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我国文化的隐逸现象

‘壹’ 中国的隐逸文化具有怎样的历史影响

隐逸文化，以简单朴素及内心平和为追求目标，不寻求认同为“隐”，自得其乐为“逸”。它是针对世俗文化而言的。世俗文化以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作为追求目标。两者皆无可厚非，个人取向不同而已。 但是在历史上也有以“隐”求显并成功取得富贵者，也有显贵过甚不得已隐姓埋名的隐者。他们都对隐逸文化有着不同的影响。 “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遁迹山林，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此种现象远古就有，但作为“隐逸文化”则生成于魏晋，它对这一时期乃至以后的世俗文化都有深远影响。

‘贰’ 盛唐时期为什么隐逸之风盛行

盛唐时期社会安定,国力去的强大,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文人士大夫的物质生活优裕，为漫游旅行，赏玩山水提供了条件。社会上佛、道思想流行，道家崇尚自然及返朴归真的追求和佛家禅宗的净心明性的境界，为诗歌提供了文化及审美心理的基垫。

‘叁’ 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隐居文化昌盛不衰

隐居，它讲究的是沉静无为。自古以来，总有那么一些人，他们或命运坎坷，或看破红尘，于是放丧生俗，进山或归田，开始了隐居的生活。这是一种中国的文化。
先不说远的，就谈谈我们熟悉的金庸小说，熟知中国传统文化的金庸先生，其笔下15部小说，就有9部小说的主人公，最终归隐。《神雕侠侣》的杨过厌倦了江湖纷争、不屑于世俗礼法，带着小龙女重返“活死人墓”；《鹿鼎记》的韦小宝在忠义不能两全之际，脚底抹油溜之大吉，携家人（母亲及七妻三子）到云南大理隐居；而《笑傲江湖》的令狐冲与任盈盈也是急流勇退，辞去掌门教主之位，开始忘情山水之旅……

当然，归隐是一种精神境界，境界则有高下之分：豪杰草民躲灾避祸，或藏身于山野、或隐蔽于深宅，此为“功利之归隐”；士大夫说“冥心试观化，世故如丝棼”，厌倦了世事的纷扰，本着“惹不起，咱还躲不起么？”的心态归隐，视为“形势之归隐”；如陶渊明、严光不谙世事、不堪世扰，天性疏狂散淡、飞扬洒脱，归隐则为命运注定的归宿。性格使然，我们说这是“性情之归隐”。但如徐霞客、梭罗这般，不论身在何处，都得以怀着一颗赤子之心，以真性情得大自在者，为“心之归隐”。

在我国古代，道家的隐逸思想就一直延绵数千年，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庄子。冯友兰先生认为，“道家者盖出于隐者”。《庄子》与儒家从社会仁义的基本立场出发不同，它一直强调“重生”、“贵生”的生命个体意义，注重高度自主、自由的精神生存状态。

其实，隐居者也分为多种，有完全归隐者，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归隐，一生甘愿隐居生活，如元代的吴镇，如果官方如何请愿也不愿意出来做官；也有仕而后隐者，他们当过官，因为对官场不满而解冠归去，这其中名气最大的是陶渊明；也有真隐而仕者，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最为大家熟知的是被“三顾茅庐”的诸葛亮。

换个念头来思考，隐居应该是人类的奢侈品。月白风清，闲取一瓢浊酒，再有梨花或者桃花或杏花，值着暮春时节，花树下残花漂荡，清风阵阵，明月朗朗，喝的酩酊大年夜醉，不觉寒暑，不知岁数。或醉卧，或斜躺，醉眼微睁花树下，衣襟半被落花埋。云云奢侈的神仙式生计只有隐居者才华享有，忙碌在凡间的人是弗成能有那样一种恬静沉着沉静的心态。

所以，隐居的是一种心态，一种把天下看淡，把人生看淡的心态。而归隐这种生活，归根到底是对于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我的一种回归。或恐惧、或淡漠、或淡泊、或执着…

‘肆’ 以陶渊明为典例剖析，探究有何不寻常的隐逸文化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民不聊生，社会处于动荡之中。文士们不仅无法施展才华，而且时时担忧性命安全。为了排遣自己心中那种“不得志”、苦闷的心情，他们崇尚庄子“无为”和“遁世”的思想，借饮酒、隐居等形式，从“放肆”中去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而这也成就了现在所说的“隐逸文化”。而陶渊明，则是这时隐士中“有名”代表之一。

这两首诗中都提到了劳动的艰辛，劳动之后回家休息所得到的快慰，描绘苦楚却又真切。他通过劳动，认识到自己存在的价值和作用，实现了自我意识，求得其内心之平衡；使自己与自然融合沟通，在日常如似平凡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思想节操，最终获得其心灵的安定和平静。

以陶渊明为典例剖析，探究有何不寻常的隐逸文化？不难看出，古代中国隐士的人格特点和魅力，是那种平和冲淡、超然脱俗、注重心意、不拘形迹、不苟富贵、不慕荣辱、随遇而安、一任自然的人生态度和处事风格。

‘伍’ 中国古代隐士文化

华夏道家哲学术语，指民间教育家。辞典释义 ：旧指隐居的人；借指因对某事物不关心或因厌倦表示沉默而不出头露面者；指有条件·有机会担任领导职务而不担任，或已经担任领导职务却辞退的在某一学科有一定影响的学者。

“隐士”就是隐居不仕之士。首先是“士”，即知识分子，否则就无所谓隐居。不仕，不出名，终身在乡村为农民，或遁迹江湖经商，或居于岩穴砍柴。历代都有无数隐居的人，不可皆称为隐士。

研究中国的隐士，每一个对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都有绝对的关系，不过所采取的方法，始终是从旁帮助人，自己却不想站到中间去，或者帮助他的朋友，帮助他的学生，帮助别人成功，自己始终不站出来。在中国过去每一个开创的时代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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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名隐士

陶渊明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

‘陆’ 中国隐文化

研究中国的隐士，每一个对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都有绝对的关系，不过所采取的方法，始终是从旁帮助人，自己却不想站到中间去，或者帮助他的朋友，帮助他的学生，帮助别人成功，自己始终不站出来。在中国过去每一个开创的时代中，看到很多这样的人。像这一类，也属于隐士之流的思想，明知道时代不可以挽回，不勉强去做，不作儒家思想的“中流砥柱”——人应有中流砥柱的气概，但能不能把水流挽回呢？这是不可能的，只可以为自己传忠臣之名而已，对时代社会则无法真正有年贡献。道家说要“因应顺势”，这类人的做法，就形成了后世的隐士。当然在当今如此开放如此尊重人才的社会，大可不必做隐士了。

最后还要谈一个问题。历来学者对隐士都是持反对态度的，认为隐士逃避现实，应负国家衰亡之责。当然，隐逸不宜提倡，年轻人隐逸不仅不宜提倡，还应加以反对。但隐逸者所创造出灿烂丰富的文化却不容否定。而且，隐逸的根源在政治浑浊和强权统治，应该鞭挞的正是这一批独夫民贼和卑鄙之徒。《南史?隐逸》有云：“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夫遇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不得已而然故也。”天下事，能努力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有时是努力而无济于事的。苏东坡《大臣论》有云：“天下之势，在于小人，君子之欲击之，不亡其身，则亡其君。”结论曰：“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势然也。”如慈禧，天下势在其手，千军万马都不能奈其何，又何况一手无缚鸡之力的士人呢？当然强者可以反抗，虽失败也不要紧。弱者呢？只好退隐，总比同流合污要好。 隐士表面上超脱，在意识形态上也表现出超脱，实则内心都有无穷的痛苦。

着名隐士及相关文字资料

魏晋文人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和谈尚玄远的清谈风气的形成，既和当时道家崇高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魏晋以迄南北朝，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大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这种情况不但赋予魏晋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魏晋清谈风气之盛、之烈

后人很难想象。清谈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所谓“微言达旦”；有人耽溺清辩，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谓“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晋人卫体弱而好清谈，一次在和谢鲲的通宵辩论中发病而亡，大概是死于心脏病发作。这种清谈并不是漫无目标，而是围绕着当时的文人比较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比如“才性之辩”，就是当时一个热点问题。又比如，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着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

魏晋风尚

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就是一例。“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

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山水诗和“隐逸诗”

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这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有人认为，六朝诗风过于浮靡，这如果是指部分诗作，特别是后期的某些所有的诗都归结为浮靡，是失之偏颇的。有人喜欢把六朝的诗同汉赋相比，认为后者气势雄浑，而前者则纤巧有余，凝重不足。这是一个审美取向的问题。犹之听惯了黄钟大吕声响的人，往往会不喜欢丝竹轻音。其实，汉赋也好，六朝诗作也好；黄钟大吕也好，丝竹轻音也好，凡是优秀的，都有其美学价值，而不能用一根尺子来衡量。

六朝的山水诗点评

拿六朝的山水诗来说，就不乏佳作。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谢的诗句“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从此写景，乃为活景，故人胸中无丘壑，眼底无性情，虽读尽天下书，不能道一句。”说得很中肯。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故事

大隐隐于朝

当东方朔据地而歌“大隐隐于朝”的时候，他是很清楚的，他不过是汉武帝的一个弄臣，所谓娱人耳目而已。不仅是东方朔，司马迁，司马相如也脱不了这样的地位。司马迁在他的《报任安书》中早已说的明白“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所谓才子佳人不过粉饰太平。自此来看，那个司马相如好的了吗？
不仅以上三位，汉武帝一朝除及黯外，又有那一个是汉武所看重者？他可以在如厕时接见卫青，也可以不戴帽子接待他的相国（公孙弘），可他是从不敢以此来接见及黯的，因为在汉武一朝被重用者中，只有及黯才算得个男人、算得个伟丈夫！这样的人是人所共仰的。即使是贵为皇帝，也要为其充盈于体内的浩然正气所折服。很显然东方朔与两司马是不具备这般的浩然之气的。当汉武一朝除及黯外，又有哪位拥有此般浩然之气呢？所以举天下为仆妾、为娼优，便是专制时代的一个特征。便是所有才智之士不可逃脱的宿命。

汉武帝曾到上林苑游玩，看到了一棵好树，问东方朔这是什么树。东方朔回答：“这树名善哉。”汉武帝暗地里叫人识别了这棵树。几年后汉武帝又问东方朔这是什么树，可这次东方朔却回答：“这树名瞿所。”汉武帝立即说：“东方朔欺骗我好久了。树名前后不同，这是何故？”东方朔说：“大的叫马，小的叫驹；大的叫鸡，小的叫雏；大的叫牛，小的叫犊；人小时候叫儿，长大后就叫老。这棵树过去叫它善哉，现在叫它瞿所。长少死生，万物败成，岂有定数？”孔子说“不会说话行吗？”由此看来不会说话行吗？

由于汉武帝时常下诏赐他御前用饭，饭后，他便把剩下的肉全都揣在怀里带走，把衣服都弄脏了。皇上屡次赐给他绸绢，他都是肩挑手提地拿走。然后，他就用这些赐来的钱财绸绢，娶长安城中年轻漂亮的少女为妻。然而，他又是一个喜新厌旧的人，娶来的美女他最多保持一年的兴趣和“性“趣，之后就再娶，因此，他的钱财和精力都用在了物色小美女、迎娶大美女、抛弃老美女的工作上。相互娱乐，皇帝老儿也不过是买单的

一天，建章宫后阁的双重栏杆中，有一只动物跑了出来，它的形状像麋鹿。消息传到宫中，汉武帝亲自到那里观看，问身边群臣中熟悉事物而又通晓经学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它是什么动物。汉武帝就兴奋地下诏叫东方朔过来。东方朔果然不负众望：“博学如我，怎会不知道这个东西的名字，但只有让我吃好喝好之后，我才愿意说出来。”吃饱喝足之后，东方朔又道：“我知道某处有公田、鱼池和苇塘好几顷，只有陛下将这块公田赏赐给我，我才愿意说出来。”得到汉武帝肯定的答复后，东方朔突然大叫道：“恭喜皇上，恭喜皇上！这种动物叫驺牙。它的出现，预示着不久的将来必然有人过来投降！”过了不长不短的一年多，匈奴混邪王“果然”带人来归降汉朝。汉武帝时连年同匈奴用兵，匈奴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同时内部也产生分化，总有实力弱的、被边缘化的一方会向汉投诚，这一天的早晚不好确定，但这一天总会到来的。所谓见微知着。胸有四十万言的人是不会不能看出的吧？

君山上有美酒数斗，如能喝到，可以不死为神仙。武帝得知后，就斋居七天，派了栾巴带童男童女数十人到山上求之，果然得到了仙酒，就带回来给武帝喝。武帝未喝之前，东方朔就偷偷地喝光了。于是武帝大怒，下令推东方朔出去斩首。东方朔就说：“假如酒有灵验，你杀我，我也不死；要是没有灵验，这酒有什么用呢？”

到了晚年。东方朔临终时，规劝汉武帝说：“《诗经》上说‘飞来飞去的苍蝇，落在篱笆上面。慈祥善良的君子，不要听信谗言’。‘谗言没有止境，四方邻国不得安宁’。希望陛下远离巧言谄媚的人，斥退他们的谗言。”汉武帝说：“如今回过头来看东方朔，仅仅是善于言谈吗？”对此感到惊奇。过了不久，东方朔果然病死了。古书上说：“鸟到临死时，它的叫声特别悲哀；人到临终时，它的言语非常善良。”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吧。但他怎么看不出，东方朔是抱负、有志向，愿意有所作为的呢？

东方朔是当之无愧的杰出人才，在专制的年代里，他不向强权低头，在与之斗争的过程中，游刃有余的战胜对方，玩弄其于股掌之中，而不令自知。最大限度地用知识换取物质利益，并学会了用这些东西去换取其他方面的享受。那便因为他看透了做官的虚妄，看透了金钱的虚妄，看透了人生的虚妄，于是，他利用他的知识，换取虚妄的官职，换取虚妄的金钱，再用金钱换取实实在在的肉体享受，以此度过虚妄的人生。

如果他真的以为人生是虚妄的，那么他的人生倒真的是幸福的！

‘柒’ 中国古代隐士的社会生活

说起中国的隐士，似乎陶渊明当排第一，就像元曲里说的：“……尽道便休官，林下何曾见？至今寂寞彭泽县阮瑀就连一向看不起隐士的鲁,迅,先,生也说“陶渊明先生是我们中国赫赫有名的大隐”。但我却不以为然。陶翁二十多岁时开始出仕，之后时仕时隐，隐隐仕仕，且做的都是些小官。四十一岁时还出任彭泽县的县令，想想还是不爽，于是谢任，自此彻底归隐田园。做官做到老年才归隐，能算得上第一隐士吗？陶翁有如此美名，皆源于他那首“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及《归去来辞》太有名了。
另一位有些名气的隐士是宋代的林逋。
林先生倒是未曾做,过,官，当然他是不,屑,做,官，一个人在杭州的小孤山上种梅养鹤。揽清风赏明月，宠“梅妻”护“鹤子”，水清浅处疏影横斜，月黄昏时暗香浮动。观庭前花开花落，看天外云卷云舒，活脱脱一个神仙。只可惜他隐的不是地方，隐在“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能隐得住吗？越隐名气越大，越隐拜访的人越多，最后连皇帝都知道了他，在他死后，赠给他个谥号“和靖先生”，试想，有哪个隐士能像林先生“隐”得这样轰动？文章认为，隐士大都先仕而后隐，不然百姓一个，已落至尘埃，何须去隐？但凡做隐士的男人当初没有不想“仕”的，因为“仕”在当时是体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
唐代山水诗派的大腕孟浩然，刚出道时很清高，就想一生做个“隐士”，漫游江河，放情山水。但隐着隐着隐不住了。三十六岁时到洛阳求仕，“居三年无所得”。四十岁时，到长安应试，“考试落第，继续谋求仕进”。“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这首《临洞庭》是他献给张九龄的一首“入仕”的“敲门砖”。虽然诗的后几句有些露骨和肉麻，但“敲门砖”都能弄得如此气势磅礴，不让老孟当官天理不容，可他最终也没有实现自己的夙愿。
明代的唐寅，科考遭冤，从此便与官场无缘。二十多岁就对人生有了彻悟：“……世上钱多赚不尽，朝里官多做不了。官,大,钱,多心转忧，落得自家头白早……”由此他便给自己的人生定了位：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寅三十六岁时搬进了桃花坞，从此他在“桃花坞里桃花庵”，成了“桃花庵里桃花仙”。“酒醒只在花前坐，酒醉还在花下眠”。“别人笑我忒疯颠，我笑他人看不穿；不见五陵豪杰墓，无花无酒锄作田”。这时的唐寅可以说把花花世界看了个透，按说对名利二字应该很漠然了。
但不然，这时皇帝的一个叔叔(还不是皇帝)—一个想,阴,谋,篡,权的王爷的一声召唤，他还是别妻弃女一路奔波投靠了王爷。本来想捞个一官半职，没想到王爷只是让他当“毛延寿”—为送给皇帝的美女们画像。后来王爷事发，唐寅差点受到牵连，九死一生才逃回桃花坞。这时他才算彻底死了“功名”之心。他去世时的“绝笔诗”可谓大气：人生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妨。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飘流在异乡。唐寅一生虽然形式上没有“隐”，但如果不是“晚,节”上的那点瑕疵，倒真不失为一大隐士。
在深山更深处，真正的隐士就是那些“隐于野”的“小隐”。你看—“渔得鱼心满愿足，樵得樵眼笑眉舒。一个罢了钓竿，一个收了斤斧，林泉下偶然相遇，是两个不识字的渔樵士大夫，他两个笑加加地谈今论古。”果真渔、樵二大夫不识字吗？不是，要不怎么会谈今论古。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只是不屑，他们只想“雨来分畦种瓜，旱来引水浇麻”，“闲来几句渔樵话，困了一枕葫芦架”，“蓑笠纶竿钓今古，一任他斜风细雨”，这，才是真正的隐士。真正的隐士隐得很深，所以没有多少故事流传。
真隐士的人格特点是寻求诗意的栖居，是人性的一种回归，是对仕隐情结的一种解脱。如孔子周游列国累了，便说沂水春风“吾与点”，庄子看惯了大小诸侯尔虞我诈，便要到自然中去逍遥；陶渊明在仕途上倦了，便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假隐士的社会角色是官迷、财迷、名誉迷。安贫乐道，就是隐士高洁人格的最重要的特征。例如，东晋大隐士陶渊明在穷困潦倒时，就唱：先师有立训，忧道不忧贫，贫富常交战，道胜五成颜。隐士从来都是贫困的，但其精神却是富有的。有了做人的精神，你便有了做人的骨,头。
魏晋清谈风气之盛、之烈，后人很难想象。清谈又称“微言”、“清言”、“清议”、“清辩”等。这种清谈经常通宵进行，所谓“微言达旦”；有人耽溺清辩，到了忘食的地步，所谓“左右进食，冷而复暖者数四”；更有甚者，有的名士为了在清谈中应对制胜，竟至彻夜苦思而累病甚至累死的。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也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不少名士，精通“三玄”，不仅在清谈中才思敏捷，侃侃而谈，而且着述有成，成了一代玄学家，如曹魏时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魏晋之际的向秀，西晋时期的郭象、裴等。
魏晋风尚对这一时期乃至稍后的南北朝的文化影响很深。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就是一例。“隐逸文化”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这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这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尽管儒家创始人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
“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有的诗的标题就用了“招隐”二字。比如西晋张载的《招隐诗》有这样的句子：“来去捐时俗，超然辞世伪，得意在丘中，安事愚与智。”因写《三都赋》而洛阳为之纸贵的左思，也写了两首《招隐诗》，其中有句曰：“惠连非吾屈，首阳非吾仁，相与观所向，逍遥撰良辰。”诗中提到的惠连是指柳下惠、鲁少连，曾屈已受禄；首阳的典故则是指不食周禄、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叔齐。意思是说，无论是惠连的曲意求仕，还是夷齐的舍身全节，都与我无涉，我只知倘佯逍遥，怡然自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表现。
所谓“隐士”，首先是隐藏自己的人，名人，官,人，招摇的人，处处卖弄推销自己的人，都不是隐藏的人，所以肯定不是“隐士”。其次，“隐士”是个名词，偏正式结构，落点在“士”。什么样的“士”？隐藏的“士”。“士”是谁？知识分子，是学者，是有学问、有思想、有智慧的人，不是“士”的人，你再隐藏，也肯定不能称其为“隐士”。第三，《辞海》解释“隐士”时，认为“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可见，能做官而不做官的人隐居，或者做过官的人懒怠做了隐居，才有资格当“隐士”，当朝为官的人，是断然不能称其为“隐士”的。但《辞海》这个解释，既没有强调“士”，也没有解释“士”，是不精确的。
《南史·隐逸》云：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这表明，隐士是素质很高的，多为文人，否则，跟深山砍柴的就没区别了。《易》曰：“天地闭，贤人隐。”又曰：“遁世无闷。”又曰：“高尚其事。”可见，“隐士”是指贤人隐，能人隐，才子隐，而不是一般人隐。有才能、有学问、能够做官而不去做官，不屑于做官，不为此做出努力的人，才叫“隐士”。
《南史·隐逸》谓其“皆用宇宙而成心，借风云以为气”。因而，“隐士”不是一般的人，当为世之隐匿之高人也。中国隐士文化是颇为发达的，是与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比如魏晋文人，其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既和当时道,家,崇尚自然的思想影响有关，也和当时战乱频仍，特别是门阀氏族之间倾轧争夺的形势有关。知,识,分,子一旦卷入门,阀,氏,族,斗,争的旋涡，就很难自拔。魏晋至南北朝，因卷入这种政治风波，而招,致,杀,身,之,祸的名士就有，何晏、嵇康、张华、潘岳、陆机、陆云、郭璞、谢灵运、鲍照等。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有一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远离政治，避实就虚，探究玄理，乃至隐逸高蹈，就是其表现。
这种情况不但赋予魏晋文化以特有的色彩，而且给整个六朝的精神生活打上了深深的印记。例如在当时特殊环境下生成的“隐逸文化，最直接的表现就是一批名士遁迹山林，当起隐士。孔子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隐”；孟子也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文人得意时仕，失意时隐，自古而然。但六朝隐士之多，恐为历代之冠。“隐逸文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出现了对隐居生活由衷赞美和吟咏的“隐逸诗”。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有“千古隐逸诗人”之称，他虽没有以“招隐”为题的诗篇，但他的诗却达到了“隐逸诗”的巅峰。
最有名的当然要数那篇题为《饮酒》第五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这样的“隐逸诗”，真是到了超凡脱俗的地步。和“隐逸诗”同时，流行起来的还有山水诗，这也是“隐逸文化”的一个深化表现。山水诗和“隐逸诗”可说是孪生姐妹。
要隐逸，就必然会得意于丘中，倘佯于林泉，必然会拥抱山川、赞美山川，吟哦之间，形成寄情于景、借景抒情的山水诗。和前朝山水不同的是，六朝的山水诗，更多一分超然物外的意境和逍遥自适的心情，诗风则更加轻灵飘逸，文笔则更加婉约隽永。像左思的诗句“未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谢灵运的诗句“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和“望山白云里，望水平原外”等等，其意境之美，可和盛唐的山水诗相媲美。
钟嵘的《诗品》，对谢诗的评价是：“一章之中，自有玉石”；“奇章秀句，往往警遒”。清代的王夫之在讲到谢的诗时说“‘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隐然一含情凝眺之人，呼之欲出”。当然，六朝的诗作包括山水诗，也有平庸的，也有一味堆砌辞藻而流于浮,靡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批评的“鬻声钓世”、“淫,丽,烦,滥”，就是指的这种文风。
其一，真隐、全隐
如晋宋间的宋炳，元代的吴镇等，从不去做官，皇帝下令征召也不去，也不和官方打交道。
其二，先官后隐
这种一般都是社会太黑暗，官场太腐败，士人不堪，辞官隐居，如陶渊明，《晋书》、《宋书》、《南史》三史中均称之为“隐逸”。明代的文征明，只在京城当了一年翰林，便安心隐居至死。
其三，半官半隐
如王维，开始做官，后来害怕了，但如果辞官隐居又没有薪水，生活没有保障，于是虽做官，却不问政事，实际上过着隐居生活。这类人从名义上不能算做隐士，但却大有隐逸思想。
其四，忽官忽隐
如元末明初的王蒙，明末董其昌，做了几年官，又去隐居，朝廷征召，或形式有利，又出来做官，做一阵子官又回去隐居。
其五，假隐
如明代陈继儒，虽不做官，但好和官家打交道，有人写诗讥笑他“翩翩一只云间鹤，飞来飞去宰相家”。
其六，名隐实官
如南朝齐梁时陶弘景，人称陶隐士，虽隐居山中，朝中大事还向他请教，被称为“山中宰相”。这种人身为隐士，实际上不具隐士思想，他不做官只是为了更自由而已。
其七，以隐求官
如唐代卢藏用。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记载，卢藏用考中进士，先去长安南的终南山隐居，等待朝廷征召，后果然以高官被聘，授官左拾遗。后来，另一隐士司马承祯亦被征召而坚持不仕，欲归山。卢藏用送之，指终南山云：“此中大有嘉处。”这就是后来的“终南捷径”。用这种隐居手段已求高官者，实非真正的隐士。
其八，无奈而隐
此类人实际上最热心于时局，如明末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人，他们“隐居”只是为了表示不与清王朝合作，实际从事最激烈的反清斗争。他们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隐士。
其九，真隐而仕
此类隐士在隐居时基本上都是真隐，但当时机来临时就出山，没有时机就隐下去。如殷商时的伊尹，商周时的姜尚，元末的刘基，名气最大的当属诸葛亮。
其十，所谓“隐于朝”
这种人身为官但思想已隐，做官不问政事，“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随波逐流，明哲保身，实际上对国家危害最大。
名为“大隐”，实为大患。中国士人隐居，多是因为社会的黑,暗,动,乱，如魏晋之际出现了“竹林七贤”、“浔阳三隐”，均是因为当时,官,场的黑,暗。他们的个人才能得不到统,治,阶,级的认可，遭受排挤，个人的社会价值无法实现，便愤然远离世俗，归隐山林。但却因此成就了中国隐士文化，使中国历史更具韵味。因躲避动乱、因求取安全、因官,场,失,意、因不满现状等原因而归隐的，实际上是对社会放弃责任，寻求自我安逸的人生态度，正所谓“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
老子、庄子、鬼谷子、陈抟这样的人，是真真正正的隐士，普通的失意文人隐士们，都还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大境界。对于每一个稍微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来说，隐士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不管是“小隐隐陵薮”，还是“大隐隐朝市”（晋·王康琚《反招隐诗》），德行高洁、与世无争、心无块垒、超然世外，是隐士留给人们的一般印象。然而隐士也给人们留下了极为不佳的深刻印象，这就是欲进故退、欲仕故隐，将隐逸作为出仕铺垫之“终南捷径”的作秀。
更有甚者，则是清代蒋士铨所作传奇《临川梦·隐,奸》出场诗对明代华亭名士陈继儒的嘲讽：“妆点山林大架子，附庸风雅小名家。终南捷径无心走，处士虚声尽力夸。獭祭诗书充着作，蝇营钟鼎润烟霞。翩然一只云间鹤，飞去飞来宰相衙。”
隐逸既是一种文化现象，也是一种生存方式；隐士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更是一种特殊社会语境的产物。在中国古代，无论是哪个学派，似乎都对隐士和隐逸文化有一种解不开的情结，儒、道两家更是如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构成的儒、道两家，都各自有着一套系统的隐逸文化观。道家讲隐逸，其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追求精神的绝对自由，是对个体生命的无上珍视，他们要解除对个体生命的一切羁绊，世俗的功名利禄当然要首当其冲。这正是庄子所说的“逍遥游”的人生境界，这种境界是能“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于无穷者，彼其恶乎哉！”（《庄子·逍遥游》）而最终达到“天地与共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达生》）的忘我境界。
儒家的祖师爷孔子曾对隐逸行为发表过明确的看法，他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并以赞赏的口气评价能这样实践的人：“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论语·公冶长》）尽管孔子自己不能实践这种隐逸思想，但他也曾流露出“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的心愿。孟子虽然用世进取而少隐逸之慨，但他也提出了“士”的一条原则，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这一原则实际上也为后世不被当道者所容的士人走上隐士的道路提供了行为依据。隐士首先是知,识,分,子，是“士”阶,层的成员之一。
并不是所有居于乡野山林不入仕途之人都可称为隐士，那些向往入仕但却无机会无能力入仕之人不是隐士，那些没有文化的农夫樵子细民野老也不是隐士；只有那些能保持独立人格、追求思想自由、不委曲求全、不依附权势、具有一定才德学识、并且是真正出自内心不愿入仕的隐居者，才能被称之为隐士。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隐士，首先必须解决身衣口食的生存问题。颜回在回答其师孔子所问为何不去入仕的问题时说：“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回不愿仕。”（《庄子·让王》）基本生产资料的自有，保证了隐士们自食其力的基本生存需要，从而保证了自己的人格独立和心性自由的追求不致落空。
历史上自食其力的隐士传统，是从古史中的人物善卷开始的。善卷的隐者形象则是由道家装扮完成的。道家眼中的善卷并不是一位“重义轻利”的道德典范，他全然没有儒家的“义”、“利”观念；他不接受舜的天下，并非因为舜比自己更“贤”，也不是因为要顾到尧的决策；他完全是从自己的理想追求出发考虑的。他对舜所说的“悲夫？子之不知余也”，其实正是庄子借这位道家的理想人物之口，对舜这位儒家理想人物所代表的儒家价值观表示“道不同，不与谋”的宣言式表述。善卷所说的“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庄子·让王》）正是道家隐逸文化观和人生追求的最好表现。

‘捌’ 鲁迅青年时代,就反对中国文化的“隐逸”“平顺”倾向,你怎么看

这个应当是当时的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