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入中国的文化有哪些

① 通过丝绸之路,哪些东西从中国传入西方,又有哪些东西从西方传入中国

在汉代，通过丝绸之路丝绸和茶叶传入西方。唐宋时，通过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传入西方。汉唐宋时期，我们的四大发明传入西方，等等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是难以统计的。

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

(1)西方传入中国的文化有哪些扩展阅读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于汉武帝之时。从中国出发，向西航行的南海航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主线。与此同时，还有一条由中国向东到达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东海航线，它在海上丝绸之路中占次要的地位。

南方陆上丝路即“蜀－身毒道”，因穿行于横断山区，又称高山峡谷丝路。大约公元前4世纪，中原群雄割据，蜀地（今川西平原）与身毒间开辟了一条丝路，延续两个多世纪尚未被中原人所知，所以有人称它为秘密丝路。

草原丝绸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带沟通欧亚大陆的商贸大通道，是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② 沿着丝绸之路,来自西方的哪些东西传入了中国

1，胡桃，即核桃，它与扁桃、腰果、榛子一起,并列为世界四大干果。《西京杂记》卷一“上林苑”：“胡桃，出西域，甘美可食。” 胡桃原产于伊朗和阿富汗，后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2，石榴，石榴的原产地是古代波斯,古代中国人称石榴为安石榴，确切地说是“安国和石国的榴”或“安石国的榴”。后来就简称为石榴了。

3，苜蓿，也叫紫苜蓿。原产于小亚细亚、伊朗、外高加索和土库曼高地。苜蓿抗逆性强,耐寒、热、旱、盐碱、薄,适应范围广,潜在产量高,素有"牧草之王"的美称。后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③ 在我国，哪些文化是从西方国家流传过来的

圣诞节，西装文化，脱口秀文化，娃娃文化，洛丽塔文化，这些都是从西方国家流传过来的。

④ 影响中国的外来文化主要有哪些各有什么特点

影响中国的主要外来文化：草原游牧民族文化、古印度文化、伊斯兰文化、近现代西方文化。

特点：

1、草原游牧民族文化：①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给中国人带来了铁器、胡瓜、胡床、葡萄、番茄、箜篌、羌笛和尚武精神等，影响中国人的衣食住行各方面，当代汉语普通话也受到阿尔泰语系的影响；②持续时间长，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直到清代中国都受到游牧民族文化深远的影响；③这些游牧民族的文化最终都被中华文化所同化，草原游牧民族的文化与华夏农耕文化一同构成当代中华文化。

2、古印度文化：①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佛教方面，在宗教和哲学领域对中国人影响最大；②传入中国的印度文化最后被中国本土化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有机组成部分；③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三条线路向中国传播。

3、伊斯兰文化：①主要是宗教文化，对中国回族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排斥。

4、近现代西方文化：①是强势的先进文化，对中国现代文化影响巨大，成为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主体部分；②与中国传统文化相排斥，但新文化运动后逐渐战胜了中国传统文化；③对中国现代化贡献巨大，是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基础；④包容性极强，可以吸收、容纳中国传统文化、古印度文化、当代日本文化和世界各地的各种宗教；⑤包罗万象，包括西装、西方语言（印欧语系日耳曼语族、斯拉夫语族、拉丁语族和芬兰语系、乌拉尔语系）、西餐、现代科技、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现代文学、西方文化复兴时期以后的哲学（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现代基督教（新教、天主教、东正教）、现代建筑、影视剧、现代美术、现代音乐，在当代华人日常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

⑤ 西学东渐输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大体是哪三类

西学东渐，是指从明朝后期到近代的西方学术思想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过程。其虽然亦可以泛指自上古以来一直到当代的各种西方事物传入中国，但通常而言是指在明末清初以及晚清民初两个时期之中，欧洲及美国等地学术思想的传入。
有人认为其出现的标志是利玛窦来华。 [1] 其名称出自晚清维新人物容闳(1828—1912)一本回忆录的书名。 [2]
这段时期，以来华西人、出洋华人、书籍、以及新式教育等为媒介，以香港、通商口岸以及日本等作为重要窗口，西方的哲学、天文、物理、化学、医学、生物学、地理、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学、应用科技、史学、文学、艺术等大量传入中国，对于中国的学术、思想、政治和社会经济都产生重大影响。

⑥ 东西从中国传入西方，又有哪些东西从西方传入中国

除了丝绸以外，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代表东方文明的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却是难以统计的，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我们今天所常见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国的土产，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荽、胡椒、胡桐泪、胡罗卜等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献中往往把这些植物的移植中国，归功于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张骞。实际上，现在可以确指为张骞带回来的物产，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产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亚(Media)，后者是西亚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种植物。
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到了东汉末年，史书记载:"灵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
从魏晋到隋唐，随着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人的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等，大量传入中国。

⑦ 西方的哪些文化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另一方面，域外文明也经丝绸之路，被导入中国，对我国也产生过重大影响。如中亚游牧民族的养马法、骑兵战术、西方的家具桌椅等。丝路也传进了西方的音乐、绘画、杂技等艺术。而中西文化交流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丝路将西方的宗教传入中国。公元前1世纪末，大月氏人把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传入的还有祆教、景教、摩尼教以及伊斯兰教。这对于宗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丝绸之路使欧亚各地区之间加强了联系，对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

丝绸之路自西汉正式开通以后，历1500余年，直到明代，它一直承担着内地与西域、中国与亚、欧一些国家、地区之间政治、经济、文化联系的重要任务。其间虽因政治上的原因出现过时通时断的情况，但总的来说，丝绸之路是在持续着、发展完善着，直到海上交通取代了它为止。

丝绸之路是一条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通道。从历史上看，丝绸之路曾是联结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中国、印度、埃及等国家的纽带。在丝路所经过的地区，出现过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罗马帝国等跨亚、非、欧三洲的世界大帝国。在丝绸之路之要冲，产生了佛教、伊斯兰教等影响亿万人思想的宗教，还有伟大的创造发明及思想流派，这些都经丝绸之路流传到全世界。总之，丝绸之路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影响和推动了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口稠密地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

公元337年君士坦丁大帝的皈依基督教刚刚开始的时候，号称是穷人的宗教，认为富人升入天堂比骆驼钻过针眼还要难。在罗马帝国时期，它基本上是遭到镇压的宗教，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基督教逐渐成为整个欧洲的正统宗教。一直到现在，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文明就是基督教文明

⑧ 西方物品有什么传到中国古代

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着、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沿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我们今天所常见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国的土产，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荽、胡椒、胡桐泪、胡罗卜等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献中往往把这些植物的移植中国，归功于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张骞。实际上，现在可以确指为张骞带回来的物产，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产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亚(Media)，后者是西亚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种植物。
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到了东汉末年，史书记载:"灵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
从魏晋到隋唐，随着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人的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等，大量传入中国。

⑨ 明清之际传入中国的西方文化有哪些

中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又一次大交汇，发端于明朝万历年间，即16世纪末叶。这一次的中外文化大交汇，既不同于两汉时期对落后于本土文化的西域草原文化的吸收，也不同于唐宋时期对与本土文化不相上下的南亚次大陆文化的借鉴。这一次中国人面对的，是水平超过了自己的欧洲文化。东西方文化的强烈反差对中国社会的震撼及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无疑是空前的，也是巨大的。

当时，罗马教廷为了配合欧洲殖民势力的扩张，在葡萄牙当局的支持下，通过澳门，向中国派出了成批的传教士，以便叩开封闭的“远东的伟大帝国”的大门。为了“不使中国人感觉外国人有侵略远东的异志”，他们决定采取“学术传教”的方针，即通过介绍西洋科学、哲学、艺术，引起士大夫们的注意和敬重，以此扩大耶稣会的影响，并“使中国学术界坦然接受，而认识基多（基督）圣化的价值”。（以上引文见裴化行《利玛窦司铎与当代中国社会》第一册。“司铎”：sīó，天主教对神父的另一名称）耶稣会士来华，固然意在传教，但他们却带来了范围远比宗教广泛得多的欧洲文化，成为当时“两大文明之间文化联系的最高范例”。（李约瑟语）

来华耶稣会传教士人才济济。来华初期，他们注意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和经籍，努力了解并顺应中国社会，以求得天主教义和中国儒家思想的统一，借以培植天主教植根中国的土壤。明清之际的万历、崇祯、顺治、康熙各朝，对来华的西方人才都很重视，不光容许他们从事正常的教务活动，还注意利用他们的才能，广泛吸收西方科学知识。清朝康熙帝就曾通过南怀仁致信西方耶稣会上士“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1677年，康熙又专命法国传教士白晋为“钦差”，赴法争取招聘更多的科学家携带更多的科学书籍来华。他还特召传教士进宫廷，为其讲授几何、测量、代数、天文、物理、乐理以及解剖学知识，无一日间断。

尽管传教士们介绍的西方科学有它的局限性，在天文。数学等方面最早介绍到中国的，也并非是西方科学的最新成就，但仍有许多新的技术知识，许多科学着作通过编译得以在中国流传开来。1620年，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从西欧各国募集来西文着作7000余部；1629年，科学家李之藻编印了天主教第一部丛书《天学初函》，其中就包括了许多科学着作。这样，就使中国有了可供吸取的新的知识来源。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传人中国的西方文化，自然科学是其主要部分，当然也包括欧洲古典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等等。这些西洋学术对于中国来说都是新鲜的：欧几里得几何及其演绎（yì）推论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世界舆使中国人获得了新的世界概念；火器的使用、望远镜等仪器的介绍和应用也都具有重要意义。对此，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明代科学文化界的先进人士，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徐光启在其着述中多次谈到，传教士带来的西方科学技术，“多所未闻”；从其学习与钻研中，他感到有一种“得所未有”的“心悦意满”；在驳斥反对派的诘难时，他更鲜明地指出，外来文化“苟利于中国，远近何论焉”。李之藻也说，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物理、几何等科学，“有中国累世发明未晰（xī，清楚、明白）者”，“藻不敏，愿从君子砥焉。”（砥：dǐ，磨、磨练）方以智在《考古通论》中指出，西洋学术能“补开辟所未有”。这种对外域学术的开明态度，反映了中国早期启蒙学者的宽阔胸怀。

传入中国的物理学与机械工程学西方科学传人中国，机械、物理、测绘、历算，门类繁多。中国是农业国，因此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水利科学首先受到重视。利玛窦生前，把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Sabbathinus de Ursis。公元1575～1620年）介绍给了徐光启。熊三拔1606年来华，在北京随利玛窦学习汉语，成了他的重要助手。熊三拔所着《泰西水法》（6卷），1621年在北京刊印。这是第一部介绍西洋农田水利技术的专着，集中了欧洲水利工程学的精华。徐光启所着《农政全书》（60卷），其中水利部分，全部采自《泰西水法》。《农政全书》是中国古代农业科学集大成之作，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影响下编纂而成的。该书初版于1633年，1742年改为《授时通考》，以78卷行世。

德国传教士邓玉函（Jean Terrenz，公元1576～1630年）1621年来华，曾在嘉定、杭州一带传教，后被召至北京，同徐光启、李之藻等修订历法。他的机械工程学着作《远西奇器说录最》（3卷，简称《奇器说》），在王征协助下编译成中文，于1627年在北京刊印问世。该书所录奇器，依切、便、精三原则选择收录：切就是切于民生日用、国家工作；便就是便于成器、工费非巨；精就是精于同类器物、非重非繁者。此书康熙时被收人《古今书集成·考工典》卷二四九中。

曾任清朝钦天监监正的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曾根据意大利机械学家布朗加（Branea）在其《汽轮机》一书中提出的设想，于1678年进行了蒸汽动力试验，用轻木制成四轮小车，中部设火炉，用煤点燃，井用齿轮把后轮与中轴相接，以推进行走。他还在后轴中装置调向杆，以改变车的行走方向，从而大大改进了布朗加的设计。南怀仁还着有《熙朝定案》三卷，编录各种工程技术，极有实用价值。

明代中叶，随着耶稣会士来华，钟表便作为不可缺少的西洋奇器，在官僚上层流行起来。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MichaelRuggieri）送给广东制台（制台，官名，制军的别称，清代对总督的称呼）陈文峰一台大自鸣钟，且把它改装成合乎中国观念的十二时辰，把阿拉伯数字改为中国字。在利玛窦进贡北京的礼品中，自鸣钟也是十分引入注目的物件。1613年，金尼阁曾返欧洲，其间获得德国巴伐利亚公爵赠送的一架既能表现天体运转、又能指示时刻的仪器。1621年回到北京后，金尼阁把这架仪器进呈宫廷。

徐光启的五世孙徐朝俊，家学渊源，精于钟表，晚年曾完成《高厚蒙求》一书。该书1796年完成，1809年才正式出版，共分四集，天文、地理、仪表无所不包。其第三集详论钟表制造，并附四页。当时，修钟、造钟以广州为最早，不久苏州也能制造，有“广钟”、“苏钟”之称，但发条却是进口的。

历法改革与天文学的传入明代中国使用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等创制的《授时历》，到了明末，误差已经很大。崇祯年间，朝廷命徐光启、李之藻。李天经先后主持修订历法，并聘用耶稣会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J8cobus Rho）等参与工作，终于1634年着成《崇祯历书》（后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崇祯历书》是一部比较系统地介绍欧洲天文学知识的着作，较之《大统历》自然要准确得多。但新历法却因明亡未能推行。1645年，清政府决定颁布用西法推算的《时宪历》。1678年，南怀仁、利类思（1mdovicus Buglio）根据汤若望编译的历书和M百恒年表，编成《康熙永年历法》32卷，又名《御定四余七政万年书》，从此通用西历。

利玛窦、庞迪我等传教士来华时，都带有天文仪器。后来在华教士才加以仿制。利玛窦带来的望远镜，初称千里镜，“玛窦死，其徒某道人挟以游南州，好事者皆得见之。”1622年，汤若望又从欧洲带进新式天文望远镜一架；后来，他还负责监制了中国第一架望远镜，于1634年正式安装使用。

《崇祯历书》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天文学原理和测量方法，但对天文学中的“西法”，传播的却是丹麦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1582年提出的以地心说为主要内容的第谷体系。该体系与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伽利略（GalileoGalilei）、开普勒（JohannesKepler）的日心说处于对立的地位。直到1722年（康熙六十一年）《历象考成全书》（42卷）编成，前编仍未超出第谷体系。后来，德国耶稣会士戴进贤（Ig～natius Koegler，公元1680～1746年）、葡萄牙耶稣会士徐懋德（Andreas Pereyra，公元1690—1743年）用新的日益完善的数学方法推测日食，并于1742年（干隆七年）编成《历象考成后编》加10卷，引入了法国天文学家噶西尼（D．Cassini）的理论，才使中国数学增加了一些新内容，计算地球与日月距离也已采用牛顿（Isaac Newton）法。

意大利传教士罗雅谷是第一个在中国介绍伽利略学说的人。在《五纬历指》卷三中，他明确提出“天汉”（即指现在通称的银河）乃星云的凝集；在该书卷八中，还举出了伽利略关于星体发光的本质的论说。尽管教会反对日心地动说，参与修历的罗雅谷、汤若望在《月离历指》、《交食历指》中，还是大段大段地转录了伽利略在1610年运用望远镜所作的第一批大文观测记录；汤若望更在1640年所作《历法西传》中，从天文学发展的角度肯定了伽利略在天文观测上取得的伟大成就。可以说，汤若望是第一个在中国支持伽利略学说的耶稣会士，他对天文望远镜的引进和仿制做出过特殊贡献。

一个世纪之后，法国耶稣会士蒋友仁（Michael Benois）来华，才对日心说作了明确的介绍。对哥白尼体系，他作了这样的论述：“哥白尼论诸曜，以太阳静地球动为主。人初闻此论，辄（zhó怕，就）惊为异说，盖止持目证之故。”自此之后，哥白尼、枷利略的行星体系才得以在中国正式传播。这期间，18世纪英国制造的演示哥白尼学说的两架太阳系仪——初时称天象仪（orrery）——也运到了北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馆），它们的引进，对蒋友仁日心说的介绍起了不少的推动作用。

西方数学在中国的介绍与研究1572年至1577年，利玛窦在罗马神学院读书时曾师从克拉维斯（c．Claviius）学习数学。到中国后，1603年至1607年问，应徐光启之请，他们共同译出了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六卷（《原本》后九卷的翻译，直到1856年才由李善兰和经营墨海书馆的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合译完成）。《原本》的翻译，对于欧洲天文学以及几何学的了解与研究，是一个有益的开端。1611年，徐光启在《刻几何原本序》中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Chuiai，推测、猜测），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利玛窦认为这是一本“举世无一人不当学”的专着。清代数学家大都研究过这本书，并有专着探讨，如方中通的《几何约》（1661年）、李子金的《几何易简录》（1679年）、梅文鼎的《几何通解》（1692年）、杜知耕的《几何论约》（1700年）等。

继《原本》之后，由利玛窦口译、李之藻笔录的《同文算指》于公元1613年编成，第二年刊印。这是输人中国的第一部欧洲笔算着作，原书名为《实用算术概论》。李之藻在该书序言中，讲述了他与利玛窦合译此书的缘由和目的，通过比较，他看到了西方数学中同于、异于和优于中国数学的地方。由于《同文算指》介绍的笔算方法简便可行，与现今算法相近，因此经清代数学家改进后在中国普遍推广。

利玛窦、徐光启、李之藻等编着、合译的数学着作还有《圜容较义》、《测量法义》、《干坤体义》（二卷，上卷论天体，下卷论数理）等。中国数学家在研究西方数学的基础上写出的数学着作有《测量异同》、《勾股义》、《几何体论》、《泰西算要》和《几何用法》等。

1634年编成的《崇祯历书》中，有对西洋数学的专门介绍。内中有邓玉函着《大测》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罗雅谷《测量全义》十卷。

清初成书的《天学会通》中，也有对西洋数学的介绍。该书由中国学者薛风祥（zub）依据传教土穆尼各（NieolasSmogolenski）所授知识编成，涉及天文、数学、医学、物理等多门学科。数学部分，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较《崇祯历书》中的有关内容更为完备。

康熙皇帝酷爱数学，在他的直接支持下，历时31年（从公元1690～1721年）终于编成《数理精蕴》，凡53卷。这部数学巨着于雍正元年（1723年）刊印，全面总结了此前西方数学在中国传播的成果，鼓励、刺激了中国知识界研究数学的兴趣。其后，中国涌现了一批卓有成就的数学家，出现了较长时期的数学研究热，这与康熙的倡导、《数理精蕴》的编纂，大有关系。

地理学的传入与地测绘利玛窦初到肇庆不久，即应当地长官的要求用西法绘制了一幅世界地，题名《山海舆地全》（亦称灿海舆地》）。后来，他又在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多次编绘世界地，并被中国人多次刊刻印制，流传极广。他借地宣扬的一些天文、地理知识，比如地圆、地球的大小、地心说、五大洲的概念、五带（指热带、南北温带和南北寒带）的划分、山川和国名等，影响也很大。利氏地上的五大洲名和许多地名、国名，一直沿用至今。

利玛窦的世界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中国部分绘制得比较精详。从现存的利氏地中，可以推知他在绘制中曾参考过不少中国舆并吸取了这些舆的长处。利玛窦之后，在华耶稣会士如艾儒略、毕方济、南怀仁、蒋友仁等也绘制过世界地。梵蒂冈书馆藏有艾儒略的《万国全》、毕方济的《坤舆全》印本，米兰安布洛歇书馆也有艾儒略地的刻本。南怀仁的《坤舆全》于1674年刊印，分给两半球，巴黎国家书馆、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都有藏本。1761年蒋友仁进呈给康熙皇帝的《坤舆全》，曾于1767年正式付印，也是两半球，高6尺，宽14尺，颇有气势。

自艾儒略到中国（1610年）后，中国才有较为系统的地理着作出版。1623年刊印的《职方外纪》，由艾儒略增译、杨廷筠汇记，共5卷。该书介绍五大洲各国风土、民俗、气候、名胜。第一卷亚细亚，第二卷欧逻巴，第三卷利未亚，第四卷亚墨利加、墨瓦蜡泥加，第五卷四海总说，列举海名、海岛、海族、海产、海状、海舶、海道等。卷首有万国舆，南北半球，各卷有分，是中文着作中第一部系统介绍五大洲地理的专书。

S0年后的1674年，南怀仁将《坤舆说》二卷付印，以说明同年刊刻的《坤舆全》。上卷总述自然地理，下卷分说五大洲，最后是四海总说。上卷所依据的主要是利玛窦之说，下卷则大多采自《职方外纪》，最后列七奇，介绍世界七大工程。

艾儒略还着有《西方答问》上、下二卷，1637年刻印出版，分条介绍西方风土。1668年，因康熙皇帝要了解西洋风土国俗，利类思、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eans）、南怀仁等传教士节录《西方答问》，编成《御览西方要纪》，流传频广。

遍于中国各地的西式建筑16至17世纪，在中国的土地上相继出现了许多西式建筑，这些建筑大都是由基督教会出资兴建的。比如建于澳门的望德堂、圣劳楞佐堂、圣安多尼堂、圣奥斯丁堂和圣多明我堂等。1572年，澳门成立圣保罗学校，附设天主之母教堂，以大理石筑成。1835年大火之后，仅存饰有铜制雕像的大理石牌坊（俗称大三巴），成了今天澳门的标志性建筑。

明万历年问，传教士在南京建大教堂，俗称无梁殿，被认为是中国内地最早的西式教堂。北京宣武门内教堂，亦称“南堂”，是北京城内最古老的一座天主教堂。该教堂原是汤若望在1650年春按中国式样建造的，后由徐日升（Thomas Pereyra）、闵明我改建成西式，但仍悬有“通玄佳境”的顺治御匾（biǎn）。教堂西面则是汤若望宅第。现今的南堂是1900年修复的，堂内有圣母和耶稣圣像及壁画。除了南堂，北京还有北堂、东堂、西堂，其中北堂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大主教堂，坐落在西城区西什库。在1900年义和团反洋教 运动兴起时，西什库教堂一带曾是激烈的战场。

杭州的天主堂，坐落在武林门内天水桥南，是意大利耶稣会士卫匡国（Martinus Martini）从欧洲返回杭州后兴建的新堂，“制作制度，一如大西；规模宏敞，美奂美轮”（《辩学》抄本），成为中国境内最为华丽的教堂。上海的天主堂以安仁里世春堂规模最大，1640年改为敬一堂，是一座中西合壁的教堂和教士寓所。

清代西式建筑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工程，是北京圆明园分园长春园中的欧式宫殿。从1747年（干隆12年）起，长春园开始兴筑欧式宫殿，由意大利人郎世宁（Joseph Cas～tiglione）设计，法国人王致诚（又名巴德尼，J．Dents Attiret）。蒋友仁（Michael Benoist）协助建造。欧式宫苑建在园北狭长的地带内，包括6幢欧洲文艺复兴后期“巴洛克”式建筑、若干水法（喷水池，亦称喷泉）、欧式庭院以及园林小品，人们称之为“西洋楼”。蒋友仁精于喷水池的建筑，园内西洋水法都由他制造并管理。蒋氏去世后，喷水机械失修，喷水池便告废弃。圆明园规模宏大、构思精巧、风格独特，欧式宫苑与典型的中国园林融为一体，堪称世界造园史上划时代的杰作，因此被王致诚推崇为“万园之园”（Jardin des jardins）。

1860年10月5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海淀，次日傍晚便攻占了圆明园，进行大肆抢劫和破坏。10月18日清晨，联军开始纵火烧园，熊熊大火一直燃烧到第二天，最终使整个圆明园化成了一片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