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当官要学哪些方面的知识
有句话说的好，当官要学李鸿章，经商要学胡雪岩。你可以先看看《李鸿章》这部书。我个人觉得，要想当官，最好学学和珅。他绝对是官场上的重量级人物。要想当官要学点心理学，能够揣摩的领导的意图，做领导肚子里的蛔虫。要学会逢迎拍马，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样才能快速提拔，步步高升。
⑵ 公务员考试申论热点：官腔文化是怎样
“打官腔”一词在日常生活中可以说是耳熟能详，评当官的说话风格我们可以说他打官腔，在生活中，平头百姓要是说的话听来让人感觉到不是很畅快，我们可以说在打官腔。人人都知道打官腔是个贬义词，但什么是打官腔的具体内容呢，中国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不可能有这样的说明，《二十五史》中没有这样的专章专节，连对“官学”有独到见解的李宗吾、柏杨、李敖等人在其洋洋大文之中，也只有片言片语。我本人似乎对这样的习惯语从来就没有深入研究过。
只是有一次，我教的一个学生在一本复习资料上有这样的习题，他非要让我说说什么是打官腔，开初我说这样的“习惯语”在高考出现的机率太小，学生们用不着在这样的题目上穷追猛打，他们的主要精力应该用在月考、统考、摸底考、适应性考上，应该对金考卷、猜题卷、押题卷、联考卷细心钻研，一题不漏的做。可不知是这位学生有意考我，还是他天性有不弄明白誓不罢休的习惯，非要让我给他说出几点来。看他那认真的神情，我想我要真的不给他说个子丑寅卯，高考不出现这样的题目还好，要是出现了他又出错的话，这位学生肯定会责备我一辈子，说不定我自己也会后悔一辈子。现在有几所中学不是打着实施素质教育的旗号搞应试教育，有几所中学不是把升学指标作为评价老师的唯一标准，有几所学校不是实行宁愿开除一位老师不愿开除一位尖子生的评价标准、用人标准。何况问我这个问题的学生，据我们老师几次分析、预测他都在“一本”的行列。像这样的学生他就是学校的希望，学校的招牌。学校未来的走向如何，声望如何，上级主管部门说了不算，一校之长说了不算，像我们这样的老师说了更不算，要由他们这样的“一本后备军”说了算。升学率上去了，“一本”的人数多了，学校的声望就好，家长们就满意，学校的财源就会如滔滔江水，至于学生们未来的前途如何，对社会贡献如何，小学不管初中，初中不管高中，高中不管大学，实施真正的互不干涉内政。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之下，许多优生，社会说他们是人才、怪才、鬼才、神童，老师要把怎自己的前途命运，提干晋级押在他们身上。许多优生也自信是一所学校的救世主。每个人的屁股都不是人的屁股，而是老虎的屁股。
对优生，我们平时教学只会顺着他们，宠着他们，他们的话就是我们的命令，他们的意见就是我们教学的方向标。稍不顺他们的心，轻则他们到校长处给我们提意见，重则要求校长换老师，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另攀高枝。只要他们一放话，上自校长，下自科任教师，说好话的说好话，许诺的许诺，老师们掏的掏工资，没有错也要认几条错。在一部分优生面前，像我这样的老师的哪还有什么尊严，甚至消磨了作为一名教师应有的人格。可以说，当今教育的一个最大变化或是说最大的改革成果，就是学生像皇帝，老师像臣民，学生是大爷，老师是孙子，读者诸君要不相信我说的话，你可以到中国任何一所重点中学走一走，瞧一瞧。
为了完成这位优生的任务，我不得不挤出时间，在故纸堆中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在网上眼珠同鼠标齐飞，面部同显示屏共色。我原以为可以从现成的文章中找到答案，可谁知，书上没有找到，网上全部落空，用“网络”和“搜狗”搜出来的只是同“打官腔”这个词有关的文章或是新闻。这样的东西，那位未来的“北大”或是 “清华”，肯定不满意。为了交差，我只好自己依据平时的所见看感，依照活了四十年的人生阅历，写了下面的文字
打官腔的第一个特征是“显摆”，何谓显摆，就是说话的时候，要显示自己好学、有才、记忆力过人，理解力吓人，要显示自己上知国家高级机密，下晓别人的床头秘事。要显示自己对国际大事不仅了解，而且知道详情，要显示自己的对当今社会走向的分析及判定是正确的。要显示自己的理论修养高，要显示自己引用上级领导的话是不差一个字，引用领袖人物的议论可以说出在在多少卷，甚至哪家出版社，哪一页。或许我们许多领导就只知道那么可怜的几句格言，几段领袖人物的言论，在有学问的人面前充不了胖子，但在引车卖浆者面前却是学者的表现，智者的代表。不管对方的文化水平如何，职业特征是不是一样，一股脑儿的道来。你要是认真听他讲话就是尊重领导，听他讲话时开小差就是目无领导。
打官腔的第二个特征是文件词汇多.
从说话的角度而言，话语中有无文件词汇是区别一个人是当官的或是当平民的外在标准，客观上讲，平头百姓者往往为生计而奔波，他们关心的事是衣食住行，是子女上学和成才，对多如牛毛的红头文件，他们只是被动的执行者。身份决定了他们一般是看不到红头文件，生存条件决定了，他们即使看到了红头文件，也不可能记住那上面的许多内容。只有那些长字号们，一来他们有看文件的资格，二来他们有领悟文件的义务，三来他们有那份闲心。现在的开会往往要学文件，中国的、省市的、通用的、部门的。或许好多人并不是有意要去记那些枯燥的文件条文，只是说听多了，也就记住了，话语中的文件词汇便会滚滚而来。文人写作要厚积薄发，当官的之于文件要薄积厚发。
打官腔的第三个特征是老套。
时下许多官，他们并不是不知道百姓们对他们的态度，或是说他们文化水平并不是不高，好多官在大学的时候还是高才生。为了显示自己有才，肚子里有货当然不成问题，可自己的知识储备除了大学所学的之外，并没有多少新的知识，当官期间，主要的精力在开会或是打麻将，斗地主。在大学所的知识早忘得差不多了。要来点真才实学的显摆，已没有多少资本。于是乎，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往往只有三板斧。比如抓工业的官，无论中哪种场合他都讲工业，抓教育的官在哪种场都讲教育。所引用的文件就那么几种，所引用的格言就那么几条。甚至所举的例子就那么几个。月月讲话如此，次次讲话如此，橱窗里的展览品就是全部家当。
打官腔的第四个特征是“推委”。
时下许多当官的都有皇帝的特征，别看他们手机不离手，忙碌不离口，可从他们行踪来看，并没有干多少正事，倒是用在打麻将，斗地主、洗桑拿、陪情人游山玩水、打高尔夫球等方面花的时候多，可当群众上访，有群众来信，他们往往推托自己无时间，连珠似的说自己没空。在一个单位里就是他一个人说了算，可当要他解决某件事的时候，他往往会说，这件事是等讨论之后才算，其实讨论和不讨论都一样，可在嘴上却要说得他是多么的无力和无奈。给人的感觉是他所管辖的单位是多么的民主。当要他承担什么责任的时候，他会列出上百条理由，说他是冤枉的，即便单位损失上千元，他会说这是经验不足，这是在改革的浪潮中必然会带来的结局，或是说这都是手下人的责任。自己的手下有违法乱纪行为，明明是自己的监管无力，或是说根本没有监管，他会推说自己瞎了眼，没有及时看清下属的贪污之心，腐败之举，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要做出一副后悔莫及的表情，好像无论是国家受损，单位出事全是形势的必然，全是人家的错。
打官腔的第五个个特征是“故作高深”。
时下许多当官的，或是准备当官的人在说话的时候，不知是不是参透了言多必失的古训，说话的时候，往往是说半句，留半句，要不然只是哼一声。让听话的人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反对什么，赞成什么。反正，一切的一切要让听话人自己的推测。给人的感觉是他们一个个都仙人隐士一样。他每句话都是字字千金。当然，要显示自己高深莫测，在说话的时候，往往要面不带笑容，眼不看来者，或看报，或写字，或作思考状。给人一副忙碌样，让来者想说什么又不敢说什么，不愿说什么，说不清什么。
打官腔的第六个特征是玩弄术语。
当今的官场或是“吹捧场”最爱在术语上翻新。比如酒席上打胡乱说，甚至是现场呕吐，说成是纵情豪放，自己成天寻花问柳说成是风流潇洒，自己写得像秋蚓春蛇，鬼画桃符的字，说成是有个性，有书法价值。自己即便是说的鬼话、胡话，还说这是重要指示。自己蓬头垢面说成有艺术家的气质。好像同一件事在当官和当平民身上会有不同的术语。
⑶ 请问什么是：仕途文化
摘要 仕途就是知识分子通过学习和应试等方式，转变成国家管理者的过程；也可叫做官的途径、做官的道路、做官的过程。古时“仕”通“士”，士就是卿士，仅次于诸侯的社会阶层，只有贵族子弟才有机会做士，也就是做官
⑷ 中国官场文化：做官有哪些学问 谁不
李鸿章说过，天下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做官，倘若连官都不会做，那也太愚蠢了。话虽这样说，还是有人不得要领，明知自己不是做官的料，却硬往死胡同里钻。我们一般人接触到的官，都是处于舞台上化好妆的。走上前台的是以文件、讲话、理论包装起来的具有角色面具的官，他们作为人的深层本质已经藏于幕后。所以看官员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文化观念，就不能看他讲什么，而只能看他在干什么。我们评价某人会做官，不是指他会讲官方的理论，而是讲他会按官场的文化游刃有余。 官场等级森严 中国文化之精髓，大半纠葛在等级上。在官场上，等级敏感的很。官场以等级尊卑为规则，官大一级压死人。即使是现实中只有二人的科室，其中一人，也要像模像样地摆出官位。一个人一旦当了官，都无师自通地耍起官腔，迈起官步，眼睛往上。官走到哪必前呼后拥，旌旗节钺，鸣锣开道。在中国，市长到县里检查工作，是要提前打好招呼的。在县境的公路旁，县里的大小官员们早早地就等候在那里，恭候市长同志的大驾光临。接到市长的车队后，县里的警车在前面开道，沿途还有为数众多的**站岗放哨。所过之处，百姓为之侧目，行人纷纷避让。 在中国，无论是在公众或者是在私下场合，下级对上级真可谓是小心伺候，从喝水抽烟，到住宿用餐，每一个细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全，就连领导爱好如何都要搞得清清楚楚。吸什么样的烟，喝什么样的茶，吃什么样的饭，找什么样的服务员，都要让领导心满意足，决不能挑出半点毛病。但在美国，官员是选民选出来的，官员是对选民负责的，而不是对某一个人负责，没有必要刻意地讨好上级。即使是上级任命的的官员，上下级之间也是一种雇佣关系，我只要干好我职责范围内的事就是对上级的最大负责。因此，美国的下级才可以不怕上级。 在中国，一个人只要当了官，成了上级，从他嘴里发出的哼哼啊啊的臆语，都高深莫测。当官让他们城府更深，有些官员从下级请示汇报中听出了门道，他越不懂，越不出声，下级对上级就越是毕恭毕敬。当然下级越谦卑，上司就越舒服。很少有不摆架子的官，老百姓很难见到一个面带笑容的公仆，冷漠是他们的通病。他如果他太平易近人，那还像个官吗？不显出尊卑来，不显出等级来，那还叫个官吗？在中国官场里，上级和下级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因为下级官员的仕途掌握在上级官员的手中。 官场明规则与潜规则 首先官场是有圈子的，鲁迅先生说，凡是“猛人”，“身边便总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结果，“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围绕着权力，也有一个看不见的权“场”。各种意有所图的人都会在“权场”中向着权力中心作定向移动。于是就有了“圈子”。比如以某一有权人物为中心，以其势力范围为半径，也是那么一旋转，一个“圈子”也就形成了。能进入那小圈子的人不多，但只要进去了的，那肯定就都是重要人物了。 可别小看这些 “圈子”，在当今的官场上，你要是不深刻领会“圈子”文化的内涵，不进入一定的圈子，即便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深入群众，真抓实干；要理论有理论，要水平有水平，要能力有能力，可你或者总不受重用，或者干事有你的份，成绩没你的名，或者曾被重用过却又莫明其妙被束之高阁了……你是否明白了，那只是因为你不是某些权贵圈子中人的缘故！ 要想进入这个圈子，就得明白什么是任人唯“钱”，以“职”论价。在一些地方，“跑官要官，买官卖官”已经成了通用的潜规则；新官一上任，就让“要想富，动干部”成了致富秘笈；“不请不送，降低使用；光请不送，原地不动；会请会送，提拔重用”成了升官的潜规则。在这种氛围里，君子远远不敌小人。 当官其实也不容易 当官，其实是很“累”的。首先，酒桌应酬之累。不要看这些官爷们腆着个大肚子，整天喝得满面红光，似乎很惬意。其实不然。普通百姓上馆子撮一顿，喝几口小酒，确是件快事。如若整天泡在酒店里，大鱼大肉，不烦不腻才怪。更何况大都应酬属于工作往来，喝酒得讲究礼数，说话要注意分寸，根本就无法开怀畅饮。不少官员由于吃喝无度，营养过盛，时间一长，身体也整出了不少毛病，诸如什么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还有肝病胃病等等，接踵而来。个别人还因饮酒过度引发疾病把命都给“喝”丢了。 其次，官场中人是最没有“言论自由”的群体。官场有官场的规矩，官场有官场的不得已。“官身不自由”，古之官员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不但要学会说假话，更要善于说假话。要把说假话当成一个习惯，不，当成事业，说到自己也相信的程度。对自己有利的，就是正确的。实在把握不了，可简化为：上级领导提倡的就是正确的。记住，做官以后你的嘴不仅仅属于你自己的，说什么要根据需要。 要在官场混就要讲“官话”就要打官腔，提起官话，提起官腔，人们都明白那就意味着空话套话，假话。身为官员而不讲官话，那几乎连一天也混不下去。官场文化天然排斥独立思考。官场文化讲究数据，干部出数据，数据出干部，因为放卫星而“火线提拔”的事情在过去的年代比比皆是。但是一个人整天不能说真话，也憋得慌！ 再者，关系协调之累。为了获取上司的欢心，得挖空心思，绞尽脑汁。
⑸ 什么样的人适合当官
一、能力卓着
官场高手如云，特别是各地党政一把手面临巨大压力，维稳、安全生产、城建、计生、环保等，哪个环节都马虎不得，没点能力确实不行。有些人因为买官卖官、任人唯亲等腐败现象，把官场看得漆黑一片，认为当官的不学无术，只会拍马溜须，其实他们哪个不是人中龙凤？所以，官场主流还是能者居之。
二、善处关系
处关系也是能力，之所以单独列出来，是因为它太重要了。
几年前我有幸与某领导秘书同学，当时他已官居正处，但待人谦和客气，丝毫没有飞扬跋扈的样子。通过与这位秘书接触，我感觉为官必须谦和谨慎，这在我以后的经历中得到印证。我曾去过一个厅官家，他时任市人大领导兼区委书记，但室内陈设简朴，与一般家庭并无二致。我接触过一个市委书记，还跟他一块上过电视，其人穿着朴素、待人和气，如果混在人群中，你绝对想象不到他是个管700多万人口、GDP近1500亿的大市的市委书记。
三、敢送敢要
送礼要敢送。多年前，一个领导在小酌时说了一句话：“就是吃咸菜也要送礼”，让我印象深刻，现在此人官居正处已8年有余，估计马上可升任厅官。今年4月，与一个履新的朋友喝酒，问他为什么能升官，他说：“我把买房子的钱全砸进去了，还借了一点”，“不买房子也要送礼”，这种气魄、胆识，一般人是没有的。还有个朋友，到北京送礼被拒之门外，但赖着不走，后来礼品还被扔出窗外，此人并不气馁，直到“三顾茅庐”，别人才收礼办事。这种厚着脸皮、大着胆子，“贴”和“粘”的功夫，一般人是不具备的。有个好友，99年就是某省委处长，一次见到一个为中央常委做秘书的同县老乡，给人家送礼被退回，此君见状，再也不去送了，至今还是正处。现在他懊恼不已，说当初应该多找几次，办成了最起码是厅干，甚至是省部级，办不成也没什么损失。
四、特能忍耐
有些领导脾气很大，动不动就雷霆震怒，甚至“祖宗八代”的破口大骂，我亲眼见到几个领导被骂的满眼含泪，因此，为官要特能忍耐。有时，个别司机也狐假虎威，作为下属，这时尤其需要忍耐。某处级领导负责单位车辆管理，有次见副书记的车在机关大院里横冲直撞，出于好意刚制止两句，就被司机打了一记耳光。领导怒火中烧，但无可奈何，气的一星期没上班。后来，司机跟着副书记高升，领导还得端着酒低三下四的给司机送行。这就是官场！
五、有官运的
官运好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跟对人，二是运气好。先说跟对人。跟领导当然很重要，跟对人官运亨通、幸福一生，跟错人，仕途挫折、郁闷一生。但官场波诡云谲，许多时候，跟对人比中百万大奖还难。因此，跟对人不要得意，那是运气；跟错了也不要气馁，纯属正常。
六、高人帮助
一个军转干部讲过两个案例。90年代初，某团政委任职多年，眼看即将到最高任职年龄，不升官就得转业，他十分着急，找几个哥们商量对策，宣传处长说：“我帮你宣传一下”。回去后处长就着手运作，结果一发不可收拾，不久，此君因“成绩突出”被中组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人民好公仆”，官运由此亨通。如果不是2007年死于癌症，估计升任军区领导不成问题。
实际上，做官没有标准。什么样的官都有，有塌实肯干的，也有八面玲珑的，大概官场也分三六九等，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单位、不同岗位需要不同风格的官员，关键是看官员能否适应环境和岗位需要。
⑹ 汉代什么样的儒士可以做官
儒士，是学习、信奉、传承儒学文化的知识分子，而且只限于两汉，尤以东汉为主。就这三四百年间，有过多少这样的儒士，无可详考，文献可征的，一是儒士出身的位高禄厚的王侯公卿，二是专治一经或数经，以授徒传经为业，有的被授以博士（相当于教授吧）的衔头，有的也被任以实质性的官职的人。儒士，主要指这第二类人物。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古人对学术的尊重和治学的严谨，更重要的是体现出学人们对社会的贡献和对文化的促进。
秦帝国崇尚“法治”，它的政府形态近似纯粹的官僚制，依赖职业文官担负行政责任，其任官标准主要是“文法”，即对文书写作和法律法规的精通。它的初级选官途径主要是两种：一是“推择为吏”制度，即平民经乡里推举、官员选拔而担任基层吏员；一是“学吏”制度，即吏有学徒，可望被选拔为吏，逐级升迁上去。所以秦帝国是排斥儒生参政的，《商君书》、《韩非子》等书列“孝悌”、“诚信”于“六虱”， 列“儒者”于“五蠹”，其主要原因乃是文化领域与行政领域遵循着迥然不同的游戏规则。学术多是莫衷一是的自由讨论，而行政秩序和行政过程则是令行禁止、奉法行令；儒家重视潜移默化的道德感召力量和君子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而法家则更强调技术性、可靠性与可计算性。秦帝国虽设博士之官，但也只是备员而已，并没擢用。
但是，汉朝君主逐渐意识到，帝国的统治不能不借助于儒生及其政治思想，并逐渐为儒生敞开了仕进的大门。高帝晚年已有意征用贤能之士，认为他们是治国安民的依靠，十一年二月的诏书中说，“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并表示“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汉书·高帝纪》）。文帝二年的诏书中说，“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十五年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汉书·文帝纪》）。及至武帝，帝国官僚体系对儒生的吸纳就开始逐步制度化，并且形成了兼收并蓄的选官标准，充分体现了帝国政治“以霸王道杂之”的精神。
据《续汉书·百官志》刘昭注引之应劭《汉官仪》：“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及刺史、二千石察茂才尤异孝廉之吏，务尽实核，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县邑，务授试以职。有非其人，临计过署，不便习官事，书疏不端正，不如诏书，有司奏罪名，并正举者。’”所谓“四科”，本是武帝时丞相从九卿属吏中之同秩官员里选拔丞相府属员的选官标准，但后来这一标准又延伸到了察举，因此可以把它看作是汉帝国的总体选官标准。概括地说，四科标准就是德行、经术、法律、政事，它面向的候选群体既包括文吏也包括儒生。文吏所擅长的是法律，务于法治，主张以能取人；儒生所擅长的是经术，崇尚德政，主张以德取人。这种兼收并蓄的选官标准同秦帝国只向文法之吏开放的选官标准已有明显的不同。
虽然帝国官僚体系逐步向儒生开放，从高帝至武帝时期也有一批儒生进入朝廷任职，但这些儒生实际上并未真正涉入国家行政，只是担任了一些通古今、备顾问、传授经书和制礼作乐的文化任务，其主要原因是当时大部分儒生尚不真正具备行政能力。
战国以来，相当一部分儒生拘泥于诵经演礼，缺乏政治头脑。如高帝举兵围鲁时看到的情景，是“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及至汉兴，“诸儒始得修其经艺，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史记·儒林列传》）。又如叔孙通征鲁地诸生以起朝仪，有两生不肯行，其理由一是标榜自身的清白，二是以为“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叔孙通反讥之为“不知时变”的“鄙儒”（《史记·叔孙通列传》）。许多儒生迂阔不堪，难于变通。如武帝使诸儒草拟封禅礼，“封禅用希旷绝，莫知其仪礼”，“群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禅事，又牵拘于《诗》《书》古文而不能骋”，经年不决，武帝索性“尽罢诸儒不用”（《史记·封禅书》）。宣帝亦言“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汉书·元帝纪》）。这正像司马谈指出的：“儒者……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史记·太史公自序》） 自身缺乏行政能力明显地阻碍了儒生的实际参政议政活动，且武帝又志于改制建功，开边兴利，当时文吏集团仍然卓有成效地担负着政务。一批酷吏、利官、武将，如晁错、桑弘羊、张汤、杜周、卫青、霍去病等，既干练精明又忠实驯顺，在抑藩、理财、治狱、御侮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成绩，使汉帝国在武帝时期达到全盛。
然而，随着儒生因明经入仕的人数不断增长，他们自身的素质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一方面能够深刻理解现实政治的儒生不断增多，诸多儒生摆脱了拘执迂阔的作风，日益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适应。如陆贾，既善“说称《诗》《书》”，又“名为有口辩士”（《史记·陆贾列传》），常出使诸侯。又如叔孙通，归汉之后，先进“群盗壮士”而后其弟子，诸生终于称赞其为“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史记·叔孙通列传》）。昭帝时隽不疑以“蒯聩违命出奔，辄拒而不纳”之《春秋》义收缚伪卫太子，避免了一场政治混乱，昭帝、霍光为之叹服，以为“公卿大臣当用经术明于大谊”（《汉书·隽不疑传》）。
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儒生有吏化的倾向。王充在《论衡·程材》中叙述世风说：“将以官课材，材以官为验，是故世俗常高文吏，贱下儒生”；“守古循志，案礼修义，辄为将相所不任，文吏所毗戏”；“科用累能，故文吏在前，儒生在后，是从朝廷谓之也”。这一风气促使昔日欲以儒生资格入仕者纷纷转习文吏之事：“是以世俗学问者，不肯竟经明学，深知古今，忽欲成一家章句。义理略具，同趋学史书，读律讽令，治作情奏，习对向，滑习跪拜，家成室就，召署辄能。……是以古经废而不修，旧学暗而不明，儒者寂于空室，文吏哗于朝堂。”（《论衡·程材》） 王充所言应是当时的实际情况，据《后汉书·循吏列传·王涣传》：王涣“敦儒学，习《尚书》，读律令，略举大义”。又同书《酷吏列传·黄昌传》：黄昌“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陈球传》：陈球“少涉儒学，善律令”。律令文法成了儒生兼习的课业，像文翁这样“仁爱好教化”的循吏，在守蜀期间也曾“选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遣诣京师，学律令”，乃至大儒研究、阐释法律的风气日渐浓厚；“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马郑皆一代经学大儒，犹为律章句”。
儒生的参政奠定了儒法合流的微观基础。他们在行政过程中自然会将儒家的价值观念渗透到政治的各个环节，强调仁爱教化等对治国的重要性，从而使现实政治愈加温情脉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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