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如何弘扬中国文化

Ⅰ 我国传统的对外宣传都采用直译法，何其莘教授怎么看的

我国传统的对外宣传都采用直译法，即把中文直接翻成英文。这对于推介中国现当代的作品可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古代的作品可能就有问题了。试想一下，当代的中国读者有多少人可以完全读懂《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这样的典籍呢？如果我们自己都不完全懂，简单地译成英文后，又能指望海外有多少人可以读懂？”所以，何其莘认为，应该尝试用直译之外的其他方式（讲故事、编译、节译、改写等）来推介中国文化，以便使更多的海外读者有机会读到中国文化的精品。在这里没有必要追求“大”或“全”，只要能“讲好中国故事”、更有效地弘扬中国文化即可。
为了达到这个介译目标。何其莘所选择的译者，绝大多数为上世纪80年代赴美国攻读博士学位、继而在美国大学从教的学者。出国前他们在国内高校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多年来在美国大学讲授英美文学、语言学、传播学、修辞学等课程，并被聘为终身教授。经过在美国二三十年的磨练，他们的英文功底已经非常扎实。在美国多年的生活，也使他们十分贴近中国文化海外传播的预期读者，非常了解海外读者和观众的需求。

Ⅱ 文学翻译在文学跨国传播中的作用

随着这几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美国大学开设了中文课程，把中文作为外语系。如何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中国文化，中文图书海外出版就成了一个重要的桥梁。在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中，英译本是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作为目前比较流行的语种，英文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最好的一个介质。很多国家的民众都是通过中国文学的英译本来了解中国的文学和中国的文化。“很多在保加利亚看到的中国文学作品，并不是通过中文翻译过来的，而是先翻译成英文，再翻译成保加利亚语。”保加利亚作家、翻译家《红楼梦》译者韩裴告诉中国经济网文化产业频道记者。

繁简字的差别、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以及译入与译出的不同成为中美文化互译的主要挑战，而对于中国知识的匮乏则成为中文图书进入美国市场最大的绊脚石。资深的出版人，美国纽约大学罗伯特·本齐认为目前中国出版物英译本太少了。“中国的出版商参加法兰克福图书展等，包括北京书展，所有的书目都是中文的。”如果这些书目都是中文的而非英文的，那么最后的结果就是这些书目被抛弃在垃圾堆了。当然不是所有的书目都翻译成英文，但是至少感兴趣的书目可以被翻译成英文，因为“把作品翻译成英文，更容易从英文翻译成其他的小语种，这样就更容易一些。另外对于很多国家来说，可能英语是最为常见的一种二外。”

年逾古稀的美国翻译家葛浩文被中美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有评论称，没有他把莫言的多部小说翻译成英文，莫言的影响力恐怕难以深入西方，他对莫言作品的世界影响力居功至伟。

翻译需要国家的力量

英译稿很重要，但是英译稿很贵。除了英译稿，我们还可以选择其他的语种，其实对作品来说，只要有一个译本，就是走向世界的最好的敲门砖。在欧洲市场上，很多的出版商能掌握多门外语，无论是法语翻译稿，德语翻译稿，对中国文学作品来说，都是走向世界的一个契机。

文学翻译在文化交流中作用非常重要。各个国家对翻译都非常的重视。目前国际通行做法，对文学作品的翻译提供资助，对翻译家们提供各种其他形式的帮助和支持。据了解，中国已与世界50多个国家签订了相互翻译对方经典作品的协定，中国图书已经进入到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了鼓励更多的海外翻译家投入到中国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中来，中国政府专门设立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和丝路书香工程，6年来资助了3700种图书的对外翻译出版。已成功举办10年的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共表彰了法国、俄罗斯、德国、美国等32个国家的69位在介绍中国、翻译和出版中国图书、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等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海外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

由中国文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中国作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中外文学出版翻译研修班”自2015年创办以来，以文学出版为媒、以翻译合作为桥，并通过工作坊、写作营、翻译沙龙等方式丰富研修内容，发现合作机会。2015年研修班促成了30余国的50余位研修代表与10余位中国作家、诗人和学者面对面交流，直接和间接推动了《水浒传》、《安魂》、《南京大屠杀》、《湖光山色》、《敌人》等一批作品以高质量翻译在海外落地，让世界各国读者分享了中国文学和出版领域的成就。

文学就是一个桥梁，让不同文化的人可以互相了解，进而认可。中国文学浓缩了中国文化，无论三千多年传承至今的《诗经》，还是当代作家们笔下描绘普通人生活的作品，都传递着中国人丰富的情感、梦想、信仰和追求。如何让世界各国人们认识中国文化，了解中国文学，中国文学走出去，文学翻译是关键。

Ⅲ 文化传播与翻译论文

论文摘要: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采用合适的翻译策略，以在最大限度的保留原作的文化特色的同时，使译作可以被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所接受，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好翻译的文化传播作用。

论文关键词:翻译 文化传播 文化背景

一、文化的概念及翻译的任务

(一)文化的概念

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现方式，又是一种社会现象。两个不同民族的语言交流，实质上是两个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在语言交际过程中，不同国家或民族的人能否相互沟通，不仅决于他们对语言本身的理解，而且取决于他们对语言所负载的文化意蕴的理解，因此，文化翻译应“突破以往‘语言的囚笼’(theprison一houseoflanguage)的束缚”，在文化研究的大语境下来进行。笔者认为，当今不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文化传播空前活跃，翻译又是文化传播中信息转换的桥梁，人们对翻译与文化的关系也愈来愈关注，因此如何翻译以实现更好地进行文化传播，我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探究了。

有关文化的定义很多，笔者赞同王克非的定义:“所谓文化指的是历史上创造的所有的生活样式，包括显性的和隐性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以及谈不上是合理的或不合理的一切，它们在某一时期作为人们行为的.潜在指南而存在。”他的定义指出了文化具有相对性和文化是人们行为的指南这两个重要概念。

(二)翻译的任务

翻译过程不仅涉及两种语言，还涉及到两种社会文化。正如张今先生所言:“翻译是两个语言社会之间的交际过程和交际工具，它的目的就是要促进本语言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步，它的任务是把原作品中包含的现实世界的逻辑映像或艺术映像，完好无损地从一种语言译注到另一种语言中去。”近代学者越来越注重翻译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奈达曾指出:“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文化传播与翻译的关系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反映文化并受着文化的制约。任何语言文学都是某种文化的反映，有其深刻的文化内涵。社会文化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语言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能力。

语言与文化的密切关系注定了翻译与文化的密切关系。翻译的过程就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中必然涉及到两种文化。我们常常见到由于缺乏对源语文化的了解而错译、误译的情况。例如:将toblowone’sownhom译为“各吹各的号”，而这个习语的真正意思是“自吹自擂”。因此，不了解语言当中的社会文化，就无法真正掌握语言。我国着名学者王佐良教授在谈到文化与翻译的关系时曾指出:“翻译者必须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他处理的是个别词，他面对的则是两大片文化。”翻译已不再仅仅被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而是文化的交流。所以翻译越来越被看作是一种跨文化交际的行为。

三、中西方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由于社会历史、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原因，中西方存在着较大差异，彼此对事物的好恶不同，因此在遣词造句上就各具特色。例如，英语中绿色常用来表示“嫉妒、眼红”等意，如词组greenwithenvy“十分嫉妒”。若把“眼红”译为“red-eyed".将会使以英语本族语的人不能理解其内涵。又如，同一动物在不同语言中的含义是互不相同的。英语民族有爱狗的传统，中国人却崇敬龙。在封建时代，龙是皇帝的象征。中华民族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龙”(dragon)在西方世界的神话传说中却是一只巨大的蜘蝎，长着翅膀，身上有鳞，拖着一条长长的蛇尾，嘴中喷出火焰，是罪恶的象征。因此，中文的成语“望子成龙”若译为“"，西方读者一定会大惑不解甚至产生误解;若译为“toexpectone’”或“"则能恰如其分地传达源语的文化内涵，易被西方人所接受。中英人民对于某些动物的心理反应是不完全相同的，这就要求翻译时必须进行适当的转换。

中国遵循直觉的感悟式的思维方式，追求形象思维。而西方开放性的商业社会造就了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外向型思辨。这种外向性的“思物”又形成了西方注重逻辑关系的分析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模式决定了对语言的两种审美标准:语言的形象美和语言的逻辑美。例如:

枯藤老树昏鸦，

小桥流水人家，

古道西风瘦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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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上面马致远的“秋思”与译文可以看出，原诗通过九个形象性名词的连续使用，译文则是通过形式完整的逻辑语句来抒发作者当时的心境，这正符合东西不同思维模式的特点。所以，在翻译时若遇到这种情况，就要打破原文形式上的束缚，运用不同的思维模式构建译文，以符合译入语文化的审美标准。

因为中西方人的思维模式、社会习俗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而人们的行为方式又受社会文化的潜在指引，所以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往往不是来自语言本身，而是语言所承载的文化意蕴。这就要求译者翻译时不能只在语言上推敲，还应考虑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这样才能将翻译做好。

四、文化翻译的策略及原则

(一)翻译策略的选用

翻译的目的是促进不同语言、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因此，翻译是文化传播的中介，而译者就是文化传播的使者。译者的翻译策略与翻译目的、译者的意识形态、文化背景、社会氛围、读者的趣味要求等可变因素息息相关，又直接影响到翻译效果。因而，异化与归化等翻译策略在中外翻译史上都留下了浓彩重墨的一笔。“归化翻译法”(domesticatingtranslation和“异化翻译法”(foreignizingtranslation)是美国翻译理论家韦努蒂(LVenuti,1995)创造的术语，用于描述两种不同的翻译策略。归化翻译法追求译文文体自然流畅，一目了然，其目的是尽量减少原文给目的语读者带来的陌生感;而异化翻译法则故意冲破目的语常规，把原文本的异国情调带到目的语文化之中。随着翻译研究越来越重视文化因素的作用，异化与归化也被置于文化研究的大视野中进行关照。叶子南将西化界为在两个语言体系中已固定的表达方式间有差异时(英译中)所采取的原语的表达方式;并认为缓慢适度的西化有益无害，西化的总趋势是合理的。郭建中认为归化与异化各有其长，这两种互补的方法将同时并存。孙致礼则持适度原则，即在“纯语言层面”用归化法翻译，在“文化层面”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但他们又都推断异化法将最终会占上风。

(二)“文化传真”:翻译的基本原则

鲁迅说:“如果还是翻译，那么，首先的目的，就在博览外国的作品，不但移情，也要益智，至少是知道何地何时，有这等事，和旅行外国，是很相像的，它必须有异国情调。”所谓“异国情调”，鲁迅指的不是语言上一味仿效西洋，而是尽量保存原文所蕴含的异域文化特色。韦努蒂积极倡导翻译过程中对源语文本的异化处理，从而揭示两种语言在表达形式和文化上的差异。这就是说，翻译不仅要考虑语言的差异，还要密切注视文化的差异，文化差异处理得好坏，往往是翻译成败的关键。语言可以转换，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一定要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

为了能够更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特色和形象，一些来源于典故或宗教的习语常采用异化的译法。当然，为了照顾译语读者的需要可采用直译加注脚的方法，如汉语谚语“一个和尚挑水喝，两个和尚抬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由于基督教国家对“和尚”这一概念比较陌生，而有关和尚的典故更是鲜为人知，所以可以采用直译加解释:Onemonk,twobuckets;twomonks,onebucket;threemonks,nobucket,nowater一morehands,lesswork.这样既传达了语言的意义，又传播了文化背景知识。

与“文化传真”相对的是“文化误导”。如果光在文字上做文章，不考虑其文化内涵，有时难免会使读者对异国文化产生误解。如《红楼梦》第一回《好了歌》中第一行“世人都晓神仙好’，，霍克斯译为“"因为“拯救”是基督教的概念，从“罪孽”中得到“拯救”是基督教的最高追求，它利于译语读者的理解，但同时它也误导译语读者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而杨宪益却译为“Allmenlongtobeimmortals"，变“神”成“仙”是道家的最高理想，"immortal”自然承载了中国道教的许多文化内涵。用异化的方法把它英译过来，既忠实于该句的原意又能巧妙地把中国文化介绍给西方人，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背景。这样处理显然弥补了归化翻译的不足。

“文化传真”就是要求译者尽量保存源语文化的韵味，使读者扩大文化视野，了解异域文化的精髓，从中获得知识和启迪;要求译者不仅要熟知译语文化，而且要熟知源语文化，熟悉其政治、经济、历史、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哲学思想、科技成就等。通过对比，才能尽窥源语之妙，运用译语做到真正对等的传译。翻译工作者应该把传达外国文化、繁荣和传播本国文化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带着强烈的文化意识，认认真真地做好等效翻译的工作。

Ⅳ 秉承中华文化（超高分）

你可以就我们最近的传统节日端午节来说，然后加上一点个人的看法就可以了，继承传统文化就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要有中国特色，但也不能盲目西化。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博大精深，有很多儒家的思想世代相传，现在改革开放，很多外来思想入侵，但是我们还应该发扬自身优势，然后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生产力来发展自己。

今天是端午节，昨日记者走访我市部分商场发现，礼品包装的粽子出乎意料地成了热销商品，6个粽子售价198元。（6-11《重庆时报》）

端午节该怎么过？多数人恐怕只剩下吃粽子的一种习俗，端午的一些习俗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前不久看见新闻说中国将拿端午节去申请世界文化遗产，不过我实在无法将吃粽子和文化遗
产联系在一起。

五千年的历史留给了我们许多东西，传统习俗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习俗除了是一种习惯之外，更代表着文化文明和民族的认同。但遗憾的是，现代国人在越来越熟悉西方节日的同时，也以更惊人的速度遗忘着自己的历史。

南京某中学叶海露老师向记者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上周，初一年级某班的音乐课上，叶老师问同学：知道屈原的请举手？全班30个同学中只有三个人举手。第一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歌手，他唱过《离骚》；第二位同学回答说：屈原是个厨师，他发明了粽子；第三位同学说：屈原是个医生，大家都管他叫大夫。（6月10日《现代快报》）

这种回答是令人遗憾的，中国的中学生不知道自己国家的传统节日，而且可以断定这种无知并非个别，而是普遍存在的。这就更令人担忧了，不管这种结果是洋文化入侵的结果，还是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必然，但却少有人想过，作为中国人我们自己又对保护传统文化习俗做过什么？

比如传统文化意义上的真正的端午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节日？

一说是为了纪念屈原。这也是关于端午节流传最广的说法，端午是为了纪念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屈原是战国时代楚国的三闾大夫，眼见国家处于危难之中，却无法挽救，日夜忧愁，最终投汨罗江而亡。楚国民众闻后十分哀伤，驾舟奋力营救，为了不让水中的鱼虾把屈原的身体吃掉，他们就在江上划着龙舟、敲锣打鼓，希望能将鱼虾赶跑；还用粽叶包米饭作成粽子，投到江喂给鱼虾吃，希望屈原的身体不要受到伤害。年年岁岁，这个习俗流传下来，这就是端午节划龙舟、包粽子的由来。

二说是为了“除瘟去病”。端午节源于古人对“恶日”的禁忌，这是比纪念屈原更古老的的说法。因为端午节正值农历五月，天气渐热，各种蚊虫开始出没，容易引发疾病，所以五月又有“恶月”之称。所以《礼记.月令》上有“仲夏，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止声色，嗜欲”的记载。古人在五月以安息静养为养生原则。有的地方还用“天中五瑞”即菖蒲、艾草、石榴花、蒜头和山丹五种植物来祛毒，其中即有蓄兰沐浴和悬挂菖蒲避邪之意。“除瘟去病”是中国普通百姓过端午的一大主题。

三说是为了“祈雨”。端午时节正是水稻生长的旺盛时节，而此时雨水常稀少，因此人们要借此机会求雨。粽叶又称“菰叶”，把它握好后内为中空，而中空的东西在中国都是“阴”的象征；装入米后捏起尖尖的角，则是“阳”的象征。粽子包好后，自然就是阴阳交合了。而中国古文化中，下雨被理解为阴阳之气在交合，说穿了其实就是冷暖空气相遇，“云雨之情”一说也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人们包粽子，正是为了引诱天公下雨。另外端午这天赛龙舟也是为了求雨，人们搅得水面天翻地覆，就是为了不让龙王躲在水底下，要把“真龙”引出来。

由此看来，一个端午节包含了如此多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文化不但不会过时，而且它的科学智慧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与时俱进。如我们的祖先讲究“天人合一”，要根据自然万物的变化以及节气的不同，去相应的适应自然。这充分体现了古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做法，而各式各样的民间习俗也不但丰富着人们的生活，也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

由此看来，把包含着那么多的传统文化内容的端午节变成粽子节是对文化的割裂。因为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源，是我们发展先进文化的精神血脉和延续基因。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人们的生活方式正在受到西方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猛烈冲击和强有力挑战。在这种文化的交锋和挑战中，任何盲目崇洋的心态和割裂文化传统的心态都是不可取的。

面对祖先遗留的历史文化，作为后人我们至少应该怀者一种敬畏之心，就像我们过端午不会不知纪念屈原一样。如果对无知的孩子我们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对于那些见利忘义的商家我们除了鄙视，还应从制度上加以约束和规范。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只知金钱，不知文化的悲剧再现。

任何基于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活动，其生命力都是顽强的，其精神影响也是巨大的。不能单从经济观点来继承传统文化，或认为传统文化是封建落后的迷信加以简单否定。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民族民间文化具有巨大感召力和凝聚力，是民族认同的象征和载体，也是培养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最好教材。如果我们能够在端午节让孩子们知道这些，我们的文化传统将会生生不息的延续下去。

悠悠文化长河源远流长
忽忽亿年银河转眼一瞬
逛逛浩如烟海的古文化
孔孟思想一路慷慨走来
多少空前绝后哲学思想
被多少子乎者拦腰斩断
本来是宝被割裂成凄草
妄将梦中呓语误导为宝
我们对古代经他人翻译成现代文的传统文化，不能一味的迷恋，要有自己的鉴别能力。尤其对孔孟等优秀思想的作品，我们应找来原着，多研究，多思考，不能仅凭一两部后来人翻译成什么，我们就吸收什么，这样达不到发扬国萃的目的。如果，一味的只想走捷径，我们有时势必要走入歧途，误将译者思想当为先哲；这就好比武师练功，急于求成，将前人的真传或内功心法通过第二、第三等人误传，没有鉴别地将传者曲意当大师精髓而勤加练习，定成走火入魔之势，这样不仅害已害人。
我们所生活这个时代，是新旧交替的夹缝，各类科学文化知识的丰富变革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不加强学习，势必我们要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盲；学习好比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当然，有些读者古文学得不好，没有一定的理论基础知识，我们只能从有关译者着作中理解，这并不等于，我们就要象海绵一样完全的吸收。这时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文化（古文）的学习，在学习中，注重边学习边提问，多进行横向纵向比较，并将这些问题及时的消化掉，做到精华接受，糟粕剔除；如果译者不能把先哲的真金传承，我们也要坚绝抵制这些伪思想、伪文化，让他们没有真正的市场。
说到抵制，并不是抵制真正的传统文化，连我们先哲的心血也要焚烧掉，这肯定是不行了，历史的车轮，就会倒步，没有了思想的理想信仰，人心不稳，社会就会动荡。我们好多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灵魂，是人民的脊梁，是国家的福源，是走向世界舞台的资本；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底蕴优秀传承，只能滋长愤怒的暴政，或被其他略性民族或国家所吞并，秦始皇的焚书残政，绝迹了多少优秀传统文化呀！也伤了天下读书人的心，这是导致农民揭竿起义根本之所在；这样的例子，中外的历史上上演得太多了，这里就不一一聱述。

Ⅳ 请从文化意识角度出发分析以下译例中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绍兴是越瓷的产地.

第一则翻译讲的是中国的茶文化，涉及了中国的五种茶，分别为红茶，花茶，乌龙茶，绿茶和砖茶。
其中红茶翻译为Black tea，这就和中国茶文化传播到世界的历史有关系了，不过说法众多，其中一种是说在1689年，英国在中国厦门大量收购中国茶叶，所收购的武夷山红茶颜色较深，且以黑色条索、黑色叶底为主要特征，从此大量的武夷茶流入英国，取代了原有的绿茶市场，且很快成为西欧茶的主流，在贸易之时就被译作Black tea，故而black tea被称为红茶。
第二个花茶翻译成Scented tea，而不是Flower tea,本人认为是因为Scented tea的翻译目的在于突出花茶的特点，内质香气鲜灵浓郁，具有明显的鲜花香气，这是花茶的特点，同时花茶的原料并不都是花朵，也可以用植物的叶子果实等。
而乌龙茶译为Wulong tea，同时在后边加以解释，因为是用汉字拼音翻译，外国人一定不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茶，就和直接用NeZha来翻译电影《哪咤》是一个道理，所以在后面解释乌龙茶是半发酵茶。
那绿茶就通俗易懂了，Green tea，从茶的颜色这一角度，读者可以直接了解到绿茶的概念和信息。
最后一个砖茶，中文的意思是说像砖一样的茶，砖茶经过蒸压，最后形成像砖一样紧实的茶，那Brick tea，形象生动，但读者会好奇，这个茶是用砖做成的吗？所以译者在后面加上注释，以免误会。所以在翻译茶名时，要从不同方面和角度考虑，是从茶的颜色，特性，味道还是其他方面翻译。
第二则，绍兴是越瓷的产地，这句话中有两个文化元素，绍兴和越瓷，重点在于越瓷的翻译，译者直接用越的拼音，直接了当，同时译者也考虑到读者的文化障碍，会不清楚Yue porcelain是什么，所以译者解释了一下，后面的说明，不仅解释了Yue porcelain，还增加了文化背景和知识，可谓一举两得。
第三则中涉及“云外流春”“苏东坡”两个文化元素，译者对这两个词采取了汉语拼音直译，但同时增加了解释，提供了文化背景。第一个云外流春，就体现了中国诗词语言的悠扬韵味和独特的表现手法，而译者对于“流”字的处理用了flow，保留其韵味，让人读了也有画面感。而“苏东坡”这个词，译者不仅简单解释了一下，还加入了宋朝的时间和概念等文化元素，使得内容充实丰富。

Ⅵ 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一是古代以玄奘，鸠摩罗什等为代表的佛经翻译；二是

历史上，有四次翻译活动，对中国文化产生极大的影响。
360问答
中国翻译历史上五次高潮和世界翻译历史上的六次高潮分别是什么样的，求简答。

永远的MOW LV9
2013-09-18
满意答案

yioh961h
LV10
2013-09-19
资料如下，简答时只列纲要。

一、中国的翻译事业迄今已经历了五次大高潮，即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时期的西学翻译、建国初期到文革之前的东西方文学翻译和七十年代至今翻译在各个领域全面开花的时期。

1．两汉至唐宋的译经时期

从两汉至唐宋时期，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传统的儒、道糅合。伴随着佛经的翻译入传，印度的哲学、文学艺术对我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印度的医学、天文、算术乃至语言在我国也有一定的影响。佛经翻译对于发生在我国的中西文化第一次大碰撞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这一时期的翻译活动还是以传播宗教为主。虽然在佛经译着中也夹带有少量描述外国科学知识的书籍，但不能说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科学翻译活动。因此这一时期的科学翻译充其量只能是宗教翻译的附庸。

两汉至唐宋时期一批着名的译者就翻译方法发表了不少论说，初步构筑了中国早期的翻译理论。例如，释道安主张直译，译文不增不减，只是在词序上作些调整；鸠摩罗什则倾向于意译，常对原文加以改动，以适应中国的文体。他们关于翻译方法的主张，对我国后来的翻译理论发生过持久的影响。比如清代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三字标准，就可从这一时期的翻译方法的论说中找到渊源。

中国翻译史上有“译经三大家”的说法，指的是：鸠摩罗什、真谛和玄奘。

1) 鸠摩罗什（344-413）：东晋后秦高僧，他和弟子僧肇翻译了《金刚经》、《法华经》、《维摩经》、《中观论》和《百论》等共七十四部，三百八十四卷，对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有人评论说，鸠摩罗什的译着“有天然西域之语趣”，说明在译文中仍然可见原作之神情。鸠摩罗什的译文为我国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基础。

2) 真谛：南北朝时，印度佛教学者真谛应梁武王之聘来到中国，译经达49部，其中《摄大乘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影响甚大。

3) 玄奘（602-664）：唐高僧，俗称唐僧。贞观二年（公元826年），玄奘去印度求经，17年后回国，带回佛经657部。玄奘主持了更大规模的译场，用19年时间译经75部1335卷。此外，他还把老子着作的一部分译成梵语，是第一个把汉语着作介绍到国外去的中国人。唐代之后，译经在中国虽不曾中断，但规模均无法与唐代的盛况相比。

2．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时期

明代万历年间，徐光启与利马窦合作翻译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测量法义》等书，标志着中国译着的方向性转变。以崇祯皇帝为代表的朝廷主要是出于修历的目的，对翻译西方历算书籍感兴趣。1629年朝廷设立了历局，组织传教士与我国历算知晓人士系统编译数学和天文书籍。徐光启、李之藻和王征等有识之士，一方面自身喜爱科学技术，另一方面则力图以科学技术改变我国的经济状况。他们除了奉旨参与历局译书之外，还翻译了西方几何、测量、算学、农业、水利、机械及哲学等有关书籍。

明末科学翻译活动启动了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第二次大接触。明末科学翻译是中国少数有识之士企图冲破长期封建保守与夜郎自大的氛围，自觉睁眼看世界之始，不仅与西方传教士热衷传教的翻译目的不同，还不断面临保守官吏顽强的阻力。由于朝廷支持不够，译人不足，民间翻译出版机构尚未形成，致使当时已传入我国的一大批西方书籍未能得到译传，使我国错过了一次全面学习西方先进科学知识的极好机会。

严格地说清初的科学翻译活动主要是围绕康熙皇帝的个人兴趣开展的。他利用传教士翻译了少量关于天文装置、历表及地理、数学等书籍。但这些译稿仅束之内廷高阁，对民间丝毫未产生影响。清初中国翻译唯一有影响者是薛凤祚。他与传教士穆尼阁合作，翻译了一些有关对数、天文和三角方面的书籍，使这些知识在民间得以及时传播。

3．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的西学翻译时期

鸦片战争时期中国译着方面的代表人物首先是林纾和严复。林纾（1852-1924）字琴南，光绪年间的举人。他与一些英美人士合作，译出欧美文学名着达160多部。其中最着名的有《巴黎茶花女遗事》（La Dame aux Camelias）、《黑奴吁天录》（Uncle Tom’s Cabin）、《块肉余生述》（David Copperfield）、《王子复仇记》（Hamlet）等。有趣的是林纾不懂英文，是由他人口述给他听，然后由他笔录并整理出来。林纾的译着中遗漏删减之处甚多，但可读性很强，对介绍西方文学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些译作第一次使中国读者接触到西方文学作品，引起了他们对西方文学的兴趣，同时也打破了章回小说的旧格式，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影响。

严复（1853-1921），字又陵，是中国历史上的翻译大家。从光绪24年戊戌变法失败到宣统三年，严复潜心译书，译作多为西方政治和经济学说，显然有向国人介绍西方进步思想之意。所以，严复又被称为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译着主要有《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原富》（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法意》（L’esprit des Lois）、《社会通诠》（A History of Politics）、《群学肄言》（Study of Sociology）和《群已权界论》（On Liberty）。严复提出的“信、达、雅”（faithfulness, expressiveness and elegance）翻译标准，流传至今近百年仍为许多译者所推崇，可见其生命力之强。

五四运动至建国前时期，我国的翻译活动为马列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比如马列主义经典《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陈望道译），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李达译），世界文学名着《莎士比亚剧本》（梁实秋译）和苏联文学作品《死魂灵》、《毁灭》（鲁迅译）。该时期译作的典型特征是以白话文代替了文言文，从而使东西方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拥有了更多的读者。对翻译理论的研究也扩大到了语言学、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范畴，为我国翻译理论的系统化和科学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Ⅶ 网友怎么说:中华文化如何走出去

属于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首先要树立一个国际合作的眼光，要积极联合和依靠国外广大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加强与他们的交流和合作，摒弃那种以为向世界译介中国文学和文化“只能靠我们自己”、“不能指望外国人”的偏见。
为了让中国文学和文化更有效地走出去，我觉得我们有两件事可以做:一件是设立专项基金，鼓励、资助国外的汉学家、翻译家积极投身中国文学、文化的译介工作。我们可以请相关专家学者开出一批希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文化典籍的书目，向世界各国的汉学家、中译外翻译家招标，中标者不仅要负责翻译，同时还要负责落实译作在各自国家的出版，这样做对促进翻译成外文的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在国外的流通有切实的效果。与此同时，基金也可对主动翻译中国文学和文化作品的译者进行资助。尽管这些作品不是我们推荐翻译的作品，但毕竟也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作品，而且因为是他们主动选择翻译的，也许更会受到相应国家读者的欢迎。

另一件事是在国内选择适当的地方建立一个中译外的常设基地，这种基地相当于一些国家的翻译工作坊或“翻译夏令营”。邀请国外从事中译外工作的汉学家、翻译家来基地小住一、两个月，在他们驻基地期间，我们可组织国内相关专家学者和作家与他们见面，共同切磋他们在翻译过程中碰到的问题。

Ⅷ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采取什么翻译策略

国际上一般提倡外语翻母语.母语翻外语,尽管可以做到不出差错,但对国外读者而言,阅读起来还是有隔膜. ●我们需用更开阔的视野去理解中外文化传播,要看到,翻译之后,还有出版、传播、接受,最后才谈得上影响力.杨先生的贡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太多的事情有待我辈继续努力.推荐阅读2011年搞笑版新闻联播：Q币潘币实现自由兑换(图)A股转机尚需一两年[时政] 也谈“新冷战”[经济] 中国股市十年与国足十年[社会] 90后人文素养最高?[热帖] 明星获奖感言背后的故事[文史] 杨钰莹复出 当年为何被封杀[文史] 1972年朝鲜黄金时代(图) 水皮：郭树清救市说法只能当故事 ●嘉宾：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翻译研究所所长,比较文学暨翻译学教授） 龚丹韵：译界泰斗杨宪益先生的去世,引起了大众对翻译和中外文化传播的热议.杨先生一生致力于把中国文学翻译成英文,让中国文化走出国门.您觉得这个领域今天我们做得怎样? 谢天振：杨先生毕生的愿望,就是把中国文化介绍给全世界.如果我们真的认同杨先生的理念,那就应该把他所追求的,踏踏实实地做下去.毕竟,中国文化的全球传播,并不是译文翻完就算成功了.它还涉及到一个更大的命题：中国文化如何才能走向世界?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一直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只要把中文翻成外文,就自然而然走向世界了.其实并非如此. 作家刘心武告诉我,他去巴黎时惊讶地发现,法国的文化学者们竟然都没听说过鲁迅,而其实我们已经翻译了大量的鲁迅作品.此外,我的一位博士生,论文就是“《红楼梦》英译史研究”.她发现,尽管《红楼梦》的全译本中,杨宪益先生的译本比起英国汉学家霍克斯的译本更加准确高明,然而令人沮丧的是,她在国外知名的几大图书馆发现,借阅率、引用率最高的是霍本,看过杨本的寥寥无几. 其实换位思考一下,我们中国读者如果想看西方名着,一般也会首选国内翻译家的译本,比如巴尔扎克的小说,就会选傅雷的译本.傅译文笔流畅漂亮,贴近中国人的审美趣味,懂法文的专家甚至觉得比巴尔扎克的原文更美. 龚丹韵：既然选择本国人的译本是不可避免的倾向,而西方汉学家毕竟有限,中国文化想要走向世界,突破口究竟在哪里? 谢天振：现在大家都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意愿很强,成百上千种中国文化典籍被翻成了英文,初衷很好,但最后往往是：国内出版,国内发行几千册,躺在国内图书馆里.最多让国外留学生看,留学生回家乡后,可能还是选择他们国家的译本.与此对比的是,中法文化年上,有位中国作家的小说译本销售高达9万多册,关键就在于它由法国出版社出版,很容易经由法国的文化渠道流传开来. 国际上一般提倡外语翻母语.母语翻外语,尽管可以做到不出差错,但对国外读者而言,阅读起来还是有隔膜.毕竟本国的译者更了解本国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趣味.不过对中国而言,国外精通中文的人才实在有限,任其自然是不行的.所以目前的策略上,我们不妨积极鼓励国外学者、国外出版社多翻译点中国名着,甚至可以给他们配备中方的顾问,或者中外合作翻译等,在国外的流通渠道出版,如此才能事半功倍. 我们需用更开阔的视野去理解中外文化传播,要看到,翻译之后,还有出版、传播、接受,最后才谈得上影响力.杨先生的贡献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还有太多的事情有待我辈继续努力. 龚丹韵：让外国人来翻译,难免对中国文化有所误读.对我们而言也是如此,比如村上春树的小说换了一位译者,让读者们大为吃惊,与原来的风格感觉居然可以完全不同.翻译究竟该怎么处理文化之间的差异? 谢天振：中国的翻译历史经过两个阶段：清末民初时,我们对西方了解太少,为适应国内读者的阅读习惯,采取的方法是“归化”.比如林纾翻译《福尔摩斯》时,说他“拂袖而去”,现在我们都知道西装袖口是做不出这个动作的.翻译中的这类扭曲,当时也无可奈何,必须先让中国人理解为先.鲁迅首先注意到这个问题,极力强调保持语言的原汁原味,可惜他的实践并不成功,但那种高瞻远瞩的眼光值得肯定.随着我们对西方文化了解愈深,新时期的翻译,追求的方法是“异化”,尽量把有差异的文化信息直接翻给中国读者.其实翻译永远不可能百分百契合原着.有一句名言：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 我曾对村上春树小说的第一个译者林少华说,“中国读者首先是通过你的翻译,接受了村上,喜欢上了村上,这就是你的贡献.”而现在,因为对村上有了一定的理解和兴趣基础,读者希望有更贴近原文的译文,这也是很正常的.翻译异域文化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了解西方文化用了100多年的时间,而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才刚刚开始起步,不可能指望西方短时间内就能奉献出非常忠于原文的中国典籍译本. 龚丹韵：随着年轻人的外文水平普遍提高,网友们组成了各种翻译小组,第一手的外国文化作品,从小说、电影到电视剧等,大多经由这些“字幕组”先在网上流传,您对此怎么看? 谢天振：我对年轻人参与翻译持肯定态度,社会对翻译的热情,有助于整体翻译水平的提高,人们会更了解翻译是怎么回事.上外高翻学院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学员往往是非外语专业出身,反而外语专业的学生,局限于单纯的语言训练,缺少文化训练,知识面狭窄,视野不够开阔,在翻译上显示不出自己的优势. 现在翻译已经进入到一个职业化时代,充分利用因特网、电脑翻译软件,正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征.网上的字幕组也许还无意成为职业翻译,但是若干年后其中说不定也会冒出几个优秀的网络翻译家. 翻译本来就交汇着各种学科、各种专业,职业化时代的翻译更是一个开放的大平台,这样,翻译事业才会更加兴旺发达.

Ⅸ 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

在个人成长的多个环节中，大家总免不了要接触或使用论文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要怎么写好论文呢？以下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文化自信时代我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和对策论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

摘 要：

全球化时代需要翻译通过能动性干预助推本国文化向世界文化舞台中心迈进，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主导性。本文从翻译话语概念和中国翻译话语特点出发，讨论了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并提出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即：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树立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

关键词 :

文化自信；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引言：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多元多样的文化在世界文化大舞台上各放异彩。中国璀璨的文化若想迈进舞台中心，必经翻译架起之长桥，因为“翻译的一个重要作用就在于对全球化时代的不同文化（cultures）进行重新定位（relocation）”。（王宁，2013:5）在定位过程中，翻译通过能动性的干预助推本国文化进一步走向世界，即拥有翻译话语者在文化传播过程中更具有主导性。然而，多数翻译理论和术语均来自西方学界，中国翻译话语却近乎“失声”，“西强我弱”的局面导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被误读、曲解的情况时有发生，这与中国文化走出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初衷相悖。

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滋养的传统译论、国内翻译名家的真知灼见不胜枚举，虽然近百年来为西方翻译理论所冲击，但鉴于中西语言的极大差异，对中国文化外译具有较之西方理论更强的指导作用。本文拟从中国翻译理论、中国译者的自我主体性意识和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等方面探讨中国翻译话语的重构策略，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从而建立中国文化大国的形象。

一、中国话语与中国翻译话语

“话语”的概念最早由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即人类语言现象中的“言语”维度。随后，不同领域的学者对其意义进行多视角解读，其概念也得到延伸。米歇尔·福柯便是其中一员，其话语观从社会学维度探讨了话语的权力属性：话语是人们必争的权力。“张佩瑶（Cheung,2009:223）曾认为，翻译话语是指‘作者表达的任何有关翻译的观念、想法和理论化的文本（包括译作），具体涉及翻译操作模式、动因研究、原则与方法、翻译的哲理、知识论、本体论和阐释学，同时它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耿强，2020:7）由此可见，话语和翻译话语都有权力属性。

中国翻译话语涵盖翻译话语应有之意，但也有别于西方翻译话语。中国翻译话语基于中国翻译实践，立足于中国文化，解决中国翻译问题，满足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和正确建立中国国际形象需求；既有对中国传统译论的继承与发展，又有对西方译论的甄别与吸收，使其符合中国翻译实际，从而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

二、文化自信理念下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意义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充分肯定，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云杉，2010:4-8）悠久灿烂的华夏文明曾是世界文明的代表，但鸦片战争的炮火遮住了中国文化的耀眼光芒，西学东渐使一些国人一味盲目尊崇西方思想，对本土文化妄自菲薄。加之囿于西方话语的主导地位和中国话语的边缘化地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中频繁出现被误读、曲解的现象。若想摆脱“西方塑造中国”的谬论，必须建设文化自信，其核心就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国话语，翻译则起到桥梁作用。中国文化走出去，讲好中国故事，就需要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做支撑，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因此，重构中国翻译话语迫在眉睫。

三、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策略

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离不开对传统译论的继承，也不能少了翻译研究者理论的创新，更不能脱离开翻译实践和中国文化而孤立进行。

（一）增强中国翻译理论自信

中国翻译历史悠久，虽非翻译强国，但堪称翻译大国。众多学者在中国翻译实践中积淀了很多翻译思想、理论、标准、原则、方法等，这些传统译论可谓中国翻译话语重构的基石。从支谦佛经翻译的“文质”到严复的“信、达、雅”等，这些传统译论起源于中国传统的文章学，极具中国文化特色。同时，绝大多数传统译论来源于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实践。中国翻译话语重构应重新阐释传统译论，形成历史与传统的相互观照。这样，中国翻译话语才会具有独特的个性、一定的自信和自豪，以及明确的文化身份。

潘文国（2016）认为，中国正处于“大变局”中，中国翻译学术研究必须实现转向，其中最根本的是要重新建立中国文化和学术的自信，从中国关注出发，变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打破西方翻译话语领跑的局面。因此，许多中国翻译研究者在整理国故、筛选和借鉴西方翻译理论的同时，也注重理论创新，涌现了一批原创性的翻译理论话语，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胡庚申的生态翻译学、黄忠廉的变译论、周领顺的译者行为批评、傅敬民的应用翻译学、陈东成的大易翻译学、任东升的国家翻译学”。（耿强，2020:8-9)

“理论从本质上来说就是话语权。”（潘文国，2012:5-11）“中国翻译理论唯有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方能为世界打开一扇了解中国文化之窗，也才能为中国打开一扇通往世界的门。”（姜燕，2015:116)

（二）增强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

福柯的话语权力属性说明世界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等的认同和接受绝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主动译介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期间中国文化的'保留与价值观念的传播取决于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也与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密切相关。

首先，中国译者应明确他们是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译者。汉学家在译介中国文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能够完全浸润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并客观传播中国文化的汉学家少之又少。因此，中国译者必须有担负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融合重任的主体性意识。

其次，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应增强主体性意识。让世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飞速发展，都离不开中国译者对所译介材料的精心筛选。选材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特色，又要与译者的文化取向、审美情趣等相契合，选材过程中的主体性意识能让选材和译者最相适切。

译者的翻译立足点和视角决定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翻译目标的达成度，也充分体现了译者主体性意识的重要性。东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巨大差异导致译文完全保留原文本中中国文化是不可能的。主动向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立足点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改变一百年来的西方视角为东方视角、中国视角，不再迎合西方读者或以译语读者接受为翻译的终极目标，而是采取不同的策略在译文中凸显中国优秀文化，适度扬弃糟粕文化，让世界重新正确认识中国。

在翻译实践中，中国译者的主体性意识增强其实也是逐步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过程。语言必然刻有本民族历史及文化的烙印，同时也带有表达情感、观点和态度的自我表现的印记。译者在翻译这一语言活动中，自然或有意识地在译语中留下或彰显译者文化身份及本土民族语言的独特印记，从而奠定了译本在异质文化中的文化地位，增强了翻译文化的话语权，提升了国家的文化沟通与传播能力。

（三）增强文化自信做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

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中国人对自己的灿烂文化首先要有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中国文化传播过程中既不夜郎自大，也不妄自菲薄，以实现东西方文化平等对话为目标，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走出去”的中国文化必须是中国文化中最本质、最优秀、最精华的部分。而文化典籍是中国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积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内核，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因此，做好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重构中国翻译话语的一个有效路径。中国文化典籍中众多的传统思想核心词、传统文论核心词、历史文化关键词均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带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独有的特质。这些词语的首译和定译是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和认同的过程，也是话语权争夺的过程。同时，中国文化典籍外译研究为重构中国翻译话语提供了实践基础，“真正适合中国翻译需求的翻译理论只能建立在中国自身的翻译实践和文化传统之上。”（潘文国，2016:10)

四、结语

全球化时代需要话语权来构建一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形象，翻译话语是为之架起的一座桥梁。树立文化自信，重构有中国特色的翻译话语，使中国翻译话语跻身世界翻译话语体系之林，与西方翻译话语对话，让中国话语在国际舞台上更加掷地有声，助推中国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树立良好大国形象。

参考文献

[1]王宁.翻译与文化的重新定位[J]中国翻译,2013.(2):5-11.

[2]耿强.中国翻译理论话语:内涵与意义[J].上海翻译2020,(3):7-11.

[3]云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对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中) [J]红旗文稿,2010,(16):4-8.

[4]刘建珠,穆雷.中国翻译理论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划界[J]上海翻译2017.(2):1-5.

[5]潘文国.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J]外语界,2016.,(1):6-11.

[6]潘文国.中国译论与中国话语[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1):1-7.

[7]姜燕文化话语权视域下的中国本土特色翻译理论[J].甘肃社会科学，2015,(6):116-119.

Ⅹ 许渊冲撰文：怎样的翻译才能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

当中文文字内容和形式相等的时候，英文可以译出中文的意义；如果中文的内容大于形式，那么译者就要选择符合内容的形式。这样，才能使人知之——了解原文内容；如果能使读者喜欢译文的形式，那就是使人好之；如果能够使人读后感到有乐趣，那更是使人乐之。知之，好之，乐之，是阅读译文的三部曲。孔子在《论语》中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我本人看来，如果译文能够使读者乐之，那就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了。当译文和原文有几个对等词的时候，应该用优化法选择一个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如果没有对等词，那么自然只好用创译法来选用一个最好的译语表达方式了。甚至，即使有对等词，如果能找到比对等词更好的表达方式，也可以采用，那就能更好地传递这些中文经典语句的意思了，用中国优化译法或创译法，能够使得中国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