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汉的文化有哪些

A. 蜀文化的文化特征

成都平原、岷江流域水源充足，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为古蜀该区域各族人民繁衍生息、采集种植、渔猎饲养，进而创造独特的文化模式及文明类型提供了良好条件。从文化的主体———人来说，古蜀人口众多，成都平原、岷江流域自古就繁衍着汉、藏、羌等十余个民族，这些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各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习俗、宗教信仰、传统节日、穿着打扮，以及独特的节庆、歌会等，都为蜀文化注入了多彩多姿的内容。
蜀文化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化，她的肇始、发展,与治水有密切关系。古蜀不仅有以大禹治水、李冰治水着称的农耕文明，而且有发育较早的工业和商业：是世界最早的天然气开采地、是世界雕板印刷术、世界纸币、世界盖碗茶文化的起源地;是中国最早出现城市文明的地区之一，早在距今4500-3200年之间，就有新津宝墩、温江鱼凫、郫县古城、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和紫竹等6座古城，在三星堆、金沙文化时期，古蜀已进入国家形态，有比较发达的神权和礼乐制度。成都在古代是自由都市，对外贸易比较发达，成为中国西南与南亚以至西亚经济文化交流的枢纽。
自司马迁在《史记》中称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因都江堰的建成而“水旱从人民不知饥馑……谓之天府”之后，蜀（主要是成都平原）就享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不仅使蜀之先民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出了较高水平的精神文明。古蜀就有两个系统的文字，一个系统是比较进步的表意文字，一个系统是表形（象形）文字，而两系文字都可以在三星堆文化找到起源遗迹；自古至今，蜀地文、史、哲名家辈出，杰出的思想家代不乏人：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三国两晋时期的诸葛亮、陈寿,唐代的陈子昂、李鼎祚,宋代的“苏门三父子”、黄庭坚、张?、魏了翁，元代的虞集，明代的杨慎、来知德,清代的唐甄、费密、李调元，近现代的郭沫若、巴金等等，可谓灿若星辰，这一串串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就是一笔笔丰富的精神财富。蜀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名人的不断涌现，不仅充分证明蜀文化历史悠久，灿烂辉煌，而且为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 蜀文化的形成、继承和发扬，主要得益于它汇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化传统和强烈的渴求开放的意识。蜀文化自古就沿岷江与西面的阿坝相连，与岷江上中游保持着密切的往还互动和相互兼容，使岷江上中游文化成为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四川盆地四面高山环抱，历史上是有名的“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致使李白发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蜀文化必然带来较大负面影响。但任何事物都具有相反相成的性质，正因为蜀道之难，反而激励起蜀之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于是环境在相当程度上决定文化，文化又在一定意义上改造环境，进而铸就了蜀之先民于封闭中求开放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兼容和开放终于成为蜀文化最显着的特征。从自然地理审视，蜀文化同周围不同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盆地周围（尤其是北方）的崇山峻岭。蜀之先民为了打破盆地地缘的封锁，创造了高超的栈道和绳桥技术（现在剑门关、广元等地仍保存有栈道，20世纪60年代连接都江堰内外江的竹索桥以及四川阿坝州，至今仍可见到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则是多种类型的绳桥的代表作），克服了地域狭隘的封闭性。借助剑门关、广元等地的古栈道，蜀地得以与陕西等中原地区沟通，蜀文化得以与原本就是同一血脉的中原文化交流，而蜀文化更多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在礼制、风习、价值观和历史观等方面的影响。
四川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与江汉平原相通，蜀通过巴，与楚江水上下，一苇可航，“蜀风”早与“楚流”交流混融，从古至今，蜀文化都与楚文化具有紧密联系。
在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中，分别出土了海贝、象牙，阿坝州茂县则出土了琉璃珠，这些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和南海的物品，充分证明蜀之先民与南方世界早有交通和交流。最迟到汉代，从蜀到印度、中亚再到西亚，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今天被学术理论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据考证，“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缅甸的密支那或八莫，经“滇越”乘象国（今东印度阿萨姆邦），到达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地区，直至中、西亚。另一条是东道，从成都出发，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西道重合。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蜀文化主要与云南、贵州地区的南中文化有着密切的往还交流和相互兼容。西南各民族密切的往还交融，又为蜀古代文化中心的形成，培育了深厚的文化温床。蜀文化又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南中、中原、楚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之外，主要还表现在对滇黔文化的辐射，并远达东南亚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汉唐以后，文化的交流更多地体现在人才的双向交流上。这一方面如明代状元杨慎所说：“自古蜀之士大夫多卜居别乡”；一方面又如清代学者赵熙所说：“从古诗人多入蜀”。这种人才频繁的双向交流，使蜀文化不断推陈出新。正是依据上述自然的和超越的地理特点，不仅使古蜀像一座大水库，汇纳南、北、东、西文化，而且使古蜀像一个聚宝盆，会聚周边农耕、游牧、渔猎文化，进而使蜀文化在更多的方面走向全国，进一步推进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水乳交融的历史步伐。
蜀文化兼容并包，渴求开放特色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移民有关。从先秦时期起，历代的蜀都容纳了东西南北四方众多的移民。从历史记载看，主要是外地人单向移入四川，而鲜有四川人大规模向外移出。秦汉时期周边向蜀的移民，客观上带来了周边的多元文化；蜀汉时期上层荆州士人集团及大批普通民众的迁入，客观上整合了巴蜀文化；隋唐五代，巴蜀经济昌盛，文赋繁华，吸引大批文人墨客入蜀，大批文人的流寓，不仅使蜀成为全国文化最盛的地区之一，而且促进了蜀文化与各种文化的大交流；清初至干隆的“湖广填四川”，一方面恢复了蜀地战乱后的人气，复垦了因战争而撂荒的田地；另一方面加速了楚文化、粤文化与蜀文化的融会。历史上这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带来文化的大交流和大交融，使蜀文化杂糅各家，兼容并包，灿烂辉煌。 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人文积淀，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它们是今天蜀文化资源的主要源泉。现存的蜀文化资源主要有：世界自然与文化遗产6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7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24座，省级历史文化名镇22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2处，省、市、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000余处，各种博物馆、纪念馆、陈列馆64所，其他人文景点200多个。蜀文化的文物古迹主要包括历代寺庙、园林、古建筑、古城镇、古堰、古塔、石刻、古墓、古碑等。古寺庙、宫观主要有成都昭觉寺、文殊院、青羊宫等；摩崖石刻主要有乐山大佛、安岳卧佛、广元千佛寺等；园林主要有成都杜甫草堂、武侯祠、望江楼公园等；重要古文化遗址主要有成都平原史前古城址群、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都江堰水利工程等等。
蜀宗教兴盛，在中国宗教历史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有不少遗迹保存下来，成为今天蜀文化的组成部分：除鹤鸣山、青城山、瓦屋山等道教“洞天福地”外，峨眉山是普贤菩萨的“道场”，被列入佛教的四大名山；成都的文殊院、大慈寺、昭觉寺，新都的宝光寺，平武的报恩寺，德格印经院，都是当今着称国内外的宗教名胜。
蜀积淀丰厚、传承数千年的民俗和民间风情，无疑也是蜀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每年按农历次第举行的节庆盛会有：正月成都灯会，二月成都花会，三月都江堰清明会和放水节，五月乐山龙舟会和郫县赛歌会，八月新都桂花会，腊月自贡恐龙灯会等。而“麻辣鲜香、百菜百味”的川菜，品种繁多、价廉物美的小吃，清幽闲适的茶文化等都是积淀丰厚、传承数千年的蜀文化的外部表征。 蜀文化作为年代久远、传承至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长期积累的精神成果。它植根于小农经济，在历史上与宗法等级制度及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从总体上审视，属于维系封建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官方意识形态，正面和负面交织，精华和糟粕混杂，封闭与开放并存。历史悠久，内涵丰厚的蜀文化，精华、进步、开放、超新是主流，但糟粕、保守、排外、守旧的负面因素也不可忽视。蜀文化这种多重性，既反映在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也表现在同一事物内部。比如受道教影响较大的蜀文化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顺应自然和“无为”，总体上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强调人为天地的中心，重顺应自然和社会人事，忽视向自然界作科学探讨和征服自然，并斥技艺为“奇技淫巧”的弊端，这无疑阻碍了蜀科学思想的产生和科学技术的普及。
总之，用唯物史观审视，作为多元一体的中国文化源头之一的蜀文化，是成都平原、岷江流域历史的积淀，是该区域社会存在的反映，既有其灿烂辉煌的一面，也有其时代和地域的局限性。有分析地扬弃蜀文化的上述特征，既有利于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继承，又有利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

B. 巴蜀文化的详细介绍

所谓巴蜀文化，即巴文化与蜀文化，巴蜀文化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特点，而巴蜀文化的特点又限制了自身的发展。巴文化与蜀文化有着各自的特点和明显的区别，却在一定程度上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
四川盆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据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巴蜀文化又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
元代的双流人费着《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所以，巴蜀很早就兴起了旅游习俗，到唐宋时达到顶点。以成都而论，全年的固定的游乐活动就有23次之多，或游江，或游山，或游寺，或游郊野，而且往往是群体出游，并与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 巴蜀山川，自古有雄险幽秀之称：重庆武隆仙女山、金佛山、长江三峡、夔门天下雄。经过当代的开发，今天更增加了“神奇瑰丽”的特色：九寨沟山水的神奇，黄龙山水的瑰丽，熊猫世界的趣，恐龙世界的奇，是今日旅游者领略的最大感受。从线路上看，有西北线的九寨、黄龙、四姑娘山、贡嘎山，有北线的剑门蜀道，有东线的三峡风光，有南线的蜀南竹海风光和泸沽湖探秘。整个巴、蜀景观布局疏密相间，如金线穿珠，珍珠满盆，几乎每个县都有可供旅游的景点。
巴、蜀旅游线最大的特色是雄险幽秀的自然景观，往往包含着人杰文昌的深厚的文化内涵。如：剑门蜀道具有丰富的三国蜀汉文化和梓潼文昌文化以及女皇武则天故里的文化内涵；九寨黄龙一线，具有羌族石碉文化、夏禹文化、古蜀岷山文化、三国蜀汉文化的内涵；泸沽湖具有“母系王国”的文化内涵；三峡一线则更是一个古代文化的宝库。这是巴蜀旅游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之所在。 三国蜀汉文化的中心遗迹是成都武侯祠。武侯祠本是刘备墓、祭祀刘备的汉昭烈
庙和诸葛武乡侯祠的合祀之地，让我们深深领略到其中历史文化积淀的况味。
永陵是我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和突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兴趣。 巴蜀盆地在地形上为“四塞之国”，古代交通甚为困难，故李白发出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这一封闭地形对巴蜀文化作为农业文明所必然带来的封闭性肯定会有较大影响。但正是因为如此，又反过来激励起巴蜀先民向外开拓、努力改善自身环境的决心和勇气。于是，环境与文化相交融，造就了巴蜀先民封闭中有开放、开放中有封闭的历史个性。随着时代的推移，开放和兼容终于成为巴蜀文化最大的特色。
巴蜀文化同秦陇文化的沟通，最大的障碍是北方的高山——秦岭。但巴蜀先民以惊人的勇气，创造了高超的栈道技术，打破了盆地地缘的封锁，克服了狭隘的封闭性。蜀王派遣五丁力士开道，迎接秦惠文王所送金牛和五个美女的神话故事，就是上古时代开山通道进行文化交流的生动体现。栈道是巴蜀人的一大发明。司马迁认为巴蜀“四塞之国”的封闭性是靠“栈道千里，无所不通”来达到开放的，这是很精到的史家眼光。
逢山必须开道，遇水必须造桥，古蜀先民为了突破封闭，在发明了栈道的同时，又发表了笮桥。笮桥即绳桥，有多种类型，至今尚可见到的藏区的溜索和编网的藤桥，岷山上的竹索桥，滇西北的编网篾桥，都江堰早期的珠浦桥以及攀枝花早期的铁索桥，都是巴蜀先民向外部世界开放的智慧体现。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雅安）、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C. 三国时期蜀国政治文化

一、蜀汉政治的分期
刘备集团自建安十九年（214）攻占益州到炎兴元年（263）蜀汉灭亡，共50年。在这50年中，诸葛亮治国约20年，可以视为蜀汉政治的前期，也是其最辉煌的时期；接着蒋琬、费祎执政约20年，他们并无变革，保持了蜀汉政治前期主要优点，但也留有隐患，这一时期可视为蜀汉政治的中期；蜀汉政权的最后10年，陈祗、黄皓乱政，位高权重如大将军姜维也岌岌可危，朝政混乱，迅速灭亡。这三个时期中尤其是蜀汉的前期和后期之间，政治状况有着明显的差异。将其分别进行研究，有助于把握不同时期政治状况。
蜀汉前期 公元214年刘备占领益州后虽然并未立即建立封建王朝，但政权实际是存在的，同时也马上着手对这一地区进行治理。从占领益州时起，至蜀汉建兴十二年（234）诸葛亮去世，共约20年。建兴元年（223）以前，诸葛亮虽说是刘备的助手，但由于刘备经常征战在外，因而在治国方面诸葛亮仍发挥相当重要的作用；刘备去世以后，诸葛亮受托孤遗命辅佐后主，“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在治国方面发挥主要作用。这一时期政治清明，社会稳定，吏治良好，既有效控制了益州士族势力的过度膨胀，也得到其支持。
蜀汉中期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相继执政（234～254），他们治国“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①]继续保持了社会的安定，注意维护与益州士族的关系。可以说，这一时期蜀汉政治状况与前期大致相同；但是，费祎对奸佞陈秖的提拔和纵容，为日后陈秖、黄皓的弄权乱政，留下了祸根。这是蜀汉的中期。
蜀汉后期 自244年年初费祎遇刺身亡后，蜀汉政治发生了很大改变。陈祗把持朝政，宦官黄皓与之“互相表里”，操弄权柄，位高权重如大将军姜维竟至不敢回朝议事，惟拥军在外以自重；政治的昏暗也引起社会的动荡，益州士族由于自己应有利益得不到封建王朝的保护，对蜀汉政权的存亡也漠不关心。于是263年魏军攻入益州，蜀汉迅速灭亡。这10年，可视为蜀汉的后期
蜀汉政治的基本状况
1、“威之以法”和“以德治国”
蜀汉前期，诸葛亮的治国方略取得了很大成功。概括地说，诸葛亮的治蜀，一方面严格执法以建立和恢复封建秩序，成功地安定了社会；同时又注意以德治国，从而培养社会的正气。诸葛亮治国刑礼并重，既主张“威之以法”，用法治手段去拨乱趋治；也注重“治世以大德”，用教化去改变社会风尚。
诸葛亮制定法令，科教严明，以法治迅速确立了蜀汉政权的权威，恢复了社会的安定，达到了“强不侵弱”；他赏功罚罪，执法公平，维护了吏治的勤政清廉。他以法治国，“威之以法”，是针对当时益州法纪废弛、秩序混乱而采取的拨乱趋治的有力手段。
刘备、诸葛亮入蜀前，刘焉、刘璋父子俩先后统治益州20多年。由于未能严肃执法，因而这20多年里益州“威刑不肃”，法纪废弛，乃至“蜀土人士专权自恣”。益州豪强的为所欲为，必然造成社会的动荡不安。士大夫多挟其财势，欺凌小民，使蜀中之民“思为乱者十户而八。”[②]因而诸葛亮入蜀后，清明政治、严肃法纪、整顿吏治，就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诸葛亮坚决以法治蜀。他执法尚严，“刑法竣急”，有力地打击了豪强势力目无法纪的嚣张气焰。诸葛亮以法治蜀在刘备集团中也存有争议，例如法正就认为应当缓和外来与益州地主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劝诸葛亮也“缓刑弛禁”，诸葛亮因而作《答法正书》，坚决申明他不照搬成法的态度，坚持审时度势、以法治蜀。 
以法治国，首先应当制定和申明法律科条的内容，从而使官吏军民有法可依。诸葛亮“抚百姓，示仪轨”。他亲自参与制订了蜀汉的封建法典“蜀科”，在蜀国颁布施行。此外，诸葛亮为了整顿吏治，“训励臣子”，还不厌其烦而叮咛周至，“作八务、七戒、六恐、五惧，皆有条章”，[③]详细地申明官民必须遵循的法纪禁令：哪些是必须做到的，要“务”些什幺；哪些是应当警戒自己谨慎从事的：要“戒”些什幺；那些是坚决不许做的，应该“恐”、“惧”些什幺。如此清楚而详尽地解释科律和禁令，并反复重申和宣传，自然有利于使人遵从法纪，减少和避免违法犯禁之事。在制订和逐渐完善法令科条的过程中,诸葛亮既充分重视，也亲自做了大量工作，付出了不少心血。诸葛亮死后数十年，西晋政权曾下令让史学家陈寿整理诸葛亮的着作，编辑为《诸葛氏集》，共24卷，104112字。这部文集在隋朝时就已散佚，内容已无从详知，但《三国志·诸葛亮传》中载有《诸葛氏集》的目录，其中关涉到以法治国、以法治军内容的卷轶，在该文集的24卷中占了9卷。包括：第七、八卷《综核（上、下）》；第十八、十九卷《法检（上、下）》；第二十、二十一卷《科令(上、下) 》；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卷《军令（上、中、下）》等。诸葛亮驳斥了那些不顾时势而要求“缓刑弛禁”的谬论，制订和不断完善法纪科条，为以法治国、依法治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法治国，诸葛亮尤其注重执法公平，赏罚必信，无论谁都一视同仁，触犯了刑

D. 蜀文化的文化价值

古蜀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内陆农业文明。它的兴衰，与治水和农业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形成的治水经验和开发平原农业的传统，是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秦并蜀后，古蜀文明虽已消融，但这一传统的文化基因，却因此得到继承和发扬。
蜀地自有记载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发达的区域，并形成了“教民务农”和治理水患的传统。至迟在战国时期，已有了作为国家机器主持的统一的水利建设事业。秦并蜀后，李冰率蜀郡人民继承发扬这一传统，把中原先进的技术与蜀地的经验结合起来，掀起了在蜀大兴水利、广开稻田的高潮。“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中。”经由李冰这次大规模治水工程所形成的都江堰和成都“二江”，是一个有机的水利体系。它不仅使当时的“成都小平原和临邛、南安这一小小的三角地带”成为经济文化的繁荣地区，其人口密度几乎占巴蜀户口的三分之二；而且就是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仍发挥着防洪、水运、灌溉等综合的功能和作用。作为蜀文化精神象征之一的都江堰水利工程，经久不衰，至今仍是中国乃至世界科技史上的奇观。
秦汉以来治水、农业传统精神的复兴，为蜀文化增添了新的时代内涵。《华阳国志》曰：“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古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从此，蜀地成为全国闻名的富庶之区，并享有天府的美誉。东汉初年，班固在《西都赋》中描绘首都长安郊野的情况说：“源泉灌注，竹林果园，芳草甘木。郊野之富，号为近蜀。”李善《昭明文选》注曰：“言境富饶，与蜀相类，故号近蜀焉。”这里说得很明白，蜀地的农业文化发展程度超过了关中，原来富庶的关中，这里反而向蜀看齐，只配号为“近蜀”，“与蜀相类”而已。可见，这时的蜀，已与富饶相等同。 成都是蜀王居住之地，自开明王朝起，即成为蜀国的都城，是古代蜀文化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荟萃着蜀文化的精华，是蜀文化精神的物化象征。秦并巴蜀后，分置巴、蜀两郡，成都仍是蜀郡的首府。汉时从蜀郡分置广汉、犍为郡，号为“三蜀”，成都仍是三蜀的中心城市。由于秦汉以来，成都平原取得了“天府”和“陆海”的美称，为成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都的城市文化得以迅猛发展，其代表性文化成就有二：一是成都城市结构和布局的古典定型化。一种引起中原城市布局，结合成都地形走势而修建的略成龟形的城墙，被定型下来。成都的秦城、汉城，有“重城”、“层城”之说，即由大城连着小城组成。加之城内街道呈方块状布局，河水沟渠纵横，江多桥众。这样的城市格局和景观，既取法秦都咸阳，又独具特色，以致成为古代城市布局文化的一种独特的类型，而被一些城市所效法。二是有地方特色的手工技艺闻名于海内外。成都城内不仅设有专门官府工匠聚居的“锦官城”，而且织机遍于民间人户。由成都城内生产的蜀布、蜀薄（粗布）、蜀穗（细布）、蜀“织成”锦（宫廷用品）、蜀缎等，以锦水濯漂，鲜润细腻，名扬天下。此外，还有以“金错蜀杯”、“蜀汉扣器”为代表的漆器工艺品，远销于长沙、江陵、朝鲜和蒙古。至于以蜀布、邛竹杖为代表的南方海外商品的先驱，也是以成都为大本营传播出去的。
以上这些文化成就，给汉晋时期的文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中有人采用当时最为流行的、以华丽辞章着称的文学形式——汉赋，对当时成都的富庶与繁盛的面貌作了生动形象的描绘。如西汉末年蜀人扬雄首先以《蜀都赋》以赞之，称其“虽兼诸夏之富有，犹未若兹都之无量也。”这一评价，既是对蜀文化生气勃勃的真实写照，也是对当时成都的时代形象的最好概括。此后，“蜀都”这一历史赋予的光辉的文化形象，便成为成都这座全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代称。 蜀与华夏本不同族，其精神文化系统必然相异。杨雄《蜀王本纪》说蜀的古代，“是时人萌椎髻左衽，不晓文字，未有礼乐。”仅有口耳相传的祖先神话和巫术式的巴蜀图语，其精神形态尚处于原始幼稚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将六国移民、徙徒、迁虏大量强制在蜀中安置，此举有助于提高蜀地的经济文化水平，缩小同中原文化的差异。“是的，蜀人始通中国，言语颇与华同”。汉初蜀郡太守文翁在成都创办地方官学，使蜀地精神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蜀生张宽等18人被派往京师攻读《五经》，数年后归蜀，标志着中原学术文化引进蜀地。
蜀人对中原文化的引进，从一开始就采取一种决不盲从的态度。在蜀文化上千年深厚传统的影响下，蜀人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传统，理解和接受中原文化，有选择地学习儒家经典。例如，蒙文通先生引《汉书·地理志》“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说，蜀人虽学儒家经典，但未能笃儒家学说，仍然酷好文字，长与词赋，西汉一代，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均以词赋见长，表现出蜀与楚文化的浓厚关系。又如，蜀人在《五经》中，对《易经》特别偏爱上，以致西汉一代，四川找不出名、法、儒、墨和六经出众的经师，这也是四川文化特殊性作用的结果，等等。在文翁教化的熏陶下，蜀地尚文好学之风蔚然兴起，蜀地文化在全国的地位因此得到提高，以致“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华阳国志》更以“蜀学比于齐鲁”誉之。
由西汉开先河而兴起的蜀学，原本指儒学传播之意，后因其能凝聚蜀地的精神文化，遂得到广泛的认同。再经过发展演变，最后终于成为古代四川学术文化的统称，凡是蜀人所创造的学问都可以统称为蜀学。蜀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摄取着新的营养，至宋代趋于成熟定型，进入繁荣鼎盛阶段。北宋时以苏东坡为代表的蜀学，名扬天下，与王安石的“新学”相反对，与“洛学”、“朔学”相抗衡。正因为在蜀文化根基上成长起来的蜀学，代表了四川人在精神文化上的创造，是一面足以振奋蜀人精神的旗帜，所以，在近代维新运动中，一些进步的四川学者纷纷打出“蜀学”牌，给蜀学注入时代新意，成立“蜀学会”，创办《蜀学报》，以宣传变法思想。蒙文通先生在其撰写的《议蜀学》的文章中，还提出了“重整蜀学”的口号和设想。从不同时代蜀学的广泛流传上，可以看出蜀地精神文化的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 《华阳国志》对先秦至秦汉间蜀人生活方式由简朴趋向奢侈的巨变，作了简要的概述。它指出，在先秦时期，蜀人“多斑采文章”，“尚滋味”、“好辛香”、“君子精敏，小人鬼黠”，“多悍勇”。秦汉以来，由于经济的发展，物质的丰富，以及受中原移民的影响，蜀人在衣冠、嫁娶、丧葬等各个方面，开始向奢侈看齐。“故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取嫁设太牢之厨膳，归女有百两之徒车，送葬必高坟瓦椁，祭典而羊豕夕姓，赠禭兼加，赗赙过礼，此其所失。原其由来，染秦化故也……盖亦地沃土丰，奢侈不期而至也”。
正是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蜀人养成了一种安于闲适享乐的生活方式。这一生活方式的形成，可以说正是中原文化与蜀文化相作用的结果。古代蜀人对音乐十分喜好，而巴人则以善于击鼓唱歌跳舞而着称。在远古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巴蜀人歌舞娱乐，主要是通过祭神祭祖的歌舞活动以起到娱人娱神的作用。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物质的相对丰盛以后，这种对歌舞娱乐的爱好，很容易发展为对于享乐生活追求。成都平原土地肥沃，气候温和，水原丰富，都江堰水利工程设施先进完善，早在秦汉时期就成为全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正因为此区自然条件优越，不愁吃穿，所以，反而容易成为滋生奢靡风俗的土壤。对此，《汉书》作者云：“巴蜀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食之饶，民食稻鱼，亡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淫佚。”《隋书》作者也说：“其人……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迨人宋世，“民勤耕作，无寸土之旷，岁三四收。其所获多为遨游之费”。大抵时代不同，俗亦微异。然其人易于满足，追求享受，“溺于逸乐”的习性和传统，则古今同然。尤其是自唐末五代以来，在宋代蜀人中产生的日益强烈的怀乡恋土，“罕趋仕进”的观念，以及“宴安于富饶，不求宦达”，醉心于享受的生活方式，更助长了游乐之风的兴盛。成都平原在宋代本来就“地狭人伙”，耕地面积有限，人们既不可能投入到手工业和商业之中，以扩大经营规模，也不容易更多地投入购大量土地，于是，整个社会财富便不得不大量消耗于游乐消闲之中。这也是宋代成都游乐之风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古代蜀人有独立的鬼神思想系统。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中，记载的蜀王蚕丛、柏灌、鱼凫都变成了神仙，其民亦随王变成了仙。与古中原说人死后魂魄归泰山不同，蜀族则有魂魄归岷山之说，反映出蜀人的宗教信仰与中原是有区别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的发掘表明，当时蜀人对自然、神灵已有一个较为系统的认识，存在着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对天、地、山、河的崇拜，并且有了巫术思想。战国时，道家思想传进巴蜀，开始与蜀地原有的巫术思想结合起来，构成为一种讲灾祥、律历、占卜和神仙学的学派。西汉时，成都人严君平着《老子指归》，影响及于东汉，为道都创始人张道陵所吸收，在其《想尔注》中，进一步发挥了《老子指归》的思想，把《老子》一书从人学变成为神学，为道教正一派的创立奠定了基础。至于正一道用作解除、压胜、镇邪等方术的符录，其形式、构成、用法、意义，甚至方术仪式，也都是在“巴蜀符号”、“巴蜀符号印章”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见，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道教滥觞于蜀地，这正是中原的道教思想，与蜀人的信仰方式和传统文化相揉合的结果。
由此可见，蜀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不仅连绵不断，一脉相承，纵贯古今，而且还覆盖了蜀人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成都平原孕育成长的蜀文化，不断辐射于整个四川，被巴山蜀水的人们代代传承，逐渐凝聚成为四川人共同的文化精神、共同的文化心理的象征。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后代历史上，经常可以发现启用“蜀”的名号作为政治号召和舆论宣传的现象，如三国时刘备的‘蜀汉“政权、五代时的前后蜀政权、宋初李顺在成都建立的“大蜀”政权，以及辛亥革命中四川独立后建立的“蜀军政府”等。这是蜀文化向地域政治领域深化的表现。凡此中以证明，源远流长的蜀文化，直至近代仍是振奋四川人民精神的旗帜。正确认识蜀文化的历史地们，有助于增强今天四川人民的自豪感，激励四川人民继承和发扬蜀文化的创造精神，为推进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E. 巴蜀文化

巴蜀文化的摇篮 金山丽水 蕴宝含英 位于中国西南部的巴蜀文化区，是指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兼及周边地区而风俗略同的地区，它的腹心地区大致与今日四川省和重庆市的区域相当。不过，在古代，巴蜀文化区的地域范围还包括汉中盆地、黔涪高原。鄂西南和湘西山地等“与巴蜀同俗”的区域。巴蜀地区东部是四川盆地，西部是川西山地和高原，属于长江上游流域地区，只有西北部的若尔盖草地一小部分属于黄河上源。它的西北与青海相接，北部与甘肃、陕西为邻，东连湖北、湖南，南临贵州、云南，西倚西藏，面积达57万平方公里。 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巴蜀位于东亚大陆腹地的“两 河流域”——黄河与长江之间，而与巴蜀同纬度的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则位于西亚“两河流域”之间的肥沃新月地带，还有同纬度的北非尼罗河谷，它们都有相似的地理条件：土地肥沃，水源充足，物产丰富，都是人类古代文明的生长区。 巴蜀地形复杂多样，含盆地、平原、丘陵、山地、高原、高山诸种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西两部分。 巴蜀东部地形为典型的发育完整、周延无缺的盆状，四周为崇山所环绕，一般在海拔 1000一2000米之间，少数可达海拔3000—4000米。中部盆底低下平坦，地质上乃古代一内陆湖盆，盆底大致可以广元、雅安、叙永和奉节四地的连线为界，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形状象个菱形的大盆。 在盆地地貌图上，以华蓥山、龙泉山为界，我们可以用笔划出盆地内部西、中、东三个部分： 西为川西冲积平原，居于龙泉山以西，面积为90OO平方公里，是四川全省仅有的大平原。其中以岷江、沱江冲积成的成都平原为最大，为盆地中农产最盛、人日最密区域，古称“华阳之地”，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一个重要区域。 中为龙泉山与华蓥山之间的川中方山丘陵，已辟为梯田、台地，是全省最大的农业区。 东为华蓥山以东的川东平行岭谷，由西山（华蓥山）、中山（铜锣山）、东山（明月山）等大小20余条条状山岭和丘陵台地相间排列而成。这里的川江两岸是古代巴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巴蜀古文明兴起的另一个重要区域。 盆地内山地约占40％，丘陵占51．9％，平原占7．2％。因地形多样，物产丰盈，资源丰厚，自然条件十分优越，自古以来即为农业富庶之区。 “天府之国”的美誉，主要就是指的四川盆地。 盆地四周高山连绵，为盆地与邻接地区间的自然界线。盆地北缘为米仓山和大巴山，山外为汉水河谷盆地。盆地东缘为川鄂界上的巫山山脉，乃长江三峡所从出，其外为湖广盆地，古称云梦泽。盆地东南缘为武陵山脉，山间为施南盆地，属于湖北，以七曜山为川鄂分界线。正南缘为大娄山山脉，横亘其外为云贵高原。西南缘为大小凉山，山外为宁南高原。西缘为龙门山、邛崃山、夹金山和大相岭，山外为青藏高原东麓和横断山脉南端。 盆地的特殊地理环境，对巴蜀文明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带来强烈影 响：一方面，盆地四周有高山屏障，自成一个地理单元，古称“四塞之 国”，使它的文化面貌具有显着的地方性，即古人所谓“人情物态，别是 一方”。另一方面，由于盆地的地理位置正处于我国西部高原和东部平原 的过渡地带，处于北方的黄河流域和南方的长江流域的交汇地带，这种东 与西、南与北的交汇位置，又促成了巴蜀先民很早以来就致力于突破群山 封锁、开拓对外交流的奋斗，使得巴蜀文化虽不可避免地具有农业文明的 封闭性和静态性，但它又明显地具有对外努力开拓的开放性。在巴蜀地 区，不仅由于环境的多样化和兼容性带来山林竹木、瓜果药材、北粟南稻、 桑蚕漆蜡等应有尽有，更重要的是促成了巴蜀人巧思勤作、不畏艰险、勇于开拓、兼收并蓄等传统的形成。只要跨出盆地，东出三峡，便与楚文化的孕育地江汉平原山水相通；北越秦岭、大巴山，便与秦陇文化的中心关中之地岭谷相连；走近西北，则与横断山脉的“藏彝走廊”路途相接。所以，司马迁说：“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先民们以世世代代的努力突破了四周山地的阻隔，打通了若干条对外通道，促成了与四方的交通和经济文化的交流，形成巴蜀文化善于兼容和开放的明显特点。 巴蜀西部包括盆地西缘山地以西的高原和高山峡谷地区。西北为甘孜——阿坝高原，为“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东南一隅。发源于岷山高原上的岷江上游地区，古称“江源”，是氐羌高原文化较早发展起来的地方，也是蜀文化的来源地之一。再往西则为我国西南横断山脉的北翼，山脊海拔均在4000一5000米以上。其中大雪山之巅的贡嘎山高达7556米，是四川第一高峰，白雪皑皑，冰川峰峡，被称为“蜀山之王”。这里山高谷深，岭谷高差往往在2000—3000米以上，是全国地表起伏最悬殊的地区之一。从北到南的大雪山、邛崃山和大凉山等南北向山脉是四川东部和西部重要的地理分界线和农业分界线，东部和西部不同特征的地貌、气候、植被。农业和民族，均在这里分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境内大小河流约有1300余条，其中流域面积在500—1000平方公里的河流有230多条，主要有长江（又称“川江”）、岷江（包括大渡河、青衣江）、沱江、嘉陵江（包括涪江、渠江）、金沙江（包括雅砻江）、乌江、赤水河等，都属于长江水系，只有极西北的白河和黑河（墨曲）注人黄河。东部盆地所有水系都由南北两方汇人长江，呈树枝状水网，流聚于盆底的最低部，全盆地的河流皆汇聚于长江，这是巴蜀文化具有强烈向心力的地理原因之一。 盆地内清河流的中下游与指曲山脉相关处，多成峡谷地形，这是巴蜀地理的又一个特色。如岷江婉蜒于龙门山脉褶曲的南端形成岷江小三峡；沱江中流横渡龙泉山而成金堂峡；嘉陵江下流截断沥鼻、温塘、观音诸山而成嘉陵小三峡；长江重庆以下，有铜锣、明月、黄草和剪刀四峡；奉节至宜昌，长江截断巫山有着名的长江三峡：雄伟险峻的瞿塘峡、幽深秀丽的巫峡、滩多水急的西陵峡；在峡江最大的支流大宁河上，又有出峡复入峡、大峡套小峡的上游四峡和下游三峡，人们一般称之为"小三峡”。巴蜀的众多三峡，构成天府旅游的突出特色和奇观，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巴蜀文化生长、繁衍的温床，它不但造福于历史，而且造福于今天，还将继续造福于未来，直至永远。 巴蜀境域位于北纬30''上下，而世界同纬度地区的其他地区，如阿拉伯、伊朗、非洲北部及北美南部，正当北半球回归高压带，气流下沉，温热干燥，莫不为沙漠横亘区域。这些地方的古文明发生区域有如沙漠中星星点点的绿洲。而巴蜀境域则不问，这里没有同纬度其他地区的沙漠现象，而内部地形差异性极大，受不同季风环流的交替影响，表现为亚热带。暖温带、温带、寒温带等诸种气候和动植物的多种生长类型，大致可划分为东部亚热带湿润气候和西部高原冬干夏雨气候两大类型。 东部盆地四面环山，冬季寒潮不易人侵，夏季焚风现象显着，具有冬暖、夏热、春旱，无霜期长，雨量充沛，湿度大，云雾多，日照少，秋季多绵雨的特点。雅安一带是全省雨量最多的区域，有“雨城”之称，“西蜀天漏”就是形容盆地多雨的特征。重庆市则因云雾多而被称为“雾城”。成都平原，古称“广都之野”，适宜于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生长，这里自古即是山青水秀，葱荔绿郁，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适于农耕的美丽富饶之地，故有“天府之国”的美称。 西部高原地形复杂，海拔悬殊，因而气候变化很大，有多种类型，具有干雨季分明、日照充足。气温年较差小而日较差大的季风高原型特点。高原南端的金沙江、安宁河谷地区纬度较低，海拔较高，加以北部群山阻隔，气候独具一做既有干雨季分明的季风高原型特征，又有冬暖夏凉、四季不鲜明的低纬度亚热带型特征。 巴蜀东部和西部不同的地形和气候，带来这里生物圈内的兼容性和多样性，其植物种类比整个欧洲还多，是珍稀动植物的宝库。资源植物约有4000多种，其中珍贵的有古老的珙桐、连香树和水青树，有水杉、银杉、冷杉、云杉、银杏等高大乔木，有古老的铁树——苏铁，有各种杜鹃和花楸，不同时令开不同颜色的山花，烂漫幽香。还有箭竹、水竹、方竹、筇竹等 4 0多种竹类灌木层，是珍贵动物大熊猫食用的“粮仓”。遍布盆地中的楠竹、慈竹、白夹竹等则是几千年来用作建筑、农具、日用器物、工艺品、食品和燃料的取之不尽的宝库。在今天，以已开发的占地6万余亩的蜀南竹海和正待开发的占地超过10万亩的巴山竹海为代表的巴蜀竹海洋，又成为远近驰名的旅游胜地。 不同门类的野生植物中蕴藏着极为丰富的经济资源，其中单是各种中草药就有约4000种，川贝、虫草、川连、川芎、天麻、巴豆、巴戟天、蜀椒等药材，多年来驰誉中外，至今在全世界的中药市场上，仍以“川广药材”为其美称。 巴蜀动物资源十分丰富，有脊椎动物1100多种，占全国总数的40％以上，列人国家保护的珍稀动物有55种。举世闻名的大熊猫，今天主要生息在四川境内西北部的几处自然保护区内。金丝猴是栖于树上的“金发女郎”，它的法国名称叫做洛克塞尔安娜猴，是用一个俄国金发女郎的名字命名的。扭角羚是森林、灌丛和草甸之间的游民，角似羚羊但扭曲似牛，头似马但嘴有羊胡须，肩似驼但尾似鹿，被美国着名动物学家夏勒命名为 “六不像”。还有小熊猫则是大熊猫的亲密伙伴。从历史渊源上看，它们都是一百万年到几百万年以前的古老动物，曾共同经受过第四纪冰川的严峻考验。《华阳国志》记载古代巴蜀贡献的珍稀动物有犀象、牦牛，还有山鸡、白雉，其毛皮羽绒很早已被开发。至于大熊猫，因它只吃竹子，不伤生命，不猎食其它动物，故古代即作为和平使者的“义兽”，命名为 “驺虞”，被人们视为神物加以保护。 优越独特的生态环境为巴蜀农业文明和城市文明的很早兴起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晋人左思《蜀都赋》曾生动地描绘巴蜀古代生态是“原坟衍，通望弥博，演以潜沫，浸以绵雒，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邑居隐赈，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接连，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的理想的“农业国”。在巴蜀封域内，平原、丘陵主要为水稻土、冲积土、紫色土，是省内主要农耕土壤，是孕育巴蜀竹篱茅舍、流水潺潺绕屋的“林盘文化”的生长地。山地为红壤、黄壤、棕壤，是主要的森林土壤，也是巴蜀“梯田文化”特色的孕育地。高山、高原广泛分布的高山草甸土，适宜生长各种牧草和灌丛。最早的牧羊人——氐羌在远古时代就已选择岷山作为生息地，这里也就成了巴蜀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华阳国志》记载巴地和蜀地不仅“土植五谷，牲具六畜”，而且是“桑蚕麻芒”等经济作物的优良产地，是“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灵龟、巨犀、山鸡、白雉、黄润、鲜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罽、牦、犀、象、毡、踊、丹黄、空青、桑、漆、麻、苎”等土特产品的优良产地，还是荔枝、芳蒻、香茗、给客橙等奇珍异果的生产地和巴戟天、蜀椒等名贵药物的出产地。至今，巴蜀还受着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的恩惠。 今天的重庆市和四川省古称巴蜀。大致说来，盆地西部和中部地区称为蜀，盆地东部（即习称的川东）地区称为巴，而整个盆地连同周边地区则又通称为蜀。不过，巴蜀的地域范围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历史演变过程，这个过程是与巴蜀文化区以及历代行政区划的变动大体上相适应的。 在战国以前的历史文献里，巴与蜀是分称的，不论在地域范围、人类群体，还是在古国、古族等方面，巴、蜀之间都有着清楚的分野。到战国时代的文献中，才开始出现巴蜀合称的记载，从地域相连的角度反映了巴与蜀文化和人类群体的交流融汇。 巴字的本义，按照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原为“食象它（蛇）”，是一种吞食大象的巨蛇。此外还有一些关于巴字含义的不同解释，但多无确据，没有取得公认。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相当广阔，其中心区是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地区，又南极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含有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的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 巴作为地域、民族和古国的名称，早在夏商时代就已着称于世。在《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里，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在长江三峡巴地主管神抵的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的事。在其它古书里，还记载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蛮）。 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源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战国时代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人川东今重庆地区，从此重庆地区便成为了巴国大本营的所在。以重庆市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历代通称为巴，显然是同巴国大有关系的。 至于蜀字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葵中蚕”，再从其它古代文献综合考察，蜀就是桑蚕，它是现代家蚕的直接前身。 古代文献中记载川西北阳江上游地区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蜀也是一个包含着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的复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际，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汉中平原等地，还有并存于世而相互争雄的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他们族群不同，活动地域有异，却都通称为蜀，意味着蜀的地域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殷墟甲骨文中和西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古蜀国。正是这个古代蜀国，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从商周时代直到春秋战国，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王权更迭。公元前316年巴、蜀统一于秦后，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个郡，而分别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这样，以巴和蜀分别作为川东、川西的政治经济中心的这个格局连同巴和蜀的名称，便一同保存了下来。隋唐以后，巴和蜀虽然不再是郡、州、道的行政区划名称，但一直作为地区的代称在各种场合被广泛地加以使用，以致成为地域、人群和文化最重要的标志，直到今天。 重庆有悠久的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曾经是古巴国的国都。在历史上，它的名称变化甚多，有过江州、巴州、楚州等名称。隋初改为渝州，取意于古渝水（嘉陵江），重庆位于嘉陵江之滨，故名渝州，所以重庆至今仍简称为“渝”。北宋徽宗时改名恭州。南宋孝宗时，其第三子恭王赵悍封于恭州，后来孝宗禅位，恭王继位为帝，是为光宗。光宗即位时，照例要将封地升州为府，遂取名为重庆府。从此以后，重庆一名沿用至今，今则为直辖市名称。 初源于距今4500— 3700年前的“宝墩文化”，标志着成都平原城市文明的兴起。在距今3000年左右出现了今成都市区内以十二桥木结构建筑遗址为代表的城邑，在距今2000多年前蜀王开明尚在成都建立了蜀国都城。公元前311年秦国建成都城，是成都城市定型化的界标。从此，作为全蜀以至中国西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成都的城名和城址所在地一直没有发生过变动。 从现有的各种资料看，作为城市的名称，成都早在战国时代就已见于记载，四川青川战国船棺葬内出土的铜矛上铸有“成都”铭文，稍晚的睡虎地秦墓竹简有“成都”的记载。历史文献记载中，《史记》和《山海经》都提到成都的名称，这表明成都城名的来源是十分久远的。 “四川”这个名称，始见于宋代。宋真宗咸平四年 （1001年）设益、梓、利、夔四州路，治所分别为今成都、三台、汉中和奉节。这四路，一般称为川峡四路，简称为“四川”。在宋徽宗大观三年 （1109年）的诏书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词，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将“四川”作为行政区划略称的开始。这以后，宋代设有“四川宣抚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职，就是中央派驻川峡四路的官员，都将川峡四路简称“四川”。到元代就正式以“四川”为名，建立了四川行省。 元代的中央行政机构叫中书省，各地直辖于中央的地方行政机构叫 “行中书省”，简称“行省”。元代在宋代的川峡四路基础上设四川行省，简称四川省，省治成都。从此“四川”一名沿用下来。 1998年3月行政区划调整，将四川分为今重庆直辖市和四川省。

F. 试述汉代巴蜀文化的辉煌成就

农业蜀汉政权控制下的益州地区，可以分为三部分，一是益州本部，以川西平原为中心的巴蜀地区；二是作为益州北面门户的汉中盆地；三是益州西南部的南中地区。前两个部分自战国以来已得到较好的开发，其经济发展水平不亚于中原地区，故而很早便有“沃野千里”、“天府之土”的美誉。汉灵帝中平五年（公元188年）以后，刘焉、刘璋父子先后领益州牧，统治益州本部；而汉中则在道教首领张鲁的控制之下。那时，中原大乱，益州独安，故而流民不断迁入。史载：“南阳，三辅人流入益州者数万家”，而关西（关中陇右）民从子午谷奔汉中者亦“数万家”。在刘备规取前，益州是“国富民强，户口百万”，汉中地区也是“民殷国富”。

据《水经注·江水》记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用“征丁千二百人”保护一个水利工程，可谓前无古人，充分表明了他对农业生产的命脉——水利设施的重视。由于有都江堰灌溉，水旱由人，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理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出现一片繁荣景象。蜀地本来就“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之饶，加上诸葛亮的精心治理，农业产量很高。处于都江堰灌区的绵竹（今德阳）、广汉一带的水田，保持着亩产三十斛以上的记录。

工商业
在蜀汉农业发展的同时，工商业方面也很有起色。手工业方面，以盐、铁、织锦业最为发达。刘备刚定益州，立即实行盐铁专卖，把这两个“利入甚多”的部门抓到政府手里。为此，设置盐府（或曰司盐）校尉，下设盐府典曹都尉，掌管盐业。蜀中素来富有井盐、铁矿资源。史载，蜀地“家有盐泉之井”，临邛的井盐，“一斛水得五斗盐”，产量不低。至于临邛的铁冶历史，更可追溯到汉代。蜀汉政权设司金中郎将，负责农具和武器制造。盐铁官营，不仅满足了国家的需要，而且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盐、铁之外，蜀汉的丝织业，特别是织锦业，上经两汉，至汉末三国达到发达时期。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期间，蜀锦的产量就相当可观了。否则，刘备据有益州之初，就用现成的蜀锦赏赐诸葛亮、法正、张飞、关羽“各千端”（每端六丈）就是不可想象了。到诸葛亮治蜀时，设锦官，专门管理蜀锦生产。晋左思《蜀都赋》形容其繁盛状况是：“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织锦业的规模和产量提高了。
蜀锦驰名全国，远销吴、魏，其收入成为蜀汉政府军费的一大来源。终蜀之世，锦和其他丝织品的产量一直较高。以至蜀亡之时，库存锦、绮、彩、绢尚“各二十万匹”。锦、绮都是名贵而技术要求极高的丝织品，能生产如此之多，充分显示出蜀国手工业生产的昌盛和发达。据专家考证：“蜀锦之盛，当在蜀汉之世”；“蜀中工业之盛，较之中原各地，实有过之而无不及也”。
农业生产是手工业生产的基础。蜀汉手工业的繁盛状况，反过来说明了诸葛亮及其继承者治理蜀国，的确卓有成效，农业及整个社会经济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G. 蜀汉文化、金沙文化的来龙去脉

蜀汉文化的中心——四川成都

成都位于川西北高原山地和川中丘陵之间，是四川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沿革

西周、春秋时期为古蜀国领地。公元前4世纪，古蜀国开明五世(一说九世)迁蜀都城至成都，取周太王迁岐“年成邑，二年成都”意，成都之名即源于此。

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年)，秦灭蜀，以蜀王旧都一带置成都县。秦惠文王更元十四年，秦人仿咸阳建制兴筑成都城。周赧王三十八年，秦人始以蜀国地置蜀郡，成都为郡。西汉末年，王莽新朝改蜀郡为导江郡，公孙述在成都称帝。东汉末年为州、郡、县治所。三国为蜀汉国都，兼郡、县治所，两晋为“成汉”都城，南北朝为州、郡治所。隋炀帝大业三年改益州为蜀郡，为郡、县治。唐太宗贞观十七年在成都县之东偏置蜀县，始为成都、华阳两县治所。唐肃宗至德二年，升成都城为“南京”。五代十国时期为前蜀、后蜀都城。元朝时为四川行中书省成都府路、成都府及成都、华阳二县治所。明末张献忠在成都建大西农民政权，改名西京。清朝时设四川省，下设道，为省、道、府、县治所。

1949年12月后为川西行署所在地，1952年始为四川省省会。

旅游资源

成都气候湿润、土地肥沃、自然资源丰富，“天府风光”、“熊猫故乡”、“蜀汉文化”是其三大旅游特色。西岭雪山、青城山、九峰山、九龙沟、天台山、朝阳湖、龙泉湖、桂湖、黄龙溪和农家田园风光共同构成了绮丽多姿的“天府风光”；崇州市鞍子河、大邑县黑水河、都江堰市龙溪——虹口三处自然保护区及成都市大熊猫繁育基地居住着世界上约80%的大熊猫，游人不仅可以观赏到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还可以了解到有关大熊猫的最新科研成果；成都不仅有独具一格的自然景观，还有着丰富的人文景观，如望丛祠、都江堰、武侯祠、杜甫草堂、北周文王碑、文殊院、青羊宫、永陵、孟知祥墓、朱悦廉墓、僖王陵、彭大将军纪念碑，彭家珍祠、十二桥烈士墓等。

文化特色

早有“蜀戏冠天下”之誉的成都是我国戏剧之乡。形成于清代的川剧是我国重要的地方戏剧之一，尤其是“变脸”、“吐火”等绝技独树一帜，令人叹为观止。

川剧：又名川戏。由四川本地的车灯戏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吸收了来自苏、赣、皖、鄂、陕、甘等各地的声腔，而形成的一个新的剧种。有昆曲、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大声腔组成，使用四川话演唱，语言生动活泼、幽默风趣，具有鲜明的蜀地特色。传统剧目：《柳荫记》、《情探》、《秋江》、《评雪辨踪》、《拉郎配》、《夫妻桥》、《望娘滩》、《白蛇传》等。

变脸：变脸是川剧表演的特技之一，用于揭示剧中人物的内心及思想感情的变化，即把不可见、不可感的抽象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变成可见、可感的具体形象——脸谱。最初的脸谱是纸壳面具，后发展为草纸绘制的脸谱，现在使用的大都是绸缎面料。变脸脸谱会选用一些不知名人士，包括侠士、鬼怪之类的造型，而人们所熟知的脸谱，如关公、曹操、包公等人物的脸谱一般不用于变脸。

金沙遗址位于成都市西郊苏坡乡金沙村，是民工在开挖蜀风花园大街工地时首先发现的。遗址所清理出的珍贵文物多达千余件，包括：金器30余件、玉器和铜器各400余件、石器170件、象牙器40余件，出土象牙总重量近一吨，此外还有大量的陶器出土。从文物时代看，绝大部分约为商代（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晚期和西周（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早期，少部分为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
编辑本段发掘概况
1929年春，四川广汉月亮湾，当地农民燕道诚父子掏地下水坑时挖出玉器400余件，翻开了"成都平原失落古文明"的扉页。在挖出宝物之后，燕道诚怀着特殊的心理，将其中大部分赠给了亲友邻居，这使得部分文物流传到成都，引起了当时学者的关注。
198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在三星堆和月亮湾进行联合挖掘，辛勤工作了几个月的他们始终一无所获；但是"无心插柳柳成荫"，当地砖厂工人在取土的时候发现了两个大型祭祀坑！考古人员立即赶到进行仔细挖掘，三星堆遗址终于浮出水面，成都平原失落的古文明开始发散出它


迷人的光彩。
2001年2月8日下午，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在位于成都西郊苏坡乡金沙村修建房屋的施工过程中，意外地挖掘出规模宏大的古代文化遗址。当晚，考古专家初步鉴定，金沙村商周文化遗址是一个很有研究和考古价值、规模宏大的"古墓"。第二天上午，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进驻现场，对挖出来的浮土进行翻查，并开始着手考古发掘工作。[1]
编辑本段出土文物
在出土的金器中，有金面具、金带、圆形金饰、喇叭形金饰等

出土文物
30多件，其中金面具与广汉三星堆的青铜面具在造型风格上基本一致，其他各类金饰如太阳鸟金箔等则为金沙特有。玉器种类繁多，且十分精美，其中最大的一件是高约22厘米的玉琮，颜色为翡翠绿，雕工极其精细，表面有细若发丝的微刻花纹和一人形图案，堪称国宝，其造型风格与良渚文化的完全一致。出土的400多件青铜器主要以小型器物为主，有铜立人像、铜瑗、铜戈、铜铃等，其中铜立人像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立人像相差无几。石器有170件，包括石人、石虎、石蛇、石龟等，是四川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精美的石器。其中的跪坐人像造型栩栩如生，专家认为，极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奴隶或战俘，这表明当时的蜀国已比较强大。石器中的石虎造型古朴生动。 金沙村遗址的发现，引起各界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金沙遗址是四川省继广汉三星堆之后最为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金沙遗址的发掘，对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成都有文字可考的建城历史最早可追溯到张仪筑成都城的战国晚期。金沙遗址所提示的是以往文献中完全没有的珍贵材料，将改写成都历史和四川古代史。[1]
编辑本段遗址意义社会生活
创造这个伟大文明的古蜀先民，他们的祖先是位于成都平原西北方向、青藏高原东北部、黄河流域上游的氐羌族部落，究其族源，他们和华夏族的祖先是发源于同一地域的，但是在古蜀先民的南迁过程中，由于和岷江峡谷以及成都平原原住民的民族融合，当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开始定居农耕时，其民族成分已经和他们祖先有了一些区别，相貌也发生变化(如三星堆出土铜像、面具的造形)：身材普遍瘦长、脸部狭长而轮廓清晰、眼睛大而突出呈多边形、鼻梁高挺、鼻翼宽阔、嘴唇宽扁、耳垂大而张。
古蜀先民在成都平原建立了一系列早期城市，作为早期政治宗教场所；在城市周围进行农业耕作，凭着成都平原丰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古蜀文化经营着发达的种植业，并在其带动下发展着畜牧业，出现了早期手工业和商业。
随着人口增多和生产力发展，古蜀文化进入文明时代--古代蜀国建立。在古蜀国，宗教的地位至高无上，每一个蜀王本身也是宗教领袖，具有神秘的力量；很多建筑、雕塑为宗教服务，祭祀中心也纷纷建立，体现着神权的强大；祭师阶级同世俗贵族共同掌握政权；大量国力运用于宗教事物，祭祀的花销惊人。
生活特点
成都平原古文明繁盛时期的社会生活和同时期黄河流域诸文明是有很大不同的，充满了特殊的文化内涵和异域色彩。古蜀先民穿着左衽的细苎麻布衣或丝衣，有的衣服上还绣有龙、云、人面、回字的图案，衣服袖口窄小，其背面比正面长，象长着"尾巴"；他们梳着高高的椎型发髻，贵族还戴着莲花高冠。他们在三足陶盉里烹煮肉食，用瓶形陶杯中装盛酒浆。他们将海贝作为法定货币进行买卖，而且还把其作为财富的象征，或收藏或陪葬。[1]

仅供参考

H. 三国时期蜀汉的文化是什么样的为什么呢

三国时期的蜀汉文化是什么？诸葛亮的《出师表》几乎无人知晓，但也被选入课本教材。刘备墓，即汉惠陵，是三国蜀国建筑的典型代表。三国蜀汉文化是以三国时期蜀国的地域文化为基础，其发源地和集中地在蜀国首都成都。武侯祠是三国时期唯一的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因此成为三国蜀汉文化的主要载体。

汉惠陵，历史上被称为 "惠陵"，位于成都市武侯祠内。陵墓占地2000平方米，高12米，周围有180米长的砖墙。陵墓前有汉昭烈帝碑，清干隆五十三年（1788年）立碑。据史料记载，223年4月，刘备在白帝城病逝，被运回成都安葬。该墓还埋葬了刘备死去的甘、武二位夫人。刘备墓现存匾额为 "汉昭烈陵""千秋敬畏 "联。"一杯酒土尚巍峨，到他铜雀荒台何处寻张合疑墓；三尺鼎炉本安在，剩此石鳞古道似汉朝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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