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传统文化怎么样

Ⅰ 福州有个习俗叫做“游神”，这是种怎样的习俗

我国地域广阔，所以在很多地方都有着比较特殊的习俗。在福州就有一种习俗被称为“游神”，这种习俗在清代时就存在了，然后逐渐演变，就演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样子。福州地形比较特殊，非常的狭小。这就造成了家家户户都挨在一起的景象，福州人心中对于神明是非常敬畏的，而且他们也相信有神明的存在。

我们应该尊重民间不同的风俗习惯。现在有很多人不相信鬼神之说，这些人相信科学，所以对这些鬼神存在的节日异常的方案。这种做法是不正确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信仰。我们都应该学会互相尊重，不应该亵渎别人心中的信仰。

Ⅱ 福州的传统经典文化有哪些

拗九节是福建省福州十邑地区的汉族民俗节日，日期是农历正月廿九。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煮拗九粥祭祀祖先或者送给亲朋好友；已经出嫁的女子也要送拗九粥回娘家孝敬父母。
福州三宝：指福建福州地区汉族民间制作脱胎漆器、油纸伞、角梳的传统工艺技术，又称特艺。福州三宝工艺品蕴含了福州文化、地方特色和工艺水平。纸伞，选料考究，做工精细，品种繁多，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装饰观赏效果。 脱胎漆器是具有独特民族风格和浓郁地方特色的汉族传统艺术珍品。牛角梳，造型美观，结实耐用，温润而不挂发，去垢而不沾，解痒而不痛。
福州明清建筑博物馆“三坊七巷”、寿山石、闽剧、温泉等等。

Ⅲ 中国福建传统文化有哪些

妈祖传奇、客家故事、惠安女的服饰风俗、畲族女性头缠、寿山石雕工艺、脱胎漆器工艺、南音、锦歌、福州评话、闽南语歌谣、梨园戏、莆仙戏、高甲戏、闽剧、芗剧（歌仔戏）、木偶戏、梅林戏、闽西汉剧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着福建古老丰富的文化传统，充分体现了当地人民非凡的创造能力和丰富的情感表达方式，至今仍影响着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尤其是梨园戏、莆仙戏等古老剧种仍大量保留着古南戏的遗韵，被称之为“南戏的活化石”。

Ⅳ 榕城的文化

福州文化作为闽文化的一个分支，具有强烈的族群和地域特征，在继承了中华传统文化和习俗的大体框架之下，也发展出了自身独特的语言、习俗、节日、建筑、艺术、群体文化性格等。晋代以降、尤其是晚唐以来的大量中原汉人移民将上古和中古的汉族文化带到福州，而被边缘化的土着闽越文化也部分融入其中，二者相互结合，在相对隔绝的自然地理和历史地理条件下发展出了族群特性鲜明的福州文化，它既和闽民系的其他分支文化有一定的共性和交融，同时又具备自身特有的地域文化系统。
福州的传统民居建筑自成体系，具有极为鲜明的地域特色，它属于闽海系建筑区中的闽东民居，这种建筑形式的分布基本与闽东语的使用区域一致。典型的福州传统民居材料以木构为主，辅以砖石，其平面布局多采用“三合内庭型”，即纵轴上一次安排“门厅—内庭—厅堂—内庭—厅堂—……”，以主厅堂为核心，主厅堂有三开间、五开间或七开间的，天井两侧是廊庑。大型的民居往往采用在轴线两侧重复模式单元来横向扩展成多横多进的院落，而有时则是在两侧配以护屋或花厅，花厅是休闲会客之处，多以假山、楼阁、凉亭、水榭装点成小型的私家园林，是体现主人审美情趣的空间。福州民居结构上多用穿斗式和抬梁式，由柱承重，挑檐则是扁作直梁式的插栱挑檐。
福州民居外观上最显着的特征是马鞍形封火墙、大门等结构，它们也是福州和闽东地区所特有的。福州的封火山墙采用马鞍曲线型，墙体高大、随着梁架起伏，两端翘起，动势强烈，也被称为马鞍墙或马头墙，这种墙体形式在中国除闽东外的其他地区几乎是不存在的，墙体用牡蛎壳灰或石灰涂抹成白色，而墙头和翘角都施有彩绘雕塑，有些雕塑包含了大量与海洋有关的元素。波浪般连绵的马鞍墙曲线在20世纪中叶之前构成了福州城市天际线的轮廓。福州民居的大门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以插拱支撑单坡屋顶形成似为门罩的雨罩，另一种是采用三间六扇门或明三暗五六扇门，门廊宽敞，施双坡顶、两侧由封火墙延伸出牌堵，大门后用一扇插屏门隔挡第一进院落，第二种大门的中间正门仅在重大仪式时打开，平时进出都走两侧小门。建筑中的门窗、斗拱、梁架等部位常常修饰以精致的木雕。福州的寺庙、祠堂等宗教建筑和公共建筑也采用和福州民居相似的建筑模式，而殿宇中常有藻井，连重建于明代的福州清真寺也采用了福州传统建筑的布局和封火墙等元素。在维持福州民居基本形貌的基础上，福州各地的民居建筑在细节上又有所差别。一些处在山区的福州民居（如闽清一带的一些民居）常在建筑平面两侧或对角线处加盖炮楼、城堡、吊脚楼，这是历史上为了防御匪徒而建造的。而福清一带的民居受到莆仙民居的影响，常常用红砖砌墙，飞檐翘脊，大门装修考究。福州的一些当代建筑为了体现本土特色，在外观上也采用了马鞍形封火墙这个典型的福州传统建筑元素。
此外，福州的海边或海岛上的民居为抵御台风，大部分采用石砌，并以石块压瓦。过去福州社会底层小家庭的居民住宅有着其他的形制，许多下层小户人家居住在连片的联排木屋中，水边的小户居民则常住干栏式的提脚房（高脚楼），而福州疍民则以船为家，这些居住形式都是纯木构的。福州畲族的民居大多规模很小、形制简单，中间常为厅堂，有木屏隔为前后庭，左右是厢房，家族聚居的大厝很少见。
福州传统民居建筑分布在福州各地，其中一些非常具有代表性。比如福州市中心的三坊七巷历史上一直是福州豪门望族的居住区，其占地40.2公顷，现存268座明清古民居，是中国都市中心保留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明清古建筑群，被誉为“明清古建筑博物馆”，三坊七巷的整体被列为中国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闽清县的宏琳厝是中国最大的单体古民居，它占地17832平方米，共有35间厅堂、30个天井、36扇风火墙、13座大门，666间房间，从1795年到1823年历时28年才建造完毕，居住着黄氏家族100多户900多人，建筑内拥有大量精美的木雕、石雕、砖雕等。 由于儒家思想的长期熏陶，福州的宗族观念较深，祠堂众多，有统计数据认为福州的祠堂有2000多座，而祭祖在福州的社会生活中也相当重要。祭祖一般在宗族祠堂进行，各家族的仪式细节有所差别，每年祭祖的次数和日期也不尽相同，较为常见的是在农历的元宵、中元节和冬至祭祖，中元节之后做半段时往往伴随着祭祖和宴会。宗族观念也反映在福州传统民居中的空间分配上，在民居院落中主厅堂的正房是由长辈来居住的。
福州婚俗要求男方先下聘礼，女方则准备妆奁，马桶、梳妆箱和大脚盆是必备妆奁，定亲和迎娶前男方都需先送礼至女方家庭，女方则要有特定的回礼。婚礼当日，男方还要找一些家庭背景良好的男孩在洞房的马桶中撒尿，以求早生男孩，称为“开桶”；新妇被接到到男方家中后要叩见男方家族长辈，长辈则会送新妇见面礼，早年新娘出嫁常有伴房妈相伴，而过去伴房妈很多都是福州疍民妇女。家里诞生头胎孩子时，会向亲戚近邻分送太平面或红蛋，新生儿的外祖父母家则负责置办婴儿用品和礼品，孩子满月和周岁时家中常常会办宴席，有的家庭还会让满周岁的幼儿抓周。福州族群生日时要吃太平面，而从虚岁五十岁生日起开始做寿。福州地区的葬礼往往要求子孙披麻戴孝，男性子孙穿戴麻衣、草帽，女性子孙身着粗麻布衣裳，其余亲人则腰缠白布。传统葬礼还讲究“做七”，即葬礼要办七七四十九日，佛教徒或道教徒常在家中办道场或请僧侣念经。
福州的民间信仰有着久远的历史，它和道教紧密结合，对福州的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渗透到了民间习俗中去。福州的各种民间神灵数量庞大，许多社区和村庄还有自己的地方神，每年福州各地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迎神和游神活动。福州迎神、游神活动是农历正月的重要习俗活动，常常在正月初十到十五这段时间内举行，活动多以村或社区为单位，有时几个社区也会联合迎神，具体仪式是将神祇塑像接入大轿中，并由人抬着在社区街道上巡游，而当地百姓往往会夹道迎接或观看，信徒则会烧香放炮，并在家门口摆设供品，希望迎神队伍能够在家门多停留一些时刻。迎神往往是社区一年中最热闹的活动之一。除了正月之外，特定的神祇还会有其独特的纪念日来进行迎神，此外有的神祇的迎神还会中元节前进行。
福州市中心就分布有温泉带，而福州人开发市区的温泉资源已有很长的历史，形成了被被称为“金汤文化”的福州温泉澡堂文化。在北宋嘉佑年间福州已建起了“官汤”、“民汤”40多处。福州市区的一些地名也来自于温泉，比如鼓楼区的古三座就得名于该地段始建于五代的三座温泉。澡堂被福州人称为“汤池店”（平话字：Tŏng-diè-dáing）。福州人利用温泉沐浴、养生、疗疾，同时也将温泉澡堂作为社交场所，因而澡堂成为福州人尤其是老一辈福州人生活中重要的休闲内容之一。但近年来，福州的澡堂文化渐渐衰落，以至于政府部门提出要抢救澡堂文化。 福州文学初兴于唐末五代，早期以诗词赋为主，在宋代出现了张元干、郑思肖这样的诗词名家，而明代的闽中十子中有九位都来自福州府，像张经、叶向高这样的着名官员也有佳作传世。南宋梁克家所编写的福州地方志《三山志》是福建存世最早的地方志，其文笔优雅，是早期地方志的典范之作。明代，小说开始在福州出现，闽县的徐熥创作了《十八娘外传》、《陈金凤外传》等文言历史小说，其中《陈金凤外传》是以历史上唯一表现五代时福州的闽国宫廷的小说。清道光年间，福州女诗人李桂玉创作了中国迄今为止篇幅最长的弹词小说《榴花梦》。从清末到现代，福州既产生了林纾这样使用文言的旧式作家，也出现了冰心、庐隐、胡也频这样的新式作家。
本土的福州语文学在清朝繁荣起来。18世纪的干隆年间，笔名为里人何求的作家完成了长篇小说《闽都别记》，该小说中大量使用福州话，记录了许多民间故事、福建野史、风俗习惯、俚谣俗谚等，是福州历史上最重要的本土文学作品之一。此后，随着基督教在福州的传播，又出现许多用汉字书写的福州语《圣经》和圣诗（如《榕腔圣诗》）。19世纪中后期平话字发明以后，也出现了用平话字写成的福州语圣经和其他的基督教相关作品。福州语文学的另外一种形式就是戏剧，比如闽剧剧本都是用福州语（汉字福州俗字）写成的。1949年之后，用汉字或平话字编写的福州语书籍的出版停止了，但闽剧剧本的编写仍然在延续。
已知最早的福州话韵书是明朝晚期的《戚参将八音字义便览》，后于清朝编入《戚林八音》，清末又出现了《加订美全八音》。平话字发明后，福州的基督教会编写了《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An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of the Foochow dialect》等榕-英或英-榕向的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有李如龙主编的《福州方言词典》和冯爱珍主编的《福州方言词典——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卷》等福州话-普通话向词典出版。 福州市的茶亭十番音乐、闽剧、福州评话、福州伬艺寿山石雕、福州脱胎漆器髹饰技艺、软木画、聚春园佛跳墙制作技艺、马尾区的马尾－马祖元宵节俗、仓山区的陈靖姑信俗、罗源县的六神经络骨通药制作工艺和畲族服饰均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Ⅳ 福州有哪些独特的民族文化现象

福州疍民群体文化在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地趋同于汉文化，而构成这一现象的因素有很多方面，但主要是表现为移民融合与通婚汉化、文化渗透与制度强制、疍民社会地位角色的变迁等。
“疍民”，是古书上对水上居民的称呼。疍民（蜑民）这一称呼由来已久，“东接建平，南接武陵，西接巴蜀，北接上庸。其属有奴、獽、夷、蜑之蛮。”这是历史上对疍民的最早记载。而福州疍民历史亦悠久，他们多是生活在闽江流域中下游及出海口区域的水上居民，又被福州话俗称其为“曲蹄”或“科题”。学界一般认为，闽江流域的“疍民”，最早应源于汉晋时期福建闽越土着。在中国历史上，疍民一直是个特殊的群体，他具有与其他所有民族的不同特点，即是以船为家的水上族群。在历史上，疍民遭受到了各种歧视和剥削偏见，其社会地位角色极其低微，历史上关于福州疍民及其相关的史料记载相当有限，《隋书》、《北史》、《太平寰宇记》、《藤山志》、《闽都别记》、《三山志》及民国时期的《福州疍民调查》等历史文献史料均对福州疍民进行一定的记叙。在学术界，专家学者也根据这些有限的史料，对福建福州疍民进行了一定的探讨，如有陈碧笙《关于福州水上居民的名称、起源、特征及是否少数民族诸问题》、韩振华《试释福建水上居民（白水郎）的历史来源》、蒋炳钊《疍民的历史来源及其文化遗存》、林蔚文《福建疍民名称和分布考》、杨济亮《福州疍民考略》、刘传标《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俗形态》等都对福州疍民作了专题探讨研究 。
在古代社会，福州疍民形成并在一定程度地保留了自身的文化传统，清代的《闽都别记》中描述“曲蹄”，即福州疍民，形成了一个与汉文化反差相当大的、概念化、符号化的疍民文化现象。如在道德品性上，“曲蹄”是自私自利、贪图小恩小惠、见利忘义；在待人接物上，他们冷漠无情、自我封闭、自我保护，不懂人情世故；在人际关系和社会角色上，他们的子女“不待呼唤，该来接客才是”，不能“自称小生”；在社会心理上，他们与来自鬼怪世界的危险有关，等等。这些可以充分反映福州疍民“曲蹄”文化与中原北方汉文化的差别之大，反映前者的明显特殊性。但在了解当今社会福州地区的疍民情况时，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了今日“曲蹄”的生活形态、心理状态等各个方面与福州地区的“汉人”表现的并无特差，显然，这与历史史料上所记载的福州疍民的文化状态、生活形态、心理状态等表现得为汉民族文化所同化，即逐渐趋向“汉化”。鉴此，本文欲就福州疍民的“汉化”问题进行初步的探析。
在学术界里，“汉化”一词用法颇有争议，当今学界对“汉化”词义本身的解释和讨论已寥寥无几，而对“汉化”这一概念的使用基本上已经“约定俗成”。中国人民大学祁美琴教授在其《关于十年来“汉化”及其相关问题研究的考察》一文中比较典型地概括了“汉化”一词的深层次的涵义：“汉化”是指改造一个民族的文化，使该民族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都同化于汉族。这里的汉族是指北方中原文化群体。历史史料记载，福州疍民“愚蠢不谙文字，不记岁年”，所描述的福州疍民文化状态是还不懂得文字表达这一原始现象，表现出了其自身文化发展明显的滞后性和封闭性。唐刘禹锡云：“闽有负海之饶……家桴筏者，与华言不通”, “家桴筏者”即是指水上居民，即疍民，这说明了在福州地区的疍民有形成自己的语言。疍家的风俗习惯与汉文化风俗习惯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异处，闽江流域的疍民是一支古老而源流多元的群体，所以其也形成了特殊的文化习俗形态。刘传标在其论着《闽江流域疍民的文化习俗形态》一文中，指出了福州疍民文化习俗的多元性和特殊性，可窥其闽越传人特征：“以舟为居”，“干栏式民居”，“跣足不冠”，“生食水产品习惯”等等。而福州疍民的心理状态也与中原北方汉人的有着一定的差别。疍民由于其生活的空间、地理环境相对较封闭等客观因素，心理状态与陆上居民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定的隔膜。因此，从以上诸方面可以看出，福州疍民的群体文化是不同于中原北方汉文化的。而在当今社会，在闽江流域依然存在着一定数量的疍家人，但是这些疍民的生活习俗，语言文化，生活方式等各方面已基本与福州人同化了，表现不出明显的异样性或特殊性，福州疍民已几乎完全为汉文化所同化了，但这一“汉化”过程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本文欲对福州疍民的“汉化”问题进行初涉地探析。
同历史上其它少数民族的传统汉化历程相比，福州疍民的“汉化”现象既有其独特之处，又有这某些共同的特点，如历史上诸异族群体的“汉化”一般都表现为移民融合、通婚、文化渗透、制度强制、社会地位角色的变化等方面，在这些方面上，福州疍民的“汉化”表现得也不例外。

一、移民融合与通婚汉化
历史上最早关于水上居民的记载是晋代的《华阳国志》，而历史上对福州疍民的最早记载是在隋朝时期，“时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为亡命，号曰游艇子……国庆乃斩智慧于泉州（即福州）”，在隋朝时，福州地区就已经有了一定数量的疍民生活存在，而且大多数是“为亡命”，可以知道，在战乱时期，包括汉人在内，一部分人为了逃避战乱，顾全性命，成为了福州疍民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也反映了早期的移民存在，这些移民与其它来源的疍民一起，成为了闽越土着居民的组成部分。《史记》有记载，汉武帝时期，“天子曰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在汉晋南北朝时期，闽越地区被中原势力所征服，在闽越地区的土着居民被迫迁徙到“江、淮间”，闽越地区出现人烟荒芜的同时，在随后的历史发展中，中原汉人也不断南迁，汉文化开始在闽越地区传播。而由于这一时期生活在陆上的居民也被迫北迁，所以仍生活在闽越地区的居民则大多数是生活在水上的疍民。因此，这一时期中原汉人移民到了闽江流域后，与福州疍民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融合，虽然在此融合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某种文化抵制现象，但是通过移民，通过融合汉化，汉文化已初步影响到生活在闽江流域的疍民文化。东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原北方战乱，“江东衣冠右阻”“八姓入闽”，又有大批汉民避乱南移，其中的一部分就定居在闽中地区，闽江流域疍民群体的原始文化受到了艰巨的挑战。中原汉文化的输入往往会对福州疍民的原始习俗、制度和文化形态产生一定程度的征服和挑战。
中原北方汉人向闽中地区的迁徙、定居，开始了汉人与疍民的融合过程。而这种融合更加表现为通婚汉化的过程。通过汉族与异族之间的通婚，是推动汉文化传播发展的最便捷途径，唐景福三年，汉人王潮、王审知率领三千部队入闽，由闽南攻打福州后，这三千士兵驻扎在福州。王审知为立足福州，安定福州，采取了“汉蛮联姻”以缓和民族对立。福州土着疍家女被迫与汉人士兵通婚联姻，从而是汉文化与疍家文化进一步融合，并逐渐趋向汉化。这是中原北方汉人通过“通婚汉化”对福州疍民迁移、传播甚至灌输其汉文化的典型史例。
二、文化渗透与制度强制
中原北方地区的汉人迁徙到闽越福州地区，推行其自身的传统文化、典章制度于福州土着，尤其是当时占福州土着大多数的疍民。
汉文化从文化领域对福州地区的疍民群体进行渗透，表现得较为显着。以福州的闽江口地区的疍民为例，唐朝时期，该地区的疍民甚多，如福建师范大学谢重光教授就认为“唐代福建境内的土着少数民族人口应该超过汉族人口”，而唐朝时期在闽越地区较大多数的“土着少数民族人口”是属于疍民身份，可见唐时该地区的疍民数量之多。而“唐武德八年（625年），都督王义童遣使招抚，得其首领周造陵、细陵等，并授骑都尉，令相统摄，不为寇……”唐朝政府通过这种招抚的办法对闽江流域的疍民进行思想文化的“唐化”，目的是为了是这些疍民“不为寇”。从而保证了海疆的稳定，维护了统治者的利益。这里既是文化渗透的手段，又有以制度强制的意味。为了使闽江流域的疍民归顺朝廷政府，政府通过利用汉文化对前者的渗透，使这些疍民逐渐地被“唐化”，而“不为寇”。 “授骑都尉”，这已上升到制度层面，通过制度的规定强制疍民归顺汉文化，归顺朝廷政府。“贞观十年始输半课”，说明唐朝已经对这些归顺、被招抚的疍民施行了租税制度。而这些疍民既然已经被招抚了，就别无选择地要去接受这些文化、制度和政策，从而逐渐推进其自身的“汉化”进程。因此，不论是从文化渗透还是从制度强制方式来看，中原北方的“汉文化”对福州疍民的文化影响和制度影响，使福州疍民原始的疍家文化进一步淡化，而不得不去吸纳、接受来自异地的汉文化；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中原北方政府对闽越福州地区的疍民推行“汉化”政策，可以方便统治者对海疆边防的控制，提高中央集权的统治力，从而能够合理地把海洋土着、疍民纳入其政治结构中去。

三、疍民社会地位的变迁与其“汉化”
疍民的社会地位历来都是极其低微，福州地区民间较为流传的“骂语”、“咒语”都与疍民有关，如“好个‘曲蹄瘟’”，“鬼穿人皮变曲蹄婆”，“曲蹄贪食，不来报知”，“疍家贼”“疍家妓女”“疍妇卖淫为生”等之类的话语都要与福州疍民“曲蹄”联系起来。而历朝政府也为了方便管理，把疍民同其它弱势群体一起被列为贱籍，因此，在古代疍民“曲蹄”几乎与贱民等同在一起，受到了世俗的普遍歧视和偏见。
自有明一代以来，各朝政府出于诸方面的考虑，逐步取消了疍民的贱籍身份，尤其是入清以来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雍正七年颁上谕准疍户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下旨对疍民“解放”：“凡无力之疍户听在船上自便，不必强令登岸，……，准其在近水村庄居住，与齐民一同编列甲户，……并令有司劝令疍户开垦荒地播种加田为务本之人。”政府已经把疍民与齐民对等，允许疍民上岸居住、耕作。虽然当时疍民的生活水平仍较为低下，但在较过往历史已经有巨大的变化。疍民的社会地位可以与齐民相媲比，又可以在岸上居住，从而可以摆脱其在水上居住的艰苦条件，原本的生活形态或多或少会有一定的变化，并逐渐与陆上居民的生活形态演化靠拢，从而进一步推进其汉化进程。如干隆年间，颁发上谕“……准其（疍民等）报捐应试”，使疍民进一步接触汉文化，吸纳、接受汉文化，而允许疍民报捐应试，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把疍民与其它人群同等对待了。但在实际上，清朝对疍民的“解放”是很不彻底的。正是因为疍民的社会角色地位“解放”的不彻底性，民国时期，福州疍民又曾几次请愿咨议局，请准与平民平等。民国元年孙中山下令“开放疍户堕民等许其一体享有公权私权”。福州闽江流域的疍民再次请愿要求“疍族复权”，“……亦有人民一律平等之规定，其不能独外于疍族也明矣”，反映了包括福州疍民在内的“贱民”的平等意识的觉醒。
因此，从福州疍民社会地位的变迁这一角度而言，一方面，福州疍民的社会地位上升既是其自身努力的结果，又是自有明以来各朝统治者调整其政治经济政策，图求进一步维护其统治利益的结果，这一变化客观上是为疍民群体所接受；而从侧面观之，疍民能够接受其社会角色地位的变化，能够顺服统治者的政策制度规定，自觉要求平等，也是反映了疍民对先进汉文化的仰慕，要求与全国平民地位平等，要求“汉化”，甚至要求其“封建化”的愿望。因此，福州疍民的社会地位，社会角色从原始的“贱民”逐渐演化成后来的“与齐民平等”，是其逐渐地加深汉化的过程体现。

四、福州疍民汉化的表现
中原北方汉人通过移民融合、通婚汉化、文化渗透、制度强制和提升疍民的社会角色地位等途径对福州疍民推行其汉文化，使后者逐渐地淡化了其自身的原始文化、生活习惯等，在此基础上又不得不吸纳、接受汉文化，融合于汉文化，从而在民族归属方面产生某种意义的文化认同，逐渐演化成为今天的福州人的一部分。《闽县乡土志》云：“本境（闽县）内无他种人，止有疍族”，可见当时的疍族之多，而这 “疍族”在面对汉文化渗透，利用自身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抵制的同时，又或被动，或主动地吸收汉族群体的文化因素，丰富和调整自己的文化形式和生活习惯。而以上几个因素对疍民“汉化”影响最大无疑是移民融合，疍民与移民长期共处，在抵制与反抵制之间最终顺从了移民的原本文化传统，不得不服从“汉化”。

五、余论
综上所述，疍民在学习、吸纳、接受以至认同汉文化的同时，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疍族异于其它群体的特色部分，但其发展的主流是对汉文化的认同，福州疍民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是疍民逐渐“汉化”的过程，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从宏观而言，如果一定要把文化分出先进与落后的区别，疍家文化较之于汉文化显然是属于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终究要服从于先进文化，或是主动自觉吸纳、接受先进文化，或是后者对其强制推行，这是历史文化发展的趋势（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讲，疍族文化也影响到汉文化的发展变化），福州疍民对汉文化的依赖是顺应社会历史文化发展的必由选择，因此福州疍民的“汉化”历程是其自身历史前进发展的体现，也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从文化角度而言，不同层面的文化之间的交流是不可能存在对等的关系，处于下风的文化要吸纳、学习处于上风的文化优点，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在历史上，福州地区的疍民较为广泛地吸收汉族社会的文化因素，学习、借鉴汉文化的长处，以丰富和调整自身的文化形态和内容，提高其文化内涵水平及社会地位角色，而这一过程又往往是表现为对汉文化的认同，顺服于汉族统治的过程，是以一定的代价换取其历史进步、社会地位提高的过程。但从整体而言，较之于疍民文化所取得的进步和发展，这种代价显然是轻微的，福州疍民群体也只能通过对汉文化的认同这一途径，才会逐渐地顺应社会历史文化的发展潮流。

Ⅵ 福建的风俗习惯是什么

一、福建民俗的发展与演变

福建地处祖国东南沿海，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中原地区。福建的东南是茫茫大海，西北横亘着武夷山脉，西南有博平岭山脉，东北是太姥山脉，大海和高山峻岭严重地阻碍了福建与外地的联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福建处于与外邻相对隔绝的状态，这种半封闭的自然地理条件决定了福建历史发展在隋唐以前严重滞后于中原，并使境内不同地区的民俗各具地方特色。现将福建民俗发展、演变的主要阶段分述如下：

(一)秦汉以前：土着民俗自成体系

考古发掘表明，早在距今约四至八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就有古人类生活在闽南漳州一带。距今四至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福建各地都有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福建先民已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如生活在闽江下游的“昙石山人”，合群而居，有简单的语言，用石斧、石锄、石镰等工具进行粗放的农作，用石锛、石刀和蚌刀、陶网坠等工具进行渔猎和采集；有了简单的手工劳动技术，能制作出相当精巧的陶器，并具备原始的纺织技术；在葬俗上，实行掘地而葬，有公共墓地，一般为单人葬，极个别为男女合葬，男子仰身直肢，女子侧身屈膝，有石器、陶器等随葬品，说明已经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还有拔牙习俗，反映了有原始巫术。距今三四千年前的武夷山土着居民已经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他们习于水性，擅长行舟，工于纺织。在宗教信仰上，他们奉龟为神话中的水母而加以崇拜。在葬俗上，实行悬棺葬，即死后将尸体安放于船形棺木内，再放置在人迹罕至的悬崖峭壁上，祈求死者灵魂早日升天。上古三代时，福建境内至少居住着7支互不相属的土着部族，古文献称之为“七闽”。春秋末，楚灭越国，部分越人遁入福建，史称这个时期的福建土着为“闽越”，他们喜欢傍水而居，习于水斗，善于用舟，最重要的习俗是以蛇为图腾、断发纹身，盛行原始巫术。《说文解字》在解释“闽”字时说：“闽，东南越，蛇种。”所谓“蛇种”，意谓闽越人以蛇为先祖，反映他们对蛇的图腾崇拜。在相当长时期内，这种崇拜一直存在于闽越族的后裔中。如闽侯疍民，直至清末仍“自称蛇种”，并不讳言。他们在宫庙中画塑蛇的形象，定时祭祀。在船舶上放一条蛇，名叫“木龙”，祈求蛇保佑行船平安，若见蛇离船而去，则以为不祥之兆。清代，福州一带疍民妇女，发髻上多插着昂首状蛇形银簪，其寓意亦为不忘始祖。

与原始宗教信仰相辅相成的巫术在闽越人中也相当盛行。闽越人流行断发纹身的习俗，《汉书·严助传》说：“(闽)越，方外之地，劗发纹身之民也。”这实际是原始巫术的“模仿术”，剪去头发、在身上纹上蛇的图案，用以吓走水怪。如《说苑·奉使》所称：越人“劗发纹身，灿烂成章，以象龙子者，将避水神。”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闽越族的后裔一直保留着断发纹身的习俗。越巫在秦汉时名扬天下，汉武帝也深信不疑。他下令在皇宫中建越祝祠，设越巫，用越人的“鸡卜”，祈求长寿。

(二)三国至五代：汉族民俗传入福建并逐渐占主导地位

秦代汉初，中央政府虽然在福建设立闽中郡和闽越国，但由于均实行“以闽治闽”的方略，所以汉文化在福建尚未有大的影响。西汉元封十年(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兵灭亡闽越国，为绝后患，模仿秦迁六国贵族于咸阳的策略，把闽越族的贵族、官吏、军队以及部分百姓强制迁往江淮一带。《史记·东越列传》载：“东越狭多阻，闽越悍，数反复，诏军吏皆将其民徙处江淮间，东越地遂虚。”汉武帝的迁民政策，给福建社会带来严重后果，尽管尚有一部分闽越人隐遁于山林湖泊之间，终因人口锐减，使原来就不发达的福建经济文化愈加落后。汉代以后，中原汉文化逐渐向东南沿海扩展。三国时，孙吴据有江东，以福建为后方基地，故重视对福建的治理和开发。孙吴政权多次出兵福建，对山越采取军事镇压政策，“强者为兵，羸者补户。”继而在福建设置建安郡和建安、南平、汉兴、建平、闽侯五县，后在侯官设立典船校尉；在霞浦设立温麻船屯。孙吴政权除了在福建驻扎军队，派遣官吏治理外，还将许多罪犯流放于福建，同时也有一些士民避祸闽中，从此，揭开汉文化大规模传入福建的序幕。西晋至五代，大量中原汉人不断向东南沿海迁徙。随着汉人大批入闽，汉文化在福建自北向南迅速传播，汉族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宗教信仰等民俗逐渐取代土着民俗而占主导地位。同时，一些汉族与土着通婚，闽越族的一些习俗也沉淀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宋元时期：保留中原古风，形成地方特色

宋代，福建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社会相对安定，生齿繁毓。据统计，宋嘉定年间(1208～1225年)福建人口有1599215户，比唐开元年间(713～742年)增长近15倍。在中国经济重心南移的历史条件下，福建经济在短时间内跻身于全国发达地区行列，正如诗人张守诗句所云：“忆昔瓯越险远之地，今为东南全盛之邦。”反映福建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随着经济的长足进步，文化也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教育事业十分发达。据统计，宋代福建有县学、州学56所，书院75所，还有数以百计的书堂遍布城乡，莆田有“三家两书堂”(李幼杰《莆阳比事》卷6)的记载，福州有“学校未尝虚里巷”(梁克家《三山志》卷40《土俗类二》)的说法。因读书风气十分浓厚，福州是“城里人家半读书(祝穆《方舆胜览》卷10《福州》)，连山区泰宁也出现“比屋连墙，弦诵相闻”(何乔远《闽书》卷36《建置志》)的景象。由于教育发达，读书风气兴盛，故福建科举鼎盛，人才辈出。据统计，宋代福建进士多达7038人，占全国进士总数35093人的五分之一；宋代宰相共134人，福建籍宰相有18人，居全国第三位；被《宋史》收入的福建名人多达179人，居全国之冠。宋代福建涌现出一大批名扬中外的杰出人才，有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天文学家苏颂、法医学家宋慈、史学家郑樵和袁枢、书法家蔡襄、着名诗人杨亿、慢词大师柳永、诗论家严羽、文学家刘克庄，等等。时人周必复颇为自负地宣称：“今世之言衣冠文物之盛，必称七闽”(《南宋群贤小集》第13册《端隐吟稿序》)

宋代福建文化在繁荣昌盛之时，逐渐形成地方特色。在民俗方面，一方面由于古代福建交通闭塞，各个区域之间交往不多，处于相对隔绝状态，因而为古文化的保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许多中原古文化已在其发源地逐渐式微甚至湮没，而在福建却被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在福建旧志书中，有关福建民俗“隆古”、“近古”、“犹有古意”之类的记载随处可见。以传统岁时节庆为例，志载：“风化所被，古意犹存。至如岁时节序之相沿，大抵今昔不殊。”(清·康熙《罗源县志》卷3《俗尚》)另一方面，由于福建海岸线曲折，有许多天然良港，因此海上贸易发达。宋元时期，泉州港一度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港之一，从而带动福建沿海地区经济迅猛发展。百姓商品意识较强，富有冒险性格和开拓精神，对外来文化和民俗采取较宽容的态度。这种情况与内地人民的淳朴、守成和不轻易冒险的民风形成强烈反差。

(四)明清时期：民风渐趋奢侈、颓废

明代中期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和市民阶层的形成，民风趋于奢侈。在福州，据记载：“夫婚嫁侈靡，珠玉莹煌，商财贿也。博戏驰逐，樗蒲百万，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游闲公子，饰剑履妖服，怒马扬扬过里门者，为富贵容也。”(清·干隆《福州府志》卷24《风俗》)泉州的奢侈之风更甚，耻贫夸富成为时尚，“习俗之趋尚为豪奢。”不但商贾、胥役之辈“美服食，仆妾舆马，置良田好宅，履丝曳缟，掷雉呼卢，以相夸耀，比比而然。”就是“家无担石”的贫寒之家，也“非色丝盛服不出。”“虽家非素封，亦耻居人后，”(清·干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形成耻贫心理。在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闽西、闽北地区，俭朴传统也不同程度受到冲击，嘉靖时(1522～1565年)建阳“市井者尚侈好浮。”(清·嘉靖《建阳县志》卷3《风俗》)干隆时光泽“嫁女犹从厚，设宴必欲丰。少年衣装必尚华丽，城乡演剧，耗费无穷。”(清·干隆《光泽县志》卷4《舆地志·风俗》)一些乡村百姓也染上奢侈之习，如尤溪“平民鄙俭崇奢，以服食相矜。”(清·干隆《尤溪县志》卷3《风俗》)同时，随着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加上倭寇侵扰，赋役繁苛，大量自耕农破产，其中一部分人无所事事，民间赌风、争讼盛行。《南安县志》载：“嘉靖被寇以后，一切失业细民，率趋赌博、椎剽、嚣讼之计，以幸旦夕。”《同安县志》亦称：“赌风盛行，匪自今日；赌弊最甚，莫如头家。”(转引清·干隆《泉州府志》卷20《风俗》)类似记载，在旧方志中随处可见，带有普遍性。

(五)近代至民国时期：新旧民俗并存

从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起，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随着厦门、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外国资本涌入福建，逐渐动摇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有的农民沦为无产者，靠出卖劳动力为生；有的弃农为商，做小本生意，经济基础的变化导致传统民俗的嬗变。中西文化发生碰撞，西方基督教由沿海深入内地，出现许多信奉基督、不祀鬼神的信仰群体，也有两者兼而有之的半洋半土的信徒，还有教会办的学校、医院、育婴堂等先后在各地出现。与此同时，厦门、泉州、福州等城市烟馆林立，吸食鸦片的陋习，严重地腐蚀着社会肌体。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一些西方思潮的冲击下，城镇中的传统民俗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的民俗。民国时，欧化民俗还波及乡村，《长汀县志》载：“盖邑人渐染欧化，踵事增华，奇技淫巧之事，声色货利之食习，骎骎乎遍及各乡，尤以城市为最。”(民国《长汀县志》卷17《礼俗》)

这一时期，民间服饰、器用、交际、婚俗变化较大。在服饰器用方面，清末男女皆蓄发垂辫。辛亥革命前后，男子有剪辫之举，城里人学西方剪短发。女子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剪发者渐渐增多。官员在清代着官服，有钱人家长袍马褂，出门以坐骑、轿子代步。辛亥革命后，官员着中山装、长袍，出门或以轿车代步。富豪人家穿西装革履，使用怀表、座钟、留声机等洋货，煤油、火柴、肥皂、牙膏等舶来品也进入寻常百姓之家。在礼仪方面，清代平民百姓见到达官贵人要下跪作揖，毕恭毕敬，官场更有各种繁文缛节。辛亥革命后，提倡平等，废除封建官场仪节，见面行握手、抱拳或举手礼；在婚姻礼俗方面，少部分人冲破封建旧俗，自由恋爱，婚礼也不似往昔之铺张；在教育方面，新型学校增多，还建立了女子学校。许多华侨热心家乡的办学、建厂、修桥、铺路等公益事业；一些民间陋习如停柩不殡、溺婴、弃婴、缠足、童养媳、迎神赛会等被明令禁止，虽然其中有的习尚因令行不止而远未消除，但已大有减少。在广大农村，传统岁时节庆、生产习俗、民间崇拜及其他民俗活动仍无多大改变。但总的趋势是封建性减弱，现代性增强，新旧民俗并存，传统民俗仍居主导地位。

(六)1949年以来：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新的风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人民当家作主人，他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时期，随着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福建民俗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福建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十分重视移风易俗，广泛开展宣传教育，发动群众破除陈规陋习，逐步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在人际关系上，根本改变旧社会穷人与富人、下级与上级的等级尊卑关系，确立平等、同志式的新型关系，大家以“同志”互称，友好相处，互助合作。共产党员、各级干部以身作则，廉洁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消除了旧时的官僚腐败作风。人民群众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踊跃参加各种社会活动，拥政爱民、拥军爱民，蔚然成风。在生产习俗上，大力宣传普及科学知识，应用科学技术，旧时的求神治病、祷告祈雨等愚昧落后习俗基本上被破除。在生活习俗上，城镇居民多着列宁装、中山装，农民穿本地装，尚青、蓝色；出门旅行乘坐汽车、火车、轮船，旧时的坐轿、骑马现象明显减少，以至消失；生病求医成为城乡大多数人的共识，旧时“信巫不信医”的陋习基本破除，人民政府花大气力彻底杜绝吸食鸦片、卖淫嫖娼、缠足等丑恶现象。在婚姻礼俗上，各级政府认真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提倡自由恋爱，婚事新办，逐渐蔚然成风；封建包办、买卖婚姻、婚事大操大办，受到抵制和舆论批评；法律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流行数千年的童婚、溺婴、纳妾等行为被明令禁止。在丧俗上，禁止停柩不葬，鼓励丧事从简。农村虽沿袭土葬，但风水堪舆、建醮普度亡魂之俗逐渐淡化。福州、厦门、漳州等城市推行殡葬改革，倡导火葬，取得成效。在岁时节庆上，仍保留传统节日，其内容已赋予新时代特色，更加丰富多彩。除表演舞龙、舞狮、演戏等传统节目外，还有看电影，举行球类比赛、拔河比赛等体育活动，铺张浪费、祭祀鬼神等旧俗逐渐淡化。遇公历元旦、妇女节、劳动节、青年节、儿童节、建军节、国庆节等欢庆节日，城乡一般要组织报告会、文艺演出、球类比赛、游园或参观等活动，气氛热烈而富有意义；在宗教信仰上，人民政府实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同时加强无神论教育，用科学知识破除鬼神迷信，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民间迷信活动大为减少。

这个时期，福建省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还十分重视对畲族、回族等少数民族的工作，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本省少数民族的状况进行调查和民族采风，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各少数民族优良风俗习惯得到继承发展，一些陋习也逐渐革除。

“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受极“左”思潮影响，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将民俗现象不加分析地斥之为“四旧”，用行政或暴力手段予以破除，许多正常的民俗活动遭到批判和禁止，福建民俗被严重扭曲。传统节日除春节外，多被禁革，过春节也要“革命化”，除夕吃“忆苦思甜饭”，大年初一不准舞龙、舞狮，不准演唱传统戏剧；人们服饰单一，传统的旗袍等服装均被禁止。各地庙宇大多被摧毁或封闭，或改为仓库、学校，菩萨、神像均被捣毁，甚至许多文物、艺术品也被作为“四旧”加以破坏、烧毁，等等。

二、福建民俗特征

民俗的形成一方面是与人们的社会物质生产水平、生活的内容与方式的变化以及自然条件相适应，总之是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只是民俗的变化往往滞后于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民俗一旦形成便世代相袭，并以传统习惯势力、传袭力量和心理信仰影响和制约着人们的意识和行为，具有长久的传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此外，民俗还具有民族性、阶级性和社会性等特征。

福建民俗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和氛围中形成的，所以具有中国传统民俗的一般特征。同时，它又是在福建这个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历史文化等条件下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因此在许多方面必然带有显着的地方特色。在丰富多彩的福建民俗事象中，表现比较突出的特征有：

(一)多源性

福建民俗的构成是多源的，主要有四个来源：

1.秦汉以前的原始土着民俗。福建原始土着居民在秦汉之前有着自成体系的民俗，秦汉以后，闽越族与汉族逐渐融合。唐朝人丁儒在《归闲诗二十韵》(其二)对唐前期闽南地区民族融合的情况作过这样的描述：“漳北遥开郡，泉南久罢屯。归寻初旅寓，喜作旧乡邻。……土音今听惯，民俗始知淳。……辞国来诸属，于兹缔六亲。追随情语好，问馈岁时频。相访朝和夕，浑忘越与秦。……呼童多种植，长是此方人。”(清·康熙《漳州府志》卷29《艺文》)闽越族的部分习俗成为历史遗迹，还有部分民俗却沉淀传承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刻影响着福建其它民俗。

2.汉族民俗。汉代以后，中原汉族不断南迁，带来了汉族的民俗，并逐渐成为福建民俗的主体。志称：五代时，闽北多为江北避乱之民，所以“备五方之俗”(《八闽通志》卷3《地理》)，闽西也“由唐历宋，风声气习，颇类中州。”(陈一新《赡学田碑》转引民国《长汀县志》卷17《礼俗志》)福建民俗中无论是生产习俗、生活习俗，还是人生礼仪、岁时节庆，以及民间信仰和崇拜等等，都与中国传统民俗一脉相承。

3.少数民族习俗。福建是畲族的主要聚居地，畲族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习俗是福建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元代蒙古族和清代满族的一些习俗也沉淀在福建民俗中。

4.外国民俗。宋元时期，泉州为世界着名港口，对外贸易繁荣。大批阿拉伯人、波斯人到泉州经商，其中一部分人定居泉州，府志载：“胡贾航海踵至，其富者赀累巨万，列居郡城。”(清·光绪《泉州府志》卷75《拾遗》上)他们有自己的学校--“番学”，信仰伊斯兰教，保留本民族的传统习俗。这些外来民族虽然后来基本上与汉族融合，但一些特殊习俗却保留下来，成为福建民俗的一部分。元代、明代和近代，随着基督教的传入，欧洲的一些民俗也传入福建。特别是近代以来，福建民俗受外国民俗的影响日益明显。

(二)融合性

福建民俗的融合性有三个方面的含义：

1.不同民族民俗的融合。汉族民俗固然为福建民俗的主体，但福建汉族民俗实际上是融合了其它少数民族的习俗而自成体系的，如闽越族的一些习俗就被汉族所继承。自古以来，福建的宗教信仰特别发达，这与闽越族“信鬼尚巫”的传统有密切的关系。又如闽越族妇女普遍参加生产劳动，这一习俗被入闽的汉族继承下来，在福建沿海地区，妇女参加生产、从事重体力劳动相当普遍。《闽书》载：“福州……田则夫妇并力而合作，女作多于男。女人能轿，取女轿三十户以应内宫之役。”(《闽书》卷38《风俗》)晋江的“妇女芒𪨗负担，与男子杂作；百工技艺，敏而善仿。”(清·干隆《晋江县志》卷1《舆地志·风俗》)闽越族的部分后裔疍民及畲族，在保留其独特习俗的同时，也吸收了大量汉族民俗，并把它们与本民族的习俗融合起来。

2.不同地区汉民俗的融合。中原汉人迁徙福建，前后持续千余年，他们以中州移民为主，还有不少是来自其它地区的汉人。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汉人，在具体习俗上还是有些差异，有的甚至差别很大，相继进入福建后，汉族民俗也逐渐融为一体。

3.中外民俗的融合。商品经济的发达和海外贸易的繁荣，使宋元时期福建东南沿海地区以开放的姿态对待外来文化，特别是泉州港，“民夷杂处”，“市廛杂四方之俗。”(《西塘集》卷7《代太守谢泉州到任》)泉州汉民对外来文化博采广取，加以融合。以宗教信仰为例，宋元时期流传于泉州地区的，除道教、佛教、民间宗教及其他民间信仰外，还有从外国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天主教方济各派、婆罗门教、印度教、摩尼教等等。这些外来的宗教不但为侨民所信仰，在汉族中也拥有不少信徒。各种传统宗教与外来宗教和平相处，互相交融渗透。

(三)区域性

福建汉人的祖籍大多是中原地区，由于他们入闽的时间前后相差数百年甚至上千年，以致所带来的中原汉语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入闽后，又因与当地土着居民的融合程度不同，加上地区间交通不便、往来不多等原因，逐渐形成许多不能相互通话的方言区。连城、清流、大田等山区县，竟然没有本县通用的方言，甚至相邻的乡村不能进行语言交流。福建方言以纷繁复杂着称于世，在中国八大方言中，除了湘方言外，其它七大方言均有在福建的不同地区流行。

语言是文化的主要载体，地区的文化特色，往往在语言上得到体现。民俗也因不同的方言区而存在着差异。以民间信仰为例。临水夫人和五帝的信仰主要在以福州为中心的闽东方言区内流行，妈祖的信仰中心在兴化方言区，王爷、保生大帝的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南方言区，扣冰古佛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北方言区，定光古佛信仰主要流行于闽客方言区，等等。

在同一方言区内，不同府、县的民间信仰又有所差异。以闽南方言区为例：保生大帝、开漳圣王陈元光及其部将辅顺将军马仁、辅胜将军李伯瑶、辅义将军倪圣芳、辅仁将军沈毅的宫庙在漳州府属各县较多，广泽尊王信仰以泉州、南安最盛，清水祖师在安溪、永春、德化影响较大，青山公在惠安县拥有最多的信徒。其它方言区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各府、州、县都有自己的保护神。

在同一县内，每个铺、境、村落都奉祀一个或若干个特定的神灵作为保护神，旧称境主、福主、土主、社神等。以泉州为例，旧时泉州城分为36铺94境，铺有铺主，境有境神，共有大小神庙130多座，奉祀着100多尊神灵。境主神的神庙由居住在该境的百姓捐资合建，各种宗教活动也由该境的百姓参加，抬神出游一般不能越出本境地界。

(四)可塑性

平民百姓则不那么严格，往往将纳采和问名合而为一，将纳征和请期合而为一，同时简化迎亲礼节。贫穷之家的婚礼则更加简化，甚至在除夕之夜草草合房者也大有人在。又如福建绝大多数地方盛行厚葬之俗，闽南地区更甚，俚语有“生在苏杭，死在闽南”之说。但闽南地区的不同市县，或同一市县的不同乡村、同一乡村的不同人家，丧葬礼俗的繁简程度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又如寿诞，富贵之家除了大摆宴席，祝寿请客外，还要演戏助兴。而寻常百姓之家无力大操大办，贫穷之家更不敢奢望举行寿诞之礼，能煮碗寿面招待客人就算不错了，不少人甚至终生没做过一次寿诞。类似的情况在福建的民俗中普遍存在。

(五)娱乐性

民俗的形成要得到全社会大多数成员认同，并乐意参与，需要有一定的娱乐性。福建民俗的娱乐性尤为突出，以宗教祭祀为例，福建的宗教祭祀活动往往伴有丰富多彩的戏剧演出。在百姓的观念中，要获得神灵的欢心和保佑，除了献上丰盛的祭品和进行虔诚的礼拜外，还要演戏酬神、演戏媚神、演戏娱神；不但神诞日要演戏酬神，传统节日、婚嫁寿庆、祭祖、寺庙落成、神灵点眼开光、庙会、祈雨、五谷丰收、斋醮仪式等等活动都要演戏酬神。最典型的是连丧葬也要演戏媚神，俗称“和尚戏”或“丧戏”。如政和县：“初丧，置酒召客，演剧喧哗，以送死之礼。”(民国《政和县志》卷20《礼俗》)仙游县：“父母之丧，久停未葬，必觅堪舆。……葬毕，晏酒演剧，乡里道贺。”(陈盛韶《问俗录》卷3《仙游县·金斗》)清末，泉州丧葬演戏媚神成为风尚，时人吴增在《泉俗激刺篇·丧戏》中写道：“流俗是非太倒置，作大功德竟演戏。大小班，无小备，男女眷，无不至。嬉谑笑语，嫌疑不避。毫无哀痛心，大有欢乐意。破费计百又计千，人多称其孝，戚友称其贤，鸣呼其然岂其然。”宗教祭祀活动与戏剧演出相结合的习俗，至迟在北宋时就已形成，虽说是为了“酬神”、“媚神”或“娱神”，但在客观上却取得娱人的效果。

(六)神秘性

自古以来，福建的宗教信仰特别发达，史称：“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宋史》卷89《地理志》)志书亦载：“闽俗好巫尚鬼，祠庙寄闾阎山野，在在有之。”(《八闽通志》卷58《祠庙》)福建民间所奉祀的神灵十分繁杂，既有闽越族和其他土着民族残存下来的鬼神，又有从中原传入的汉民族所奉祀的各种神灵，还有从印度、中东、欧洲等国外传入的神灵。特别是福建民众所创造的神灵数量十分惊人，他们需要什么就创造什么，带有任意性和实用性。不但神话传说中的人物(如盘古、女娲、西王母、彭祖等)、古典小说中的角色(如齐天大圣、猪八戒、通天教主、姜子牙、八仙、四海龙王等)被奉为神灵，而且岩石、老树、花草、枯骨、家禽家畜、泥土、家具等等也会成为崇拜对象，只要需要，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崇拜对象，不受限制，其随意性是中国其它地区所不能比拟的。总之，福建境内的神鬼几乎无处不有，充斥于天上、人间和地府，构成了十分庞杂的神鬼体系。发达的宗教信仰深刻地影响着福建民俗的各个方面，使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礼仪、岁时节庆等都附带了各种祭祀活动和禁忌，不同程度地染上神秘的色彩。

(七)辐射性

福建民俗具有辐射范围广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明清时期，以闽南人为主的福建人大批渡过台湾海峡，移居台湾岛，闽南的民俗几乎全盘移植到台湾，成为台湾民俗的主体；二是明代以后，闽人移民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带去福建民俗，不同程度影响了居住国的民俗；三是福建民俗还辐射影响到日本的琉球等地。

Ⅶ 福州风俗文化

福清风俗四大特点

千百年来流行于民间的风尚，习俗，基本反映出福清地区人民群众的生活传统习惯、道德规范和精神风貌。是闽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标志。从历史沿革的脉络看，福清风俗具有4个较为明显的特点：
（1） 继承古越文化的遗风；
（2） 大量接受古代中原文化的影响；
（3） 受到宗教特别是佛教和道教的影响；
（4） 近现代以来，对海外文化的吸收。
在福清传统时令节俗中，迎春、接春、迎年等生动体现了古越遗风的履痕；而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重阳节等以及婚丧寿庆传统风俗中的合婚、定聘、禳寿、正寿、开吊等和信仰民风中的关公诞、迎城隍、魁星诞、土地诞、鲁班诞等则明显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是古代中原文化的活化石。福清民间对海上女神林默娘（即马祖，俗呼马祖）和对陆上女神陈靖姑（即临水太后陈夫人，俗呼临水奶）的崇拜和信仰，说明道教对福清民俗影响之深，尤其是数百年来在民间被尊为妇女、儿童保护神的临水奶，几乎深入到民间的家家户广。信仰民风中的观音诞、地藏王诞、泗洲佛、浴佛节等等则充分展示了佛教的渗透。佛、道两教在福清民俗中间付受到信徒们的崇奉，往往一案同供佛、道两神位。相对而言，伊斯兰教对福清的习俗影响较小。近代以来，在福清的生活习尚中，也受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影响。脱鞋人屋、灯展、花展等则生动地反映了福清人又善于汲收外来文化习尚的传统。福清风俗在形成过程中，既具有吸收融汇外来习俗的融通力，又具有地域割据碎状性的排他型。生活民俗中则出现同乡不同俗，信仰民风中既有一炉香供道、佛两教的现象，又有"奉教"（指西方传来的天主教、基督教）是野教的排他型现状出现。福清风俗蕴含着尊重传统又勇于开拓，留恋乡土又热衷于外出的奇异双向型，培育了众多英才，使闽海乡贤辈出，诸如近代史上第一个放眼看世界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引进西方新兴资产阶级思想的启蒙思想家严复、中国翻译界奠基人林纾、中国近代史上在南洋开辟"新福清"的着名华侨领袖黄乃裳等等。福清风俗，充分呈现着"东南山国"与"闽海雄风"的封闭和开放双向交错的人文形态。
春节拜年 农历正月初一，古称履端，是辞旧迎新之节，也是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早晨吃太平面（线面加2个蛋），象征一年太平。初一至初三，整肃衣冠向家中长辈、亲友"拜年"，讲吉利话。闹元宵正月十五，闹元宵，逛灯市。福清地区初七以后，即盛行灯市，观灯和送灯。南后街专门出售各种纸制花灯，街道两旁，屋槽之下，花灯高悬，琳琅满目。
过拗九 正月二十九，是福清地区独有的节俗。煮糯米粥，配以红枣、红糖、荸荠、桂圆、花生等佐料，谓"拗九粥"，举家当早餐；出嫁的女儿也要送拗九粥给父母，意为祝愿平安度过"九"这一关。清明扫墓清明节，祭祖扫墓，食品主要是菠菠棵、光饼筹。
端午划龙舟 五月初五，又称五日节。初一至初五主要活动是龙舟竞度；初五中午"过节"要喝雄黄酒，吃花生粽和荷叶包。
七夕话鹊桥 七月初七之夜是神话牛郎织女鹊桥相会的时间。福清地区在这个节日普遍互相赠送蚕豆，以作结缘纪念。
中秋赏月 八月十五，又称团圆节。家人团聚吃月饼、饮酒和赏满月。旧时笙歌达旦，谓之"待月华"。
重阳敬老 九月初九，谓之重阳节，是敬老日。旧时民众登高、放风筝，热闹非常。
冬至 又称冬节。全家欢聚一堂搓粞为丸，福清话叫"搓丸"，是团圆的意思。
过小年 十二月廿四，也叫"祭灶"。家家户户打扫厨房，迎接新年，食品主要是灶糖灶饼。
过年 农历年的最后一天，又叫除夕，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全家团聚一起，欢欢喜喜吃年夜饭，给小孩分压岁钱。过了"年"，第二天即是春节。

七街三十六巷之今昔~福建福清风光

玉融古城，是一首沧桑的民谣，余韵未消；耋耋老人从爷爷的爷爷那儿，一辈辈聆听七街三十六巷的故事。夜深人静之时，犹闻木屐趿过石板巷道的“嗒嗒”声响；晨曦薄雾之中，小巷深处仿佛传来“茶食茶食”……“黄米糕光饼”的叫卖声，那卖橄榄串的老者，用竹筒装着竹签，一下一下不紧不慢地甩出清脆的声响，从唐朝一直响到今天……
今天的融城，是祖国东南沿海的一颗璀璨明珠。1990年撤县建市以来，旧城改造，规划建设，城区面貌日新月异，百万福清人民，建设侨乡新市齐努力，一个现代化的城市正在崛起。怀旧的文人墨客叩问历史老人：七街三十六巷今安在？
（一）

翻开历史长卷，我从老花镜中毕恭毕敬阅读融城。我们居住作息的这座小城，从唐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析长乐东南8乡建置万安县（福清市初名）以来，一直是县治所的驻地，历经扩建、修缮，至今已1300余年。
融城作为福清的政治、文化中心，在过去的1300年里，有1114年处于封建社会，有109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来的时间，就属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融城的街路巷名，在封建社会中主要由布衣百姓所取，官府文人兴致所至，或为某种需要，也取了不少，后来官方多次整改，文人也处处插手，这方面的街巷名称比例日渐增多，文化气息渐浓。仔细检索融城，我们揪住了历史老人的飘然银须：
唐宋间有：小桥、上井、产塘、夏铺、鱼市、横街共6街33巷；明清时有：县前、学前、西门、上井、下井、小桥、产塘、后埔、鱼市、横街、场前，共计11街33巷。
斗转星移，转眼间新中国成立，福清解放。1950年，融城有：河前、新街、一拂、产塘、后埔、小桥、宦街、福星、鱼市9街58巷；至1979年，融城还有大北、后埔、小桥、产塘、水陆、学前、鱼市、横街、福星、新街等10街61巷。
1988年福清修志，记载7街为：后埔街、鱼市街、水陆街（西门街）、产塘街、小桥街、大北街、宦街；36巷为：上巷、河头巷、郑巷、旺巷、脚带巷、相连巷、城隍巷、阳春巷、古夏巷、东巷、高巷、凤山巷、吴厝巷、学尾巷、深巷、杜伯弄、杏园弄、湖滨霞、玉斗园、参府前、福塘境、较场埔墘、五德堂。
1990年福清撤县建市前夕，共有42条路124道巷。
我们惊喜地发现，小桥街、后埔街（唐宋间为夏铺）和产塘街的名称，是由唐宋间沿用至今。古老的融城，悠久的历史，生生不息的传统文化，怎不让玉融儿女感慨万千而又骄傲自豪！

（二）

随着我市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和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市政建设也取得了巨大进展，旧城改造与新城区建设同时进行，城区面积由原来的4.6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10平方公里多，新建扩建了十多条主干道和三十多条次干道，改造了近百条小街巷，成片的旧城区被改造成新的住宅区，街路两侧高楼林立，城市面貌日新月异。与此同时，地名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成片的地名实体消失了，一个个新的地名应运而生。撤县建市以来，福清市地名办为规范城区街巷道路名称做了大量工作。1995年7月，根据198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名管理条例》和1988年省政府颁布的《福建省地名管理规定》以及1992年福州市颁布的《福州市地名管理办法》中的有关规定，本着“突出特点，注重历史，照顾习惯，保持稳定，体现规划”的原则，对融城城区内主要街道草拟了名称，分别有：
一拂街、东门街、利桥街、后埔街、文兴街、水陆街（西门街）、小桥街和凤凰路、江滨路、龙兴路、龙旺路、龙山路、融北路、下桥路、利民路、玉屏路、凤北路、龙华路、东皋路、孤山路、鸿商路、玉塘路、城隍路、金墩路、田墘路、龙津路、向阳路、凤南路、融西路、龙门路、桥溪路、江南路、天宝路、双旌路、福山路、永安巷、永居巷、永乐巷、永业巷等7街28路4巷。六年来，这些名称在城区建设中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如今，宽阔的街道车水马龙，石板的巷道不复存在，代之以整洁的水泥路。卖茶食的小伙脚上穿的是皮鞋，筐子架在自行车后座的两边，一边踩车一边很传统地吆喝：“茶食、茶食！”公交车穿梭于各主要街道，新建的向高街古香古色和现代气息和谐交融。在它的旁边，依托豆区名园，诞生了一条古玩街，与瑞云塔前、黄阁重纶下的利桥街相呼应、相媲美。

（三）

融城的街巷道名，或依地势地貌而命名，或据实际功用而称谓，或具纪念意义，或为祈求吉祥如意，争奇斗艳，意味深长。如双旌路，东从南门桥南头接江南路，西至双旌山东麓，双旌山系福清形胜之一，故路以山名。后埔街，原名夏铺街，古为夏氏集居地，街路两旁多为夏姓开设的店铺，故名。因“夏”与“后”谐音乃渐成后埔街，“文革”间曾改名反帝路，1987年又改为后埔路，现恢复原名。江滨路，旧时为纪念邑人明内阁首辅叶向高，以向高号台山为名，称台山路，民国间为纪念孙中山，改名中山路，后又名环城路，“文革”期间改名解放路，1979年恢复环城路。永安巷、永居巷、永乐巷、永业巷则以“安居乐业”四字冠“永”定名，表示居民住户美好的心愿。
在现有的街巷中，已很难找到往昔的影子了。但在沿用小桥、产塘、后埔街名的同时，有一条贯穿城区东西的街道却越来越长，越来越漂亮，那就是一拂街。
一拂街，原名一拂路，东从华侨影剧院接东门街，西至湖滨霞接江滨路，全长0.8公里，旧时分段曾名曰学前街、福新街、府前街、鱼市街、市心街、宦街等。这条街道的名称，是为纪念北宋时福清名人郑侠而起的，八十年代末将横亘在县府前的整条大街，取消各街段名称，统称为一拂街。1993年对一拂路西部的湖滨霞进行改造，成为一拂路西头一小段，故再取消湖滨霞之名，归一拂街。
纪念郑侠为何要叫“一拂街”呢？因为郑侠号称“一拂先生”，这里有一段感人的传说。
郑侠，北宋时本县海口人。生性耿直，一身正气，治平四年（1067）二十七岁中进士，因关心民间疾苦，痛斥官场邪恶，向皇帝进了“流民图”和“邪曲小人图”，得罪了大官僚，被流放到琼州，年过半百方获准回京，苏东坡保荐他到泉州当了教谕。不久，又受奸臣排挤，调回京城当看守城门的小吏。
郑侠虽经磨难，脾气却越来越倔，梭角越磨越锐。有一回，他当面指斥当朝太师蔡京纵子作恶，得罪了这个奸臣。当郑侠告老返乡之时，蔡京拦在路上，要检查郑侠的十个箱子，一番唇枪舌剑之后，蔡京蛮横地打开了郑侠的御封箱子。谁知开了九箱，全是瓦砾石块，最后一箱打开，只见文房四宝和书籍一应俱全，蔡京以为珍宝必在箱底，翻出之后，竟是一尘拂，郑侠悠然自得地说：“下官一身干净，就靠此物，时时勤拂拭，不使染尘埃。”说罢，手持尘拂往蔡京身上一拂，哈哈大笑：“可惜大人一身尘积太厚，无法拂除。”蔡京张口结舌，在围观民众的讥笑声中灰溜溜地走了。
这就是“一拂先生”和一拂街的由来，为民请命，一身正气的一拂先生将永驻家乡人民心间。福清市委市政府体民心顺民意为清廉为政的郑侠塑像，安放在街心公园东南角，面对一拂街人来人往，观太平盛世融城繁华，共享改革开放成果，而一拂路，就是一拂先生镶嵌在玉融大地上的丰碑。
融城七街三十六巷，如闽剧曲调如诉如泣，是史诗伟章如歌如颂。爱我融城，让七街三十六巷美如画卷。

Ⅷ 福州人有什么风俗文化特点

1. 祭祀。说到福州地方风俗首先要说祭祀，祭祀是中国古代十分看重的一种仪式。在婚姻、节日，乡会等举行前都要先祭祀，这是我国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保留，只是它的程序没有以前那么复杂了。就说福州人逢年过节或举办什么仪式前都要先通过祭祀来求得生活的平安，得到祖宗以及神灵的保佑，让全家人都能够无灾无病，健康长寿。福州人的祭祀很有自己的特色，他们是以祭祀自己的祖宗为主祭祀神灵为辅，因此福州人祭祀的对象具有现实的意义，更可以看出他们对家庭亲人的深情与怀念。福州人祭祀时都会先摆上两根香烛和一个小香炉，然后再摆上贡品。先摆上的是红酒，红酒一般选用福州老酒，有时也用绍兴料酒。福州人在祭台上一般会摆上十个小酒杯，然后每杯都倒满红酒，这样做的意思是让自己的祖宗在阴间也能够有酒喝。接下来就会摆上鸡、鸭、鱼、猪肉，扁肉燕和鱼丸等贡品，而鸡、鸭、鱼，猪肉是一定要贡上的，同时肉一定要是猪肉，这个原因很简单，福州人就是喜食猪肉，同时还要在每一个贡品上都放上一小片红纸，至于为什么要放红纸，福州人各有说法。当贡品都摆好时，主人会点上香（一般为三根），然后吹灭它们再在祭台前拜三拜后就可以将香插在香炉上了。接下来就会拿一个小铁桶烧纸钱，纸钱上印有各种各样的图案，比如衣服、洗衣机，电视机等，还有金币，意思是愿祖宗们在地下能有齐全的生活用品和足够的金钱，福州人在烧纸钱时最忌讳的就是火会熄灭，因为他们认为火一旦熄灭，就说明他们为祖宗准备的东西已经送完了，这样祖宗一旦得不到足够的东西就会生气以致不再保佑他们了，于是他们必须保证在烧完最后一张纸钱前火都不能够熄灭，这样才能求得祖宗的保佑。祭祀的时间应放在十二时以前，福州人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十二时以后不祭祀的话，祖宗就会自行离开祭台，因此福州人在祭祀祖宗时都很注重把握时间。

2. 婚姻。结婚是人生的一件大喜事，福州人对婚姻是特别看重的。福州人举行婚礼一般是采用中国传统的形式，就算采用西洋形式的婚礼，其中中国传统形式的成分也占有不少。对于福州人来说，传统的婚姻是这样的：结婚前男女双方都要先订婚，订婚时男方所要准备的礼金都要带有三这个数字，一般为一千三百三十三或者三千三百三十三，“三”是福州人最喜爱的数字，因为“三”与“升”字谐音，意思就是希望男女双方都能够步步高升。礼金准备完后男方还要准备猪腿作为聘礼，然后男女方再约定结婚的日子，由于福州人比较迷信吧，挑日子也是很讲究的，一般通过算命先生或者看日历来选择吉利的结婚日子，因此婚前挑日子是十分重要的一个环节。当这个环节结束后，男方就会询问女方参加婚礼的人数从而决定婚礼所办的酒席数量。接下来女方会跟男方讲好结婚时所需的酒钱、糖果、香烟，首饰等的数量。到结婚的时候，新郎先要去迎接新娘，按照传统习俗，新娘先要躲在闺房里，女方的亲朋好友会在家门口等候，当新郎来时他们就会“戏弄”新郎，比如他们会要求新郎留下一点红包，或者要求新郎请戏班演一出戏，或者请艺人讲一部评话，通过后才可以将新娘接走。新郎在接走新娘前两人都要先吃太平面（在碗里放入煮熟的线面，两个鸭蛋，少许鸡肉和香菇，然后再浇入鸡汤而成的），吃完后新郎新娘都要拜过祖宗和女方父母后，新郎才可以把新娘接走，接走时亲朋好友都会以燃放鞭炮的方式欢送新郎新娘。当新郎新娘到男方家的时候，男方的家人也会以放鞭炮的方式表示欢迎。当新郎新娘进屋的时候，也要先拜过男方的祖宗和父母，然后也要吃太平面，最后新郎要把新娘送入洞房。到了晚上举行婚宴时，新郎新娘以及他们的父母要相互见面，亲戚朋友们都会举杯庆祝。当酒桌上端来太平燕的时候（在大碗里放入扁肉燕、鸭蛋、香菇、玉米笋，香葱等再加上高汤制成的）时，新郎新娘就得出来在一位姑奶奶的陪同下拜见长辈，亲朋好友，长辈和亲朋好友都会给新郎和新娘见面礼（一般以红包或首饰为主），见面礼由姑奶奶暂时保管。这可以看出福州人举办婚礼所耗费的资金一般是由亲戚以及亲朋好友来共同分担的，这样也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男女双方家庭在举办婚礼时的经济负担。婚宴后，新郎新娘的亲人在送完客人后就会把新郎新娘送入洞房了。婚礼结束的第二天，小舅子要在凌晨五点多钟起床拜完自家的祖宗后就开始扛着用红布条扎好的甘蔗到亲家母家里（男方家）去接新娘回娘家。有人会问为什么要扛着甘蔗呢？甘蔗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希望两家人的日子都能像甘蔗那样的甜美，生活水平都能像甘蔗那样节节升高。当小舅子到亲家母家里的时候要叫新娘回娘家，这时亲家母以及新郎都会给小舅子红包，小舅子收完红包吃完太平面后就得把新娘接回娘家，然后在女方的家里吃完太平面后才算完成任务。这就是福州人的传统婚姻形式，程序多且复杂，但都充分体现了福州人耐心仔细的办事态度，勤劳朴实的精神品质，充满浓厚文化气息的生活习俗和对吉祥、平安，幸福的追求。

3. 地方传统节日

   福州人自己的节日很多，过去的福州人每月都会过上一两个节日。节日里亲戚朋友相互登门拜访，家家户户都会摆设酒桌邀请自己亲人朋友。福州人对节日的热爱源于对生活的热爱，每个月设一两个节日也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同时福州拥有那么多的传统节日也为福州文化增添了不少浓厚的气息和艳丽的色彩。福州人过节总要和祭祀保平安结合在一起，他们认为有了祖宗神灵的保佑，节日才会过得安宁与祥和，由于福州地方传统节日太多，只好选几个有代表性的节日介绍给大家。

• 拗九节。福州人把拗九节定在农历正月二十九，拗九节又称孝顺节或送穷节。相传古时候福州有一位叫目连的人，他的母亲十分凶悍，死后被送进地狱受苦。目连长大后，每天都会到她母亲的坟墓前给她送饭，但是所送的饭都会被小鬼给吃掉，目连因母亲吃不到他所做的饭而感到苦恼，后来目连用黑米煮了一碗颜色发黑的粥，那些小鬼们吓得都不敢吃，于是他的母亲终于吃到了儿子送来的粥，在阴间不再受饥饿了。后来福州人就把这一天命名为“孝顺节”（也就是“拗九节”），在这一天家家户户都会用糯米和红糖煮拗九粥，里面放上红枣、花生、豆豉、芝麻，马蹄，烧成后先用来祭祀祖宗，祭祀完毕后再作为全家人的早餐。凡是已经出嫁的女儿，都要送拗九粥回娘家孝敬父母，愿全家都能度过“九”这一关。把孝顺作为节日反映了福州人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 冬节。冬节是福州地方特有的一种时令节俗，它是被定在农历冬至。冬至的前一天晚上，人们都会在祖先神主的祭台前陈列寿面等贡品，桌面放一支大竹箩，箩中盛有糯米粉（现在都已经改成盛在大瓷碗里了），全家人会团聚在一起，边搓丸边唱福州地方民谣，人们将搓好的丸煮熟后蘸糖豆粉吃，象征着全家都能够团团圆圆，生活都能够甜甜蜜蜜。

• 元宵。元宵也叫上元节，是农历春节的又一高潮，福州人说只有过完元宵才算把春节真正过完。这一天福州地方有舞龙灯、打狮、放花灯、放焰火、猜灯谜，吃元宵等，甚是热闹。据历史记载，晋安桥就是因为宋时大量东门妇女连臂走进福州城观看舞龙灯而得名，桥上还刻有“乐游古迹”四个大字。

• 迎年。迎年又叫“游神”，旧时多在每年农历正月初十后举行，而现在较多农村仍保留这样的习俗。每到迎年时农村各户都会大摆酒席，邀请亲戚客人，在城里的亲戚好友也会在此时坐车来参加这一节日。这个节日在农村是仅次于春节的，因此也办得相当的隆重和热闹。到了这一天各村山中的神庙前都会站满穿着古装的人，这是随神像游行的护卫。神像都长期放在神庙里，到迎年时才被抬出来，神庙里的神像种类很多，如泰山老君、二郎神、白马王、尚书公、哪咤，穆桂英等，这些神像都分别由村长所指定的人来顶着，在护卫队的随行下摇摆而行。当他们到一户村民家门口的时候就会停候几分钟，该户人家会放鞭炮以示欢迎，烧香祭拜以求今年平安幸福，稍富裕的家庭还会在门口大放烟花，因此这一天站在一个比较空旷的地方朝夜空望去尽是七色多彩的焰火，焰火一放也为节日增添了不少浓厚的气息。

• 中元节。农村称这一节日为“七月半”,俗称“作半段”，由古代“郊社”演变而来的，一般在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举行。“七月半”指的是一年的半段，意在庆祝农田的丰收。农村家家户户都会做丰盛的佳肴邀请亲人和客人，有的甚至到县城请厨师来帮忙烹制。如果一个家族的一部分成员住在农村，另一部分住在城市，农村的成员就会与城市的成员约好家族的团聚“七月半”时在农村，中秋时在城市举行。从这五个有代表性的节日可以反映出福州人丰富而安定的生活，同时也客观上为福州地方的风俗文化增添了浓厚的色彩。

Ⅸ 中国福建传统文化有哪些

1、闽剧

闽剧，又称福州戏，福建地方戏曲地方戏曲剧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闽剧是现存唯一用福州方言演唱、念白的戏曲剧种。流行于闽中、闽东、闽北等地区，并传播到台湾和东南亚各地。

它是由明末儒林戏与清初的平讲戏、江湖戏，在清末（光绪至宣统年间）融合而成的多声腔剧种，俗称“前三合响”，雅称“榕腔”或“闽腔”。

闽剧风格高雅、潇洒，道白清晰，唱腔优美，婉转流畅，演员在表演中重视运用手、眼、身、法、步的基本程式，力求展现优美的身段，通过外形体现人物的内心世界。

2006年5月20日，闽剧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遗产编号Ⅳ—45。

2、梨园戏

梨园戏是福建省的传统戏曲之一。梨园戏发源于宋元时期的泉州，与浙江的南戏并称为“搬演南宋戏文唱念声腔”的“闽浙之音”，被誉为“古南戏活化石”。

梨园戏广泛流播于福建泉州、漳州、厦门，广东潮汕及港澳台地区，还有东南亚各国闽南语系华侨居住地。

梨园戏是一种古老的戏曲剧种，至今尚保留不少南戏剧目和音乐。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已有“潮泉二部”的《荔镜记》刊本，可见当时梨园戏已经流行。

清末，高甲戏在泉州地区迅速崛起，歌仔戏也随即在漳州、厦门地区广为流传，打城戏又以新的面貌出现，梨园戏因之受到了严峻的挑战，班社日益减少，范围日渐缩小，连厦门的梨园戏也改唱歌仔戏。十九世纪40年代末，梨园戏已濒临消亡。

梨园戏有大梨园和小梨园之分，大梨园又分“上路”、“下南”两支，三种流派都有各自的“十八棚头”（保留剧目）和专用唱腔曲牌。

宋时，行省称为路，闽南泉、漳一带人称上头的省份为上路，故“上路”戏系指由浙江传入的戏曲。

其剧目较为古老，保留了不少南戏脚本，如《蔡伯喈》、《王魁》、《王十朋》、《朱买臣》、《刘文龙》、《孙荣》、《朱文》（即《朱文太平钱》，存有《赠绣箧》、《认真容》、《走鬼》三出）以及《苏秦》、《林招得》、《孟姜女》等。

2006年5月20日，梨园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3、高甲戏

高甲戏，福建省泉州市地方传统戏剧，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高甲戏又名“戈甲戏”、“九角戏”、“大班”、“土班”，发祥地为福建泉州，发源于明末清初闽南农村流行的一种装扮梁山英雄、表演武打技术的化装游行。

高甲戏的传统剧目有九百多个，而演出剧目则分为“大气戏”（廷戏和武戏）、“绣房戏”和“丑旦戏”三大类。

高甲戏的角色原来只有生、旦、丑，后来又先后增加了净、贴、外、末和北（净）、杂二色；高甲戏的表演艺术来自梨园戏、木偶戏、弋阳腔、徽戏和京剧。

高甲戏的音乐唱腔以南曲为主，兼用“傀儡调”和民间小调；高甲戏使用的乐器分为文、武乐二种。

2006年5月20日，高甲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编号Ⅳ-48。

4、福州评话

福州评话是以福建省福州方音讲述并有徒歌体唱调穿插吟唱独特的传统说书形式，流行于福建省的福州、闽侯、永泰、长乐、连江、福清、闽清等十几个县市及台湾省和东南亚的福州籍华侨集居地。

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5、福州十番

又称"十欢"、"十番伬"，是福州主要地方音乐。清干隆初年，侯官郑洛英《榕城元夕竹枝词》云："闽山庙里夜人繁，闽山庙外月当门。

槟榔牙齿生烟袋，子弟场中较'十番'。"其乐器用笛、管、笙、椰胡、大小锣、大小钹、云锣、狼丈、木鱼、檀板、清鼓等13种。

流行于福州、闽侯、福清、长乐、连江、罗源、闽清、永泰、平潭、霞浦、福安、柘荣、福鼎、宁德、古田以及南平等县市，还曾巡回演奏于上海、香港、南洋群岛等地，深受群众喜爱。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高甲戏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梨园戏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闽剧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福州评话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福州福州十番

Ⅹ 福州传统的民风民俗

音乐、戏曲

福州茶亭十番。“十番”名称的由来说法不一，有认为据清代李斗《扬州画舫录》卷十一记载，此乐种因用笛、管、萧、提琴、云锣、铴锣、木鱼、檀板、大鼓这十种乐器轮番反复演奏而称“十番”。有认为福州话“番”与“欢”同音，“番”由“欢”演变而来。福州十番音乐是一种着名的民间乐器演奏形式，它是由当地民间龙灯舞演变发展而来的，原来只是龙舞灯的伴奏打击乐，乐器只有狼帐、清鼓、大小锣、大小钹等，后又逐渐加入笛、管、笙、椰胡等丝竹乐器。十番的曲调来源可分四类：1、曲牌，为流行于当地的民间音乐；2、小调，为逐渐乐器化的民间小调；3、哗牌，当地流行的唢呐曲4、打击乐，只用打击乐器演奏的“清锣鼓”。演奏形式分室内和室外两种，室外演奏边走边唱，室内演奏乐队为前堂和后堂，前堂以金革为主，后堂以丝竹为主。

闽剧俗称福州戏，流行于福州方言地区及宁德、建阳、三明等地。闽剧是明代末年的儒林戏和清中叶以来的江湖戏与平讲戏这三种不同艺术风格的戏种，互相渗透融合，并吸收了徽戏和昆曲而形成了以唱逗腔的儒林戏为主的综合性多声腔剧种。闽剧表演动作强烈，粗犷，如舞台上常有三赶三追，扁嘴憋脸，抖手颤腿，耍发甩须等表演程式。但也有部分生、旦其动作较为细致典雅。

佳节

福州除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传统节日以外，还有许多独有的节日。农历正月二十九，福州要过“拗九节”（也称“后九节”“孝九节”“送穷节”。）。这天清早家家户户都用糯米和红糖，再加上花生、红枣、桂圆、红豆、胡桃、芝麻等配米煮成“拗九粥”，用来祭祖和馈赠乡亲。已嫁的女儿要送上一碗“拗九粥”回娘家孝敬父母，福州俗语“逢九必穷”，认为人年龄上的“九”或“九”的倍数要交穷运，必须设法送穷。

寿诞丧葬

福建重视给长辈祝寿。福州传统是男庆九，女庆十。比如男人六十大寿，必须提到五十九岁那一年做，因为“九”与“久”谐音，象征着长寿。此外，在正寿前一天，必须先做“镶寿”。即在寿诞前一天，把小辈们送来的寿烛在祖先灵前全部点燃，三碗寿面分别插三朵纸花，族内小辈对过寿者叩拜，然后落座喝酒赏乐。小辈如果有钱，可请儒道设堂念经，替过寿者向北斗星求福寿，称“拜斗”。

福州丧葬习俗十分繁琐和奢侈。当逝者弥留之际，亲人必须将其床上蚊帐拆卸掉据说是为了让死后的灵魂好出窍；逝者断气后，必须为死者更衣，并在大门口“贴白”放炮。然后派人四处报丧，再准备好装满土沙的大脚桶，将素烛点燃后插在桶内，将其放置逝者床前地上，仿佛为死者奔赴黄泉路上照明。逝者脸上需盖上白纸，以示阴阳有别。

信仰禁忌

福建民间普遍存在着对树木山石的崇拜。凡是较为古老的树木，都被看作为有灵气的神木。如枫神、榕神、樟神、松公等。其中榕树作为吉神化身而更受信仰。无论城镇乡村，大凡在浓荫蔽日的着名古榕下，都会有人在树下敬香，祈求平安。

福州的生活禁忌可谓无处不在。主人请吃饭是，往往将饭盛得山般高，客人尽可以表示吃不了这么多，将饭往主人饭碗里拨，但千万不要犹豫不决，更不要顺手将筷子插在饭碗上，这样极不吉利。因为福州在供奉灵堂棺头时，有一碗装得爆满的“丧食”，上面直插一双筷子。赴结婚宴席时，不能将盘碗重叠，否则就意味着重婚。说话禁忌更多，“要碗饭”应称“来碗饭”，以避要饭之意。

饮食与饮茶

在我国京、鲁、闽、粤、苏、皖、川、湘八大菜系中，闽菜别具一格。

福州菜是闽菜的主要代表，有着独特的风味。福州菜肴用料和调味均以地方材料为主，操作注重刀工、火候，色、香、味、形俱佳，烹调上擅长炒、熘、煨、炖、蒸、爆诸法，其主要特点是：（一）善用糖。福州人煮菜，喜用糖调味，偏于甜、酸、淡，与川菜、湘菜多用辣椒形成不同的风格。用糖可以去腥，用醋是酸能爽口，适合福州炎热气候口味；淡是为了保存原味和鲜味。（二）常用糟。红糟是福建特产，福州菜肴有炮糟、淡糟、醉糟等十余种用糟法。此外，在调味品中也有用虾油。（三）多汤菜。福州菜善于以汤保味，有“百汤百味”之说。汤是闽菜的精髓。福州菜花色品种有2000种以上，其“佛跳墙”、“淡糟炒竹蛏”等都是名扬海外的名菜。

福建雨量充沛，多红黄土壤，具有种植茶叶的优越条件。绿茶、乌龙茶、红茶、花茶、白茶和紧压茶是我国六大茶类，除主要为少数民族饮用的紧压茶外，其他五大茶类福建都有大量生产，且几乎每县都产茶，与浙、湘、皖、川并列为我国五大产茶区，其中一些珍品，如安溪“铁观音”、武夷山“大红袍”、福鼎“白毫银针”等闻名遐迩。福建茶叶生产历史悠久，南唐时闽北已有“北苑御茶园”，饮茶风俗为全国最盛之地，已成“家不可一日无茶”，形成独有的饮茶风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