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如何传播他们的文化的

㈠ 希腊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方式

希腊文化对外的传播方式主要有对外贸易、战争等。
希腊文化是指以古希腊为主的地域文化族群。
希腊文化经过几千年的演变，从迈锡尼文化，到最辉煌的古典希腊文化时期，之后受到罗马帝国及拜占庭帝国的影响。其他文化或国家，如拉丁文化，法兰克王国，鄂图曼土耳其帝国，威尼斯共和国，热内亚共和国，大英帝国等等，皆对现代希腊有所影响。而多数历史学家相信希腊独立战争是复兴希腊文化的主因，使得多元的文化得以统一。
古时候，希腊是西方文明的起源。现代民主肇因于希腊民主、陪审团制度，及法律之下人人平等。希腊人能够在许多学科有所发展，如生物学、几何学、历史学、哲学、物理学等等，是因为他们的思考有系统。希腊人亦引介许多文学格式，如史诗、诗歌、历史、悲剧、喜剧等等。他们追求调理与调和，这种美的概念大大影响了西方的艺术。

鄂图曼土耳其占领期间，希腊建筑的重点在海外希腊人的东正教教堂。西欧建筑深深地影响了海外希腊人所建的教堂及其他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机构、学校等等。19世纪希腊独立之后，不论公共建筑或私人宅院都大大采用新古典主义的建筑。而教堂方面，则受到新拜占庭主义的影响。
1933年，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在现代建筑国际会议中提出《雅典宪章》，参加这次活动的建筑师还有其他希腊包浩斯派建筑师。1960—70年代，希腊旅游组织（Hellenic Tourism Organisation）提出全国的饭店建设计划，旨在改善希腊旅游建设，为希腊近代史上最大的建设计划。

㈡ 中国传统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主要包括哪几方面

找了点资料，仅供参考

中国传统文化走向国际的三种传播途径
随着国际化时代的到来，一个国家的实力已不仅仅体现在经济上，文化因素将在21世纪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化软实力的影响与传播是一个国家走向强国所必不可少的阶段。在走向世界、与国际社会接轨过程中，中华文化不可避免地要与西方文化进行对话交流。中国要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必须注重增强文化的竞争力与渗透力。我国具有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孔子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对炎黄子孙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海外也几乎就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因此，研究以孔子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途径传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中，传统文化必然发挥重要的凝聚和认同作用，尤其是孔子创立的儒家文化，在漫长的岁月中经过历代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的阐发与完善，逐渐积淀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深深地融汇于全球华人的精神血脉之中。孔子文化的国际传播对于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具有重要价值。

在西方，文学教育是整个教育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文学在文化传播中的地位极其重要，因而孔子文化的传播更需要在文学的载体上承载与创新，才能取得成果。在全球化语境下，所谓的欧洲文化中心被新的世界文化格局替代正成为现实，全球化也大大加速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从国家和民族利益的角度来看，利用文学进行文化素质教育的价值远远超过单纯的语言教育。20世纪以来，美国文学在英语世界异军突起并迅速进入世界文学主流，大批欧洲理论家和思想家经美国这个世界学术中心的中介迅速成为学术明星，其理论随之也被英美高校的文学学科接纳，成为各个相关文学研究领域内被频繁引用和讨论的经典，正是其突出体现。

孔子的学说传到西方，是从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把记录孔子言行的《论语》一书译成拉丁文带到欧洲开始的。现在，孔子学说已经走向了五大洲，《论语》的全译本在很多国家都有，外国人也看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也读孙子兵法，这些成了他们了解中国古典文化的有效渠道。我们要以《论语》等中国文化经典为素材，编写更多适合于不同国家文化背景的人的中国文学经典故事丛书等等，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向更大范围传播。

教育途径传播

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已是大势所趋，推进汉语教育在世界的普及，是中国传统文化得以发扬的有力保障。汉语在全世界范围内普及，在扩展汉语疆界的同时使其变得日益包容和混杂，从民族/国别语言发展为区域性语言甚至成为世界性语言。历史上，一批又一批华人大规模移民海外致使汉语始终处于一种动态，疆界既不确定又不断扩大。当前，汉语互联网的建立也起到了大力普及汉语的作用。现阶段国际互联网上大多数信息虽然仍主要靠英文传播，但随着汉语网站的日益增多和用汉语写作人数增多，汉语传播信息的百分比正在逐步上升。全球化打破了固有的民族国家疆界也拓展了语言疆界，未来新的世界文化格局将日渐形成：它不是一种单边英语文化而是多语种文化。在这种多元文化共存的新格局中，汉语文化和汉语写作将显示出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自2004年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是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国际化的重要举措。到2009年底，我国已经在88个国家建立了282所孔子学院和274所孔子课堂，还有50多个国家的260所机构提出了开办申请。孔子学院的兴起是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有效途径，作为国际汉语推广和中国文化传播的平台，孔子学院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国的文化和历史，将中国哲学、教育学、伦理学传输到世界各地，有力地促进了世界多元文明的交流。

活动途径传播

随着社会发展，文化因素越来越多地渗透到经济活动中，文化作为软实力对于发展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城镇，乃至社区、村庄，同样需要拥有强大的文化软实力，才能树立品牌，增强综合竞争力。要让国家综合竞争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必须在拥有丰厚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增强文化软实力，以此抢占发展的制高点，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迅速，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为了奋起赶超，就要充分认识自身的文化优势，发挥文化软实力的作用，把文化活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把孔子文化的内涵融入到文化节、读书日、电影节以及一些其他文化活动当中，不仅有利于将中华文化发扬光大，而且还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比如，各国孔子学院曾举办了近7000场次的文化活动，参加人数达200多万。国家汉办还专门派出了40多支师生小分队，同270多所孔子学院联合开展中华文化巡讲、巡演和展览活动，集中展示中国书画、太极拳、茶艺等；在春节、中秋节等中国传统节日里组织师生和市民游园、观灯猜谜、吃月饼。由厦门大学负责的德国特里尔大学孔子学院就举办过由特里尔大学师生和市民共同参加的“中国电影之夜”系列观影及讨论会，用文化艺术的感染力拉近了两国民众的距离。

近五六年来，以“古老的中国”、“多彩的中国”、“现代的中国”为主题，盛大的中国文化年在法国各地举办；投资数百万美元、演职人员近千人的“中国文化节”在华盛顿登场，直接享用这场文化盛宴的除了四五万现场观众外，还有通过各种方式参与其中的上百万美国人。“中印友好年”、“中国意大利年”、“感知中国?韩国行”文化宣传活动也相继启动，产生了良好的传播效果，这些活动运用创新的商业模式铸造出中华文化品牌，展示了中国文化方方面面，让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的活力，使国外社会各阶层都能了解感受并喜爱中国文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㈢ 亚历山大是怎样传播希腊文化的

亚历山大大帝也并非仅以其赫赫武功闻名于世，他也是一位极有头脑、极有作为的统治者，他一手缔造的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对于当时东、西方的文化及经济交流与联系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亚历山大自幼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伟大的哲人亚里士多德就是其授业老师之一，所以，在亚历山大大帝的身上留下了希腊文化的深深的烙印，他的征服同时也是希腊文化的一个对外传播过程。

有的历史学家认为，亚历山大大帝希腊化了东方，这无疑是一种夸大之辞，因为在此之前，巴比伦地区及埃及就有了不少的希腊人，但毫无疑问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加速了希腊文化的传播。

当时跟随亚历山大远征的还有一大批希腊文化的精英，他们向亚历山大献计献策。亚历山大深受希腊城邦制的影响，在其东征的过程中，他建立了大约70多座城池，这些城池多位于战略要地，亚历山大希望这些新建的城市能萌发出希腊文明的幼芽。

这些城池中最着名的当属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此城自建立时起，就成为一座繁荣、伟大的城市，在历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亚历山大的努力收到了很好的成效，小亚细亚及环地中海的中近东地区出现了希腊化，如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它完全是一个希腊人的世界，亚历山大港也藏有无数的希腊文书籍，成为古代的文化中心。可以说，希腊文明的传播、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是亚历山大大帝最重大的建树，其征服的意义就在于此。

㈣ 希腊文化的传播原因是什么

在征服希腊两年之后，马其顿国王菲利普被一名刺客用匕首暗杀。他21岁的儿子成为马其顿的君主，史称亚历山大大帝。这个年轻人是西方文明中最杰出的人物之一，将在历史上产生深刻影响。“他在十二年中征服了几乎整个亚洲，却不动欧洲分毫，他名副其实，其荣耀可以与古代英雄和半人半神的人神相提并论。”

通过推翻波斯帝国和传播希腊精神——希腊的文化、语言、思想以及希腊式的生活方式——直至印度，亚历山大推动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传统上称之为“希腊化时代”，以区别于希腊时代。亚历山大英雄业绩的一个结果是：个人主义的充满活力的希腊文化开始与古老庄严的近东文化密切接触。

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伟大的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本特松（Hermann Bengtson）最近这样评价他们：

菲利普和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为马其顿人和希腊人打开了通往世界之门。马其顿帝制加入到希腊精神的传播之中，这种精神渗透了整个古代世界。没有这两位君主的成就，无论是罗马帝制还是基督教的传播都是不可想象的。

㈤ 西方文化是怎样传入中国，并产生广泛影响的

主要是从1840年开始的两次鸦片战争，西方强行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西方文化随着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和大规模的经济活动全面传入中国,大大冲击了中国封闭保守的传统文化体系,涤荡了人们的心灵,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促使中国人逐渐抛开羁绊,开放而自强地走向世界.

㈥ 西方古典文化的传承

古罗马帝国后期，古典文化传统开始走向式微。随着基督教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教会为了在精神和文化领域获得唯我独尊的地位，便加紧了对古典文化的破坏和毁灭过程。由于古典文化被教会斥为异教之物，所以许多古典建筑和艺术品遭到破坏，大学和图书馆被关闭，古典作家的着作成为禁书。当时的一位大主教洋洋得意地宣称：“古代作家的书已经在地球上销声匿迹了，西塞罗、苏格拉底和荷马（更不必说那些被基督教徒恨之入骨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都被扔在顶楼和地窖里被忘却。”从此，古典文化也就逐渐被以神学和道统为主的基督教文化所取代，并随之而坠入黑暗的深渊。但是，在基督教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中世纪，作为古代人类智慧之结晶的古典文化不会也不可能完全丧失。那么，它在日后的历史中是如何传承的呢？ 8-10世纪，古典文化开始在东方的阿拉伯帝国和西方的加罗林王朝同时复苏。查理大帝在位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力图实现教育和文化的复兴。为此，他延聘欧洲各地着名学者加入这一行动，并多次颁布诏令，要求全国各教区和修道院设立学校。同时，与之相关联的书籍抄写和图书馆也随之兴起，一批拉丁古典书籍得以抢救和复制，如西塞罗、恺撒、维吉尔、塔西佗、李维、卢克莱修、贺拉西、奥维德等古典作家的着作。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大部分拉丁古典作家的典籍都是依据这一时期的复制本印制而来的。也正是在抄写、复制古典拉丁着作的过程中，修道士们与古典文化建立起了某种联系。有些教士甚至因迷恋于古典拉丁作家的着作而不能自拔。“加洛林文化复兴”虽然并没有出现令人赞叹的学术创新，但它对于古典拉丁文化的传承却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不过，随着维金人的南下，这一复兴运动也告中断。
如果说，加罗林王朝在拉丁基督教世界主要致力于拉丁古典文化的复苏，那么阿拉伯帝国则着重致力于古典希腊文化的学习年的和研究。在约750-850的100年里，自阿拉伯人掀起了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史称“百年翻译运动”。这是阿拉伯帝国全盛时代的大规模文化建设活动的组成部分之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阿拉伯人不仅翻译了大量古代波斯和印度的典籍，而且还翻译了大量古希腊人的着作。众所周知，在希腊化时代，希腊人曾将希腊文化的种子播撒于西亚、北非的广大地区。直到阿拉伯人征服这些地区之时，许多传播希腊文化的城市仍然存在，其中着名的有波斯的军迪沙浦尔、伊拉克的哈兰、叙利亚的埃德萨和安条克、埃及的亚历山大城等。在这场翻译运动中，精通希腊文化的聂斯托里派基督徒成为其中的中坚力量。尤其是，帝国的统治者成了这场翻译运动的倡导者和有力的支持者，如曼苏尔、拉希德、麦蒙。尤其是麦蒙，不仅他本人醉心于古希腊哲学，每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着作被翻译成阿拉伯文后，他总是先睹为快，而且为了将学术研究和翻译运动纳入正规，他还于830年在巴格达图书馆的基础上修建了着名的“智慧馆”。这是一个集图书馆、研究院和翻译中心于一体的综合学术机构。同时，麦蒙还派人到拜占庭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等地去搜求古希腊典籍。于是，从各地运来的古籍不断充实到智慧馆。这样，在麦蒙的主持下，数百名学者和翻译家进行了大规模的有组织、有计划的翻译活动，从而使“百年翻译运动”步入了鼎盛阶段。在这场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重要的古希腊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着作都被翻译成阿拉伯文。这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阿拉伯科学和哲学的发展，而且还对古希腊文化的传承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对古典文化的保存和传承方面，与大致同时代的“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成就相比，阿拉伯人的“百年翻译运动”所取得的成就更为辉煌，影响也更为深远。 自11世纪开始，历经劫难的拉丁西方人终于走出了“黑暗时代”，步入复兴和扩张之路。在扩张过程中，他们重新回到了充满生机与活力的地中海世界，并与阿拉伯、拜占庭帝国等展开了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活动。正是在西班牙、西西里和西亚等东西方文化交流的前哨，拉丁西方人重又接触到久违的古典希腊文化。于世从11纪末到13世纪末，一场历时长久、规模宏大的“翻译运动”在拉丁基督教世界如火如荼地展开。在这次翻译运动中，通过阿拉伯文、希伯来文和希腊文而翻译成拉丁文等西方文字的古希腊典籍达200多部。而参与翻译运动的翻译家则多多达90多位，其中，有的在其一生中翻译作品达80余部。可以说，在这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中，几乎所有古希腊的科学和哲学着作都被译为拉丁文等西方文字。这不仅导致了各门学科在拉丁基督教世界的迅速复兴，而且古希腊文化中的自由和理性精神也得以复活，从而导致普遍的理性在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确立。
与此同时，罗马法复兴的浪潮也从意大利蔓延到了法国、德意志、西班牙等欧洲大陆各国，罗马式建筑艺术也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走向兴盛。无怪乎现代西方许多学者将世纪称为“文化复兴”的世纪了。可以说，这是西方世界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 文艺复兴时代是西方历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在该时期，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复兴古典文化的旗帜下，展开了对中世纪基督教会和神学的批判。于是，一股强劲的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再次蔓延西方世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崇拜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以特殊的热情学习古希腊语，并积极投入到搜集、挖掘、整理和重新翻译古希腊原文典籍的运动中。他们在寺院和教堂图书馆里，耐心细致并满怀希望地从积满厚厚灰尘的故纸堆中寻找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结果，他们在这些被人遗忘的角落里取得了重大收获，发现了一些古典着作的珍本甚至孤本。这些珍本大都已腐朽、脱落。他们小心翼翼地修复这些“被野蛮的狱卒囚禁的文雅犯人”。不甘寂寞的美第奇家族和教皇也加入了这一行列。科西莫将巨资投入到古希腊典籍的搜集之中。教皇尼古拉五世还是教士时便因购买古典书籍而破产，做了教皇后依然故我。他自己曾毫不掩饰地说：“假我以资材，当成就两桩事业，即书籍与建筑，及后为教皇，两者都付诸实施。”直到去世时，他仍欠有债务。但是，他却将800册古希腊手稿留给了世人。许多人文主义者到希腊做学术旅行，当他们带着数以百计的古希腊典籍回到当意大利时，人们就像迎接凯旋而归的将军一样欢迎他们。而许多人文主义者则因购买古典稿本而负债累累。在1453年，当君士坦丁堡在土耳其人的围攻下陷落时，许多拜占庭学者带着抢救出来的古希腊手稿流亡到意大利。他们在各地教授希腊语，从而为古典文化在西方的复兴增添了一股活力。正是由于人文主义者的努力，古希腊典籍才得以传世。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古希腊着作，大部分就是在这一时期搜集、整理出来的。
同时，拉丁古典文化也对人文主义的文化艺术风格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该时期，“人本主义史学家则把一切思想和一切叙述翻译成装扮成西塞罗体的拉丁文，至少是黄金时代的拉丁文”。与这种文学上的西塞罗主义相伴行的则是艺术领域内维特鲁威建筑艺术的复活以及古物搜求和收藏之风的盛行。人文主义者千方百计地探寻古典艺术品，而古罗马城则成为了这一运动的中心。至文艺复兴时代末期，罗马已聚集了无数的古物，其中大多是古罗马人的作品，但也有少数古希腊后期的原作。正是这些作品成为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进行创作的源泉。
中世纪盛期的文艺复兴是一次有限的古典文化的复兴。基督教徒翻译与研究的只是古希腊哲学和科学着作，而且他们是在信仰至上的前提下，按照那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去解读古典文化的。而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则完全冲破了这一局限，将探寻的目光投向了古典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等各个领域。他们立足于人文主义的新视角，重新审视和解读古典文化的真义，并站在时代的高度，对之进行了新的阐释。正是在古典文化的启发下，他
们奏响了响亮的“人的颂歌”，而在这片颂歌声中，中世纪的幽灵退到了黑暗的角落里。
实际上，古典文化复兴的浪潮并没有随着文艺复兴时代的结束而终结。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兴起导致了古典文化的继续复兴。在该世纪，古物搜求之风不仅有增无减，而且还从罗马扩散到了意大利和欧洲的其他城市。于是，英、法、德等国家则代替罗马成为了这一运动的新的中心。这些国家的人们蜂拥到威尼斯、神秘的庞贝古城和希腊本土、小亚细亚去凭吊、猎奇、探宝。尤其是在德国，一些艺术家还在理性的旗帜下掀起了一场“复古”运动，他们反对罗可可艺术的那种过分注重豪华和享受而缺乏思想的艺术风格，主张回到古典主义去，从而导致了一个新的艺术流派新古典主义的出现。该流派曾盛行于德国与法国，并在绘画和建筑、雕刻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温克尔曼便是这场运动的积极倡导者。新古典主义的艺术家注重从古典艺术中获取养分，所以每当遇到难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便从古典文化和艺术中寻求答案。如法国的新古典主义艺术大师达维德曾谈到，他鼓励学生去创作伟大题材的诀窍是：“快去翻翻普鲁塔克的书。”同时，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在高举理性的大旗对传统的基督教神学进行批判时，古典文化再次成为他们赖以获取思想素材的宝库。所以，古典文化还成为理性主义运动的导师。 19世纪以后，伴随着考古学的出现和发展，古典文化的神秘面纱逐渐被揭开，从而导致古典文化更大规模的复现。在这一世纪，考古学的篝火在意大利、希腊本土、小亚细亚等地陆续点燃，着名的罗马城、庞贝古城、雅典卫城、奥林匹亚城、克里特和迈锡尼文明等遗址纷纷被发现和挖掘出来，一些古典文物和书籍也时有发现。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以至今天。这样，古典文化逐渐显露出它的全貌。同时，在西方各国，古典学也作为一门学科而逐渐得以确立。

㈦ 近代西方文明在中国传播的方式

宗教传教士，商贸上的交往也提供了传播的载体，我国文人学士翻译国外的各种着作在中国出版，国外的文人旅客来华。等等

㈧ 欧洲传教士是怎样把中华文明传入西方的

欧洲传教士们不仅将西方的文化传到中国，他们也将中华文明传回西方。

传教士们进入中国后，常常游历四方，到处传教，因而对中国有了比较切实的认识。他们根据自己的见闻和经历写下的札记、日记、书信等等，在欧洲人眼前展开了一个更加真实的中国，大大开阔了欧洲了解东方的视野。利玛窦留下的关于中国的札记，内容包括了当时明代中国的各方面情况，以及耶稣会自沙勿略以来在华传教的过程。1614年，比利时籍耶稣会士金尼阁将这部札记带回欧洲，并将它由意大利文译成拉丁文，于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书的名字为《耶稣会利玛窦神父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在这部着作中，利玛窦把中国人称为“最勤劳的人民”，并且说：“中国这个古老的帝国以普遍讲究温文有礼而知名于世。”直到利玛窦之前，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仍是只鳞片甲，没有超出马可?波罗笔下那带有神秘色彩的描述。他们甚至连丝绸之国、契丹和中国这几个名称的内在联系都弄不清楚。正是利玛窦弄清了契丹和中国是一个国家。在这部遗着中，利玛窦描述了中华帝国的情况，如风土人情、伦理道德、宗教信仰，特别是孔子的言行与儒家经典，等等。这部着作出版后，在欧洲被译为多种文字传播开来。着名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就是读了这部书，激起了前来中国的强烈愿望。

还在金尼阁编译出版利玛窦札记之前，1592年英国舰队在亚速尔群岛附近截获了一艘葡萄牙商船《圣母号》。在船上发现了一本1590年在澳门出版的用拉丁文写的关于东方和中国的书。这本书包括一些在中国的传教士留下的资料。英国地理学家哈克卢特将这本书的摘译收进了他所编辑出版的《航海全书》之中。摘译部分叙述了中国的幅员、疆土、首都，以及保卫边疆的长城；书中介绍了中国男人种稻、女人养蚕，还记载了每年春季皇帝推犁、皇后采桑的典礼；书中还叙述了中国的小麦、稻谷等农作物，棉布、瓷器等手工业品，以及皇室分封、科举制度，等等。

对于欧洲人来说，同中国进行文化交流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西方传教士们来到中国后，为了适应环境、便利活动，一般都努力学习汉语和文字。利玛窦在总结自己在中国活动时就指出，“会说这个国家的本土语言”和“专心致志日以继夜地攻读他们的文献”，是他在华活动的一大优势。为了便于西方人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利玛窦等人首先编制了汉字注音书。在此基础上，传教士金尼阁在中国学者王徵、吕维祺等人帮助下，于1626年编成了《西儒耳目资》。这是最早的一部拉丁化拼音的汉语字汇。它可以根据汉语的发音来查字，也可以根据汉字来查它的发音。后来，法国传教士白晋编成了《中法小词典》，还用拉丁文和法文撰写了中文研究法。在此基础上，马若瑟在1728年写成了《中文概说》，分析了汉字的构造与性质。法国传教士也注意学习汉语之外中国其他少数民族的文字，如编成了《满法词典》和《五译合璧集要》(梵、藏、满、蒙、汉五种文字的字典)，以及《法汉满蒙词典》，等等。18世纪中叶，德国传教士魏继晋又编成了历史上第一部《汉德字典》，收入了汉语词汇220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