村。
竹山村，广东省吴川市黄坡镇牛路头管区的竹山村。
竹山县：
开启中国古史宝藏的钥匙——庸国 （传说中的“庸人自扰”……）
庸人自扰、庸庸碌碌、平庸无为……庸，在今天已经成了一个含贬义的字，庸人，则是一群没有才干、没有理想、没有智慧的人的代称。然而，我们不知道的是，上古时代，正是一群“庸人”建立了一个以“庸”为名的国家。庸国这个古国，在历史上并不平庸。
盛极一时的庸国
古庸国是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发祥地，与黄河流域的古殷商之地一样，同是中华文化之摇篮。在辉煌文明的推动下，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
庸国的疆土，比早期的秦及周宗姬封侯国及巴国还大，与南方自己崛起的楚国不相上下。周武王在分封土地时，最大的宗姬国不过百里，小者仅五十里，秦在春秋周平王时只有一个赵城，周早期的巴国疆土限于四川的东、北部及重庆的东、西、北部，楚国疆土限于江汉平原至鄂东、南及湖南北部一带。而古庸国，则是一个横跨长江至汉水这样一个地域辽阔的大国。
以前，人们对庸国不是很了解，以为庸国是楚国的附属国。实际上，庸国包括麇（jūn）、儵（shū）、鱼、夔等附属小国，其东部含古麇属地，东南部含鄂西及湖南张家界市及慈利、桑植等县，今巴东、兴山、秭归、建始等县，是古代夔国的领地，当然也是庸国所属。历史上着名的屈原就是秭归人，其先祖就是庸国的一位国君伯庸。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河南淅川）。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
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
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汉中市大部分属地。《华阳国志·汉中志》说：“（汉中）本附庸国，属蜀。”也就是说，汉中原本是庸国属地。
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旬阳县及商洛东部。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安康市）。《太平环宇记》、《舆地纪胜》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辖商、丰阳二县。”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这样大的一个独立古老国家，被误解成楚国的附属，是非常可笑的。
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
庸国在商朝时期，是群蛮之首，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威望是分不开的。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庸即为伯，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庸国大事记
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武王伐纣时，周武王联合西土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和方国，进攻商国。庸国名列于八国之首。
公元前611 年（楚庄王三年），庸国趁楚国闹饥荒之际兴师进攻。楚庄王联合秦国、巴国反攻，灭亡庸国。
分历史阶段叙述：
（一）史记中南蛮领袖时期(神农时代——公元前611年)
炎帝作为汉水流域文化宗师开创了南方文化新的繁荣时代。考古发掘表明，早在六千年前，秦岭——淮河以南就已经广泛种植稻谷。稻谷的种植大大解放了劳动力，使人们有空闲从事娱乐，文艺就得到发展。那时的文艺以巫术治病走向巫舞傩戏的祈天娱人，因此出现出土文物中的那些石、骨、玉等质地的装饰品和岩画作品。
居住在堵河沿岸的人群自称为“庸人”，其地方称为“上庸”。上庸得名于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典故，因抟土、炼石，那座称为“天梯”的灵山之巅被削平，《地名志》说：“其上平夷，故曰上庸，乃补天之梯也，在今竹山县西七十里，上庸山是也。”
“上庸”一名的由来固然神奇，但能够懂得这个名词所象征的文化学底蕴的人也许不多。众所周知：庸者，中而平也。守中持平，正是中华文化的真谛。孔子哲学的根底正深植于“中庸”二字里。中庸不是折中主义，不是庸人消极避世，而是在洞悉宇宙大道物极必反的深层真谛后采取的最佳生活态度，即“抱中守一”而臻于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不善不恶的解脱化境。
居中而庸，是生命直趋升华的一条捷径，是人类智慧峰顶上的灿然常开的一朵雪莲。惟有中庸，才能实现天人合一、和合通变、直人大乐的永恒幸福。堵河人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巧若拙、大智若愚，虽然居于文明的峰顶之上，仍然守着中庸的那份清醒、那份慧悟、那份解脱，数千年如一日，冷眼看历史沧桑变幻，一如既往地守候着这方创世的圣地，这块流浪者们最初的旅行驿站。居上而庸，这就是堵河人寄寓在地名词义上的大智慧。
据王国维对庸史的研究成果和<通志·氏族略>及蒙文通的<古代民族迁徙者>记叙：堵河流域的上庸，尧时是其长子丹朱的封地，丹朱在此发明围棋，与父帝尧战于丹水之浦。“尧时庸人善弈，性狂放狡黠”。围棋，无疑进一步开启了民智：反叛和聪颖。
在夏商时代，庸人有一些独特的文化风采，比如：因善于铸造青铜器被称为“镛人”，据说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然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艺术水平，“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
商代，庸为侯国。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国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庸人主要的敌人是楚国。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实现了“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壮志。
梁启超在评价庸国亡时说：“楚庄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更为重要的是楚人兼并上庸国后吸收了庸先进文化国力大增，据考证，屈原先祖是庸人，庸文化成为楚文化的先河。
庸国占有逐鹿中原而问鼎的最佳位置，但伐楚未成反成楚之附庸，使楚得以窥中原之虚而入之，实在是“庸人自扰”。究其原因是：庸国人背离了地域传统文化“守中抱一、和合通变”的内在精神，过份张扬武力、得意忘形，以致坐失良机。然而，庸国的灭亡是上层贵族势力的不幸而非堵河文化的溃灭，恰恰相反，堵河地域文化在“朝秦暮楚”的政治动荡中吸取异域的秦、楚文化得以在隐逸中保存下来。自此，堵河以古巫养生为特质的地域文化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而隐居于民俗之中绵延下去。
（二）辉煌后的沉潜时期(公元前611年—公元968年)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秦楚争雄的此消彼长，上庸归属不定，朝秦而暮楚。
秦汉时期，分天下为郡县，上庸县属汉中郡。大批不满秦朝专制苛政的难民纷纷逃入秦巴山间的上庸郡大山老林中。
三国时期，为上庸郡。甘露四年(259年)为新城郡，下领堵河流域七县，孟达曾任太守，曾有长诗《上堵吟》着称于世。“魏咸熙元年为公国，封刘后主(禅)”(《华阳国志》)
两晋时期，上庸郡曾为清河康王子铨封地庸王国”。上庸郡成为逃避战乱和苛政的最佳避难所，这就有上庸郡治下的武陵县渔人闯入桃花源的故事，成为千古佳话。
南朝时期，上庸郡领九县。是为“上庸郡领九县”。
宋天监四年改上庸置安城县，立罗州。西魏废帝元年(552年)，罗州治上庸，以扶猛为刺史，统上庸一郡。废帝改新丰为上庸县，改安城为竹山县。即今竹山县南部为上庸县，北部为竹山县。
隋开皇十八年(599年)，改罗州为房州，领竹山、上庸三县。大业三年废州置郡，郡治在擂鼓与竹溪界边的县河堡，领光迁(房县)，永清(保康)、竹山、上庸四县。
唐朝时期天下分十道，竹山、上庸属山南东道房州，州府设在方城山，贞观十年移治房陵。
唐贞观十年是个转折点，竹山(上庸)作为秦巴山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的地位已经不复存在了。
宋开宝年间(968—975)，省上庸县入竹山县，奠定了沿用至今的竹山县建制规模范围与名称。“竹山县”的历史开始了。
自公元前611年到公元968年长达一千五百余年的堵河地域文化史随着中华大地政治风云变幻而进入辉煌后的沉寂。
然而，竹山一带的《竹枝词》通过刘禹锡的发现介绍给盛唐诗坛吹送了一股强劲清丽的新风。一时间，堵河人口头传唱歌谣成了唐宋以降的大诗人骚客效仿的范本。下里巴人，和者众多。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岸上踏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巴山楚水奉献给华夏文苑的就是这样优美的绝唱。
堵河文化是典型的自娱型民俗文化，它弃绝了一切的功利主义，它是堵河人内在情感世界的自然流露和无意识渲泄。堵河文化没有文字、书籍作载体，也没有代表性的士族文豪，更没有为皇帝御用的大翰林大学士，它扎根在泥土中，绽放在人迹罕至的秦巴山间。“君子以无名自隐为务”，以致使后人难以借助显态文化表征来给它诠释，只能从口传心授至今的民俗丰富载体中去感悟当年的那份飘逸、那份自由、那份坚实、那份神奇、那份豪野之气。
（三）移民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时期(968年一1949年)
自宋开宝元年上庸、竹山二县合一为竹山县开始，堵河流域的主要地区竹山县建制趋于稳定。此际中国进入稳定的封建时代。
元代置行省，竹山县属房州襄阳路。明置布政司，竹山属湖广布政司郧阳府。清隶湖北省郧阳府。
堵河流域位于川陕鄂三省交界处，历来为“秦楚走廊”、“楚蜀通道”。堵河为“通向四川的盐道”和“通向江汉的中药材之路”。这个地区的居民由东西南北流民杂居混成：(1)远古土着先民后裔；(2)庸人后裔；(3)巴人后裔；(4)濮人后裔；(5)；蜀中流民；(6)三秦流民；(7)荆楚流民；(8)豫中流民；(9)叛逆巨匪流民；(10)流放士族后裔。多地区、多民族、多阶层、多成份的流民把堵河作为逃避战争、早涝、赋税、瑶役、仇杀的“避风港”和“桃花园”，在这块相对肥沃、偏僻、封闭的土地上共同开拓新的家园。与此同时带来各地区、各民族、各行业独具风格的异域异质文化因子，给堵河文化带来新的冲击、新的形态。
对堵河文化给予巨大冲击与极大丰富的历史契机有三次。
第一次是明代成化年间的荆襄大移民浪潮。明朝周洪谟在《创置郧阳府纪》中说：“成化七年，荆襄流民百万，有司逐之，渴疫者过半。天子籍流民十二万三千余户，因割竹山之地置竹溪，割郧津之地置郧西，使流寓、本着参错以居。于是就郧县城置郧阳府，以统房、竹六县。”此次移民仅堵河流域的竹山、竹溪一带即安置七万余户近三十万人。其数目大于土着人一倍。自此，这占人口1/2的荆襄移民自然而然地将江汉平原先进的平川农耕文明和集市商贸文明带进堵河，使堵河土地、资源得到更有力的开发利用，在此基础上，发展起以中药材等土特产交易为主的对外贸易活动，培育出外向型农业文化。
第二次是清朝末年太平天国和白莲教起义军残余大量逃人竹山，以隐蔽形式定居下来，约有5万余人，繁衍为特殊的部族。据《清史稿》载：竹山一直是白莲教和太平军的大本营，也是他们劫后余身的幸存之地。据《竹山县志》记载：“竹山匪患连绵不绝，每三年平均一次大暴动”。农民起义军后裔继承了先辈的刚烈血性，敢于反抗、善于斗争。竹山近一千多年历史上爆发过600余次大大小小的起义。特殊的地理环境、文化传统和种族心理培养出李来亨、王聪儿、马二姐、张振武、施洋、熊光文这样的志士。在堵河人血液里涌动的既有“竹枝词”山歌里的那种柔情蜜意，也有施洋怒斥吴佩孚演讲词里的那种匕首投枪。堵河文化温柔敦厚、中庸平和的背后蕴藏着时代飓风的“风暴眼”。阴柔和阳刚的交融构成万物变化的两面性的有机统一，当民族和人民的生存处于危险关头时，刑天舞干戚的金刚怒目正如佛门智者的“狮子吼”，把沉迷于酣梦中的人们唤醒。反叛精神从另一面丰富了堵河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加强“穷则变，变则通”的创新色彩。
第三次机遇是抗日战争时期，武昌、黄冈一带的商人被迫迁徙于堵河，这时，为逃避战乱，约有8万人逃进竹山、竹溪一带定居，带来的是“九头鸟”的商业文化因子和黄梅戏。使得堵河文化得以同站在时代前列的武汉都市相接轨，并产生城关、宝丰、官渡这样较繁华的秦巴集市。与此同时，外面世界的洋货进山了，山里的土特产顺着堵河流进了湖广。
与移民文化粉墨登场的同时，堵河地方特有的古巫文化在民众中仍保持鲜活的生命力，给乱世、衰世的人们心灵上频添了许多安慰。
三次移民潮给堵河地域文化带来先进的平原耕作技术，先进的商品经销意识，蔑视权威的反叛精神和大都市的价值观念，使堵河文化在痛苦的蜕变中迈向近代化。
接受了新因子的堵河文化在经历外来异域文化板块的撞击与挑战后，在时代精神的洗礼中重新进行整合。在文化整合的造山运动中，堵河为辛亥革命奉献出军事总指挥、国民党元勋张振武，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奉献出中国劳工第一位大律师、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施洋，张振武和施洋以秦巴山一般伟岸刚烈、以堵水一般豪迈奔放屹立中国社会大改组、大变迁的最前列，参与缔造民主与自由的新世界的大运动，生动地体现出堵河文化风采和这种特色文化培育出的独具魅力的人格，尤其表现出堵河人强烈的反叛精神和和合通变的革新意识。
顺应自然，善于养生；改造世界，敢于创新；追求自由，热爱和平；致力幸福，不断革命。——堵河地域特色文化赋予堵河人刚柔相济和合通变的鲜明性格。
堵河以古巫为特质的地域文化以其特有的包容性和同化力将异域异质移民文化纳入自己的旗帜下，贯注以伏羲、女娲伟大的创世精神，蚩尤、丹朱强烈的反叛精神，以及庸人特有的和合通变的文化基因，使整合后的新型堵河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历史连续性，实现异域移民文化的本土化。
（四）社会主义时代精神贯注和提升时期（1949—）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堵河地域文化漫长的发展之旅终于矗立起划时代的界碑。一种崭新的意识形态在农民翻身的热烈鼓点声中升起鲜艳的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思想以强大的力量改造着地域文化，下里巴人竹枝词和堵河号子、竹山高腔被赋予强烈的政治内容和时代新生活的色彩；傩戏和巫术被当作封建迷信而受到批判和抛弃；由地域文化中的糟粕所滋生的各种邪教、反动会道门组织受到有力的镇压，新型社会主义农民文化应运而生。这种文化仍然继承了巴楚文化中的浪漫热烈、奔放豪迈的高调浓色。
地域特色文化怎样才能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这个课题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仍然没有得到很圆满的解决。文化大革命时期“左”的思潮泛滥，文化成了政治简单的传声筒，时代精神成了简单的几句政治口号，地域传统文化的精华被当作糟粕抛弃了，从而丧失了自身的特色。
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堵河地域特色文化出现复苏的生机。余曼白代表的堵河剪纸艺术进入国际艺坛，展现出堵河地域文化独特的审美视野和表现风格；罗维扬主编的县级文艺刊物《堵河文艺》进入国际文化交流展厅，代表当时中国县级文艺刊物的水准，并以之为阵地培养了一大批文学艺术作者群，乡土文化得以张扬。小荷才露尖尖角，堵河文化以艺术的幼苗显示的是土壤的肥厚。
九十年代中期，竹山县全面开展旨在提高人民群众素质，消除精神贫困的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农民自觉地用政治、道德、文化、科技、教育等社会规范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十星级创建活动将传统文化中的伦理道德观念同当代历史发展对农民的必然要求结合起来，致力于农民的全面发展。
竹山十星级系列文明创建活动受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各大新闻传媒的重视和关注，1996年冬在武汉召开的全国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座谈会把学习“竹山经验”作为主题，由此，“竹山经验”走向全国，成为精神文明创建史册上的一个专有名词。1997年春，竹山县被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定为国家农村精神文明创建示范点，同时成为与张家港、天津和平区、大连并肩的全国“四大文明创建典范”。
透过社会纷纭复杂的表象，我们透视到“文化力”的巨大作用，“文化力”往往是某些泡沫似的政治运动、文化运动乃至经济运动幕后的导演。竹山作为贫困山区的特困县一举成名并非偶然，实际上是地域文化独特的丰厚底气使然。地域文化发展走势和民众的心理需求构成戏剧性突变的“内因”，而时代精神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则是其“外缘”。
社会主义需要精神文明创建成为群众自觉行动，民众需要精神理念作为生活的目标与动力，地域文化需要在暗河低谷中寻求振起的突破口，三者的内在机制在历史特定时空点跨世纪转折关头终于因缘和合，揭开了地域文化复兴的序幕。
堵河文化的复兴是中华文化根的苏生，是世界文化壮丽的回归，让文化更好地为人的自由与幸福服务，推动人类由物我对立的必然王国向物我一体的自由王国进化。——这就是堵河文化始终不渝的神圣使命。
因此，堵河文化必须重新审视人类文化所有成果并予以最大限度的吸纳消融，在壮丽的回归中重建新型范式；堵河文化必须借助强大的文化复兴浪潮和思想与实践的双重启蒙完成自己的神圣使命；堵河文化必须抛弃实用主义和盲目迷信的枷锁，在跨世纪戏剧性矛盾冲突中再度振起，凤凰涅磐。
《山海经》中的记载
又西五十二里，曰竹山，其上多乔木，其阴多铁。有草焉，其名曰黄囗，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阳多竹箭，多苍玉。丹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鱼。有兽下，其状如豚而白毛，大如筓而黑端，名曰豪彘。
出自《山海经 西山经》

⑨ 先秦的楚文化圈有那些地方。。。

抛开书包的内容，用我的所知的来答你：
秦楚交叠地区：四川大部分
楚本地的地区：湖北南部、湖南
吴楚交叠的地区：江苏、上海
越楚交叠的地区：江西、淅江、福建、广州、广西大部
楚齐交叠的地区：山东南部，主要是原鲁国的部分地区
新开发区（楚国晚期的占领地区）：云南、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