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文化有哪些

‘壹’ 良渚文化的介绍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中国东南地区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类型，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距今5300-4500年左右。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太湖流域的东北部、东部和东南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良渚文化遗址位于杭州城北18公里处余杭区良渚镇。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是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聚居的地方。年代为公元前33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是为良渚文化。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2012年良渚遗址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2016年，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贰’ 良渚文化的特征有哪些

文化特征

生活用器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
良渚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良渚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相当精美。

社会进程
良渚文化所处的太湖地区是我国稻作农业的最早起源地之一，在众多的良渚文化遗址中
良渚 黑陶瓶
，普遍发现较多的石制农具，如三角形石犁和V字形破土器等，表明良渚文化时期的农业已由耜耕农业发展到犁耕农业阶段，这是古代农业发展的一大进步。由此带动了当时生产力的高度发展，更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因而，制陶、治玉、纺织等手工业部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尤其是精致的治玉工艺，表现了当时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水平，其他诸如漆器、丝麻织品、象牙器等，均表现出当时生产力的一定程度的先进性及其所孕育的文化内涵！
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制度发生了激烈的变革，社会已经分化成不同的等级阶层，这在墓葬遗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浙江的反山、瑶山、汇观山等等贵族墓地，大都建有人工堆筑的大型墓台，贵族墓大都具有宽大的墓穴、精致的葬具，特别是随葬有一大批制作精美的玉礼器。与其相对的则是如徐步桥、千金角、平邱墩、吴家端口、庙前等遗址所见到的小型平民墓葬，它们不具有专门的营建墓地，只是散落在居住址的周围，墓穴狭小，随葬的只是简陋的陶器及小件的装饰用玉饰件。可见，良渚社会已在激烈的冲突中显现出等级差别。而这种差别中蕴含的财富聚敛，则是通过凌驾于氏族社会之上的某种社会权力来达到。大型墓台的营建工程量巨大，特别是象莫角山这样的非当时人们物质生活需要的大型基址，使得我们不得不十分钦佩良渚文化时期人们的营建能力。如此大规模的营建工程，需要一定的社会秩序来加以保证，否则是难以想象的。而建立这种社会秩序，又是与当时社会等级差别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在良渚文化时期，在氏族和部落里已经出现了具有很高权威的领袖人物，有着组织大量劳动力进行这类大规模营建工程的社会权力！
这种社会权力的存在，也充分表现在良渚文化时期的玉器制作上。玉器的加工是一个复杂的多工序的劳动过程，因此，玉器是手工业专门化以后的产物。良渚文化玉器中除玉珠（管）、粒、璧等少数器形外，大都雕琢有精美繁密的纹饰，表示着每件玉器上凝聚着多量的劳动成果，制作者必须从日常的以获取生活资料为目的的那种劳动状态下摆脱出来，从事单一的玉器加工制作，而其生活资料则需要广大社会群体
良渚建筑复原
为其提供。同时，玉器器形比较规范，图案花纹雕琢规范，体现其制作过程中脑力劳动成分的增加，出现相对独立于简单体力劳动的趋势，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工差别已经形成。良渚文化社会形态发生变革的另一重要方面是以用玉制度为核心的礼制的产生。埋于大型墓台之上的良渚贵族墓中出土的玉器种类达20余种，主要有琮、璧、钺、锥形器、三叉形器、冠形器、璜、纺轮、圆牌饰等。而在那些散落于居址周围的所谓小墓中，随葬的只有小件玉器，这些小件玉器仅为管、珠及单件锥形器，而无贵族墓中所见的其他玉器种类，这些墓葬可视为平民墓。贵族墓之间，贵族墓与平民墓之间随葬玉器的种类、组合差异，以及平民墓中有无玉器随葬的差异，构成了良渚文化用玉制度的等级差别。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在良渚文化中发现的一些制作精致的刻有繁缛的蟠螭纹或鸟禽纹图案的陶制双鼻壶、鼎、豆等器形，均出自贵族墓，它们或可看作是用玉制度在陶器上的反映！
礼制的核心是体现人们之间贵贱、上下、尊卑、亲疏的隶属关系。良渚文化的用玉制度正是表现了这样的关系。以用玉制度为主要特征，表明了良渚文化礼制的产生，这无疑是社会发生质变的表现。良渚社会已从荒蛮的史前期踏入文明的社会！

社会经济
新石器时代晚期，长江下游一带继崧泽文化之后兴起的是良渚文化。这种古老的文化是 1936 年发掘浙江省余杭县良渚遗址而命名的，主要分布在太湖地区，南以钱塘江为界，西北至江苏常州一带，其影响曾达长江北岸的南通地区。据碳14测定，其年代约为公元前 3300 年—前 2200 年，末期已进入中原夏王朝统治的开始阶段，并与夏代统治集团有密切的联系。经过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无锡先蠡墩，张家港市徐家湾；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吴兴钱山漾，余杭反山、瑶山、汇观山和莫角山，宁波慈湖；上海市的上海县马桥，青埔福泉山等。在这些遗址中出土的稻谷、玉器、刻纹黑陶、竹编器物、丝麻织品等，显示了长江三角洲新石器时代晚期到青铜时代初期的经济发展水平。
良渚文化时期的社会经济生产，主要体现在农业和手工业两个方面。水稻栽培是当时最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在仙蠡墩、徐家湾、钱山漾、水田畈和吴县澄湖等遗址的良渚文化堆积中，都发现了稻谷和稻米的遗迹。经鉴定，这些稻谷属于人工栽培的籼稻和粳稻。
除了水稻外，各个氏族部落还从事蔬菜、瓜果及一些油料作物的种植。钱山漾遗址出土了葫芦、花生、芝麻、蚕豆、甜瓜子、两角菱、毛桃核、酸枣核等遗物，有些是野生植物的果实，有些可能是人工种植的，这时的农作物品种显然比马家浜、崧泽文化增多了，农业生产的范围也扩大了。
良渚文化的农业生产水平，更重要的标志是新的耕作方法和生产技术的发明与推广。犁耕是良渚文化农业耕作的主要方式，在许多遗址中都发现了当时使用的石犁，仅钱山漾遗址出土的石犁就有百余件。石犁有两种形制，一种平面呈三角形，刃在两腰，中间穿一孔或数孔，往往呈竖直排列，可以安装在木制犁床上，用以翻耕水田；另一种也近似三角形，刃部在下，后端有一斜把，可能是开沟挖渠的先进工具，故又称“开沟犁”。这两种石犁都是良渚人发明的新农具，对促进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

‘叁’ 良渚文化有哪些发现

良渚文化的发现，尤其是瑶山良渚文化祭坛、反山大墓、汇观山大墓的面世，彻底打破了文明起源认识上的传统格局。三星堆古遗址的发掘更令世人震惊，其中有着无数的国宝。其中有被称为世界铜像之王的青铜大立人像。青铜大立人像通高2.62米，头戴回纹筒冠，身着右衽龙袍，两手虚握，夸张为环状，站立于神坛之上，历数千年而栩栩如生。让世人除对当时青铜铸造工艺水平惊讶万分外，还对其独特的美学表达能力叹为观止。其他如青铜神树、钝金权杖、玉边璋、玉牙璋等，都堪称世界一绝。环视祖国大地，东、南、西、北的文化，在跨入文明门槛之时，就丝毫不逊色于中原文化。中华文明的多源，可以说是已经成为定论。

‘肆’ 良渚文化有哪些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伍’ 良渚街道的良渚文化

每当人们说到“良渚”，自然就会联想到“良渚古玉”。它以质地坚韧、年代古老、造型奇特、纹饰神秘而赢得了人们的青睐。早在清朝的时候，嗜玉成性的干隆皇帝，就命人广为搜集江浙代出土或传世的玉琮、玉璧、玉璜等玉器，而后亲自赋诗题辞，或作考证文字，并命玉工锲刻其上，珍藏于皇宫宝库之中。有些珍贵的良渚玉器，则又辗转流传到国外，成为某些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令国人至今仍感到十分的痛心。 随着以田野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迅即在国内掀起了崭新的考古浪潮。北京周口店旧石器时代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文化遗址、安阳殷墟和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等相继被发现，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而曾为“化外之地”的江南，自然成为被考古学界“遗忘的角落”。尽管良渚古玉早已露端倪，然却往往被视为“汉玉”或“周末时期”，向来未被引起应有的重视。然而，江浙的一些有识之士并不气馁，他们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大地上访古探“玉”，以追寻先民活动的踪迹。
1906年夏天，慎微之先生曾在浙江湖州钱山漾捡到一些石器，1934年干旱之时，先生趋湖水下降之机，再次采集到不少石器，从而发现了钱山漾遗址。1935年，杭州的何天行先生也在良渚镇的荀山和长命桥等地采集到一些陶器与石器。但由于这些都属于零星发现的采集品，数量又少，尚未能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翌年7月，当时供职于西湖博物馆的施昕更先生，在他的家乡良渚镇的荀山附近发现了古代文明的遗址和遗物，并在1937年先后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石器及地表遗存，后来根据这些发现编写成《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初步报告》，于1938年8月正式出版，良渚之名因此轰动了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江、浙、沪等地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与良渚遗址内涵相同的文化遗址及遗物在太湖流域有普遍发现，而且地方特色十分显着。因此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师生在1958年8月编写《中国考古学》教材初稿时，于《新石器时代考古》部分，把环太湖流域出土的遗存的文化内涵，单独命名为“良渚文化”。1959年12月，我国着名的考古学家夏鼐先生便将环太湖流域的同类遗存，因其率先的发现地良渚而正式命名为“良渚文化”，以代表这一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考古学文化，为环太湖流域史前文化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后来，随着江苏吴县草鞋山、武进土墩和上海青浦福泉山等遗址的发掘，尤其是1983年以后浙江余杭（今为杭州市的一个区）瓶窑的反山、汇观山和安溪瑶山等显贵者大型墓葬、祭坛或大型建筑基址以及江苏昆山赵陵山墓地等一系列重大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良渚文化考古有了重大突破。学术界开始对良渚文化刮目相看，掀起了研究良渚文化和探讨中华文明起 源的热潮，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果。1994年，国务院将良渚遗址群入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世界遗产名录》的预备清 单；良渚遗址群的保护和开发利用，也同时被国家文物局向国务院上报推荐为“中国21世纪议程优先项目计划”。从30年代的初露端倪，到80年代后期以来的一系列重大突破，良渚文化被视为本世界最重大的考古发现之一，是当之无愧的。 良渚文化所涵盖的空间范围非常广阔，包括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36500平方公里的区域面积，大致的范围是：北至黄河流域以北的苏北鲁南地区，南至浙江的宁绍平原，东及太平洋西海岸的舟山群岛，西达皖赣境内。良渚文化颁布面虽然如此之广，但是它有一个中心地区，那就是位于杭州市余杭区境内的一个良渚镇（良渚文化的最早发现地）瓶窑镇的区域，我们把它称为良渚遗址群。它是良渚文化分布最密集的地方，是古代良渚社会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中心。
良渚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就如我们后代的朝代一样，一代接一代。良渚文化根植于距今7000——6000年的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经由距今6000——5300年的崧泽文化发展而来，其后发现的马桥文化，是否为良渚文化的继承者，目前还缺乏考古依据，无法定论。良渚文化的确切时间我们也通过科学的测定方法——C14测定法测定出来了，为距今5300——4000年。
因此，良渚文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4000年间，生活在中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地区的先民们，在1000多年的时间内所创造的一切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它在史前文化序列中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父系氏族阶段。
良渚文化以其精湛的玉雕及所表征的礼制文化，以连续作业的稻作犁耕生产方式，以营建大型工程和进行大规模社会生产的组织系统，以丝绸、玉器和黑陶制作为主的手工业或商业的着称于世。其中特别是玉文化所显露出来的与凝结于物质的文化相分立的精神形态的文化，成为后来中国文明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
何天行与施昕更——发现良渚文化的功臣
何天行先生（1913年——1986年），字摩什，生于浙江杭州。其父何公旦，精于医学这，擅诗词，及浙江近代名医，育有三子四女，何天行排行老三。他的几位兄弟姐妹也颇有名望，二姐何文如是原浙江美术学院院长、一代画师潘天寿的夫人，胞弟何任也是名医，曾任浙江中医学院院长。 何天行在如此优越的家庭环境中，何天行先生自幼便熟读古文，背诵诗词，为此后进行文化史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1935年以前，当时叫杭县的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而许多石器和黑陶却少有人注意。当时人们还看不出它们的巨大史料价值和文化内涵，往往随挖随弃，因此在盗坑附近常常散落着许多石器与黑陶。 1935年，风华正茂的何天行先生正在复旦大学就读中国文学系四年级，在开设的课程中，有一门就是考古学课，他极有兴趣。因此，他经常利用假期到民间探访，这其中就包括了良渚，采集到了各种古器物。 凭着自己掌握的古文化学识、浓厚的考古学兴趣有和才之士特有的敏感，他敏锐地意识到了那些散落在杭县良渚民间的石器、玉器和陶器决非一般器物，良渚一带是一个优秀的古文化遗址。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间，以施昕更先生为主的省立西湖博物馆对良渚一带进行了正式发掘，正式确立了浙江远古文化----良渚文化的存在，从而也证实了何天行先生的重大发现。
1935年冬，何天行先生在良渚踏看遗址时发现了一个椭圆形的黑陶盘，上面刻有十几个符号，经过与甲骨文、金文中的符号对照分析发现，其中有七个在甲骨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又有三个在金文中找到了同形字，因而断定这些符号为初期象形文字，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和肯定。把这些刻符定性为文字而非图画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他需要胆量和学识，何天行先生慧眼识珠，成为发现良渚黑陶文字的第一人。
发现良渚的石器与黑陶并意识到其重要价值后，何天行先生又经过反复地调查研究，多处于探考征集，于1937年4月完成出版了《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被作为吴越史地研究会丛书之第一种，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高度评价，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可想而知，这是何等的殊荣。该书以中英文对照的形式发行，1939年就流传到了海外，是较早将良渚文化介绍于海外的一本着作，也是良渚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
何天行的着作《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一书出版后，何天行先生并没有就此罢休，而是像一位劳苦耕作的老家，对良渚文化痴情不已，长期默默地坚持着对良渚文化的调查与研究，并不断地撰写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直至去世，从而为良渚文化的研究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施昕更先生（1912——1939年），出生于杭州余杭良渚镇一户家道中落的人家。他自幼聪颖，中学毕业后考入浙江省高级工业学校艺徒班（浙大前身）学习绘图，虽因家境贫困。系半工半读，但却为今后到博物馆工作及考古发掘工作打下了基础。
施昕更1936年5月，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件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行政管理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 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从1936年12月——1937年3月，考古发掘共进行了三次，获得了大量的石器、陶片、陶器等实物资料，由此从科学发掘的角度确认了良渚一带存在着远古文化遗存。
有了第一手考古发掘资料后，施昕更先生便着手撰写考古发掘报告，经过半年多的努力，报告完成，题为《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称《良渚》）。书中施昕更先生充分认识到了良渚遗址古文化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重要性。虽然他当时认为这支古文化是龙山文化的一支而与后来认定的事实有背，但是应该说，一个年仅25岁，非专业考古工作者的年青人，能作出这样的学术判断，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了。事实上，他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果，还想继续发掘考证。但是，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件变爆发，粉碎了他的计划。同年12月24日，杭州沦陷，施昕青先生所撰写的《良渚》一书的印刷被迫中断，他携带原稿，随西湖博物馆迁往浙南，不久即投笔从戎，在瑞安县抗日自卫会工作。1938年，在非常艰难的情况下，依靠了好心人的帮助，几经周折，《良渚》一书才得以在上海勉强出版，而被视为珍宝的许多出土器物则因来不及搬迁而毁于战火了。更不幸的是，这位本来还应该能够在良渚遗址发掘研究上大有作为的年青人，在1939年5月因患猩红热而英年早逝。
施昕更的考古发掘报告 何天行与施昕更两位先生对良渚文化发掘研究作出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正是由于他们的发现才会有今天的，他们是坐在同一条板凳上的两位先驱。
良渚先民——“良渚人” 良渚人的渊源
一定的考古学文化是指史前某支人类群体活动的遗存，良渚文化就是良渚文化社会群体活动的遗存，这里，我们把这支群体――良渚先民叫作“良渚人”，即良渚文化是由良渚人创造的，良渚人是良渚文化的主角。
那么，良渚人属于什么部族，是土着的还是迁入的？
从古史传说中考证“良渚人”
古史传说中大致与良渚文化时期在时间与空间上吻合的部族有蚩尤、防风氏、羽民国等部族，因此，学术界主张良请人属于上述任何一个部族的都有。但是良渚人究竟是古史传说中的哪一支部族或方国，到底可不可以与某一方国、部落或部落联盟对上号、挂上钩呢？我们也来考证一下吧。
在良渚文化玉器上有一个非常神秘的图案不断地反复出现，这个图案的形态特别像一尊英武的战神，不由得使人联想到好战的蚩尤。古史传说中的蚩尤是中国东南方的蛮夷，非常英勇好战，为了扩大势力范围，不断地与其它的部族发生地盘争夺战，屡战屡胜，被尊为战神。但是当他与中原南下的黄帝部族开战时，终于被更为强大的黄帝部族打败，成为一位勇猛善战的失败的英雄。这一则传说与良渚文化的族属、地望和传说极其吻合：良渚文化中石钺非常发达，表明良渚人也好勇强悍；蚩尤战争节节胜利之时，也正是良渚文化非常发达之时；而蚩尤最终被黄帝打败的时候，又正是良渚文化衰败的时候；传说中的蚩尤其它的几个部落联盟同属东夷集团，居于山东和长江三角洲一带，而蚩尤部族中有一支首领叫九黎的大部落联盟，它的分布范围包括了良渚文化的所有地域，因此，强悍的良渚人应该就是九黎族中的一支。九黎族中有一支叫羽人或羽民的，他们信奉鸟、兽，把它们当作祖先，因而信仰、崇拜鸟、兽图腾，而良渚文化中玉器上的神秘图案下部分似乎也象鸟、兽，也是良港人崇拜的一种图腾。所以良渚人可能就是羽人或羽民。
综上所考，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良渚方国为古史传说中的东夷集团之——蚩尤部落集团中的九黎部落联盟，良渚人就是九黎族中的羽人或羽民。
从历史记载中寻找“良渚人”
良渚文化距今为5300－－4000年，处于没有历史记载阶段。到了良渚文化的下限起，不到1000年，这个地区的历史记载就开始了。记载有越人和吴人，这两支部族在良渚文化以后不久，就在良渚文化地域范围之上登上了历史舞台。良渚人与吴人、越人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有人认为：良渚文化是后来吴地古老文化的母体，是吴文化的基石，而吴和越是属于同一个部族的两个中心。
其大致的分析是这样的：
浙江省宁绍平原是越族人发展的一个基础地，在距今2万——10万年间，自然界的变迁频繁而剧烈，越族人的祖先就是在这种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中，在宁绍平原繁衍发展起来的。但是，到了距今15万年左右，宁绍平原自然环境恶化，迫使越族人几次大规模迁徙。在距今1万年以后的一次迁徙中，有一支越过了钱塘江进入了今浙西和苏南的丘陵地带，从此在这个地区生息繁衍，逐渐地创造了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以良渚人的祖先是越族人。正式进入历史时代的吴越应该就是良渚人与吴越人有着某种关联的一种印证。
良渚人的生活环境
良渚文化如此的辉煌灿烂，它肯定是在一个适宜的自然环境中发展起来的。那么良渚人当时有着怎样的一种自然环境，他们又是如何不断地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呢？通过对大量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及对遗址中出土的动植物遗存和孢粉资料的分析，我们来对古代良渚人的生活环境作一个轮廓的描述。
在距今1万年左右，良渚人生活的地区是一片海水，但有两列群岛分列于今天的良渚遗址群南北两翼，此外还有许多孤岛。良渚人的祖先当时就已聚居在上述两列群岛上。当时，岛上森林茂密，溪泉充沛，良渚人的祖先在燃料和饮水方面不愁短缺，而渔猎所获的食物也非常丰富。在这些群岛上的若干山间盆地和咸潮不及的山坡地上，仍可经营小规模的农业，因为水稻种植技术在此时的良渚人的祖先身上已掌握得非常娴熟。 到了距今7000年以后，海水开始退却，大大小小的丘陵开始绵延不断，丘陵间开始形成沼泽平原，平原上则分布着许多孤丘，这些孤丘较高的在海水没有退却之前就有，有些较矮的则是在海水退却以后才露出来的。此外还形成了湖泊和河流，湖泊当然是咸的，而且具有明显的季节性，洪水期是湖泊，枯水季则是沼泽。总的说来，此时的良渚生活地区具有一种丘陵、孤丘、河湖相间的沼泽平原和温暖湿润的亚热带气候的自然环境。 海退是一个持续上千年的漫长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海平面逐渐下降，丘陵和孤丘的范围不断扩大，而且不断出现新的孤丘，良渚人祖先的活动地域随之不断增加。在沼泽平原最初出现之时，这些地并没有利用价值，但是随着海岸的不断外退、河流的经年冲积，沼泽地面的高度不断增高，沼泽地的咸性程度不断给冲淡降低，沼泽平原上的植物和淡水生物开始增加，自然环境渐趋好转。
良渚人祖先在这个过程中也开始了对这片沼泽平原的利用改造。起初他们仍居住在南北两列丘陵中，后来，无数的孤丘成为他们开拓沼泽平原的跳板。通过这 些孤丘，他们逐渐下达到平原，从平原上比较干燥的地段渐渐向外围发展。在开拓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咸潮和洪水的威胁，但是由于他们有孤丘作为后盾，在环境恶劣的时候可以向孤丘退却，所以他们对沼泽平原的利用改造有恃无恐。他们凭借孤丘的地势，居高临下，选择有利的地形围堤筑塘，拒咸蓄淡，种植水稻，并且逐渐排干沼泽，把聚居地从丘陵、孤立移人平原，在平原上建立聚落。
就这样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前人的艰苦开拓，到了良渚文化的良渚人时期，即距今5000年左右，气候进入了相对稳定的暖湿阶段，气候温暖，沼泽平原上开始出现了樟树、桑树、棕榈、麻铄等常绿阔叶林的植被，河网密布，那时候水域面积还相当大。良渚人在高于地面的土坡或土墩上生活，他们种植水稻，制作着精美的玉器、石器与陶器。他们还养蚕织丝，用树木制作成小舟，在清澈的河面上捕鱼与相互往来。
良渚人就这样一代一代地生息繁衍，他们的生活似乎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气温在不知不觉中降低，气候的凉爽与干燥使河水也在向下退去，许多小河干涸了：原先被淹没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来；沼泽明显减少了。良渚人好高兴，他们迁到了地势相对低洼、濒临水源又适宜稻作农业的地带定居。他们在土地上扩大了种植水稻的面积，又在平地上筑起了干栏式的新家，他们周围的植被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常绿阔叶林已不多见，针叶、常绿阔叶混交林明显增多，开始出现柳树、松树、样树、柏树等。水生植物也越来越少了，他们没有太在意，倒是随着许多河流的消失，他们取水越来越不方便，于是，他们又学会了打井，部落的范围因此而更加扩大了。此时的良渚人意气风发，他们在适应着大自然的同时，还在积极地改造着大自然，并以他们的聪明才智和伟大的先创精神创造和发展了良渚文化。
岁月仍在流逝，良渚人似乎丝毫也没有意识到，灾难即将降临。到了良渚文化末期，距今4000年左右。气候再一次显示了它操纵一切的威力，气候又一次转暖，海平面逐渐上升，良渚人大部分的生活地区又重新陷入一片汪洋。受海水的顶托，下江水因下泻不能而四处泛滥，良渚人突然发现，和自然界相比，他们是何等的脆弱。面对着周围白花花的一片，良渚人悲哀地发现，他们要么在洪水围困下束手待毙，要么背井离乡，重新找寻适合他们生存的地方。
良渚人的去向
良渚先民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心灵创造了辉煌，把良渚文化引向了文明时代。然而，就这一支在当时可称为相当发达的古文化，经历了一千三百多年后，像一颗绚丽多彩的流星，在令人目眩神迷了一阵后突然神秘地“失踪”了，给世人留下一个千古之谜。为此，人们多方收集资料和论据，希望能解开这个千古之谜。
是海侵摧毁了良渚社会吗？
在公元前3000年（距今6000年）前后，全球性气候变迁，良给文化晚期，气候变暧，气温升高，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太湖平原除了少数高地和丘陵外，全部沦人汪洋之中，造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海侵。这次海侵对于良渚文化来说是毁灭性的，经历了千余年发展起来的良渚文化毁于一旦。大部分的聚落被洪水淹没，设施被摧毁，良渚先民赖于生存的农耕之地更是常年淹没在水中，良渚人就这样没有了家园．没有了生存之地，或迁移或死亡，辉煌一时的良渚文化也就这样给海侵摧毁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良港文化遗址之上还普遍发现有水灾痕迹--淤泥、泥炭和沼泽层。可能一些良渚文化遗址，如今还深深地埋在太湖湖底呢！
是洪涝灾害击败了良渚人吗？
良渚文化晚期，太湖地区气候由寒冷变得温暖湿润，平均温度比现在高摄氏2度，年降水量多200－－300毫米，雨量明显增多，加之当时的海平面高出以前2米左右，留于内陆的水宣泄不畅，势必会造成很大的水患。因此当山洪暴发，江河水涨，洪水泛滥，陆地被淹，黄河、长江的下游，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之地，一片汪洋，人们只能向高处躲避或逃奔外地。原有发达的良渚文化各种设施，顷刻间被摧毁，而其农耕地更是常年淹没，再也无法以农为生了。特大洪水灾难延续了若干年，良渚人已无法生存，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于是他们只有背井离乡，有的南下，有的北上，被迫大规模地举族迁徙，长途跋涉，辗转漂流去寻求、创造第二家园。因此，良渚文化在太湖地区突然消失，出现了数百年的空缺。
南下的一支到达粤北（今广东省北部）后融入了石硖文化，而其主体则渡江北上到达了中原，与中原的龙山文化先民发生了一场生存空间的生死搏斗。良渚人部族虽然是一个强悍的部族，可是到达中原后，受到当地部落的强烈反对，在这种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发生了战争。然而良渚人由于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最终在中原部族的联合抵抗下，被打败了，未能在中原取得一块立足之地重建本族的文化，最后不得不被胜利者吸收、同化和融合，因此才会有如此多良清文化因素出现在龙山文化之中。
战争导致了良渚社会的衰竭吗？
良渚社会时期，在黄河、长江流域地区，类似的部落方国为数不少。随着各古国政治的加强，拥有王权、军权、神权于一体的统治者，对内实行着血腥的统治，对外曲了聚敛更多的财富，扩大地盘和人口，同周邻部落古国之间发生着激烈的掠夺性战争。良渚部族本来在当时是最发达、最强悍的一支，但是由于贵族首领的日渐奢糜，普遍追求享乐型的社会生活，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占有相当大的社会比重，社会基层越来越不堪重负，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越来越不相适应，导致社会矛盾激烈，内讧和各痒痒山头的局面产生，危机四伏。整个社会越来越缺乏控制力，国力日益削弱，这种情况下在频繁的战争中也就逐渐失去了取胜的优势，抵挡不了外敌的入侵，内忧外患，最终良渚文化走向了消亡。
良渚文化真的消失了吗？
受到海侵、洪涝灾害或是战争重创的良渚人，除了大部分迁移外，还有部分残存，残存的人们，在相当时间之内，只能勉强维持生活。几百年后气候转为干凉，积水消退，另外一支部族马桥文化的人们逐渐来此定居。他们的生活也似乎过得一年比一年好，气温在不知不觉中降低，气候的凉爽与干燥使河水也逐渐向下退去，原先被淹没在水中的土地露了出来、沼泽也明显减少。马桥文化的人们从残存的良渚人那里吸收了良渚文化的成份并想把它发扬光大，但是受到了其它文化的入侵，先后又兼容并蓄地吸收了其他的外来文化，使得良渚文化最终没有在马桥文化的人们手上得到充分发展，因而马桥时期陶器制作欠精，造型比较简朴；而玉器不仅品种少，而且质量差、雕工粗劣简陋，社会生产力水平远远不及良渚文化，所以良渚文化并没有突然神秘失踪，马桥文化先民正是她的主要继承者。

‘陆’ 介绍一下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一向被誉为“文明的曙光”。在中国史前文明的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考古人员１１月２９日在杭州宣布，一座２９０多万平方米的５０００年前的古城在良渚遗址的核心区域被发现。 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等考古学家指出，这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目前所发现的同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址，可称为“中华第一城”。 （小标题）发现“中华第一城” 良渚文化是分布于环太湖地区的史前考古学文化，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的良渚、瓶窑两镇的良渚遗址是其中心遗址和文化命名地。从１９３６年发现至今，在这４０余平方公里的遗址范围内，考古科研工作一直没有间断过， ２００６年６月至２００７年１月，为配合良渚遗址重点保护区域内农民住宅外迁安置点基建项目，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瓶窑葡萄畈遗址一带发掘时，发现了一条良渚文化时期的南北向河沟。考古人员顺藤摸瓜，以这一发现为基点，开始向南北进行延伸钻探调查和试掘。经过１８个月的努力，考古人员在莫角山四周发现了良渚文化时期完整的古城墙基址。１１月２９日，考古人员宣布考古勘探工作取得重大成果。 据介绍，这座古城位于莫角山四周，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古城东西长约１５００米－１７００米，南北长约１８００米－１９００米，总面积达２９０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普遍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约４０米－６０米，石头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还残留４米多高城墙。根据城墙外侧叠压的堆积中出土的陶片判断，良渚古城使用的下限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 尽管古城的始筑年代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古工作后判断，但考古人员发现，古城建城的位置是经过精心勘察与规划的。良渚古城遗址发现者之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刘斌介绍说，良渚古城的南面和北面都是天目山脉的支脉，南北与山的距离大致相等，东苕溪和良渚港分别由城的南北两侧向东流过，凤山和雉山两个自然小山，则分别被用来作为城墙西南角和东北角的制高点。 （小标题）良渚文明找到“都城” 确定文明发展阶段 这是一座令考古界期待已久的古城。 在良渚遗址４０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多年来已相继发现墓地、祭坛、制玉作坊、建筑基址、防护工程、聚落遗迹等各类遗迹１３５处。遗址分布密集、规模宏大、类型齐备、级差明显，显示出一个庞大而完整的带有史前都城性质的空间形态和聚落布局。一个疑惑也由此环绕考古学界多年：“遗址规模这么大，反山、瑶山上又有高规格的墓地，难道没有中心吗？” 良渚古城被认为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其发现串连起良渚遗址中多年来的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令良渚文明最核心区域格局更为清晰。关注良渚文明多年的知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介绍说，古城所环绕的莫角山一直被推测是良渚遗址的中心。其西北角是反山，其中发掘的１２号墓出土过刻有神人兽面纹的大玉琮等５００多件玉石制器，据推测是王一级的墓葬；莫家山的东北角是马金口，出过六七米长的大方墓遗址；山的东南面是钟家村，出土过重要的大玉璧。“现在看来，这些重要遗址建筑都在古城内，城外则分布着祭坛、高等级陶器作坊、玉器作坊、码头等重要遗迹。”严文明说。 之前，考古界一直认为，良渚文化发展水平是即将进入文明或者初步进入文明的阶段。如果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则应该有个初步的国家组织，以区别于以血缘为单位的氏族社会。都城正是其重要标志。 严文明表示，有明显职能分工与布局规划的良渚古城的发现，犹如画龙点睛之笔，改变了考古界原来对良渚文化“文明曙光初露”的原有认识，标志良渚文化时期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 （小标题）考古意义相当于发现殷墟 考古学者认为，良渚古城的发现，不仅改变了对良渚文化文明发展阶段的认识，对中国乃至世界史前文明研究也产生深远的影响。 知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在实地考察后明确指出，良渚古城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首次发现的良渚文化时期的城址，也是中国目前所发现史前文明时期规模最大的古城，可称为“中华第一城”，其意义不亚于殷墟的发现。据介绍，我国已经发现了６０多个史前古城，面积一般为１０万至２０万平方米，其中大型古城只有两个，一座位于湖北天门，面积约１２０万平方米，一个是山西南部的陶寺古城，面积约２８０万平方米，“不过其西城墙不存在了，所以只是个估数。”严文明说。 严文明表示，良渚古城的考古意义之所以重大，不止在于其规模第一，更因其是良渚文明的“都城”。国家文物局曾明确提出，在目前发现的代表中国早期文明的大遗址中，良渚遗址的规模最大，水平最高，是实证中华５０００年文明史的最具规模和水平的地区之一。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良渚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主体范围在环太湖流域，政治中心就是莫角山、古城以及外围的良渚文化遗址群；扩张区则北至江苏北部，南到浙江南部，西至江西、安徽；影响区则从山西南部的陶寺古城，南到广东。“其影响范围占了半个中国，并被后世中国的主体文化明显继承，如果没有比较高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影响。”严文明说，“只有在这个大背景下，古城的意义才充分凸显。” 据了解，考古人员接下来将仔细勘探古城，如找城门、找道路，了解里面的格局，必要时有的部位会进行解剖性的发掘。

‘柒’ 良渚文化指的是什么

良渚文化为中国新石器文化遗址之一，分布地点在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其中心在浙江省良渚。1936年发现的该文化遗址，因1936年原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先生首先发现于余杭市良渚镇而命名，良渚文化存续之间约为距今5300年至4200年前，属于新石器时代。

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钺、璜、冠形器、三叉形玉器、玉镯、玉管、玉珠、玉坠、柱形玉器、锥形玉器、玉带及环等。另外，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种类数量非常多，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甚至提出了“玉器时代”说，以诠释玉器在中国古史分期上的重要地位。玉器的数量多，说明良渚时期玉料的用量很大，要有丰富的玉矿来供给。

在良渚文化范围内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发现良渚时期的玉矿，有人就认为良渚玉料是从盛产玉的辽宁或新疆辗转运来。这个观点显然很难站得住脚，想象一下，在史前古社会，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运载工具、交通工具简陋，良渚人如何能够从那么遥远的东北、西北，穿过无路的荒野莽林、高山大川把玉料运至东南的良渚文化圈内？

天上不可能掉下玉石来，所以有的专家执着地认为，在良渚文化的区域里尤其是在良渚遗址群内的天目山余脉，一定存放着被人们遗忘了的古代玉石矿藏。文化可能消失，但是先民开采的古玉矿藏却应该是永恒存在的。良渚文化为何在五千年前就有如此出众的玉文化?先民们为何要雕琢那么多玉器，他们又是如何雕琢的?其中有许多谜等待解答。

有人说是因为装饰，美化生活的原因。中国玉文化源远流长，玉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崇高的地位。玉有太多美好的品质，因此就往往把具有高洁品质的人和玉相联系。可以证实东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就形成了，把玉当做自己(君子)的化身的礼仪。

贵族、土大夫佩挂玉饰，以标榜自己是有“德”的仁人君子。“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君子必配玉，玉只可配君子。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兼五德者。所谓五德，首先指玉的5个特性，即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的声音。然后是比附人的五个美德：仁、义、礼、智、信。所以说良渚文化出现如此多优美的玉器，是出于装饰生活的原因不无道理。

另一种说法是，良渚玉器大量产生，不仅仅是装饰，而是有更深的文化内涵。把玉作为装饰品反而是更后的事情了。此说的证据是从良渚玉器本身情况来说的。

最能反映良渚琢玉特色的是形式多样，数量众多，如使人高深莫测的玉琮和兽面羽人纹的刻画。良渚玉琮系软玉雕琢而成，从外观看呈外方内圆、上大下小形，每个面的转角上有半个兽面，与其相邻侧面转角上的半个兽面组成一个完整的兽面。这些物品充满神秘气息，现在看来其形状和图案也是令人惊异，隐隐透出一股凉气。这些玉琮的用途应该是与宗教祭祀、财富权力有关。战国《周礼》书中曾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法。东汉郑玄注“壁圆像天，琮八方像地”，都说明玉琮与对鬼神的崇拜相关。

因此他们认为良渚玉器更深的文化内涵是对鬼神的敬畏，是用于祭祀的神器，由此衍生出“玉”被作为权力的象征。这一点从后来的“玉”的地位可以反证，“玉”不仅仅作为装饰，作为美好品质的象征，在中国文化上，从一开始就更多的是作为具有神圣地位的、能显示权力的神器。

良渚文化是神秘而又辉煌的，其为何有如此多的玉器，主要是因为装饰，还是因为祭祀尚不能明确，不过良渚玉器形制奇特，肯定包含着先民神秘的思维。

1982年，在江苏省溧阳小梅岭发现透闪石软玉矿藏，经取样鉴定，此矿藏的软太硬度在5.5－6度之间，玉石的质地细腻，色泽呈白色和青绿色，透明度较好，呈蜡状光泽，与良渚文化玉器所用玉料相似。这一发现兴奋了考古学术界，专家们普遍认为，“良渚文化的玉料来源可以确定是就地取材，而非远地转运，有关玉料来源这一重要问题已得到初步解决。

但是位于浙江余杭境内的良渚文化中心遗址出土的玉器是其它遗址出土玉器数量的总和，其所需的玉料也应是良渚文化圈内量最多的，这些大量的玉料都是从江苏小梅岭运来的吗？在良渚遗址群内至今没有发现矿藏的同时，不少专家仍坚信很可能是“就近取材，来自附件的地区已被遗忘的古矿床”。这一推测符合现代人的思维，为普遍人所接受和期待，但愿将来的考古发掘能够证实这一推断

‘捌’ 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
中国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因浙江余杭良渚镇遗址群而得名。主要分布在环太湖地区。年代约距今5200～4000年。
良渚文化时期社会生产全面高涨。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的前奏。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石制工具主要有三角形犁状器、斜柄钺形器、双翼耘田器、长方形或半月形石刀、石镰等，器类显着增加，有些器形较大。在多处出土了粳稻和籼稻的实物遗存，还在浙江湖州钱山漾等地发现有花生、蚕豆、甜瓜子、小泡瓜子、红蓼、菱角、葫芦、酸枣核、毛桃核等植物籽实，其中有的可能已属人工栽培。竹编、木作手工业发达，竹木器广泛应用于生活和生产方面，钱山漾一地即出土整、残竹编器物200多件和不少木器。在历史悠久的麻纺手工业之外，又开辟了丝织手工业新领域，钱山漾出土的绢片、丝带和丝线，是目前中国史前时期最重要的丝织品实物，经鉴定原料都是家蚕丝。琢玉工艺在当时各原始文化中处于领先地位。大至重6500克的玉琮、直径20多厘米的玉璧，小至玉管、玉珠和玉质镶嵌附件，琢制都很精良。玉器种类在20种以上，采用了多种雕琢技法，主题图像是具有神灵崇拜含义的神人兽面复合像（“神徽”）。有的大墓出土成组成套玉器，玉质玉色相近，可能是利用同一批玉料专项加工的。当时治玉业已成为专门性的手工业部门。制陶工艺也很进步，流行黑色陶器，刻划有纤细禽鸟纹、蟠螭纹的鼎壶及漆绘陶器，是良渚文化陶器中的尖端产品。还发现有数例陶文。
聚落在形态和规模上形成等级。良渚镇遗址群在24平方千米范围内有遗址三四十处，包括人工堆筑的大型基址、居民点和显贵专用墓地等，具有地区中心聚落的性质。吴江龙南遗址可作为普通聚落的代表：一条古河道由东向西流经村落，两岸有半地穴式房址，北岸筑有一段护堤。在钱山漾出土了木桩、长木、竹席、苇席和大幅树皮等盖房材料，有的遗迹可能是适合于南方地区居住的高架干栏式建筑。良渚文化遗址虽然临近水域，但在多处见有土井，有的还用大块弧形木板围成井圈，构筑讲究。
在浙江余杭墓地、瑶山遗址和上海青浦福泉山遗址发现显贵专用墓地，是在人工堆筑的土墩或废置的低山祭坛上营建的。一般墓坑较大，有棺椁葬具，随葬有数十至上百件玉器，如玉琮、玉璧、玉钺等。有的大墓中还出现了殉人。一般认为，在良渚文化时期社会发生深刻变化，原始氏族制度瓦解并向文明时代过渡；中期以后可能已处于中国古文明的始创时期。

良渚文化出土的文物以“玉、石、陶、文”为主——
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拥有玉传统的部族中，独占鳌头。而其深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更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石：良渚文化时期，稻作生产已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农具看，良渚人已摆脱一铲一锹的耜耕而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从而为当时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陶：良渚文化以黑陶着称，胎质细腻、造型规整，器种变化多样，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壶的组合，构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良渚文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
附：
良渚文化出土的石器示例图片：
http://www.gotravel.com.cn/fram/fenjing/sight/zj/hz/lzwh/a1.files/s1.gif
良渚文化出土的玉器示例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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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出土的陶器示例图片：
http://www.gotravel.com.cn/fram/fenjing/sight/zj/hz/lzwh/a1.files/t1.gif

‘玖’ 良渚文化是什么

良渚文化发现于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也是良渚文化遗址最大特色。刻画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我国成熟文字的前奏。可以说：中华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拾’ 请介绍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稻作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大型玉礼器的出现揭开了中国礼制社会的序幕；贵族大墓与平民小墓的分野显示出社会分化的加剧；刻划在出土器物上的“原始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成熟文字出的前奏。专家们指出：中国文明的曙光是从良渚升起的。

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国家文物局指出：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

石 器
玉 器
陶 器

玉器是良渚先民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精髓。良渚文化玉器，达到了中国史前文化之高峰，其数量之众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湛，在同时期中国乃至环太平洋拥有玉传统的部族中，独占鳌头。而其深涵的历史文化底蕴，更给世人带来了无限的遐想。

石良渚文化时期，稻作生产已相当发达，从出土的大量三角形石犁等农具看，良渚人已摆脱一铲一锹的耜耕而率先迈入了连续耕作的犁耕阶段，从而为当时社会的繁荣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陶良渚文化以黑陶着称，胎质细腻、造型规整，器种变化多样，用途分明，尤其是鼎、豆、壶的组合，构成了富有良渚文化特色的器物群。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良渚文的一些陶器、玉器上已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单个或成组具有表意功能的刻划符号，学者们称之为“原始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