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凉文化的作用体现在哪些方面

❶ 求关于青海的文化的资料

下面是青海文化的演进:
十六国时期，包括青海在内的河西内凉地区呈现出一派文明昌盛的局面。学者汇集、文教振兴。其主要原因，由于河西地当东西交通之要冲，西域的文化学术东渐，必先在河西驻足。而东汉、魏晋时期，恰是西域文化东渐的重要时期。河西大量感受到西学的清新，从而以其沃土，植彼嘉禾，取得新的文明滋养，融汇新的文明成果，东西两个方向文明汇聚的结果，形成丰富的文化沉淀，被“五凉”政权所利用，构成文明昌盛的雄厚基础。其次，五凉文化的繁荣，还应当与河西地区文化传统风尚有关。自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以来，河西地区就一直与中原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文化方面有了迅速的发展。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大量汉文典籍在这里广泛传播，并涌现了许多名儒、学者。五凉文化的繁盛也有赖于先后立国于河西、河湟地区的五凉政权统治者大多重视文教，提倡儒学，崇尚经史，擢拔士人，这无疑也是促进五凉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东晋十六国以至南北朝是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的时期。五凉割据的河西地区，佛教尤其流行。
五凉对于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对佛教更是“厚加敬仰”。前凉时，就曾请西域僧人支施仑、帛延等来凉州与本地沙门一起翻译了《首楞言》、《须赖》、《金光首》、《如幻三昧经》等四种经书。自晋以来，内地僧人西行求法成为热潮，从西晋的朱士行开始，历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在300余年中，见于记载的就有一百五十六人经过河西地区的丝绸古道或青海道西行求经。河西地区在佛教东传过程中起着重要的桥梁作用。随着佛教的传入，产生了佛教艺术，包括建筑、绘画、雕塑。同时这一时期，地方民族文化开始兴盛，尤其在史学方面更为突出，当时编写的五凉史着作有十一种。在建筑艺术方面，南凉政权在河湟地区修筑和扩建城池。吐谷浑曾在黄河上游修建“河西桥”“大田桥”还在益州修建“左军寺”等，反映了当时青海各族人民在建筑艺术上所达到的较高水平。另外，南北朝时期，青海的地方民族音乐，大体可分为三个系统，一是狄乐，二是羌乐，三是凉州乐。凉州乐不仅在西北地区民间广为流传，而且成为以后历朝宫廷音乐的重要内容，对后世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唐代，伴随着吐蕃王朝对青海全境的逐步占领和统治，地方文化也逐渐形成了吐蕃化的趋势。包括羌、吐谷浑及汉族在内的青海各民族因吐蕃统治者推行统一融合和民族同化政策而大量融入吐蕃民族当中，地方文化的吐蕃特征也越来越鲜明。8世纪中期开始，尤其是赞普赤松德赞执政时期，吐蕃王室在统治区域内大力普及佛教，使青海的佛教在已有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发展，青海地方的佛教色彩日渐突出。当然，地方文化的吐蕃化并不是对高原上羌、吐谷浑及汉族文化的一种完全排斥，而是大量吸收各民族文化的精华，从而使吐蕃民族文化更加丰富多彩。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文化对吐蕃王朝始终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入藏，都将极其丰富的中原文化带到吐蕃地区，加深了中原与高原之间的文化沟通，从而丰富了各地的文化内涵。
作为唐蕃双方争锋角逐的战略前沿，唐时的青海被受中原文人学士的关注，唐诗中有为数不少的作品涉及青海。如李白的“汉下白登道，胡窥青海湾。由来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关山月》）；杜甫的“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新鬼烦怨旧鬼哭，天阴雨湿深啾啾”（《兵车行》）及王昌龄的“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军行》之四）等等，都是传诵千古的名篇佳句。无疑，唐代，唐蕃间频繁的文化交流，对青海地方文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佛教的广泛流传是宋代青海吐蕃民族文化上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青唐政权统治时期，河湟吐蕃已普遍信奉佛教，且受到当的统治者的大力扶持，佛教僧侣在社会中也拥有很高的地位，甚至参与政治，“吐蕃重僧，有大事必集僧决之，僧丽法无不免者”。不过佛教的普遍流行并没有将吐蕃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抵消。以本教为表现形式的原始宗教与佛教并行不悖。
青海地处僻壤，各民族文化教育水平与内地相比，有着明显的差距。同时，由于民族杂居，地方文化成多元特色。元明，尤其是明代，青海河湟地区汉族人口大幅度增加，实施封建正统的儒学教育又有了一定的基础和相应的需求，儒学教育的开展，使西宁地区文化教育落后的面貌有一定改观。有明一代，青海地方开始有举人、进士产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万历年间，西宁兵备副使刘敏宽和西宁卫监牧同知龙膺共同纂修了《西宁卫志》为研究明代青海历史提供了宝贵资料。
元明两朝出于对藏族地区政治统治的需要，都对藏传佛教采取推崇扶持的政策，因此，这一时期青海地方的藏传佛教得到迅速的发展。元时，蒙古统治者侧重于支持萨迦派，随后这里便出现了一些萨迦派寺院，如今称多县葛藏寺、东程寺等。
明代，对藏传佛教各派采取“众建多封”政策，即只要在政治上顺从于朝廷，就对其进行封赐和扶持。有明一带，在河湟地区“大建梵宇，特赐专勒 ”致西宁一带“番僧寺族，星罗棋布”。清代名声大着的塔尔寺也是在明代肇建的。同时元明时代，伴随着回回人、撒拉人等穆斯林民族定居青海，伊斯兰教在东部河湟地区得以传播。
根据现有材料，青海地方有清真寺建筑始于明代。大约在洪武时，定居于今循化境内的撒拉人创建了着名的街子大寺。现在青海地区最大的清真寺―――西宁东关清真大寺也是洪武年间建成的。清真寺的出现、既便利了穆斯林信徒的宗教活动，也有助于伊斯兰教的进一步传播；同时，以清真寺为象征的伊斯兰教文化也开始成为青海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前期青海地区的建筑艺术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而建筑艺术的最高成就几乎全都体现在宗教文化领域。位于塔尔寺最高处的大拉让也建于清代，这座汉藏结合的建筑，由山门、牌坊、配殿、经堂、起居室等组成，结构独特，依山而建，俯瞰全寺。塔尔寺经过清代几次续修，成为青海地区重要的文化艺术宝库。塔尔寺的酥油花、绘画、堆绣、被誉为塔尔寺艺术“三绝”。热贡艺术（又称吴屯艺术）是发祥于青海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藏语称热贡）吴屯上下庄、年都乎、郭麻日、尕塞日等村庄的以绘画、雕塑为主的宗教艺术流派。热贡艺术绘画主要是壁画、卷轴画（藏语称唐卡）及少量木刻画，内容主要是佛像及佛教故事，画风朴质，设色匀净、协调、线条勾勒流畅，造型生动传神。其技巧类似于汉族的工笔重彩，一般采用单线平涂略加烘染和色块填勾的手法。雕塑以药泥塑佛像为主，造型惟妙惟肖，手法简洁流畅，富于质感。
清前期伊斯兰教文化在青海地区也十分盛行。建筑方面来说，位于西宁东关清真大寺，在清代经历过几次修葺，形成了具有阿拉伯、汉、藏等族多重风格的古代西北伊斯兰建筑。
青海各族人民酷爱艺术，清代已逐渐形成了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民歌、舞蹈等民间艺术形式。清前期河湟地区具有代表性的民歌“花儿”已经比较流行。约在清中期，“平弦”由内地传入青海，到清后期，成为青海东部汉族聚居区非常流行的坐唱曲艺，曲目多为历史故事、神话和民间传说，多用方言演唱，地方的特点比较显着。清中期后，皮影戏、贤孝、道情、打搅儿等艺术形式也陆续传入或产生。
清代青海各民族中还以说唱形式流传着大量的史诗、叙事诗、抒情诗、神话、传说及寓言、故事等等，其中最具影响的便是藏族长篇史诗《格萨尔王传》，其篇幅之长，则为世界之最，同古希腊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同为世界文化宝库中璀璨的明珠。
清前期青海地区文化成就的突出表现还在于撰成了多种地方志书。顺治十四年（1657年）苏铣纂成《西宁志》（又名《西镇志》），此为青海现存最早的地方志书。
干隆十二年（1747年），西宁道俭事杨应琚修成《西宁府新志》，全书合计40卷，共30万字。是现存最完备的一部青海地方志书。
干隆时期纪昀等奉命编纂的《河源纪略》36卷，详细记述了阿弥达等人勘察河源的经过及结果，并参照历史文献，绘图列表，是研究河源的重要文献。
青海地区文化事业一直比较落后，随着社会变革的加剧，加之受国际国内文化现象的刺激和影响，青海文化领域也出现诸多新变化，一些前所未有的文化形式开始出现，某些古已有之的文化形式在内容上也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近代意义上的公共文化设施在青海出现得较晚，种类单调，实施简陋。主要有图书馆、电影院，还有一些临时性的民众娱乐场所等。1926年，贵德县奉甘肃省教育厅之命，成立了“贵德县通俗图书馆”，藏书150余种，这是青海地区历史上第一所近代公共图书馆。1938年，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传贤到青海视察，有感于青海文化事业落后之现状，首倡建立省图书馆，并捐赠各类图书3224种计9878册。青海省政府在西宁隍庙街选定馆址，建立了青海省图书馆，有44间房屋，次年4月15日正式开馆。电影在青海出现是30年代初的新鲜事。1930年，曾有内地的私商来青海放映无声电影。同年秋，马步芳派人从天津购回电影放映机一部，次年，在新编第九师驻地和大教场放映。1942年，省教育厅成立了电化教育辅导处，利用幻灯进行辅助教学和政治宣传。1943年着名导演郑君里曾率剧组来到西宁，拍摄影片《民族万岁》，同年青海唯一的一家营业性公共电影院湟光电影院开始营业，院址设在西宁山陕会馆。青海建省以前近代公共文体娱乐活动场所几属空白。1932年，青海省民政厅为了活跃民众文化生活，在西宁小教场开办了娱民大会场。
近代以来，青海文学创作开始有了新起色。20世纪以前，青海本土出生的一些旧知识分子在为官和教书之余，写诗抒志，留下了不少诗作，其中有一些诗作很为后人称道欣赏。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诗人有张思宪、来维礼、刘永椿、赵遐椿等。20世纪以来，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青海文坛渐趋活跃，除传统的格律诗词的创作进一步发展外，新兴的白话小说创作、新体诗、散文的写作也渐次兴起，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民国时期结集问世的诗稿有黎丹的《珊瑚砚斋诗集》，朱耀南的《寻芳书屋诗集》，周光辉《绘云阁诗抄》，周希武的《榆枋游草》，余人的《守义斋诗词遗稿》等十余部。五四运动以后，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白话小说和新体诗逐渐成为文学的主流。30年代中期，青海出现了多种文艺刊物，如《到民间来》、《曙光》、《轮影》、《冰丝诗刊》等。这些刊物后来陆续并入《青海民国日报》所辟文艺副刊，该报的文艺副刊有《边声》、《学生文艺》《民众乐园》等，是当时青海新文学的重要园地。各少数民族的民间史诗等文学形式，在近代继续沿袭和发展。
清末以来，青海民间主要流行传统的平弦、道情、贤孝、灯影戏等曲艺形式，后来又有了倒浆水（类似于快板书）、八角鼓、小魔术等。民国14年（1925年）以后被称为“文明戏”的话剧和舞蹈、歌咏等艺术形式登上舞台，青海地方艺术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建省以后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师生首次演出舞蹈节目，现代舞蹈伴随着妇女对戏剧运动的介入开始登上青海艺术的殿堂，这是当时社会风气发生重大变革的一种体现。抗日战争时期，青海的戏剧、歌舞、音乐等艺术进入一个大发展时期。
近代青海在绘画、书法领域也取得了一定成就。
民国以前对青海历史的专门研究基本属于空白。民国以来，这方面的研究渐次展开，出现了不少着述。
青海的新闻报刊事业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民国15年（1926年），国民党西宁县党部在创办《党报》（手抄墙报）周刊的基础上，印发了石印版《中山周报》，这是青海用近代印刷技术印刷的最早的新闻报纸。青海建省以后，随着新闻舆论、政治宣传等需求的增大，青海的新闻报刊有了大发展的机遇。1929年2月，青海省政府秘书处公报局创办了《新青海》日报，同时创办了报道省政府工作的综合性刊物《青海省政府公报》（月刊）国民军东撤后，《新青海》报受马麒、马麟控制。1932年4月，该报改称〈青海日报〉，同时改为有光纸对开石印，日发行量为800份。在报纸杂志之外，青海曾先后出现过湟中通讯社（1929年军队成立）、北平正闻通讯社青海分社（1932年成立，不久被查封）、青海电讯社（1930年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组建）三个通讯社组织，均存在时间短暂，影响不大。1949年5月，在马步芳政权行将垮台之时青海建成广播电台一座。8月1日正式播音，每日播音两次。西宁市主要街道装有播音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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❷ “五凉”时期,敦煌形成的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分别是哪些

西晋末年，匈奴族刘聪所建立的前赵政权乘晋室内乱之机，先于312年攻陷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316年又攻克长安，俘获了愍帝司马邺，西晋皇朝就此宣告灭亡。从此，原来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成了各族军事首领们互相厮杀的战场。原来聚居于中原地区的高门士族，有的跟着晋元帝逃亡到江南，建立了偏安的东晋政权；有的则躲进家乡的坞壁之中，聚族而居，“苟全性命于乱世”。在这种条件下，出现了当时南方文化特盛，而北方的文化活动几乎中止的情况。这种情况延续了将近一百年，直到北魏太武帝统一北中国以后，才逐渐有所转机。然而总的来说，终北魏一代，在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方面，仍难和南方相颉颃。但是就在这个时期，僻处西北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灿烂的“五凉文化”。所谓“五凉”，就是指建立在今甘肃西部的五个割据政权——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其中汉族人士所建立的前凉和西凉两个政权在文化上的贡献尤为突出。

❸ 文化对社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文化对现代社会的作用主要有五个方面：

一是文化提高全体公民的整体素质。文化提倡正确的价值观，例如以德为中心，重视人的群体价值，倡导无私奉献，反对见利忘义和唯利是图。主张义重于利，注重协调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提倡对人尊敬，重视修生养德，有利于人的心态平衡，解决现代人的精神困惑，提高人的文化素质。
二是有利于社会文明建设。文化有创建精神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三是促进开放，文化的传播，有力地推进人际交流和国内国际文化交流。
四是对提高人们生活质量，丰富文化生活的作用明显。文化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和康乐性，给人一种美的享受。
五是文化是应付人生挑战的益友。在激烈的社会竞争，市场竞争下，紧张的工作、应酬、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类依附在人们身上的压力不轻。参与文化活动，可以使精神和身心放松一番，以应付人生的挑战。

❹ 五凉文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哪三个方面

五凉文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它保存了中原文化典籍，继承了儒学传统，促进了河西文化学术的发展进步。西晋末年，由于中原一带内乱外祸相继发生，使得原先文化发达的中原一下子变得一蹶不振，文化典籍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相比之下，由于五凉统治者大都爱惜士人，提倡学术，对河西的学术繁荣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使中原的文化典籍和学说，在河西得到保存和发扬。根据史书记载，五凉时期河西学者撰有三十余种学术着作，后来《隋书·经籍志》着录十三种。曾经风靡中州的《人物志》赖刘昞作注保存于河西，记述河西史地的不少着述为后世史家引述采用，天文历法方面的成就由河西传入内地，河西学者的大量着作和收藏典校的典籍被选送至江南，奉献于北魏，流传到后世。

其次，吸收西域文明，提高少数民族的汉文化修养，推动了中外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后凉吕光奉前秦苻坚之命征讨西域班师返张掖时，带回了大量的西域物产、请来了西域高僧鸠摩罗什，自此西域与河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往和联系变得日益密切。西域的音乐、舞蹈、百戏，特别是在西域传播的佛教，随着中西交通的畅通和中外往来的频繁，在河西深深地扎下了根。隋代所定的九部乐中的《清乐》、《西凉》、《龟兹》、《天竺》四乐，均曾在五凉治下的河西存留传播，经过改造演变，后来又回归或传入内地。北凉时，沮渠氏笃信佛教，佛经的翻译受到格外重视，修寺造窟活动形成浩大的声势。姑臧内苑闲豫宫被辟为专门译场，昙无谶等译经八十二部、三百一十一卷之多，其中《大毗婆沙》、《优婆塞戒经》的译事分别由沮渠牧犍和沮渠兴国组织翻译班子，前者参加译经的有三百多人，历时十五载，成一百卷。后者有五百余人参与其事，足见规模声势之大。开窟造像方面，沮渠氏佞佛的事实有具体的记载，现存的河西诸遗迹和出土的一些石塔就是有力的物证。佛教传播的同时，本土文化中的绘画、雕塑吸收借鉴了西域的表现手法，显示出中西结合的特征。

第三，学风浓郁，人才辈出。五凉时期，河西教育比较兴旺，传授求学之风甚为浓郁。五凉统治者采取笼络礼遇士人的政策，征聘名流，任用显达，开办学校，奖掖着述，乃至亲自组织文事，参加讲论经义等活动，对河西的文化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民间的私学传授十分活跃，家世之学遗传不坠，又大大促进了河西文化教育的发达兴旺。从《晋书》、《魏书》以及《北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河西人士的文化素养确实要高出北中国的其他地区。五凉文化对整个中国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首先，河西继承、保存了中原的文物典章，借鉴、吸收西域文明，这对江南王朝的文化事业产生了实际影响。其次，河西文化对当时北方特别是对关中文化的复兴进步，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再次，河西文化对北魏统一北方后的文化建设和汉化改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最后，隋统一中国后，河西文化作为重要一源，加入了隋唐统一混合的文化之中，对中国文化的发展继续发生着重要的影响。

在整个五凉文化形成的过程中，以张掖为中心的北凉政权及其统治者沮渠蒙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五凉文化的核心是张掖文化。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张掖位居河西走廊中心地带，自然条件最为优越，能为五凉文化的形成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第二，沮渠蒙逊统一河西建立北凉后，制定了一系列富民强国的措施，他重视文化教育，创办学校，招贤纳士，使北凉境内人才济济，文化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第三，沮渠蒙逊联合境内汉民族大姓势力，以郡县方式管理人民，征发赋役，使农业生产得以迅速恢复。第四，大兴佛教，译经造像。当时，河西的敦煌和姑臧（武威）是重要的译经中心，地处中心地带的张掖则在佛经翻译、佛教理论研究、僧侣培养、传法受戒、石窟开凿、佛像雕塑与绘画等方面全面发展，使这里不仅成为河西佛教文化的中心，也成为整个中国北方佛教文化的中心。张掖城内的迦叶如来寺也随之成为佛教徒学习佛教的“佛学院”和佛教向中原传播的中心“驿站”。第五，制定了正确的对外政策。沮渠蒙逊在保持国家相对独立的同时，还不时与中原地区的刘宋王朝互通使节，使河西与江南的文化交流得以继续保持。

总之，由于沮渠蒙逊及其整个北凉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如沮渠牧犍、沮渠无讳、沮渠安周等）都具有深厚的儒家文化及西域文化素养，他们集汉代以来河西优秀文化之大成，将本土文化、西域文化、少数民族游牧文化、中原地区儒家文化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整合与相互吸收，至此，以儒家文化与佛教文化相融合为核心内容，同时又具有显着地域特点的张掖文化就基本形成了。

❺ “五凉”时期，敦煌形成的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分别是哪些

终北魏一代，在文化特别是文学创作方面，仍难和南方相颉颃。但是就在这个时期，僻处西北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灿烂的“五凉文化”。所谓“五凉”，就是指建立在今甘肃西部的五个割据政权——前凉、后凉、南凉、北凉和西凉。其中汉族人士所建立的前凉和西凉两个政权在文化上的贡献尤为突出。

❻ 介绍一下秦汉文化空前繁荣的原因

简要的说有两点：

1、秦汉时期文化的繁荣昌盛是建立在国家统一，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的，说明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
2、 秦汉时期许多重大的科技成就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表现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和科学家的聪明才智与非凡的创造力

详细的原因在于以下部分：

一、政治史研究
政治史方面的研究文章,在栏目中占有较重的分量。
政治制度与职官方面,简修炜的《魏晋南北朝的历史特点与农民的反封建斗争》(1988年第2、4期)一文,揭示了魏晋南北朝社会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等历史特点与农民反封建斗争的密切联系,突出地显示了该时期农民反封建斗争的明显个性。方北辰《释九品中正制之一品虚设问题》(1989年第1期)一文,通过考察该制度的历史渊源,认为魏晋之际,儒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并未根本动摇,三皇五帝、禹、汤、文、武、周、孔这些儒家崇尚的“圣人”,仍享有极崇高的地位,儒家的名教仍然左右着士大夫的思想,而当世活人要跻身于位至极品的圣人之列是不可能的。陈琳国《试论魏晋南北朝地方官吏的考课》(1991年第2期)指出,魏晋以后,秦汉时期通过上计来考课地方官吏的形式已名存实亡。东晋南朝未能建立起合理的考课制度,只以输入赋税的多寡来衡量地方官吏的政绩。北魏后期重新建立起考课制度。西魏、北周的考课卓有成效,因而地方吏治情况较好。赵昆生《曹魏侍中考释》(2000年第6期)对曹魏的侍中进行了考察,认为它是曹魏重要的权力中枢,构成了君权实现方式的核心。
关于政治事件,在司马睿对待祖逖北伐的态度问题上,刘伟航《司马睿对祖逖北伐态度之我见》(1988年第2期),不同意历代史家对司马睿的责难和批评,作者认为:自司马睿渡江直到祖逖北伐的七年中,南北形势并没有形成一个北伐的大好时机;东晋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也难以成为北伐的经济保障;东晋派戴渊节制祖逖的目的在于对王敦形成威慑,阻止其叛乱活动。王永平《曹爽伐蜀之目的及其失败原因考析》(1999年第3期)指出,历来对曹爽伐蜀的动机及其失败原因研究不够,认识停留于表面。作者认为,曹爽伐蜀不是“轻举妄动”,而是在军事力量远不及司马懿的条件下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通过伐蜀,曹爽既可控制军队指挥权,又能在政治上排斥司马懿,专断朝政;他所以失败,也不仅仅因为军事准备不足及蜀国尚有抵抗能力,主要原因在于司马懿及其党羽的破坏,这种破坏在出兵、作战和退兵时都存在。孔毅《论曹魏之黜抑“浮华”》(2000年第1期)指出:魏武帝曹操之“破浮华交会之徒”,旨在打击政治上的异己,为改朝换代清除障碍;魏明帝曹睿之罢退“浮华之不务道本者”,旨在打击思想上的异己,最终却自毁家门。
门阀士族是魏晋南北朝史中经久不衰的论题,马欣在《士族新论》(1987年第2期)一文认为,研究“士族”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称谓复杂、概念混乱。不仅治史者深感棘手,也给后学者带来困难。根据名实相符和传统习惯的原则,该文对芜杂繁多的概念进行清理筛选,认为较妥贴而且适合魏晋南北朝官僚集团的名称,该是“士族”,其他都不规范。就士族的历史地位问题,文章指出,就整个士族来说,它趋向腐朽,那是在它取得了特殊的社会地位并把持了政权以后的事情,无视士族的演化过程,一概骂倒的做法是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的。关于门阀政治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孟聚在《北魏孝文帝门阀制度论略》(1990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不能将作为孝文帝汉化改革的门阀制度与南朝的门阀制度相提并论。北魏鲜卑贵族是在长期战乱的废墟上建立起北魏政权的,北方以门阀大族为领袖的坞堡不仅维护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保留了先进的生产关系和较高水平的汉族文化。因此北魏统治者不能不依靠门阀大族谋划方略、制定政治礼仪、发展封建经济,因而也就不能不实行门阀制度。针对张承宗“吴四姓”为“东吴四姓”之说,张旭华、王宗广《“吴四姓”非“东吴四姓”辩》(2000年第4期)认为,“吴四姓”应是“吴郡四姓”,即吴郡之顾、陆、朱、张;其中张、朱二姓的代表人物就是吴郡张温、朱桓和朱据。
社会组织、成分方面,1988年第1、2期上连载章义和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奴婢及奴婢制度研究》,是作者整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一是对这一时期奴婢来源和数量的分析;二是对奴婢社会役使范围的考察。前者的结论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奴婢主要有战俘、价买、籍没三大来源,较之两汉,私属奴婢的数额显着增加。后者的结论是:这一时期奴婢的役使范围不仅与奴隶社会的奴隶的役使存在着本质的差异,而且与两汉时期也有着明显的区别,即该时期奴婢的绝大部分已由两汉时期的非生产者转变为社会的直接生产者,都被普遍地役使于农业、手工业等生产部门。周国林的《论蜀吴图籍中“吏”的身份》(1987年第2期),是具有考证辨析性质的文章。该文针对史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多种看法,通过数据统计,文献、文物的印证,认为蜀吴图籍中的“吏”既不是指身份低贱的“吏”民,也不是指地位优越的士族,而是对包括上至三公、下至佐史之类的低级官员在内的所有国家官吏的总称。张敏《东晋南朝宾客述论》(1999年第2期)认为,东晋南朝宾客的构成成分比前代更为复杂,有门第低、学品高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避难的北方人士,有所谓材力死士、门生故吏,也有江湖游客、隐士。宾客作为一个特殊社会阶层,没有与佃客、僮客等封建依附民合流,相反,一部分继续受到王侯大臣的礼遇和重视。不过,宾客的社会地位确实有所下降。
二、经济史研究
专栏文章中,篇幅较多,影响较大者当属社会经济史,1985年第2期学报刊发了施光明的《释曹魏屯田制中的“分田之术”》,文章涉及的是一个古老的课题。因为曹魏屯田制度为历代史家所关注,多有论述,但关于“分田之术”这个具体而重要的细节问题,几乎无人问津。作者认为,“分田之术”是一种授田之法,其具体内容是确定给屯田民屯田土地的数量,大约是一夫一妇一百亩。文章刊出后,在全国范围内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刊物或复印全文或转摘观点,并马上引起了争论。同年第4期,专栏又刊载了周国林的争鸣文章《“分田之术”是授田之法吗?》,该文指出,“分田之术”不是“授田之法”,而是有别于“计牛输谷”的征税方式。专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88年第1期,长达三年之久,所发表文章均被《中国史研究动态》、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三国史研究四十年》等文献转载。
历代史家关于曹操的研究文章多不胜数,但对他的整个经济政策进行全面的论述,尚不多见。张雷的《曹操经济政策述评》(1985年第4期)一文,从社会背景和思想基础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认为曹操的经济政策有着丰富而广泛的内容,屯田政策是其核心,而租税政策、奖励政策也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且是紧密围绕屯田政策而展开的,在他整个经济政策中占有重要地位。曹魏时期的屯田规模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郑佩欣的《曹魏许下屯田规模虫虫彖测》(1988年第3期),通过当时曹魏每年的地租所得和粮食总产量以及劳力的耕种能力等因素的层层分析剥离,得出建安初年许下屯田的大致规模———约拥有60万亩耕地,8000多屯田户,40000余人。
商业、交通贸易史研究方面,马志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南海贸易的变迁与高涨》(1988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广州南海贸易得到巨大发展,奠定了广州的通商贸易口岸的重要地位,为隋唐以后海外贸易的进一步繁荣打下了基础,也为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郑敬高《论六朝的商业资本形态》(1994年第1期)认为,六朝商业发展,以小商人资本兴盛、官僚商业资本强劲、大地主侧身市场为特色,基本实现了商业资本的封建化,它导致了商业资本的饱和。这种饱和以盘剥小生产者取得丰厚利润为前提,是资本与特权结合的结果。超商业强制割断了商业与经济自由、竞争平等、法律秩序之间的必然联系,阻碍了商业资本的正常积累,构成了中国古代商业发展的致命弱点。刘汉东《水路交通运输与魏晋南北朝商品经济的发展》(1998年第3期)指出: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与交通运输的关系相当密切。特别是大批量的货物运输,对交通条件的要求较高。水路运输既方便,载重量又大,沿途码头的设施以及较大船只的使用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水路交通比较发达,推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江南经济逐渐赶上甚至超过了北方,水路交通是其重要因素。
区域经济的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引人注目,牛润珍的《3—6世纪海河流域城镇布局的考察》(1991年第2期)令人耳目一新。该文不仅考证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海河流域县级以上的城镇数目,而且还从地形、地貌、气候、气象等其他学科入手,考察了当时海河流域城镇的布局及其特点。极具学术价值的是,它着眼于史学与现实的密切联系,体现了全新的选题角度,而且运用了不同学科相互交叉的研究方法。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也引起了国外学者的重视。
韩国学者池培善先生的《就封裕上书论前燕慕容皇光时期的经济政策》(1999年第3期),通过分析慕容皇光在位时期,记室参军封裕的上书来探讨前燕的社会经济政策,试图从社会经济角度来解答北方游牧民族进出中原之后,异民族以何种形态发展国家。
三、思想文化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思想文化成就辉煌,在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一大批重要的文化史课题受到学者们的重视,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施光明《论五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融》(1990年第2期)一文选题新颖,把当对许多人忽视的西北文化作为研究对象,代表着魏晋史研究的一个方向。作者指出,当中原动荡、文事荒落之时,在五凉统治的河西地区却出现了一个具有浓郁的西北风采和异域情调的学术文化空前兴盛的局面。他认为,这是西域与五凉之间学术文化双向交流和双向选择的结果。正是在众多不同的领域中各种文化现象的相互交流、相互选择、相互融合的过程中,形成了瑰丽多姿的五凉文化。宗教问题仍然是文化讨论中的重点之一。程有为的《魏晋南北朝河南地区佛教的传播和兴盛》(1986年第3期)一文,将佛教在河南的传播和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汉末、曹魏时期初步传播;西晋十六国时期迅速传播兴盛;至北魏达到极盛,由此他认为,河南是佛教在中国最早传播的地区之一,其原因有四: 一、佛学东渐,河南居“天下之中”,为必经之地。二、其时作为都城的洛阳为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河南地又在都城附近。三、佛寺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朝廷官府的赐予和富人的施舍,而京城及其附近的佛寺是近水楼台。四、河南地区战火连绵,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为以生死轮回、因果报应为教义的佛教提供了肥田沃土。黄修明《魏晋南北朝佛教的政治化特征》(1992年第3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佛教传入中国后迅猛流播发展的时代,也是佛入中国而中国化的重要历史时期,其重要特征是受中国政治社会的改造和影响日益世俗政治化。无论是作为宗教形态的佛教或是作为宗教信徒的佛门僧尼,都没有超然于世俗政治之外独立存在,而是自觉或不自觉地依附政治、参与政治、服务于政治。孔毅、李民《魏晋玄学的衰落及其与佛教的合流》(1997年第2期)认为,东晋初年的批判思潮是玄佛合流的先声,儒佛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玄沸合流的关键,而魏晋玄学独立性的丧失标志着玄佛合流的实现,玄佛合流实现后,佛教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但是,佛教的这种独立是相对的,它作为一种外来的异质文化,始终不能也不可能摆脱中国传统文化的轨道而独立发展,只能是不断趋于中国化。至宋代,则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形成理学。
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特征,朱和平、白贵一《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征及其历史影响》(1998年第4期)认为,魏晋时期的文化特征有三:其一、相对独立的区域文化格局;其二、传统文化改造与新文化创造相结合;其三、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些特征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改造了传统文化固有的颓废,创造了文化新精神,而且使中国文化呈现多样化和丰富性,在文化发展中缓和了民族地域纷争和敌对关系,出现了统一的要求。
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研究,以前较少有人论及。
梅珍生《中国魏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人生观比较研究》(1993年第4期),作者指出,在东西方人学史上,魏晋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两个十分相似的历史阶段,在各不相同的历史系列中,这两个时代的功绩无论是因其对过去传统的反叛还是对未来的历史命运的昭示,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社会生活动荡不安,价值体系的崩溃,对古典的领悟,艺术的成就,世界的发现,人的觉醒……在这些改变了历史面貌的共同表象的背后,它们由于各自时代的历史条件的制约,人生的路向表现出了不同的旨趣:魏晋时代风靡士林的价值取向是玄学人生观,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呈现的则是以人文主义为内涵的世俗人生观,而这种差异,又是他们对待人和自然的不同态度造成的。
四、军事、民族研究
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军事制度之一的曹魏士家制,古今论者,不乏其人,但在诸如士家的身份等具体问题上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分歧意见,刘汉东《论曹魏士家制的发展变化及其阶段性》(1988年第4期)一文,没有将该制度看成静态事物。他认为士家制的形成有其一定的原因和时间,曹魏士家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确立和完备的发展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士家的身份地位也有相应的发展和变化。
张文强《南朝军制述略》(1998年第1期)指出,南朝的中央军事领导机构主要为中军和尚书省两个系统;地方军事领导机构为都督与州郡两个系统。南朝军队的编制序列为军、幢、队、什、伍等。兵种主要分水、步、骑。中军训练一般在京师建康进行,外军训练一般由各防镇都督刺史主持。当时的兵器是传统的弓、弩、刀、剑、矛,其制造由少府所属的尚方负责,保存管理的机构有南、北二武库。
关于战役,潘民中《汲、获之战是官渡之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第4期)认为,汲县、获嘉之战与白马之战,延津之战及官渡决战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官渡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汲、获之战发生在建安五年二月袁军攻白马之后、四月曹操解白马围之前的三月间。汲、获之战的战略意图一是消灭袁军别营,解除侧背之忧,二是破坏袁绍军粮基地,陷敌于困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民族大融合时期,民族问题历来为史家所重视。程有为、吴少珉《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问题》(1996年第1期)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的民族矛盾的形成、发展、激化和缓和的历史状况、统治者民族政策的优略得失、以及民族融合的进程。作者指出,曹魏、西晋时期是中原地区民族矛盾的形成和发展时期,十六国时期是爆发时期,北朝则趋向缓和。曹魏、西晋时期,允许少数民族内徙,有利于民族融合。但西晋江统提议将少数民族迁返塞外,则不利于民族融合,也是难以行得通的。十六国后期各国统治者的民族政策比前期为优。魏晋南北朝时期,伴随民族融合的还有民族压迫、冲突、仇杀,最后到隋唐时期内迁少数民族已完全与汉族融为一体。
五、大族个案研究方面
家族、尤其是豪门大族,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都有着重大影响,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有关这一时期某些着姓大族的个案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上世纪90年代该栏目先后发表了多位学者这方面的学术论文,他们分别对家族的源流、婚宦情况、文化特征、家族兴衰原因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于婚媾特征:汉魏以来士族政治的建立与巩固,主要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家族成员政治地位的升迁及其在学术领域中所取得的成就;二是家族之间通过婚姻裙带关系的彼此提携与利用。因此,婚媾是士族,特别是东晋南朝侨姓士族维持高门地位的一种重要手段。同时,婚媾的变化也能反映某些家族社会地位的变迁。刘静夫《京兆杜氏研究》(1993年第3期)对京兆杜氏的婚媾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与颍川荀氏的婚媾情况作了比较,作者指出,二者的婚姻之家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且都与皇室联姻。杜氏的婚姻之家,已知者有河内司马氏、京兆韦氏、河东裴氏、冯翊严氏、北地傅氏、太原与祁县王氏、河南元氏等,与荀氏相同,基本上属于高门大族。两族虽然都与皇室联姻,但对皇室的依赖程度不同。苟氏,�子恽娶曹操女,恽子娶司马懿女,荀粲娶曹洪女,荀羡尚晋寻阳公主等,绵延两晋,一直与皇室保持亲戚关系,对皇室的依赖性也较大,几乎是同命运,共兴衰。杜氏,杜预娶司马懿女,杜义女为晋成帝皇后,杜攒尚魏孝武帝妹,仅此而已。他们对皇室的依赖性小,其地位不全靠皇亲。
关于仕宦:魏晋南北朝时期,仕宦是衡量门第高卑的标准之一。仕宦的演变最能反映士族地位的升降和家族的兴衰。士族的仕宦是一个变动的历史过程。
刘静夫对京兆杜氏和颍州荀氏的仕宦特点作了比较,认为族大人众,累世为官是其共同点。荀氏见于记载的约100人,而杜氏则达120人。荀氏主要仕于汉魏南朝,仕于北朝者极少;而杜氏则遍及南北胡、汉王朝。荀氏在上层交往广泛,在中央做文职高官的多,主要是一个士大夫官僚世家。杜氏在上层交往少,做地方军政长官的多,是一个带有豪强色彩的官僚世家。苟氏门第高些,而杜氏生命力强些。颍川长社钟氏也属于汉魏旧族,谢文学《颍川长社钟氏研究》(1991年第2期)对其家族成员的仕宦情况作了追溯:钟氏自西汉至唐代中叶900多年,世系不断,从东汉末年钟繇到唐代中期钟嘉壁兄弟的500余年,几乎代代有官宦,上至宰辅,下至县令,属典型的士族之家。其家族中不少人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关于庾氏家族,孟繁冶《汉魏晋南北朝时期颍川鄢陵庾氏家族源流考》(1992年第3期)一文指出,庾氏家族自东汉至南朝13代,凡74人,近400年的历史。其家族萌芽于东汉,掘起于曹魏、西晋,隆盛于东晋,衰落于南朝。汉代以前的庾氏先人鲜见寡·闻,正史中鄢陵庾氏的出现是在东汉,庾乘即为鄢陵庾氏家族人物的最早记载。庾乘子嶷,遁,嶷曹魏时官至太仆,大鸿胪。西晋时的庚氏家族已远非曹魏时期,仅在朝中传旨宣诏、教授经学,这时已经能联合朝臣,干预朝政,具有朋党之威、家族之望了。东晋时代,是庾氏家族建功立业的最辉煌时期,也是这个家族人丁兴旺时期,庾亮是这个家族几百年历史上的代表人物。经过东晋废帝年间的政治变乱,庾氏家族已明显地由兴盛走向了衰落。
关于学术文化:世家大族要取得社会承认,须符合当时社会的价值取向。文化素养在当时是衡量人才优劣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入世做官及官职升迁的重要条件。魏晋士族多以家学明世,以士出身,虽初有军功显者,但后世也往往以学识见称。这也是当时士族骄世傲人的一个资本。孟繁冶《论颍川鄢陵庾氏之倔起》(下)(1993年第3期)一文认为,魏晋时期是庾氏家族政治发展的重要积累时期,其间文化的特征十分明显突出。庾氏在东晋政治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此时也正是该家族文化最发达的时期,文化事业成为他们政治活动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庾氏家族成员无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水平,他们在教育、文学、书法等方面都有令人瞩目的成就。司马氏江左政权与庾氏联姻,除了在很大程度上与庾氏在西晋时期政治上已有积累外,应归结于庾氏家族文化上的优势。刘静夫对荀氏与杜氏在文化方面进行了比较,认为两族各有家学,荀氏以礼乐、律令为主,杜氏原本刑律名家,自杜预后又以传《春秋左氏传》出名。在文化层次上,就整体而言,荀氏高于杜氏,荀氏人才辈出,而杜氏多以吏能或军功显名。
六、社会史研究
近年来,有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生活史的研究也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
日本学者关尾史郎《关于安徽曹氏一族墓葬的几个问题》(1997年第3期),作者通过对安徽亳州曹氏宗族墓葬字砖的梳理、分类,释疑、解读,认为曹氏宗族墓葬是曹腾作为宦官进入中央政权以后开始营建的;曹氏宗族拥有大规模的墓区,说明自曹腾以后的三四代人中,都有上至中央下至郡县的各级官员,相对而言,曹氏宗族是在短时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
妇女问题也是这些年来研究的热点问题。
万红《试论秦汉到魏晋妇女风貌的变迁》(1991年第3期)指出:魏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与秦汉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因此魏晋女性得以大胆地与封建礼教进行抗争,他们挣脱了秦汉时代礼教对妇女的束缚,为自己挣得了一些权力。但这种变化只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相对衰微的时候出现的暂时现象,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继续发展,随着大一统封建集权专制的再次确立,妇女的社会地位就每况愈下。
黄云鹤的《均田制与北朝妇女》(1994年第1期)从经济角度对北朝的妇女问题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北魏均田制带有浓厚的原始社会色彩,平均主义波及妇女、北方有大片荒芜土地、战乱打破了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以及北方思想较为开放等原因导致了妇女受田。妇女受田意味着她们经济上的独立。
薛瑞泽、王大健《3—6世纪后妃变态心理剖析》(1995年第2期)从遗传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三方面剖析了3—6世妃后纪变态心理形成的原因、表现及其对社会的危害,作者认为,遗传因素和心理因素是后妃变态心理形成的基础,社会因素是诱发这些变化的直接动因。
关于家庭生活,赵建国《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1993年第2期)如是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家庭结构有尊长卑幼、夫主妻从、嫡贵庶贱的显着特点,形成这些特点有其政治原因:实行门阀士族制度;人身依附关系严重;宗法制度的影响;封建等级制度的影响;私有制的影响。薛瑞泽《魏晋南北朝婚龄考》(1993年第2期)认为,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战乱较多的时期,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不但使婚姻形态多种多样,而且使这一时期的婚龄基本呈下降趋势。
限于篇幅,我们在此无法展示栏目中的所有内容,有不少好的文章不得不忍疼割爱,难以向读者作重点介绍。好在本文没有提到的许多文章,在史学界也同样早已产生影响。现在许昌师专已升为本科院校,升本后的《许昌学院学报》本着打造名牌,锤炼精品,质量至上,凸显特色的原则,不仅要一如既往地办好一批重点栏目,而且要把“魏晋史研究”做为特色栏目,放在学报重中之重的地位,在稿源、篇数、稿酬等方面将采取新的激励措施,近期内,该栏目除发表所有关于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各个方面的研究文章之外,将重点组织发表该时期经济,文化交流、融合及社会生活方面的学术力作。欢迎广大魏晋史研究者继续关爱支持本栏目的建设与发展,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编、研合作,共同努力,把魏晋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学术事业的繁荣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❼ 结合史实说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特点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着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着〈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二、宗教研究。魏晋南北朝的宗教问题，作为此时期文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也受到研究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佛教、道教、其它宗教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对佛教的研究文章很多。王国炎《魏晋南北朝的儒佛融合思潮和颜之推的儒佛一体论》(《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佛儒融合思潮始于两晋，盛于南北朝。颜之推生于梁，死于隋，对南北朝思想状况和儒佛斗争与融合的历史非常熟悉，加上隋统一后对儒、佛、道作一番清理，建立—个能适应统一政权的思想体系的需要，使他能建立儒佛一体论的思想。王琰《东汉、魏、晋时期佛教汉化问题刍议》(《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文认为，汉、魏、两晋时期是佛教初步汉化的时期，晋宋之际，中国僧人在佛学研究上进入了融会贯通的阶段。从宋文帝起，统治阶级开始重视佛教维护自己统治的作用，佛教汉化表现为出自政治或宗教动机的自觉汉化。赖永海《从魏晋南北朝佛学的中国化看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的关系》(《浙江学刊》1987年第2期)一文，从外来宗教与传统思想相互关系的角度去探讨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认为人们接受异国文化，往往先以传统思想去理解它，而异国文化要在他乡扎根，首先必须为该社会所理解和接受，因此它在传统面前一开始不能不有所迁就而使自己多少有点变形。二者不仅有相互排斥的一面，而且也有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互相融合的一面。李剑国《论南北朝的“释氏辅教之书”》(《天津师大学报》1985年第3期)论述了此时期的一种宣传佛教教义，思想的故事书，鲁迅称之为“释氏辅教之书”。李剑国认为此种书内容纯系糟粕，但《冤魂志》除外，它援儒入佛，常从传统儒家观念看待善恶问题，反映了中国人的传统道德观念，有某些积极因素。另外，此类书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有一些积极的东西，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进步起了促进作用。谢重光《魏晋隋唐佛教特权的盛衰》(《历史研究》1987年第6期)一文论述了佛教特权盛衰过程，认为源于汉魏之际的僧侣特权，至晋代全面确立，终魏晋南北朝之世，佛教特权并未受到根本的触动。唐中叶后佛教特权才衰落。另外，辛长青《云冈第20窟出土比尼昙媚造像颂石下碑试解》(《山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4期)、冯兴盛《试述佛教僧侣在中日古代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外国问题研究》1987年第1期)、张文彬、李绍连《试论魏晋南北朝佛教的兴盛及其社会原因》(《殷都学刊》1987年第3期)、吕淑湘《南北朝人名与佛教》(《中国语文》1988年第4期)、李献奇《北齐洛阳平等寺造像碑》(《中原文物》1985年第4期)、杨宗武《我国历史上的“三武灭佛”》(《课外学习》1988年第4期)、贠安志《安岳石窟寺调查记要》(《考古与文物》1986年第6期)等文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研究和介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
道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很盛行，因此研究道教的文章也不少。胡孚深《魏晋时期的神仙道教》(《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6年第2期)认为，人们自古以来对长生不死的追求是神仙道教形成的历史原因，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上层社会知识分子加入神仙道教，是神仙道教形成的社会条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神仙道教在我国道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它的研究，在道教史、哲学史和科学史上都有重要意义。刘九生《巴賨建国的宗教背景》(《陕西师大学报》1986年第1期)认为，巴氐流民首领李氏建立成汉的整个过程，都有天师道这个宗教背景，说明这个背景，就能具体地考察文化和宗教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及其与农民的关系。龙显昭《论曹魏道教与西晋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也对道教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和论述。
研究者们还注意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火袄教。王素《魏晋南北朝火袄教钩沉》(《中华文史论丛》1985年第2辑)，对此时期的火袄教进行了考察。以后，又发表了《高昌火袄教论稿》(《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指出至迟在高昌郡时期，高昌地区就有火袄教流行，并拥有汉民教徒。高昌国时期，由于国家禁止汉民信火袄教，汉教徒虽改从佛教，但对火袄教仍保持信仰。林悟殊《论高昌“俗事天神”》(《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则认为，高昌信奉的天神不是袄神，而可能是天体自然崇拜一类的信仰。高昌国有人信奉火袄教，但不是普遍信仰火袄教，高昌的宗教信仰不只是天神和佛教，而可能是流行着多元的宗教信仰。
除了对魏晋南北朝的佛、道、火袄等教的研究外，严耀中《北魏前期的宗教特色与政治》(《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对北魏前期的宗教与政治进行了综合考察，认为北魏的祭祀系统中突出了对“天及自然神”和“女性祖先”的崇拜，并将道教提高到“准国教”的地位，同时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佛教也经历了枯荣沉浮的命运，因此，北魏前期是中国“最富有宗教趣味的时代。”
三、地区文化研究。对于地区文化的研究，研究者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河西五凉地区。发表的论文有：黎尚诚《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西北师院学报》1985年第3期)、江波《李暠与刘昞：谈西凉文化发展的原因及其特点》(《社会科学》1985年第6期)、施光明《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兰州学刊》1985年第6期)、《略论河西学者在拓拔族封建化进程中的作用与地位》(《兰州学刊》1987年第1期)、《十六国敦煌学者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谢继忠《五凉史学述略》(《兰州学刊》1987年第2期)、陆庆夫《五凉文化简论》(《敦煌学辑刊》1987年第l期)、赵以武《十六国时代河西的局势变化和文化进步》(《兰州学刊》1988年第5期)等，这些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河西文化对内地文化发展的影响及其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黎尚诚认为，河西文化的发展，前凉和北凉起了主要作用。前凉大力提倡儒学，北凉大力提倡佛教，河西文化开了南北朝以后儒佛合流，并行发展的先声。河西文化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首先，它保存和发扬了中国传统的儒学。第二，它使印度的佛教与中国的文化先在河西交流和融合，然后向内地传播，对南北朝佛教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三，河西文化的发展，推动的河西地区氐、羌胡、鲜卑等少数民族摆脱落后习俗，走向文明，加速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施光明指出，五凉政权“崇尚文教”的措施，保存和继承了汉魏以来先进的中原文化。河西文化对北魏、北齐、北周乃至隋唐诸朝代的文化及文物典章制度产生巨大影响，成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环。它对民族大融合也产生了积极意义。谢继忠认为，五凉史学对北魏史学也有很大影响，崔鸿《十六国春秋》多取材于《五凉录》。五凉设馆修史，成为唐代大规模官修史书的渊源之一。五凉史学之所以能发展，其原因有三：第一，经济丰饶，社会安定，是五凉史学发展的物质条件和社会基础。第二，凉州浓郁学风的影响，是五凉史学发展的文化基础。第三，五凉统治者重视学术文化、重视史学，是五凉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除了研究五凉时期的河西文化外，陈创义《从孤山晋墓出土文物窥潮阳古文化》(《韩山师专学报》1985年第1期)、周积明《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南北文化》(《社会科学辑刊》1988年第6期)，分别考察了不同地区文化的特点。周积明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分为南北两大区域，认为在经学、文学、佛学、民风以及书法、绘画艺术等领域，南、北地区有着明显的差异，南方注重情性抒发，长于思辩，风格婉丽柔美；北方重朴崇实，注重力行，风格谨严庄重，充溢着一种刚阳之气。造成这种风格不同的原因，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地理环境影响的因素。南北文化风格虽异，但也有同质性。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割据，且朝代不断更换，因此缺乏—个稳定的中央政府推行礼法教化。在这种总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名教产生危机，使南北文化都具有“悖礼伤教”性。这是同质性的一个显性层次。还有更深的一层同质性，就是对儒家传统的共同认定。虽然由于社会剧变和儒学发展中存在种种弊端，出现儒学权威失坠和名教危机，但人们潜意识中仍自觉或不自觉地认同儒学价值观念。
四、思想与学术文化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思想研究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人物思想，一个是社会思潮。研究人物思想的论文有董克昌《曹操思想浅谈》(《北方论丛》1985年第l期)、许杭生《葛洪社会政治思想探析》(《学术月刊》1985年第3期)、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无神论思想》(《内蒙古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欧阳小桃《从陶渊明的归隐看魏晋士人的价值观》(《九江师专学报》1988年第l期)、胡孚探《葛洪的思想脉络和心理特征》(《社会科学辑刊》1989年第5期)、丁永忠《陶渊明与慧远——陶渊明不入“莲社”之我见》(《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等。许杭生认为：葛洪不仅是一位道教神仙家，而且是一位社会政治思想家。他所着《抱朴子》一书，既研究了神仙学说，又讨论了社会政治问题，企图把儒家的治国安邦之策与道教的长生神仙之术合二为一，尤其是外篇，不仅讨论了道本儒末的思想，而且主张兼采百家之言，还总结了汉末与三国末年吴国政治衰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颇有见识的“贵贤”、“任能”、“审举”等用人思想，并对社会上兴起的浮华任诞的所谓“魏晋风度”进行了抨击。所有这些思想，对于两晋之际动荡思安的社会来说均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于永忠分析了陶渊明与慧远为友，但不入他组织的“莲社”的原因指出，陶渊明上庐山而不入莲社的原因在于慧远所坚持的宗教形式上。慧远坚持“隐居修行”， “变俗达道”、“髡发投簪”、“袒服而行”等。陶渊明自幼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极重天伦之爱，友朋之情，而且“任情率直”，“不拘礼俗”，嗜酒成癖，自然受不了莲社宗教仪式的束缚。用陶渊明不入莲社来证明他有反佛思想是靠不住的。在社会思潮的研究方面，1985年第3期《文史哲》专门组织了《魏晋玄学笔谈》，邀请了张岱年、任继愈、辛冠洁、王明、孔繁、牟世金、郑欣、许杭生、王葆玹、王晓毅、胡绍军等专家学者，对玄学的评价，以及如何具体地深入研究玄学等问题，书面谈了看法。除了玄学研究以外，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世说新语》在政治思想上把维护纲常名教放在第一位，在哲学思想上，则取道家崇尚自然之说，冲破了东汉谶纬之说的迷雾和东晋以至刘宋弥漫于世族社会的宗教气氛。张祥浩《魏晋时期的才德之辨》(《学术月刊》1987年第10期)认为，魏晋时提出了与“德重于才”相反的命题：“才重于德”。徐干的明哲为先论、曹操的唯才是举论、葛洪的舍仁用明论，都是这个命题的体化。才重于德的思想为后世提供了因时用人的思想借鉴。因为汉魏以来的所谓重德，往往只是重世资门第的同义语，而才重于德的思想，在当时包含了反对以位论人、以族取人的进步思想，它在人才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观是值得重视的。田文棠、刘学智《魏晋“四本才性”之辩述论》(《陕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3期)指出，魏晋才性之辩的讨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从传统天人模式向以人的理性自觉为主题的魏晋精神的转机；才性“合、同”论与“离、异”论分别反映了“士”阶层中不同政治地位的人们思想要求，表现出不同的哲学倾向。其思维的共同取向，是把汉末“请议”中“臧否人物”的具体评论，推向对鉴识人物的抽象标准、原则的本体讨论。
魏晋南北朝的史学，不仅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在当时的学术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对这个时期史学研究的文章很多，主要有：李祥年《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时代环境及社会思潮对杂传内容的影响》(《浙江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试论魏晋南北朝新传记的崛起》(《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刘隆有《土族门阀制度与魏晋南北朝史学》(《齐鲁学刊》1986年第2期)、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2期)、罗秉英《魏晋南北朝时期“佚史”书志的编纂》(《思想战线》1987年第2期)、曹贻芬、崔文印《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的成长》(《史学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刘隆有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打上了门阀士族的烙印。谱系之书的兴起，为维护门阀士族的种种特权服务。人物传记中的家传，主要写门阀士族的历史。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和本纪，也往往成了家谱和家传。当时的门阀士族，正利用了经济和政治的特权，垄断了文史，而又靠着垄断文史，以维系其对经济和政治的垄断。周一良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官秉笔直书者是少数，多数人则有意为统治者的行为涂饰粉刷。害怕得罪皇帝是直接原因，另一原因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儒家教条的作用。在诸种需要忌讳的事情中，政权的禅代是最为敏感的问题。晋以后封建统治者使用两种办法来弥缝粉饰政权禅代中的“篡弑”行为，一是在确定本朝历史的断限时作文章，一是在处理前朝历史的末代或本朝历史的开端时弥缝回护，或略而不详，或公然曲笔。罗秉英例举了后汉、三国、晋、南朝宋、齐等朝的“佚史”中均有书志，指出自班、马创定史书的书志体例以来，这一体例一直为魏晋六朝史家所重视并继承和发展，不存在所谓司马彪以后的史书只有纪传而无书志的问题。另外，就正史书与佚史书志关系来说，一代书志往往先出于“佚史”，在这个基础上才出现正史的书志。这是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曹贻芬、崔文印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文献学进入了成长阶段。文献着录的分类开始从《七略》的六分法向四分法转变，并把文献的分类引进了新领域。此时期出现了类书，它按文献的内容性质分类编排，以便省览，对于保存和检索文献都有意义。《文选》、《弘明集》等总集的出现，也是这个时期的新成就。李祥年指出，438种至少3千卷以上庞大的杂传数量，先贤、耆旧、逸民、高士、忠臣、良吏、列女、孝子、高僧、幼童、神仙、灵鬼、冤魂等天上人间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有帝王君侯、高士逸民、显宦大儒、文士小吏、子弟亲朋、僧道人物等参加的日益扩大的杂传写作队伍，以及多样的杂传创作形状，表明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杂传”的兴起。它的兴起说明“传记”已经不再是经学家释经的工具，也不再是少数史家借助人事来诠释正统的道德理论的工具。它作为一种独立的着述门类的地位已日益鲜明，标志着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创作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杂传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术门类，能够较之史传创作更好地发挥其传记文学的功能，不仅启肇了中国古代传记文学创作新时代的来临，本身也构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物传记写作的主流，并对后代传记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学者认为迟至20世纪初，传记文学才开始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在中国出现，而且是由于受到西方的影响，此时期形式多样的杂传创作，证明西方学者的看法有关片面。
五、民族文化研究。民族关系与民族融合在魏晋南北朝的历史中是一个重要内容，因此研究此时期的民族文化的文章也很多，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民族文化研究的专论。有吕一飞《论北朝鲜卑文化的历史作用》(《文献》1988年第1期)、马欣、蒋家平《六世纪中叶两个民族文化圈的冲突与北方的再分裂》(《学术界》1988年第2期)、刘晓明、黄小荣《魏晋胡汉文化习尚比较研究：兼论历史中的非理性因素》(《争鸣》1989年第6期)等。这类专门研究民族文化的文章为数不多。第二类是在研究民族问题时涉及民族文化的文章。如舒顺林《拓跋鲜卑的南迁与其在我国历史上的作用》(《内蒙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中，谈到鲜卑文化时指出，通过鲜卑与汉族的交往，鲜卑族优秀的文化成份被中原汉族文化所吸收，对汉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鲜卑人不仅以其勤劳的双手和聪明才智，在我国历史上创造了丰富的物质文化，而且还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化。北魏的石窟艺术、包括史学、佛学、农学、地理学等在内的大批的学术着作，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北朝民歌，北魏书法，古乐等在中国文化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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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威、凉州区简介】

甘肃省武威市位于甘肃省中部，河西走廊的东端，东临兰州，西通金昌，南依祁连山，北接腾格里沙漠。总面积33249平方千米。总人口约193.45万人。
市人民政府驻凉州区，邮编：733000。区号：0935
武威市辖1个市辖区、2个县、1个自治县。即凉州区和民勤、天祝、古浪三县。
凉州区面积5081平方千米，人口98万。邮政编码733000区人民政府驻东大街。

凉州区辖7个街道、19个镇、18个乡：
东大街街道、西大街街道、东关街街道、西关街街道、火车站街街道、地质新村街街道、荣华街街道。
黄羊镇、武南镇、清源镇、永昌镇、双城镇、丰乐镇、高坝镇、金羊镇、和平镇、羊下坝镇、中坝镇、永丰镇、古城镇、张义镇、发放镇、西营镇、四坝镇、洪祥镇、谢河镇。
五和乡、韩佐乡、松树乡、大柳乡、长城乡、金沙乡、柏树乡、金塔乡、下双乡、九墩乡、怀安乡、金山乡、清水乡、吴家井乡、新华乡、康宁乡、东河乡、河东乡。
凉州区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平均海拔1632米。地形分为三部分，西南部为祁连山地，中部为走廊平原，东北部为沙漠。属冷温带干旱区，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日照充足，温差大，无霜期为150天。历史悠久，古称凉州，是古丝绸之路上的重镇。隋唐以来，成为中国和西域经济、文化交流的都会之一。是甘肃省人口最多的县级区，是国务院1986年批准的历史文化名城和对外开放城区。
凉州区自然资源比较丰富，素有“银武威”之称，有水源林和天然草场3公顷。出产鹿茸、麝香以及羌活、大黄、秦艽、干草、麻黄等多种药材。主要矿产有煤、石膏、萤石、花岗岩等。
凉州区文物丰富，有文庙、古钟楼、罗什寺塔、海藏寺等保存比较好的古建筑。区内馆藏文物5万多件，西夏碑、铜奔马（又称马超云雀）都是举世闻名的珍贵国宝。着名的还有始建于北凉时期被称为石窟之祖的天梯山石窟；元朝太子阔端与西藏佛教领袖萨班会盟的白塔寺遗址；还有城南的唐弘化公主及其慕容氏墓葬群；城东的曾家堡寺庙、万里长城古城堡遗址；城北的雷台汉墓、尹夫人台、松涛寺；城西的祖师宫、石佛崖石窟等，都是有名的古迹。

【古凉洲大事】

一、元狩二年(前121年)，汉武帝派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击匈奴，打败了休屠、浑邪二王，先后设置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

二、建兴四年(316年)，西晋亡，河西进入“五凉”割据时期。时中原大乱，惟河西独安，武威成为当时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三大中心之一，形成辉煌的“五凉文化”。

三、唐开元二年(714年)，河西节度使杨敬述献《凉州大曲》于长安，受到唐玄宗极力赞赏，西凉乐舞成为大唐国乐。

四、1028年，宋天圣六年，党项族占领凉州，沿置西凉府。1038年，李元昊称帝，称西夏。“大夏开国，奄有西土，凉为辅郡，亦已百载。”凉州由西夏统治190余年。

五、1247年，西凉王阔端与西凉佛教领袖萨班在武威举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凉州商谈”，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文化活动】
凉州乐舞、狮子舞、社火、元宵灯会、凉州贤孝、攻鼓子、滚灯，还有剪纸、刺绣、木雕、字画等。
【凉州小吃】
凉州小吃“三套车”的凉州行面、腊肉、冰糖圆枣茯茶，在河西走廊闻名遐迩。无论外地游人还是凉州居民均爱食用，经济实惠，为大众化的风味美食佳肴。走进城区北关市场和其它一些市场，当一碗行面、一盘腊肉、一杯圆枣茯茶映入你的眼帘，就会使你产生一种较强烈的食欲。行面由优质精面加少许盐，拌水和成行面硬团发酵后，切成条状型面条块，按你的要求再用手捋成宽窄不等的长条型面条，入锅煮熟，盛入碗中再加预先配备好的腊肉、木耳、蘑菇、黄花、蒜苔、芫荽、洋芋粉制作的卤汤即成。吃起来口爽味鲜。腊肉由新鲜猪肉或猪肚加入传统腊汁及炖肉调料，经特殊烹调工艺制成，肉质香而不冲，肥而不腻，熟而不烂，肉色金黄。圆枣茯茶是由冰糖、桂圆、核桃仁、红枣、枸杞、茯茶加水熬制而成，味道十分香甜可口，色泽浓艳。凉州小吃“三套车”极适宜老幼食用，被称为凉州快餐。
还有面皮子、肉夹子、油炸糕、米汤油馓、满族饽饽（糖火烧、燕窝酥、牛舌饼、茴香饼、佛手、马蹄等30多样花色）、青粉、黄粉、沙米粉凉粉、河州大饼、醪糟鸡蛋、羊肉衔（香）头子、山药米拌面……

【凉州人的饮食特色】
凉州人的饮食，有着鲜明的地方特色，一是讲究经济实惠，大众化；二是历史悠久，品种繁多；三是兼容并蓄，南北品味融为一体。凉州人大碗吃饭，大块吃肉，大杯饮酒，充分体现了朴实厚道、粗犷豪放的性格特点。

【凉州区的学校】
甘肃省凉州区第一幼儿园
和平镇和平中学
和平街小学
武威第八中学
南关小学
谢河中学
武威第十七中学
西苑小学
西关小学
永昌镇和寨中学
武威第六中学
五和中学
武威第三中学
凉州区会馆巷小学

【各所学校简介】
http://www.lzqe.gs.cn/cms/app/info/cat/index.php/251

【流经区内的河流】
西营河、金塔河、杂木河、黄羊河。

【林木】
全区森林面积已达69.32万亩（天然林6.37万亩，人工林62.95万亩），按林种分：农防林29.86万亩，水保林8.16万亩，防风固沙林18.1万亩，经济林13.2万亩。森林覆盖率达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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❾ 武威历史上的战事

1、 武威 唐以凉州为基地与少数民族的战争 。
2、 武威天祝松山古城草原上的战争往事--松山战役（明代）。
3、 河西之战 河西即现在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以西，自古称为河西，又称河西走廊。它为内地至西域的通路，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这时它仍在匈奴的控制之下，对汉朝的侧翼构成威胁。汉廷为了打通通西域的道路和巩固西部地区，遂决定展开河西之役，为此，组织强大的骑兵部队，由骠骑将军霍去病领军出征河西。

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三月，霍去病率精骑万人出陇西，越乌鞘岭，进击河西走廊的匈奴。他采取突然袭击的战法，长驱直入，汉军所至，势如破竹，在短短的6天内连破匈奴五王国。接着翻越焉支山（今甘肃山丹大黄山）千余里，与匈奴军鏖战于皋兰山（今兰州黄河西）下，霍去病率部勇猛异常，横冲直撞，连战皆捷，阵斩匈奴折兰王、卢侯王，歼敌近9000人，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多人，并且缴获了匈奴体屠王的祭天金神像。凯旋而还。

同年夏天，汉武帝为了彻底聚歼河西匈奴军，再次命令霍去病统军出击。为了防止东北方向的匈奴左贤王部乘机进攻，他又让张骞、李广等人率偏师出右北平，攻打左贤王，以策应霍去病主力的行动。

这一次，霍去病率精骑数万出北地郡，绕道河西走廊之北，迂回纵深达1000多公里，远出敌后，由西北向东南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大破匈奴各部，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与河西匈奴主力展开决战，杀敌3万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是役，霍去病总计接受匈奴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投降，俘虏了王母、单于阏氏、王子。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120多人，后来又收降匈奴浑邪王、体屠王部众4万余，斩杀8千，全部占领河西走廊地区。汉朝在那里设置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移民实边戍守生产。

河西之战，给河西地区的匈奴军以歼灭性打击，使汉朝统治延伸到这一地区，打通了汉通西域的道路，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略目标，为进一步大规模反击匈奴提供了可能。经过漠南、河西两大战役的打击，匈奴势力遭到了重创，汉军已完全占有了这场旷日持久反击战争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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