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语是什么文化

‘壹’ 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语文化

语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种语言的形成是经过漫长的演化不断的改进而成的。语言是思想的外衣，是行动的影子，也是最能暴露一个人。要看这个人怎样往往是看他的言行举止。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 长沙文化 了解一下极具地域特色的湘语文化的形成吧。

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化中独具地域特色的重要一脉，它的方言也是繁复多彩极具特色。湘语，又称湘方言或湖南话，属汉藏语系汉语族，是生活在湘江流域及其支系一带湖湘民系使用的主要语言。湘语分为新湘语和老湘语，新湘语以长沙话为代表，老湘语以双峰话为代表。

湘语，古全浊音声母字今读塞音塞擦音时，有的地方仍读浊音，有的地方不论平仄都读为不送气清音。湘语内部因是否具有一定量的浊音而分为老湘语和新湘语。

新湘语：主要流行于长沙和湘北，受官话方言和赣方言的影响比较大。新湘语中全浊声母多数清化，并多读不送气清音，多数点有独立入声调，但入声无塞音韵尾，新湘语中在有相当数量的明清白话词汇。

老湘语：分布在衡阳、湘乡一带，受外部方言影响较小。老湘语与现代官话以及周边其他方言差别巨大。老湘语中全浊声母在舒声字保留较好，多数无入声调，古入声字已归并到舒声调类，一些方言点存在麻韵二等高化现象（如“下”字楚人音户、“马”字读“亡古反”）

古楚语核心区位于长江中游一带，楚语是湘语的祖语。现代湘语的使用者主要分布在中国大陆湖南省相当部分地区，包括长沙、株洲、湘潭、岳阳、益阳、娄底、衡阳、邵阳、永州等。2010年统计约为4500万人口，占汉族人口的4%左右，是世界上使用人口第33多的语言。

明清时期的湘语的范围已经基本形成，并通过自然地理环境与历代行政区划扩散。例如广西全州，兴安，灌安，资源由于自秦汉以前曾经有相当长的时期属于湖南管辖，而影响较大的全州直到明代才脱离以长沙为中心的，因此全州等地的方言依然保留着古老湘语的特征。

此外，湘语也随着明清时代移民进入四川，清前期大批的湘人为了避开兵灾与水灾进入川西山区，正因此，湘人聚居在远离城市和边远山区，湘语特色保留到今天。在陕西汉中也由于明清移民有湘语点分布。以“床”字为例展示现代各地湘语的特征。

湖南省地区方言，包括湘语、西南官话、赣语、客家语，以及湘乡话、湘南土话这些尚未划定归属的方言。湘语是湖南省的主体方言，湖南省是一个方言复杂地区，湖南省外有一些湘语方言岛长沙话，属于湘话新湘语的一支。典型的长沙方言为长沙城区和长沙县、望城县所使用的语言，尽管稍有口音差异。用室友通俗易懂的话来凸显长沙话的特点就是——调子老高，往上扬；超多副词和叹词。

湖南人一大特色就是心直口快。受性格的影响，长沙话的特色也便成了声音短平快直，讲话比较夸张，用长沙话讲就是声音令尖的，讲话抹直的，“冒得么子”（没有什么）转弯抹角。长沙之所以能把方言最发展成一种娱乐，且在全国产生很大的影响，其主持人与段子的语言多是揉和了地方方言的普通话，是与长沙方言所独具的特色无不相关的。

‘贰’ 楚国的文化

楚地由于位处江汉及汉淮之间，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都在楚地接触和交流，所形成的楚语自然是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而词汇丰富多采、音声别具一格的方言。楚国语言属华夏语言系统，在语音、词汇上具有较多的自身特点。
西周时期的楚国文字，与中原诸国的文字还没有多大区别。楚公家钟铭文就与宗周钟的铭文风格类似，气势浑厚，规整，略显波折。春秋至战国中期，楚国文字形体逐渐趋向修长，笔划细而首尾如一，排列比较整齐美观，笔势圆转流畅，风格自由奔放。从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与山东大店2号墓出土编钟铭文的对照中，可以发现楚字的特色，这种楚字，略具虫形，是虫书的雏形。战国中期以后，竹简、帛书式的手写体据主导地位，铜器铸铭、刻铭均受其影响。字形趋扁平、体势简略，横笔昂首，首粗尾细，有的波势挑法己具后世隶书雏形。 战国时期，楚国文化艺术都取得了辉煌成就。
楚辞，是楚国文化的代表，是汉赋的源头。
楚辞，也作“楚词”，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 春秋时期，楚国音乐已很发达。楚国设置了乐官，专门掌管音乐事务。如楚郧公钟仪世代世袭“伶人”一职。钟建被楚昭王任命为乐尹，乐师扈子也是以司乐为职的乐官。
楚国乐器种类齐全，有钟、磬、鼓、瑟、竽、笔[竹/虎]、排箫等。
2002年在湖北枣阳市区东南约21公里吴店镇与兴隆镇交界处的一条土岗上发掘了九连墩墓葬群。2号墓中还出土了大批乐器，包括两幅保存完好的漆瑟，漆瑟上留有弦痕。另外还有钟、磬、鼓、笙、竽、瑟、琴、篪等，其中笙和竽上还保留有簧片。
楚国音乐亦表现出了民族性和融合性的特点。《文选·宋玉对楚王问》载：“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征，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下里巴人》当为楚人、巴人杂居地区所流行的通俗歌曲，人们演唱起来，简直是载歌载舞，场面十分热闹。其余歌曲，由于难度较大，人们能演唱的也逐渐减少。 舞蹈是和音乐相伴而来的。自商周以来，楚国一直盛行巫舞。王逸《楚辞章句》说：“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
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鼓舞，以乐诸神。”巫舞实际上就是一种宗教舞蹈，在楚国一直长盛不衰。屈原笔下的《九歌》等篇，就生动地反映了巫舞的各个方面。
楚国宫廷乐舞不同于民间乐舞，表现场面要大得多。如《招魂》所写：“肴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被衣服纤，丽而不奇些。长发曼鬋，艳陆离些。”“竽瑟狂会，搷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
另外，由于随着各国各地文化交流的密切，楚国宫廷乐舞中也广泛地吸收或引进了各国各地的乐舞，成为楚国乐舞的一大特点。《大招》所写：“代奏郑卫，鸣竽张只。”各国各地乐舞同时表演，竟到了“四上竞飞，极声变只”(《大招》)的地步。
无论是民间的巫舞或宫廷乐舞，它都特别讲究舞蹈者线条美、律动美。如《招魂》、《大招》多处说到“姱容修态”、“长发曼鬋”、“丰肉嫩骨”、“容则秀雅”、“小腰秀颈，若鲜卑只”、“长袖拂面”、“丰肉微骨，体便娟只”，可见楚人是追求修长细腰之美的，否则舞蹈起来，是不可能达到“偃蹇”、“连蜷”的效果的。 楚国的绘画有很大的发展，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主要有帛画、壁画与漆画等。
《人物龙凤帛画》和《人物御龙帛画》，是迄今所见我国古代最早的两幅帛画，是“早期国画的双璧”《人物龙凤帛画》，画中一妇人侧立，高髻细腰，宽袖长裙，雍容富贵，合掌作祈祷状。妇人头上，左前画有一凤，作飞翔状；凤对面画有一龙，作腾升状。《人物御龙帛画》正中画一男子，侧立面左，高冠博袍，腰佩长剑，立于巨龙之背。龙昂首卷尾，宛如龙舟。龙左腹下画有一条鲤鱼，龙尾画有一立鸟(似鹤)。男人头上方还画有华盖一重。人、龙、鱼均向左，以示前进方向，连华盖上的缨络也迎凤飘动。这两幅帛画，画面布局精当，比例准确。线条流畅，想象丰富，表现了楚艺术谲怪莫测的独特风格。楚国先王宗庙及公卿祠堂，有大量壁画，壁画主要内容是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和古代圣贤、怪物。
楚国漆器业发达，所以楚人也善于在漆器上绘画，如1941年长沙黄土岭出土了彩绘车马人物花纹漆奁、1952年长沙颜家岭出土了绘有图案的漆奁、1957年信阳长台关出土了绘有狩猎场面的漆瑟、1978年随州擂鼓墩1号墓出土了绘有二十八宿图案的漆箱和绘有人、物的鸳鸯形盒等。荆门包山2号墓出土漆奁上的《迎宾图》，绘有众多的人、物。 楚人自古尊凤崇凤。
来到钟祥莫愁湖上的阳春白雪岛，一定会被充满楚国风韵的建筑布局所吸引，如隔水相望的白雪楼和阳春台，舜帝南巡亲手种下兰花蕙草而得名的兰台宫，威武富贵的楚王府，还有笑声阵阵的万花阵。在这些景点细节点缀之处，凤的图案或凤鸟的陈设俯拾皆是：如白雪楼和楚王府的雕栏，兰台宫楚王座位后面的屏风，阳春台抚琴弹唱的现代莫愁女华丽服饰上的图案，还有守卫楚王府的门神“羽化鸟人”脚踩凤凰腾云驾雾······
楚人尊凤最初由其远祖拜日、尊凤的原始信仰衍化而来的，迄今已逾七千多年有证可考的历史。楚人的祖先祝融是火神兼雷神，汉代《白虎通》载，祝融“其精为鸟，离为鸾。”《卞鸦·绛鸟》注曰：“凤凰属也”。可见，祝融也是凤的化身。楚文化遗存中大量存在人首蛇身和人首鸟身的图案表明，正是楚国的先民们以“人心营构之象”经历了对鸟的崇拜，由此开启了我国传说文化中“龙凤呈祥”文化的渊源。从图腾崇拜在氏族制时期所反映出的突出特点来看，凤为楚人的祖先。
凤不仅是神鸟，而且还是楚国尊严的象征。楚人尊凤的影响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如在楚国的文物中，凤的图像、绣像和雕像不胜枚举，楚人衣服上的刺绣图案也是以凤为主要内容。此外，还有“凤鸟双连环”、“虎座凤架鼓”、“凤龙虎绣罗禅衣”等，楚国的凤纹彩绘可谓千姿百态、无奇不有。
楚国图腾还和楚国的诗、乐和舞蹈紧密相联。楚人善歌舞，每到此时，随着主管音乐的击拊石罄的乐感节奏，神与人相和而歌，戴着各种图腾面具的各个部落相率跟着翩翩起舞。相和而歌，是歌谣形式；百兽率舞，是舞蹈形态――图腾舞蹈，二者合一，为载歌载舞。那图腾舞蹈，既包括龙的图腾，也包括凤的图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宗教意义的信仰崇拜。楚国歌舞的原始形式，亦即为相和歌，伴之以凤凰的图腾舞蹈，例如“百兽率舞”中的玄鸟，就意味着舞者对于凤凰的崇拜。

‘叁’ 请问楚汉文化是在历史上的什么时期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象，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着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 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 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 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 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 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12]。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 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 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着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着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 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5]，也就是 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 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 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着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 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 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

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 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6]，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 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 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 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 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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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葛剑雄：《移民与秦文化》一文中已详辨“秦文化”，指出它一般包括了四种不同的含义：秦人文化、秦国文化、秦朝文化、秦地文化。文载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秦文化论丛 》第3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67—72页。

[2]《史记》《正义》释“依古以来”为“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3](清)恽敬：《三代因革论》，《大云山房文稿》，卷1。

[4]《史记·魏世家》。

[5]《史记·六国年表》序。

[6]《史记·高祖本纪》。

[7]《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8]《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9]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10]袁仲一：《从考古资料看秦文化的发展和主要成就》，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第1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页。

�[11]笔者注意到黄留珠先生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他说：“秦文化最核心的部分，也正是其政治制度。”见《秦文化的南播》，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研究室编，《秦文化论丛》 第二辑，西北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9—90页。

�[12]《史记·礼书》。

�[13]《史记·高祖本纪》。

�[14]黄留珠：《秦文化概说》，《秦文化论丛》第1辑，第94页。

�[15]《过秦论》，《史记·秦始皇本纪》引。

�[16]《汉书·董仲舒传》。

‘肆’ 楚辞的是怎样体现了文化内涵，体现了什么文化内涵

试论楚辞的文体特点.
一．
从诗风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是楚辞的共同特征.如《离骚》充满奇幻不拘的想象,抒发真情层进反复. 二．
从体式言,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 三．
就语言说,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字、“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试论《离骚》的思想内容.
一．“美政”理想和深沉的爱国情感.屈原向往“前圣”治国君明臣贤、君臣和谐的境界,提出“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具体治国方略.

二．追求理想九死不悔的坚韧品和疾恶如仇的批判精神.贵族大臣群起而攻,迫害屈原,但屈原仁不放弃他的政治理想而苦苦追求,《离骚》写他上天入地,寻求出路,就是他追求理想实现的形象描绘.批判精神在于他坚定不移地追求光明理想的同时,也直接揭批黑暗、指斥奸佞.
试论《离骚》的主要艺术特点.
一．浓烈的激情和奇幻的想象.《离骚》前半回顾往事,追忆身世、理想和遭遇,基本是写实,但那些比兴手法铺叙夸饰自己的美好品质的诗句,已具有奇异想象的特色；后半写对未来道路的探索,则更是火一样的浓烈激情、忠贞深沉的爱国情感,通过奔腾飘逸、上天入地的想象淋漓尽致地喷发出来.

二．洁纯美、独立不屈的抒情主人公形象.高贵的出身,崇高的理想,峻洁纯美、独立不屈的人格,及其异常浓烈的情感,构成了抒情主人公超凡脱俗的完美想象,具有象征意味,表现了这篇抒情长诗的精神实质.
三．
比兴手法的拓展.它把《诗经》片段的比兴发展成为长篇诗歌中比兴的连续使用,还把《诗经》那种喻象、喻体各自独立的单纯比喻合二为一.在《诗经》基础上拓展的寄情于物、托物抒情的表现手法,形成了我国文学中着名的香草美人的托喻手法的传统,影响深远.
四．
结构特点.全诗都围绕着,诗人忠贞不渝的故国情感和追求崇高理想九死不悔的精神来谋篇布局的.前半部分回顾历史,实写,后半部分对理想之实现的探索,虚写.
五．
形式和语言特色.既采用了民歌形式,也汲取了散文的笔法,成为一种句式长短不拘、韵句散语相间的新的文学表现形式.《离骚》后半表现诗人的思想活动,往往设为主客问答,铺排描写.语言丰富多彩、双声叠韵比比皆是.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伍’ 楚辞是楚文化的重要代表,它在文学体例的主要特征是是带有什么字的诗句

楚辞的特征，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顾可谓之‘楚辞’。”这一说法是正确的。除此而外，《楚辞》中屈、宋作品所涉及的历史传说、神话故事、风俗习尚以及所使用的艺术手段、浓郁的抒情风格，无不带有鲜明楚文化色彩。这是楚辞的基本特征，它们是与中原文化交相辉映的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楚辞的文体特点。一． 从诗风言，铺排夸饰，想象丰富，是楚辞的共同特征。如《离骚》充满奇幻不拘的想象，抒发真情层进反复。 二．从体式言，楚辞较之《诗经》，篇幅极大增长，句式也由四言为主变为长短不拘，参差错落。 三． 就语言说，楚辞多用楚语楚声，楚地的方言词语大量涌现，另外，“兮”字、“些”字作为虚词叹语成为楚辞的一个鲜明标志

‘陆’ 武汉话是楚语吗

不属于楚语。
武汉话，属西南官话武天片，有武汉老城区方言和新城区方言之分，其中最正宗的是武汉三镇老城区的方言。包括武昌地区北至积玉桥，南到武泰闸，东至宝通寺，西临长江以司门口为核心的地区以及汉口铁路内城区和汉阳鹦鹉大道建港以北，汉阳大道七里庙以东片区。在建国之前，武汉三镇之间方言也有所不同，有些词汇和语调不完全一致，有细微差别，建国之后，三镇往来互通，三镇老城区方言几乎已完全相同，被汉口话所统一。青山区、洪山区方言武汉话中普通话的成分更强。各新城区与武汉主城区的语言略有差别，但是大体上与武汉话相同，因此很容易的互相沟通。其中黄陂话差一点被法定成普通话，有人用汉腔来编排电视剧，有人在挖掘武汉调曲艺，其心在于与时下流行的津腔川调一争高低，捍卫本土的方言文化。
而属于江淮官话区（楚语）的有：黄冈、孝感、黄石等；属于赣方言区的有：赤壁、咸宁、大冶等。

‘柒’ 湖南方言的湘语溯源

春秋战国时代的“楚语”
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栖息生活在湖南境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湖南境内不断发现有旧石器文化遗址。1992年在石门县燕儿洞遗址首次发现的“石门人”化石，距离现在大约2万年以上。
上古时期，湖南境内主要居住有“三苗”部落。《史记正义》记载：“吴起云，三苗之国，左洞庭而右彭蠡，……今江州、鄂州、岳州，三苗之地也。”三苗在跟华夏之间进行了长期的战争以后，逐渐衰败，也没有再在历史上留名。
后来，三苗部落生长区域，建立了楚国政权，历史上叫做“荆蛮”。《诗·小雅·采芑》就说“蠢尔蛮荆，大邦为雠。”楚国的先民据说是中原祝融部落，姓芈。《史记·楚世家》说：“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他们在夏朝到商朝时期往南迁移，一直到周朝初年，才开始定居到楚。经历几百年的经营，征服了濮、越、巴、蛮等南方部落集团，建立了一个强大的诸侯国。不过楚国一直被北方政权轻视，楚国也公开宣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南下的北方夏文化与当地的土着文化结合，最终形成一种既与中原文化联系又保持自身特征的楚文化。
楚国对湖南的控制，从战国时期开始。“战国初，吴起相楚悼王，南并蛮、越，取洞庭、苍梧之地，于是湖南之东部湘、资二流域入于楚。其后复西向并吞沅、澧二流域，曰巫中，而湖南之全部皆入于楚矣。”（谭其骧1987:300）
楚国地理位置特殊，它的语言跟北方的华夏语，西方的藏缅语，南方的苗瑶语和东南的壮侗语可能都在楚国进行过接触。因此楚国的汉语应该吸收了多种语言成分，别具一格。最初这种语言可能与华夏语言差异不大。虽然楚国政权建立后，一直与中原政权长期处于敌对状态，但是彼此的交流从来没有中断过。楚国原来的居民是少数民族，楚国政权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必定会加速与这些民族的交流和融汇。这种新变化的汉语我们可以叫做“楚语”。
上古汉语使用范围以黄河中游为中心，但是今天的吴语、湘语、粤语也开始播种和萌芽了。古代楚语包括湖北、湖南以及周围的长江中游一带。所以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楚语是今天湘语的前身。（袁家骅等1983:19）
古代楚语的原始面貌无法考证，我们只能从一些历史记载中窥探它的一些特征。“楚言”这个词最早出现在《左传》里。《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记载楚国令尹（相当宰相的官员）子元讨伐郑国，“众车入自纯门，及逵市。县门不发，楚言而出。”可见当时楚国人说的语言已经叫做“楚言”，与中原诸侯国是有区别的。《孟子·滕文公上》记载孟子在讥讽楚人许行的时候也说“今也南蛮𫛞舌之人”。但是既然许行能够“自楚之滕”去宣扬他的学说，而且能与“自宋之滕”的陈相兄弟进行交流，所以当时的楚语虽然与北方中原地区的语言有差别，但是仍然属于汉语的一种方言。
古代楚语与北方汉语的差别可能主要体现在词汇及其语音上。宋朝黄伯思《翼骚序》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若些、只、羌、谇、蹇、纷、侘、傺者，楚语也。”《左传·宣公四年》在解释楚国子文的名字的时候说：“楚人谓乳谷，谓虎于菟，故命之曰斗谷于菟。”可见，汉语中相同的意思在楚国的表达中有很多不同。《楚辞》中的语辞“兮”、“些”也可以当做古代楚语在语法上的特征。不过这时的楚语做为汉语应当是指流行于当时楚国上流社会的语言，也许可以叫做楚国的共同语，而普通百姓大多数还是少数民族，一般不会说汉语，还是说自己的少数民族语言。 汉代的“南楚语”
春秋战国时代的古代楚语到了汉代有了新的变化。这一变化在汉朝扬雄的《方言》中可以反映出来。下面是《方言》中与“楚”地有关的地名，先排列地名，后排列数字，数字表示这个地名在《方言》中出现的次数。资料来自丁启阵的《秦汉方言》，我们做了整理。可以把《方言》里面出现的地名分成3个类别：（1）“陈楚”为主的名称：楚42/陈楚江淮之间9/陈楚之间5/楚郢以南2/陈楚2/荆楚1/楚部1/自楚之北郊1/楚以南1/陈楚之郊1/陈楚之内1/自关而东陈楚之间1/楚颍之间1。（2）“南楚”为主的名称：南楚27/南楚之外11/南楚江湘之间7/南楚江淮之间6/南楚江沔之间2/南楚之间4/南楚宛郢1/南楚洭瀑之间1/南楚以南1/陈楚之郊南楚之外1/南楚江湘1/陈楚之间南楚之外1。（3）“江”、“湘”为主的名称：江湘之间8/江沔之间2/沅澧之间2/江沅之间2/江湘郊会1/湘潭之原荆之南鄙1/湘潭之间1/江湘之会1/九嶷京郊之鄙1/九嶷湘潭之间1/沅澧之原1/沅湘之间1/江滨陈之东鄙1/湘沅之会1/楚郢江湘之间1。
先看第（3）类地名。这里涉及的地名比较具体，容易确定。“江”就是现在的长江。“湘”就是现在的湘江。《水经注》卷三十八：“湘水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流经零陵县、洮阳县、泉陵县、重安县、酃县、阴山县、醴陵县、临湘县、罗县、下隽县，北至巴丘入于江。”“沅”就是沅江。《水经注》卷三十七：“沅水出牂牁且兰县，流经镡成县、无阳县、临沅县，东至长沙下隽县西，北入于江。”“澧”就是澧水。《说文》：“澧，水出南阳雉衡山，东入汝。”《汉书·地理志》曰：“充县历山，澧水出焉。”《水经注》：“澧水出武陵充县西。”“潭”就是从湖南西南角发源的广西境内的融江。晋朝郭璞《方言注》：“潭，水名，出武陵。”《汉书·地理志》：“武陵郡镡成县下有潭水。”《汉志》：“武陵郡镡成县玉山，潭水所出。”汉朝镡成县的县治在今天湖南省靖州西南。“沔”就是湖北的汉水。《水经注》：“汉水出陇坻道县嶓冢山，初名漾水，东流至武都沮县，始为汉水，东南至葭萌，与羌水合，至江夏安陆县名沔水，故有汉沔水之名。又东至竟陵，合沧浪之水，又东过三澨，水触大别山南，而入江也。”“九嶷”就是湘南的九嶷山，在现在的宁远县城东南。《山海经》第十四：“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长沙零陵界中。”郭璞《方言注》：“九嶷，山名，今在零陵营道县。”这些地名，除了沔水，都在湖南境内。
再看其他两类。第（1）类主要涉及“楚”和“陈楚”，第（2）主要涉及“南楚”。“楚”和“南楚”的关系到底怎样？“南楚”是“楚”的南部，还是它南方的独立地域？我们认为广义的“楚国”应该包含“陈”、“楚”和“南楚”。狭义的楚国就是这个区域的中心地带“楚”。“楚”和“南楚”虽然在权利管辖方面不是并列关系，但是至少在方言不同方面是并列关系，因为扬雄的《方言》本来做为一部提供方言词语的分布情况的着作，在讨论方言不同的时候，经常把“楚”跟它南边的“南楚”和北边的“陈”并列使用。《史记·货殖列传》称：“陈在楚、夏之交。”楚顷襄王21（二十一）年（公元前278年），秦朝将领白起率领军队攻破楚国都城郢（现在的湖北江陵北部），楚国被迫把都城迁移到陈城（现在的河南淮阳）。所以“陈楚”应当指“陈”和“楚”，包括现在湖北的大部分以及河南的部分地区。“南楚”多与“江”、“湘”等并举。《史记·货殖传》说“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这里的“衡山、九江、豫章、长沙”当指当时的4个诸侯国，包括现在湖南、江西的大部分以及湖北、广东和广西的部分地区。楚国都城郢就是在湖北和湖南交界位置的长江边。可见，“陈”、“楚”和“南楚”是把长江做为中心从北部到南部的3个连续区域。
从广义楚国来看，湖南就是在楚国范围。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汉朝的“楚语”，特别的“南楚”的汉语就是是现代湘语的前身。

‘捌’ 西楚文化的发展过程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象，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1]，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2]。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3]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着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4]。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1]《史记·高祖本纪》。
[2]《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风俗通义》。
[3]《汉文学史纲》，《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85页。
[4]见《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