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良渚文化写进中考课本

Ⅰ 良渚文化对青少年有什么教育意义

梁祝文化对青少年的教育也可以宣扬中国的国粹。

Ⅱ 良渚的评价

专程赶来的着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将极大推动中国文明史研究进程和考古学发展。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一支着名的史前考古学文化，距今5300～4000年。良渚遗址是良渚文化的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1986年，良渚反山遗址先被发现，发掘出11座大型墓葬，有陶器、石器、象牙及嵌玉漆器1200多件。这几年，良渚文化遗址从40多处增加到135处，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

Ⅲ 什么是良渚文化你对此有什么了解

良渚文化就是指存在于钱塘江流域和苏州太湖流域的古文明，至今已有约5000-4300年。意味着遗址为杭州良渚遗址，别的关键遗址多集中化存在于钱塘江流域的东部地区及东北部地区。核心遗址乃是坐落于杭州市西北部地区的瓶窑镇，关键部反山、莫角山、汇观山等均在瓶窑镇地区。杭州良渚遗址是余杭县的良渚镇、瓶窑镇、安溪镇三镇中间很多遗址的总称，是长江流域良渚文化的象征性遗址。遗址占地面积约35平方千米，于1936年发觉，并且于1956年被命名为良渚文化。

而良渚文明就是被那样一场大洪水淹没的。考古学家在杭州良渚遗址中，看到了一层水灾过后的冲积物。而良渚文明，恰好是消失在这场洪水中。尽管杭州良渚的文明由于不可抗拒的外力作用忽然中断了，可是良渚文明，尤其是其独特的石文化，却依然流传下来，严重影响大河流域的马山文明行为，黄土高原的石卯文化艺术，一直流传下去，也变成中华文化五千年历史的一个重要诠释，深受全球关心。

Ⅳ 良渚的历史

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又因为叠压在它之上、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与同时期或前后时期相距不远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等，的确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没有铜器遗迹的发现，对于这些究竟应如何看待？若只是简单地套用诸如铜器、文字、城址等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说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显然是要受到质疑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本文想通过对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现象，特别是那些特殊现象的分析，来说明良渚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若已进入文明社会，那么，它究竟属于尚未出现王权的邦国形态的文明，还是属于含有王权的王国形态的文明；并进而说明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中所具有的地位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又因为叠压在它之上、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与同时期或前后时期相距不远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等，的确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没有铜器遗迹的发现，对于这些究竟应如何看待？若只是简单地套用诸如铜器、文字、城址等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说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显然是要受到质疑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本文想通过对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现象，特别是那些特殊现象的分析，来说明良渚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若已进入文明社会，那么，它究竟属于尚未出现王权的邦国形态的文明，还是属于含有王权的王国形态的文明；并进而说明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中所具有的地位。
良渚文化墓葬材料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若用社会学术语或社会组织结构来描述，良渚文化的大型墓实际上就是一种贵族墓葬，大墓在各处的普遍存在，说明存在着一个贵族阶层；良渚文化中小型墓属于平民墓葬，其中中型墓是平民中较富裕者，小型墓是平民中较贫穷者，小型墓的数量最多，说明一般平民阶层是社会中的主要人口；良渚文化中的“乱葬墓”，特别是那些身首异处，或被捆绑的人殉与人牲?br>参考资料：http://www.xianqin.org/xr_html/articles/kychg/110.html

Ⅳ 介绍一下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一向被誉为“文明的曙光”。在中国史前文明的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考古人员１１月２９日在杭州宣布，一座２９０多万平方米的５０００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 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等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小标题）发现“中华第一城”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的良渚遗址是其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从１９３６年发现至今，在这４０余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考古科研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 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为配合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基建项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葡萄畈遗址一带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河沟。考古人员顺藤摸瓜，以这一发现为基点，开始向南北进行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经过１８个月的努力，考古人员在莫角山四周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完整的古城墙基址。１１月２９日，考古人员宣布考古勘探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据介绍，这座古城位于莫角山四周，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东西长约１５００米－１７００米，南北长约１８００米－１９００米，总面积达２９０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约４０米－６０米，石头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还残留４米多高城墙。根据城墙外侧叠压的堆积中出土的陶片判断，良渚古城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 尽管古城的始筑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工作后判断，但考古人员发现，古城建城的位置是经过精心勘察与规划的。良渚古城遗址发现者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介绍说，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小山，则分别被用来作为城墙西南角和东北角的制高点。 （小标题）良渚文明找到“都城” 确定文明发展阶段 这是一座令考古界期待已久的古城。 在良渚遗址４０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多年来已相继发现墓地、祭坛、制玉作坊、建筑基址、防护工程、聚落遗迹等各类遗迹１３５处。遗址分布密集、规模宏大、类型齐备、级差明显，显示出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带有史前都城性质的空间形态和聚落布局。一个疑惑也由此环绕考古学界多年：“遗址规模这么大，反山、瑶山上又有高规格的墓地，难道没有中心吗？” 良渚古城被认为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其发现串连起良渚遗址中多年来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令良渚文明最核心区域格局更为清晰。关注良渚文明多年的知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介绍说，古城所环绕的莫角山一直被推测是良渚遗址的中心。其西北角是反山，其中发掘的１２号墓出土过刻有神人兽面纹的大玉琮等５００多件玉石制器，据推测是王一级的墓葬；莫家山的东北角是马金口，出过六七米长的大方墓遗址；山的东南面是钟家村，出土过重要的大玉璧。“现在看来，这些重要遗址建筑都在古城内，城外则分布着祭坛、高等级陶器作坊、玉器作坊、码头等重要遗迹。”严文明说。 之前，考古界一直认为，良渚文化发展水平是即将进入文明或者初步进入文明的阶段。如果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则应该有个初步的国家组织，以区别于以血缘为单位的氏族社会。都城正是其重要标志。 严文明表示，有明显职能分工与布局规划的良渚古城的发现，犹如画龙点睛之笔，改变了考古界原来对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小标题）考古意义相当于发现殷墟 考古学者认为，良渚古城的发现，不仅改变了对良渚文化文明发展阶段的认识，对中国乃至世界史前文明研究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知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在实地考察后明确指出，良渚古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中国目前所发现史前文明时期规模最大的古城，可称为“中华第一城”，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发现了６０多个史前古城，面积一般为１０万至２０万平方米，其中大型古城只有两个，一座位于湖北天门，面积约１２０万平方米，一个是山西南部的陶寺古城，面积约２８０万平方米，“不过其西城墙不存在了，所以只是个估数。”严文明说。 严文明表示，良渚古城的考古意义之所以重大，不止在于其规模第一，更因其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５０００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良渚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主体范围在环太湖流域，政治中心就是莫角山、古城以及外围的良渚文化遗址群；扩张区则北至江苏北部，南到浙江南部，西至江西、安徽；影响区则从山西南部的陶寺古城，南到广东。“其影响范围占了半个中国，并被后世中国的主体文化明显继承，如果没有比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严文明说，“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下，古城的意义才充分凸显。” 据了解，考古人员接下来将仔细勘探古城，如找城门、找道路，了解里面的格局，必要时有的部位会进行解剖性的发掘。

Ⅵ 对于良渚文化的理解

良渚文化简述：

一 惊人的成就

1. 世界同一时期规模最为庞大、最为先进的都市防洪系统

在良渚遗古城西北部，先民构筑起了一道长达6.5公里的大型堤坝，用以防范天目山余脉的洪水。浙江余杭地区是整个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区，经常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良渚人为了保护国都——良渚古城而修建了这个堤坝。当地人称它为“塘山土垣”，它除了6.5公里的长度之外，平均至少4米高，30米宽，在它的外围形成蓄洪的水库，至今能够行船。

从塘山土垣向西7公里，还有两条大堤——彭公堤防和奇坞山堤防，一个长5公里，另一个长6公里，其中一段山间隘口处，堤防高达20米，由不同的土壤层层夯筑而成，异常坚固。这两重防洪体系保证了良渚古城千年之间未曾为洪水毁灭。在良渚古城的南部，经航拍显示，也存在着绵长的土垣，很可能就是防洪工程的一部分。而对比同一时期印度的古城——号称“远古曼哈顿”的莫恒佐·达罗曾七次被洪水摧毁，最后不得不废弃。我们应叹服良渚人防洪能力的强大。

2. 公元前2500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以及土建工程

5000年前，良渚古城一带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沼泽地带。然而从4900年前开始，一批人突然来到此地，填平和沼泽，并且修建了大规模的都市。从考古学年代上说，这些人很可能来自天目山南麓，他们在古城建立之前就已经聚集在瑶山一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瑶山祭坛。

很可能在离开天目山之后，他们立即开始起建良渚古城。最先完工的是巨型建筑基址“古上顶”，在考古学上，它也被称作“莫角山”——这个巨型的建筑台基高8-10米，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30余万平方米，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土建工程。之后，良渚人又在莫角山周边修建了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次级台基。之后，可能又顺次建立了反山和皇坟山。由于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全面给予揭示，我们现在无法猜测这些巨大的工程到底耗费了多少土方量。

大约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300年，良渚古城“城墙”修建完成，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所围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共发现六座水门。整个城墙的土方量当不亚于埃及金字塔。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古城形态来看，它们均有共同之处——城墙墙面平缓，内直外斜——极为注重防洪功能。因此，该“城墙”应该是水城墙，主要用作防洪。

同一时期，在城墙外围，更大规模的土建工程拔地而起，如美人地、卞家山等长形土垣里三层外三层地将良渚古城包围起来，构成了它的“外城”，经过考古发掘，这些土垣实际上是当时制陶工匠和漆器工匠们工作和居住的社区——当然，可能还制作丝绸。这些社区有大规模的人工运河网络相连，并且均配有自己的码头。通过这些水路交通方式，将古城的产品输送到整个苏浙地区，形成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大规模贸易网。

良渚古城和其外城总体规模达到了30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

3. 漆、丝、玉、珠宝、举世无双的黑陶工艺以及文字的萌芽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驰名天下，尤其是琮、璧、钺等重器，其雕刻和造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网站上到处都有相关的资料，此处我不多说。良渚时期的漆器也异常发达，不但能够制造出多彩的漆器，还能够制造复杂的镶玉漆器。良渚时期，社会富足、文化昌明，漆器从贵重物品流入寻常百姓的家中。当时良渚人的墓葬中，棺椁均施以漆绘。甚至在农具犁的木质部件上以及箭簇的木杆上也有漆绘，可见漆器在当时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还是相当常见的日用物资。

在良渚古城北部的钱山漾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丝线密度和现代的细亚麻布相当，体现出高超的纺织技术水平。良渚人的陶器工艺举世无双，不但造型雍容典雅、气象非凡，而且工艺复杂，令人惊叹。卞家山曾经出土过一件陶片，不到20平方厘米的陶片上刻着23个精致的鸟形纹。而在绰墩遗址出土的一个黑陶宽把杯，造型别致，通体刻满精心设计的神圣纹样，即便是当代的艺术家也对其叹为观止。

良渚人还喜欢玛瑙、象牙等珍贵器物，并制成工艺品。其中，在福泉山出土过象牙权杖，雕刻工艺复杂，完全可以媲美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而良渚人的航海能力也颇为强大，它们能够深入远海，捕获鲨鱼等深海鱼类。而当时收集鲨鱼的牙齿，是良渚贵族们的一种奢侈风尚。

良渚人文化时期的陶文比中国同一时期任何地方的陶文都复杂得多，有些陶器上的记事符号可以连接成句。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良渚陶器的颈圈，上面刻有9-12字的成行规整的刻画符号，其行文风格比甲骨文还要美观。可以说，良渚时期就有了中国文字的萌芽——当然，还需要更多类似的考古发现确证它。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人在中国古代最先采用了犁耕技术，以及大规模农田水利灌溉系统（见茅山良渚稻田遗址），使得粮食产量获得了质的提高。这也成了支撑良渚社会繁荣富强的根本因素。

二、 良渚文化兴衰略说

公元前3500年，年轻的华夏族突然在黄河中游崛起。 他们最初在公元前6000年时发源于陕甘一带，随后向中原腹地大举扩张，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

不得不说，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民族——他们打败东夷族的后岗文化，将势力深入陕甘、豫东、河北、辽西以及长江流域，形成了上古时代最为强大的族团。然而，就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却遭到了一只神秘民族的迎头痛击。这支神密民族来自遥远、湿润的南方，他们横冲直撞，一直打到黄河南岸，之后又突然地从中原腹地消逝。

这一民族来自长江下游的太湖一带，后来被考古学者称为“崧泽人”，也就是良渚文化的祖先。

他们为什么要攻打千里之外的中原？为什么要和强大的华夏族火并？原因可能永远不可能探明。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北方的财富在吸引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冒险。早在公元前3800年，崧泽人的社会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东山村遗址的发掘显示，崧泽文化的早期，已经形成了贵族和平民两大集团。贵族们开始用玉器来装点自己的生活，死后也要拿它们下葬。

然而，当时中国境内最好的玉器生产基地却在淮河一带的凌家滩。凌家滩人的社会也非常崇尚玉器，他们的制玉技术发达，而且烧造技术和建筑技术也在当时首屈一指。崧泽人很显然异常垂涎他们的财富。公元前3600年，崧泽人武力夺取了凌家滩一带的统治权，之后又占据了整个淮河流域——这使得他们和中原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原人打败后岗人之后，将同属于东夷民族的大汶口人压制在山东一隅，大有一统黄河之势。然而，经过崧泽文化的冲击，华夏族的扩张开始转向衰落。当时，崧泽人也许就是东夷人的一支盟军——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同盟关系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公元前3300年，太湖地区发生巨变，良渚文化取代了崧泽文化——这种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尚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良渚人很快就和东夷族反目，他们攻入苏北地区，将东夷族从其世代居住的苏北中心区赶了出去。在花厅遗址，考古学者们发现了良渚贵族的墓葬以及大汶口平民的墓葬共处同一个遗址的情况，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殉坑。而考古调查显示，整个苏北地区的聚落数量急剧下降——东夷人不但被入侵的良渚人打败，还举族远迁。

现在，华夏人反倒成了遥远民族的盟友，共同夹击东夷族。然而，东夷人在西部的扩张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顺利地攻占了豫东和豫中。仰韶文化四分五裂，华夏集团不得不退回关中。

东边日出西边雨，对于良渚人来说，和平的发展时期却开始了。良渚古城开始建立，并且取得了对整个太湖周边的支配权。根据玉器的形态以及制作特点的分析，学者们大致可以肯定，整个环太湖流域的玉器均由良渚古城所分配——这很可能体现了一种具有宗支特点的政治关系。良渚城很可能统领着一个疆域广大的古国。

随着良渚古城的城市化进程，太湖流域又出现了几个不同的“都市”——福泉山遗址以及寺敦遗址。其中福泉山遗址面积达1平方公里，中心建有大型的祭坛和等级颇高的贵族墓地。寺敦遗址规模和福泉山遗址面积相当，它不但拥有中心祭坛，还拥有内圆外方的两重环濠——以寺敦为中心，他们还开凿了一个正十字形的运河工程，但是它到底通向什么地方，尚不得而知。

不论如何，整个良渚文化6万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围内，良渚古城的显赫地位从未被动摇过。良渚古国的疆域，北起苏北，南到浙中，西至安徽（这只是估计，其西部边界尚未确定），东至大海，而它的玉礼器远播至广西、陕北。可以说影响了大半个中国。

然而，不久以后，外部的情况开始变化。从公元前2600年开始，中原龙山文化崛起。其中一支叫做“造律台文化”，从公元前2400年开始，他们逐渐向东南方扩张。良渚社会受到了剧烈的影响，良渚文化也转变为钱山漾文化。不过这一时期，良渚古城的建造仍在持续，这似乎说明他们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

约公元前2200年，造律台人对良渚地区的扩张加剧，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广富林文化出现在环太湖地区，同一时期，良渚古城遭到废弃。良渚古国可能在此时遭到了亡国的命运。即便如此，有些证据显示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依然繁荣，外来的统治者好像并没有完全破坏太湖地区原住民的生活秩序。

到了公元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形势出现剧烈的动荡。中原地区繁盛一时的陶寺古城被毁，惨遭屠城（见陶寺“大扰坑”）；鄂尔多斯地区的鬲文化人群渗透到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山东龙山文化大范围衰败，蛋壳陶工艺、制玉工艺失传，人口数量锐减；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被摧毁，来自中原的一支力量占据了该地区；四川的宝墩古城遭到废弃，城市化进程中止。

也就是同一时期，来自浙南的一支野蛮民族再次洗劫了太湖地区，将造律台人赶出了苏南、浙北一带。此后，太湖地区陷入了长时间的文化空白和衰落——城市不复存在、玉器不再制作、贵族们的生活方式也被摒弃。太湖地区重新回归到质朴的乡村生活和原始的等级秩序。曾经昌盛一时的良渚古国，被永久地遗忘了。直到20世纪，通过考古学家们的努力，先民们的伟大业绩才再次为子孙们所知晓。

Ⅶ 良渚街道的良渚文化

每当人们说到“良渚”，自然就会联想到“良渚古玉”。它以质地坚韧、年代古老、造型奇特、纹饰神秘而赢得了人们的青睐。早在清朝的时候，嗜玉成性的干隆皇帝，就命人广为搜集江浙代出土或传世的玉琮、玉璧、玉璜等玉器，而后亲自赋诗题辞，或作考证文字，并命玉工锲刻其上，珍藏于皇宫宝库之中。有些珍贵的良渚玉器，则又辗转流传到国外，成为某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令国人至今仍感到十分的痛心。 随着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迅即在国内掀起了崭新的考古浪潮。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文化遗址、安阳殷墟和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相继被发现，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而曾为“化外之地”的江南，自然成为被考古学界“遗忘的角落”。尽管良渚古玉早已露端倪，然却往往被视为“汉玉”或“周末时期”，向来未被引起应有的重视。然而，江浙的一些有识之士并不气馁，他们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访古探“玉”，以追寻先民活动的踪迹。
1906年夏天，慎微之先生曾在浙江湖州钱山漾捡到一些石器，1934年干旱之时，先生趋湖水下降之机，再次采集到不少石器，从而发现了钱山漾遗址。1935年，杭州的何天行先生也在良渚镇的荀山和长命桥等地采集到一些陶器与石器。但由于这些都属于零星发现的采集品，数量又少，尚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翌年7月，当时供职于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镇的荀山附近发现了古代文明的遗址和遗物，并在1937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及地表遗存，后来根据这些发现编写成《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于1938年8月正式出版，良渚之名因此轰动了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江、浙、沪等地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良渚遗址内涵相同的文化遗址及遗物在太湖流域有普遍发现，而且地方特色十分显着。因此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师生在1958年8月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初稿时，于《新石器时代考古》部分，把环太湖流域出土的遗存的文化内涵，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1959年12月，我国着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便将环太湖流域的同类遗存，因其率先的发现地良渚而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以代表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为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后来，随着江苏吴县草鞋山、武进土墩和上海青浦福泉山等遗址的发掘，尤其是1983年以后浙江余杭（今为杭州市的一个区）瓶窑的反山、汇观山和安溪瑶山等显贵者大型墓葬、祭坛或大型建筑基址以及江苏昆山赵陵山墓地等一系列重大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良渚文化考古有了重大突破。学术界开始对良渚文化刮目相看，掀起了研究良渚文化和探讨中华文明起 源的热潮，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1994年，国务院将良渚遗址群入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预备清 单；良渚遗址群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也同时被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上报推荐为“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从30年代的初露端倪，到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良渚文化被视为本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良渚文化所涵盖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包括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50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大致的范围是：北至黄河流域以北的苏北鲁南地区，南至浙江的宁绍平原，东及太平洋西海岸的舟山群岛，西达皖赣境内。良渚文化颁布面虽然如此之广，但是它有一个中心地区，那就是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境内的一个良渚镇（良渚文化的最早发现地）瓶窑镇的区域，我们把它称为良渚遗址群。它是良渚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古代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
良渚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就如我们后代的朝代一样，一代接一代。良渚文化根植于距今7000——6000年的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经由距今6000——5300年的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其后发现的马桥文化，是否为良渚文化的继承者，目前还缺乏考古依据，无法定论。良渚文化的确切时间我们也通过科学的测定方法——C14测定法测定出来了，为距今5300——4000年。
因此，良渚文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间，生活在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的先民们，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一切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在史前文化序列中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阶段。
良渚文化以其精湛的玉雕及所表征的礼制文化，以连续作业的稻作犁耕生产方式，以营建大型工程和进行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组织系统，以丝绸、玉器和黑陶制作为主的手工业或商业的着称于世。其中特别是玉文化所显露出来的与凝结于物质的文化相分立的精神形态的文化，成为后来中国文明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
何天行与施昕更——发现良渚文化的功臣
何天行先生（1913年——1986年），字摩什，生于浙江杭州。其父何公旦，精于医学这，擅诗词，及浙江近代名医，育有三子四女，何天行排行老三。他的几位兄弟姐妹也颇有名望，二姐何文如是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一代画师潘天寿的夫人，胞弟何任也是名医，曾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 何天行在如此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何天行先生自幼便熟读古文，背诵诗词，为此后进行文化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1935年以前，当时叫杭县的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而许多石器和黑陶却少有人注意。当时人们还看不出它们的巨大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往往随挖随弃，因此在盗坑附近常常散落着许多石器与黑陶。 1935年，风华正茂的何天行先生正在复旦大学就读中国文学系四年级，在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就是考古学课，他极有兴趣。因此，他经常利用假期到民间探访，这其中就包括了良渚，采集到了各种古器物。 凭着自己掌握的古文化学识、浓厚的考古学兴趣有和才之士特有的敏感，他敏锐地意识到了那些散落在杭县良渚民间的石器、玉器和陶器决非一般器物，良渚一带是一个优秀的古文化遗址。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间，以施昕更先生为主的省立西湖博物馆对良渚一带进行了正式发掘，正式确立了浙江远古文化----良渚文化的存在，从而也证实了何天行先生的重大发现。
1935年冬，何天行先生在良渚踏看遗址时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的黑陶盘，上面刻有十几个符号，经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符号对照分析发现，其中有七个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又有三个在金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因而断定这些符号为初期象形文字，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把这些刻符定性为文字而非图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胆量和学识，何天行先生慧眼识珠，成为发现良渚黑陶文字的第一人。
发现良渚的石器与黑陶并意识到其重要价值后，何天行先生又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多处于探考征集，于1937年4月完成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殊荣。该书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发行，1939年就流传到了海外，是较早将良渚文化介绍于海外的一本着作，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
何天行的着作《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出版后，何天行先生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像一位劳苦耕作的老家，对良渚文化痴情不已，长期默默地坚持着对良渚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并不断地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至去世，从而为良渚文化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施昕更先生（1912——1939年），出生于杭州余杭良渚镇一户家道中落的人家。他自幼聪颖，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浙大前身）学习绘图，虽因家境贫困。系半工半读，但却为今后到博物馆工作及考古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础。
施昕更1936年5月，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件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行政管理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 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从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报告完成，题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称《良渚》）。书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虽然他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事实上，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但是，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青先生所撰写的《良渚》一书的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几经周折，《良渚》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勉强出版，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更不幸的是，这位本来还应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
施昕更的考古发掘报告 何天行与施昕更两位先生对良渚文化发掘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发现才会有今天的，他们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两位先驱。
良渚先民——“良渚人” 良渚人的渊源
一定的考古学文化是指史前某支人类群体活动的遗存，良渚文化就是良渚文化社会群体活动的遗存，这里，我们把这支群体――良渚先民叫作“良渚人”，即良渚文化是由良渚人创造的，良渚人是良渚文化的主角。
那么，良渚人属于什么部族，是土着的还是迁入的？
从古史传说中考证“良渚人”
古史传说中大致与良渚文化时期在时间与空间上吻合的部族有蚩尤、防风氏、羽民国等部族，因此，学术界主张良请人属于上述任何一个部族的都有。但是良渚人究竟是古史传说中的哪一支部族或方国，到底可不可以与某一方国、部落或部落联盟对上号、挂上钩呢？我们也来考证一下吧。
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图案不断地反复出现，这个图案的形态特别像一尊英武的战神，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好战的蚩尤。古史传说中的蚩尤是中国东南方的蛮夷，非常英勇好战，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地与其它的部族发生地盘争夺战，屡战屡胜，被尊为战神。但是当他与中原南下的黄帝部族开战时，终于被更为强大的黄帝部族打败，成为一位勇猛善战的失败的英雄。这一则传说与良渚文化的族属、地望和传说极其吻合：良渚文化中石钺非常发达，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强悍；蚩尤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发达之时；而蚩尤最终被黄帝打败的时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败的时候；传说中的蚩尤其它的几个部落联盟同属东夷集团，居于山东和长江三角洲一带，而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它的分布范围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鸟、兽图腾，而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鸟、兽，也是良港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羽人或羽民。
综上所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良渚方国为古史传说中的东夷集团之——蚩尤部落集团中的九黎部落联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从历史记载中寻找“良渚人”
良渚文化距今为5300－－4000年，处于没有历史记载阶段。到了良渚文化的下限起，不到1000年，这个地区的历史记载就开始了。记载有越人和吴人，这两支部族在良渚文化以后不久，就在良渚文化地域范围之上登上了历史舞台。良渚人与吴人、越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后来吴地古老文化的母体，是吴文化的基石，而吴和越是属于同一个部族的两个中心。
其大致的分析是这样的：
浙江省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一个基础地，在距今2万——10万年间，自然界的变迁频繁而剧烈，越族人的祖先就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在宁绍平原繁衍发展起来的。但是，到了距今15万年左右，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迫使越族人几次大规模迁徙。在距今1万年以后的一次迁徙中，有一支越过了钱塘江进入了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在这个地区生息繁衍，逐渐地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正式进入历史时代的吴越应该就是良渚人与吴越人有着某种关联的一种印证。
良渚人的生活环境
良渚文化如此的辉煌灿烂，它肯定是在一个适宜的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那么良渚人当时有着怎样的一种自然环境，他们又是如何不断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呢？通过对大量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及对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和孢粉资料的分析，我们来对古代良渚人的生活环境作一个轮廓的描述。
在距今1万年左右，良渚人生活的地区是一片海水，但有两列群岛分列于今天的良渚遗址群南北两翼，此外还有许多孤岛。良渚人的祖先当时就已聚居在上述两列群岛上。当时，岛上森林茂密，溪泉充沛，良渚人的祖先在燃料和饮水方面不愁短缺，而渔猎所获的食物也非常丰富。在这些群岛上的若干山间盆地和咸潮不及的山坡地上，仍可经营小规模的农业，因为水稻种植技术在此时的良渚人的祖先身上已掌握得非常娴熟。 到了距今7000年以后，海水开始退却，大大小小的丘陵开始绵延不断，丘陵间开始形成沼泽平原，平原上则分布着许多孤丘，这些孤丘较高的在海水没有退却之前就有，有些较矮的则是在海水退却以后才露出来的。此外还形成了湖泊和河流，湖泊当然是咸的，而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洪水期是湖泊，枯水季则是沼泽。总的说来，此时的良渚生活地区具有一种丘陵、孤丘、河湖相间的沼泽平原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的自然环境。 海退是一个持续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海平面逐渐下降，丘陵和孤丘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且不断出现新的孤丘，良渚人祖先的活动地域随之不断增加。在沼泽平原最初出现之时，这些地并没有利用价值，但是随着海岸的不断外退、河流的经年冲积，沼泽地面的高度不断增高，沼泽地的咸性程度不断给冲淡降低，沼泽平原上的植物和淡水生物开始增加，自然环境渐趋好转。
良渚人祖先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了对这片沼泽平原的利用改造。起初他们仍居住在南北两列丘陵中，后来，无数的孤丘成为他们开拓沼泽平原的跳板。通过这 些孤丘，他们逐渐下达到平原，从平原上比较干燥的地段渐渐向外围发展。在开拓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咸潮和洪水的威胁，但是由于他们有孤丘作为后盾，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可以向孤丘退却，所以他们对沼泽平原的利用改造有恃无恐。他们凭借孤丘的地势，居高临下，选择有利的地形围堤筑塘，拒咸蓄淡，种植水稻，并且逐渐排干沼泽，把聚居地从丘陵、孤立移人平原，在平原上建立聚落。
就这样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前人的艰苦开拓，到了良渚文化的良渚人时期，即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暖湿阶段，气候温暖，沼泽平原上开始出现了樟树、桑树、棕榈、麻铄等常绿阔叶林的植被，河网密布，那时候水域面积还相当大。良渚人在高于地面的土坡或土墩上生活，他们种植水稻，制作着精美的玉器、石器与陶器。他们还养蚕织丝，用树木制作成小舟，在清澈的河面上捕鱼与相互往来。
良渚人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生息繁衍，他们的生活似乎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气温在不知不觉中降低，气候的凉爽与干燥使河水也在向下退去，许多小河干涸了：原先被淹没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来；沼泽明显减少了。良渚人好高兴，他们迁到了地势相对低洼、濒临水源又适宜稻作农业的地带定居。他们在土地上扩大了种植水稻的面积，又在平地上筑起了干栏式的新家，他们周围的植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常绿阔叶林已不多见，针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明显增多，开始出现柳树、松树、样树、柏树等。水生植物也越来越少了，他们没有太在意，倒是随着许多河流的消失，他们取水越来越不方便，于是，他们又学会了打井，部落的范围因此而更加扩大了。此时的良渚人意气风发，他们在适应着大自然的同时，还在积极地改造着大自然，并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先创精神创造和发展了良渚文化。
岁月仍在流逝，良渚人似乎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灾难即将降临。到了良渚文化末期，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再一次显示了它操纵一切的威力，气候又一次转暖，海平面逐渐上升，良渚人大部分的生活地区又重新陷入一片汪洋。受海水的顶托，下江水因下泻不能而四处泛滥，良渚人突然发现，和自然界相比，他们是何等的脆弱。面对着周围白花花的一片，良渚人悲哀地发现，他们要么在洪水围困下束手待毙，要么背井离乡，重新找寻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
良渚人的去向
良渚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心灵创造了辉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时代。然而，就这一支在当时可称为相当发达的古文化，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后，像一颗绚丽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阵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给世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为此，人们多方收集资料和论据，希望能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是海侵摧毁了良渚社会吗？
在公元前3000年（距今6000年）前后，全球性气候变迁，良给文化晚期，气候变暧，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沦人汪洋之中，造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这次海侵对于良渚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经历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毁于一旦。大部分的聚落被洪水淹没，设施被摧毁，良渚先民赖于生存的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在水中，良渚人就这样没有了家园．没有了生存之地，或迁移或死亡，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也就这样给海侵摧毁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良港文化遗址之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如今还深深地埋在太湖湖底呢！
是洪涝灾害击败了良渚人吗？
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区气候由寒冷变得温暖湿润，平均温度比现在高摄氏2度，年降水量多200－－300毫米，雨量明显增多，加之当时的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于内陆的水宣泄不畅，势必会造成很大的水患。因此当山洪暴发，江河水涨，洪水泛滥，陆地被淹，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逃奔外地。原有发达的良渚文化各种设施，顷刻间被摧毁，而其农耕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了。特大洪水灾难延续了若干年，良渚人已无法生存，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于是他们只有背井离乡，有的南下，有的北上，被迫大规模地举族迁徙，长途跋涉，辗转漂流去寻求、创造第二家园。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突然消失，出现了数百年的空缺。
南下的一支到达粤北（今广东省北部）后融入了石硖文化，而其主体则渡江北上到达了中原，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先民发生了一场生存空间的生死搏斗。良渚人部族虽然是一个强悍的部族，可是到达中原后，受到当地部落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然而良渚人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最终在中原部族的联合抵抗下，被打败了，未能在中原取得一块立足之地重建本族的文化，最后不得不被胜利者吸收、同化和融合，因此才会有如此多良清文化因素出现在龙山文化之中。
战争导致了良渚社会的衰竭吗？
良渚社会时期，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类似的部落方国为数不少。随着各古国政治的加强，拥有王权、军权、神权于一体的统治者，对内实行着血腥的统治，对外曲了聚敛更多的财富，扩大地盘和人口，同周邻部落古国之间发生着激烈的掠夺性战争。良渚部族本来在当时是最发达、最强悍的一支，但是由于贵族首领的日渐奢糜，普遍追求享乐型的社会生活，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占有相当大的社会比重，社会基层越来越不堪重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越来越不相适应，导致社会矛盾激烈，内讧和各痒痒山头的局面产生，危机四伏。整个社会越来越缺乏控制力，国力日益削弱，这种情况下在频繁的战争中也就逐渐失去了取胜的优势，抵挡不了外敌的入侵，内忧外患，最终良渚文化走向了消亡。
良渚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受到海侵、洪涝灾害或是战争重创的良渚人，除了大部分迁移外，还有部分残存，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几百年后气候转为干凉，积水消退，另外一支部族马桥文化的人们逐渐来此定居。他们的生活也似乎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气温在不知不觉中降低，气候的凉爽与干燥使河水也逐渐向下退去，原先被淹没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来、沼泽也明显减少。马桥文化的人们从残存的良渚人那里吸收了良渚文化的成份并想把它发扬光大，但是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入侵，先后又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的外来文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终没有在马桥文化的人们手上得到充分发展，因而马桥时期陶器制作欠精，造型比较简朴；而玉器不仅品种少，而且质量差、雕工粗劣简陋，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不及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并没有突然神秘失踪，马桥文化先民正是她的主要继承者。

Ⅷ 良渚文化指的是什么

良渚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一，分布地点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其中心在浙江省良渚。1936年发现的该文化遗址，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良渚文化存续之间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

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数量非常多，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甚至提出了“玉器时代”说，以诠释玉器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数量多，说明良渚时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丰富的玉矿来供给。

在良渚文化范围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现良渚时期的玉矿，有人就认为良渚玉料是从盛产玉的辽宁或新疆辗转运来。这个观点显然很难站得住脚，想象一下，在史前古社会，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运载工具、交通工具简陋，良渚人如何能够从那么遥远的东北、西北，穿过无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运至东南的良渚文化圈内？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来，所以有的专家执着地认为，在良渚文化的区域里尤其是在良渚遗址群内的天目山余脉，一定存放着被人们遗忘了的古代玉石矿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开采的古玉矿藏却应该是永恒存在的。良渚文化为何在五千年前就有如此出众的玉文化?先民们为何要雕琢那么多玉器，他们又是如何雕琢的?其中有许多谜等待解答。

有人说是因为装饰，美化生活的原因。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玉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玉有太多美好的品质，因此就往往把具有高洁品质的人和玉相联系。可以证实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把玉当做自己(君子)的化身的礼仪。

贵族、土大夫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必配玉，玉只可配君子。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首先指玉的5个特性，即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然后是比附人的五个美德：仁、义、礼、智、信。所以说良渚文化出现如此多优美的玉器，是出于装饰生活的原因不无道理。

另一种说法是，良渚玉器大量产生，不仅仅是装饰，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内涵。把玉作为装饰品反而是更后的事情了。此说的证据是从良渚玉器本身情况来说的。

最能反映良渚琢玉特色的是形式多样，数量众多，如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良渚玉琮系软玉雕琢而成，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些物品充满神秘气息，现在看来其形状和图案也是令人惊异，隐隐透出一股凉气。这些玉琮的用途应该是与宗教祭祀、财富权力有关。战国《周礼》书中曾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法。东汉郑玄注“壁圆像天，琮八方像地”，都说明玉琮与对鬼神的崇拜相关。

因此他们认为良渚玉器更深的文化内涵是对鬼神的敬畏，是用于祭祀的神器，由此衍生出“玉”被作为权力的象征。这一点从后来的“玉”的地位可以反证，“玉”不仅仅作为装饰，作为美好品质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上，从一开始就更多的是作为具有神圣地位的、能显示权力的神器。

良渚文化是神秘而又辉煌的，其为何有如此多的玉器，主要是因为装饰，还是因为祭祀尚不能明确，不过良渚玉器形制奇特，肯定包含着先民神秘的思维。

1982年，在江苏省溧阳小梅岭发现透闪石软玉矿藏，经取样鉴定，此矿藏的软太硬度在5.5－6度之间，玉石的质地细腻，色泽呈白色和青绿色，透明度较好，呈蜡状光泽，与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这一发现兴奋了考古学术界，专家们普遍认为，“良渚文化的玉料来源可以确定是就地取材，而非远地转运，有关玉料来源这一重要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

但是位于浙江余杭境内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遗址出土玉器数量的总和，其所需的玉料也应是良渚文化圈内量最多的，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从江苏小梅岭运来的吗？在良渚遗址群内至今没有发现矿藏的同时，不少专家仍坚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来自附件的地区已被遗忘的古矿床”。这一推测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愿将来的考古发掘能够证实这一推断

Ⅸ 良诸的历史与现在状况

良渚人从哪里来
一定的考古学文化是指史前某支人类群体活动的遗存，良渚文化就是良渚文化社会群体活动的遗存，这里，我们把这支群体――良渚先民叫作"良渚人"，即良渚文化是由良渚人创造的，良渚人是良渚文化的主角。
那么，良渚人属于什么部族，是土着的还是迁入的？

一、 从古史传说中考证"良渚人"
古史传说中大致与良渚文化时期在时间与空间上吻合的部族有蚩尤、防风氏、羽民国等部族，因此，学术界主张良渚人属于上述任何一个部族的都有。但是良渚人究竟是古史传说中的哪一支部族或方国，到底可不可以与某一方国、部落或部落联盟对上号、挂上钩呢？我们也来考证一下吧。
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图案不断地反复出现，这个图案的形态特别像一尊英武的战神，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好战的蚩尤。古史传说中的蚩尤是中国东南方的蛮夷，非常英勇好战，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地与其它的部族发生地盘争夺战，屡战屡胜，被尊为战神。但是当他与中原南下的黄帝部族开战时，终于被更为强大的黄帝部族打败，成为一位勇猛善战的失败的英雄。这一则传说与良渚文化的族属、地望和传说极其吻合：良渚文化中石钺非常发达，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强悍；蚩尤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发达之时；而蚩尤最终被黄帝打败的时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败的时候；传说中的蚩尤其它的几个部落联盟同属东夷集团，居于山东和长江三角洲一带，而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它的分布范围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鸟、兽图腾，而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鸟、兽，也是良渚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羽人或羽民。
综上所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良渚方国为古史传说中的东夷集团之---蚩尤部落集团中的九黎部落联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二、从历史记载中寻找"良渚人"
良渚文化距今为5300－－－－4000年，处于没有历史记载阶段。到了良渚文化的下限起，不到1000年，这个地区的历史记载就开始了。记载有越人和吴人，这两支部族在良渚文化以后不久，就在良渚文化地域范围之上登上了历史舞台。良渚人与吴人、越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后来吴地古老文化的母体，是吴文化的基石，而吴和越是属于同一个部族的两个中心。其大致的分析是这样的：
浙江省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一个基础地，在距今2万--10万年间，自然界的变迁频繁而剧烈，越族人的祖先就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在宁绍平原繁衍发展起来的。但是，到了距今15万年左右，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迫使越族人几次大规模迁徙。在距今1万年以后的一次迁徙中，有一支越过了钱塘江进入了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在这个地区生息繁衍，逐渐地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正式进人历史时代的吴越应该就是良渚人与吴越人有着某种关联的一种印证。

Ⅹ 各位前辈，有没有人比较了解良褚文化能不能给我一个详细介绍谢~

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又因为叠压在它之上、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与同时期或前后时期相距不远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等，的确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没有铜器遗迹的发现，对于这些究竟应如何看待？若只是简单地套用诸如铜器、文字、城址等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说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显然是要受到质疑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本文想通过对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现象，特别是那些特殊现象的分析，来说明良渚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若已进入文明社会，那么，它究竟属于尚未出现王权的邦国形态的文明，还是属于含有王权的王国形态的文明；并进而说明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中所具有的地位。

良渚文明研究
王震中
中国社科院历史所

在中国众多璀璨的远古文化中，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是一颗非常耀眼的明珠。它以发达的稻作农业、大量而精美的玉器、精制的制陶技术、成句子的陶器符号文字资料，以及由墓葬和大型土建工程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等现象，使研究者们或者认为它正站在文明的门槛上，已看到了文明的曙光；或者认为它已进入文明社会，已形成文明古国。又因为叠压在它之上、作为后来者的马桥文化并未继承它那以独特的玉文化为灵魂的种种文化因子，故而又认为它是一支突然消失了的文化，并对它消失的原因作了种种猜测和推论。与同时期或前后时期相距不远的其他远古文化相比，良渚文化中大量的玉器以及由玉器所反映出的宗教现象、大量的非生产性支出等，的确构成了其文化的特殊性；同时，在良渚文化中，至今没有铜器遗迹的发现，对于这些究竟应如何看待？若只是简单地套用诸如铜器、文字、城址等所谓文明起源诸要素来衡量是否进入文明时代，那么，说良渚文化已形成文明，显然是要受到质疑的。考虑到这些情况，本文想通过对良渚文化中的一些现象，特别是那些特殊现象的分析，来说明良渚文化是否已进入文明社会；若已进入文明社会，那么，它究竟属于尚未出现王权的邦国形态的文明，还是属于含有王权的王国形态的文明；并进而说明它在中国古代文明和国家中所具有的地位。

一、 良渚文明的特殊与一般

在文明起源的研究中，一般是以金属器、文字、城市、礼仪性建筑作为文明时代的具体标志。但包括笔者在内，陆续有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1]。这一被称之为“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其最大的问题，一是这类“标志物”很难将它们作为统一性的共同标志来放之四海而皆准；二是我们无法判定一个社会究竟应具备几项这样的“标志物”（即在所谓文明诸“要素”中究竟应具备几项“要素”），才算进入文明时代。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里面显然有文明起源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问题。我们在考察古代世界各大文明时，每每能看到一些共同性的趋势和现象，这应该是由于它们都要面对一些共同性的问题所致。然而又由于各地生态系统、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资源条件毕竟不同，使得人们的生产形式、生活方式，以及解决问题的方法，形成种种差异，从而在进入文明时代的过程中，那些被学界称之为文明的“要素”或物化的标志物也必然会呈现出差别。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差异，才可以对各区域不同类型的文明做出进一步的比较。可以说，古代不同类型的文明在其演进过程中所呈现的物化形式有同有异是必然的，而我们却非要整齐划一地规定出几项“标志物”，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矛盾。事实上，各大文明古国各自的文明特征或物化的标志物都是被分别归纳出来的，上述一般认为的三项或四项“具体标志”只是一个综合的结果，是学者们从几大文明古国有同有异的现象中加以归纳、挑选、综合的产物，而对于每一个具体的民族、具体的地区来说，各自的文明现象和特征又都是寓一般性于特殊性之中的一些具体现象，各有其差异。所以，对于各民族各地区而言，作为物化层面上的文明现象即所谓的“标志物”，本质上都应是具体的、有差异的，很难抽象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几个具体标志。

鉴于上述“博物馆清单”式的文明观的局限性，以及实际上各大文明古国的物化的标志物都是从各自古典时期的特征归纳出来的事实，那么，我们可否不是在世界各地的横向上规定出几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志，而是在纵向上采取由已知推未知的方法，从各地各民族各自的古典期上溯到文明起源期，用它的古典时期已经完全成型的这些所谓文明的要素来作为该地文明起源期的衡量标尺？按理说，这样做应该有其可操作性。然而，这里面也存在许多问题。主要是这些文明的“要素”也都有一个起源和发展的过程，它们虽然都随着社会发展的脚步而向前迈进，但它们在每一阶段相互之间的发展程度并非完全对应。以我国的商周时期为例，我们知道在商代后期和西周时期亦即古典的主要时期，被称为文明要素的青铜器、文字、都邑（城市）等都是具备的，那么是否能以这三项都具备为条件来判定中国何时进入文明时代？这也是很难说的。例如，我们用这三项来衡量二里头文化，就会遇到一些麻烦。众所周知，在我国看来，至迟在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进入文明时代，已成为较为普遍的看法。然而，在二里头文化中，都邑、铜器、文字这三项实际上只具备前两项，而且前两项各自的发展程度也是有差异的。先说都邑的问题。二里头文化的二里头遗址虽然未发现城墙，但以宫殿宗庙为中心的遗址内涵、布局和规模都决定了它的性质是都邑，这已得到学界的共识。在以往发现的属于二里头三、四期的一、二号夯土建筑基址外，近来又发掘出了属于二期的三号、四号、五号建筑基址，其中叠压在二号基址之下的三号夯土建筑基址，规模比二号大，结构也比一、二号复杂，为三进院落。因而在二里头二期时该遗址也是都邑应该不成问题[2]。一期时的二里头遗址不属于都邑，但不等于二里头文化在一期时期没有进入文明社会，这是因为此时的都邑不在二里头，在别的地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可分为容器、兵器、工具和铜饰件四类。其中容器有鼎、斝、爵；兵器有戚、戈、镞；工具有锛、刀、凿、锥、鱼钩；装饰品有铜铃和圆牌形铜饰等。各类铜器的数量不多，已报道的大都属三、四期的遗存。与二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相比，二期只发现了小件的铜制手工业工具和一件铜铃等，二期铜器的发展程度显然难以与二期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的发展程度相比拟。二里头文化一、二期时，其冶铜技术究竟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发掘和发现才能说明问题。至于文字，二里头文化时期，除了发现刻在陶器上的一些简单符号外，尚未发现如安阳殷墟卜辞和郑州二里岗字骨[3]那样的较为成熟的文字。诚然，依据大汶口文化陶器上的象形符号以及良渚等文化中几个字在一起能连读成句的符号的存在，可以推论，二里头文化时期很可能已使用文字，只是现在确实没有发现。我们若是简单、机械地套用所谓金属器、文字、城市等标志来衡量二里头文化，以现有的发现而论，显然难以满足这些条件。然而几个“标志”并非全部具备，可是学术界却依然认为二里头文化时期已进入文明时代，原因何在？这主要是人们并非把文明仅仅看成是几种“因素”的堆积，而是把它看成一种社会形态，即文明社会，因而需要综合性地看问题。

在文明社会中，文明既包含有文化层面上的内容，也包含有社会层面上的内容[4]。就社会层面而论，恩格斯曾有过“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的说法，一百来年国内外许多社会科学者都把国家的出现作为史前社会的终结与文明社会的开端来对待，笔者也把国家视为文明的“伴随物”，主张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而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笔者以为，一是阶层、等级或阶级的存在；二是强制性权力系统的设立[5]。诚然，作为概念来讲，“文明”与“国家”是有区别的，“文明”不能等同于“国家”。但概念是概念，标志是标志，二者并不是一回事。以国家的出现作为文明社会到来的标志，固然主要是着眼于文明的社会属性，但它也是有其物质内容的。所以，即使仅仅从社会形态推移的角度来考察文明的起源，也每每是通过对文明社会到来时的种种现象的综合研究而进行的。而在这一综合研究中，一些较为特殊的现象，往往成为我们分析该文明具体个性的出发点。

在良渚文化中，玉器的发达是其一大特点。就其数量来讲，据统计，仅出土或传世的大件琮、璧玉器，已有上千件；良渚文化各类玉器总计，达近万件之多[6]。而良渚文化的大墓，一座墓出土的玉器也是数以百计，为此有学者提出良渚文化大墓随葬大量玉器的现象是“玉敛葬”[7]。再就良渚玉器的品种和分类而言，据林华东先生统计，良渚文化玉器的品种至少有61种之多，按其功用，可分为礼器、装饰品、组装件和杂器四大类[8]。良渚文化玉器的精美，制作技艺的精湛，无不令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玉器上雕刻的兽面纹和人兽结合的所谓“神徽”等纹样，其表现出统一而强烈的宗教崇拜的意识形态，更是震撼人心、耐人寻味。

面对良渚文化玉器的这些现象，从文明起源的角度看，许多学者都在“玉礼器”和“礼制”方面发掘它的社会意义。如苏秉琦先生指出，“玉器是决不亚于青铜器的礼器”[9]。宋建先生认为“良渚文化玉器的主要功能不是装饰，而与青铜器相同，也是政权、等级和宗教观念的物化形式”，因而，良渚文化的玉器，也是文明的要素之一[10]。邵望平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良渚文化那种刻有细如毫发、复杂规范的神兽纹的玉礼器绝非出自野蛮人之手。它必定是在凌驾于社会之上的第三种力量支配下，由专职工师匠人为少数统治阶级而制作的文明器物。由于同类玉礼器分布于太湖周围甚至更大的一个地区，或可认为该区存在着一个甚至数个同宗、同盟、同礼制、同意识的多层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或邦国集团[11]。

在良渚文化中，作为礼器的玉器，一般指琮、璧、钺。这主要是它们的一些功用在后世的礼书和文献上有记载，尽管礼书所载的那些具体的功用不一定符合良渚文化时期的情形，但属于礼器应该是没有问题的。琮、璧、钺之外，良渚文化玉器中的所谓“冠形器”和“三叉形器”，也应该属于礼器。其理由是在这些冠形器的正面中部，每每刻有或者是头戴羽冠的神人图像，或者是兽面形象，或者是神人兽面复合图像；在三叉形器的正面也雕刻有这样的纹样，而这些图像纹样与玉琮上的图像纹样是一样的，故其功用也是相同的，即都发挥着礼器的作用。只是被称作冠形器、三叉形器的这些玉器的形制没有被后世所继承，故在文献记载中也没留下痕迹。此外，在一些被称为“半圆形饰”和玉璜的正面，也雕刻有兽面纹或神人兽面复合图形。半圆形饰也称作牌饰，其具体如何使用，还不得而知。玉璜，根据出土时有的是和玉管首尾相接而组成串饰的情况来看，可判断它是作为项链佩挂在胸前的。作为串饰组件的玉璜佩戴在胸前，固然有装饰的意义，但在其上刻有兽面纹，仍然有礼神、崇神、敬神的作用。其实，正像我们后面还要讲到的那样，良渚玉礼器不仅仅具有礼神、崇敬神的作用，其玉礼器本身就是带有灵性、具有神力神性的神物，或者至少是神的载体。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礼制的核心是贵族的等级名分制度。作为礼制的物质表现――礼器，当它在祭祀、朝聘、宴享等政治性、宗教性活动中使用时，它既是器主社会地位和等级特权的象征，又是用以“名贵贱，辨等列”（《左传》隐公五年），区别贵族内部等级的标志物，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器以藏礼”（《左传》成公二年）[12]。良渚文化中的玉礼器发挥着青铜礼器的功能，其使用更多的可能是在宗教祭祀当中，但它同时也告诉我们当时社会中等级和分层已出现，而在良渚文化墓葬中，凡随葬玉器、玉礼器众多者，恰恰是一些贵族大墓。所以，我们从良渚文化玉器发达这一现象，看到了它的宗教气氛之浓厚，看到了礼制和贵族名分制度的形成。

良渚文化的玉器，技艺精美，数量庞大，而玉器的制作，一般要经过采矿、设计、切割、打磨、钻孔、雕刻和抛光等多道工序，所以，制作如此之多而精湛的玉器，没有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是不可能的。这样，我们从手工业专门化生产的角度，也可以看到良渚文化玉器有着可以和铜器相匹比的异曲同工的意义。

良渚文化中没有铜器的发现，可我们也应看到，即使作为夏商周三代的青铜时代，铜器在礼器、武器、手工业工具和农具等方面的功用，也是逐渐发展起来的。例如在二里头文化二期，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小件的铜器，到了二里头三、四期，发现有礼器、兵器和手工业工具，但各类铜器的数量并不多。一直到商代前期，还很少看到作为农具的铜器，只是到商代中期和后期，在铜矿丰富的江西新干大洋州出土有犁铧、锸、耜、铲之类的大、小型农具。应该说在铜器中最早出现的并不是铜礼器和铜农具，铜礼器只是在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而作为古代经济基础的农业，在进入文明社会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使用铜农具；铜器在文明社会的初期，在农业生产中没有发挥什么作用。由此，在铜器的问题上，第一，铜器的使用并非每个文明实体必须具备，“文明的诞生还取决于不同的地理、经济和文化背景，历史的普遍性并不排除民族文化的特殊性”[13]。良渚文化虽没有铜器，但它的玉器却发挥了铜礼器的作用，我们从盛行玉器这一特殊现象，可以看到礼制、贵族等级名分制、专门化的手工业生产等等文明起源中带有普遍性意义的东西。第二，虽然铜器的冶炼说明了社会生产能力和技术的发展，但即使在使用铜器的地区、使用铜器的文明实体中，铜器在手工业工具、武器、礼器、农具等领域的作用，是逐步而缓慢地实现的，不能过高地估计铜器在文明初期的实际功用。

良渚文化中的刻划符号也有自己的特点。依据现已发表的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资料，若按符号本身划分，可分为单个的符号、几个符号连在一起构成句子的文字符号，以及几个图画符号连在一起的符号。若按符号刻在何种器物来划分，可分为陶器上的刻划符号和玉器上的刻划符号。作为单个符号的，可以举出60年代在上海马桥遗址属于良渚文化的第五层出土的陶器和残片上被释读为“五”等符号[14]；1986－1987年在余杭镇西的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在瓶窑北湖出土的黑陶罐口沿内刻的单个符号[15]；在江苏澄湖出土的有把带流罐形壶上刻的符号，在上海金山县亭林遗址出土的残豆盘的内腹底刻底符号[16]。作为二个符号连在一起的，有上海马桥遗址第五层出土的或被释为“七”“有”（ㄓ）或被释为“戊”“田”的符号[17]。还有三个符号在一起的，如1974年在余杭大观山果园出土的石纺轮，其表面等距离刻有“*”“Y”“+”三个符号[18]。作为几个符号连在一起而组成句子的，最着名的是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的贯耳黑陶罐腹部并列刻有四个被李学勤先生释为“巫钺五俞”的符号[19]。此外，现为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Sacklei）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黑陶贯耳壶圈足内壁刻的多字陶文[20]，也是几个符号连在一起的。几个图画符号或称“图像”连在一起的，主要是余杭镇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圈足罐，该罐烧成后在肩至上腹部连续刻有8个图像符号[21]。刻在良渚玉器上的符号，多为单个，也有被认为是几个符号组合在一起的。

玉器上刻的单个符号，主要是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炅”有关的符号，如弗利尔美术馆收藏的一件筒形玉琮和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都刻有“”即上边为日形的圆圈，下边为火形的符号[22]。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玉琮上刻有火形的符号[23]。该符号的下部刻得有点像人字形似的分开，所以，有的学者将之称为鸟纹，有的学者将之称为云纹。但山东莒县陵阳河大汶口文化陶文中，有一个“炅”字的下部偏旁“火”，其写法与上海博物馆藏的这件琮上的“火”的形状结构完全相同，故释为“火”的符号应没问题。在余杭南湖出土的一件黑陶豆盘，中间刻有双圆圈的“日”符号，两边刻有对称的“火”形符号[24]，也是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上海福泉山5号墓出土的陶壶上刻有“火”与“日”相结合的符号[25]，该符号中“日”隐藏于“火”之下，露出三分之一大小的“日”形。此外，在良渚玉璧上还刻有鸟、山等组合性的图形[26]。

对于上述良渚文化的刻划符号，学者们见仁见智，已发表了诸多见解，笔者也撰写过这方面的文章[27]。对于良渚文化中的单个符号，有的因与商周文字相联系而可以尝试释读，有的则看不出有什么联系而无法释读。但即使能尝试释读，也因其单个、孤立，看不到语言的基础，于是有一些学者认为它不是文字。尽管如此，在良渚玉器和陶器上的“炅”、“火”符号，因与大汶口文化中的同一符号相同而有其特殊意义。关于大汶口文化中的“”和“”，不但发现于山东的莒县陵阳河、大朱村、诸城前寨等大汶口文化的遗址中，也发现于湖北的石家河文化中，还发现于安徽蒙城县尉迟寺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在如此广泛的地域出现这一相同符号，说明它有约定俗成、为广大地区所乐于接受的意义。符号“”是符号“”的简体，一般隶定为“炅”，但对其解释却各不相同。笔者认为将大汶口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这些相关符号联系起来考虑，“”、“”、“火”诸形中，“火”是最基本最核心的符号。“”符号的下部是“火”形，上部的“○”既可以释为“日”即太阳，也可以释为天空星星之“星”。如果释为“星”，那么它与“火”形的符号相结合，意为辰星“大火”即大火星；如果释为太阳，在这里，这个太阳也是天象或天的代表，从而整个图形意指的也是大火星，它表达了当时的人们对于星宿大火观察、祭祀和观象授时，而大汶口文化的这类图像在良渚文化乃至石家河文化遗址中一再出现，标志着对于辰星大火的祭祀和施行大火历的文化传统，从古夷族向古越族以及荆楚之地的传播，也说明负责祭祀“大火”和观象授时的“火正”已出现[28]。

从文字起源的角度看，多个符号连在一起，其意义更大。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Sacklei）博物馆收藏的那一件黑陶贯耳壶上刻的九个符号，就其写法和结构看，也可以称为多字陶文。此陶文，饶宗颐先生考释说“乃有关古代奇肱民之记载”，并认为“是相当成熟之文字记载，与甲骨文为同一系统，其重要性可想而知”[29]。林华东先生则怀疑此陶文有可能是当年购买这件陶器时，“为利所驱使者作伪，以抬高‘身价’”，或者“可能属于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30]。江苏吴县澄湖遗址出土贯耳黑陶罐上的四个符号，李学勤先生释为“巫戌五俞”，即“巫钺五偶”，也就是神巫所用的五对钺[31]。张明华和王惠菊则认为，这四个文字“如果自左至右读，它们似乎记录了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澄湖地区一个以鱼为图腾的强大的部落联盟，曾经征服吞并了许多与之毗邻的擅长造船的氏族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如果自右至左读，这四个刻划似乎是一个以鱼为图腾的部落曾经制造了一批玉戚的记录”。并说它是“我国迄今发现的最原始文章”[32]。陆思贤认为“鱼篓形罐上的陶文，是表示了渔者生产、生活的一个过程，有明确的节令概念”[33]。上引几家的解释虽然不同，但都认为它们是文字却是一致的。当然也有认为与字符化程度更高、排列比较整齐的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良渚陶壶上的多字陶文相比，吴县澄湖黑陶罐上的四字刻符，有可能不是文字[34]。笔者以为，就字符化程度而言，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良渚陶壶上的多字陶文的字符化程度的确甚高，但我们不能以赛克勒博物馆良渚陶壶上的多字陶文的字符化程度作为判断是否为文字的标准。事实上，澄湖黑陶罐上的四字刻符，除左起第一个刻符外，其余三个刻符的字符化程度已经很高了。而第一个刻符，在崧泽、良渚、大汶口等文化中一再出现，似乎已有约定俗成的意义，这种约定俗成本身已属字符化的体现，所以，不能用字符化程度的略低于赛克勒博物馆上的陶文来否定澄湖黑陶罐上四字刻符属于文字的性质。我们之所以判断这四个刻符是文字，是因为四个字符化较高的符号被并列刻在一起，使得我们可以将这四个陶符作为完整的一句话来理解，也就是说，在四个字符的背后，我们看到了其有语言的基础，由此可以证明，当时已有一些符号是被用来记录语言的，并具备形、音、义等文字的基本性质[35]。

说到字符化程度，良渚文化中还存在几个图画符号连在一起的情形，如前举的余杭镇南湖出土的黑陶圈足罐上刻的8个图像符号。对这8个图像符号，李学勤先生曾释为“朱石，网虎石封”，意思是“朱到石地，在石的疆界网捕老虎”[36]。对此，安志敏先生质疑说，把动物、栅栏和曲折线等图像作这样的文字解释，“难以令人信服，不能认为从此有了真正用文字记载的历史”[37]。林华东先生也提出疑问：“假如它的意思确实在石的境界网捕老虎的话，那么这种‘网’又是用何材料做成，何以能网到老虎？诸如此类问题，都还是一个谜”[38]。南湖黑陶罐上的这8个图像究竟应作何解释，还可以作进一步的研究，但它的确似乎是讲述了一件事情，只是因它用8个图像来表述，李学勤先生认为它有属“文字画”的可能，与澄湖黑陶罐上的四字陶文以及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陶壶上的多字陶文相比，南湖的这8个图像就根本谈不到什么“字符化”的问题，这8个排列在一起的图画，很可能是该聚落中的人用来记录某件事的不太成熟的尝试。

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良渚文化单个符号中存在与大汶口文化陶文“炅”相同的符号，这不仅说明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说明在这些文化中都存在着祭祀“大火”星和观象授时的“火正”与大火历。或可释为“巫钺五偶”的多字陶文，由其四个符号的字符化程度以及可以构成句子、有语言基础等条件看，应该视为早期的文字。然而，南湖黑陶罐上用8个图像来讲述某一事情的现象，又说明虽同为良渚文化，但当时用符号记录语言或表达概念的水平，因聚落而异，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有的已达到文字的水平，表现出已进入“中国的原文字时代”[39]，而有的还停留在图画的阶段。这也说明，当时较为成熟的文字只被贵族上层中少数智者即圣者亦即巫者所掌握，所谓文字的“约定俗成”或在某一区域范围的“流行”，应当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理解，其具体情景尚需进一步探讨。

在良渚文化中，另一个重要现象是等级和社会分层的出现。良渚文化中存在不少的贵族墓，也有相当多的平民墓。学者们依据墓葬规模的大小、葬具的有无、随葬品的多少和优劣，对良渚墓葬作出了种种划分，较多见的是划分为大墓和小墓进行对比论述。也有划分为大型墓、中型墓和小型墓三个大的等级，每一大的等级中又划出二个小的级别[40]。按照后一种划分，大型墓是指墓葬规模较大，随葬品既精美而又数量巨大的墓。它一般多有木棺，有的还有木椁，甚至出现人殉或人牲。其随葬品可达百件以上乃至数百件之多，且以玉器为大宗，同时还有少量的象牙器、漆器、嵌玉漆器，以及木器、陶器和石器等。大型墓所用玉材几乎全为真玉，集中有数量较多的琮、璧、钺等良渚玉器中的“礼器”。中型墓是指墓葬较小，随葬品只有10－30件，少数为30－40件的墓葬。中型墓多数有独木刳制而成的棺底板，随葬品以陶器和石器为主，也有少量的玉器、骨器或象牙制品及鲨鱼牙等，但玉器质差量少，琮、璧、钺等玉礼器几乎绝迹，代之而起的是陶器和石器明显增加。小型墓葬目前发现最多，不见木质葬具，随葬品大多不足10件，且多为陶器，少数有1－2件石器或玉器饰品（坠、珠等），也有的小型墓葬无任何随葬品，为一无所有。此外，在良渚文化中还存在一类被称为“乱葬墓”的墓葬。这是一些既无墓坑又无随葬品，葬式或头向不一，甚至身首异处，或是被捆绑的殉葬者或人牲。

良渚文化能划分出不同等级类型的墓葬，反映了各类资源和消费生活资料存在着不平等的占有和分配。在良渚文化中有尚玉的社会风气，玉器是一种高级物品，玉器在社会分配中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别，足以说明当时存在着社会分层。按照一位美国学者乔纳森·哈斯（Jonahan Haas）的说法，这种获取消费资料有差别应是一种方式，而不只是一个孤立的例证[41]，也就是说，这种对玉和玉器不平等的获取，是与对其他类型资料的不平等获取相联系的。如果把对于玉器的不平等获取看成是对于宗教崇拜的神权资源的不平等占有的话，那么，良渚文化中的不平等获取还包括对农业的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占有，良渚文化的社会分层正是以经济和神权这两类资源的不平等占有为基础的。

良渚文化墓葬材料所反映出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若用社会学术语或社会组织结构来描述，良渚文化的大型墓实际上就是一种贵族墓葬，大墓在各处的普遍存在，说明存在着一个贵族阶层；良渚文化中小型墓属于平民墓葬，其中中型墓是平民中较富裕者，小型墓是平民中较贫穷者，小型墓的数量最多，说明一般平民阶层是社会中的主要人口；良渚文化中的“乱葬墓”，特别是那些身首异处，或被捆绑的人殉与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