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文化是如何登上历史舞台的

‘壹’ 为什么江南文化在历朝历代的官方意识形态里地位这么高

江南，在人文地理概念中特指长江中下游以南。
在不同历史时期，江南的文学意象不尽相同。江南最早出现在先秦两汉时期。在东周时期是以吴国、越国等诸侯国为背景所指的长江中下游，即今上海、江苏南部、安徽南部、浙江西北部、江西东北部等长江中下游以南的部分地区
江南曾经被中原称为吴越，后来随着中原汉人大量南迁，江南成为一个美丽富庶的地区。
江南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经济和美丽富庶的水乡景象。

东晋南朝时期，江南得到进一步开发，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北方劳动人民不断南迁，既提供了大批的劳动力，也带去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南北劳动人民相互学习、辛勤劳动，是江南经济发展和繁荣的重要原因。经济发展首先表现在农业上，垦田面积日益增多，耕作技术有很大改进，牛耕已经普遍推行，粪肥也在推广，单位面积产量增加，麦、菽等北方作物开始在江南种植。三吴地区的农业尤其发达，水利工程的兴修很受重视，如东晋在曲阿(今江苏丹阳)修新丰塘，溉田8百余顷；在吴兴乌程(今浙江吴兴)筑荻塘，溉田千顷；在会稽句章(今浙江慈溪西南)修复汉代旧堰，溉田2千余顷。南朝在乌程修吴兴塘，溉田2千余顷；修赤山塘(今江苏句容县西南)，上接九源，下通秦淮。人们在河道建立堰闸以控制水位，旱则开启，引江水灌溉；涝则关闭，避免泛滥成灾。又筑堰围湖，开垦出土壤肥沃、产量很高的“湖田”。因此，三吴成了江南粮食的主要产区，“一岁或稔(丰收)，则数郡忘饥”(《宋书·孔季恭等传》史臣语)。其次表现在手工业，冶铁作坊如梅根冶(今安徽贵池县)与冶唐(今湖北武昌)，除兵器外，多为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技术也有显着进步，创杂炼生鍒法，即把生、熟铁混杂冶炼，反复锤打，成为质量较纯的钢铁，养蚕缫丝技术大见提高，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蚕茧一年收获四五次，而永嘉郡(治今浙江温州)一年收获八次。国家专门设立锦署，使丝织业逐步发展起来。由于江南河流纵横，为适应经济、军事的需要，造船业特别兴旺，既能制造载重2万斛(约2千吨)的大船，又能制造速度很快的舰只。其它如烧瓷、造纸、漆器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水平。经济的发展促进商业和城市的繁荣。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是最大的城市，南朝萧梁时拥有140余万人口，成为各地农产业、手工业品的集散地，城内外的贸易市场10多个，来往船只成千上万。建康之外，又有成都、江陵、京口、襄阳、寿阳、番禺等地，也都是有名的商业城市。

“江南”的含义在古代文献中是变化多样的。它常是一个与“中原”“边疆”等区域概念相并立的词，且含糊不清。从历史上看，江南既是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社会政治和人文区域。根据历史传统和文化形成的大江南地区是苏南、皖南、上海、浙江、江西东北部、江西北部。江南核心区是所谓“水乡江南”，是江南文明的一个生态型，因其位于平原泽国之上，故和山地江南滨海江南相区别，因其最具代表性，所以也被认为是狭义江南。
江南文化下的一些次文化区域，如吴文化、越文化、徽文化、金陵文化、楚文化、江淮文化。
上海师范大学刘士林教授认为，自成一体的、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功能的某种区域文化，通常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区域地理的相对完整性；二是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江南文化正是这样一种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从审美文化的角度看，江南文化的本质是一种诗性文化。也正是在诗性与审美的环节上，江南文化才显示出它对儒家人文观念的一种重要超越。由于诗性与审美内涵直接代表着个体生命在更高层次上自我实现的需要，所以说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文化中才实现了它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并在现实中获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
区域文化精神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长期交互作用下逐步整合显现出来的，它包含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认识的总和。一方面，它不断变易、逐渐丰富，随着人类各种活动的渐次展开而不断有新的内容补充并沉积；另一方面，它又相对稳定，始终保持着一些使之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品质。而在此过程中，自然环境如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等，常常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限定，规定了这一区域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度里，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缤纷多彩、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仅就汉民族文化圈而言，大体可以以长江为界分为江南和江北两大文化区域。“杏花春雨江南，骏马秋风冀北”的清辞丽句形象地概括了两地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南方草木葱茏、清奇瑰丽，北方则土厚水深、雄浑阔大，在这样有着显着差异的自然环境中孕育成长的人文风气亦因此而各具特色。
而在大的江南文化区域中，东南地区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亚文化区域。特别是唐宋以来，东南地区逐渐成为天下财赋之所区、士大夫渊薮，“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从‘开封——长安’东西向轴线彻底移向江南地区，最终落在‘杭州——苏州’南北向轴线上。” 也正如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
江南地域博大，文化上也有些区别，其中人文江南多指的便是苏南的南京、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皖南的芜湖、池州、铜陵、宣城、黄山、马鞍山，浙北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以及上海。有时地处江北的安徽安庆和江苏扬州和江西上饶、景德镇、九江也被归纳到江南文化的范畴。从唐宋起所赋予江南的文化，让江南从一个地理名词真正变为一个包含着美丽、文气与富庶，被世人不断向往和憧憬的词。在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中，江南地区也逐渐取代中原地区，到了北宋中期，江南经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重要的核心地位，而如今的长江三角洲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至迟在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就已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区域整体，官方文书和私人着述中往往也将五府乃至七府并称，因此，最早的江东经济区（严格地说是长江三角洲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而且这个经济区当时是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

‘贰’ 什么是江南文化比如说是什么

杏花春雨的江南，曾是无数中国文人的精神故乡。“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江南文化，则以其超越功利的审美气质与诗性精神，蕴藉和催生了历代文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和巨大的创造潜能。在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我们再次领略江南的人文气息，品读这一方山水间千年不绝的韵味，不啻是一次精神世界的回乡之旅。

荷尔德林曾经说过：“人，诗意地栖息于大地之上。”江南在中国历史上，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地域概念，而更应理解为一种文化概念。这片诗意的土地，以其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接纳了无数疲惫的灵魂。

江南文化的发展，得益于它政治、经济地位的提升。公元四世纪，晋室南渡，在南京建立政权。此后，宋、齐、梁、陈依次更迭，统治江南达272年之久。这一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北分治，大大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开发。五代时期，吴、吴越、南唐相继在江南割据，江南地区日益繁荣。特别是公元十二世纪，靖康之变后，宋室南渡，定都临安，全国的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据史书记载：“今之沃壤，莫如吴、越、闽、蜀”，“国家根本，仰给东南”。江南已完全拥有与北方抗衡的实力。

然而，历代定都江南的朝廷，似乎无一例外地，缺乏统一中国的魄力和雄心。金戈铁马的英雄气概，在秦淮烟水姑苏画廊西湖山色间，消磨殆尽。即便是汹涌如斯的钱江潮，也只能激起文人墨客的几声赞叹，却激不起统治者的半分豪情。于是，“偏安江左”，就成为中国史册中一个无可奈何却又顺理成章的词汇。

军事上的孱弱苍白，反倒成就了江南地区的安宁，使其不至像中原那样赤地千里、战火纷飞。与此同时，江南文化从不同方面展现出盎然的生机：诗词歌赋、音乐美术、宗教哲学……可以毫不费力地举出一大串中国文化史上熠熠闪光的名字：萧衍、沈约、萧统、王羲之、谢灵运、谢朓、庾信、江淹、李煜、范仲淹、王安石、陆游、唐寅、文征明、顾炎武、钱谦益、龚贤、李渔、袁枚以及唐宋以来大批的诗人词人，其中包括文治武功的君王，名位隆显的重臣，落魄江湖的世族，孤独寂寞的太子，长歌当哭的后主，历经世变的遗民，告老还乡的罢相，钻营仕途的考生，寄情青楼的名士，息影林泉的隐士，怀古伤今的吟者等等。每个人都以其特有的灵性，在江南尽情挥洒不羁的才华，同时也在浩如烟海的文字中，留下江南的丽影，留下自身的生命烙印。

江南无疑是美的。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是南梁丘迟在《与陈伯之书》中，看似闲情的一笔。据说叛降北魏的陈伯之，面对字里行间的故国风光，骤然思乡，很快率众归梁。“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白居易的词句至今脍炙人口，而《忆江南》这一词牌也千古流传。“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这是刘禹锡在金陵徘徊。“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是杜牧在扬州游览。“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这是苏轼在西湖泛舟。“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这又是韦庄的赞叹了。杏花春雨的江南是这般绮丽，激发了文人无限的想象空间；而文人的生花妙笔，又使江南的自然风光更添姿色。无怪乎金主完颜亮读到柳永的“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后，便欲兴师南下，“立马吴山”了。

不独完颜亮，富饶美丽的江南，曾吸引无数塞北首领垂涎的目光。胡人的铁骑，多少次越过长江，企图用刀与剑、血与火，征服这方土地。然而，游牧民族的戾气，反被汉文化的博大精深包容。可以说，每一次游牧民族的南向牧马，汉文明的衣冠南渡，都是对江南的一次开发、拓展和提升，也是对江南这个概念的锤炼。正是在这一次次的锤炼中，江南长大了，成熟了，它的形象越来越鲜明了。

然而，不可否认，这种形象，并不完全是江南真实的样子，而是人们希望江南应该有的形象。“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这是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不倦地编织的一个梦。江南二字，经过了历代文人墨客的苦心经营、情感浸润，更多地成了一种人文概念。

其实江南的概念体现了一种终极追求：乌托邦情结。这种情结，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当中原的厚重底蕴无法满足人们的渴望时，江南，就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栖居地，世外桃源。

如今，当物质与功利成为一些人追逐的目标时，我们再次想到了江南。在这方神奇的土地上潜伏隐跃的不是别的，正是历史，正是诗意的灵魂。唯有重新拾起这深藏于吴风楚韵中的文化碎片，才不至于在工业文明的喧嚣中失语；也只有踏上回归江南之旅，才能让我们体会到神州大地对华夏子孙的脉脉深情。

‘叁’ 在远古时代,江南地区的代表文化是什么

在远古时代,江南地区的代表文化是【吴越文化】。
江南，字面上的含义为江的南面，但作为一个典型的历史地理概念，江南本意指长江以南的地区，在古代，江南往往代表着繁荣发达的文化教育和美丽富庶的水乡，区域大致划分为长江中下游南岸的地区，江南代表了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与希望。

地域文化上，江南文化和吴越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吴语有时也被称为江南话，吴语和雅言融合而成的官话有时也被称为江南官话。

【吴越文化】又称江浙文化，是汉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江浙的地域文化。吴越文化区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其范围包括今上海、江苏南部、浙江、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以钱塘江为界，吴越文化可细分为“吴文化”和“越文化”，两者同源同出。

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一路走来，历经数千年的风雨同舟，吴越文化风采依旧。“吴文化”和“越文化”“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文化类型。

吴文化、越文化都起源于长三角地区，随着历史的演变，吴越文化所蕴涵的内容和精粹，不断丰富和促进长三角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研究吴越文化，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与关注，对长三角地区乃至其他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肆’ 江南的区域文化

江南文化下的一些次文化区域，如吴文化，越文化和楚文化。
上海师范大学刘士林教授认为，自成一体的、具有独特的结构与功能的某种区域文化，通常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区域地理的相对完整性；二是文化传统的相对独立性。江南文化正是这样一种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从审美文化的角度看，江南文化的本质是一种诗性文化。也正是在诗性与审美的环节上，江南文化才显示出它对儒家人文观念的一种重要超越。由于诗性与审美内涵直接代表着个体生命在更高层次上自我实现的需要，所以说人文精神发生最早、积淀最深厚的中国文化，是在江南文化中才实现了它在逻辑上的最高环节，并在现实中获得了较为全面的发展。
区域文化精神是在人类社会生活和自然环境的长期交互作用下逐步整合显现出来的，它包含对人自身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认识的总和。一方面，它不断变易、逐渐丰富，随着人类各种活动的渐次展开而不断有新的内容补充并沉积；另一方面，它又相对稳定，始终保持着一些使之区别于其他区域的独特品质。而在此过程中，自然环境如气候条件、地形地貌等等，常常是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限定，规定了这一区域文化精神的历史走向。
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度里，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了缤纷多彩、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仅就汉民族文化圈而言，大体可以以长江为界分为江南和江北两大文化区域。“杏花春雨江南，骏马秋风冀北”的清辞丽句形象地概括了两地基本的自然地理特征——南方草木葱茏、清奇瑰丽，北方则土厚水深、雄浑阔大，在这样有着显着差异的自然环境中孕育成长的人文风气亦因此而各具特色。
而在大的江南文化区域中，东南地区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亚文化区域。特别是唐宋以来，东南地区逐渐成为天下财赋之所区、士大夫渊薮，“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也从‘开封——长安’东西向轴线彻底移向江南地区，最终落在‘杭州——苏州’南北向轴线上。” 也正如宋史专家刘子健先生所认为的那样：“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模式，是以南宋为领导的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心。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皆聚在一起，这是史所稀见的。”
山水情人（叶千华）说：“江南文化是一种意境文化，一种诗情文化，一种画意文化，一种韵味文化，一种秀美文化。它蕴含在山水花木月夜晨昏之中，在雨露岚雾中缠绵，有着禅意般的美丽。它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地方文化的杰出代表”。
江南地域博大，文化上也有些区别，其中人文江南多指的便是苏南的苏州、南京、无锡、常州、镇江，皖南的芜湖、池州、铜陵、宣城、黄山、马鞍山，浙北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和宁波以及直辖市上海。有时地处江北的安徽安庆和江苏扬州也被归纳到江南文化的范畴。从唐宋起所赋予江南的文化，让江南从一个地理名词真正变为一个包含着美丽、文气与富庶，被世人不断向往和憧憬的词。在经济重心不断南移中，江南地区也逐渐取代中原地区，到了北宋中期，江南经济已经成为全国经济最重要的核心地位，而如今的长江三角洲也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江南不仅素以鱼米之乡、风景秀丽着称，重文也是江南的传统之一，这也铸就了部分江南人的文化性格，江南文化算是一种情义绵长的代表，被广为传颂的才子佳人等佳话则是对文化底蕴的另一赞美。白墙青瓦小桥流水式的经典江南建筑风格也别有一派恬静内秀的韵味。咸鲜润甜的精致菜肴也可以作为部分江南的一种代表。
《忆江南》中“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描写的是苏杭美景。
《江南春》中“ 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毋庸置疑，有着“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美誉的南京自然是江南的代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有着“堆金积玉地，温柔富贵乡”美名的苏杭的确是江南颇具特色的城市。汤显祖有诗：一回憔悴望江南，不记兰亭三月三。花自无言春自老，却教归燕与呢喃。清钱谦益《南征吟小引》：“至其（袁可立子袁伯应）榷关南国，登车奉使，江南佳丽之地，风声文物，与其才情互相映带。”
江南素以文化教育繁盛着称。位于南京秦淮河的夫子庙是纪念孔子的庙宇，夫子庙建筑群中的江南贡院在古代为学子科举考试的考场，均是江南科举文化的象征。
除此以外江南还有许多着名的书院。四大书院有三个位于江南，即江西的白鹿洞书院，湖南的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其它还有紫阳书院、八桂书院、象山书院、丽泽书院、东林书院、明道书院、茅山书院、齐山书院、阳明书院、甘泉书院、会华书院、李白书堂、五经书院等。
从古至今，歌咏江南的大量文学作品构筑了中国人想象中的“江南”。白居易的《江南好》，苏东坡的《望江南》等。 乌篷船
——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地域的象征，乌篷船双脚划浆，手中甚至还擎着一只酒碗——能在水中如此自由而又有这种特色的，大概谁都会立即想到江南。只有江南，才有脚划的乌篷船。“船头一壶洒，船尾一卷书，钓得紫鳜鱼，旋洗白莲藕。”这是放翁老人的闲情。
辑里丝
——江南丝中极品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杭嘉湖地区的丝绸已经如同今日最热门的股票一样：热销海外，价格变化无常，而每一次变化，都会牵动全世界的神经。它的品质位居榜首，中国的皇室和欧洲的贵族都以拥有一件由杭嘉湖丝绸制作的华服为荣。而在最新的考古发现中，这里还被证实为全世界丝绸的发源地。世界上最早的丝绸织物成品在杭嘉湖地区的湖州市被发现，距今4700多年。

历史概述
汉代之后，北方多战乱，到了隋代，中国蚕桑丝绸业的重心已经转移到了长江流域，唐代更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明清江南桑蚕丝绸业达到顶峰。
丝绸之乡形成的条件
杭嘉湖平原位于太湖以南，钱塘江和杭州湾以北，天目山以东，四周高，中间低，水网密布，不利于排水。桑树耐旱，不喜湿，那么究竟杭嘉湖地区的人民是如何把“沧海”变成桑田的呢？
在水利上，归功于杭嘉湖地区人工开凿的河渠溇港和运河荻塘，所谓“横塘纵溇”。在雨季河水会流入太湖，在旱季则引太湖水灌溉农田。在土地上，人口的迁移，特别是在南宋后，人口的大量南徙，为了解决粮食等问题，加强对农田的开垦，许多沼泽地都被改造成膏腴农田，还解决了劳动力的问题。水质也是影响丝绸质量的重要因素，缫丝需要大量的水，长江流经杭嘉湖地区，水流缓慢，水中的泥沙能沉积下来。生产模式上，江南水乡利用池塘养鱼畜牧，与栽桑养蚕的水肥相结合，形成自然循环条件下的相互促进，形成特有的生产模式，保证了桑树生长。在传统养蚕技术上，各地都重视制种，清代以浙江余杭、新昌、萧山等地的优良品种较着名，后来就成为现代蚕种的制造基地。技术上对上族采用高棚簇，随老随捉，忌用地簇。将“出口干”又改进为“灼蚕不灼茧”。在三眠开叶时，令食拓叶二三次，以省桑叶，且丝韧有光泽。少叶时可用白米粉掺桑叶上喂蚕，丝光白而韧。
历史辉煌
明清两代，由于资本主义的萌芽与发展。江南苏湖一带成为最重要丝绸产地，发展了一批典型的丝绸专业市镇，官营织造也日趋成熟，此时，中国丝绸发展到了最活跃的时期。清代在杭嘉湖道的江宁﹑苏州和杭州三处设立的﹑专办宫廷御用和官用各类纺织品的织造局。掌织办宫廷所需及官用之绸缎、绢帛、布匹等纺织品。清皇室内各府规定，凡皇帝后妃所穿的龙袍、凤衣都必须用此地的丝绸精织而成。清康熙时织造的九件皇袍，就是指名选取湖丝作经线制成的。
江南古镇南浔
地处太湖与运河臂环，水碧似染，舟船如梭，湖泊河流占据小镇面积一半以上。世界上最小的丝织物——4700年前新古器时代的丝绸残片，就早在附近的钱山漾遗址出土了，如果要说到养蚕、缫丝的自然条件，世界上也许没有比这里更好的了。
青花瓷
——元明清三代之国器中国是瓷器的国度，而元明清三代以来瓷器中最为着名者，乃是创自江南景德镇的青花瓷。在景德镇这块丘陵盆地中，徽文化和赣文化历经千年交融，最终孕育出闻名于世的青花瓷。一曲《青花瓷》道尽了斯物真味：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极细腻，犹如绣花针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而我路过那江南小镇惹了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被隐去。
龙泉剑
——铁英淬铸的冷兵君子
剑被称为冷兵器时期的 “百兵之君”，史传剑由黄帝和蚩尤制造，所以他们亦被并称为中国古代的兵主和战神。吴王金钩越王剑，江南吴越在春秋时期，已经是剑道独步天下之处。其中的欧冶子，被奉为中国古代铸剑鼻祖。欧冶子，为春秋末期到战国初期的越国人，在浙江西南方崇山峻岭中的龙泉，铸成了龙渊、太阿与工布这三把名剑。
蓝印花布
——乡野的气韵
轻软飘逸的蓝印花布，与小桥流水、粉墙黛瓦、绿柳红桃，及淡淡的茶烟氤氲、轻轻的弦索弹唱，一起构成江南水乡的独特风韵。
蓝印花布，古人称为“药斑布”，属于民间传统的手工印花织物。它的印染方法，遍及全国各地，但在江苏、浙江尤其盛行。
油纸伞
——消失的精致
江南多雨，一年之中，有—半日子都在雨水里泡着。元代诗人虞集对此曾下过结论，叫做“杏花、春雨、江南”。这可以说代表了古人对江南地域文化的认识。油纸伞之所以在江南有着广大的市场，除了价格低廉、分量轻巧、取用方便等特点外，更深层的因素在于地域特色的制约。那里每年近2000毫米的降雨量，以及变化无常的气候，决定了它角色空间的不可限量。
黄泥螺
——此味只应江南有
泥螺取食，以三个季节为佳，桃花开时，壳软味美；梅雨时，脂膏满腹，适合泡黄酒，浸个—两宿，“膏溢壳外，莹皆若水晶”；中秋时，泥螺虽已肉硬膏少，味道不及桃花泥螺，却粒大脂丰，腌食别有滋味。市场上卖的一般都是桂花泥螺。天下泥螺，宁波泥螺的盛名。
泥螺也是一味中药，其肉入药，以盐、酒渍食，有补肾益肝、益精髓，明目、生津润燥之效，《本草纲目拾遗》即说：“吐铁能润喉燥、生津。”
龙井茶
——一杯清茶有山水
不知是龙井成全了这里的茶，还是这里的茶成全了龙井？凡到杭州的人，都不忘来龙井一游，拾级登山，阅尽满坡的茶色，而—身汗出，谁都会叫开半掩的农户门扉，坐到咿呀作响的竹椅上，跟热情的主人讨—碗刚沏好的龙井茶喝，这时的景象，则是“令人对此清心魂，—啜如饮甘露液”（明·屠隆《龙井茶》）的了。
紫砂壶
——紫砂泥土蕴干坤
茶壶的功能，本为蓄茶，然而所蓄之茶，早巳不单为人的生理解渴，而更多地则作用于精神的滋润。那盛茶的器皿，自然在这样的理念统领下，在艺术的圣殿登堂人室，安身立命了。紫砂壶就是在这样的审美理念下诞生的。它是江南的风物，更是中国的美器，乃至于人类创造的瑰宝。
绍兴酒
——鉴湖水的精华
绍兴酒发源于中国，是中国最古老的酒种，也是世界三大古酒之一。其历史与啤酒、葡萄酒同样悠久。
绍兴酒有元红、加饭、善酿、香雪、太雕等多个品种。元红又名“状元红”，因酒坛外表涂朱红色而得名，是绍兴酒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品种。《吴韵》
歙砚
——龙尾石的人文精神
歙砚因产于歙州（州府即今安徽歙县）而得名。以婺源（古属歙州，今属江西）龙尾山下溪涧中的石材所制最优，故歙砚又称龙尾砚。唐开元年间已有生产，南唐时形成一定规模。歙砚石具有“涩不留笔，滑不拒墨瓜肤而嗀里，金声而玉德”等优点。按天然纹样可分为：眉子、罗纹、金星、金晕、鱼子、玉带等石品。
徽墨
——黄山松的凤凰涅槃
徽州墨，是以松烟、桐油烟、漆烟、胶为主要原料制作而成的一种主要供传统书法、绘画使用的特种颜料。徽墨是我国制墨技艺中的一朵奇葩，也是闻名中外的“文房四宝”之一。因产于古徽州府而得名。它是书画家至爱至赖的信物。古人曾云：“有佳墨者，犹如名将之有良马也。”
湖笔
——汉字的书写者
湖笔，与徽墨、宣纸、歙砚（端砚）并称为“文房四宝”。湖笔的产地在浙江湖州南浔区善琏镇。湖笔选料讲究，工艺精细，品种繁多，粗的有碗口大，细的如绣花针，具有尖、齐、圆、健四大特点。
宣纸
——中华文化的载体
宣纸产于安徽泾县(原属宁国府，产纸以府治宣城为名，故称“宣纸”)，是中国古代用于书写和绘画的纸。宣纸起于唐代，历代相沿。此外，泾县附近的宣城、太平（今黄山市黄山区）等地也生产这种纸。到宋代时期，徽州、池州、宣城等地的造纸业逐渐转移集中于泾县。由于宣纸有易于保存，经久不脆，不会褪色等特点，故有“纸寿千年”之誉。

‘伍’ 为什么杭州南京一带称作江南，广东广西一带称为岭南，两个都是南方，貌似江南历史韵味更浓，广东广西历史

1 江南文化与政治经济结合比较密切，特别是南宋、六朝时期、明朝初年，经济富庶的江南和政治结合，造就了江南文化的几度繁荣，文人才子辈出。岭南文化与商业联系比较密切，宋明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才真正有大的发展。
2 历史上的江南文化是士族文化，士族和庶族长期矛盾，造就互相歧视，即使在同一地区也排挤他人，标榜自己优越性。历史上的岭南是移民文化，土客矛盾也存在很长时间，最后发展成歧视外地人，特别是北方过去的。
3 江南文化是江河水乡文化，小巧灵气，柔性十足，给人以文弱的感觉。几千年江南出了那么多文人、官员，但没有几个拿出手的，都是些按步照班的庸官和附作风雅的文人，相比临近江南的安徽历史上倒是出了几个杰出人才。
岭南文化是海洋文化，既有柔性也有烈性。孙中山、洪秀全把岭南人的烈性表现淋漓尽致，康有为、梁启超的革新思想和举措差点就改变了旧中国。

‘陆’ 武侯驻马的故事 简洁点 主要的东西要有

相传公元208年，诸葛亮奉命出使东吴，与孙权共商抗魏大计，两人曾联辔石头山、蛇山一带观察山川地势。宋代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载，当时诸葛亮为这得天独厚的险峻地势所震撼，由衷发出“钟阜龙蟠，石头虎踞，真帝王之宅也！”的感叹。金陵有以钟山为首的山脉像龙一般盘绕在东，又有以石头山（今清凉山）为终的山岭似猛虎雄踞在西，是理想的政治军事中心。

据考证，诸葛亮并未到过金陵。但是，刘备在前往京口（今镇江）途中，确曾留宿金陵，他洞察到这座城邑必将在未来历史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于是他到京口后力劝孙权将都城迁到秣陵（今南京）。

公元211年，东吴迁都秣陵，第二年改称“建业”，意在这里建帝王功业。不久，又在楚国金陵邑的基础上，修建了着名的石头城，作为吴国的水军要地。

相对于中原建立的具有正统权威意义的王朝而言，江南出现了第一个帝王都，孙权也成为金陵第一帝。这是对传统中原中心论的挑战，是江南文化登上中国历史大舞台最为坚实的一步。“金陵王气”不再是“空穴来风”，活生生地成为了历史现实，南京从此走上了中国大古都的历程。

为纪念这一重要历史事件，后世称诸葛亮、孙权驻马处为“驻马坡”，江宁知府赵公任曾在山麓立碑，上刻“诸葛武侯驻马处”。由于年久战乱，此碑已无法寻觅。

‘柒’ 吴越的文化发展

吴越文化，是无法分开的。在过去漫长的历史时期中，吴越本属一家人，几千年来，彼此生活在同一区域之内，没有地理上的隔阂，大家使用同一语言文字，生活习惯彼此相同，而且同属一个种族，血统相同，当然难分彼此相同，而且同属一个种族，血统相同，当然难分彼此了。惟一例外，就是在政治上经常会分分合合，只是如此而已。当然，由于几千年来的政治纷争，每每造成人口的大量流动（如西晋灭亡．北方世族与难民之南下；北宋灭亡，也有类似情形），这时候，会带来某些“外来文化”，如”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等等，交互融会的结果，文化内涵将更为丰富，或许可以称之为混合文化，实际上就是“江南文化”。
第一期——春秋末期的吴越时代。据史书所载，吴国于纪元前12世纪的商朝末年由泰伯立国，但在其后数百年间，史书并无吴国活动的纪录。直到纪元前6世纪后。吴国才有确切年代可寻。到了纪元前514至496年吴王阖闾时代，吴国得到楚臣伍子胥及齐国孙武子的辅佐，大败楚齐，成为南方一霸。日后还挥军北上，称霸中原。
至于越国的历史，也是在纪元前6世纪才有较多详尽的纪录。当时的楚国，采用“联越制吴”政策，使吴越相互攻伐。当时，名震一时的吴王阖闾，在一次伐越之战中受伤而死，临终之际，嘱其子夫差报仇。夫差不辱父命，日后果然征服了越王勾践，然后挥军北上，争霸中原。接下来，是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志切复仇”，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最后消灭吴国。逼得夫差自杀。越王勾践随之亦称霸中原。这一段动人的历史，史书有十分精彩的记述。这时出现在吴越历史舞台上的，有一连串名垂千古的英雄与美人，包括阖闾、夫差、伍子胥、孙武子、勾践、文种、范蠡与西施等等。这段历史，在两于多年后的今天，依然家喻户晓。
至于在文化方面，这一时期出现的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着作，便是《孙子兵法》。孙武子是齐人，由伍子胥推荐给吴王阖闾。伍子胥与孙武子辅佐阖闾与夫差父子两代人，百战百胜，称霸中原，使吴国国势达于巅峰状态。后来伍子胥被夫差冤杀，孙武子也不知去向，史书并无明确交待。在名将折损之后，吴国也于公元前473年为越王勾践所灭。《孙子兵法》完成于两千五百年前，是一部全球公认的兵学圣典，这算不算是吴越文化的一部分？孙武本人是齐人，也就是今天的山东人。不过《孙子兵法》却是在吴越两国进行实验的，因此，也许可以说是一种“混合文化”吧！此外．还有一位重要人物，他的言行．在后世产生了强烈影响，这个人便是越王勾践的宰相范蠡。没有范蠡的辅佐，勾践可能报不了夫差之仇。但在灭吴之后，范蠡却飘然远隐，浮海至山东经营生意去了。他定居于山东的陶，后世称他为陶朱公。范蠡临走时写信给另一位大臣文种，认为勾践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富贵”，劝文种一起引退。文种不退，日后果然被勾践所杀。范蠡当时创造了一种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良好模式，那就是“功成身退”。唐朝大诗人李白说：“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多陨身”，他所举的例子，就是伍子胥、屈原、李斯、陆机、陆云兄弟等的不幸遭遇。直到近代，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之后，便解甲归农，树立了“功成身退”的又一典范？论籍贯，范蠡是河南人，那也许该说是一种混合文化吧。
第二期——三国时期。当时的东吴，真是人才辈出，无论在政治上与军事上都有非常卓越的表现，显示出极高的文化水平。当时的着名人物，如孙权、周瑜、鲁肃、诸葛瑾、吕蒙、陆逊、陆抗、陆机韵祖孙三代，再加上丞相张昭、顾雍等等，都是中国历史上的着名人物。其中特别要指出的几位是：名将陆逊、陆杭父子在军事上的成就，陆机、陆杭兄弟在文学上的成就，以及丞相顾雍在政治上的卓越表现，对后世都有深远影响。这些人，并非都是吴越本地人．可谓是一种江南文化雏形。
第三期——东晋时代，自晋元帝在江左建立东晋政权．他身边的大臣，如王导等等，都是北方世族。不过，以南方的吴越为主要基地，力抗北方异族．完整地保留与发扬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成就。例如，当时，“高卧东山”的名士谢安，就住在绍兴旁边的上虞。一位退隐于山林的名士，一旦出山，却能打一场轰轰烈烈的淝水之战，保住了东南半壁江山，真令人敬佩。又如书圣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在书法上的成就，可谓冠绝古今。至于谢灵运家族在诗词上酌成就，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相当的地位，连李白都深致其敬慕之情。可见王、谢子弟不仅会打淝水之战，还有文采风流的一面。他们的祖籍都不在吴越，不过，却成长或出生于吴越，他们的辉煌成就，也许可说是典型的“江南文化”。所谓“魏晋风流”，即江南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曾大放异彩
第四期——五代残唐的吴越时期。如前所述，在唐末由钱缪建立的越国，一直保持自己的国号，直至钱缪时代，和平归顺宋太祖，子孙得以永享福泽，以喜剧收场。
第五期——南宋时期。如果从北宋算起，那么，有一位出身苏州的历史名人范文正公（范仲淹），绝对不能被忽略。范仲淹不仅是一位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同时也是一位大文学家。试读他的《岳阳楼记》，他的文学才华，真足以使你灵魂震动。尤其是他所作的《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足以让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成为不朽人物。
南宋的陆游，又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他是绍兴人，是真正的“江南文化”的代表者。不过，他长期在蜀中仕宦，热爱蜀中风土，因此将他的诗作题为“剑南诗稿”，这也许又可说是一种“混合文化” 吧？陆游的名作：“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陆游的另一首诗，更能表达出他自西蜀返乡的复杂心情。他长期居蜀，后来忽奉诏返京。“京”在何处？在他的故乡临安（杭州）。这时他倒有点不安了，一方面，他舍不得离开久居的成都，再则他久别故乡，真是“少小离家老大回”，恐怕回去认不得几位亲友了。且看这首《南乡子》： 归梦寄吴槽，水驿江程去路长。想见芳洲初系缆，斜阳，烟树参差认武昌。愁须点新霜，曾是朝衣染御香。重到故乡交旧少，凄凉，却恐他乡胜故乡！这首词，对心理的刻画，细致入微，“全词意境幽美，景色如画，委婉清丽，含凄无限”。在今日．住在台湾的“外省第二代”，不少人也有此感触。
南宋另一位大诗人林通（林和靖先生），杭州人．长期隐居在西湖孤山，与大自然为伍，不问世事。“妻梅子鹤”，传为千古美谈。他的词，婉约清丽，风格淡远，真可谓“文如其人”。他的那首《长相思》词，将送行妇女的无限幽怨，融人大启然景色之中，真是何等风致。这是“江南文化”中最为动人的一面。
第六期——近代与现代。如前所述，无论在近代的政治革命与思想文化的革新方面，南方都是火车头，带动中国人民前进，创造了一个使全球震惊的新时代，而江南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几乎是关键性的，这只要看上海、苏州、杭州在这一百多年的变化就够了。
苏杭，指苏州、杭州，代表江南，为国人称道。
国维与鲁迅。王国维是浙江海宁人，鲁迅是浙江绍兴人，都出自吴越。王国维不仅是史学大师，同时又是文学批评的大师。他对甲骨文的研究，成绩相当杰出。他在文学批评方面，虽然只有一本薄薄的《人间词话》，却是不朽的名作。鲁迅是一位无畏的战士，要为唤起中国沉睡的灵魂大声“呐喊”，决不退缩。
江南文化，构成中国历史文化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假如有人能从中国古代浩瀚的典籍之中如二十四史去整理出属于吴越部分的资料来，内容一定非常可观。

‘捌’ 江南文化作为我国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一，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江南文化作为我国地域文化的代表之一，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江南是中国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地域概念。它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也是一个内涵极其丰富的文化概念。“乐明教，让自然”的江南文化以其超功利的审美气质和诗意精神，积淀和催生了古代文人无限的想象空间和巨大的创作潜力。研究江南文化传统及其当代演变，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审视具有地域性和历史性的中国文化。

中国幅员辽阔，历史悠久，长期以来自然形成了许多不同的地域文化。目前，最常用的地域文化概念：是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确定的，如楚文化、秦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等。按地域划分的，如中原文化、江南文化、湖湘文化、塞北文化、巴蜀文化等。

从西晋末年到南朝末年，大约有一百万北方人移居南方。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北方生活方式、中原文化，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文化交流，促进了江南地区的发展。在南朝中期，蒋楠已经繁荣昌盛，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不仅与北方的差距缩小，而且在许多方面也有所发展。建康（南京）、广陵（扬州）、京口（镇江）和山阴（绍兴）是世界着名的城市。孙武、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建康。江南的文学、绘画、书法和雕塑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着名的“服饰南渡”，也是江南文化的第一次大变革。

‘玖’ 江南文化与岭南文化的区别

1 江南文化与政治经济结合比较密切，特别是南宋、六朝时期、明朝初年，经济富庶的江南和政治结合，造就了江南文化的几度繁荣，文人才子辈出。岭南文化与商业联系比较密切，宋明以后海外贸易的发展，以广州为中心的岭南才真正有大的发展。2 历史上的江南文化是士族文化，士族和庶族长期矛盾，造就互相歧视，即使在同一地区也排挤他人，标榜自己优越性。历史上的岭南是移民文化，土客矛盾也存在很长时间，最后发展成歧视外地人，特别是北方过去的。3 江南文化是江河水乡文化，小巧灵气，柔性十足，给人以文弱的感觉。几千年江南出了那么多文人、官员，但没有几个拿出手的，都是些按步照班的庸官和附作风雅的文人，相比临近江南的安徽历史上倒是出了几个杰出人才。岭南文化是海洋文化，既有柔性也有烈性。孙中山、洪秀全把岭南人的烈性表现淋漓尽致，康有为、梁启超的革新思想和举措差点就改变了旧中国。

‘拾’ 江南文脉有几个部分

江南文脉有三个部分。

江南文脉不是一种割裂的文化符号，它绵延至今，是一种活生生的文化形态。

自远古开始，江南就开启了人类文明的征程。夏威夷大学教授、国际中国哲学学会荣誉会长成中英先生从中华文明源流的高度解读江南文脉的渊源，他提出，自南宋以来，长江三角洲的江南地区可以看成中华民族的粮食仓库，国家以此为基地，反哺大西北，形成东西互补、南北互动的社会生态，代代相传的文化格局。

随着时代发展，这种对江南“天下粮仓”式的认知有了新发展，到了明朝中期，江南发达的商业、服务业，使江南人过上精细、富足、文明的生活，这里不断涌现出杰出人物，引领中国人数百年的文化旨趣。

复旦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着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说，历代人口迁移，特别是由北方向南方的移民，给江南不断注入中华文明的最优秀成分，不断增加人力资源，也促使江南本土人口不断进步，“松江在当时是‘衣被天下’的纺织品生产基地，苏州则成为全国时尚的样板。”

如果要为江南文化崛起为中华文明的精神高地寻找一个标志性事件，葛剑雄认为，那就是上海的崛起，其为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舞台，也使江南文化提高到空前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