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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是什么文化制度

发布时间:2022-09-23 16:54:32

㈠ 晋国的文化

周朝实行“以德配天”的“天命观”思想,这也是晋国在西周时期的主要意识形态。唐叔虞受封不久,在晋国发现了一种“异亩同颖”的嘉禾,便将它献给成王,成王又要他转交给东方的周公,周公特作《嘉禾》以示上天对周朝的眷顾。周室东迁后,平王作《女侯之命》勉励扶立有功的晋文侯,其中就提到了“奉天”、“敬祖”、“明德”和“惠民”的思想。在文侯之后的晋国分裂时期,由于内战的频繁,令普通人民对“天命观”产生了动摇,他们不再相信变化无常的上天。在《诗经·唐风》中有一首《鸨羽》就提出了“悠悠葵,曷其有常”的疑问。于是原本的“敬天保民”思想向着“重民”转变。重民思想在春秋后期进一步发展为“爱民”,大臣师旷就劝谏平公要懂得节制和减轻国民的负担,这样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而在与世卿的斗争中占得优势。
晋国深信占卜,并有“卜”、“筮”、“占星”、“原梦”、“看相”和“音兆”等多种形式,其中又以卜和筮最为常见。《左传》所载的各国卜筮活动约八十多次,而晋国就占去一大半。献公晚年欲立骊姬为夫人,就先后运用卜和筮两种方法。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卜筮在春秋后期已沦为一种形式,人的意志已盖过“神”的意志。赵鞅在同范氏、齐、郑联军作战之前占卜,便出的结果是不吉,但他甘愿违卜作战;另一次在攻打卫国时,形势对己方不利,他就以占卜不吉为由班师回国。 春秋时代开始,各地诸侯相争,而原本周文化独尊的局面逐渐破坏,各地区文化开始有“本地化”的改变趋势。到了战国时代以后,这种情况更明显,在文字使用方面可以粗略依照地域分为五大系统:东方齐系、东北燕系、南方楚系、北方晋系和西方秦系文字,各系统的文字大体上相近,只有小部份文字有所差异,因此彼此文书往来并没有太大问题。
晋国所使用的文字多见于甲骨、青铜器、陶器和货币等材料上,其中以春秋时的作品最为常见。从山西洪洞出土的春秋晚期甲骨中的文字笔画纤细,与殷墟发现的商朝甲骨文的字体不同,而和春秋战国时的青铜铭文接近。
二十世纪以来已经多次出土了晋国的盟誓载书,其中最为着名的便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于晋都新绛所在的山西侯马东周古城出土的《侯马盟书》,这批盟书都是由毛笔用朱红墨水写就于玉石片上,从书中娴熟的笔法可看出笔墨在当时已使用了很长时间,其文字的整体风格一致,字形和楚国文字相似。书中的文字是研究古代文字书法的珍贵材料。盟书中的文字的特点有: 一字多形。其中又分以精简笔画形成如“从”字,或因偏旁易位而形成的,如“助”,通常都有三种写法。从盟书文字可知这种情况十分常见,如“敢”有九十余种写法,“嘉”的写法更多达一百多种。像“亟”这种可以组字的部首本身也有十余种写法,当它用来做部首组成其他文字时,会显示更加复杂; 通假字。汉时成书的《说文解字》虽然认为通假是造字六义之一,但其并非是造字的原则,而是在现成文字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权宜之计,如“是”与“氏”,“俞”和“偷”的通假都是如此。从现成的盟书中整理的文字中,本字有三百八十一个,存疑的四十六字,加再上一部分现已残缺的文字,由此可知当时的日常文字数量已颇为丰富; 合字。除上述两点外,盟书文字还保存有不少合字,像“子孙”写为“□”、“大夫”写为“□”等等。合字通常是不会造成误解的专名。另外,盟书中还发现了作者特意而加的标点符号约四十七处。 而从《左传》的记载还可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初步形成文字学,师服所说的“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和史赵的“亥有二首六身”都被认为是对文字的研究。 晋国的史书称《乘》,乘是取载之意。世掌典籍的大夫家族称为“籍氏”。而太史则主要记载言行,其中较为知名的人有董狐,时称“良史”。当时史与籍有所不同,分司记载和收藏。《乘》在战国初期还存在,诸子典籍也多有引用,但晋乘中的记载不见于孔子所删采的《春秋》和其传。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晋乘》被视为“百国春秋”而被付之一炬。而汉武帝之后,又罢百家,尊儒术,《晋乘》从此散佚,后世的《汉书·艺文志》及《隋书·经籍志》均无任何记载。现存的《晋乘》四十二则是为后人偶获,每则只记一事,并且不记年月,都为晋文公时期的事迹,内容多为采自《韩非子》等书。
由于史官司职不同,在春秋时发展出以记言为主的题材。《国语》就是本记言的史书,其中的《晋语》有九篇,占全书的二分之一。
史官另一个重要职责是整理的记录国君及贵族阶级的世系,六卿中知氏的成员知果预言家族将灭,就在太史处登记,从知氏中分出,新立辅氏。后知氏被灭,辅氏得以幸免。另一方面,卿大夫家族也有自己的私人史官,主要记载自家家史,战国成书的《世本》就多数引用了家史。 主条目:夏历
早在西周时期,晋国就对日月和行星的运动及二十八星宿有所了解。《诗经·国风·唐风·绸缪》中就出现了“三星在天”、“三星在隅”等记载,这当中的三星即是指参星。西周时,中国已经用岁星进行纪年,人们又将黄道附近一周天自西向东分为十二个等分的星域,称为“十二次”,每一次以二十八宿中邻近的几颗为界域,岁星(即木星)每年约运行一次,十二年就运行一周,如果岁星在星纪就称为“岁在星纪”。岁星一方法用来调整历法并指导农事;另一方面也用作占卜。
继“十二次”之后,当时人们还创造出“分野说”,将天上的十二次同地面联系起来。如实沈就是晋星。卜官还会依据星域中的异常来推测其对应国家的吉祥,这就是占星术。
晋位于夏虚,启夏政,故而历法不用周历,而是使用夏朝的夏历。夏历正月为建寅之月,相比周历,其在农物方面更加科学。当时虽还未形成“二十四节气”,已知晋国人是用“分”、“至”、“启”、“闭”八个节气来对应春分、秋分、夏至、冬至、立春、立夏、立秋和立冬。
夏历是一种阴阳历,岁差是以置闰来调整的。在西周时,人们已经知道调整置闰的适当时期。迈入春秋后,又懂得了十九年七闰法。此外,晋国人还以月相来记日,用“朔”表示每月的初一,以“朏”表示初二或初三。
发源于商朝的干支纪日法在晋国已经非常普及,广泛运用于社会各阶层。在记时方面,则以“鸡鸣”、“眛爽”、“旦”(日出)、“大昕”、“日中”、“日昃”、“夕”(日入)、“昏”、“宵”与“夜中”(夜半)共十时为表记。这种记时方法一直使用到南北朝时期。 规和矩是春秋时期手工业者常用的工具,《周髀算经》记载的勾股定理就是人们在运用规的过程发现的。并不曾见晋国运用勾股定理的直接记载,但根据史书所载的记录来看,他们实际是懂得勾股定理的。
珠算的前身“筹”在春秋时的晋国也获得广泛运用。平公在位时期,其母晋悼夫人赐予参加修筑杞国城墻的工人酒饭,绛县一位没有儿子而只好亲自去建城的老人也参加了酒席。有人怀疑他的年纪,老人以干支纪日做答:“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于今三之一也。”,官吏将答案回馈到朝廷,师旷、史赵和士文伯根据一年约等于个甲子心算出答案,师旷认为是“七十三年矣”,运用的方法类似:约于等于445;士文伯得出“二万六千六百六十天”,是以癸未距甲子四十日,采用再;史赵的答案“亥有二首六身,下二如身,是其日数也”比较特别,杜预认为这是“亥字二划在上,并三六为身,如算之六”,史赵采用的实际就是筹算。
定公二年(前510年),晋国联合诸侯大夫为王室修缮成周,晋国世袭司空的士氏成员士弥牟主持了这项有晋、鲁、齐、宋、卫、郑、曹、莒、薛、杞和小邾共十一个诸侯国参加的浩大工程。这项工程在三十天就告竣工,士弥牟在修建过程过不仅进行土方计算,而且还运用物理学中的求功原理,并连同工程所需的材料和工人口粮都一一列出,交给各个诸侯工程队。从这项工程可看出当时的人们在建筑工程运筹方面的成就,这也是先秦土木工程的一大杰作。 由于传统天命观和巫术的普及,以至晋国在医学方面的成就并不出色,国君或大臣生病通常是请其他诸侯国的医生帮助。晋景公病重期间,首先是请桑田巫进行驱疠祈福,在他无能为力的情况下才请秦国的医缓来医治,病入膏肓的景公终因错失医治良机不久后就去世了;后来晋平公生病,仍然是先采用占卜的方式,最后才又向秦国求医。秦国派医和前来医治,直言是因纵欲所致。直到春秋末期,晋国才摆脱巫术对医学的干涉。赵鞅生病后,下属直接请扁鹊来治疗,三天后就已康复。
晋国虽因巫术的盛行阻碍了医学和发展,但在药物的运用、常见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以及人体健康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仍有了解。晋景公原本想迁都到郇瑕之地,大夫韩厥认为当地“土薄水浅”居住在那种地方容易患上风湿和关节炎之类的病症。在他的建议下,景公最终改迁于“土厚水深、居之不疾”的新田。
由于春秋后期的气候反常,传染病在各诸侯国较为流行。疾病的传播也时常影响到国家的军事行动,各国为了人民的健康都以各种方式预防疾病的传染和扩散,但都没有好的治疗方式,只能消极的预防。晋国曾因预防不力受到郑国子产的指责。直到《山海经》成书后,人们才已初步掌握一些传染病的治疗方法。 在西周时,各地的诸侯每逢冬天都会去朝见天子。天子也会于此时在宗庙主持对祖先的祭祀,诸侯则会助祭。在祭祀过程所演唱的便是《诗经》中的雅颂。而国风则是由天子委派的史官在各地搜集的民歌,再由乐师加工并配乐。《诗经·国风》中收有的晋国民歌都集结于魏风和唐风。其中《魏风》有七篇,分别是:《葛屦》、《汾沮洳》、《园有桃》、《陟岵》、《十亩之间》、《伐檀》、《硕鼠》;《唐风》为十二篇:《蟋蟀》、《山有枢》、《扬之水》、《椒卿》、《绸缪》、《杕杜》、《羔裘》、《鸨羽》、《无衣》、《有杕之杜》、《葛生》和《采苓》。以上诗歌的内容丰富,题材也极广泛,在描写手法上采用铺陈、比、兴等多段手段。这些诗歌中,有的描述军队生活,如《伐檀》和《鸨羽》;有的描写普通农民的生活,如《十亩之间》和《采苓》;有些是反映新婚生活的爱情诗,如《绸缪》、《葛生》;而像《伐檀》与《硕鼠》则属于政治讽刺。此外还有许多不见于现存《诗经》的诗歌,常常被《左传》所引用。
《诗经》在春秋以后的晋国也占有重要地位,不仅是日常必读物;另一方面也是各国卿大夫在外活动委婉的表达意见的方式。《左传》记载的类似活动中,《诗经》被引用达二百三十五次,其中又以晋国所占比例最高。除被官方收集的以外,普通人民自编的多数诗歌早已湮没于历史长河中无法幸存。
古代的诗歌多为以乐器伴奏,称之为弦歌;而普通人民在农事、狩猎、捕渔和伐木时即兴演唱的诗歌,因没有乐器伴奏,便叫做徒歌,又称“谣”。晋国使用的乐器种类繁多,并按种类分为八音。分别是: 种类 乐器 金 钟、镈 石 馨 丝 琴、瑟 竹 箫、管 匏 笙 土 埙 革 鼓 木 柷敔 由于晋国在春秋是盟主,对外活动甚多,所以备有一种规模庞大的乐工团队。同时因对外战争的胜利,战败方常以乐器、乐师为贿赂,其中以“郑卫新声”闻名的郑国就多次赂贿以大量的乐器和乐师。原本按周朝礼制,天子才可以享受一列八人的舞蹈、诸侯为一列六人、大夫则为四人一列。而到春秋后期,不止诸侯开始僭越用天子之礼,甚至连普通的卿大夫也能光明正大的使用八倄了。而作为音乐人才交汇处的晋国,还出现了师旷这位驰名列国的音乐家。
乐理
《孟子·离娄上》中说:“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这五音就是指“宫”、“商”、“角”、“征”和“羽”,是由音的高低而制订的。六律又分阳律和阴律,阳律原本是指用作确定音调的六根竹管,分为“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及“无射”,阴律则为“大吕”、“夹钟”、“中吕”、“林钟”、“南吕”与“应钟”,又称“六吕”,阳律和阴律可合称为十二律。晋国当时已经懂得用三分损益法来确定六律,师旷还常将五行学说和五音六律相结合,用以劝导平公。

㈡ 晋朝的文化


两晋时期是中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之一,文化中心为建康、洛阳,在官方教育方面,晋朝在中国历史上首创了国子学,以后历朝历代延续,直到封建社会末期。在教育学领域还是中国最早把书法作为教育课程进行推广的时期,在官方提倡书法教育,设立书博士。这是因为从司马懿到司马炎时代都有重视书法的传统,在《法书要录》中记载魏国的五位书法家中,司马师、司马昭兄弟与韦诞、虞松、钟会被认为是魏国书法名家。
此时期是一个文化开创、冲突又融合的时代。由于儒教独尊的地位被打破,使得该时期的文化走向多元发展,不断的开发新领域与新学说。当代学派除儒教外还有由本土发展的玄学 、道教及由印度东传的佛教,其中道教及佛教在该期间逐渐扩展到一般人民的生活 。边疆民族的南下带来草原文化,东晋结合中原文化及江南文化,之后南北双方形成文化交流或民族融合。两晋的社会问题主要围绕在世族上,世族是构成社会的统治阶层,深深影响该时期。当代文化脱离儒教影响而发展出纯哲学、纯文学、纯艺术、纯史学及新的科学技术。例如王羲之及王献之的书法 、顾恺之的绘画。
在整个魏晋南北朝期间,由于边疆民族内迁、北方人群的南下,造成文化大交流及融合。由于儒学一统的局面打破以及玄道佛的兴起,使得学术研究朝向多元化。各国为了生存或战争,多少推行一些改革措施以确保某些地区农业与手工业的发展。这些都使得科学技术大幅提升。道家对中国科技史亦带来贡献,其外丹、内丹修炼包含多种科学。外丹包括了黄白,也就是炼金术。以炉鼎烧练铅汞来提炼丹药。丹药有些有毒,但有些有功效。内丹则以人体为炉、人的精气为材料、以神为运用来烧练成“圣胎”。它的修炼方法涵盖养生学及气功。
由于两晋世族生活优越,产生许多优秀的艺术家。清谈带来逻辑思辩的发展,以及老庄的自然观,使艺术蓬勃发展。绘画等艺术脱离儒教后走向自由探索,逐渐发展成纯艺术。佛教的推广,寺院及佛像大量出现,带动艺术创作。佛经、佛门故事的传入也拓展艺术的想象空间。到南北朝时艺术更兴盛,南方以绘画为主,北方以雕刻塑像为主。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南朝大墓砖画。由上至下,左至右分别为春秋隐士荣启期及竹林七贤阮咸、刘伶、向秀、嵇康、阮籍、山涛、王戎。晋朝的学术思想,已由经学转为玄学为主。清谈则于士大夫之间广为流行。魏晋交替之际,司马氏意图夺取皇位,政治压抑,社会动汤,时称“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名节礼法流于虚伪或鄙视。此时世族苟且偷安,又心怀忧虑,遂以清谈代替,抛开现实,专尚理辩。儒学发展到最后已破落琐碎,着重考据而轻视义理,使得思想处于空窗期。玄学就在这些原因下,于240年-249年间发展并盛行 。
玄学与道教并非同物,主要书籍为《老子》、《庄子》和《周易》,合称三玄。思想核心为“无”,玄学家认为“万物皆产生于无”。“无”无法感应,但能主宰一切。玄学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并将儒家的“名教”与道家的“自然”结为一体,提倡“名教出于自然”。该论点认为天下尊卑、上下关系本来即有,不可否认。由于要求老百姓“顺天知命”,受到当道者欢迎而大力提倡 。
早在曹魏时期,何晏、王弼即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说。西晋初年,玄学思想的代表为竹林七贤,思想各有轻重,但主要以嵇康及阮籍的思想为代表。他们崇尚“自然无为”的态度,主张“越名教而放自然”。揭露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外衣,对所谓“名教”礼法唾弃之。但因“任自然”观点过于极端发展,呈现出声色犬马的放荡生活。到西晋后期,玄学代表为斐頠及郭象。斐頠对“任自然”提出修正,主张“崇有论”,以矫“虚诞之弊”。郭象进一步证明“名教”即是“自然”,玄学发展至此已臻终结。此时清谈之风亦蔓延到政治舞台上,握有大权的达官显要也大谈玄理,呈现一批在世又欲出世的权贵 。
东晋时期,放荡的行为稍微收敛,但清谈之风因为朝廷权贵提倡而盛行不衰。当时世族生活优裕,多喜于名山古刹、别墅湖畔优谈玄理,成为社交活动。朝廷及世族忽略具体事务,终日畅谈玄理,形成苟且颓废的价值观,导致东晋朝廷逸于偏安。由于佛教东传,许诣、孙绰将佛学加入清谈,与玄学互相激汤。若干僧侣也加入清谈,传达佛学,例如竺法护、道林等人。不过仍然有人反对清谈,大多为寒族。如西晋斐頠、江敦、范宁,东晋应詹、陶侃、卞壶等人,范宁甚至着有“王何论”,严厉批评何晏、王弼二人。但清谈仍历久不衰,直到隋朝方衰,唐朝中期终止 。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像,源自1921年出版的《晚笑堂竹庄画传》。两晋文学脱离经学的束缚而独立,走向自由及多元化的发展。这是因为:魏晋的儒家精神衰微、才能重于德行,士大夫虚无荒诞;政治黑暗,士大夫备受压抑;玄佛道盛行,译经发达。在这些背景下,该时期作品的内容写实,重视技巧。因受汉赋影响,出现了骈体文,字数上四下六字,讲究辞藻华丽、雕琢字句、声律藻饰,多用对偶、典故,主要文章有赋、论及简牍,至南北朝时期达到极盛。骈文带来声韵研究,后由南朝梁的沈约定出四声。小说方面,如张华《博物志》、甘宝《搜神记》及葛洪的《神仙传》。该时期的史书多为民间着作,或出现多个版本,例如陈寿的《三国志》及范晔的《后汉书》 。
魏晋交替时期,稽阮文章甚佳,何晏之徒多为肤浅 。嵇康擅长四言诗,亦着有《养生论》。他诗风清峻,反对政治黑暗,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妥协,代表作有〈与山巨源绝交书〉、〈赠秀才入军〉、诗十九首与〈幽愤诗〉。阮籍以《首阳山赋》及《咏怀诗》表现出权势害人及政治黑暗的厌恶 。
西晋时期,社会繁荣豪奢,文学走向雕琢美化。此时期的作品大都清丽流畅,繁简适中。着名的有左思的《三都赋》,描写三国都城,内容雄浑闳博,完成后轰动京城。他的诗歌在艺术及风格十分高超,由于出身并非为有名世族而遭受排挤,在诗歌中显现出憾恨。潘岳的〈悼亡诗〉内容细腻,情感写实。陆机的《文赋》是一篇重要的文学理论,叙述思想与艺术主从关系。他的散文也广为人知,但过于重视辞藻及对偶。西晋的诗受曹魏“建安体”的影响,但渐渐讲究对偶及声韵。有名诗人有张载、张协、张元、陆机、陆云、潘岳、潘尼、左思 。
永嘉之祸后,出现如刘琨之诗中带有亡国悲痛,坚忍不拔的特色,为两晋少有的风格。东晋时期,简牍之类文章,以王羲之的《与谢安书》,风格高超,闻名千里。其中《兰亭集序》提及人生哀乐相随的感叹,颇能代表当时士大夫的价值观。赋以玄言赋最多,多与清谈内容有关,例如孙悼的《游天台赋》、郭璞的《江赋》。郭璞尚注释《尔雅》、《山海经》及《穆天子传》等。他的《游仙诗》更是魏晋游仙文学的代表,诗风绝逸。该诗内容叙述脱离尘世的悠游感,实际上是反写对现实的不满。
东晋后期以陶渊明甚具特色,其擅长描述田园生活,风格清新朴实,提升古体诗内涵,表现出高远纯洁的情操。其作品《桃花源记》寓意追求一个可供逃避乱世的和谐世界,富有哲理。其诗歌、散文及辞赋广泛影响后世名家如王维、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陆游等人 。 此外,着名的中国四大民间传说之一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背景也发生在东晋时代。
宋刻版两晋有名的科学家有魏晋时期的数学家刘徽、西晋的地理学家斐秀、东晋的炼丹学及医学家葛洪。刘徽自幼学习《九章算术》,对数学有兴趣。年长后刘徽着《重差》(后称《海岛算经》)、为《九章》作注,加入自己的心得,使其容易了解。《九章算术》代表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确立中国数学以计算为中心。斐秀任地官,为地图学家。他收集史料,研究地图,完成《禹贡地域图》;科学的描绘出当时山脉水文的分布及行政区划。他总结前人绘图方法,提出制图六体的方法:分率(比例大小)、准望(物体方位)、道里(道路距离)、高下、方邪及迂真(此三项代表地形起伏所带来的误差)。
青瓷器方面,在两晋为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南方。有些青瓷器造型特殊,例如水注,有蛙型及卧羊型两种,体腔可储液体。也有造型奇伟,例如神兽尊。而谷仓罐(又称魂瓶)为三国两晋特有的随葬器物,源自汉代五联罐,用来储藏死者的粮食。其盖上常有人物塑像及佛像,罐腹则贴塑人物、神兽、鱼之类。这些造型反应当时的信仰和丧葬习俗,也具有时代特征的艺术品 。
绘画方面,受九品中正制和玄学影响,人物品鉴风气盛行,对人的外貌及言行举止观察入微。佛画传入印度艺术的表现手法,最后促使人物画技法的成熟,并奠基艺术美学。当时人们欣赏有特色的人物,在绘画上,要求生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及气质格调。这不同于重视外在形式的汉代风格,或是强烈表现人物的三国风格。
此时人物绘画或雕塑已能透过眼神手势或“飘带精神”来表达人物的内在美,以达到“形神具备”的境界。东晋顾恺之善绘仕女山水,务求传神,史称“画圣”。他所绘的《女史箴图》,强调人物在眼神的悟对与手势的搭配。衣饰襟带的飘举,身上衣裳的鼓起,似有“气”环绕全身,达到中国绘画最高评价“气韵生动” 。传为顾恺之所绘的《洛神赋图》亦有相同水准。至于山水画仍处于图案阶段,尚未生动,至南朝方有起色 。

东晋王羲之书法方面,出现很多着名书法家及书法理论。书体由隶书走向多元化,各种书体相互发展。草书由章草发展成今草,行书由隶书递变楷书之间逐渐成熟。章草带有隶味,着名有西晋索靖的《月仪帖》。今草采楷书体势、笔意发展而成,着名有东晋王羲之的《十七帖》、王献之的《鸭头丸帖》。介于楷草之间的行书,书写简易且流畅,着名有王羲之的《丧乱帖》、《兰亭序》 。

“六道轮回”,与“因果报应”的佛教学说抚慰当时的人心。两晋时期,宗教以佛教、道教为主,但佛教的势力较道教强盛。关于佛道冲突,江南道教附儒,玄佛合流,分成两个集团,仅清谈争辩,未涉及政治权力,与北方不同 。
佛教于东汉即传入中国,当时儒教兴盛,人民安定,所以少有发展。两晋时期战乱年年,豪族欺压百姓。儒教衰落,思想空虚。以致人人厌苦、家家思乱、精神缺乏寄托。由于佛教所主张的“神不灭论”、“因果报应”及“六道轮回”抚慰人心。佛教就借由深邃的义理,逐渐在中国盛行。但对于佛学内容陆续仍有争论。东晋后期,庾冰、桓玄与名僧慧远为沙门是否敬王者(行跪礼)发生争论。后来南朝梁范缜还提出《神灭论》及“偶然论”以反驳佛理“神不灭论”与“因果报应” 。
当时东晋流行清谈,于是僧侣就借由清谈将佛理传播给士大夫,使佛教得以在南方传播。其中以支道林最擅长谈玄。南北佛教到后来形成不同学风,北方重行业,崇尚禅学、律学及净土信仰。南方重义理、注重在涅盘佛性的探讨。东晋晚期时,慧远擅长儒学,力谋佛、玄、儒融合,促使佛教中国化,最后成为净土宗的祖师之一。慧远还提倡译经,与北方名僧鸠摩罗什交流译本。法显是中国首位西行求法的僧侣,他于399年自长安出发,经西域抵北天竺、狮子国及中天竺。取得梵本戒律后,414年经海路返抵建康。他与名僧大量翻译经文,并将旅途见闻写成‘佛国记’,成为研究西域及印度史地的重要作品 。
龙虎山,建有正一观,为五斗米道的发祥地之一。
道教方面,早在三国西晋时期,就出现太平道及五斗米道。后来五斗米道发展成天师道,并分成利用符水治病的符水派;信奉金丹经、房中术的金丹派;主张无为自然,似道家的清静派 。五胡乱华后,由于百姓遭受战乱及豪族欺压,纷纷信道教。民间信仰道教者大幅成长,以三吴内地及东南沿海居多。侨姓及吴姓世族也纷纷信仰,如王羲之即为五斗米道世家 。后来孙恩、卢循号招五斗米道信徒叛乱,晋廷经数十年方镇压 。东晋初期,道教的架构、章法尚未形成,直到东晋中期发生改革,才形成组织化的宗教体制。当时北方道教注重功德及道规,南方则注重经法及义理。受到佛教散播的刺激,道教加速吸取儒玄思想,丰富本身理论。炼丹术盛行,深化相关理论 。
东晋时,葛洪结合神仙学说与道术理论,并加入炼丹等理论,整合道教理论。他所着的《抱朴子》,外篇论时局与道德,内篇则论道家学论和炼丹、养生之道。杨羲、许谧及许翙着《上清经》,最后发展成上清派,主张简化修行力法,贬斥房中术,以存神为主。葛洪孙葛巢甫又着《灵宝经》,后来也发展成灵宝派。该派以符箓科教为主,受到上清派影响,也提倡简化修行、“仙道贵生,无量度人”。道教对文学、艺术多有贡献。例如描述神仙之游的《游仙诗》,历代道教的神仙画。道教的炼丹及养生术包含了化学、医学、生物学等,对科技的发展具有贡献 。

㈢ 山西简称是什么,来源于哪一时期的什么制度,典故是什么

山西简称为晋,来源于周初分封制度。与之相关的典故有:秦晋之好、楚材晋用、三家分晋等等。

㈣ 晋朝有什么文化,出现什么特别人才

晋朝,特别是东晋,出的人才还是比较多的。军事上有谢玄等,指挥了淝水大战,保持了晋朝的半壁江山。文化上有谢灵运、陶渊明、王羲之等诗文、书法大家,创造了中国文化的一个顶峰。科学上有祖冲之这样的大家,他的“祖率”傲视世界近千年。

㈤ 山东简称“鲁”,山西简称“晋”,源于西周实行的哪项制度

分封制

“鲁”是中国春秋时国名,周武王封其弟周公旦于鲁。晋国是周武王时期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也是春秋五霸之一。经过分析这两个省份的简称都与西周建立后实行的分封制有关。

㈥ 晋文化包括那些主要内容(从政治 经济 思想 军事方面作答)

  1. 政治:晋国率先举起了革除周礼,推行法治。率先打破了嫡长继承的宗法礼制,由此为晋国新兴封建势力的成长提供了条件,是晋国历史文化发展的一大转折。

  2. 经济:晋国全面确立了封建土地私有制,宗法奴隶制的经济基础被摧毁了,晋国社会的封建化进程由此大大加快。在经济上,全面推行旨在革新农业技术,以充分发挥土地潜力,增加单位产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尽地力之教”,和旨在流通领域平衡粮食价格,以“使民无伤而农益劝”的“善平籴”政策。

  3. 军事:“胡服骑射”由此组建起一支新式骑兵队伍,进而使其成为赵国军队的主力,这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是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革命变革。从此,骑兵作战的形式逐步由以往多是配合步兵作战的辅助地位提升到了主力地位,成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形式。晋国军队的作战方式由车战进入步战并相应出现独立步兵建制的革命变革。车战让位于步战,车卒为步卒所取代,是我国古代战争史上的划时代事件。还有晋国提出“合纵连横”的军事战略,对现今的地缘政治很有借鉴作用。

  4. 思想:“以夷制夷”是晋人最先提出的,晋国与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战争中,学习其长处,并以其长而攻之其短。生产方式变游牧为农耕,农耕改变了晋人的思维方式,天地人为一体,联系、整体看问题,智力比单纯游牧要发达,思想也要先进的多。晋文化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同时还在于思想文化领域以法家学派为主体,兵家、纵横

    家、名家、儒家、道家等诸子学术流派的集聚荟萃,交汇融合。

    总之,晋文化主要是:一顺时应变的革新精神;二兼容并蓄的开放态势。这是晋文化内涵的两大基本特点或特质。现今的“与时俱进”“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思想与晋文化思想有历史渊源。

㈦ 山西为什么简称“晋”“晋”字的本义是什么

山西之所以简称为晋,主要是源自于西周刚开始的大分封。晋这个字的本意是被册封的仕进,主要就是体现出了古代的那种分封制度。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有了分封土地的象征。所以他拥有着非常深厚的历史底蕴,代表了古代的文化。

温馨小提醒

所以晋这个字不仅拥有着非常大的含义,而且还拥有非常多的历史含义。是一种文化的象征,更是那个时候一个社会的。通过一个字就能够展现出整个时代的特殊结构,所以它的意义是重大的。

山西之所以会用晋这个简称,主要是因为所在的这个区域曾经属于晋国。所以所有的人都觉得这个字非常的有意义,代表了自己这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因此人们都感到很自豪,自己能够生活在这一片土地上。

㈧ 山西省的简称是“晋”这来源是古代哪种制度

山西春秋时为古晋国所在地,故简称晋。拿时候还是奴隶制度向封建制度的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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