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化怎么回归源泉

① 新的现代儒学应该如何返本开新

现代新儒学思潮肇始于“五四”时代，是对新文化运动全盘反传统所作的保守性回应。
新儒家学者自觉作为现代化实质内涵的科学和民主，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更是中国社会能否走出中世纪、迈向现代化的关键一步。他们严厉批评腐儒冬烘们的顽固不化，指出科学和民主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应“无条件承认”。梁漱溟坦诚宣布：“我有一个最大的责任，即为替中国儒家作一个说明，开出一个与现代学术接头的机会”①。可见，问题不在于要不要科学和民主，而在于如何要科学和民主，如何在保持民族文化自主性前提下消化、整合、涵育这些现代内容。
区别于西化派，现代新儒家对把反孔非儒视作中华民族“出黑暗而入光明”的必要前提，表示了十足的厌恶情绪，认为原始儒学不仅能为现代化提供价值资源，且能消除现代化过程中滋生的负面现象，匡正时弊。只有扎根于民族文化之中的科学民主，才是真实的、有意义的。也即是说，科学民主之“新”，须经过民族文化的自我调整，从民族文化生命内部（本）中开显出来，才能让它生根成长，“开新”还须“返本”。在传统文化及其价值体系事实上已分崩离析、国民精神日趋枯竭的情况下，他们怀着对民族文化的深深忧虑，以逆反新潮的掉背孤行和自主自立的坚毅信念，弘扬儒学精义，重建儒家“伦理精神象征”。在他们看来，民族首先是一个文化范畴，“民族复兴本质上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②，抛弃传统而一味欧化，民族复兴终将成为泡影。
现代新儒家确立开新还须返本的基本信念和价值取向，与西化派和社会主义者固然大异其趣，与国粹派和复古主义者也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他们并不菲薄科学，只有反对滥用科学的唯科学主义。在事实世界里，科学适足以为用；而在价值世界里，科学在对对象作出描述性解释和预示性推测时却陷于无能。另一方面则认为，科学、民主、人权、自由等现代价值观念，非惟与传统文化不相矛盾，且开出科学和民主“正是中国文化之道德精神求其自身之完成与升进所应有之事”③。
新儒家以超人的智慧和前人未及的热情，透过历史雾障，发露儒学义蕴，梳理儒学脉络，努力说明传统儒学的价值和现代化的内容（科学民主）是相通不隔的，从而缓和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张力。他们确信，以“内在超越”为特征的中国儒家文化具有“举世誉之而不增，举世非之而不减”（唐君毅语）之光辉价值。因此，“返本”当是题中应有之义，返本自能开新，即由儒家“内圣心性”之学必能开显出科学民主等“新外王”事业，这是新儒家坚定不移的信念。
二
儒家传统必须经过“创造性的转换”，才能真正吸纳、消化乃至开出科学民主等新外王事业，这是新儒家自梁漱溟始就已经明白地意识到了的。新儒家若不能从儒学末流形迹中将儒学精义拯救出来，他们所谓开新还须返本的立场就难免遭人非议。无疑，传统与现代是一对矛盾，如果说西化派主要地强调它们之间的对立，那么，新儒家以西方现代哲学为思想材料和思想方法，对儒家传统进行新的诠释和价值评估，更多的是阐发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内在关联性。
面对波涛汹涌的反传统浪潮与咄咄逼人的西方文化的挑战，新儒家学者们并没有理屈词穷。他们不仅不再提倡那些已经沦为千夫所指的臭名昭着的“忠孝仁义”等等的道德信条，而且对传统儒学有着痛切的反省和批判。他们坚持理想与现实的区别、儒家传统与儒教中国的分疏。熊十力认为，汉代儒者的忠君思想、三纲五常、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等，背离了孔子六经的本来面目和晚周儒者的活的精神，“二千余年学术，名为宗孔，而实沿秦汉术数之陋，中帝者专制之毒”。“自汉代以迄于清世，天下学术，号为一出于儒，而实则上下相习，皆以尊孔之名而行诬孔之实”④。他指出，宋明理学有两大缺点：一是“绝欲”，二是“主静”。前者“弄得人生无活气”，后者脱离实际，“减却了日常接触事物的活动力”，“这两个主张殊未能挽救典午以来积衰的社会”⑤。
无独有偶，梁漱溟似更重视真假儒学的甄别，认为历史上所传的儒学不是孔子所创立的原始儒学或真儒学；孔子的根本意思自荀子着力于外在礼节的约束、规范后便少有人倡导。相反，经过二千多年的歪曲篡改，儒学“内部僵化成一硬壳，内容腐坏酵发臭味”，充满人情的伦理道德成了不顾人情的“吃人的礼教”。他说：“中国民族几千年实受孔孟理性主义（非宗教独断）之赐，不过后来把生命的理性，活泼的情理僵化了，使得忠孝贞节泥于形式，寝失原意，变成统治权威的工具，那就成了毒品而害人，三纲五常所以被诅咒为吃人的礼教，要即在此”⑥。又说：“宋以后所谓礼教名教者又变本加厉，此亦不能为之曲讳，数千年以来使吾人不能从种种在上的权威解放出来而得自由，个性不很伸展，社会性亦不得发达，这是我们人生上一个最大的不及西洋之处”⑦。摒弃成见，不难看出新儒家对儒学之弊的批判是中肯的，也是切中要害的，丝毫不输于反传统主义者。所不同的是，新儒家历数教条化儒学的劣迹，旨在清理门户，替真儒学鸣冤喊曲，其复兴儒学的目的昭然若揭。
在西方文明强有力的冲击下，新儒家披沙淘金，不断地回到自己的文化历史中挖掘“宝藏”，透过形式化儒学的表层，发现了比“孝悌忠信”等道德说教更为根本当然也更为可取的超越的伦理精神和本于道德直觉的内在而入世的人生态度。这是儒家文化的价值内核，也是重建中国文化的基点，从体用观上来说，是具有统摄力的“中体”。较之先前郑观应、冯桂芬、张之洞的中体西用论的粗糙与简陋、新儒家以沉潜之心所从事的建构“中体”的工作显出无可比拟的细致与精微。
借用美国学者格里德的话说，新儒家“并非力主维持儒家生活方式，相反，他所倡导的，只是一种要把已渐渐使中国传统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模糊了的长久积累下的种种变形的东西，从中国传统中清除出去的企图”⑧。新儒家的努力包含了同传统的某种剧烈的分离，希望通过对已经不纯的文化遗产的筛选，提取出一种可能适用于未来的道德精神，并以此为主体面对西洋文化，尽量取精用宏，含英咀华，自觉地吸收、融化、批评、创造，从而“儒化或华化西洋文化”。很显然，新儒家的文化观仍然遵循了“中体西用”的模式，贺麟“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⑨的口号，正揭橥了这样一种文化心态。
所不同的是，他们所谓“中体”，是理想中的儒家真精神，是经过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净化”了的活泼泼的、刚毅进取的正面的儒学，而不是历史上所现的僵死、负面的儒学教条。梁漱溟的传记作者艾恺指出：“在梁的理论中，‘体’已不再是中国人当时所据有的东西，已成为一种尚未实现的潜能；‘用’的有效获得取决于‘体’的获得”⑩。这一看法很有见地，对我们合理地分析、评价新儒家开新还须返本的信念是有帮助的。
在新儒家的文化视野中，儒家文化指的是儒家传统，而不是儒教中国。它主要是由孔子以及孔子以来用全副生命在现实人生中体现儒学精义的知识精英通过群体的、批判的自我意识而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以政治化的儒家伦理为主导思想的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及其在现代文化中各种曲折的表现。儒家精神传统是人文睿识的宝藏，具有伦理宗教的性格，对现代人的存在是充满意义的。
新儒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眷恋，和对文化开新的执着追求，虽是“从悲愤的绝望之情处起步”，表现出明显的情绪偏执，但毕竟与先前守旧冬烘抱残守缺的崇古心理不同。在他们看来，“每一个文化系统中的价值都可以分为普遍与特殊两类”(11)，囿限于特定历史时期的旧文化在西学东渐过程中自然难免消亡，但他们所做的是充分挖掘、体认儒学传统中不为特定时代和特定政治制度所限制的具有普遍意义和恒常价值的东西。这既是现代人安身立命的依据，又是民族走向现代化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根基。
值得一提的是，新儒家对重估价值、输入学理的“五四”新思潮取辩证分析的态度。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否定是史无前例的，其欧洲中心主义一元文化价值取向理所当然地遭到现代新儒家的强力反对。不过，他们并不认为西学的冲击是造成“儒门淡泊，收拾不住”（杜维明语）的真正原因。恰恰相反，没有西化的刺激，也就没有传统的复活，新文化运动正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个大转轨。”事实上，儒家思想之消沉、僵化，失掉孔孟的真精神和应付新文化需要的无能，早已腐蚀在五四运动以前，守旧文人对儒家文化的提倡和实行，搬弄一些“死板板烂货”，不过是旧儒家思想之回光返照和最后挣扎罢了。贺麟指出：新文化运动仅仅“破坏和扫除儒家的僵化部分的躯壳的形式末节，及束缚个性的传统腐化部分。它并没有打倒孔孟的真精神、真意思、真学术，反而因其洗刷扫除的工夫，使得孔孟程朱的真面目更是显露出来”(12)。这一陈述充分体现了贺麟对儒家精神的高度自信，是对文化发展动力机制理性思考而形成的较为健全的文化心态。
必须承认，现代新儒家无意于盲目拒斥西方文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也不无同情和敬意。但在西方思潮“其势滔滔，殆不可遏”的猛烈冲击下，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从根本上被铲除的灭顶之灾，文化认同危机日益加深。新儒家凭借其对民族精神和历史文化生命的坚毅信念，坚守那条源远流长的文化根脉。尽管旧的传统已无力应付时需，但历史表象的背后潜伏着一条道德主义和理智主义的流，这是民族复兴、传统文化重铸辉煌的内在根据。他们通过援西学入儒，谋求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换，认为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关键只是在于如何接通儒家思想的“源头活水”，并由此开出科学和民主之“新”来。
三
西方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撞击和挑战曾在中国知识界激起了各种各样的反应。西化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化构成了中国走向现代的掣肘力量，必须彻底摧毁才能为拥抱西方现代文化创造有利的条件，现代化即是西化，本位论者则是极力排斥欧风美雨，把西化当作人心不古、道德沦丧的祸源，进而宣扬国粹，抗拒西方文明这一洪水猛兽，为维护传统文化而效命。在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又有多种类型的折衷论和调和论，即剔除中西文化之劣质，糅合中西文化之优长而成一新的文化。历史表明，以上三种文化重构模式，理论上是苍白的，实际上也是行不通的，只不过是一厢情愿式的空想而已。
从现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梁漱溟的成名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即可看出，现代新儒学思潮的兴起，正是对以上三种文化价值观所作的比较成功的回应，其文化批判和文化认同主张，在许多方面至今仍不失其合理性。
首先，新儒家认为，西化派对西学的引介，并不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的系统把握上面的，而只是根据启蒙和救亡的双重需要，有选择地取其一鳞半爪，因此，至多充当了文化“零售商”的角色。他们尊现代欧美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欲废弃传统文化之根，在一片文化废墟上安置西方文明，那么，中国现代化的民族特色何在？中国文化再“生”的基础和泉源又究竟在哪里？
其次，本位论者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本能地抗拒西学，视西学为“奇技淫巧”。他们虽有意凸显文化的民族性原则，但在中国文化如何“开新”方面，几无贡献，这种一味坚守传统、不思进取的消极恋旧心理，显然缺乏创新和前瞻意识，必将为时代新潮所抛弃。
再次，折衷论或调和论取“取长补短”的主张，乍看似能言之成理，实则忽视了文化各有其体用，是一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学习西方，不能只学其用，排斥其体，而应既要知情于形下的事物，又要寄意于形上的理则，得其整体，才算对西方文化有深刻彻底的了解，才能真正学习西方而学到家。因此，如何在坚持民族文化主体地位的前提下，改造传统文化之本（体），增强其消化吸收功能，就成为文化再生的不二法门。
“五四”以来反传统的人在比较中西文化时采取了“强人政策”，他们站在现代科技文明的高度，衡定传统的得失，误认为现代化必须以全面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前提，而没有考虑到如何转化和运用传统的精神资源以促进现代化的问题。如果我们以传统的理想人格和精神追求来照察西方现代文明，那么，现代西方决不是毫无瑕疵的。正如海外新儒家余英时教授所说：“以‘五四’以来所提倡的‘民主’与‘科学’而言，西方的成就确实领先不止一步，应该成为其他各国的学习范例。但是现代西方的基本文化内涵并不限于这两项，其中如过度发展的个人主义，漫无限止的利得精神(acquisitive spirit)、日益繁复的诉讼制度、轻老溺幼的社会风气、紧张冲突的心理状态之类，则不但未能一一适合于其他非西方的社会，而且已引起西方人自己的深切反省”(13)。
现代新儒家自觉到“与其今后徘徊于古人之摹前，反不如坦白承认今后文化之应出于创新”(14)，因为文化创新是时代精神的要求，是文化发展、文明进步的必由之路。但“创新必依据其所本有，否则空无不能创”(15)。如果传统文化尽是封建主义的糟粕，那就决无创新的可能，问题是他们透过传统文化的死躯壳及其末流之弊，发现中国文化在本源上没有任何不足，中国人无需“妄自菲薄，不敢相信自己的成绩、自己的能力”，“端着金碗讨饭”(16)，不能因为中国文化在二千年的发展中没有产生西方式的科学和民主，就轻率在断言中国文化与科学民主无缘。通过对传统观念和流行观念的重新检讨、重新估价，现代儒学大师们肯定儒家文化遗产里边蕴涵着许多现代思维的颗粒，文化的主体－－人可以根据时代的要求，赋予其时代的内涵，使它成为开新之本，因此之故，他们竭力“从旧礼教的破瓦颓垣里，去寻找出不可毁灭的永恒的基石。在这基石上，重新建立起新人生、新社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17)。
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至近代已显得老化、落后了，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是，企图依靠西化来救中国，把西洋科学民主的面目简单摹取过来添加或嫁接到中国文化之根基上，以求速效，已被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证明是徒劳的。新儒家把现代化看作是一个多层次、多元素、多侧面的复杂过程，单线的富强模式往往只是一条顾此失彼、欲速不达的途径。现代化事业必须在批判地继承民族传统的基础上进行才有可能。在思想和文化的范围里，现代思想决不可与古代传统脱节，否则绝不能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传统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遗产，是人类过去所创造的种种制度、信仰、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构成的表意象征，其核心是错综复杂的民族心理结构和千头万绪的价值系统，它使代与代之间、一个历史阶段与另一个历史阶段之间保持了某种连续性和同一性，构成了一个社会创造与再创造自己的文化密码，并且给人类生存带来了秩序和意义。如果“对民族心理结构缺乏分析，对其价值系统缺乏认识，就不能把富国强兵之道建筑在深厚的文化基础上，这种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枯亡殆尽。”(18)
现代新儒家自梁漱溟始，就确立并坚定了开新还须返本，“老根发新芽”的信念。梁指出：“中国之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天然的不能外于其固有文化所演成之社会事实、所陶养之民族精神，而得解决。”(19)“一个民族的复兴，都要从老根上发新芽”。一方面，老的中国文化已近枯死，一定要有“新芽”才能活；另一方面，新芽之发还是要从老根上发，否则无从发起，所谓根深才能叶茂。“所以老根子已不能要，老根子又不能不要。中国老根子里所蕴藏的力量很深厚，从此一定可以发出新芽来。”(20)梁关于民族文化“返老还童”的主张，无疑是新儒家“开新”还须“返本”的恰当表述。
据上所述，我们已无需怀疑现代新儒家向往科学和民主的诚意，但他们又认为科学和民主的实现有条件。很难想象，一个人生飘忽不定、情感萎缩、生命枯竭、不思进取的民族，在科学民主方面能有所成就。牟宗三说：“如生命不能清醒凝聚，则科学不能出现，民主政治亦不能出现。”(21)梁漱溟则提出以“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的王学左派（泰州学派）与西洋生命哲学的精神结合起来，“再创讲学之风”的主张，以便重振孔子“刚”的精神，剔除偏于阴柔坤静一边的老庄哲学，和历史上蔓延了二千多年的变形了的传统儒学，踏实地奠定一种人生。这样，既能含摄西方的积极进取、奋发有为的一面，又具有中国的内在精神之自我实现，保持旺盛生命力的一面，他的实践可以包含中西两大文化的好处而不会产生它们的坏处，并能由此“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莫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22)这可以被看作是新儒家对“开新”还须“返本”说颇具代表性阐释。
与早期新儒家笼统而抽象地谈论“开新”与“返本”之间的关系有所区别，生活于港台的当代儒者侧重于“返本开新”实现途径的探讨。在他们那里，所谓“返本”，就是疏导不畅的民族文化生命，承继先秦、宋明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重建儒家“伦理精神象征”；“开新”则旨在把儒家的伦理精神落实到外王事业上，成就现代科学和民主，即“新外王”。“新外王”不能够“由内圣直接推出来”，它的实现“必须经过一个曲折”，要经过“主体的转化之创造”。而这种“转化之创造”，须立足于儒家根本精神，以儒家文化的道德精神作为形上根据。道德主体通过“坎陷”、“暂忘”等途径，转出中国民族本所匮乏的“认识主体”和“政治主体”。余英时说得很明白：“中国文化重建的问题事实上可以归结为中国传统的基本价值与中心观念在现代化的要求之下如何调整与转化的问题”(23)。在这个问题上，牟宗三对儒学第三期发展使命的归纳正透露出了港台硕儒努力于“返本开新”的最高成就，即：“一、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二、掌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三、政统之继续，此即由认识政（疑是“主”字）体之发展而肯定民主政治为必然”(24)。当然，能否经由良知“自我坎陷”、“暂忘”等途径，从既有的道统中开出掌统和政统来呢？这恐怕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了。老实说，现代新儒家在继承“圣学血脉”、恢复儒家的“形上智慧”、重建孔孟道统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但在如何由儒家天人性命之学开出现代新外王事业方面，并未能提供客观有效的途径，所作出的成绩是十分有限的，始终没有克服内圣强而外王弱的缺点。他们若不放弃道德中心主义的立场而改弦更张，是难有前途的。着名美国华裔学者傅伟勋教授在论及牟宗三“良知坎陷”说时指出：“牟先生使用‘自我坎陷’，‘有执’等等负面字眼来重建儒家知识论，仍有泛道德主义偏向之嫌，仍令人感到，‘自我坎陷’说的形成，还是由于当代新儒家为了应付尊重‘知性探求’独立自主性的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强烈挑战，而被迫谋求儒家思想的自我转折与充实的思维结果，仍不过是张之洞以来带有华夏优越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老论调的一种现代式翻版而已，仍突破不了泛道德主义的知识论框架而创造地发展合乎新时代需求的儒家知识论出来。”(25)应该说这一批评是中肯的。
现代新儒家有着强烈的文化认同危机，认定“返本”是“开新”的充分且必要条件，于是将现代科学技术和民主政治巧妙地纳入儒家文化之“本”中。他们中的许多人的确相信，儒家式的人文精神如能转出或融摄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不但能救西方之自毁，且足以成为文化生命前进的最高原则，并为人类揭示一新的方向。对此唐君毅有一精彩的比喻。他指出，中国文化具有“圆而神”（变通、不执）的精神，如天之高明，地之笃厚，但因缺乏西方文化中“方以智”（执着于理想、注重理智）的精神，无十字架可负，金字塔可升，精神就不免收敛而入睡，如一伞之矗立，而未撑开。所以“吾人今日必纳方于圆，以撑开此伞。或由中国文化精神之圆中，化出方来，如河图之转为洛书。”(26)问题在于“河图”能否转为“洛书”？“圆”中能否化出“方”来？现代新儒家如果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理论说明和事实论证，那么，他们的努力就难免被贬斥为妄谈。
四
现代新儒家所倡导并实际从事的儒学复兴运动，并非象人们指责的那样是“发思古之幽情”。站在现代文化发展的宏观背景上看，他们所做的是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对儒家理想与精神的再阐释，使其超越历史而赋予现代的意义；一是努力作自我的扩大，自中国文化精神之本原上立根基，以吸纳、含化西方文化。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刘述先教授说：“新儒家既反对传统派之抱残守缺，也反对西化派的自我否定的立场，而希望另觅蹊径。一方面要尽量利用传统的资源，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清除传统的积淀，以面对现在，而寄望于未来”(27)。对于传统与现实作双向的批判，正是现代新儒家区别于本位文化派和西化派的独特魅力所在。
“开新”还须“返本”，这是现代新儒家在对中西文化作出全面反省的基础上确立的共同信念。作为历史上中体西用论的潜流，较之先前的中体西用论，对科学、民主（西用）实际效用的认识更加深一层，表现了对五四新思潮的形式认同，而对“中体”价值的追求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们不厌其烦地疏解、接洽与融通“中体”和“西用”之间的关系，念念不忘“护持中国文化的主位性”，确信舍弃儒学之本之纯欧化必无结果，似乎科学民主在中国发生若根本不受道德主体的主宰，就是在糟蹋“文化生命”，陷自己文化于“殖民地的身份”，且西方现代之弊无一能免。在他们看来，返传统之本，中国不仅能走向现代化，且可免蹈西人之覆辙，并完成了“救西方之自毁”的宏愿。
现代新儒家虽有纠正宋儒“内圣强而外王弱”的胆识和气魄，但仍未跳出“内圣外王”的框框，“返本”始终是他们的理论重心和文化重建的基点。泛道德主义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在前瞻式的吸纳中具有强烈的本根意识和偏执情绪。但，他们对传统文化的坚守不仅仅是一种感情上的依恋，还带有明显的唯智主义的色彩，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全盘反传统的文化重构不无补偏救弊之功。他们对民族文化主体性和现代化道路“中国特色”的维护，确有至理存乎其间，尤其值得嘉许。
应该看到，新儒家把中国文化归结为儒家文化，对传统文化作了简约化的处理，将非儒学派排除在传统文化范畴之外，“返本”仅仅是返儒家心性之学之本，这是对民族文化的极大误解。从文化继承和文化创新的意义上说，老墨申韩等非儒学说，正可为现代新外王提供十分富实的精神资粮。这方面现代新儒家甚至没有西化派胡适来得清醒。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七十年代东亚工业文明振兴以来，西方学者研究中国文化的兴趣日益浓厚，对中国传统的估价也发生了转向。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当代新儒家弘扬传统、“返本开新”的热情和信心得到加强。他们作出巨大的努力，试图让人们相信，儒学的价值系统与现代意义的科学和民主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和衍生性，且对矫治西方病态文明正是一剂良药。但饱受儒学之害的中国人已不再轻信缺乏事实证明的空口承诺。东亚工业国（一称“儒家资本主义”）的崛起似能助他们以一臂之力。但客观而论，那种认为儒家伦理即是“亚洲五龙”现代化的源头活水，或者“东亚社会经济之谜的文化解释在于儒家伦理”的说法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
众所周知，新加坡是现代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了让世人瞩目的成就。但这决不是儒家伦理支持的结果。实际上新加坡由政府出面推行儒家伦理是在现代化之后。伴随着现代化进程，新加坡出现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道德危机，正是为了克服、匡救这些现代病，儒家伦理才被提倡和推广，“文化再生运动”才被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希望从肯定“儒家资本主义”的意义上去认同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理路或开新还须返本的价值信仰，是枉然的。
不过，“工业东亚”的成功，也为我们提供了恰当的价值参照。尽管儒家资本主义没有从事实上改变“开新”与“返本”相脱节的窘况，但也不足以导致儒家传统的道德理想主义已到穷途末路的悲观结论。我们相信，现代新儒家所谓“返本”之“本”，若没有一个根本的转换，是很难开出适应现代化需要之“新”来的。儒学的中庸精神与价值理性原则对现代中国的腾飞少有积极的贡献。在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却用现代化以至后现代化社会的种种弊端和危机为设定前提，反衬儒家伦理的优越性，以“返本”作为“开新”的充足条件，这不仅是无的放矢，而且耽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其实，我们对儒学的前景不必丧失信心，在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继承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已日益明显，更何况一旦中国动力系统改革成功，实现了现代化，就更需要借助于儒学价值资源来导正人心、规范行为、重塑国民精神，这是可以预见的。从这层意义上说，儒家思想再度受人青睐的最大条件是现代化。

② 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关系

一、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对传统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部的吸收，只有站在时代高度，通过实践检验。汲取精华，清除糟粕，才是正确地发挥作用。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

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

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由于孕育传统文化土壤的特殊性以及历史、文化自身发展的个性特征，使中国传统文化独成一系，以其独特风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其巨大的魅力影响着世界文化的发展。

我们应当十分珍惜和发展其精华，这种“血脉”和“精髓”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构成现代文化的主体。值得继承与发扬的传统文化精华主要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崇尚人的价值，注重和谐稳定；道德价值至上，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直观整体思维，矛辨证分析；长盛不衰的传统美德；和平友善，热爱祖国。

三、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必须去除，才能更好发扬现代文化。

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法制，实行的是人治，如实行的是皇权至高无上，因而君言就是法。在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里， 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国家主人，国家的一切法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封建特权思想严重，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事，还时有发生。

商品意识差。中国是个农业国，重农轻商十分严重。过去，经商是被人看不起的，不知商业是产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经济，方便，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现代，没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就无法走向现代化。

守旧意识严重。中国的小农经济广大，个体经济，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容易满足于现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起来造反和自学接受新东西的。

四、由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是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的需要。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是人治经济，一切由政府统管，政企不分，按长官意志办事，乱放炮抱粗腿界。

现在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配制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按照市场经济运动规律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因此它能有效激励企业发挥主动性与竞争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与创造性，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定的经济总是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的。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今天的经济，也就是明天的文化；而明天的文化，也将是后天的经济。

所以，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将对人们现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检验，新的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决定作用

其次是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法治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一是引导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二是规范作用—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与秩序；三是保障作用—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与正当权利。

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制思想上强调实行人治。法律仅作为治国的某种辅助手段，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就难以存在与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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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点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加强文化引领的地位，发挥文化引领的作用，有效提升文化引领的质量，既是文化的基本功能，也是现代文化的机能、现实诉求和基本依据。一是现代文化是现代人的主导性生活方式。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不是用文化去引领文化，而是用现代文化去引领发展，用现代文化去引领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用现代文化力促新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二是科学的发展观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应是共享性发展，增长当为包容性增长。三是现代化理论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很重要尺度。新疆人要以先进的文化和现代人格塑造，去创新发展理念，去打造新疆效率，去砥砺新疆精神，去追求新疆卓越。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益成果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核心内容。

③ 什么是现代文化所谓的现代文化包含哪些内容呢

首先中国现代文化是生存和发展的土壤。文化性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提供内容和评价标准。现代性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全球化的环境。消费证明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可以称为“工业”的根本原因。它们共同反映了100多年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发展方向，构成了全面研究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基本前提。而且，这四个重要的历史特征，仍然是当前中国文化产业与时俱进的。

然后中国现代文化是以人为本的主体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以人为本”的落实，在政治上是“以人为本”，即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民本思想源远流长。从春秋战国到封建社会末期，进步思想家和政治家几乎都提倡和提倡“民本”思想，使其成为中国文化中影响最大、流传最久的思想。一种哲学和政治思想。

④ 表现当代的中国的文化，如何才能做到活态传承传统文化

越来越少的新一代的人愿意传承传统文化，我们不得不面对其生存危机，如何使之活起来是我们现在急需关注的问题，活态传承才是保持传统文化生命力的正确方式。做到敢创新、有特色、切合群众这三个方面是我们成功的秘诀。

切近群众的传承方式是我们的必要手段。传统文化不应该是空中楼阁，脱离生活的传统文化是不可能长远生存的，如何将传统文化植根于人民群众之间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采取普通百姓最容易接受的表现方式，比如组织人民进行文化汇演，将传统文化带进社区等活动形式。传统文化只有“接地气”，染上人间的烟火气息，才能够真正的“活”起来。

⑤ 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现代文化的根基，现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与继承。

首先，中国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具有几千年的传统习惯和文化在不断流传，形成现代文化的根基在日益扩散发扬。

古今中外，历史证明世界的很多精神文化都来源于中国，因为时间的推移凸显传统的底蕴，文化的内涵来源于古文人的科考传扬，时代在变，传统的习惯依然还在，这就是中国特色文化的发展。

与时俱进，传扬古文化美德是我们的使命，更不要忘记历史，不要忘记初心，耐心学习传统的内涵和定义，联想未来的美好生活。

现代文化，要追溯与传统文化的结合，要想韵色蓝图规划，必须读懂传统古人的习惯和表述方式，方能提升文化空间的思维，犹如泰山脚下无云行走在人间。

因为，文化的基础就是人灵魂所在，没有魂魄的魅力在延续何来发展，又能如何提升翡翠的价值和生活历练。所以，传统文化改变的是思想未来，开拓的思路规划，成就的是文化的魅力在不断的光辉闪耀。

(5)现代文化怎么回归源泉扩展阅读：

一、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文化的内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 指人类创造的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的总和。其中，包括物态的、制度的、思想的和习俗的等不同层次。狭义的文化指社会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教育、历史、文学、艺术等。

中国传统文化，指中国古代（鸦片战争以前）的文化。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达5000年之久。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延续力。世界上曾经有过与中国古代文化相媲美的文化类型，如巴比伦文化、古埃及文化、古印度文化及古希腊、罗马文化，它们对于人类文明也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它们有的消失了，有的衰败了，有的中断了，唯独中华文化传承不绝。

虽然它也曾遇到过种种危机和挑战，但却如同奔腾不息的长江、黄河一样，一往无前，至今仍保持着勃勃生机。内容丰富，气势恢宏，蕴含深刻，形式多样、悠久辉煌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勤劳和智慧的结晶。

在丰富多彩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凝结着中华民族精神，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载体和表现。为了振兴中华民族精神，有必要了解和深入学习中国传统文化。

⑥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意义

在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基督教的意义逐渐得以彰显。当然，出于不同的考虑和基于不同的认识，人们对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的关系亦有不同的理解，从而形成其价值判断的多样性和对基督教在华影响回升的迥异态度。随着中国实行经济改革和真正对外开放，在经济理论界和重新崛起的社会学思潮中，曾兴起了一股持续较久的“韦伯（Max Weber）热”。人们尤其关注其涉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种种说法，以及他对东西宗教伦理与其社会结构、经济发展的比较。不少经济学家在谈及韦伯关于新教伦理等所起的“潜在的精神力量”之作用时，既表达了对历史进程的一种感触，又体现为一种在现实中国社会的呼唤和渴望。这种现象是颇值得人们玩味和深思的。人们在打开国门看世界时，忽有一种惊讶和警醒，随之便产生强烈的危机感和失落感。这种自知之明是前所未有的，因此而导致的对外在思想文化体系的客观研究和虚心学习，以及这种研习的坦诚和认真，亦是史无前例的。在借“他山之石”的此刻，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基督教及其对现代化的意义。不可否认，一些人因感到中国文化的历史积淀太厚、传统负担太重而对之失去信心和耐心，简单地认为“现代化”即“西化”，而“西化”即“? �浇袒�保�酝家哉庵志�远��说摹澳美粗饕濉崩唇�磺型频怪乩矗�纱嗽财洹跋执��钡拿烂巍H欢��补刍�浇淘谖鞣较执���讨械淖饔茫�鲜镀涠韵执�⒄鼓承┍锥说呐�篮头穸ǎ�约芭�寤�浇痰摹捌帐馈币庖搴图壑等∠颍�蚴共簧僦泄�松罡胁荒芙�跋执��被颉拔骰�庇牖�浇掏耆�韧���咧�涫怯凶疟局什煌��Α6杂诨�浇逃胛鞣缴缁嵯执��墓叵担�型庋д咭延兄疃嘌芯亢推朗觯�什槐卦诖酥靥峄蛳晏浮5�泄鼗�浇潭灾泄�缁嵯执��囊庖澹�泄�д咴蛞槁鄄欢啵�矣懈髦忠陕恰6�庖晃侍庖嗍俏铱嗫嗨妓鳌⒖桃馇蠼獾墓厍兴�冢��婕暗交�浇潭韵执�泄�木�衿舻虾推浔旧碓谥泄�幕�械闹匦露ㄎ唬�渲匾�圆谎远�鳌N�俳�庖谎芯康纳罨�捌湟庖宓恼孟裕�诖颂柑缸约旱墓芗�呈叮�氪蠹医涣骱吞致邸?BR> 基督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价值体系和思想文化体系，对世界文明的进程有着多层次、全方位的影响，其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意义自然也是多方面的。从宗教和哲学的研究角度来看，我们侧重于基督教对此的价值层面和精神意义，而其在社会、政治、经济各层次的作用和影响只能附带来谈、不作为本题讨论的重点。这里关注的是在基督教精神、价值体系中比较独特、突出和值得弘扬的基本因素，它们能给现代中国人带来清新的感觉，和全然不同的启示，从而构成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些独有意义。大体而言，这些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督教原罪观对现代中国人自我审视的反省意义
中国人在其文化传统上对人的本性或本质通常持乐观主义的态度，强调人的“性善”、“良知”、“有为”和“人定胜天”，不认为人本性有罪，因此对基督教的原罪观感到难以接受，尤其对亚当、夏娃因偷吃禁果而“失乐园”的神话诠释不以为然，形成对基督教罪之意识、罪感、认罪态度和忏悔心境的一种文化隔膜。然而，中国人这种历史悠久的向善论、进步观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在其社会发展步骤明显加快的今天，却受到严重的挑战，出现了本质性动摇。自鸦片战争以来，外国列强的“船坚炮利”曾迫使中国人痛定思痛、奋发图强，以引进西方科技、开展洋务来力图迎头赶上。但看到这种科技上之差距、实力上之劣势的同时，中国人在整体上并没有改变其反观自身的传统基调和对其国民性之乐观、自豪乃至优越的肯定见解。其对外来文化的基本态度乃“中体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为中用”。回顾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社会现代化的历程、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文化革命以及当前的改革开放举措，都是从肯定、积极的意义上争取或重新恢复中国人的“自强”、“求定”、“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伴随着这种政治经济运动和社会发展选择的国民心理基础，仍不离一种乐观的自我审视、以及对人格不断完善和人性正面发展的坚信不移。不过，多次政治运动唤起的激情和人们对社会改革全身心地投入，在中国今天社会转型时期却已出现与传统经历意味深长的不同转向。一些中国人已感到其激情耗尽的疲惫，更有人因机经拼搏后仍面临差距的加大而灰心失望。许多人在几度兴奋、真心参与各种具有自我奉献精神的公共事业之后，却看到当今社会中，个人主义泛滥、拜金主义流行、崇高境界消退、理想主义丧失，这一幅无情的图景。在社会腐败、人性堕落、道德沦丧、丑陋及丑恶现象和沉渣泛起、人们追求享乐和实利、沉溺于低俗之举、价值观念混乱和多元化这一严酷现实面前，许多现代中国人对基督教古老而传统的原罪观有了深刻的醒悟和体认。在这种对基督教原罪观的冷静认识中，人性自我可自觉达到“道德完美”的观念开始动摇，中国人开始对其传统的人性论和人生观加以反思和反省，尤其是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国强”、“维新”、渴望“富国富民”却欲速不达的原因加以探究和分析。基督教“忏悔录”意义上之“随感”的问世，思想文化界“忏悔意识”的萌生，“忏悔文学”在中国文坛的出现，以及人们有关“负罪”、“忏悔”之话语的流行，都反映出原罪观这种被视为? 爸泄�俗畲蟮陌斫攀�钡幕�浇绦叛鲆�兀�哑婕0愕乇幌执�缁嶂械囊恍┲泄�怂�寤崮酥寥贤�K�嵌云浯�忱指芯�竦娜诵员旧浦�鄣姆词’蜓锲���碜呕�浇倘诵月刍蛉松�墼谥泄�执�枷胫械囊恢稚�搿F涓�泄�嗽谌鲜度诵陨洗�吹恼鸲�途�眩�赡茉咀胖泄�诵牧槔�桃恢中伦呦颉R簿褪撬担�晕也⒉荒芸孔粤Χ�锏健叭诵酝昝馈薄ⅰ俺傻鲁墒薄4哟嬖诼酆褪导�垡庖迳隙�裕�酥�镄曰蛉说闹露袂阆蚰丝凸鄞嬖凇H酥挥刑宀斓秸庵秩诵浴坝陌怠钡拇嬖凇⒁馐兜接伞叭耸馈蔽幕��来嬷�局使叵档氖Ш猓�蚱屏讯�钩傻摹白锒瘛弊纯龌蛉狈Α巴昝馈保�趴赡艽右恢指叨鹊淖允【�窭闯沟追穸ㄗ晕遥�佣�锏交袢≌嬲�杂珊腿诵孕律�钠鹗肌3先唬�泄�瞬豢赡芡耆�邮苷庵指鹤铩⑩慊诓忝嫔系幕�浇淘�锕郏���韵执��泄�说淖晕疑笫雍蜕缁嵘笫铀�哂械姆词∫庖濉⑵湮��谕盐陕摇⑽扌虻纳�婧腿现�骄乘�峁┑男率右啊⑿虏握眨�蚴遣豢煞袢系摹?/P>
二、基督教拯救观对中国现代社会转型的创造价值的意义
如前所述，中国现代社会内部在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沦丧和人性败坏等消极现象，以及在与其外界之比较中所形成的强烈反差与失衡，已使不少中国人体验到在文化领域上受威胁、被抛弃的失落感，并由此产生出一种强烈的“边缘焦虑”。由于几经反复后，人们在精神和文化领域中否定得太多，因而在其感受到后现代主义批判、破坏之力的痛快之际，却又出现了价值和精神追求上的真空。不少人对于如何实现价值重构和精神建树已觉得茫然或力不从心。在传统价值的破坏和毁灭过程中，人们正思考着如何实现社会转型时期价值重建的问题，和找寻着通往精神家园和理想世界之路。而基督教的拯教观正以其独有的悲壮和深沉给人们以感染和激励，为人们创造价值的努力提供动力和信心。
在基督教信仰中，人们特别强调基督以自我牺牲来救赎世人的拯救精神。这种精神既有其超然意义，又有强烈的现实使命感。拯救观正视人世社会存在的罪恶和不义，又以基督自甘受难之态来催促人醒悟和悔改，帮助人涤除罪恶、达到超脱和升华。其感人极深的舍身、忘死之悲剧效果，和令人敬佩的高洁、超越之纯化意境，给人以强大的心灵震憾和精神鼓舞。在神学意义上，拯救观乃指耶稣基督降临人寰、以其清白之身来替罪孽深重的世人代为受过，以自我牺牲来换取人之得救的希望与可能。耶稣基督降生于世界沦落之时、受任于世人危难之际，以其谦卑、忍让和自我奉献来与人沟通、为人楷模，主动承担为人赎罪的若行和磨难。不过，这种观念往往难以被具有乐观气质、过于自信的人所接受，因而在乐感文化为特征的中国社会气围中，未曾引起太多的共鸣或回应。但现代中国人对其文化优越曾拥有的自豪，一旦被其社会转型时期所出现的不安全感和“边缘焦虑”所取代，就有人开始认真思索和冷静聆听基督教拯救观带来的“福音”，和在中国传统中所缺乏、或尚未得以彰显的东西，并试图借此从其所面临的无价值、无意义之困境中解脱出来，创立或把握一种全新的价值和意义。这种价值即在世俗化和无序化的混乱中重觅一种纯洁、重树一种神圣、重达一种升华，以其超越尘寰的追求和体验来洁身自好、并爱人济世，从而为中国社会转型寻找其价值支点、精神重心，使人们能在动荡、多变中自立于一块恒定、永固的盘石之上。由此而言，一些人已不同程度地体验到基督教拯救观“从来不掩盖现实的恶浊，相反，它非常强调人们应该认清现实中的罪恶和无意义性；耶稣到苦难的人世中来，绝不是要给人类所受的苦难作自我催眠，而是带来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东西” ，以其全新的价值和意义使空虚的世界得以充实，令消沉的人们得以振奋。当然，这种体认并非认信得救，或宗教皈依意义上的体认，而是一种不与世风日下、人欲横行之腐败倾向同流合污的灵性抗争，是以这种精神借鉴，来在社会之变化和人的观念之变化中确立一种真实、永恒的价值，以积极、主动的姿态来守住一方不染尘埃的心灵净土。因此，基督教拯救观在中国现代社会价值重构中可以弥补其原有“人治”精神、“逍遥”精神或“出世”精神之不足，使人对其生存意义有新的把握，在其此刻此在之处境中有新的作为。

三、基督教超越观对中国社会现代改革的启迪意义
对于改革，人们一般会从具体的社会意义、政治意义上来理解，由此体现为典型的现实关切。然而，若无一种超然的尺度来对之衡量、规范，那幺这些改革往往会囿于其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之圈，出现短视或迷惘。中国历史上已经历了无数种改革，其成功或夭折的经验教训，都作为一种传统积淀和遗产而影响到今日的改革。用一种超越观念来认识到社会政治改革的相对性和不彻底性，有助于克服改革者的自满自足，而使其改革不断深化、逐渐完善。回首过去，中国的知识精英比较强调以儒家所追求的“内在超越”来促成其“外王之道”。但这种“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的内在超越，因以自我为中心而无彼岸的尺度或追求，结果使为其社会政治之时空境遇所限，从而无法真正对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改革有所作为。所以说，基督教的超越观对这种意义的社会改革带来了一些不同凡俗的启迪。与儒家不同，“基督教追求的主要是外在的超越与升华，以达到与绝对本体的合一。” “内在超越”者本身往往摆脱不了对政治的依附或为权力所御用，其“忠君”和被“御用”乃是其“参政”、“有为”之前提，因此在其内在超越很难越出修身、养性之范围。而强调“外在超越”的基督教则认为，对此岸任何有限之物的信仰均为迷信和偏见，只有对彼岸无限绝对者的敬仰，才体现宗教本质和真理。这种超越观要求在“人世”政治之外形成独立的精神文化价值体系，其观念本身并非纯理想意义上的清谈、空论，而是与现实革新和进步有密切相关 。
回顾西方现代发展的历史，基督教超越观所具有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原则，其彼岸世界与超然价值之说，使之认定国家和社会各种权力机构只有相对意义，它们不易摆脱其历史局限性；而这些思想内容曾为近现代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铺平过道路，给其普遍存有的民主意识、社会监视责任感和自然保护态度提供了思想前提，并且对现代西方世界人们认请社会、国家、政治思想观念和文化现象的相对性与多元性起过关键作用。与其信仰的超越性神圣存在相对比较，人世间的一切都是相对的、有限的、变化的和不完美的。基督教超越观在文化潜意识上促成了近现代西方社会关系的相对化、分权化和多元化局面，并为其存在和运作制订了规范、确立了秩序。只有以这种超越观为基准，才可能弄清西方政治、社会领域中自由、人权、容忍、公平、正义、民主、法治、世界主义以及自然保护和生态平衡等观念的真实意义。
正如余英时所言：在西方，基督教“外在超越的价值系统不仅没有因现代化而崩溃，而且正是现代化的一个极重要的精神源泉” 。
对中国而言，基督教超越观所体现的精神及原则，对其社会转型的现代革新同样有着启迪意义和操作价值。现代化首先应是观念的现代化和思想的解放，应展示出人之境界的提高和视域的扩大。所以，在汲取西方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教训时，我们已不可忽略这种看似超乎其外的基督教超越观所起到的潜在的、深层次的精神推动和思想指导作用，从而深化我们对中西文化比较的反思。从某种意义来看，基督教所推崇的超然性和神圣性能不断调整人的文化定位及其历史定位。应该承认，这种超越观不一定能使现代社会中的多数中国人信奉基督教，却无疑会有助于他们在一个有限、相对的世界中，在其存有缺陷、不足的社会人生中减少迷信和盲从。根据这一超越性审视，人们对其成就和失败会有一种冷静而客观的评估，由此造成一种张力，使之在投身于社会变革和发展之际，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既不为挫折而气馁，也不因胜利而张狂；既不迷信社会权势而忘掉自我，也不自比神明而目空一切。此外，在目前健全法治、完善制度、建立现代社会秩序的种种努力中，基督教超越观还可提醒人们认识到，人在现实社会中互惠共存所需要的契约、法规、制度等行为规范和相关的社会寻建构之创立，不能以相对主义来搞权宜之计或以虚无主义来随心所欲；也不可将之完全神化而求其一劳永逸，而应该以一种超俗、绝对的价值观念来作对比、参照， 使之得以不断调整、修改和完善。人们在这种超越观中看到了对人的自我行为充满辩证意义的肯定和否定，而人的历史意义就在这不断肯定和否定之中。

四、基督教终极观对中国现代化历史反思的借铿意义
被贫穷和落后所困扰的中国人，对“现代化”是一种美好的憧憬和期盼，认为实现“现代化”即代表着先进、进步和国家、民族的兴旺、发达，这是中国未来希望所在。但当人们谈论“现代化”时，则往往以今天西方物质文明所达到的程度作为其参照。而在研究西方时，人闪不仅发现基督教是一种与西方现代化模式有密切联系的观念形式，也看到基督教对这一现代化的不满之处和种种批评。同样，人们还察觉到现代化对基督教本身的影响或挑战。由此可见，基督教与现代化有着极为复杂的关系。基督教终极观，从一种超越历史的审视来看待人类社会现代化的过程，指明现代化所带来的新问题，出现的新矛盾和冲突，提醒人们认清其不足和历史局限性。这种审视，是以洞观历史全部过程的眼光来明察历史的阶段性和局部性，认为只有在历史的终结才能揭示历史的整体意义，而这种揭示乃超出困囿于历史阶段之中的人的能力，是一种神启或世人不能悟透的奥秘。不过，人们若基于这种末世论和终极关切来观察历史的演进过程及其具体阶段，则可防止其对相对历史的满足、陶醉或不切实际的幻想，从而具有更现实和认真的历史态度和责任感。
所谓“现代化”，大体包括经济的发展、市场的扩大、信息的快捷、对个人及其社会认识的进步、科技革命带来的高速功效，以及为开拓未来世界提供的有利条件和准备等方面。回首以往历史，现代化无疑是一种进步和发展。但现代化进程本身所带来的人之疏离、社会关系的异化、两极分化的扩大、以及生态、环境的破坏等问题，又毁掉了过去历史中曾有过的和谐、宁静和平安。然而，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现代化的消极否定、反对乃至绝望，基督教终极观倡导有破有立，为现代化提供了积极意义上的重构、创价和规范化之可能性，并将现代化视为正在发展、和不断走向完善的历史过程。可以说，这一终极观乃以整体永恒来对比局部时限，从而得以调整人们的历史认识和作为。
当中国人在捕捉现代化的机构、对之极为推崇并全力追求之际，基督教终极观以对历史的独有见解而为其提供了借鉴意义，从而使人们能够比较冷静地认识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并得以早做准备来迎接和解决可能出现的隐患和矛盾，使中国现代化发展走得更为稳妥、更加理想。

五、基督教普世观对中国现代文化重建的定位意义
随着现代化而来的交通、信息之发达，已使地球逐渐“变小”。“地球村”之称也正成为现代社会人们常用的话语。在世界开放和现代发展的形势下，人们对文化重建和文明比较，均颇为关注，而“文明冲突”与“文明融合”这两种说法亦各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在中国现代文化的重建中，中国人对华夏文明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与作用应如何估量或评价，也是一个热门话题。钟情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的人们热衷于“中体西用”、“中国文化拯救人类”、“21世纪是东方文明世纪”等说，强调其内涵式发展。至于不相信其复兴和重振的人们则主张为中国现代文化“重寻价值源头、重构价值本体”，提倡其外延式发展。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见解，无论在中国本土，还是在海外华人乃至关注或研究中国文化命运的人们中，都可找到其知音。其对立倾向和冲突正由潜在而走向公开，给未来发展蒙上了某种阴影。面对如何重建中国现代文化，如何处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一些中国人开始在基督教的普世观中得到启发，觅见其为文化定位的重要意义。
20世纪兴起的基督教普世运动，强调基督真理的普世性和其价值体系，可与各种文化有机共存的普遍性，这与现代发展的“全球观念”或“世纪意识”不谋而合。目前，政治意义上的“英特纳雄耐尔”（国际化：International）等口号正悄然地被文化意义上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al）口号或“世界共存”理论所取代。这乃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世界总体论或全球大视野。它淡化了以往意识形态或政治层面的冲突，却并未解决文化层面的矛盾。人们对“全球化”有“西化”、“东化”、“美国化”或“中国化”等诠释，但是都没有离开以局部代替或领导整体的传统认识模式。而基督教的普世性及其强调的上帝拯救之普遍存在，则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选择。在现代世界的多元发展中，无论是“西方中心论”还是“东方中心论”都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更谈不上哪一个民族或其文化能真正领导世界潮流。因此，普世观所揭示的人世存在的相对性和有限性，以及人们寻找、体悟真理之相似、相通和协调一致，乃为各种文化的定位提供了标准和基调。
普世性全球意识即指各种文化在现代世界中有其独立性和开放性，民族文化一方面不能自暴自弃、失去自我，另一方面也不能唯我独尊、绝对排外。按此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定位是作为现代世界文化的有机构成，既要继承、弘扬其自身之传统文化，又要面向世界，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秀成份。中国文化的重建不应是自我封闭，而必须与世界各种文化沟通、交流，达到互补共融。这就是说，文化的普世性亦决定其走向要与世界发展接轨，共构人类文明的道路。中国现代文化只有达到与世界文化会通、作为其有机构成与各种文化交融、契合，才可能真正有效地显示其特色和贡献。
总之，基督教以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话语，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挥与其入华传教史本质不同的影响和作用。而且，其普世之爱的事工在中国现代文化、教育、医疗、福利、扶贫等事业中正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它给无情竞争的社会带来了爱心，给弱者抚慰和鼓励，给陷入隔膜的人们创造了一种重新理解与沟通的气氛。这些实践活动虽然影响面还很有限，却已为现代化进程中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互适应打开了局面，为二者精神层面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必要前提，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个人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化氛围中，基督教所引起的不一定是传教意义上的皈依和认信，而可能是中国人对之在思想文化深层次上的体认和领悟。这里，文化重建之理性思考的需求，要大于个人得救之灵性牧养的渴慕。尤其在中国文化知识阶层，这种感觉更为强烈。因此，我们对未来中国教会组织的发展及其信徒在增加不作乐观的预测，但对这种价值、精神文化层面上基督教为中国社会革新、文化重建可能提供的各种创意，以及对中国人在其现代社会发展中理解、诠释基督教的各种新尝试，则有某种预感和惊喜。

⑦ 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传统

第一，要牢固树立百年大计人才为本，人才大计教育为本的思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他们应当是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才能担负起祖国富强、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这是十六大对我国教育工作提出的重要战略 任务。在过去的20年，特别是近10多年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了青壮年文盲，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为我国现代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对作为人才培养奠基工程的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培养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代新人的任务，历史地落在广大教育工作者肩上。我们必须按照“巩固、深化、提高、发展”的方针，坚持育人为本的思想，积极推进各项教育工作的发展。

第二，要牢固树立素质教育的思想。 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学生，为了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怎样才能使学生成人成才？怎样才能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途径只有一条，就是搞素质教育。每个学生都有要求进步的愿望，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潜能，相信人人都 有才，才会正确对待每个学生的发展潜能；相信人人能成才，才能找到适合学生发展的好 方法、好途径。只要有正确的引导，只要教育者充分提供表现、思考、研究、创造的机会 ，相信所有学生都能学习，都会学习。教育教学的技巧和艺术就在于，使每一个学生的潜 能发挥出来，享受到学习成功的乐趣。过去10年教育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经验之一就 是明确提出并努力实施了素质教育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思想上的历史性突破，是育人为本思想的重要体现。我们一定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定不移地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第三，必须把德育工作摆在教育工作的首要位置，贯穿于学校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我们要 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要把学生培养成才，首先要教育学生 学会做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在学校学习的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学生，将亲自参加中华民 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可以说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将在这一代青年人手上实现，他们素质的 高低将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因此，我们必须教育学生树立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创新求实的科学精神。我们提出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主要靠德育工作来完成。因此，必须把德育摆在育人工作的首 位，把理想信念教育摆在德育工作的首位。每个年轻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这是他们 的精神支柱和动力源泉，我们一定要通过学校德 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和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备坚定的理想信念、良好的思想品质、高尚的道德情操，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四，要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扎实做好德育工作。 应该看到，在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今天 ，在一些地方教育方针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抓应试教育比较实，抓素质教育比较虚； 抓智育比较实，抓德育比较虚，而这些看起来虚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东西，怎样把这些虚的 东西做实，做出成效来，就是我们德育工作面临的 挑战，也是下一步素质教育的重要任务。如何真正做到育人为本，如何把德育摆到首要位置，需要拿出一些具体有效的措施。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就是一个很好的战略抓手。

这次全国中小学德 育工作会议的主要任务就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 精神，总结近几年中小学德 育工作成绩，交流经验，分析德育工作面临的新形势，研究部署以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教育为重

⑧ 现代社会民俗的的价值和作用如何重新表现

1 民俗文化的价值体现
1.1 文化价值
文化的结构有内外两层，外层通过物质财富所创造的，对人际关系以及制度行为进行规定，内层面主要是对人的情感以及价值观进行分析，这是文化的核心所在，它决定着外层面的变化。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根本，它形式多样、种类繁多，如果没有民俗文化就能够民族文化，也就是说，民俗文化的传播能够让我国的民族文化得到延续，民俗文化还会影响着人们的心理以及道德标准，它具有普遍性是民族文化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传统的民俗文化有着一定的研究价值，也为现代的文化发展提供了帮助，在世界文化多元融合的前提下，不同民族的文化也在不断的创新与发展，作为一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引起了人类文化发展的思考，在文化发展过程中，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一种继续，传统文化在不断的创新中形成，也在不断的打破传统走向现代化，不同的民族在发展中有着不同的经历，这都是历史演变的标志，也是现代文化发展的源泉。要想让民俗文化得到更大的发展，还需要发展先进文化，能够将人民的生产与生活真实的反映出来，这也是人生观与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民俗文化是人民群众智慧的结晶，有着丰富的文化信息，近些年来，我国很多地区都开始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要不断的增进群众对民俗文化的认同感，这就需要民俗文化能够将地方的精神特色展现出来，通过人们的生活方式来升华出他们的信仰，从而形成一种对文化的认同感。
1.2 经济价值
传统文化的经济价值已经得到体现，从文化遗产经济学方面就能够看出这一点，而市场经济被认为是规范化、制度化的经济，这也是未来社会发展的主要条件，任何的经济模式下都会有精神力量的支撑，精神文化也直接决定着经济模式的成功与失败，我们也需要将最宝贵的文化都发掘出来，从而能够体现出民俗文化的真正价值。民俗文化的效益也是旅游业所看中的，旅游业能够依靠着民俗文化获得很高的经济效益，民俗旅游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主要是将一个地区的民俗活动作为旅游资源，从内容以及形式上进行发展，同时民俗旅游也能够将自然文化以及民众的生活联系起来，反映出民俗区域的文化底蕴，文化旅游的效应也是十分的明显能够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解决人们的就业问题，从而推动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文化竞争力是构成区域实力的核心所在，近些年来，很多地区都开展了民间文化的创新，也让传统民间文化成为现代产业所利用的资源，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也有帮助，文化产业的特色就是竞争力，能够将民族性、历史性以及艺术性集中于一体，能够充分满足人的物质需求，也能够促进社会的整合与发展。现代市场经济启动的过程，也是生产销售、资金运转的过程，经济的发展是将资金以及体力智力都投入到运行过程中，将传统文化、社会舆论作为主要的手段，从而创造出新的价值。
1.3 社会价值
在现代社会中，民俗文化已经成为民族认同的一种文化载体，作为一种基本的文化形式，它的价值观念是不断的传播信息，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形成民族性格塑造民族精神，文化对人们的性格有一定的影响，也能够规范人们的生活态度，在大多数民族成员的身上能够体现出典型的特征，不同的文化形成的民族性格是不同的， 博大雄浑的爱国主义就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信息的纽带，民俗的维系能力也是指的群体行为，能够让社会生活保持一定的稳定与和谐，民俗文化的信息承载能力比较强，有着团结社会的亲和力，只要人们都能够用心的维护家园和谐，我们的民族主体性就不会丧失。民俗文化是千百年来对生活的认识与经验的总结，在发展区域文化的时候要以道德文化为主要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民俗已经超越了外在的约束力，并成为当地通行的社会标准，这种秩序与规则能够通过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也能够深入到人们的心里，以一种道德法治的方式维护着社会的秩序。民俗文化的传播也能够有效提高农民的素质，这是一种宣传现代精神文化的良好方式，从总体上来看，文化有着其他社会因素不可取代的作用，应该建立起一种适合于新农村建设的文化理念，这样才能够有效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与水平，同时文化还能够提高人们的幸福指数，充分满足人们精神方面的需求。民俗文化起到了维护社会生活稳定的作用，能够让所有的成员都保持一种凝聚力，民俗文化能够培养民族精神，增强民族的认同感，在全球化的时代下，只有不断的传承与发展文化传统，才能够让民族的主体性地位得到发展，这样民族独立性也就不会消失。

⑨ 现代文化输出其实也是场无形的战争。如何改变现在的局面

很多人都会觉得现代文化输出是一场无形的战争，其实不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虽然很多人都觉得是文化输出，但是很多时候是为了自己的生存，不得不做出一些改变，而这样的改变并不是战争。文化输出在外国人看来无疑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当然我国的现代文化输出对于一些国外的国家是有一定影响的，这样无形的战争对于我们在某些意义上是有益的。

文化的传承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都有一定的责任，所以很多时候很多人都愿意将自己国家的优秀文化弘扬出来，将自己的国家优秀传统分享给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的国家，当然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自己的灵魂便是自己国家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