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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与文化联系

发布时间:2022-04-15 06:17:50

Ⅰ 简述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文化沟通

1.培养跨文化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导入要进行跨文化沟通对象的文化要素,树立文化差异的意识。在有了这个意识的基础上,要主动地学习对方的语言、句式、文化,联系听说能力,以便更好地与对方进行沟通。有了语言的基础后,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比较沟通对象的文化与自己母文化的差异,提高对异文化差异的察觉。
2.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模拟真实情景(通常可以与熟悉目标文化的人员进行拍档),加强语言实践,强化文化差异性的适应能力。
3.正确对待文化差异,这其中包含了两个认知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正确地意识承认有文化差异的存在。第二个层次是正确地对待文化的差异,积极的学习、适应、包容它。这一个过程要注意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既不能有霸权文化意识,也不可以有自卑意识。文化与国家或者地区的强弱并没有必要的联系。
4.熟悉掌握沟通的技巧。在语言沟通中,要注意口语交流和书面沟通的不同层面的不同作用。在与对方进行语言沟通的时候,要给足够停顿的时间给对方和自己进行语言交换。此外还有注意在沟通时,不能先假设对方已经理解,反而应该先假设对方不能理解你的意思,通过不断的检查来估计对方对你的话语的理解能力。
5.培养非语言的沟通技巧。在进行跨文化沟通的时候应该要留意对方的身体语言。我们可以借助观察对方的手势,面部表情等身体语言来了解他的意图;另外我们也要熟悉地使用身体语言,一方面可以运用身体语言更好地表达我们的意思弥补语言沟通的障碍,另一方面可以避免有歧义的身体语言的出现造成不必要的误会,例如手势。

Ⅱ 建筑往往与文化相联系,究竟有怎样的联系呢

建筑文化是人类文明长河中产生的一大物质内容和地域文化特色的亮丽风景。是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不断作用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建筑文化内涵和风格是不一样的。

中国传统建筑以汉族建筑为主流,主要包括如城市、宫殿、坛庙、陵墓、寺观、佛塔、石窟、园林、衙署、民间公共建筑、景观楼阁、王府、民居,长城、桥梁大致十五种类型,以及如牌坊、碑碣、华表等建筑小品。它们除了有前述基本共通的发展历程以外,又有时代、地域和类型风格的不同。

基于中国长期的宗法社会土壤,中国建筑以宫殿和都城规划的成就最高,突出了皇权至上的思想和严密的等级观念,体现了古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政治伦理观,而与欧洲、伊斯兰或古印度建筑以神庙、教堂和清真寺等宗教建筑成就更高明显不同。宫殿从夏代已经萌芽,隋唐达到高峰,明清更加精致。西周已形成了完整的都城规划观念,重视规整对称突出王宫的格局,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规整式格局有所破坏,汉代又开始向规整的复归,隋唐完成此一过程,元明清则更加丰富。隋唐长安、元大都和明清北京,是中国历史最负盛名的三大帝都。

Ⅲ 如何理解人与文化之间的关系

认识人与文化的相互关系,理解积聚于人的文化本能,人与文化建构能力和对话本性等特点,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艺术文化本质特征。理解人与文化的关系,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文化是一种意涵深远的整体性精神存在。它的意蕴丰富、复杂、歧义亦很多,且相互关联、相互渗透,因而需要对它进行悉心辨证、审慎梳理。这是艺术认识和理解的前提,也是艺术文化学理论建构的根本组成。

Ⅳ 如何处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关系

一、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

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积淀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文化遗产,也是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的精神体现。传统文化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所以,对传统文化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全部的吸收,只有站在时代高度,通过实践检验。汲取精华,清除糟粕,才是正确地发挥作用。

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总要有建立在一定的经济、政治之上的文化,否定传统文化,也是否定历史,否定民族精神。人为地割断自己的“根”。美国文化哲学家怀特说过:“文化是一个连续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产生于更早的文化环境”,“现在的文化决定于过去的文化,而未来的文化仅仅是现在文化潮流的”。可以说,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史,也就是发展和丰富传统的历史。

否定传统文化,必然抹煞民族精神。那种认为中国现代化只能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力量,企图以文化就是以西方文化模式代替中国传统文化模式的过程称为西化派是错误的。

二、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

传统文化作为一种社会精神形态,是一定社会存在的反映,这种传统文化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力量,它对社会长期发生作用。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灿烂文化,它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深远。由于孕育传统文化土壤的特殊性以及历史、文化自身发展的个性特征,使中国传统文化独成一系,以其独特风姿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以其巨大的魅力影响着世界文化的发展。

我们应当十分珍惜和发展其精华,这种“血脉”和“精髓”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构成现代文化的主体。值得继承与发扬的传统文化精华主要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崇尚人的价值,注重和谐稳定;道德价值至上,追求精神境界的提高;直观整体思维,矛辨证分析;长盛不衰的传统美德;和平友善,热爱祖国。

三、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必须去除,才能更好发扬现代文化。

法制观念淡薄。中国传统文化不重视法制,实行的是人治,如实行的是皇权至高无上,因而君言就是法。在我国今天社会主义社会里, 人民群众已经成为国家主人,国家的一切法律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但封建特权思想严重,权大于法,情大于法的事,还时有发生。

商品意识差。中国是个农业国,重农轻商十分严重。过去,经商是被人看不起的,不知商业是产品流通的重要环节,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繁荣经济,方便,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现代,没有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也就无法走向现代化。

守旧意识严重。中国的小农经济广大,个体经济,靠天吃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很容易满足于现状,非到万不得已,是不会起来造反和自学接受新东西的。

四、由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是推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的精神动力。

首先是发展市场经济经济的需要。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这种经济是人治经济,一切由政府统管,政企不分,按长官意志办事,乱放炮抱粗腿界。

现在市场经济是以市场机制作为配制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是按照市场经济运动规律建立起来的一种经济管理体制。因此它能有效激励企业发挥主动性与竞争性,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与创造性,成为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一定的经济总是与一定的文化相联系的。经济与文化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今天的经济,也就是明天的文化;而明天的文化,也将是后天的经济。

所以,现代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将对人们现有的文化观念进行检验,新的取舍,另一方面,促使人们必须努力学习一切先进的东西,不断提高自己的精神素质,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这就是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决定作用

其次是建全社会主义法治的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法制意味着合法性、权威性、公正性。法治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一是引导作用—引导市场经济向健康的方向发展;二是规范作用—通过法律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的行为与秩序;三是保障作用—保障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与正当权利。

这些都是现代文明与现代文化的体现,而中国传统文化在这方面却有很大的缺陷。中国传统文化在法制思想上强调实行人治。法律仅作为治国的某种辅助手段,这种缺乏权利意识的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就难以存在与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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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特点

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加强文化引领的地位,发挥文化引领的作用,有效提升文化引领的质量,既是文化的基本功能,也是现代文化的机能、现实诉求和基本依据。一是现代文化是现代人的主导性生活方式。以现代文化为引领不是用文化去引领文化,而是用现代文化去引领发展,用现代文化去引领人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用现代文化力促新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

二是科学的发展观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前提。发展应是共享性发展,增长当为包容性增长。三是现代化理论是现代文化发展的很重要尺度。新疆人要以先进的文化和现代人格塑造,去创新发展理念,去打造新疆效率,去砥砺新疆精神,去追求新疆卓越。四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有益成果是以现代文化为引领的核心内容。

Ⅳ 怎样和传统文化联系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派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诸多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学说流派。特别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可以说是人类文明尤其是东方文明的源头之一,不仅在历史进程中产生过巨大影响,即使在今天仍发挥着作用。

从思想内涵来看,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形成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基本精神,大体上表现为四个方面,即天人合一的观念、以人为本的观念、刚健有为的观念、以和为贵的观念。这些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智慧的源泉、文化传承的载体,既是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宝贵资源

传统文化作为曾经长期在中国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思想文化系统,作为长达两千多年官方意识形态,无论在社会生活的深层还是在人们的思想意识当中都还有着深刻影响。因此,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应该始终重视提炼和汲取我国人民在古今创造的所有优秀精神财富,既包括传统的儒释道中有借鉴价值的内容,也包括从国外传入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在此基础上构建起既保持民族优秀传统,又适合当代社会特质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体系。

如果没有文化的提升,没有民族精神的继承和发展,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不可能的。而在文化复兴中,不可缺少的一课就是深入研究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不但需要从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方面,而且需要从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创新方面加以深入研究。我们能否在历史文化的继承和创新中学会并善于综合中西古今,将直接关系到当代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

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形势下,我们对传统文化要作全面而科学的分析,既不能采取民族虚无主义的态度,也不能厚古薄今。正确的态度是批判地继承,在继承中创新,重在创造性转换。以儒家为主流的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土壤是以家庭为根、以农业为本、保持着“耕读传家”特点的半天然半教化的社会,这种社会经济文化结构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如今已不复存在,与此相联系的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也发生了深刻变化。社会结构的变化同时带来了思想观念方面的进步和民族精神的提升,发展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这是我们国家、我们民族永远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最为坚实可靠的保证。从当今中国的现实状况看,应该充分肯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场深刻的变革,它不仅开拓了生产力发展的广阔领域,给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创造了新的条件,增添了新的活力,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在意识形态领域,催生着新的道德观念的形成,人们的竞争意识、效率观念和进取精神大大增强。

面对当今世界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我们要理直气壮地把弘扬传统文化与培育民族精神紧密结合在一起,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纳入国民教育的全过程,使全体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

Ⅵ 应如何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个大国的崛起过程必然伴随着一个民族文化的崛起。一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崛起,主要体现在文化规模的扩大、文化质量的提高、文化产品的多层次宽领域的输出,并为其他民族所接纳、所向往。一个民族的文化复兴大业往往是在与不同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崛起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为原本单一的民族文化带来了新生的种子,产生多元化的文化,导致原有文化规模的不断扩大,甚至催生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一个民族的强盛必然是一个敢于在文化上对外开放的民族。汉唐时期,中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那时的中国仿佛是一个人正处在由童年时代向青年时代转变过程中。虽然国内文化形成了独尊儒术的局面,但文化还没有完全角成定式,不同文化间具备了交流与融合的可能。中国主流文化除了儒家思想之外,还有道家学说等。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教、哲学与政治的三位一体结构形态,宗教信仰功能相对较弱,广大人民的信仰问题没有一个正常的渠道能够解决。公元前后,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佛教的传入,与中国本土的儒家学说、道家等学说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外文化冲突中,中国人对来自异域的佛教文化充满了好奇心。为寻求“西方”文化的真经,他们过沙漠,闯戈壁,越高山,翻雪岭,走出了一条万里“丝绸之路”。人们纷纷着书立说,中国思想界自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之后,又一次处于相对繁荣状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本土的道家学说逐渐诞生了道教,儒家学说的宗教化也变得更加明显。正所谓西域古道上,“丝绸西去,佛法东来”。两种不同文化在中国的大地上实现了冲突与融合,最终实现了儒、释、道的三教合流,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结构由此形成。

一个民族文化的衰落与沉沦,往往与她在其他民族先进文化冲击面前的拒绝改变有着极大的关系。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43页。《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1840年前后,西方列强大举入侵中国。而当时中国的落后正是由于清政府实行长期的闭关自守政策,遮蔽了中国人的眼界,使中华民族长期隔绝在世界潮流之外。曾经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古国,这时已远远落后于世界发展的时代潮流。研究历史的人们都知道,如果“大清帝国”不是实行闭关自守的政策,清朝未必一定会输得那么惨。同时期同样遭到列强侵略的日本就是十分明显的例子。日本人迅速向西方学习,改变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从而实现了快速崛起,由一个被侵略的国家转而侵略别国。一个民族被外族欺侮也许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真正可怕的恰恰在于政治集团将自身利益置于民族与国家利益之上,有意识地采取闭关自守的政策。历史研究表明,闭关自守政策正是清朝统治集团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采取的苟且偷安政策。清政府在全国建立政权后,各地反清斗争持续不断,东南沿海一带的反清斗争更是此伏彼起。尤其是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同东南沿海和流亡海外的反清志士,保持密切联系.坚持为“反清复明”而斗争。这也是清政府实施闭关政策的一个客观原因。1840年以后,在与西方列强的冲突中,政治上极度腐朽的清王朝竟然与西方人玩起了“以夷制夷”的政治技俩。清朝统治集团完全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防民甚于防寇”,严防人民力量的崛起,不愿也不敢动员、组织民众进行陷敌于汪洋大海的全民抗战,从而使中华民族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当列强的力量强大到无法平衡时,清王朝又转而支持义和团运动;当人民的力量无法控制时,又转而与西方势力联合绞杀义和团运动。在如此腐朽的政府主导下,国家之贫弱是断不可改变的了。

阻止外界先进文化与本民族文化交流、融合的一切政治集团、既得利益者都是出于其自身利益的需要,而不是为了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他们在实行闭关自守式政策时,总是会堂而皇之美其名曰:“爱国主义”。所谓闭关自守式的爱国,实质上是一种占有式的爱国方式——国家被狭隘地理解为特定的时间、空间区域,理解为对主权、土地、人民、经济、文化等元素的铁筒式占有。而占有从来都是特定政治集团与既得利益者对特定对象的占有。历史事实一再表明,企图占有国家的政治势力最终不是被自己的人民就是被外部敌对势力所推翻。因而,一切拒敌于国门之外的狭隘的爱国方式只能成为“祸国殃民”政策的源头。

当今中国,正处于世界文化冲突的风暴中心,中国人以及由中国人生产的产品正在源源不断地输出到世界各地,但一个只能输出物质产品的民族注定是矮小的,是无法真正地站立于世界之上的。尤其在全球化的今天,除了主权、国土等要素为国家所有之外,一切都处在流动之中。只有勇于接受一切挑战,全方位与其他民族的文化实现交流、融合,在加强物资流动的同时,实行文化传播的大进大出,一个国家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文化才能得以壮大。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各民族所创造的不同文化正是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物质性前提,也是不同民族间平等交流的前提。一个民族只是一味地吸收别的民族文化而不能向别的民族输出自己的文化,那么,这种文化输入的过程显然是民族文化自我丧失的过程;相反,一个民族只是一味地保留自己的民族文化,把自己的民族文化奉之为“国粹”,对别的民族先进文化一味地采取排斥的态度,那么,这种拒绝改变的过程最终将是民族文化自我消亡的过程。

一个民族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特别是当世界加速发展的情况下,文化的输入与输出都明显地带有政治性,与军事战争的胜负一样对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崛起过程,正是在与别的民族先进文化的输入、输出过程中实现的。

同样是文化交流,交流的不同方式所带来的结果却是完全不同的。十七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程度相当有限却满怀好奇。西方人听过马可·波罗带来的神奇消息,看见过由中国制造的精美的产品(常常是通过阿拉伯人的中介),但与中国人的接触主要还只是少数先驱者的事情。葡萄牙人较早地和中国人做开了生意,一批耶稣会教士到达中国传教,其中一个着名的代表人物和先驱是利玛窦(1552-1610年),他于12世纪初到达北京以后,换上士人的长袍,在中国宣传教义。中国文明的神秘和传奇的色彩吸引了西方的政治家和商人,一批社会精英不断推进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从而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海洋时代。一直到十八世纪,中国对西方的影响远胜过西方对中国的影响。当时的欧洲又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中国的榜样(即使在许多方面是以讹传讹的)被西方的社会精英们援引来作为摆脱教会束缚,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武器。例如,十八世纪最着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1756年出版的《道德论》中写道:中国的最高成就是:“道德和法律”,中国官吏是人民的仁慈监护人,整个国家就象一个大家庭,公共福利是政府的首要职责。西方人充满激情地向往着所谓的东方文化,不断地对自己的文化实施着大手术,最终冲破了中世纪的黑暗。西方人渴望了解中国,而中国人对外界却有点淡漠置之。实际上,早在西方的哥伦布、麦哲伦的远航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具备了越海远航的能力,这可以通过十五世纪郑和七次下西洋来证明。但是当时的“西洋”不过是南亚和东非,中国的船队尽管绰有余力,却缺乏绕道非洲前往欧洲的动力。这种动机的缺乏不仅和中国的自给自足经济有关,也和追求和谐而非扩张的中国文化的价值内核相关联。在西方文明发展最为关键的两、三百年间,中国一直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西方文化,直到现1840年之后被西方人攻破国门。

那么,中国文化究竟如何崛起?

70多年前,鲁迅先生针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化战线上“全盘否定”和“全面继承”文化遗产的两种极端错误论调,写了一篇着名的杂文《拿来主义》,这也是鲁迅先生关于继承文化遗产思想的精炼概括。在这篇着名的杂文中,我们看到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先进文化(主要是西方文化)在冲突、交流、融合过程中的基本态度。

首先是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过程。“我在这里也并不想对于‘送去’再说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我只想鼓吹我们再吝啬一点,‘送去’之外,还得‘拿来’,是为‘拿来主义’。但我们被‘送来’的东西吓怕了。先有英国的鸦片,德国的废枪炮,后有法国的香粉,美国的电影,日本的印着‘完全国货’的各种小东西。于是连清醒的青年们,也对于洋货发生了恐怖。其实,这正是因为那是‘送来’的,而不是‘拿来’的缘故。所以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

其次是重估传统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价值的过程。“譬如罢,我们之中的一个穷青年,因为祖上的阴功(姑且让我这么说说罢),得了一所大宅子,且不问他是骗来的,抢来的,或是合法继承的,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那么,怎么办呢?我想,首先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拿来’!但是,如果反对这宅子的旧主人,怕给他的东西染污了,徘徊不敢走进门,是孱头;勃然大怒,放一把火烧光,算是保存自己的清白,则是昏蛋。不过因为原是羡慕这宅子的旧主人的,而这回接受一切,欣欣然的蹩进卧室,大吸剩下的鸦片,那当然更是废物。‘拿来主义’者是全不这样的”。

再次是对其他民族文化去伪存真的过程。“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不同文化之间冲突、交流、融合的过程往往不仅漫长而且是也是十分痛苦的。自1840年中西文化激烈冲突以来,至今已有一百六十多年过去了,中西文化仍然在激烈冲突之中,仍然让人看不到这种冲突的尽头。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中国人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传统文化,在吸收外国先进文化过程中始终抱有实用主义的态度,在与先进文化冲突过程中只是吸收了其中对自己有益的部分。西方人的价值观念似乎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而中国人却恰恰相反,似乎是“只见森林,不见树木”。中国人因为个体意义上的先天性弱化,以及自我观念的不健全,抱成团似的组成了铁板一块,容易改变又极难改变。极个别人的改变是徒劳的,大多数人一起去改变,就必须通过社会政治意义上的革命性变化。人们往往只是因为各自利益的需要而去改变,骨子里的那些存在了几千年的东西却是极难改变的。在坚硬的文化整体面前,什么也改变不了其内在的本质。改变不仅是困难的,也是痛苦的。

不善于学习的民族是无法立于不败之地的。向其他民族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这本是完全正常的,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学习其他民族先进文化的过程却充满了过多的不应有的艰辛甚至是血泪。

中国历史上主张社会变革的政治家历来没有好下场,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思想界最终陷入灰暗与沉沦的根源。中国式的社会变革从来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从没有纯粹的独立式思想革命。所谓的改革其实就是社会变革,就是社会政治思想的创新,通过社会变革最终改变人的思想。在1949年以来,中国人经历了很多的政治运动,但给中国人思想以最大解放的不能不说是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邓小平先生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论断,超越了一切政治与文化的狭隘性。他非常清楚一个有着十多亿人口的大国,仅靠摸着石头过河的办法终究前进不了多远,也前进不了多久。如果继续那样蜗牛式前进,“左”的势力必然伺机而动,甚至会反攻倒算,改革开放大业就有可能遭受失败。政治理论似乎已走到尽头,人们的思想已陷入空前的混乱。怎么办?邓小平先生站在民族伟大复兴的立场上,在他生命最后的有限时间里,用他那巨人般的大手为一个灾难深重的民族重新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廓清了人们的思路。

“发展才是硬道理……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

邓小平先生的南巡讲话实际上是另一种形式上的文化革命,从而为西方先进的文化进入中国开辟了道路。中国于是有了股市、资本经营……中国开始了实质上的变化,原有变化的速度变得更快。

世界是由生活在蓝色星球上的不同民族组成的,人类各民族的优秀文化的的精华组成了人类共同拥有的普世价值观。人类共同拥有的普世价值观显然也是每个民族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人类不同民族在她们的历史上形成的普世价值观,往往是许多代人付出生命的代价才实现的。西方人权的基本价值观——“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就是这样的普世价值观。同样,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价值观,理应可以成为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存在就是合理的。历史上的中国人,因为其文化的独特性,中国文化因而不至于被其他民族的文化所同化。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文化依然显现出其旺盛的生命力。在人类的文化大系里,中国“水”的文化形态与西方“火”的文化形态都将有其生存的土壤与空间,依然看不出它们之间有谁能吃掉谁的那种危险,甚至于中西文化完全融合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也是不大可能的。正是由于文化的相异性,人类的文化才能如此丰富多彩!比如圣诞节、情人节等过去仅仅是西方人过的洋节,现在已成为中国人极为广泛的公众性节日——没有人觉得那是西方人的节日而加以拒绝;没有人认为过了那些西方人的节日就成了西方人。融入中国的西方文化已经成了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其中最有活力的一部分。

人口、土地、生产方式等文化硬环境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文化软环境则是可以通过渐进式的方式加以改变的。中国人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变,但中国人永远还是中国人,中国文化永远还是中国文化。作为文化主体的人民,在他们之中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能量。所谓解放思想,其实就是把蕴藏在人民之中的巨大能量释放出来,让他们自由创造,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文化产品上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传统文化与世界各民族优秀文化的融合,使中国人能够更加和谐地融入国际社会。

让我们打开窗户,让新鲜的空气透进来,让明媚的阳光照进来!

让我们走向世界,徜徉在各民族优秀文化的海洋中,不以文化观念的好恶论一时一地之短长,博采众长,共享人类的普世价值观!

Ⅶ 结合自己的思想实际,谈谈如何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

中华文化的高度认同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基础,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各民族画出最大同心圆。

也是增进各民族对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的支撑。文化具有极强的渗透力,能够以无形的思想、特定的观念、丰富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

文化认同是构建起维护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是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纽带,各民族共同维护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才能有效抵御各种极端、分裂思想的渗透颠覆,才能不断实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才能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各民族根本利益。

意义价值

所谓民族文化的国家意义,是说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灿烂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民族的延续,对于国家的存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一般的认识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民族文化中的不少思想观念与精神因素对于巩固和延续封建的国家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受到自近代以来人们的强烈批判。

然而,其中的精华部分所蕴涵的哲学意识、道德观念和艺术见解,又都在培育民族的优秀精神品格方面起着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从上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发生文化转型的重大历史演进,传统的民族文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大有以西方文化取代传统的民族文化的“革命”之势。

但是,经过一个历史阶段的剧烈动荡和时间淘汰之后,多数人还是清醒地认为,传统的民族文化及其所包涵的民族精神,它的精华不仅凝结成了它的过去,也可以滋生出新的未来。尤其是其中所包涵的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精神品质,对于这个民族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的进步,都是不能拒斥的。因而,它的国家意义、民族意义便得到了普遍认可。

从文化本身来看,人们所主张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保护民族文化的特色,才会使民族文化具有世界意义的观点,也同样意味着民族文化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国家意义、民族意义。

Ⅷ 制度与文化的关系是怎样的

合易认为:在企业文化建设过程中,人们对“文化与制度”的认识经常陷入一种误区,或把二者对立起来,或把二者混为一谈,分不清二者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与作用。实质上,企业文化与企业制度既存在紧密联系,又相互区别。

1、制度与文化是互动的

当管理者认为某种文化需要倡导时,他可能通过培养典型人物的形式,也可能通过开展活动的形式来推展和传播。但要把倡导的新文化渗透到管理过程,变成人们的自觉行动,制度则是最好的载体之一。人们普遍认同一种新文化可能需要经过较长时间,而把文化“装进”制度,则会加速这种认同过程。当企业中的先进文化或管理者倡导的新文化已经超越制度文化的水准,这种文化又在催生着新的制度的形成。

2、制度与文化的表现形态不同

前者是有形的,往往以责任制、规章、条例、标准、纪律、指标等形式表现出来;后者是无形的,存在于员工的头脑之中,是一种精神状态,往往通过有形的事物、活动反映和折射出来。但二者却是一体两面,有形的制度中渗透着文化,无形的文化通过有形的制度载体得以表现。

3、制度与文化的演进方式不同

文化的演进是采取“渐进式”的,制度的演进是“跳跃式”的,但二者同处于一个过程之中。从制度到文化,再建新制度,再倡导新文化,二者交互上升。企业管理正是在这种交互上升的过程中不断优化,臻于完美。

4、制度与制度文化不是同一概念

当制度内涵未被员工心理认同时,制度只是管理者的“文化”,至多只反映管理规律和管理规范,对员工只是外在的约束;当制度内涵已被员工心理接受、并自觉遵守时,制度就变成了一种文化。例如,企业要鼓励员工提合理化建议,先定一项制度,时间长了,员工心理接受了这一制度内涵,制度变成空壳,留下的是参与文化。

5、制度与文化永远是并存的

制度再周延也不可能凡事都规定到,但文化时时处处都能对人们的行为起到约束作用。制度永远不可能代替文化的作用,同时也不能认为文化管理可以替代制度管理。由于人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对组织目标认同的差异性,要想使个体与群体之间达成协调一致,光靠文化管理是不行的;实际上,在大生产条件下,没有制度,即使人的价值取向和对组织的目标有高度的认同,也不可能达成行动的协调一致。

Ⅸ 你怎样才能提高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进行有效沟通的机会呢

一、培养跨文化意识。具体来说就是导入要进行跨文化沟通对象的文化要素,树立文化差异的意识。在有了这个意识的基础上。

要主动地学习对方的语言、句式、文化,联系听说能力,以便更好地与对方进行沟通。有了语言的基础后,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比较沟通对象的文化与自己母文化的差异,提高对异文化差异的察觉。

二、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可以,通过模拟真实情景,加强语言实践,强化文化差异性的适应能力。

三、正确对待文化差异,这其中包含了两个认知的层次。第一个层次是正确地意识承认有文化差异的存在。第二个层次是正确地对待文化的差异,积极的学习、适应、包容它。

四、熟悉掌握沟通的技巧。在语言沟通中,要注意口语交流和书面沟通的不同层面的不同作用。在与对方进行语言沟通的时候,要给足够停顿的时间给对方和自己进行语言交换。

五、培养非语言的沟通技巧。在进行跨文化共同的时候应该要留意对方的身体语言。可以借助观察对方的手势,面部表情等身体语言来了解他的意图。另外也要熟悉地使用身体语言,一方面可以运用身体语言更好地表达我们的意思弥补语言沟通的障碍。

(9)如何与文化联系扩展阅读

跨文化意识的提倡主要是在外语学习领域,因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如果抛开文化学语言很难学到一门语言的精髓,也很难提高自己与对象国人的实际交际能力;反之在认识文化基础上去学习语言,很多时候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语言交流与沟通是提高对不同文化适应能力的一条最有效的途径。语言培训不仅可使员工掌握语言知识,还能使他们熟悉东道国文化中特有的表达和交流方式,如手势、符号、礼节和习俗等,组织各种社交活动,让员工与来自东道国的人员有更多接触和交流的机会。

Ⅹ 如何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沟通

理解各自的文化背景,尊重各自的习惯和信仰,避开敏感话题,交流双方都感兴趣的话题,人与人交流就是用心。

语言与文化、社会背景本来就是既相成又制约,也就是说,当我们在传递任何讯息时,总是会受到不同社会和文化的影响,因此,为了让语言运用达到效果,必须清楚辨明各种社会及其文化对双方的影响。

进行交谈时,一切的言行均在一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进行,换言之,一定要符合所谓的文化特色、社会规范或伦理准则。它一方面力求避免和克服与特定场合不协调、不适应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有意识地主动联系社会规范,并选择一定的表达方式,以有效发挥语言的表达功能。

(10)如何与文化联系扩展阅读:

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谈,如果想成功地传递正确讯息,少不了言语技巧的运用。言语技巧的根本点,在于选择恰当的语言表达形式,以期能更好地表意传情。

言语技巧的形成,离不开以下几方面的因素:

1、长久的生活历练和思想、文化修养。

2、对语言文字表达能力的掌握。

3、对当时场合、情境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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