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为什么推崇宋代文化

Ⅰ 谁知道陈寅怯的相关故事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陈寅恪的历史悲情

吴小龙

几年来，“陈寅恪热”一直持续不衰，研究、推崇的文章、着作连篇盈箧。这对抱着
不可化解的悲情冷落终生的陈寅恪来说，应当是一种告慰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理
解他的悲情，和他在这种悲情中的思考，还有他在这种悲情和思考中的坚定的信念和持守
，那么，这种告慰恐怕是陈寅恪所不需要的。

陈寅恪的悲情是对整个中国近代以来历史进程的思考的结果。这一段历史确实无法令
人振奋，虽然人们真诚地振奋过。在国人一阵阵地振奋、乃至狂热时，陈寅恪一直冷落地
独处一旁，冷静地旁观、思索，他的悲情在国人的这种狂热中加深，这是他的过人之处；
然而就在这种悲情终至不可化解之时，他仍以其对中国文化的信念顽强地守持着，坚持着
他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坚持着他对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大因缘”的等待
，这是他更可贵之处——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些人从往昔的狂热中出来后，再三再四地拒
绝反思，只是在竭力制造新的狂热中自得、自虐，或者放弃一切信念和守持而在趋潮中放
纵，我们更感到这个孤傲的老学者确实可敬、可佩。

现在人们爱说解读陈寅恪，我以为，要真正读懂他，就要真正理解他的“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理解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和真正态度，还有，就是他对决定性地关
涉到这个文化的命运的两个政权的态度的真切意味——把他看作前清遗老或反共人物都是
迷于一些表面现象的简单化的错误结论。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虽然是陈寅恪晚年为柳如是作传时才完整地提出来，但
它准确地表达着陈寅恪一生的价值认定，而这一认定表明，陈寅恪无疑属于五四那一代人
。表面上看，陈寅恪和曾与他在清华国学院共事过的王国维一样，是个坚持站在传统文化
立场上的守旧派，坚守的是传统文化的价值立场，然而他用来表达传统文化的根本的这所
谓“我民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恰恰是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所弘扬的思想。虽然
陈寅恪和王国维一样，总是被划在五四群体之外，他也确实不曾说过赞扬五四的话，但他
所认同和标举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却分明是五四的精神遗产。以守持传统文化
精神为职志的陈寅恪在讲出这句话时没有半点的�格和勉强，这是值得思索的一件很有意
味的事。一般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并不相容的，然而
在陈寅恪这里，在具体化到作一个堂堂正正的人的问题上时，它们居然并不抵触和对立。
在我们传统的修身、做人的要求中不但没有这两条，连相似的都没有，有的只是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有的只是忠、孝、礼、义、廉，这些原则都与自由思想无关。倒是在
人格境界的追求中，我们有气节、风骨之说——似乎就是在这一点上，在其落实到人生实
践的层面上时，两者相通了。对中国的“士”来说，或许他必须先遵守上面的所有那些道
德伦理规范，行有余力，在此之上，再追求一种个人的精神境界——气节、风骨、神韵？
但不管怎么说，陈寅恪用自己的始终傲然而立的一生至少证明了一点∶中国士大夫传统中
的某些东西，是能与西方近代兴起的知识分子传统统一于真正的知识分子的道德人格实践
的。甚至于，士的传统中的某些东西至少更能支撑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时局剧变时的立场守
持。五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原来的那些自由知识分子，争相改造、学习，跟
上形势，跟上运动，甚至一些“泰斗”级的人物也竞相表态，陈寅恪不为所动，他至死未
有这种表态。是传统的气节，还是西式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支撑着他？我想
，两者都有。

可以说，陈寅恪是属于五四精神熏染出来的那一代人，而且，可以说他始终坚持了清
醒的知识分子立场。一位老学者提到，早在1949年，陈寅恪就几乎预见到了十年浩劫
，他那年写的诗里有这样一句∶“竞作鲁论开卷语，说瓜千古笑秦儒”。头一句，是指《
论语》开卷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是挖苦当时大家抢着“学习”，第二句，
说的是“坑儒”的事，说是秦始皇派人在山上种了瓜，又安装了机关，然后让那些儒生们
去看瓜，当这些儒生们正兴高采烈地“说瓜”，高谈阔论的时候，机关翻下，把他们全都
活埋了。这两句诗真如谶语，其含意令人惊骇。如说陈寅恪当时就能够准确预料到“文革
”，当然不可能，但他凭着一个具有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敏锐直觉，点出了思想整肃和
焚书坑儒两者间的那种必然。从五十年代起，哪场运动，他都不跟上凑热闹，他的批判态
度，从他当时写的诗里隐晦地、却也相当清楚地表达了出来。“八股文章试帖诗，遵朱颂
圣有成规”，“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
，“墨儒名法道阴阳，闭口休谈作哑羊，屯戍尚闻连�水（即今朝鲜清川江），文章唯是
颂陶唐”，“江安淮晏海澄波，共唱梁州乐世歌。座客尚讴君莫讶，主人端要和声多”…
…从五十年代起的这一场场学习、改造运动，最后不是顺理成章地引出了所谓超过“焚书
坑儒”一百倍的“十年浩劫”吗？应当说陈寅恪当年的感觉是对的，成了不幸言中的预见
。当然，我们并不同意海外有的学人的观点，即据此认为陈寅恪持反共立场。陈寅恪作为
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对政治持一种疏远的态度，对国共两党亦然，在政治上并不反共。
共产党主政后，对陈寅恪一直是优礼有加，尤其是在广东的领导人陶铸，更是曾力排众议
，始终给陈寅恪以知识分子难以奢望的特殊待遇；而且，在鼎革之初，在共产党治理下，
中国很快消除了旧中国那种黑暗、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初现国泰民安的治局。这些，
足以使陈寅恪对共产党带来的新气象产生一定的期待，因而谈不上与共产党之间存在任何
“家国之恨”。他对共产党的态度是合作而有保留。他所不能接受的，是此后摧残知识分
子心性的一系列政治运动，他为此也曾明确表达了“义不能辱”，不止一次作过抗争。他
还借颂柳如是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等于揭起自己的抗争之帜。陈
寅恪这样做并不是要反共，而只是明确表达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一个坚信民
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又接受了西方先进思想、继承了五四一代追求思想启蒙与民主科学的
精神遗产的知识分子的立场∶不能搞文化专制，那会摧残民族文化，戕害民族心性，导致
历史倒退，使我们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难道现在不应当把这些观点当作一种常识来
接受吗？

我们再来看看陈寅恪的“文化遗民”心态。人们常把陈寅恪看成遗老式的人物，或者
用胡适的说法，“遗少”，因为清亡之季，他还年少得很，够不上称“遗老”。他的遗民
心态也许与他的家世有关：他有个在湖南巡抚任上力行新政，在戊戌政变后被革职“永不
叙用”的祖父陈宝箴；有个绝意仕途，以诗名世，自号“神州袖手人”的父亲陈三立；有
个诗画大家的兄长陈师曾（衡恪）；如此仕宦诗书世家的家风熏陶，不可能对他的性格心
性没有一点影响。也许，这又与他的毕生学术事业有关：他学贯中西，在许多领域有常人
无法企及的造诣，如在宗教史、西域民族史、蒙古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等领域；又
精通多种文字，除蒙、藏、满文外，还有现在纯属古董的梵文、突厥文、回鹘文、西夏文
、吐火罗文、巴利文等等。（为此，郭沫若后来曾号召青年学生要用集体的努力，“在史
料占有上超过陈寅恪”，成为那个荒唐年代留下的笑话之一）但陈寅恪的这些学识，与其
说使他与世界有更多的联系，不如说使他对现实世界有更多的疏远。另外，遗老形象的形
成，恐怕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晚年的处世态度：对现实和政治抱一种疏离和不合作的态度。
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解放后，他的诗作中总是满溢着悲凉气息，谁也不会认为他
对时政和现实是认同的。然而若由此推断陈寅恪对中国的哪个政治党派有明确的好恶偏向
，则又大谬不然。他只是出于他所感受到的一种历史悲情、生命悲情的奇哀隐痛而憔悴忧
伤，似乎是无端地在那儿吟咏他的兴亡之恨。因为这在他，是超乎党派之争之上的兴亡感
慨，是一种文化悲情，是在凭吊一种逝去了的、在他看来是那样美好的文化。这是一种不
解的历史情绪。他的这种情绪，其实至少形成于二三十年前，乃至形成于清末民初；至少
在他为王国维的自杀而写的一系列文字中，这种悲情已经有了集中的表达。1934年，
当王国维的遗着结集出版时，陈寅恪为其作序。在他那不太长的《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中，陈寅恪写下了这样一大段沉痛的话：

今先生之书，流布于世。世之人大抵能称道其学，独于其平生之志事，颇多不能解，
因而有是非之论。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
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
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然则先生之志事，多为世人所不解，因
而有是非之论者，又何足怪耶？尝综揽吾国三十年来，人世之剧变至异，等量而齐观之，
诚庄生所谓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者。若就彼此所是非者言之，则彼此终古未由共喻，
以其互局于一时间一地域故也。呜呼：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其间
傥亦有能读先生之书者乎？如果有之，则其人于先生之书，钻味既深，神理相接，不但能
想见先生之人，想见先生之世，或者更能心喻先生之奇哀遗恨于一时一地，彼此是非之表
欤？

这番话，现在读起来，与其说是悼亡，不如说是自白，差不多就是陈寅恪的夫子自道
。看得出，其间凝聚着一种“奇哀遗恨”的文化悲情，几乎已是不可化解了。在陈寅恪这
一番慨叹很深的议论中，实际上，多少有点将王国维的“奇哀遗恨”泛化和哲学化了，在
这种泛化中，陈寅恪欲进而探其更深的隐痛，但是，这种泛化固然能超脱局限于“同时间
地域之众人”未由共喻的“事”、“故”，却也使其部分地失去沉哀。或应反过来说，超
时空的理性之悲情固然有之，但令人“憔悴忧伤继之以死”的，却总还是其所处之时、地
、事、故。因为普遍意义上的历史悲情本来正是应给人以超越当下时空和现实事、故的睿
智和清醒的；使这种悲情不带来超越情感，而带来奇哀沉痛的，恰恰是所置身的时代的时
局和事变，以及它们所包含的价值理想崩溃的意味。抽去了这些具体内容，王国维就大可
以去做一个庄周或陶潜，而无须自沉昆明湖了。王氏的奇哀遗恨，正是其所处之时、地、
事的纠结及其所象征的文化价值失落的结果。后人思索它，亦须直逼这一具体的价值失落
之所由来而追问、深思。陈寅恪的说法，对于撇开具体的、当时有所特指的人事纠葛以见
王氏自沉的深隐的文化悲情，虽然自有其更深刻的认识和思索在其中，但他将这种奇哀隐
痛泛化，却确实是以自己的感受来理解王国维，并因而形成和加强了自己的悲剧情绪，这
种情绪，这种历史悲情贯穿了他自己的一生。王国维之死对陈寅恪的重大影响即在于此。
他由此产生、加强的历史悲情成了他观察世变、面对时局的一贯态度，而这正是他本人以
后一直对时局取那种疏离态度的根本原因。对他来说，这种情绪和态度反映了对近代中国
文化价值失落这一历史悲剧的悲哀沉痛，他以这种悲情来悼念王国维，来悼念曾经代表着
传统文化价值的王朝的消逝，以致于在别人看来，他和王国维一样都是在对清王朝怀着一
种眷眷之情，那都错了。王国维或当别论，陈寅恪对与他有杀祖之仇的清廷是未必怀这种
深情的。

那么在陈寅恪毕生憔悴忧伤的深深的历史悲情背后，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和根本
态度是什么呢？他很早做过的一个自我表白。一旦读出了他那个表白的真正意思，结论是
令人吃惊的，也是逼人深思的。陈寅恪在1933年所写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
报告》一文收笔时，曾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自白：“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
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这句话，广为流传，引者甚多，却均未深究
其意。是自谦、自贬呢？还是论学呢？还是讥世？论者或引此言说明陈氏保守，或说明其
守执所学，独忽略了他为何要自己定位于咸、同之世，曾、张之学——前者似乎较后者更
不易解。关键正在这里。咸丰、同治年间并非太平盛世：鸦片战争爆发于道光年间，而英
法联军攻陷北京、火烧名园、逼得皇帝出逃、病死于热河，则是咸丰时之事。同治年间，
奕�、文祥和曾、左、李等人开始搞洋务运动，以求自强。在这个时期，老大帝国已因落
后而挨打，但却未彻底沦丧；已被迫开眼看世界，但尚未丧失那种妄自尊大的文化自信；
西方文化已携坚船利炮而来，但还只是作为一个强大而危险的笼统的外在事实，刺激着国
人的文化自省、武备自强意识，还未至国人完全相信西方文明高于华夏文明，因而主动接
受西学，西方学理大规模地输入以至于统摄人心的地步。这是一个人们还相信中国只要稍
为“师夷长技”即可“制夷”，这一切都并不难办到的时代。随着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从器
物到政制到学术各层面的逐步深入，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也在逐渐失落，而这时才在走第一
步。陈寅恪“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的表态似乎意味着他要以这时的状态为起点重新
开始中国文化出路的思考——虽然历史不能倒回重走，但文化思考的结论可以是对当下的
针砭和对未来的启示。他认为关键问题是，在咸、同之世，传统文化的学理还足以统摄人
心，以这学理为根据的文化自信还未沦丧。这是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进行自身文化的
更新改造，而又不失本土文化的特质的成功的价值转换所不可缺少的基础。一旦对自己文
化价值的自信失落，一个民族在面对外来先进文明时就会把持不住，失去一种健全的心态
。而若没有一种健康稳定的心态，文化的吸收、改造和转型就很难指望成功。陈寅恪曾认
为，“祸中国最大者有二事，一为袁世凯之北洋练兵，二为派送留美官费学生”。他对派
留学生之举做这样的苛评，适足为此旁证。派留学生，输入西方学理、批判否定东土旧学
，这正是咸、同以后的事。派留学生是公认的开放进步之举，陈寅恪却如此否定它，他的
潜台词是很激烈的：学习西方思想文化是近代中国动乱的祸根。以此看来，不但五四时期
那些激烈反传统的思想家，甚至上溯康梁、严复这些学西方的思想家，都在他批判否定之
列，虽然他对这些人物个人似乎并没有什么微辞。曾湘乡是儒教道统的传人、同治中兴的
功臣，洋务运动的重镇；张南皮更是“中体西用”的始作俑者；陈寅恪以此二人为自己立
论尺度，其意不问可知。如果我们尽量以一种同情的理解来体察、揣度陈氏的原意，那么
就可发现，曾、张之得到陈寅恪的高度评价，除了他们“历验世务”、安邦治国的功业，
“恭顺勤劳矢素忠，中体西用资循诱”的风范外，恐怕还有这么几点：一是在他们那些现
在看来已落后、陈腐的观点中反映的正是当时思想界所能达到的认识水平和向度；二是在
这种认识中所反映出来的当时尚存的文化自信（因此在这种自信全然丧失的时代，陈氏对
这种自信的认同就不易为时人所理解）；三是对外来文化的态度：理所当然地应以我为主
（中学为体），而对西学只是稍采取可用者（为用），决不是一种价值认同。——这种理
所当然似乎是其时一种文化上的妄尊和愚昧，它与政治上的妄自尊大是相表里的。但应该
看到两者的意义并不完全相同。后者只能导致惨重的失败和灾难，但前者，除了其负面外
，又有其另一面∶若没有了这种文化妄尊和气势所支撑的自信和气度，接受外来文化的过
程就不可能是健康和有效的，在中国近代史进程中，政治、外交上的妄尊愚昧导致了一系
列灾难，而由此一起失落的，则还有文化上的妄尊和气势：此后的国人，在文化心态上就
始终处于一种焦躁、急切和偏执之中，这无论如何不是一个民族文化心态成熟的体现；随
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方面每况愈下，在欧风美雨的激荡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文明古国、泱
泱大国应有的自尊和自信，甚至于连基本的健康的常态都把持不往。陈寅恪或许正是有感
于此，因此极力以他学贯中西的水平（这一点上他有远远高于曾湘乡、张南皮的眼界和理
论），想重新恢复这种文化上的自尊和气度。这是把太沉重的历史使命放在自己肩上，这
是要挽狂澜于既倒。也许，他终于是回天无力，但，他确实把自己的历史思考表达得很清
楚。陈寅恪在这一篇《审查报告》中有句名言：“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学说，一方面
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联系他的自我表白和他在同一报告中的另一些话，我们才能发现
这句话的真正意思。对于西方学说，陈寅恪不但要了解吸收，而且领悟其精髓并尊重之：
他晚年所明确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由此而来的对“我民族”文化精
神的新界说。而“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确切含义，则见于他在一篇文中对“道教之真
精神”的阐述：“道教对输入之思想，如佛教摩尼教等，无不尽量吸收，然仍不忘其本来
民族之地位。既融成一家之说以后，则坚持夷夏之论，以排斥外来之教义。此种思想上之
态度，自六朝时亦已如此。虽似相反，实足以相成。后来新儒家即继承此种遗业而能大成
者”。他的态度于此再明确不过了：先“尽量吸收”，全盘输入。待成己一家之说后“则
坚持夷夏之论”，明夷夏之辨，以此加强、捍卫“本来民族之地位”。这种全盘吸收加上
夷夏之别，就是陈寅恪所谓相反相成，用心可谓良苦。而近代史上，能这么做的最后契机
确在咸丰、同治之间，湘乡、南皮之际。陈寅恪的自我表白，实际上正包含着他的历史思
考和文化更新的总体构想，他的自我定位是甚真甚确的，至此我们才算真正读解、真正明
白了。

怀抱着这样一种已经失去其实现的历史机缘的文化改造方案和民族振兴构想的人，在
目睹他所珍视的文化价值的继续不断的失落和被现实无情地抛弃摧毁，他的内心悲苦是无
可言喻的。这就是一个文化遗民的奇哀遗恨。它当然是超乎任何一个家国、王朝、党派的
兴衰更替的。它只关乎传统文化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是文化遗民们赖以立身托命的
文化之根。传统文化的沦亡给他们留下了一个终身无法化解的悲剧情绪，他们又把这种悲
情留给了延绵不尽的历史。用陈寅恪的话说：“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
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
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陈寅恪为王国维说的话，后来句句都成了应在
自己身上的谶语，王陈二人，相隔四十多年，带着同样的奇哀深痛离开了人世。

但，纵观历史，陈寅恪这位“文化遗民”并不愿意接受自己“与之共命”的文化已然
终局的结论。他仍然怀抱一种历史的企盼：“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
’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
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这个新儒学，不是指今天人们常说的作为一个学派、思
潮的新儒学，而是继承了传统文化所有精华，又焕发出新的生命，在新的历史时代能够统
摄这个民族的心性，给这个民族以新的价值理想，得到其认同、鼓舞其前进的崭新的思想
体系。陈寅恪将其称为新儒学，正表明他是要坚持儒学的精神文化价值的，并将中国的未
来寄托在这上面。但这同时也可以看出他对整个中国思想史进程的总体批判态度——在肯
定其价值核心的基础上的总体批判。旧的一切，包括学理本身和历史进程，其价值只在于
为“新”儒学的产生这一“大因缘”所做的准备和铺垫而已。只有这“大因缘”的实现，
才是民族文化的光辉未来。民族文化的慧命之根在他这儿结的果是对这一可能的理想的坚
定信念。后顾并不使他沉迷，因为他清楚地在中西文化的对勘比较中看到本土文化的缺点
和积弊；前瞻也并不乐观，因为他正面对和经历着传统文化价值失落崩解的惨痛变局。但
他对文化还是有点信心的，所以才说等待“一大事因缘”。

但对文化价值的坚信是能产生某种魔力的。毕生悲观的陈寅恪，在这一点上却始终表
现出某种乐观：失落了的文化根底可以重新培植，既倒的狂澜可以挽起，文化遗民也许非
但可以延续文化命脉，甚至可以复兴文运、道统和国脉。1942年，他说过这样的话：
“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适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
涛振海之不可御遏。”直至山雨欲来的1964年，他仍然对友人表达着这样的信念：“
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
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
学术无裨益耶？”在他那一生为兴亡遗恨悲情不已，晚年更至忿郁凄凉的心境中，他始终
使自己看到并相信这一丝亮光。也许只是这一丝光亮，才支撑着他不像王国维那样“与之
共命而同尽”，“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吧。无论对陈寅恪其人、其学，人们还会
作出怎样的评判，也可以不赞成他的文化构想、不赞成他的价值认定，但他在晚年所处的
那样政治高压的氛围中，在终生无法化解的历史悲情的煎熬下，对“我民族”的文化价值
及其复活振兴能抱这样一种信念，并为此坚守自己那“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
立场，这在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是极为罕见的，确实是值得崇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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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公元前453年，宋国第28任国君，他有着怎样的人生经历

宋宣公在位时，立与夷为太子。宋宣公临死前，舍弃儿子与夷，传位给其弟宋穆公。前720年，宋穆公病重。宋穆公不负兄恩，舍弃儿子公子冯，传位给与夷。同年，宋穆公去世，与夷继位，是为宋殇公。

宋景公的同母兄弟公子陈对公子说:你把财产分配给陈福猎，因为你看不起方向，这也是不公平的。你平日对国君彬彬有礼，至少但是出国留学，国君一定会救你的。公子逃离陈国，宋景公没有救他。公子要求他，宋景公不听。公子说:这是我骗哥哥的。我带领中国人出国留学。国君和谁在一起？一年冬天，宋晨和她的母亲和儿子跑到宋景公。宋景公不听他的。公子说:这是我骗了哥哥。我带领大家出国留学。国君和谁在一起？

宋景公十八年(鲁定公十一年，公元499年，公子陈和公仲佗)，公子石，公子一年进入萧倒戈。同秋，乐大心跟着倒戈，大大成了宋国的祸端。这种灾难都是由宋景公的宠爱造成的。

Ⅲ 明末秦准名妓国学大师陈寅属曾为其作传

柳如是

柳如是(1618-1664 )
本姓杨，名爱，改姓柳，名隐。后改名是，字如是，号河东君，又号蘼芜君，浙江嘉兴人，幼年被卖到盛泽归家院名妓徐佛家为养女。受徐教养，柳诗擅近体七言，分题步韵，作书得虞世南、诸遂良笔法。年稍长，流落青楼。在松江，她以绝世才貌，与复社、几社、东林党人相交往，常着儒服男装，与诸文人纵谈时势，诗歌唱和。明崇祯十四年（1641年），东林领袖、常熟钱谦益与柳如是结秦晋之好。两人同居绛云楼，读书论诗相对甚欢。钱戏称柳如是"柳儒士"。明亡，柳劝钱殉节，在刀、绳、水三种死法中选一。钱面有难色，如是奋身跳入荷花池，以身殉未遂。钱谦益降清后，遭猜忌被逐回乡，郁郁而死。钱氏家族乘机向柳如是逼索，如是投缳自尽。

柳如是是活动于明清易代之际的着名歌妓才女。她个性坚强，正直聪慧，魄力奇伟，声名不亚于李香君、卞玉京和顾眉生。柳如是本名爱柳，因读辛弃疾词：“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故自号如是；后又称“河东君”、“蘼芜君”。

柳如是幼即聪慧好学，但由于家贫，从小就被掠卖到吴江为婢。妙龄时坠入章台，易名柳隐，在乱世风尘中往来于江浙金陵之间。由于她美艳绝代，才气过人，遂成秦淮名姬。她留下了不少值得传颂的轶事佳话和颇有文采的诗稿《湖上草》、《戊寅卓》与尺牍。

柳如是曾与南明复社领袖张缚、陈子龙友好，与陈情投意合，但陈在抗清起义中不幸战败而死。柳氏择婿要求很高，许多名士求婚她都看不中，有的只停留在友谊阶段。最后于崇祯十四年她20余岁时，嫁给了年过半百的东林党领袖、文名颇着的大官僚钱谦益。钱氏娶柳后，为她在虞山盖了壮观华丽的“绛云楼”和“红豆馆”，金屋藏娇。柳氏后生有一女。有“红学”者认为，曹雪芹设计的绛云轩是来自柳氏的绛云楼。

当崇祯帝自缢，清军占领北京后，南京建成了弘光小朝廷，柳如是支持钱谦益当了南明的礼部尚书。不久清军南下，当兵临城下时，柳氏劝钱与其一起投水殉国，钱沉思无语，最后走下水池试了一下水，说：“水太冷，不能下”。柳氏“奋身欲沉池水中”，却给钱氏硬托住了。于是钱便腼颜迎降了。钱降清去北京，柳氏留在南京不去。钱做了清朝的礼部侍郎兼翰林学士，由于受柳氏影响，半年后便称病辞归。后来又因案件株连，吃了两次官司。柳如是在病中代他贿赂营救出狱，并鼓励他与尚在抵抗的郑成功、张煌言、瞿式耜、魏耕等联系。柳氏并尽全力资助，慰劳抗清义军，这些都表现出她强烈的爱国民族气节。钱谦益降清，本应为后世所诟病，但赖有柳如是的义行，而冲淡了人们对他的反感。

就文学和艺术才华，她可以称为“秦淮八艳”之首。清人认为她的尺牍“艳过六朝，情深班蔡”。柳氏还精通音律，长袖善舞，书画也负名气，她的画娴熟简约，清丽有致；书法深得后人赞赏，称其为“铁腕怀银钩，曾将妙踪收”。

1666年钱谦益去世时，柳如是还不到五十岁，从此，厄运便降临到柳如是身上。乡里族人聚众欲夺其房产，柳氏为了保护钱家产业，吮血立下遗嘱，然后解下腰间孝带悬梁自尽，情形极为悲惨。一代风流奇女，香消玉殒，余恨不斤，而此时距钱谦益去世仅两个月。柳如是死后，不但未能与钱谦益合葬，反而被逐出钱家坟地，柳如是的墓在虞山脚下，那是一座孤坟，墓前石碑只一米多一点，上面刻有：河东君(柳如是曾自号河东君)。百步之外，钱谦益与原配夫人合葬一墓。陈寅恪先生着有《柳如是别传》。

红颜舛命

明崇祯十三年冬天，原朝廷礼部侍郎钱谦益削籍归乡已经两年，这年的冬夭奇冷，他所居住的“半野堂”门前也特别冷清，已好久不曾有友人来访了。

一个冬日淡淡的午后，钱谦益坐在书房中打吨，忽听得家人传报：“有客人来访！”不一会儿，拜贴就送到了书桌上，钱谦益来了精神，拿过拜帖一看，上面写着：“晚生柳儒士叩拜钱学士。”“柳儒士？”他心里起了疑问，这名字似乎未曾听说过，是谁呢？

也许是慕名前来造访的无名晚辈吧，这种人钱谦益接待得不少，如今反正闲居无事，有个人聊聊也好，于是他让家人有请来客。

待钱谦益慢条斯礼地踱进客厅，来客已站在屋里翘首欣赏墙上的字画了，听到脚步声，来客连忙转过身来，朝钱谦益深深一辑，恭恭敬敬地称礼道：“晚生见过钱老先生，冒昧造访还望见谅！”

钱谦益打量着来客，见他一身兰缎儒衫，青巾束发，一副典型的富家书生打扮，举止虽有板有眼，身材却异常的娇小，似乎缺少一种男子的阳刚之气。再瞧面貌，明眸生辉，鼻挺嘴秀，皮肤白嫩，清秀有余而刚健不足。看着看着，钱谦益猛觉得有几分面熟，可搜索枯肠，始终想不起是在哪里见过。

来客看着钱谦益若有所思的神态，不禁露出一丝狡黠的笑意，似乎猜中了主人在想什么，他也不去打断，只是轻悠悠地吟出一首诗：

草衣家住断桥东，好句清如湖上风；
近日西冷夸柳隐，桃花得气美人中。

“真没想到啊！柳姑娘光临寒舍，有失远迎，得罪！得罪！”钱谦益热情地请所谓的“柳姑娘”落了座，又忙着命侍婢上茶奉酒，说是要为柳姑娘驱寒消疲。

这个女扮男装的柳姑娘是谁呢，竟如此惊动名重一方的钱谦益？柳姑娘原来就是苏州一代名妓柳如是。说起柳如是与钱谦益的交情，那还是两年前的事。

那是崇祯十一年初冬，供职京师的江左才士钱谦益，本已高居礼部侍郎之职，眼看又要提升，却因贿赂上司之事被揭露，不但受了廷杖之责，而且免去了官职，被迫返回原籍常熟。那时他已五十七岁高龄，猝遭巨变，心境黯淡悲凉，一路透迤南归。途经杭州时，顺便前往西湖上荡舟闲游，排遣愁怀，疲倦时便落脚在杭州名妓草衣道人家中。当时恰逢柳如是也客居杭州，是草衣道人门上的常客，那天正巧将一首游湖时即兴作的小诗搁在了草衣道人的客厅里。钱谦益无意中发现了那帧诗笺，拿过来轻声诵读：

垂杨小宛绣帘东，莺花残枝蝶趁风；
最是西冷寒食路，桃花得气美人中。

好清丽别致的诗句，诗词大家钱谦益不由得击节称赞，善解人意的草衣道人看在眼中，心领神会，凑过来道：“明日何不请来柳姑娘一同游湖？”钱谦益自然求之不得。

第二天，一只画舫果然载着三个人悠悠荡荡于西子湖上。一见到柳如是，钱谦益立即生出一份怜爱之情，这姑娘长得娇小玲戏，一双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嵌在俊秀的脸蛋上，显得分外动人。这般小巧的可人儿，腹内竟藏着锦绣诗情，着实令人感叹。柳如是是个性格开朗的姑娘，虽是与鼎鼎有名的钱谦益初次相见，却毫无拘束之态，谈诗论景，随心所欲。那活泼可爱的神情，使钱谦益暂时忘却了心中的悒郁，感觉自己也变得年轻起来，一时兴起，竟一口气吟了十六首绝句，以表示对伊人的倾慕之情。柳如是吟来唤起他记忆的就是其中的一首。

西湖一别，钱谦益万万没想到这姑娘还会跑到常熟来看他，女扮男装而至，又给了他一分额外的惊喜。一番寒暄问候之后，钱谦益留柳如是在“半野堂”住上一段时间，柳如是欣然应允，似乎她就是抱着这个打算来的。

于是，寂静的“半野堂”中荡漾起一老一少一对忘年之交的笑声，他们一同踏雪赏梅、寒舟垂钓，相处得竟是那么和谐。为了感谢柳如是的相慰之情，钱谦益命人在附近的红豆山庄中为柳如是特筑一楼，他亲临现场督工，仅以十天时间，一座精美典雅的小楼就建成了。钱谦益根据《金刚经》中“如是我闻”之句，将小楼命名为“我闻室”，以暗合柳如是的名字。小楼落成之日，他还特写诗抒怀：

清樽细雨不知愁，鹤引遥空凤下楼；
红烛恍如花月夜，绿窗还似木兰舟。
曲中杨柳齐舒眼，诗里芙蓉亦并头；
今夕梅魂共谁语？任他疏影蘸寒流。

钱谦益的一片深情，让柳如是感动不已。她是一个历尽坎坷的女子，成名后虽然也有千人万人捧着，可无非都是逢场作戏，又有几人能付出真情呢？钱谦益虽是花甲老人，可那份浓浓情意比一般的少年公子要纯真的多，也许是同样尝过生命的苦涩，才有这种深切的相知相感吧，感念之余，柳如是回赠了一首“春日我闻室作呈牧翁”的诗：

裁红晕碧泪漫漫，南国春来正薄寒；
此去柳花如梦里，向来烟月是愁端。
画堂消息何人晓，翠帐容颜独自看；
珍贵君家兰桂室，东风取次一凭栏。

几场春雪过后，春风又绿江南岸。桃红柳绿中，钱谦益带着柳如是徜徉于山水间。湖上泛舟，月下赏山，诗酒作伴，日子过得象神仙一般。这其间，柳如是几次露出以身相许的心意，而钱谦益每次都在一阵激动之后，悄悄避开这个话题。钱谦益颇有他的一些顾虑：一是两人年龄悬殊太大，柳如是今年二十四岁，整整比自己小了三十六岁；二是自己身为罪臣，前途无望，岂不耽搁了人家姑娘的前程！如此想来，他迟迟不肯接纳她，心中却又一刻也舍不下她。

柳如是则有她的想法：她十五岁沦落风尘，阅人可谓丰富。多才多情的公子为数不少，可有几个能情有独钟？几个能真正关心体贴女人？十六岁时她曾委身于松江举人陈子龙。陈公子也算才情横溢，热心教她诗词音律，使她获益不小，可偏偏又性情不合，终于闹得各奔东西，让她心伤欲碎。如今遇到的钱谦益，才华自不用说，二十八岁就考成了探花郎，诗词享誉一方。虽说年纪大些，可有情有趣，对她又是这般关照，与他在一起，她觉得生活是那么安稳恬静、有滋有味，年纪相悬又算得了什么呢？

既然两人情投意合，其它还有什么可顾忌的？面对柳如是的一片痴情，钱谦益无法再犹豫退缩，终于在这年夏天，正式将柳如是娶进了家门。

他俩的婚礼办得别出心裁，租了一只宽大华丽的芙蓉舫，在舫中摆下丰盛的酒宴，请来十几个好友，一同荡舟于松江波涛之中。舫上还有乐伎班子，在热闹悠扬的萧鼓声中，高冠博带的钱谦益与凤冠霞帔的柳如是拜了天地，又在朋友们的喝彩声中，回到酒席边，喝下了交杯酒。

婚后，他们老夫少妻相携出游名山秀水，杭州、苏州、扬州、南京、黄山，处处留下他们相偎相依的身影。柳如是问丈夫爱她什么，钱谦益说道：“我爱你白的面、黑的发啊！”言外之意是无一处不爱她；接着，钱谦益又反问娇妻，柳如是偏着头想了想，娇嗔地说：“我爱你白的发、黑的面啊！”说完，两人嘻笑成一团，俨然是一对打情骂俏的小情人。

一番游历之后，他们都特别钟情于杭州西湖的明丽风光，于是在西湖畔修筑了一座五楹二层的“绛云楼”，画梁雕栋，极其富丽堂皇。夫妻俩安居其中，日日欣赏西湖上的朝霞夕雨。春花秋月，时光如诗一般地静静流过。

甲申之变，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江南旧臣谋划着拥立新君。马士英推崇福王朱由崧，钱谦益则拥护潞王朱常范，最后福王得势做了弘光皇帝。钱谦益害怕新朝廷与自己过不去，就赶忙巴结当权的马士英，竟也获了个礼部尚书之职，虽是空衔，却让他觉得安稳而风光。

可是不久清军攻破了南都，弘光朝廷为时一年的生命宣告结束，中国顿时成了满清的天下。钱谦益作为旧朝遗臣，又是一方名士，必定会引起新政权的注意。不奉新朝便忠旧主，他面临着命运的选择。柳如是目睹了清兵破城、扫荡江南的种种惨象，内心悲愤不已，如今既然已是清朝的天下，她劝钱谦益以死全节，表示忠贞之心。钱谦益思索再三，终于点头同意了柳如是的建议，两人说好同投西湖自尽。

这是一个初夏的夜晚，钱谦益与柳如是两人自己驾了一叶小舟，飘进了西湖。朦胧的月光冷冷地照着他们，柳如是一脸悲切而圣洁的表情，而钱谦益却露出几分不安。船上摆着几样菜肴和一壶酒，柳如是斟好酒，端一杯给丈夫，自己举起一杯，缓缓说道：“妾身得以与钱君相识相知，此生已足矣，今夜又得与君同死，死而无憾！”钱谦益受她的感染，也升出一股豪壮的气概，举杯道：“不求同生，但求同死，柳卿真是老夫的红颜知己啊！”两人幽幽地饮完一壶酒，月儿也已偏西，柳如是率先站起身来，拉着钱谦益的手，平静地说：“我们去吧！”钱谦益从酒意中猛地惊醒过来，忙伸手到船外搅了搅水，抬头对柳如是说：“今夜水太凉，我们不如改日再来吧？”“水冷有何妨！”“老夫体弱，不堪寒凉。”柳如是知道他是难舍此生，心有悔意，此时她也满怀悲凉，无心劝他什么，只有紧紧偎在他怀中，一直坐到天亮。

钱谦益推说水凉不肯再去投湖自尽，柳如是只好退让二步，说：“隐居世外，不事清廷，也算对得起故朝了。”钱谦益唯唯表示赞同。

几天后，钱谦益从外面回来，柳如是发现他竟剃掉了额发，把脑后的头发梳成了辫子，这不是降清之举吗？柳如是气愤得说不出话来，钱谦益却抽着光光的脑门，解嘲道：“这不也很舒服吗？”柳如是气得冲回了卧室。

其实，钱谦益不但是剃了发，甚至还已经答应了清廷召他入京为官的意图。柳如是百般劝说无济于事。临行前夕，正逢中秋佳节，柳如是与钱谦益泛舟西湖之上，一个是悲伤缠绵，一个是满怀喜悦，这一夜，两人与往常不一样，都闷闷地饮酒，很少说话。柳如是看着眼前熟悉的湖光月色，吟了一首诗给钱谦益：

素瑟清樽迥不愁，柂楼云雾似妆楼；
夫君本志期安桨，贱妾宁辞学归舟。
烛下鸟笼看拂枕，凤前鹦鹅唤梳头；
可怜明月三五夜，度曲吹萧向碧流。

她想用柔情和宁静甜蜜的生活图景挽留住丈夫，可钱谦益已动功名之心，一下子哪里收得回来。

钱谦益到京城后混得并不理想，他一心想着宰相的高位，最终还只是得了个礼部侍郎的闲职，不免有些心灰意冷。而远在西湖畔独居的柳如是接二连三地写来书信，一面倾诉相思之苦，一面劝他急流勇退，回去与她同享纵情山水之间的隐居生活。慢慢地，钱谦益动了心，想到：“功名富贵，贵在知足，年逾花甲，夫复何求！”终于下定了决心，于是向朝廷托病辞官，很快便获得了应允，脱下官袍，再度回乡。

西湖边，钱谦益与柳如是又开始了那种田园牧歌式的生活。顺治五年，柳如是生下了一个女儿，老年得千金，钱谦益喜不胜收，更加醉心于平淡而欢乐的小家庭生活。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在这一年，一件飞来的横祸又落在了钱谦益的头上。他的门生黄毓琪因写诗讽刺清廷而受责，事情牵连到钱谦益身上，他被总督衙门捕入了大牢。丈夫的性命危在旦夕，产后卧病在床的柳如是挣扎着起来，冒死上书总督府，要求代夫受刑。总督府感其诚心苦意，又查证钱谦益确无乱上之举，便将他放了出来。经历了四十天牢狱之苦的钱谦益无惊无险地度过了劫难，更加看破了尘世，对柳如是也更加敬重了。

宁静的生活又过了十余年，钱谦益八十三岁那年病殁于杭州。丈夫死后，四十七岁的柳如是受到钱氏家族的排斥。为了家产之事，族人与她纠缠不休。丈夫去了，柳如是失去了依靠，也失去了生活的希望，就在当年，她用三尺白绫，结束了自己风风雨雨的一生，追随钱谦益于九泉之下。一代奇女，香消玉殒。

Ⅳ 宋朝在中国历史上真的很弱吗

看了二宋三百十九年，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封建历代王朝的最高峰。世界史学界普遍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和经济革命发生在宋朝。历史学家陈寅说，中国民族的文化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发展到了赵宋的世界。宋弱有偏颇。但是，这样的经济发达，文化灿烂的王朝在军事上贫穷也没有争议，纵观两宋，也一直被周边的少数民族所欺负。终于在“靖康之变”中两帝被俘，中原大地陷落，断崖山的一角，陆秀夫背着年幼的皇帝投入大海，人流亡，政治生活不断。

第二，公园936年，河东节度将石敬琢甘改为“儿皇帝”，将幽云十六州分为契丹。这完全改变了此后四百年中原王朝的命运。我失去了这个山势险峻的地区。中原王朝的北方全体失去了阻止“胡人铁骑”的天然军事壁垒。部是一马平川，赵宋王朝一定是最大的受害者。国土北侧的门开得很大，没有要保护的地方。

另外，宋朝是文人的天堂，“文制武”的体制更是给自身带来了不合理的军事制度。史学家曾说过“北宋缺将，南宋缺相”。不管是北宋还是南宋，都有一点一致。从杨业到狄青去种氏兄弟，再到宗泽、岳飞、王坚。他们或者在沙地上丧命，或者被朝中的奸人谗害，大部分得不到善终，因此后期统治者骄奢淫欲和恶毒灾乱的朝纲也是宋朝贫穷积弱的原因之一。

Ⅳ 陈寅的介绍

陈寅，中国游泳运动员，2006年参加亚锦赛，获得男子200蝶泳冠军。

Ⅵ 陈寅的人物生平

明万历二十四年(1596)，蓟辽总督邢阶在浙中募兵，陈寅与右营游击茅国器各率所部应募。二十五年，日本关白丰臣秀吉侵略朝鲜，朝鲜向中国求援，陈寅与茅国器随从经略杨镐赴朝支援。倭寇头子清正占据岛山，筑三寨以固守。陈寅率敢死队冒矢石突进，茅国器为后援，倭寇溃退。陈寅冲入敌阵，斩首数百，连攻下两寨，将攻下第三寨时，杨镐见左协副总兵李如梅部队未到，恐陈寅独占战功，忽鸣金收兵，致功不成。之后，杨镐被召回国，陈寅随提督麻贵留守王城。
万历二十七年陈寅归国，擢升为贵州参将，进为副总兵。这时播州(今遵义)土司杨应龙再次叛乱，总督李化龙于万历二十八年分兵八路进攻。时贵州总督童元镇因所部逗留不进被弹劾、降职，以原四川总兵李应祥代理，统领宣慰彭元瑞、陈寅等部由兴隆进军。李应祥尚未接事，陈寅等已接连攻下数囤。这时乌江一路军已败绩。李应祥下令紧急渡河。陈寅先率军从隐蔽处过河筑好浮桥，全军过河后，敌军无险可守，遂相率投降，只余黄滩关未下。经前后夹攻，敌军遂溃逃。李应祥会合各路军环攻，杨应龙自焚死。事平后，陈寅留守播州。第二年(1601)，改播州为遵义府。万历三十三年，升为总兵，挂征南将军印，受赐蟒袍玉带。三十四年后，又改镇贵州。
陈寅镇守边疆，前后共20余年，在他治下，各民族和睦相处。
万历四十七年，东北清军入侵，杨镐所部在辽东战场覆没。左府佥书刘挺及山海关总兵杜松战死。朝廷震惊，召陈寅移镇山海关。时陈寅已满头白发，而英风豪气仍不减当年，昼夜兼程奔赴东北前哨。熹宗天启初，由于操劳过度，卒于海州任所。
当时，中书舍人赵士祯(乐清人)受西洋番鸟铳的启发，试制了24种火器图式，皆中国历来武库中所未见。其中好多火器的制式，屡次得到陈寅的参酌、验证。后写成《神器谱》上呈御览，而朝廷竟不采纳。其后清兵就靠这些“神器”长驱直入，建立了清王朝。
千户徐尚宾有诗吊陈寅云：“将军头白事戎行，猎猎英风远塞扬。金钺旧开铜柱业，铁衣新破雁门霜。千群丑虏先丧胆，一夜营星遂殒亡。激烈未消朝夕恨，秦云汉月暗辽阳。”

Ⅶ 宋代才女为什么多如繁星

宋代是我国古代最后一个文化开放的时代，其文治之盛，无论是前之汉唐，或后之明清，都无以匹敌，流风所及，宋代的“才女”也蔚为可观。

“才女”，通常指那些善于吟诗作赋、通经晓史，或擅长琴棋书画的女子，前者可称为“文才”，后者可称为“艺才”。

从社会地位来看，宋代的众多“才女”分属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群体。仅以《全宋词》为例，女作者的身份便是“上自皇室、贵族、士大夫之家的妇女，下至宫人、尼、道姑、侍儿、蟀妾、樵女、娟妓等等，为数可观，闺媛作者与艺妓是宋代才女的主要组成部分。

从地域分布来看，宋代才女表现出很强的地域性。由于词是宋代文化的代表，而宋代才女又多精于填词，因此女词人的地域分布与才女的地域分布基本一致。

才女的成因至少有以下若干方面。
1.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是根本前提。
对于宋代经济繁荣与文化发达的关系，学界已有充分的阐述;前面提到的宋代才女与才子们在地域分布上的共同性—东南最盛，京师其次，蜀地第三，其他地区则相当稀疏，也证明了文化的盛衰与经济的直接相关性。 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两宋时期最杰出的才女，她们最优秀的作品，都并非出现在“太平盛世”，而恰恰是在政局动荡、国难当头、社会巨变的时期，如北、南两宋之交;尤其是以王清惠等为代表的一批宫廷才女，仅是在这种背景下才写作出“对山河百二，泪盈襟血”这类悲愤凄绝的词章。难怪人们说“国家不幸诗家幸”。

2.文化的普及，为女子读书习文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
正如陈寅烙先生所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在政治、外交上“积弱不振”的宋朝，在文化上却取得了“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的成就。大开科举与重文抑武，使得社会文风兴盛，造成“七闽二浙与江之西东，冠带诗书，翁然大肆，…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不文为咎;为母妻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的局面，文化变得大众化、世俗化。
宋代大众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词，与唐代的诗一样，相当普及，正像王书奴先生所说:“有宋一代，除文人墨客当然能词外，上自帝王将相、公卿臣僚，下至贩夫走卒，以及小家碧玉、坊曲妓女、名门闺秀、女尼女冠，几无一不能作词，最低限度几无一不能唱词。”其实，不仅是词，诗、文、经、史等各种知识的学习都受到重视，为数众多的才女们就在这种文风大盛的社会环境中脱颖而出。

3.较为自由的生活空间是宋代才女得以形成的又一重要原因。两宋时期，女子还有较大的生活空间，理学的束缚是明清以后的事情。不仅是在国家法制和族规家法中，妇女的地位并未完全丧失。

4.良好的家庭环境与个人天赋也是女子成才不可或缺的因素。
家庭是女子生活最重要的场所，家庭对于女子成才的影响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5.相夫教子或提高身价是女子习文的利益驱动。
以“相夫教子”为利益驱动是闺媛类才女习文的特点，艺伎类才女习文则主要是为子满足金钱与才艺交换的需要。
“相夫教子”是古代社会对女性的职责要求。而且，从事实上看，无论才女的成就多高，也不能博得功名，她们的社会价值只能通过“相夫教子”即以夫、子的社会价值(在当时主要就是功名)来间接地实现。

6.遣情寄性的内在需要激发了女子的文学创作。
在宋代才女所从事的文化活动中，诗词的创作是最主要的一种，也是成就最高的一种。这与诗词本身所具备的人文价值、审美功能有直接关系。
与文、论相比较，诗词具有更强的娱乐功能和渲泄功能，凡是人世间的一切情感、心性，似乎都可用诗词来表达。宋代的闺媛类才女以家庭为主要生活空间，艺伎类才女终日陷身于灯红酒绿之中，单调的生活方式限制了她们的眼界，却保留了她们内心情感的发展空间，她们的欢快、落寞、惆怅，都通过诗词得以抒发。

从宋代“才女”的具体成才途径来看，两大类才女，一是闺媛类，包括殡妃腾妾、士宦妻女、女尼女冠;二是妓女类，主要是各种歌舞艺伎，她们的成才途径很不相同，‘前者主要靠家庭教育，后者则有赖于职业训练和社会交往。
1. 闺媛类才女的成才途径
一般认为儒学文化是极度轻视和压迫妇女的，实际上细分起来应该说儒学的女性文化是良秀杂揉的。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儒家从不泛泛反对女子读书，女子教育在中国有悠久的传统，只是受教育的目的、内容与男子不同，而且越到后来越受局限。

2. 艺妓才女的成才途径
称得上“才女”的艺妓，集中在歌妓圈内。宋代的歌妓制度上承唐代，大致分为官妓、家妓和私妓三类。官妓包括军妓和教坊、各级官署的歌妓;家妓是贵族、士大夫之家蓄养，用以歌词俏筋、娱乐的;私妓则指市井妓女①。在社会地位上，她们都属于贱民一类，各有所属，供人消遣。由于职业的需要，她们必须接受专门训练，其中有一部分人受过良好的文化熏陶和严格的艺术训练，有较高的文化、艺术修养，属于艺伎才女。
职业训练最为系统严格的是官妓。朝廷设有太常礼乐司，京城设有东、西两教坊，专门管理宫廷女乐，负责雅乐以外的音乐、歌舞、百戏的教习排练工作，用以满足王室和军营的享乐需要。
家妓和私妓的训练不像官妓那么系统，但也有自己的形式。

Ⅷ 北宋诗文运动革新运动的领导者

北宋诗文运动革新运动的领袖是欧阳修。欧阳修号醉翁、六一居士， 是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代表作有《题滁州醉翁亭》、《朋党论》、《诉衷情·眉意》等。

北宋诗文运动革新运动的领袖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期间，欧阳修在理论上阐明了“道”与“文”的关系，提出了“诗穷而后工”的论点。欧阳修吸取了韩愈的“文从字顺”主张，摒弃了“唯陈言之务去”，这避免了形式主义的产生，为诗文革新运动奠定了基础。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水平极高，其诗文不仅具有现实主义内容，还体现了他的时代精神。极大的推进了革新运动的发展。此外，欧阳修还和范仲淹、苏舜钦等人交情极深，革新队伍内部非常的团结。这使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最后取得胜利。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汉族，吉州永丰（今江西省永丰县）人，因吉州原属庐陵郡，以“庐陵欧阳修”自居。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与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后人又将其与韩愈、柳宗元和苏轼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早年经历
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007年8月1日）寅时，欧阳修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绵阳），当时他父亲任绵州军事推官，已经56岁了。3年后（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父亲去世。欧阳修是家里的独子，与母亲郑氏相依为命，孤儿寡母只得到湖北随州去投奔欧阳修的叔叔。叔叔家不是很富裕，好在母亲郑氏是受过教育的大家闺秀，用荻秆在沙地上教欧阳修读书写字。欧阳修的叔叔也不时关怀，总算没有让童年的欧阳修失去基本的教育。

欧阳修自幼喜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子不必担忧家贫子幼，你的孩子有奇才！不仅可以创业光宗耀祖，他日必然闻名天下。”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科举之路
欧阳修的科举之路可谓坎坷。天圣元年（1023年）和天圣四年（1026年）两次参加科举都意外落榜。

天圣七年（1029年）春天，由胥偃保举，欧阳修就试开封府最高学府国子监。同年秋天，欧阳修参加了国子监的解试。欧阳修在国子学的广文馆试、国学解试中均获第一名，成为监元和解元，又在第二年的礼部省试中再获第一，成为省元，也算是“连中三元”。欧阳修觉得，在即将到来的殿试中，自己肯定也能夺得状元，于是特意做了一身新衣服，准备到时候穿。欧阳修在广文馆有个同学，叫王拱辰，才19岁，也获得了殿试资格。一天晚上，王拱辰调皮地穿上欧阳修的新衣服，得意地说：“我穿状元袍子啦！”没想到，殿试那天，真的是王拱辰中了状元。 天圣八年（1030年），由宋仁宗赵祯主持的殿试在崇政殿举行。殿试放榜后，欧阳修被仁宗皇帝唱十四名，位列二甲进士及第。据欧阳修同乡时任主考官晏殊后来对人说，欧阳修未能夺魁，主要是锋芒过于显露，众考官欲挫其锐气，促其成才。

步入官场
虽然没中状元，欧阳修也获得了不错的名次，被授任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充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金榜题名的同时，他也迎来了洞房花烛。宋代有“榜下择婿”的风俗，朝中高官都喜欢在新科进士中挑选乘龙快婿。欧阳修刚一中进士，就被恩师胥偃定为自己的女婿。

天圣九年（1031年）三月，欧阳修抵达洛阳，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同年，在东武县迎娶新娘

Ⅸ 陈寅的介绍

陈寅，男，于1891年出生，湖南省茶陵县界首白沙人。

Ⅹ 陈寅的人物履历

1980.09——1984.08，同济大学建筑工程分校工民建专业学习，获工学学士学位；
1984.08——1985.02，上海市自来水公司技术员；
1985.02——1986.02，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公司浦东指挥部过江管组工作人员；
1986.02——1989.07，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公司浦东指挥部过江管组组长、团支部书记；
1989.07——1991.02，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公司工程科副科长；
1991.02——1992.11，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公司经理助理；
1992.11——1994.12，黄浦江上游引水工程公司副经理；
1994.12——1998.02，上海市自来水公司副总经理（1994.08—1995.10赴西藏参加市政府援藏项目──日喀则水厂工程建设，任项目负责人；1996.05—1997.04参加市委组织部高级经济管理人员培训班赴美国培训学习）；
1998.02——2000.04，上海市公用事业管理局局长助理；
2000.04——2003.08，上海市水务局副局长（其间：2001.09—2003.07华东师范大学区域经济研究生课程班暨澳门科技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班学习）；
2003.08——2006.09，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局级）；
2006.09——2006.10，上海市徐汇区委副书记；
2006.10——2007.02，上海市徐汇区委副书记、代区长；
2007.02——2010.04，上海市徐汇区委副书记、区长；
2010.04——2014.12，上海市杨浦区委书记；
2014.12——2015.04，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
2015.04——2015.08，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党组书记；
2015.08——，上海市委副秘书长；
中共上海市第九届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