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中有哪些珍贵的东西

⑴ 良渚文化的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端口、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其影响曾达长江北岸的南通地区。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同以前的耜耕生产相比，犁耕不仅可以节省劳力，提高工效，更好地改变土壤结构，充分利用地力，而且也为条播和中耕除草技术的产生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使荒地得到更大面积的开发变成耕地，农业生产水平因此能够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是中国古代农业史上的一次重大的变革，为夏代以后的农业发展奠定了有力的基础。
在良渚文化的大批石器中，还有一种形制特殊的器物，它两翼后掠、弧刃，背部中央突出一个榫头，其上常穿一圆孔，形制同后来这一地区使用的铁制耘田器十分相似，被认为是古代最早出现的稻田中耕除草的农具。中耕除草技术的出现，同犁耕有密切的关系，因为犁耕操作成直线进行，播种也随之成直线挖土下播，于是为先进的条播技术创造了条件，同时也就为中耕除草提供了方便。另外，在钱山漾遗址还发现一种形似畚箕的带柄木器，形制亦同该地区农民现代使用的木千篰一样，是一种取河泥施肥的工具。中耕除草同施肥结合起来，无疑会大幅度地提高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
水稻种植要引水灌田。打井修渠，灌溉农田，是良渚文化诸氏族部落在河姆渡，马家浜、崧泽文化之后发展农业的又一重要成就。在吴县澄湖、昆山太史淀、无锡南方泉、江阴夏港、嘉善新港等地，都发现了这一时期的水井。澄湖发现了 100 多口水井；太史淀的水井还设有木井圈；嘉善新港水井的井壁是用木筑的。这时的水井，修筑井壁的技术显然继承了河姆渡文化、马家浜文化的特点，并有所提高。更重要的是水井数量急剧增加，其作用不仅是为了日常生活饮用。徐家湾遗址发现了用于引水排水的沟渠遗迹，再联系到许多开沟犁的出土，说明良渚文化可能已经出现了灌溉农业，这一农业生产技术在中国大陆是首创的。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遗址都处于比较低洼的水网地区，主要农作物是水稻。水稻的生长既怕干旱，又怕水涝，控制适当的水量是保证水稻生长、丰收的基本措施。良渚文化的先民积累了自河姆渡文化以来 3000 年水稻栽培和田间管理的经验，逐渐摸索并发明了农业生产中的灌溉技术，从而大大增强了抗旱与排涝的能力，使稻作农业置于更加稳定的基础之上，为南方广大地区的农业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良渚文化晚期，中原地区已进入夏代统治时期，受到黄河流域青铜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这时也出现了国家的雏形，良渚文化的经济发展已为其打下了基础。
农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必然带来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各地出土的遗物表明，良渚文化已拥有陶器、石器、木器、竹器、丝麻纺织、玉雕以及髹漆等多种手工业，而且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其中，以制陶业和玉器制作更为突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占有重要地位。
良渚文化的陶器已普遍采取快轮成型的方法，各种陶器造型优美，胎质细腻，器壁厚薄均匀，火候较高。当时已极少彩陶，常在器表用镂刻技巧加以装饰。一般的器物突出部位刻划出精美的花纹图案，既有形态生动形象的鱼、鸟、花、草等动植物，也有线条纤细、结构巧妙的几何形图案。上海青浦福泉山和江苏吴县草鞋山出土的良渚文化陶鼎，在丁字形足部镂以新月形和圆形的孔，器盖、盖钮及器身则精细雕刻着圆涡纹、蟠螭纹图案。带盖的贯耳壶有的厚度仅 1—2 毫米，上面也分别细刻着繁复的圆涡纹、编织纹、曲折条纹、鸟形纹、蟠螭纹等纹饰。有一些陶器把手上附加的编织纹饰，竟是用细如丝线的泥条编叠粘贴而成，足见其制作之精良。良渚文化的许多陶器，既是美观、大方、实用的生活器皿，又是很精致巧妙的工艺美术品。
中国远古社会的玉器制造业，到龙山文化时期已相当发达，各地普遍发现了造型美观、制作精巧的玉器。在中原地区进入夏王朝统治之际，良渚文化的玉器在中国大陆成为首屈一指的工艺品，并成为商周礼器的一个渊源。
良渚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多，分布面广，尤以杭嘉湖地区最为集中。仅浙江的吴兴、余杭等 8 县市，就有 20 多处遗址发现过玉璧和玉琮。青浦福泉山发掘的 7 座墓，出土随葬品共 677 件，其中玉器就有 500 件以上。余杭县反山氏族墓地是良渚文化中期的遗存，时代约在公元前 3000 年，墓葬中各种玉器占全部随葬品总数的 90%以上，11 座墓中计出土 3200 余件，其中有一座墓随葬玉器达 500 多件。
良渚文化的玉器制造业，承袭了马家浜文化的工艺传统，并吸取了北方大汶口文化和东方薛家岗文化各氏族的经验，从而使玉器制作技术达到了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有璧、环、琮、钺、璜、镯、带钩、柱状器、锥形佩饰、镶插饰件、圆牌形饰件、各种冠饰、杖端饰等，还有由鸟、鱼、龟、蝉和多种瓣状饰件组成的穿缀饰件，由管、珠、坠组成的串挂饰品，以及各类玉珠组成的镶嵌饰件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出自同一座墓的玉器，玉质和玉色往往比较一致，尤其成组成套的玉器更为相近。选料有时是用同一块玉料分割加工而成的。反山墓地出土的玉器中有近百件雕刻着花纹图案，工艺采用阴纹线刻和减地法浅浮雕、半圆雕以至通体透雕等多种技法。图案的刻工非常精细，有的图案在1 毫米宽度的纹道内竟刻有四五根细线，可见当时使用的刻刀相当锋锐，工匠的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大至璧琮，小至珠粒，均经精雕细琢，打磨抛光，显示出良渚文化先民高度的玉器制造水平。玉器的图案常以卷云纹为地，主要纹饰是神人兽面纹，构图严谨和谐，富有神秘感。
与反山氏族墓地相距 5 公里的瑶山氏族墓地，也出土了大量精美玉器。这个墓地的玉器与反山所出大多相像，但十几座墓葬中均未出土玉壁，表现了两个相邻氏族在习俗上的区别。瑶山的一座墓中出土了玉匕和玉匙，是良渚文化首次见到的珍贵餐具。
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其数量多、质量高而超越同时期其它地区玉器制造业之上，充分说明玉器制作已经成为专业化程度很高的手工行业，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长江下游三角区四、五千年前的物质生产水平是比较发达的，为吴越经济区早期国家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根据玉器出土的情况，可以看出当时石器制作技术同样高超。制造石器的工匠们已经完全掌握了选择和切割石料、琢打成坯、钻孔、磨光等一套技术。
与此同时，竹木器制造行业也有了一定发展。许多遗址都发现了木器和竹编器物，钱山漾遗址集中出土了 200 多件竹制品，说明这种手工业也成为一些氏族成员专门从事的生产劳动。良渚镇的庙前遗址，出土了木豆、木盘、木矛和木箭镞等一批罕见的木制品；宁波慈湖遗址也出土了木耜、木桨、木屐，还有用树杈制成的锛柄和镶嵌牙齿钻头的木钻，可见当时的竹木制品多么丰富。手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分工、在良渚文化晚期已经出现。
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使产品的交换发展起来。大量的、集中出现的玉器、石器、陶器、竹木器，在一些遗址或墓葬中显然并非生产者或墓主人本身生活的实际需要，而是权力与财富的象征，许多手工业产品，已经具有商品的属性。反山墓地的大墓中，数量丰富的陶器和玉器，大多数只有通过各种方式的交换才能获得。另外，良渚文化的玉器，在黄河流域的山西陶寺和广东石峡等氏族墓地中都曾出土，在良渚文化的上海马桥、嘉兴雀幕桥等遗址出土了山东龙山文化的陶鬶，可能都是交换的结果。这一现象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夏代，手工业产品的交换活动不仅在氏族和部落集团内部经常地、频繁地进行，而且同生产活动一样，已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一项越来越重要的内容。
良渚文化晚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时期。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长江下游地区的各氏族部落在政治、经济、军事各个领域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一些相对独立的“王国”可能已经存在。1992 年发掘的余杭莫角山大型建筑遗址，显然与国家的礼制有关。夏禹在会稽召集天下各部族首领聚会，“万国”赴会，是有一定根据的。

⑵ 良渚文化代表文物是哪些

良渚文化存续之间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⑶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器中有哪些造型独特的器物

良渚文化代表了古人灿烂的文明，同时也为我们国家历史添上浓重的一笔。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玉器的器型非常丰富，除了琮、璧、钺和镯、璜、串饰等佩饰玉器，还多见三叉形器、冠状器、锥形饰等造型独特，寓意深厚的玉器。“良渚玉器”其他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当中不多见。

良渚文化玉器本身在历史地位上和意义上都是言语无法表达，良渚文化是我们中华文明的源头之一，这也是我们中华5000年来的文明。

⑷ 良渚遗址出土文物，这些文物背后都有哪些故事

今天是8月2日，根据最新报道显示，在浙江省杭州市的余杭区，发掘出了良渚古城的遗址，而且在其中发现了很多重要的文物。良渚遗址作为我国重要的古代城市的遗址，不仅仅代表了一段非常辉煌的历史，也代表了一段有着美丽动人的人民的生存写照图。而且良渚遗址不仅仅有着很多在当时看来非常先进的发明，还有着非常发达的农业，这个遗址一直以后都受到国内外许多考古学家的重视，那么这些文物的背后到底有哪些故事呢？

希望我们能揭开良渚遗址的更多秘密！

⑸ 良渚文化遗址文化的丰富有哪些具体体现

良渚文化实际上是中国上古时期一个重要的地方文明。它和北美的卡霍基亚文明一样，都是以巨大的人工山建筑、庞大的都市中心以及广阔的政治疆土为特色。但是，良渚人独步天下的，是他们发达的木构技术、水利技术、犁耕技术、漆器技术、黑陶神技和制玉技术。

⑹ 良渚文化的代表文物

在良渚文化玉器中，玉琮的地位最为突出。玉琮作四方柱形，中间有圆孔，外周有饰纹。《周礼》中记载玉琮是祭地之器。中国古代有“天圆地方”之说。故玉琮被列入中国传统的玉礼器“六器”之一。
良渚文化玉琮出现最晚，但数量最多，器型最大，形式多样，几乎每件都有纹饰，制作极为精美，为迄今所知新石器时代玉琮中形式最全、工艺最精湛的作品。此外玉串饰组合也很丰富，造型新颖别致。一般由玉管串成，玉璜为坠，上饰神徽图案，显然是高等级的装饰品，其主人应是氏族的首领或贵族，还有一种奇特的玉冠状器，形似神人纹头上的羽冠，下端有榫和穿孔，有的饰神人纹，也应属于图腾或宗教意义的礼器。 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通高31cm，大端边长7.5×7.5cm，小端边长6.5×6.4cm。
玉琮本青绿色，玉料斑驳，后沁为黑褐色和暗红色。以12节简化的人面纹为饰，每节均以棱为中心，刻饰简化的神人纹，冠、嘴均简化，大多眼纹已模糊不清。玉琮两端对钻孔，呈明显的喇叭口状，管钻穿孔。在大端射口中间部分雕琢一符号。
玉琮是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后世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认为璧和琮象征着天圆地方，为十分重要的祭祀礼仪用器。
刻有符号的良渚文化玉器，主要为玉璧与玉琮，但数量不多。有人认为这些符号可能与原始文字有关，也有人认为与原始宗教有某种联系。故宫博物院藏品。 高8．8厘米外径17．6厘米1986年浙江余杭反山遗址12号墓出土，现藏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为迄今良渚文化中最大的玉琮，被称为“琮王”。纹饰是人面与兽面的复合形象，是良渚文化玉器上的典型图案，反映了良渚人高度发达的宗教信仰体系。

⑺ 良渚文化有哪些玉器

良渚文化因发掘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出土的玉器主要有琮、璧、璜、琀、管、坠及其他佩饰。玉琮分为高大型、矮粗型、薄筒型及小玉琮四种形式。

⑻ 良渚遗址出土了哪些玉器

良渚文化距今已有4000～5300年的历史，目前已发现的良渚遗址群面积约有30平方公里，各类遗址有30余处。主要位于浙江太湖流域。

反山遗址是良渚文化遗址群中等级、身份、地位最高，具有“王陵”性质的墓地。

反山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开始于1986年历时3个多月，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基建工程完成。

反山是一座并不起眼的小土台，占地约3000多平方米，高约5米。发掘证实，它是良渚文化时期人工营建的土台，兼有祭坛和墓地双重功能。在太湖流域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经江、浙、沪考古学家发掘、调查得知，这类称之为“山”或“墩”的地点，已有100多处，皆由人工营建，埋葬着大大小小、等级不同的贵族墓。

考古工作者在反山发掘了660平方米。

在距地表1.60米深的地方，发现了一处祭坛遗迹和9座良渚文化的贵族大墓，这是一座高度超过5米的人工土台，也就是反山的主体。9座墓葬分列南北2排，南列5座，北列4座。墓葬均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3米多长、1米多宽，大多深1.3米，这在良渚文化时期是很少见的。这些墓葬内随葬了丰厚的器物，多则数百件，最少的也有数十件，总数达到1200多件（组），其中以玉器为主，超过1100件（组），以单件计达到3500余件。

众所周知，中国并非产玉大国，在四五千年前的古代，中国最有名的玉器文化中，以辽西和内蒙东部的红山文化与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最突出。据不完全统计，良渚文化玉器出土的数量大约已超过万件，而反山一处几乎占了1／3。而且种类丰富，有琮、壁、钺、柱形器、环、镯、冠状器、三叉形器、锥形器、半圆形器、璜、串饰、坠、带钧、长短不一的管、形态不同的珠、鸟、龟、蝉及大量镶嵌用的玉片、玉粒等20多种，几乎包括了所有的良渚文化玉器种类，其中很多是新发现的，极大地丰富了良渚玉器的器种。

反山玉器的雕琢技艺和形式也属一流水平。除了光素无纹的玉器外，共有100余件玉器雕琢了对称和谐、规整精致的纹样。纹样主要以神人面纹和兽面纹相结合的为主，这是良渚文化独特的标志，即集中反映了良渚文化对神的尊敬和崇拜，也体现了良渚文化强烈的凝聚力，另外还有少量新发现的龙首纹。

神人面纹和兽面纹既能组合，又能分解后单独出现，有的雕琢繁褥复杂，有的则十分简化。反山玉器上发现了完整的神人和兽面复合的图像。用浅浮雕和阴刻线两种技法结合的手段雕琢而成的。图像的上部是头戴宽大羽冠的神人面纹，脸面作倒梯形，圆眼重圈，两侧有小三角的眼角，宽鼻以弧线勾出鼻翼，阔嘴内用长线、短线刻出16颗牙齿。神人的双手呈抬臂弯肘，扶在所骑跨的兽头之上的状态，五指呈伸展状，细腻之处清晰可见关节。神人之下为骑跨之兽，兽面以椭圆形的凸面为眼睑，中以重圈为眼，眼睑以桥形凸面相连，宽鼻上勾画出鼻梁和鼻翼，阔嘴刻出嘴唇、尖锐的牙齿和两对獠牙，兽的前肢作蹲伏状，有尖利的爪子，这种兽的外貌特征与虎相似，是一种食肉动物。神人和兽面复合，表达了良渚先民“通天绝地”的神巫观念，反映了当时意识形态的深层内涵。如此完整的神人兽面图像，堪称微雕一般的工艺水平，只有在反山玉器中出现，它代表了良渚文化玉器雕琢技术的高峰。

反山良渚文化玉器的大量出土，引发了学术界、古玉爱好者、收藏者的极大兴趣和关注，学术界迅速掀起古玉研究的热潮。八十年代以来，“北有红山，南有良渚”，加上三星堆、大洋洲、石家河、凌家滩、三门峡虢国墓地、曲村晋侯墓地、成都金沙遗地等等，从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春秋，中国古代玉器的频频出现，使得玉器文化更灿烂辉煌，极大推动了研究的进展。

良渚文化玉器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数玉琮。这种造型奇特的玉器是良渚先民的创造，器形为外方内圆，中间是上下贯通的圆孔，所有的良渚玉琮均刻饰神人兽面纹。对于玉琮的用途、功能，可说是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研究者在论述时，都把玉琮与神、巫联系起来进行阐说，而玉琮的主人，则应是掌握神权的人。良渚文化出土玉琮的地点，也不过十余处，凡是随葬品中有琮的墓葬，其他随葬品一定比较丰富，反映了墓主人身份、地位之高。反山共出土了21件玉琮，其中最大的重达6500克，而且是所有良渚玉琮中唯一在中间直槽上雕琢了八幅完整的神人兽面纹的一件，被称之为“琮王”，成为国宝级文物。

玉璧是良渚文化玉器中唯一不雕琢神人兽面纹的器种，以厚重、圆大、光素为特点。在良渚文化随葬品中较多见，反山23号墓出土玉璧多达54件。研究者多认为玉璧是财富的象征物。

玉钺是与石钺形态基本一样的器物，石钺是良渚文化常见的石器，作为砍伐的工具或武器。用玉材制成钺，就不具实用性，但意义就不同寻常了。在大型的良渚文化玉器中，玉钺的数量最少，而随葬品中只要出现玉钺，尤其是那种钺的上端带王冠饰、把手也用玉制作的豪华型玉钺，其主人的身份、地位就特别高。不具实用性的玉钺，象征着军事指挥权。

反山墓地的主人们拥有代表神权的玉琮、象征军事指挥权的玉钺、体现大量财富的玉璧，以及装饰在冠帽上、佩带在身体上的各种特殊玉饰件，充分显示了他们是凌驾在广大平民之上的贵族阶层。

⑼ 良渚博物馆中的文物介绍

从序厅右转便进入第一展厅，这里概貌地介绍了良渚文化的内涵、分布范围。整个第一展厅，在以良渚文化时期古老的原始生态环境和日常生活的大幅背景壁画场景中， 复原了当时的快轮制陶和先民纺织的生动场面。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良渚文化时期先进的农业生产工具，包括石犁、石铲、石刀、破土器、石镰以及当时用来狩猎的石镞和捕鱼的网坠，其成套而制作精良的生产工具在同期的考古文化中是最复杂的，并处于领先地位。从中我们不难想象，良渚先民的生活是相当滋润的，他们饭稻羹鱼、渔猎采集而怡然自得。高度发达的农业为分工明确、专门化的手工业部门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产生了诸多的手工业生产门类，并取得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成就。展览中那典雅的黑陶、充满经纬之美的织物、神圣而精致的玉器、珍贵而艳丽的漆器以及发达的竹木器，都将让你领略良渚先民的独创性和多姿多彩的生活情趣。
第二展厅设于博物馆主楼二层东侧，用6组展柜展示着良渚文化部分精品器物，有雕琢精美的玉器、磨制精细的石器及制作规整的陶器。每两组展柜之间都有一组灯箱图片相连，选择的是一些不收藏在我馆的精美玉器、陶器照片。在展厅中央又立着四组与展厅同高的玻璃屏风来象征性地阻挡视线，每组玻璃屏风由两片玻璃夹着一张双面精美器物图片，具有很强的立体感。这些灯箱片和屏风一方面给整个展览营造了一个适合精品展厅的较好氛围，另一方面又扩大了展示的容量，丰富了展览的信息。
玉器共分二部分，一部分是重型礼器，有玉琮、玉璧和玉钺；另 良渚文化博物馆一部分则主要为装饰用玉，有三叉形器、冠形器、璜、锥形器、带钩、镯、匙、匕、项饰及鸟、龟、鱼、蝉等动物饰件。陶器部分，除展出各种类型的陶器外，还展示了刻有原始文字的陶器，如单把杯、椭圆形豆、罐等，尤以一件刻划着8个符号的刻文黑陶罐为最，被称为“前所未见的珍品。”在展厅的末端还介绍了良渚遗址最早考古发掘者施昕更和良渚文化研究的先驱者何天行两位先生的简要事迹，以及历年来专家学者研究良渚文化成果的部分资料。
第三展厅设于博物馆主楼二层西侧，复原展示了一座良渚文化时期的“玉敛葬”大墓，具有很强的视觉震撼，同时在四周墙面展示了不同等级的墓葬出土照片，通过丰富的墓葬资料的对比展示来揭示良渚文化社会等级的分化和阶级的形成，把良渚文化的诠释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整个展览达到了高潮。
三个展厅内容相互映照，各有侧重，充分展示了良渚先民所创造出的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说明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时期。
2006年，为纪念良渚文化发现70周年，二三展厅特别举办了反山瑶山玉器精品展，共展出玉器600余件（组）。这是反山、瑶山遗址考古发掘20年来，大量精美玉器在博物馆的首次展出。展览分为四个部分，从不同的角度展示良渚玉器的独特内涵和功能。
第二展厅，在灯光的映射下，良渚文化玉器散发出独有的“鸡骨白”和“南瓜黄”色，触目所及，高低错落、形态各异，蔚为壮观。第一部分介绍的是良渚社会藏礼于玉的礼制。良渚时期，玉被赋予神圣的品格，展柜中良渚时期三大礼仪重器：玉琮、玉璧、玉钺尽显高贵与神圣，它们是沟通天地人神的灵物，是神圣的法器,也是维系社会等级与秩序的重要礼器，更是世俗权力的象征。第二部分表现的是良 渚人的精工琢玉。良渚先民善于琢玉，从原料选择、设计定样、磋切成坯、纹饰雕刻到抛光成器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工序。在反山、瑶山遗址中，出土了160余件表现手法多样、制琢精致的刻纹玉器，其合理的布局、独特的造型、精美的纹饰无不反映出良渚时期精湛的琢玉技术和独特匠心。在一件件珍贵文物面前，无不令人驻足停留，以期看清其中的奥秘。那鬼斧神工般的技艺连现代工艺美术大师们都自叹不如。第三部分是种类别玉，良渚社会用玉的普遍性和等级化造成了玉器功能的复杂化，目前已知的种类有40多种。为便于区分，在展览中，我们按照出土情形和器物形制两方面的差异，从使用方法上将良渚玉器分为单体件与复合件两类，其中复合件又再分为组装件、组佩件、穿缀件和镶嵌件四类，整个展示图版、文物相互对应，带你感受先民的精致生活。
第四部分的内容设在第三展厅，以复原陈列的方式再现了良渚文化反山遗址23号墓。此显贵者大墓出土遗物包括玉器、嵌玉漆器和陶器，以单件计共467件。其中出土玉璧54件，为良渚文化遗址中随葬玉璧最丰富的墓葬。展览还通过大小墓葬在墓制规模、随葬品多寡、类别等方面的巨大差异，生动揭示了良渚文化时期贫富的两极分化和社会的分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