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颂武体现什么文化传统

Ⅰ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你了解的有哪些呢

中华文明亦称华夏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也是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文明之一。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原文化为基础不断演化、发展而成的中华特有文化，包括：

神话传说：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八仙过海、盘古开天地、精卫填海等等。

社会风俗：元宵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春节等等。

Ⅱ 西周时期的人文传统有哪些

周人在周原建国时，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很大包容特征性的文化体系周文化，他们和商人的关系是并存的，可是他的势力不如商人大，国家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响，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独特的色彩，同时还接受了草原的影响以及西边羌人的影响，它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体。他以这种混合体的特点，在打败商人以后，由于人少，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建立了许多驻防的点，每个驻防的点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从考古学上看最显着的一个驻防点就是在今北京附近的燕国所在地，从这里可以看到，里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着民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由此可见周人又采取了所谓包容性极强的政策，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着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这种精神是了不起的。
礼乐
主词条: 礼乐
西周礼制继承商代而有所变革。周初，力求扭转商末流行的奢靡风气，曾反复告诫禁止酗
青铜鼓[56]
酒。从成王时的《尚书·酒诰》，到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都讲到必须遵奉周文王的告诫，不得纵酒。反映到青铜制造的礼器上，商朝常见的许多酒器，西周时逐渐归于消失。[23]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指对先祖与各种神祗的祭祀；凶礼指丧葬，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军礼指战争，以及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嘉礼指婚、冠、飨燕、庆贺、宾射等。所有礼制都和法律一样，体现出贵贱等级的区分。[23]
乐在西周很受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例如师嫠簋“命汝司乃祖考旧官小辅（镈）眔鼓钟”，即相当《周礼》的镈师和钟师。[23]
周代有的乐舞起源很早，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王凯旋告于周庙时表演。这一乐舞的歌辞还保存在《诗》中，即《周颂》的《武》、《酌》、《桓》、《赉》等篇。[23]
宗教
主词条: 人殉
周人的宗教观念，与商代有较大的不同。商代那种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已经淡薄。周代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地祗有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人鬼则指祖先而言。[23]
人殉现象在西周不像商代那样普遍。由于没有发现相当于殷墟西北冈、武官村规模的大墓，当时人殉数量尚难判定。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在西周时期亦史无明文记载。[23]
宗教思想的变化也表现在青铜礼器的纹饰上。商代流行的带神秘意味的花纹，只在周初延续了一个时期。到西周中期，大多数礼器的纹饰都图案化了，除装饰作用外，很少再有宗教或神话的意义。[23]
祝宗卜史
周初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曾分以祝、宗、卜、史宗教事务的官员。当时这种人的地位较高，如太史可称为公。后来他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以至在社会中不再有显赫的身份。[23]
祝管理祷祝，宗管理祭祀，卜职司卜筮，史职司文书记事。由于他们的专业需要特殊训练，常在家族中世袭。例如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青铜器铭文所见史墙一家，从商末到西周中期代代都任史职，说明其职业的封闭性。[23]
殷商时期使用甲骨的卜法继续流行。已发现的周人甲骨最早有周文王时代的，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近，足见商周卜法间有一定的联系。西周甲骨也有上刻卜辞的，曾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发现，而以陕西周原所出最多。[23]
这一时期使用蓍草的筮法与卜法并用。筮书就是《周易》。当时常先筮后卜，特别在占问国家大事时更要如此。在周人心目中，卜法比筮法更为重要，所问的事越重要，越要采用卜法。这叫做“筮轻龟重”或“筮短龟长”。[23]
学校
西周已有较发展的教育制度。在国人乡里中设立的学校，称为庠（一说称序），教授知识技艺。贵族子弟的教育更为完备，专设有小学、大学。贵族子弟满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成童时入大学。《周礼》有师氏、保氏两官，从他们的职掌看，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行、技艺和仪容等方面。技艺兼及文武，有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数（算术），称为六艺。[23]
典籍
西周时期文献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尚书》中出于西周的，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费誓》等篇，内容的时代自武王到穆王，而以成王时占大多数。这十几篇书记述了周初史事和政治情况，有重要历史价值。[23]
《逸周书》也有一些篇属于西周。例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篇，都是关于西周的重要史料。[23]
有重大文学价值的《诗经》，包括有很多西周时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间的民歌，如《豳风·七月》之类；有的则用于朝廷庙堂，收入雅、颂。一些篇有准确作者，例如《大雅·烝民》为周宣王时尹吉甫作。这些诗歌或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或描写历史事迹，或对朝政进行颂扬及讽刺。[23]
《周易》本为占筮用书，其经文主要成于西周时期。封辞、爻辞中有些内容与周人历史有关，如康侯用锡马蕃庶等。由于占筮必须由卦象推类，逐渐被赋以抽象的意义。有的封、爻辞，如《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即使从字面上也可看出其哲学意味。[23]
天道观
从西周文献和金文看，周人的天道观较之商代有相当大的发展。西周统治者强调天命和德的观念，认为文王有德，故受天之大命，武王有德，故能克商。德的内涵包括敬天、孝祖、保民，既有宗教意义，也有伦理性质。《尚书》所载周公的许多言辞，都反复阐述天命与德的联系，告诫王和贵族官吏要效法先王，不要失德，否则天命即将失坠，商朝的覆亡是为鉴戒。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继承了他的先祖周公的见解。据《逸周书·祭公》，他曾以同样的天命与德的观点劝诫穆王及其他朝臣，类似思想在某些金文中也有所表现。[23]
这种天道观到西周晚年遭到动摇。由于当时社会动乱，灾祸频仍，人们对天和祖先的神圣产生了怀疑。这个时代创作的一些诗篇，充满了对“浩浩昊天”怨恨不满的情绪，一时形成思潮，为怀疑以至否定神权的进步思想提供了基础。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阴阳五行说开始形成体系。周幽王时臣伯阳父以阴阳之气解释地震，史伯也曾提出五行杂和作为比喻，就表明了这样的趋势。[23]

Ⅲ 先秦礼乐文化中的精神与内涵

先秦时期，正如社会生活从奴隶制度中解放出来一样，音乐艺术也渐渐从巫术与宗教的笼罩下解放，蓬勃发展，空前繁荣。这不仅表现在郑声的广泛流行，也表现在楚声的大量涌现；不仅表现为韩娥那“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美妙歌声，也表现为伯牙那“巍巍乎若泰山”“荡荡乎若流水”的天籁琴音。现实生活中的音乐趣味自由地进入了人们的审美意识。使当时的音乐美学思想领域出现了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的局面。许多哲学家将人们对音乐的审美意识总结成理论形态，形成系统的美学思想。儒家的孔孟，道家的老庄，墨家的墨子，法家的商鞅、韩非，均有一定的论乐文字。诸家内部既有继承，又有改造，既相互辩难，又有所交融，呈现出争奇斗艳的缤纷之态。其中儒、道两家的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极为深巨：儒家那情理结合、以礼节情，要将理性融入音乐情感，从而影响政治成就人生的“礼乐思想”；与道家那反对束缚、“法天归真”、超越功利、追求内在精神之美的自然乐论，共同奠定了我国音乐美学的思想体系的基石，二者的交融与斗争成为了中华民族特有的音乐审美特色。

Ⅳ 周代文化具体有哪些

西周 西周的文化和科技成就

西周享国近三百年，这一时期创造的文化亦是灿烂多姿。

文化方面的成就

第一、“五行”与《周易》。

西周末年就已出现了对“五行”的认识。《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并认识到五行中的每一行都有不同的性能，认为“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墙；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墙作甘”。 “水曰润下”，是指水具有滋润、向下的特性；“火曰炎上”，是指火具有发热、向上的特性；“木曰曲直”，意思是指木具有生长、升发的特性；“金曰从革”，是指金具有肃杀、变革的特性；“土爰稼墙”，是指土具有种植庄稼，生化万物的特性。西周时期的人们基于这种认识，把宇宙间各种事物分别归属于五行。

此外，儒家经典五经之首的《周易》就是在西周时出现的，其内容涉及到天文、地理、气象、历法、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武术、炼丹、养生、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教育、民俗、心理、伦理、军事、宗教、卜筮、堪舆等诸多方面。《周易》是以八卦构成的，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说明、解释，甚至加以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称为《易传》。现存的《周易》十卷，包括《易经》和《易传》两个部分。

据《史记·周本纪》说：西伯被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原来西伯侯在狱中弹琴之馀将伏羲的先天八卦推演为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内含天地造化之妙、阴阳不测之机。因六十四卦为周文王（西伯）所推演，故名《周易》。周易就是后天易学。《史记正义》解释说：《乾凿度》云：“垂黄策者羲，益卦演德者文，成命者孔也。”《易正义》云：“伏羲制卦，文王卦辞，周公爻辞，孔十翼也。”因此，文王益卦是一种较早的记载。

司马迁曾说：“《易》着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 《说文解字》易部解说道：“日月为易，象，阴阳也。”八卦由阴爻和阳爻组成，“易”字由上日下月组成象，其象也是阴阳。日为阳，月为阴，是以阴阳的消长、盛衰、变化来阐明宇宙万事万物的变化之理。先天八卦图和后天八卦图都是如此。

《周易》内容丰富切如此，是人们了解宇宙、世界的一个通道。是故深得孔子喜爱，孔子为读它竟然三次磨断了扎书简的绳子。“韦编三绝”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中国儒家的经典是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易》、《诗经》、《尚书》、《礼记》、《春秋》。《易》被儒家尊为五经之首，可见儒家对它的看重。

此外，《周易》还是中国传统医学之源，二者之间密不可分。正如明代名医张景岳在其着作《医易义》中所说：“《易》具医之理，医得《易》之用”，“医不可无赐，《易》不可无医”。

《周易》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弥久而不衰。

第二、文字与文学

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金文的文字内容比甲骨文更丰富。从殷商器上的一两字到西周春秋器上的数百字，记录了祭典训诰、征伐功勋、赏赐策命、盟契誓约、婚嫁家用等史事。跟青铜器一起铸成的铭文，其形式要求庄严，稳重，端肃，有序，精美，以符合“藏礼于器”的礼仪文化的特点。

较长篇幅的西周金文的代表是陕西岐山出土的有近五百字的毛公鼎，记述了关于西周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史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陕西临潼出土的记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等器，都载有铭文。通过这些文字，更加丰富了后人关于西周社会历史研究的内容。

今人容庚《金文编》 收录了二十世纪五十代以前出土的铜器铭文近三千单字。此后数十年间中国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这就说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世传周太史籀作大篆，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在书法上与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西周金文形体演变的主要趋势是线条化。

现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等，就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西周文献典籍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了当时严谨的文风。

第三、礼乐

周代是最早对“礼”（祭祀、朝飨等仪式）和“乐”（伴随“礼”进行的乐舞）作出详细规定的时代，这就是所谓“制定礼乐”。周代的礼乐制度有两条基本内容，一是规定等级，二是规定伴随礼的乐舞基本是雅乐。

周代礼乐制，等级森严，不同场合，不同身份的人，不但礼仪有别，所用的音乐也不一样，所用乐器也不同。如祭祀天神，“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 ；祭地示，“乃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 ；祭山川，“奏蕤宾，歌函钟，舞《大夏》，” 两君相见，用大雅《文王》；诸侯设宴招待来访使臣用小雅《鹿鸣》、《四度》、《皇皇者华》。又如天子祭祖用的《雍颂》，士大夫则不能用。

在周雅乐中，器乐、舞蹈、歌唱往往分别进行，并不完全合在一起，舞蹈由与笛相似的管和歌唱配合，歌唱由弹奏乐器瑟或簧管乐器笙伴奏，器乐即所谓“金奏”，是钟、鼓、磬的合奏。“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单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丽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当时可以看到“六代乐舞”，即黄帝时的《云门》、尧时的《咸池》、舜时的《韶》、禹时的《大夏》、商时的《大濩》、周时的《大武》。

周代还有采风制度。即通过收集民歌，来观察风俗和民情，因此保留了大量的民歌。春秋时经孔子删定，汇成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它收有自西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的入乐诗歌一共三百零五篇。《诗经》中最优秀的部分是“风”。它们是流传于以河南省为中心，包括附近数省的十五国民歌。此外还有文人创作的“大雅”、“小雅”，以及史诗性的祭祀歌曲“颂”这几种体裁。就其流传下来的的文字分析，《诗经〉中的歌曲可以概括为十种曲式结构。

西周所用雅乐的歌唱部分均属于《诗经》中的《周颂》、《大雅》和《小雅》。而《国风》中只有《周南》、《召南》在西周后期用于等级较低的“礼”。清代学者方玉润在分析《周南·芣苡》一诗时对诗所表现的情形进行了想象性的描述：“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此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馀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 今天，我们只能从文字中去品察其中的节奏和韵律。

周代还兴办了音乐机构“大司乐”，在音乐方面系统的训练贵族子弟。《周礼·春官·大司乐》中记载了大司乐教授乐舞的具体内容：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以乐舞教国子：舞《云门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以《六乐》防民之情，而教以和。” 说明《周礼·地宫·大司徒》已注意到音乐对人情志的影响。
《周礼·春官·大司乐》中提到的《大武》，是西周很着名的乐舞，它表现的是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事件。据《礼记·乐记》记载，《大武》具有很大的规模，它在春秋时期的演出有六段，有歌唱，有乐队伴奏。它有着结构完整的曲式，在艺术上有相当高的水平。

西周时的乐器有数十种之多，仅一部《诗经》中，就出现了二十九种乐器。不仅有打击乐器和吹奏乐器，还有弹弦乐器。根据材料的不同，当时的乐器可分为八类，即：金、石、土、革、丝、木、匏、竹。史书称为“八音” 。另外，被史书称为“钟鼓之乐”的大型管弦乐队也在西周时兴起，这种乐队的主要乐器是编钟和建鼓。这时的编钟以由先前的三只发展而为五只、八只。陕西扶风齐家村出土的柞钟，总音域已有三个八度，并基本按羽、宫、角、征、羽、宫的次序排列。

在周代，十二律的理论已经确立。五声阶名（宫、商、角、征、羽）也已经确立。这时，人们已经知道五声或七声音阶中以宫音为主，宫音位置改变就叫旋宫，这样就可以达到转调的效果。律学上突出的成就见于《管子·地员篇》所记载的“三分损益法”。就是以宫音的弦长为基础，增加三分之一（益一），就得到宫音下方的纯四度征音；征音的弦长减去三分之一（损一），就得到征音上方的纯五度商音；以次继续推算就得到五声音阶各音的弦长。按照此法算全八度内十二个半音（十二律）的弦长，就构成了“三分损益律制”。这种律制由于是以自然的五度音程相生而成，每一次相生而成的音均较十二平均律的五度微高，这样相生十二次得不到始发律的高八度音，造成所谓“黄钟不能还原”，给旋宫转调造成不便。但这种充分体现单音音乐旋律美感的律制一直延续至今。

第四、服饰

中国服饰制度，在周代逐步完善，帝王、诸侯、贵族都依照场合与身份穿着服饰。
周代的服饰，主要是上身穿“衣”，衣领开向右边；下身穿“裳”，裳就是裙；在腰部束着一条宽边的腰带，肚围前再加一条像裙一样的“韨”，用来遮蔽膝盖，所以又叫做“蔽膝”。

冕服是男服服饰中最尊贵的一种。冕服主要在祭典中穿着，比如祭祀天地、五帝，享先王、先公，祭祀山川、社稷等，是主要的祭服。但是天子受诸侯朝觐、大婚亲迎时也要穿冕服，其服饰主要由冠、衣、裳、蔽膝、革带、大带等要件所组成。冕服的主体是玄衣，衣裳上面绘绣有章纹饰，周代共有九章花纹，即龙、山、华虫、火、宗彝、藻、粉米、黼、黻，分别代表着不同的含义。而在最隆重的典礼时，穿九章纹冕服。衣裳之下，衬以白纱中单，即白色的衬衣。古代衬衣通常是白色。下身前有蔽膝，天子的蔽膝为朱色，诸侯为黄朱色。鞋是双底的，以皮革和木做底，鞋底较高，周代天子，在隆重典礼时穿赤色的。

隆重性仅次于冕服的是弁服，衣裳的形式与冕服相似，最大的不同是不加章。弁服可分为爵弁、韦弁、冠弁等几种，它们主要的区别在于所戴的冠和衣裳的颜色。“玄端”为天子的常服，诸侯及其臣的朝服。古代凡是礼服都是上衣下裳不相连，但有一种衣裳是上下相连，分开裁但是上下缝合，因为“被体深邃”，所以被称为“深衣”。

女服也是与“礼”相合。《周礼·天官》中记载道：“内司服掌王后之六服，祎衣、揄狄、阙狄、鞠衣、展衣、禄衣、素纱。辨外内命妇之服，鞠衣、展衣、禄衣、素纱。”王后跟从天子祭先王的祭服是“祎衣”。王后跟从天子祭先公和侯伯夫人助君的祭服是“揄狄”，是青色衣，画揄狄纹十二章纹，揄狄羽色亦为五采。王后跟从天子祭群神和子男夫人从君祭宗庙的祭服是“阙狄”，是赤色衣，刻赤色缯的狄纹。王后率领命妇祭蚕神告桑的礼服是“鞠衣”，也是诸候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王后礼见王及宴请宾客的礼服是“展衣”，也是卿大夫之妻从夫助君祭宗庙的祭服。王后燕居时的常服是“禄衣”，也是士之妻从夫助祭的祭服。“素纱”主要是衬在六服的面，这样可以显示出六服的色彩。

可以说，古代的服饰制度与人们的社会礼教是息息相关的。它不仅具有装饰的意义，而且还是当时人们身分和言行举止的标志。

科技方面的成就

第一、天文学

西周时，天文学家通过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了二十八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依据这些星座，天文学家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等发生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早晚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确的记载。所记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七百七十六年九月六日。这是中国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建立的周公测景（影）台（遗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表高八尺，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则最长。利用土圭观测日影，就能比较正确地测定出太阳年的长度。

第二、地理学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事先绘制地图。《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第三、医学

西周时，专门的医学书籍还没有出现，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多散见于《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山海经》等当时的文献之中。同商朝相比，此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已有了明显的进步，对于热病、昏迷、浮肿、逆产和不孕等疾病已经可以认识，并有了固定的病名。比如《诗经》中就记载了古代一些疾病的病名和症候，如：瘨（癫狂）、闵（伤痈）、狂（疑）、首疾（头痛）、噎（气息不利）、疚（心忧惫之病）、朦（失明）、震（有娠）、身（怀孕）、瞽（盲人）等。《山海经》、《周礼》等也分别记载了多种疾病的名称和内容，如肿疡、溃疡、金疡、疟疾、疥、瘅疽、足肿病、佝偻病、秃头、胼胁等。
对疾病的诊断，《周礼·天官》是这样记载的：“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生死，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

在治疗方面，有人提出了“先味而后药”的治疗主张，即先用食疗，再用药治。同时还提出饮食要与四时季节的变化相适应。周代甚至出现了专管王室膳食的官职“枣食医”，这说明当时关于饮食疗法的经验已有相当的积累。

此外，针灸、按摩、导引等各种治疗方法在这个时期也已有所应用。

虽然在商代的甲骨文中迄今并未发现关于药物的明确表述，但其中已有用鱼来散瘀血和用枣治疟疾的记载。到了西周、春秋时期，药物品种增加，人们的用药经验也日益丰富。很多文献中都有关于药物的记载。如《周礼·天官》中记述了初步对药物分类的“五药”；记述了对外用腐蚀药胆矾、丹砂、雄黄、礐石、磁石这“五毒”的炼制过程。再比如《诗经》中也记载了大量的动植物，虽然没有明确指明这些动植物的药用作用，但是许多都是后世所使用的药物，如芣苢（车前）、藚（泽泻）、葛（葛根）、薇（白薇）、芩（黄芩）、虻（贝母）、荑（白茅）、壶（葫芦）、木瓜、枣等。《诗经》中对一些植物的采集、采地及食用的效果也有一些记载。

西周时期的人们还认识到，季节气候的变化与人体健康有一定的关系。当时传染病被称为疠疾。《周礼·天官·疾医》中记载了四时的常见病、多发病：“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周代起专职医生开始出现，并且有了最初的医学分科。当时的宫廷医生分为食医、疾医、疡医、兽医四科，各有其编制和职责范围。食医负责王室的饮食与配膳；疾医职责是负责百姓疾病的治疗；疡医相当于今天的外、伤科医生；兽医主要负责动物疾病的治疗。

周朝还设立了较为完备的医疗制度，其系统是：医师一人，上士二人，下士四人，府二人，史二人，徒二十人。医师是“众医之长”，掌管国家的医药政令，负责王室和邦内疾病和瘟疫的预防和治疗；士是治病的医生；府掌管药物、医疗器具和会计事务等；史负责文书和医案，徒专供驱使并看护病人。周朝还设有完整的医疗考核制度和考核标准。据《周礼》记载：“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也就是说，每到年终，医师们的级别和俸禄要根据他们的医疗成绩的优劣来决定。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病历记录和死亡报告制度。也就是可以根据病人不同的患病情况进行分别处理，并对其治病过程全程记录。对于死亡者，还要作出死亡原因的报告，呈送医师，作为评定级别的依据。

根据甲骨文的记载，夏商时期，人们已有洗脸、洗手、洗脚的习惯。到了西周，人们对饮食卫生更加重视。人们“凡用禽兽，春行羔豚，膳膏香（牛脂）；夏行腒（乾雉）鱐（乾鱼），膳膏臊（豕膏）；秋行犊麛，膳膏腥（鸡膏）；冬行鱻羽，膳膏膻（羊脂）。” 人们还意识到人的饮食口味必须随四时气候的变化而变换，《食医》中记载道“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

另外，从已经挖掘出来的甲骨文中，可以找到关于牛栏、猪圈和室内除虫的记载，这说明殷商时期的人们已开始注意环境卫生，并实行了人畜分离。到了周代，人们使用了如抹墙、堵洞、药熏、洒灰、扫房屋及用“焚石”投水中消灭水中病虫害的方法，对此，《周礼》、《易礼》、《诗经》中都有相关记载。

第四、数学

周代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周髀算经》 开头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传说是周公提出来的。

第五、生活设施

相传黄帝时代已有水井，夏代则有“伯益作井”的传说。早期的水井都是土井，即穿地而凿。到了商周时期，人们逐渐发明了井裙、井盖、井亭等设施。根据出土的殷墟遗址，发现当时已经有了地下排水管道；在周代城廓的遗址中也发现了比商代更为先进的地下水道。

此外，对于如何防暑降温，周代较之商朝有了新的发展。夏商时代，人们一般冬季贮藏天然冰以供夏日使用。到了周代，人们普遍在夏季用冰来调节温度，达到“疠疾不降”的目的，而且还设有专门分管用冰的官职“凌人”。《诗经》、《周礼》中都有藏冰的记载，考古挖掘中也曾发现这一时期修建的冰窖和贮存食物的冷藏井。

Ⅳ 西周时期的思想文化

西周社会中，奴隶制十分盛行。奴隶的来源，出于赏赐或买卖的常称为臣妾，来自罪人或战俘的常称为“隶”。“臣妾”一词，周初已经存在。《尚书·费誓》鲁公誓辞中，将臣妾（男女奴隶）与马牛相提并论，均为特定主人的财产，逃跑了要捉住归还原主，加以隐藏或诱拐的要科以刑罚。约为康王时的复尊铭云“燕侯赏复冂衣、臣妾、贝”，也说明臣妾和财物一样为奴隶主所占有。
西周时期的思想文化以礼乐

为主。
西周礼制继承商代而有所变革。周初，力求扭转商末流行的奢靡风气，曾反复告诫禁止酗酒。从成王时的《尚书·酒诰》，到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都讲到必须遵奉周文王的告诫，不得纵酒。反映到青铜制造的礼器上，商朝常见的许多酒器，西周时逐渐归于消失。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指对先祖与各种神祗的祭祀；凶礼指丧葬，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军礼指战争，以及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嘉礼指婚、冠、飨燕、庆贺、宾射等。所有礼制都和法律一样，体现出贵贱等级的区分。


乐在西周很受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周代有的乐舞起源很早，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工凯旋告于周庙时表演。这一乐舞的歌辞还保存在《诗》中，即《周颂》的《武》、《酌》、《桓》、《赉》等篇。

Ⅵ 《周颂·武》体现了什么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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Ⅶ 诗经中的祭祀诗

诗经中用于宗庙祭祀的诗叫《颂》。

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颂》共有40篇。对于《颂》的释义，最早见于《诗·大序》：“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据阮元《研经室集·释颂》的解释，“容”的意思是舞容，“美盛德之形容”，就是赞美“盛德”的舞蹈动作。如《周颂·维清》是祭祀文王的乐歌，《小序》说：“奏象舞也。”

郑玄《毛诗传笺》说：“象舞，象用兵时刺伐之舞。”就是把周文王用兵征讨刺伐时的情节、动作，用舞蹈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可以证明祭祀宗庙时不仅有歌，而且有舞，“载歌载舞”可以说是宗庙乐歌的特点。

近代学者也多以为《颂》是宗庙祭祀之乐，其中有一部分是舞曲。颂的名篇主要有《清庙》、《维天之命》、《噫嘻》等。

(7)周颂武体现什么文化传统扩展阅读

《诗经》的历史背景

《诗经》中的作品是在周武王灭商（前1066年）以后产生的。《周颂》时代最早，在西周初年产生，是贵族文人作品，以宗庙乐歌、颂神乐歌为主，也有部分描写农业生产。

《大雅》是周王朝盛隆时期的产物，是中国上古仅存的史诗。《小雅》产生于西周晚年到东迁以后。《鲁颂》和《商颂》都产生在周室东迁（前770年）以后。

西周取代殷商，经济制度的发生巨大变革，促使社会在精神文明方面产生飞跃性的进步，作为文学代表的《诗经》出现是时代进步的必然产物，而它反过来又促进了社会的文明进步。

《诗经》对古代文学的影响

1、《诗经》主要是一部抒情诗集，至此，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主要形式。

2、《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积极的人生态度，被后人概括为“风雅”精神，直接影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如屈原、汉乐府诗缘事而发、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等，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后世诗人往往倡导“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如陈子昂的诗歌革新主张、李白、白居易等。

3、比兴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的典范，成为了我国古代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比兴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