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为什么对中国文化有贡献

Ⅰ 韩愈对古文运动的贡献

陈寅恪认为“尊王攘夷”乃韩愈古文改革的“中心思想”，是一场振兴儒学的运动，其终极目的是排除佛教、维护儒家君臣父子的伦理纲常。由此，韩愈以儒家向来所坚持的“夷狄”之辨作为自己的理论依据，将“佛”划为“夷狄”而加以猛烈攻击。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以鼓扬华夏正宗的“道”统思想，而时下流行的骈文，其辞藻的绮丽和艺术层面对仗的严格要求不足以担负起宣传道统的职责。因此，韩愈首先从文章形式的改革人手，要求废除骈文，恢复先秦、两汉之古文。在韩愈的大力倡导实践下，取得一定的成效。但伴随韩愈的离世，古文运动旋即式微。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有唐一代，韩愈故后，佛教依然畅行不衰，骈文依然风行于世，人们信手拈出的依然是读之琅琅上口、阅之绚烂多姿的骈体文章。韩愈的古文运动，“一时颇有声势，但未能取得代替骈文的优势。整个中晚唐时代，骈文仍占主导地位”，“晚唐五代，骈文仍然盛行，古文不振”。不仅如此，从实际创作情况看，“唐代中后期的文章代表乃是擅长骈文的白居易、元稹而非韩愈”。清人姜宸英甚至认为，韩愈之后，“其徒从之者亦寡。历五代之乱，几没不传”。韩愈的古文运动经历五代之乱几乎爝火熄灭，骈文依然是“唐代最发达”的文体。

韩愈对古文运动的贡献
有一种说法：认为韩愈历经磨难而九死一生，他在潮州兴学祭鳄，功不在禹下。故今在潮州韩文公祠正厅后壁有明世宗嘉靖十六(公元1537)年八月由巡按沈伯成(湖南衡州嘉禾进士，曾任礼科右给谏)立的“功不在禹下”碑，碑高二百二十八、宽一百三十九厘米，作行体直书，大字高三十六、宽二十四厘米。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郭沫若于1965年6月20日在潮州留书有“韩愈为有数之文人，为谏佛骨谪贬潮州，仅居留八月，所存《祭鳄鱼文》向来脍炙人口，尊者称其：功不在禹下……”其实韩愈的丰功伟绩是在于他对古文运动的贡献，古文运动是一场文化革命，它使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传播得到推广和发展，其功绩也象大禹治水一样伟大。
韩愈和柳宗元(公元773至819年，字子厚、山西永济人)、欧阳修(公元1007至1072年，字永叔，江西吉安人)、苏轼、王安石(公元1021至1086)年，字介甫，江西临川人)、曾巩(公元1019至1083年，字子固，江西南丰人)、苏洵(公元1009至1066年，字明允，苏轼之父)和苏辙(公元1038至1112年，字子由，苏轼之弟)同称“唐宋八大家”。他们倡导写作古文，改革文风，改变东汉至隋代流行的形式主义写作方法，使文章通俗实用、简明易懂，使文化知识得到推广和普及。古文运动提倡散文，反对骈文，由于这场改革和斗争的参加者很多，又有一致的要求和目标，形成长期和有规模的活动浪潮，经过奋斗不止，终于改革了文风，直到辛亥革命后才被白话文代替，在中国文坛流行八百年之久。
“骈”是二马并驾之意，在韩愈之前流行的骈文由对称的字句组成，不但要求对仗工整，而且强调音韵必须协调。它本是为方便诵读而形成的格律文体，起源于秦、汉，形成于魏、晋，到南北朝(宋、齐、梁、陈)和隋代大为兴盛，占据文坛的主流和统治地位。本来骈文的兴起对我国文学史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前进，骈文就显现出很大弊病；主要是忽略思想内容，只求堆砌华丽的词语，玩弄典故，造成文风萎缩和形式僵化，变成看不懂和不能应用的繁琐文章，成为文学要适应生产力和社会发展而要求通俗化、大众化的障碍。所以韩愈所领导的古文运动就出现了，他经过三十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使这场文化革命取得了初步胜利。
“古文”有两个含义，一是指古代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和《史记》等通俗易懂的文章和朴实的文风。另一是指韩愈所倡导的用散文形式反对骈文，解放文笔的通俗文风。骈文和古文可以各举一例来比较和说明：如南朝名作家庚信(字子山，公元513至581年，河南新野人)有《谢腾王赍(赠)马启》：“某启：奉教垂赍乌骝马一匹，柳谷(在甘肃张掖，因裂开的石块上有五匹马图，象征晋代魏兴)未开，翻逢紫燕(汉文帝刘恒的马名)。陵源(指陶渊明作品中武陵源)犹远，忽见桃花(和下面的流电、浮云都是汉文帝的马名)。流电争光、浮云连影。张敞(汉朝的京兆尹，为其妻)画眉之暇，直走章台(官员下朝后出宫的路)。王济(晋朝富翁)饮酒之欢，长驱金埒(用金钱圈垒的马厩)，谨启”。全文才五十八个字，便用九个典故，如果不加注释，谁知道在讲什么？就是不想让人看懂!其实无非是一句话：你送给我的马很骏美和善走。真是废话连篇，但庚信居然还被尊为大文学家!
韩愈也收到一匹马，他给唐宪宗写了《谢许受王用(人名)男(儿子)事物状》有“右今日品官唐国珍到臣宅，奉宣进止(指示)：缘臣与王用(大臣)撰写神道碑文，令臣领受(收下王)用男(儿子名)沼所与臣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者。臣才识浅薄，词艺荒芜，所撰碑文不能备尽事迹。圣恩弘奖，特令中使宣谕，并令臣受领人事特等。承命震悚、再欣再跃，无任荣拤之至。谨附状陈谢以闻，谨伏。”全文一百一十三字，没用一个典故，也是一封谢表。他为大臣王用写了一篇神道碑文，王家送了很多东西，他不敢收，李纯派太监给他送到家里。他写出了事由和感激之情，在当时属于容易看懂的文章，朴实自然，易学易写，能为大众接受，就是古文和骈文的不同之处。
韩愈倡导的古文运动除要求在形式上反对骈文的拘束和限制之外，还要求在思想和内容上反对骈文的空洞无物和浮华不实。古文还有“宣扬道统”即圣贤之道的含义。韩愈在《题欧阳生哀辞(词)后》文中有“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古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理)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本志乎古道者也。”他大声疾呼，鼓吹道统。其女婿李汉在《韩昌黎集序》称赞他有“摧陷廓清之功，比于武事(象战争一样)。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斥，反对)先生益坚”。可知韩愈生前受到的反对和打击不小。但当时支持他文学改革的除了柳宗元之外，还有着名诗人白居易(字乐天，公元772至846年，太原人)、刘禹锡(公元772至842年，字梦得，彭城人)、元稹(公元779至831年，字微之、韩愈同乡)、李观(公元767至795年，字符宾，陇西人)、欧阳詹(公元798至864年，字行周，泉州晋江人)等着名作家，他们也用通俗易懂的表达风格来支持韩愈的改革文风。
韩愈在《答李秀才书》中有“愈之所志于古(字符宾文)者，不唯其辞之好，(爱)好其道焉!”这个“道”见他在《原道》中所称“吾所谓道也，非向谓老(子，指道教)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王)武(王)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子)，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苟(子)与扬(雄)也择(继承)焉而不精，语(论说)而不详。”可知他宣扬的道是儒家正统的伦理道德。这种仁义礼教对当时长期处于战乱的社会有安定和进步的意义。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还提出“文者以明道”指正作文章要讲明伦理道德，宣扬仁义礼教。从文艺理论的角度来看，韩愈所提倡的“道”其内容是注重思想性，因为形式(艺术性)是手段，文章的作用在于“装载”道理而使其流行。所以，文而无道，就失去目的。道是主体、是灵魂，文是手段，是身体，而灵魂离开身体是不能存在的。他强调文学作品必须有思想性和战斗性，这也可以说是韩愈的哲学思想。酷爱古文，写文章也讲究通俗的毛泽东也有名言：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有的人认为：作为有名的卫道者,韩愈反对佛教是很出名的,他提倡的“道”中有排除一切异端思想的主张。因此,古文运动也是捍卫孔孟之道为目的。其实并非全是：韩愈虽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谏迎佛骨，险被赐死。但他反对的是铺张浪费和官僚贪污，不想反对民众想做的事。他出身平民阶层，知道老百姓的精神寄托。可能他在路上经过七十多天的思考，认识到迎佛骨活动也有发展经济、安定社会、满足人们信仰表达的积极意义(所以能保存至今)。因此他到潮州后便写谢表认错，又和大颠交往以表示友好。可见韩愈不排除异端而是普及文化，因为文化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是文明的标志，改变文风的社会影响是巨大的。如孙中山先生提出的“博爱”和“天下为公”也是来自韩愈的《原道》，可见其哲学思想影响的深远。“新文化运动”主张文章应该让人们看得懂，能够学。也应该归功于韩愈的启发、倡导和实行。
韩愈还提出：作家的品德是文章的根本，文如其人。文章是作家品德的反映，品德的高低好坏决定所写文章的成败和影响。所以李逢吉和皇甫镈之流是写不出好文章来!南宋的秦桧虽是状元，名声那样坏，谁去看他的文章？只知他的“莫须有”三个字，没有一个地方承认他是乡亲!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也提出：作家对于创作，应当“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基础)而候其实，加其膏(知识)而希(望)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丰硕)，膏之沃者光晔(芒)。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在《答尉迟生书》中还提出“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内容)其中。是故君子慎(重视)其实(本质)；实之恶美，其发(表现)也不(能)掩(盖)。本深而末(叶)茂，形大而声宏。行(为)峻而言厉(有威信)，心醇(有修养)而气和。昭晰者(明白人)无疑，优游者有余”。所以说“文如其人”，人们也是从文章了解韩愈，了解他提倡的古文运动和哲学思想。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韩愈还提出“气”和“神志”，它们既是作家的精神状态，也是做人的准则。他在《答李翊书》中阐述了散文创作中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他提出了“气盛言宜”的文气说，强调了文章的形式取决于内容，而内容又取决于作家的思想修养；第二，他提出了“惟陈言之务去”的主张，在语言运用上力求独创、新颖，前者是韩愈的文学创作观，后者是韩愈的文体改革论。如文中提出“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一齐)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精神饱满)则言(作品)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韩愈不但指古文的创作要以气势为先，文体的长短详略也不受束缚拘禁。而且做人也要有“正气”和“浩然正气”。这种正气是孟子提出来的，故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其“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正气指高尚情操和理想，在封建社会成为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和规范。韩愈提倡的正气丰富了人们的情操和精神生活至今，其积极作用和哲学思想一直受到社会的肯定。
韩愈还提出“不平则鸣”，认为文章应该为社会服务，为政治服务，毛泽东把这种哲学思想发展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韩愈在《送孟东野序》中有“大凡物不得其平(衡、定然)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吹动)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其跃也或激之，其趋也或梗之，其沸或炙之。金石之无声，或击之呜。人之于言亦然；有不得已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原因)，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不平者乎!”他把此前的着名思想家和文学家都称作“善鸣者”，因“不得其平”而鸣!而作家(包括韩愈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越强烈，郁积越深，其鸣声就越高，越畅越勇而且垂名后世。反而如果缺乏思想性和政治性，不“善鸣”而没有感受，没有正义感，其文就会“杂乱而无章”，更不会流传永远。而明代古文学者提出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也是韩愈这种哲学思想的继承。
《古文观止》中有韩愈的《讳辩》，揭穿那些“不务行曾参、周公、孔子之行，而讳亲之名则务胜于曾参、周公、孔子”的伪君子们可笑之面目。在《争臣论》中抨击了“恂恂（老实）如如”，貌似诚实但内心麻木不仁，做人没有热情，忘记有人民寄予重大期望的政治庸人。在《原毁》中尖锐地指责当时上层社会普遍存在的怠惰和嫉忌的恶劣风气……。这些文章都是他提出“不平则鸣”理论的实践，从中国文学史上来看，这个理论提高了汉代司马迁仅从个人不幸遭遇引发的“发愤着书”说，把创作的动机提高到关心政治、关心社会而且充满正气的境界，对后代的创作实践产生巨大影响。因为既能抒发个人的不满和失意，还指导作家去批判和揭露不合理的社会形象。此后，这种创作热情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正义感和社会中坚，是进步和伟大的。

Ⅱ 根据文意,韩愈能够成为新儒学突破的第一先驱者的原因是什么

(1)韩愈把对佛教(和道教)的批评和复兴儒家之道进行了综合,为新儒学将“入世转向”推入新的历史阶段创造了基础.
(2)韩愈为了重建儒家的道统仿照了新禅宗的模式,为新儒学的突破确立了方向,并为宋代的发展确立了基本准则.（每点2分）
小题4:
(1)韩愈之所以能够使儒学取得新的突破,关键是把对佛教(和道教)的批评和复兴儒家之道进行了综合.并且,韩愈也吸取了佛教里的一些合理因素,比如禅宗的教育方法、禅宗突破过程的整个发展范式.(2)陈序经、胡适等“全盘西化”的观点恰恰没有做到中西文化的综合,而是抛弃中国文化,全盘吸收西方思想文化.这种片面的做法注定了“西化梦”的失败.（答对1点给2分.）

Ⅲ 韩愈对儒家文化的贡献

韩愈的主要成就和贡献在文学上
众所周知，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较大，诗歌、文章都非常好，反对六朝以来的骈文，提倡“文以载道”，在文学上的地位比较高。
但是，在思想上只能排到三流。唐朝时期，儒家的思想处于劣势地位，当时的佛家思想见解精深奥妙，别开生面，如玄奘大师就是一流的思想家，儒家思想真正复兴是宋以后，儒释思想逐渐融合，后来有宋明理学。
可以看一下中国哲学的发展历史

Ⅳ “劣迹斑斑”的韩愈为什么能蜕变为世代敬仰的文人典范

公元768年，五十七岁的唐朝高官吏部侍郎（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走到了生命的终点。但他不是寿终正寝，而是死于非命。

事情是这样的，他的死是源于他的一个恶趣味——吃春药。

但屡遭贬谪的韩愈不仅不收敛自己的锋芒，反而愈挫愈勇，在知天命之际的五十一岁时竟发展到与皇上交锋。

至此，我们似乎明白了，如此“劣迹斑斑”的韩愈为什么能蜕变为世代敬仰的文人典范？除了有他登峰造极的文学成就背书，除了他鄙夷世俗的傲骨，还因为在我们的文化中，总是对天才网开一面，总愿意把他们的放荡善意地理解为风流。就像着名的美国电影《死亡诗社》展现的那样，只有诗歌、美、浪漫和爱，才是值得我们记取的。

Ⅳ 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有怎样的地位

韩愈的主要贡献是在文学上。他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继承先秦两汉散文传统，反对专讲声律对仗而忽视内容的骈体文。韩愈文章气势雄伟，说理透彻，逻辑性强，被尊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时人有“韩文”之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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Ⅵ 韩愈为什么被誉为“文起八代之衰”

“文起八代之衰”，这句话是苏轼对韩愈的赞誉，从韩愈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其文学成就看，并非过誉之辞。 同时，由于他十分重视文学特征的表现和文学手段的运用，创作出优秀的文学散文，提高了散文的审美品格，由此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Ⅶ 韩愈为什么会被誉为一代文宗

有《昌黎先生集》通行本四十卷，《外集》十卷，遗文一卷。韩愈的作品以崭新的面貌征服了当时文坛，把中国古代散文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他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散文大家，又是唐代着名的诗人和政治家。他和柳宗元共同倡导的唐代古文运动，是中国散文创作领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极大地影响和推动了古代散文乃至整个古典文学的发展历程。韩愈也因此被誉为一代文宗，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高度评价了他在扬荡六朝骄文靡风斗争中的不朽功绩。

Ⅷ 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又怎样的地位

韩愈的经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道论当中。概而言之，他的道论是由如下几部分组成的：一、明道；二、原道；三、道统；四、道学。这几个部分，集中到一点，就是旨在对传统的儒家思想正本清源，并在这个基础上试图架构一套适应封建社会后期需要的经学理论体系。

“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中最基本的范畴之一。先秦时期，儒家标榜“以道取民”，热衷于谈“道”。孔子自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并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孟子谈“道”谈得更多，如云：“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又云：“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荀子的道论很具特色，如说：“夫道者，所以变化遂成万物也。”（《荀子·哀公》）儒家经典对“道”也谈得很多，涵义也很丰富。《易经》的“复自道，何其咎”（《小畜》）；《尚书》的“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洪范》）；《诗经》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大雅·生民》）；《左传》的“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襄公十二年）如此等等。先秦儒家和儒家经典所谈之“道”虽然展示了多向的、丰富的内涵，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这就是：儒家所谈的“道”，主要是指天人之道，其核心是指治道，也就是后来所标榜的王道。

中唐伊始，随着中国封建社会向后期的逐渐过渡，学术理论界也开始活跃起来。“明道”思潮的泛起就是其中的重要表现。知识分子大谈其“道”，具有明显的继承历史传统、调整统治思想、重构理论体系的意向。唐中叶，谈“道”谈得最多的是两位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的经学家：一位是柳宗元；一位是韩愈。他们都谈“圣人之道”。不过，必须指出，他们虽然都谈“道”，但理论体系和倾向性并不是没有差别的。柳宗元所谈之“道”，内涵着人本主义的理论主张，比较进步；韩愈所谈之“道”，侧重于谈思孟一派之道，比较保守。道论的差别，说到底，反映了他们所代表的阶层利益的差别。

韩愈的一生，是以“明道”自许自命的一生。早在唐德宗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即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他就立志要“明道”。 他当时写过一篇文章，叫《争臣论》，内云：“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韩昌黎全集》卷十二）后来，他又指出：“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寻坠绪之茫茫，独旁搜而远绍。”（《进学解》）这两句诗概括了他对圣人之道的崇敬与探求。

什么叫“明道”？所谓“明道”，就是明孔孟之道，详言之，就是认识弘扬贯彻孔孟之道。韩愈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古文运动中，他继承和发扬了“文以载道”的观点，这也就是他的“明道”思想在“文”方面的贯彻。在《答李秀才书》中，他说：“子之言，以愈所为，不违孔子，不以雕琢为工，将相从于此，愈敢自爱其道，而以辞让为事乎？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读吾之辞而得其用心，将复有深于是者，与吾子乐之，况其外之文乎！”在《题欧阳生哀辞后》中，他还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者，通其辞者，本志乎道者也。”这些说教，字里行间浸透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传统，他是重其辞，更重其道。这是他对“明道”思想明白无误的张扬，又是对重辞轻道文风的一种批判。

韩愈不仅提出了“明道”主张，而且提出了“原道”问题。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做《原道》。“原道”，就是旨在追溯和阐发“道”之“原”。在韩愈的心目中，什么是“道”之“原”呢？他说：“情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已无待于外之谓德。其文《诗》、《书》、《易》、《春秋》，其法礼乐刑政，其民士农工贾，其位君臣、父子、师友、宾主、昆弟、夫妇，其服麻丝，其居宫室，其食粟米果蔬鱼肉，其为道易明，而其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为己则顺而详，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心则和而平，以之为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是故生则得其情，死则尽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庙焉而人鬼餐。”（《原道》）在这里，韩愈说明，“道”之“原”不是指别的，不是在别的什么地方，而是在儒家说教当中，在儒家的经典“五经”当中。儒家经典所载的、儒家向来所谈的仁义道德，就是“道”的具体内容，儒家历来强调的礼乐刑政，就是“道”的具体体现，这些“道”决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而是非常具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所谓“道易明，教易行”的。因此，“原道”问题，其实就是为“道”追根溯源和正本清源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