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文化你学到了什么

‘壹’ 四川成都巴蜀文化川剧变脸培训机构能学到怎样的技术

传授：普通变脸，回脸，回多张脸，完美回脸，无破绽回脸，中震脸，叼扇变脸，回脸叼扇,木偶变脸以及吐火，吃火，不用手操作变脸，一秒半变三张等特色技巧。巴蜀文化川剧变脸培训机构一般在半个月内都可以学会川剧变脸达到独立上台表演的效果，还能获得教育局认可学校颁发的毕业证书，他们的年薪高达数十万，甚至百万！

‘贰’ 到四川巴蜀文化川剧变脸培训机构能学到怎样的绝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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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 举例分析巴蜀文化和远古神话传说中主要蕴含了那些哲学、史学内容

巴蜀文化：巴蜀文化又有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而外，主 巴蜀文化
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着《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肆’ 联系巴蜀历史，谈谈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统中各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并行生长、生存和发展，并互相交错影响和相互融汇的两支主体文化。长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体系，主要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三支主要文化构成。过去学术界对于长江文化，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而缺乏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江流域从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上游的三星堆文化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以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大大拓展了长江文化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巴蜀地区，由于宝墩古城文明的发现以及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战国开明王族独木棺船棺葬遗址等重大发现，以新的面貌大大刷新了有关巴蜀文献的历史纪录，遂使得原有老一代学者的一个个学术结论需要重新修改，对巴蜀文明在长江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定位需要作新的探索。

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早在人类起源时代，就有巫山人和资阳人的先后出现，这是传说的“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时代，可见其始源就具有悠久性和独特性。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晚期由文化积累到文明诞生的时代，巴蜀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明时代。距今4500年前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昭示着聚落的集聚终于诞生出初期的城市文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衍变起来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殷商西周时期古蜀文化，展示了玉器时代的独放异彩和青铜文明的不同凡响。成都商业街战国早期船棺葬和新都马家大墓的发现，证实了古蜀开明王氏的存在不再是子虚乌有。古蜀国传说五祖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这些不同时代的蜀族的生息和发展，就植根在考古发现的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是长江文明的结穴处和生长点，这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

秦汉时期，巴蜀以“水利殖国”为特征的农耕文明发展起来，到汉唐时期一直保持着“天府之国，秀冠华夏”的记录。直到宋代，天府农业文明尚达于鼎盛 ，正如文天祥所说：“蜀自秦以来，更千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
（《衡州上元记》）两汉和唐宋时期，是巴蜀生态和文化发展均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前列的时期，出现了巴蜀文化的两次鼎盛。当时的巴蜀人创造了世界漆器制造中心、世界天然气发现始源地、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世界纸币“交子”的产生地等几十项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对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值得骄傲的
奉献。

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着称。虽然从汉以来，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但其所产“精英”，即《华阳国志》 所说： “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网络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

两千年来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丰富的延展了长江文化的内涵，铭刻着长江文化突破传统、突破自我、探索创新的精神。在长江文化
体系中，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璀璨多采的历史地位。

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值得我们在实施西部开发，构建四川特色文化中加以重视。

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禹兴于西羌”，夏禹文化兴于西蜀而流播于中原及至东部吴越。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铜牌饰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表明夏禹文化的西兴东浙是个历史过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玉琮、牙璋与东方的良渚文化相似，表明东西部不同区域文化的特征交流和集结很早。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诡异特色，主要表现在具有地方性的礼器和神器上，而其尊、罍等酒器和食器则和中原殷墟是一致的，这说明它善于在创造自己地方性特色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创造体现精神和心灵世界的神器的基础上，吸纳中原文化并与之交流。良渚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均以精美玉器为其特征，表明长江文化很早就具有一致性，这是彼此开放交流的结果。从历史的进程看，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屏闭盆地， 使之易于形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同时，盆地又犹如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很早就与外域文化相交流。它是着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新都画像砖上的翼形兽、雅安高颐阙前有翼的石狮形象，明显是安息艺术的影响。欧洲的罗柯柯艺术，同巴蜀唐宋时期的瓷器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汉代的蜀郡漆器曾在蒙古的诺音乌拉和朝鲜的乐浪郡出土。唐代不少印度僧人流寓西蜀，带来佛教文化。“西川印子”和龙爪蜀刻曾流播于日本、高句丽。波斯人李家族世居成都，人谑称“李波斯”。这类文化交流例证可谓数不胜数。

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巴蜀文化自然有其封闭板结和落后保守的一面，这是自然经济带来的必然的特
征；但它确实又含有渊源于古典工商城市生活方式的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另一面。巴蜀虽为盆地，虽为“内陆大省”，但它有很早就发达的“货贿山积”的工商业城市和充满向外扩张活力的水文化，努力冲破盆地的束缚，尝试突破传统、变异自我、超越自我。正是这种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与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巴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和开放，又善于长期保持稳定和安定的多采画面，引起了思想领域和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掌握这一矛盾运动的特征，充分利用其开拓性、开放性因素的精华，对于推动今天四川城市化进程，无疑是有益的经验。

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整体性。

巴蜀文化从其诞生时期开始，即开始了向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结，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美国学者亨廷顿语） 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其特质和内涵从秦汉以后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区域特色的延续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蜀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努力实践其区域性文化个性的更新与崛起。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

在巴蜀文化体系下，巴文化和蜀文化本是两支各具个性特色的文化。古语说：“巴人出将，蜀人出相”。四川所出四大元帅， 三个是巴人。而四川的着名文人则多数出于西蜀。这表明巴人和蜀人的文化性格是不同的。蜀人自古即柔弱褊陒，狡黠多智，而巴人则历来强悍劲勇，朴直率真。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
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而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各自地方特色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我们仍然可以细致区分出：重庆人开拓进取性强，成都人思维细腻、追求完美。重庆人善于创业，成都人善于守业，二者又常常在生产、生活各方面能融洽地加以整合， 显出四川人共同的个性来。

这种整体性特征产生的社会根基在于巴文化和蜀文化虽是两支始原独立（一起源于岷江流域，一起源于汉水清江流域）的文化，但它们又是亲缘相近、演变的动力机制相近、具有共同性的生活结构体系的文化。所以，从西晋裴度的《图经》到唐代杜甫的蜀中纪行诗，直到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的 《四川游记》都一致认为巴蜀是“异俗差可怪”的“另一世界”，其文化心理结构，包括内隐的心态和价值系统具有巴蜀的个性。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当地将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这对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整合不同心态， 将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第三个特征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

在于开创性与完美性的结合，在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精神。

四川人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思想特征是先乱后治的精神。“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句古话，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而更早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北周书》上蜀人“贪乱乐祸”的说法。这一说法带有一定的贬意，好象是四川人好转，难治，刁顽。但如从文化学角度看， 它说明巴蜀人的先乱后治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思想。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经，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这是很有见地的。今天看来，先乱后治的精神，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

承传巴蜀文化的特征， 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

认识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对于今天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上述三大特征对于培育四川人的改革开放意识、改革大局意识和开创跨越意识有着极大的作用。

通过巴蜀文化开放性的研究，可以充分认识巴蜀文化的特征：“封闭中有开放的活力，开放中有封闭的观念”。今天讲西部开发，讲解放思想，就要把握这一文化特征，对阻滞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封闭性习惯势力要首先在观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抑制其糟粕一面。而对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精华， 则要善于发掘和积聚。只有这两方面研究和认识深入了，工作扎实了，解放思想，勇于开放的行为模式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文化的整体性也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对于巴蜀文化特别突出。举例来说，巴界的方位观念就与北方和中原不 同。远在古代，中原人是东、南、西、北的观念顺
序，而蜀人所着《山海经》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其方位顺序观念则是南、西、北、东，这充分表明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直到现在 ，成都人与北方人的方位观念也有明显差别。北方人习惯用语是向南向东来指示方向，这是以宇宙为坐标体系，人是服从于这个坐标体系的，所以用东南西北的坐标来指示方向。成都人的口头语是“倒左手、倒右手、端端走、抵拢倒拐”等话来表示方向，这是以 人的身体为中心，人是座标体系的主人，所以用人的身体的前进方向来指示道路。这种人本思想十分可贵。特别是在城市功能和结构以及城市布局日益趋同化、单一化的今天，城市生态与城市文态被建设性的破坏所消极影响的今天，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搞好环境配置，重视历史资源的保护，对于提升城市特色和城市形象是大有益处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县级经济改革、扩权试点、股份制试点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这同历史上的情况类似，往往单个超前多，整体超前少，且不易持
久，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是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的。

开创性、超前性和追求完美性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建设四川特色文化的方向，这就是我们通过巴蜀文化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的研究得出来的一些认识。

‘伍’ 巴蜀文化川剧变脸培训学校的办学理念是什么为什么他们办学受到了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的采访。

首先回答你他们为什么受到CCTV中国中央电视的采访；是因为巴蜀文化变脸学校是由巴蜀变脸王、中国川剧变脸大师黄磊先生创办，变脸大师黄磊先生你可以了解一下在业界影响力很大，最主要他们是在传播正能量弘扬民族艺术，他们数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奋战在基层演出传播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艺术所以受到了党和国家的关怀受邀参加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的专访，其目的还是主要弘扬我国川剧变脸艺术。他们的办学理念是：坚持“学校以人为本，办学以教师为本，教学以学生为本，培养人才以能力为本”

‘陆’ 蜀学的兴起渊源

从历史渊源来看，古代巴蜀文化对北宋蜀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华阳国志》依据《汉书》之史料，但比较二者，颇有差异。关于文翁为蜀郡守的时间，常璩以为是汉文帝末年，应以《汉书》为景帝末较为恰当。关于遣张叔等十余人诣京师受业，汉武帝建元五年(前136)设置《五经》博士，《五经》指《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至东汉始有《七经》之称，故常璩所记受《七经》乃误。关于“蜀学比于齐鲁”，据《汉书》所记应理解为蜀地弟子在京师求学者之众，可与齐鲁相侔，常璩则表述为张叔等学成后，回蜀中教授子弟，弟子众多，以致蜀中学术之盛可比于齐鲁了。常璩的记述虽有失误之处，但西汉时蜀地之文教事业可比齐鲁应是事实，而最重要的是他提出了“蜀学”的概念。这里蜀学是指蜀地文教事业的兴盛和儒学的传播，表明蜀地接受并发展了中原的传统文化。
从公元前二世纪中叶蜀学的兴起迄于二十世纪之初，其概念的内涵逐渐丰富和发展，最终成为现代学科之一，此间经历漫长发展过程。四川学术真正开始呈现地域的特色是在两宋时期。唐末五代时，中原长期战乱，衣冠士族纷纷入蜀避难，前后蜀国获得和平发展的机遇，故至北宋时文教事业极盛。皇v二年(1050)田况守蜀时在成都建立经史阁以弘扬学术，吕陶《经史阁记》：“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高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成都文类》卷三○)吕陶认为西汉成都文翁石室未经兵火战乱的破坏；东汉末高补修石室作为孔庙，规模宏伟；五代后蜀将《周易》、《诗经》、《尚书》、《春秋》、《周礼》、《礼记》刻于文庙石壁，田况守蜀时又补刻《仪礼》、《春秋公羊传》和《春秋Y梁传》，这样使儒家经典《九经》完备。因此一千二百余年来，虽然社会历经变革，但蜀中三个神圣遗迹保存完好，它们是蜀学繁盛的标志。吕陶是将蜀学理解为蜀中儒学的。北宋元v时期(1086―1093)朝廷中形成三个政治集团，即以苏轼、吕陶、上官均为主的蜀党，以程颐、朱光庭、贾易为主的洛党，以刘挚、梁焘、王岩叟为主的朔党。他们相互进行政治斗争，而蜀党和洛党之间的斗争最为激烈，史称洛蜀党争。南宋之初统治集团在总结北宋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清算了王安石变法的政治路线，革除蔡京余党，恢复元v政治，曾被列入元v党籍的洛党和蜀党诸公均得以平反昭雪。这时洛党和蜀党已不具政治集团性质，而程颐和苏轼的思想对学术界的影响极大，故“程学”与“苏学”同时盛行。绍兴六年(1136)朝廷开始禁黜程学，被视为“伪学”，而使苏学居于尊崇的地位[1]。南宋中期学术界称“苏学”为“蜀学”。蜀中学者李石《苏文忠集御叙跋》：“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v学人谓蜀学云。”(《方舟集》卷十三)苏轼父子治儒家经学，又杂于纵横之学，在北宋古文运动中起到重大作用，而以文学成就称着。他们不同于传统的儒者，既是王安石新学的反对者，又是濂洛理学的否定者，在宋代学术中保持着独立自由的品格与蜀地的学术特色。清代学者全祖望谈到宋代新学与蜀学说：“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已而聚讼大起。《三经新义》累数十年而始废，而蜀学亦遂为敌国。上下学案(《新学略》与《蜀学略》)不可不穷其本末也。且荆公欲明圣学而杂于禅，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甚矣，西竺之能张其军也。”(《宋元学案》卷九八)因此从南宋以来，蜀学已是具有地域特色的学术思想了。
蜀学在历史上有三次高潮： 西汉景帝末年，文翁兴学，儒家道家在蜀地得到广泛传播，改变了本地“蛮夷”之风，从此蜀地人才济济，文章大雅，不亚中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汉赋四家”中的三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
早在西汉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界就有“齐鲁学”与“蜀学”的说法，其实，所谓的齐鲁之学，就是儒学礼仁等学说传统，而蜀学传统是什么？西汉之后应该是很明白的，就是道家严君平和扬雄的学说传统，也就是关注自然和人性本质本性研究的学统。历史上的一些典籍，常常把西汉前的蜀地描绘成为荒蛮之地，那是当时一些中原学士的自我中心表现，不足为信，现在从考古上就可以发现，四川在夏商周秦五代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自周秦并入中原文化系统以后，蜀地一直就沿袭着自己的学术传统，从而形成了中国思想文化中的“蜀学”学统格局。应该说，严君平和扬雄是西汉时期所涌现出来的两个带有明显蜀学传统的人才，他们的学问后来一直对中国的各种文化现象产生了难以想象的影响。蜀学文化的特点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固定的特点”，蜀学者大多具有实用文化倾向，并不拘束于某一学派的学理，而是注重从实际和实用的角度去治学，当然，蜀学这样的学统，与蜀地人重视人的生产生活的质量建设及其治水水利建设传统，有很大的关系。蜀学者大多是易玄家，情感上倾向于道家文化，但是，他们也并不排斥儒学等其他文化，具有融会百家和自我发展创新的明显学统表现。由于蜀地是汉文明文化的主要发源地，蜀汉本为一义，所以，说中国汉文明文化的中心文化学统是蜀学，并不过分。
汉唐时代，齐鲁之学就在事实上衰亡了，蜀学也因为元明清三代的朱熹官方理学的兴起，而遭受了很大冲击，但是，蜀学学统并没有因此而灭亡，其还是通过各种文化形式而苟延残喘的存留了下来，只要大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稍加梳理，就可以发现，自元以降，不少的人和他们的学问还是自觉和不自觉的继承了这样的蜀学学统的。
老子的道德经问世以后，注释家汗牛充栋，但是，却只有严君平一家的《老子指归》是再发挥之作。《老子指归》不是那种注重词语考证和词语新解的注释书，而是严君平在自己掌握了老子的思想精髓以后的一种自我发挥，可以说，《老子指归》本身就已经算得上是“经典”了。
严君平本是临邛人，生于富饶的川西南平原，他的家乡是中国最早的水稻文明地区，该地有丰富的天文和水利学传统，严君平年轻时代外出学道，学成以后，在成都卜筮为生，后到都江堰地区一带教授易老之学，追随者不少，他的学说在整个川西地区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都江堰和青城山地区有很大影响，扬雄就是这个时期随严君平学道的。东汉末期，道教也就产生在这个地区中，所以，应该说中国道教的产生，与严君平的思想和作为有很大的关系。
《老子指归》，又称之为《道德真经指归》和《道德指归论》，这部书，是例举一段老子的言论，便由严君平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发挥讲述，从结构上看，这应该是他的学生根据他的讲课言论所整理出来的着述。严君平在《老子指归》中着重讲述了人的认识的主体问题，详细的说明了世界与人的生命主体是相互作用的一组关系，他的这样的思想，可以说比那法国的笛卡尔在《方法论》中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要早了1600年，这也是为什么受严君平影响很大的蜀地相对崇尚人的自由和开放的原因之一，也是道家和道教的主要思想之一。
《老子指归》在历史上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南北朝和隋唐时期有很大影响，其对中国禅学的产生也有相当大的作用。但是，由于宋代曾经出现过孟子和扬子谁高谁低之争，也就是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在除了推崇孔子老子之外，在扬雄和孟子二人的评价上出现了争论，当时，朱熹是属于反对扬子而推崇孟子的一派，他认为扬雄仕王莽是卖汉。而且，扬雄在学术上不儒不道，属于黄老道家，所以，朱熹编着四书，把孟子编辑进去。后来，随着朱熹理学的兴起和四书在科举中的应用，孟子学说崛起，而扬雄学说则被挤出了正统。这样，严君平的学说也受到连累，在元明清三朝少见了，特别是《四库全书》在收集《道德真经指归》的时候，编辑者认为这书可能是后代人伪造，这样，就使得《老子指归》更为人鲜知了。但是，1973年马王堆老子帛书的问世，可以说是为严君平洗去了这一冤屈，因为，《老子指归》中引用的老子言论，都与帛书老子相符合，所以，该书的确应该是严君平作品。
严君平的学说在汉唐宋时期，对许多道家人士和易玄大家的思想都有影响，经过元明清三代的沉寂，现在，许多中国习道之人，又重新开始发掘《老子指归》中的新论。严君平学说的最大特点，就是自由伸展，读他的书，就能够感觉到他的思想是非常开放自由的，思路特别的活跃，读他的着作，我们常常有种在看现代科学哲学理论书籍的感受，既深邃，又无拘无束。 以来，蜀学继宋代之后又呈后兴之势，尤以今文经学之盛并与维新思潮相结合为特点。公元1898年戊戌变法之际，刘光第和杨锐联合在京师的四川爱国官绅傅增湘、谢绪纲、王晋涵、李植等在四川会馆观善堂旧址成立“蜀学会”，同时创办“蜀学堂”，主张“讲新学，开风气，为近今自强之策”。入会者七十三人，他们讲求新学，学习西方先进经验，议论时务。此年宋育仁到成都任尊经书院山长，同成都学者杨道南、吴之英、廖季平等创办《蜀学报》附刊《蜀学丛书》，介绍国内外政治经济形势，批评时局，宣传维新思想，提出社会改革方案。五月，宋育仁等在成都创设“蜀学会”，在四川各地设置分会。学会的活动以集讲为主，内容为伦理、政事和自然科学知识。这些蜀中学者大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思想活跃，长于思辨，富于理论创新。由于蜀学会促进蜀学的复兴，以致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蜀学仍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兴趣与关注。姜亮夫回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他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写信，要求补考，征得同意后：
任公先生亲自接见，问我：“松坡先生是你什么人?”我说：“是我父亲的上司，我父亲曾在松坡先生底下做事。”他又说：“廖季平先生是不是你老师?”我说：“是的。”他问还有哪些老师，我就约略地说一下，他都晓得。他说：“这些先生都很好，你为什么不在成都高师读下去?”我回答说：“成都高师我已经毕业了。”他说：“好，我就让你补考吧！”接着就给我出了题目：《试述蜀学》，当即我就写了二三千字的文章交上去了。任公先生一边看一边微微地笑着，有时点点头。
此后成都学者刘咸栽凇妒裱论》里追溯了蜀学的历史[5]，继而蒙文通在《议蜀学》里倡导说：夫伊洛当丧学绝之后，犹能明洙泗之道，绍孟学之流，以诏天下。蜀人尚持其文章杂漫之学以与朔洛并驱。自顾以迄于今，其道已弊。吴越巨儒，复已悔其大失，则蜀中之士独不思阐其乡老之术以济道术之穷乎！是则承学之士所宜熟思而慎择者也。
中国学术的发展自西学东渐之后发生了新的变化，回顾宋代的苏学，其缺失已经显露，因而如何弘扬蜀学传统是宜慎重考虑的。这是蒙文通对于蜀学事业的关切与希望。

‘柒’ 两宋时期为何四川史学名家辈出，名着迭出，巴蜀文化为何如此辉煌

公元960年-公元1279年，是中国宋朝（北宋、南宋）319年的统治时期；宋太祖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建立北宋后，约二十年的时间先后灭了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和北汉，结束了五代十国各地方势力割据的时代，完成了对全国的局部统一。太祖加强了中央集权的措施，维护了国家稳定；文化的繁荣有多方面的原因，最先取决于赖以生存的稳定的社会环境。

“宋贤史学，古今罕匹”，“史学莫隆于蜀”

巴蜀文化，是四川、重庆的地域文化；文学得到空前的发展的同时，史学领域也得到了推动，设置了多个史学机构，足见社会对史学的重视程度，涌现出一批史学名家。

着名的四川史学家有：

1. 扬雄(成都人，代表作《蜀王本纪》，第一次系统性的整理古蜀历史)
2. 李尤(广汉人，东汉断代史书《东观汉纪》的主要编写者之一，此书在《后汉书》诞生之前和《史记》、《汉书》并称“三史”)
3. 常璩(崇州人，代表作《华阳国志》被誉为方志鼻祖)
4. 陈寿(南充人，代表作《三国志》和《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5. 张唐英(新津人，代表作:《蜀梼杌》，现存记载五代两蜀时期历史的唯一史籍)
6. 范镇(成都人，二十四史之一《新唐书》副主编)
7. 范祖禹(成都人，代表作:《资治通鉴》副主编（唐代部分主编）、《唐鉴》)
8. 李焘(丹棱人，代表作:《续资治通鉴长编》)
9. 李心传(井研人，代表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建炎以来朝野杂记》)
10. 王称(眉山人，代表作:《东都事略》)

《四库全书·总目》：“宋人私史卓然可传者,唯(王)称与李焘、李心传之书而三。”

宋朝民间的富庶与社会经济的繁荣远超过盛唐，才使得巴蜀文化如此辉煌，四川史学名家辈出，名着迭出，载入史册，千古流芳。

‘捌’ 巴蜀文化川剧变脸培训机构能学到什么啊，了解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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