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文化最早创立的人是什么人

Ⅰ 郑和的人物生平

在靖难之变中，马和在河北郑州（今河北任丘北，非河南郑州，另一说为“燕京郑村坝”，今日北京东坝村 ）元朝初年，郑和的祖先移居云 南，是元朝云南王麾下的贵族。郑和原本姓
马，名“和”，生在一个富有冒险精神的家庭里，祖父和父亲都曾经跋涉千里，朝觐麦加，因而被当地百姓尊称为“哈只”，即“巡礼人”或朝圣者之意。郑和母亲姓温，非常贤良。有一个哥哥，两个姐姐，哥哥叫马文铭。郑家在当地很受人们的尊敬。
1381年朱元璋为了消灭盘踞 云南的元朝 势力，派手下傅友德、蓝玉等率30万大军，发起明平云南之战。在战乱中，年仅11岁的马和被明军俘虏，被阉割，在军中做秀童。后来，进入南京宫中，在14岁那年来到北平的燕王府。燕王朱棣见马和聪明、伶俐，便把马和留在身边，成为燕王的亲信，为了提高身边服务亲随的文化水平，朱棣不仅挑选学识丰富的官员到府中授课，而且还让他们随意阅读府中的大量藏书。天资聪颖、勤奋好学的马和很快便成了学识渊博的人。
由于马和身材魁梧，知识丰富，思维敏捷，出色地完成燕王委派他的使命，得到朱棣的器重，“内侍中无出其右”，尤其是在帮助朱棣登基称帝的过程中，马和立下大功，更为朱棣所赏识。在永乐二年（1404年）正月初一，朱棣以赐姓授职的方式表达他对有功之臣封赏与恩宠时，马和被赐姓“郑”，从此便改称为“郑和”。同时，升迁为内官监太监，相当于正四品官员。史称三宝太监 。 第一次下西洋 永乐三年六月十五（1405年7月11日）朱棣命正使郑和，副使王景弘率士兵二万八千余人出使西洋，造长44丈广18丈大船62艘，从苏州刘家河泛海到福建，再由福建五虎门杨帆，先到占城（今越南中南部地区），后向爪哇方向南航，1406年6月30日在爪哇三宝垄登陆，进行贸易。时西爪哇与东爪哇内战，西爪哇灭东爪哇，西爪哇兵杀郑和士兵170人，西王畏惧，献黄金6万两，补偿郑和死难士兵 。随后到三佛齐旧港，时旧港广东侨领施进卿来报，海盗陈祖义凶横 ，郑和兴兵剿灭贼党五千多人，烧贼船十艘，获贼船五艘，生擒海盗陈祖义等三贼首 。郑和船队后到过苏门答腊、满刺加、锡兰、古里等国家。在古里赐其王国王诰命银印，并起建碑亭，立石碑“去中国十万余里，民物咸若，熙嗥同风，刻石于兹，永示万世” 。永乐五年九月初二（1407年10月2日）回国，押陈祖义等献上，陈祖义等被问斩 。施进卿被封为旧港宣慰使 。旧港擒贼有功将士获赏：指挥官钞一百锭，彩币四表里，千户钞八十锭，彩币三表里，百户钞六十锭，彩币二表里；医士，番火长钞五十锭，彩币一表里，锦布三匹 。 第二次下西洋 明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公元1407—1409年）。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在郑和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主要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等国。于永乐七年夏七八月间回国。郑和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垂永久。碑文中记有“谨以金银织金、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此碑于1911年在锡兰岛的迦里镇被发现，现保存于锡兰博物馆中，是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今汉文尚存，是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珍贵文物，也是斯里兰卡的国宝。第二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000人。 第三次下西洋 1409年10月（永乐七年九月）从太仓刘家港启航，姚广孝、费信、马欢等人会同前往，到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等地，回国途中访锡兰山，1411年7月6日（永乐九年六月十六）回国。姚广孝下西洋的史料给另一个关于郑和航海目的的假设也提供了佐证。潘教授说：在《大唐西域记》中，明人的注中有这样的记载：“皇帝遣中使太监郑和，奉香花往诣彼国（指锡兰，今斯里兰卡）供养……当就礼，请佛牙（传为释迦牟尼的牙齿，据说释迦牟尼遗体火化后，牙齿完整无损，称为佛牙舍利）至舟，灵异非常，光彩照耀……永乐九年七月初九至京师。皇帝命于皇城内庄严栴檀金刚宝座贮之……”永乐九年正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期间。
“姚广孝参与了第三次下西洋，迎回了佛牙，这说明第三次下西洋显然是朱棣事先计划好的，否则就不会派出姚广孝这样级别极高的官员。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迎佛牙’！”有学者如是分析。至于朱棣为什么要派遣船队，不远万里从斯里兰卡迎回佛牙，更有学者指出，这是因为朱棣是篡建文帝的位上台的，他劳师动众迎回佛牙，一个主要用意可能是为了证明他的正统地位，平息民间的不满和反抗情绪。这种做法，前代的帝王就曾经用过。 第四次下西洋 1413年11月（永乐十一年十一月）出发，随行有通译马欢，绕过阿拉伯半岛，首次航行东非麻林迪，1415年8月12日（永乐十三年七月初八）回国。同年11月，麻林迪特使来中国进献“麒麟”（即长颈鹿）。第四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670人。 第五次下西洋 1417年6月（永乐十五年五月）出发，随行有蒲寿庚的后代蒲日和，途经泉州，到占城、爪哇，最远到达东非木骨都束、卜喇哇、麻林等国家，1419年8月8日（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回国。 第六次下西洋 1421年3月3日（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出发，往榜葛刺（孟加拉），史载“于镇东洋中，官舟遭大风，掀翻欲溺，舟中喧泣，急叩神求佑，言未毕，……风恬浪静”，中道返回，1422年9月2日（永乐二十年八月十八）回国。永乐二十二年，朱棣去世，仁宗朱高炽即位，以经济空虚，下令停止下西洋的行动。 第七次下西洋 1431年1月（宣德五年闰十二月初六）从龙江关（今南京下关）启航，返航后，郑和因劳累过度于1433年（宣德八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船队由太监王景弘率领返航，1433年7月22日（宣德八年七月初六）返回南京。第七次下西洋人数据载有27550人。
计下西洋官校、旗军、勇士、力士、通士、民稍、买办、 书手、通共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二名。正使太监七员、少监十员、监丞五员。内官内使五十三员、户部郎中一员、都指挥二员。指挥九十三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四百三员。教谕一员、阴阳官一员、舍人二名、余丁一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名 。
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船队，完全是按照海上航行和军事组织进行编成的，在当时世界上堪称一支实力雄厚的海上机动编队。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着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人数众多，组织严密郑和下西洋船队，是根据海上航行和担负的任务，采用军事组织形式组建的。
据《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出使过的城市和国家共有36个：占城、爪哇、真腊、旧港、暹罗、古里、满剌加、勃泥、苏门答刺、阿鲁、柯枝、大葛兰、小葛兰、西洋琐里、苏禄、加异勒、阿丹、南巫里、甘巴里、兰山、彭亨、急兰丹、忽鲁谟斯、溜山、孙刺、木骨都束、麻林地、刺撒、祖法儿、竹步、慢八撒、天方、黎代、那孤儿、沙里湾尼（今印 度半岛南端）、不刺哇（今索马 里境内），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还到过澳大利 亚，美 洲和新西 兰，南极洲，等地。福建 长乐县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开洋之地，当年庞大舰队屡此驻扎于此， 伺风下海。这里不仅有郑和当年亲自竖立、保存完好的《天妃灵应之记》碑，而且有下西洋影响下形成的“十洋街”。明后期“倭患”的严重更促使人们纪念和崇拜与海洋相关的神癨。 推行和平外交，稳定东南亚国际秩序
郑和下西洋前，中国周边的国际环境动荡，主要表现在东南亚地区各国相互猜疑，互相争夺。当时东南亚两个最大的国家爪哇、暹罗对外扩张，欺压周边一些国家，威胁满剌加、苏门答腊、占城、真腊，甚至在三佛齐，还有杀害明朝使臣的，拦截向中国朝贡的使团；再一个海盗猖獗，横行东南亚、南亚海上，十分嚣张，海上交通线得不到安全保障。这些不稳定的因素，一方面直接影响中国南部的安全，一方面极大影响了明朝的国际形象，不利于明朝的稳定和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明朝皇帝采取了“内安华夏，外抚四夷，一视同仁，共享太平”和平的外交政策。派遣郑和率领船队下西洋通过各种手段，调解和缓和各国之间矛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从而把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同周边联系起来，试图建立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提高明王朝的国际威望。所以从明朝派遣郑和的使命可以看出是实现和平的使命。
郑和下西洋调解矛盾，平息冲突，消除隔阂，有利于周边的稳定，维护了东南亚、南亚地区稳定和海上安全，提高了明朝的声望。所以，可以看出郑和的船队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但不是用于侵略扩张，而是用于实现和平目的。在当时国际环境条件下，剿灭陈祖义几千人，阿烈苦奈儿上万人，没有强大军事实力做后盾，是难以实现和平的。
李约瑟评价：东方的航海家中国人从容温顺，不记前仇，慷慨大方，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然有恩人自居；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不建立要塞。 震慑倭寇，牵制蒙元势力，维护国家安全。
当时，威胁明朝安全的主要来自两个方向：东部海上的倭寇，北方的蒙元残余势力和西北的帖木儿帝国。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末年，日本国内发生内战，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便到中国沿海抢劫，到明初朱元璋时期，非常猖獗。当时明朝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所以集中精力安内，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在北方修长城和派兵屯边。
朱棣时期，陆海两方面对明朝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改变了被动防御战略，主动出机，陆上方向实施迁都、亲征漠北；海上方向组建了郑和舟师，震慑和打击倭寇和反明势力，并从海上实施战略包抄，对西北方向进行战略上的牵制，从而减轻明朝北部的压力。 发展海外贸易，传播中华文明
郑和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政治目的，同时也带有一定的经济目的，国家实施这么大的战略行动，它是多方面考虑的。在郑和船队下西洋过程中展开许多贸易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 第一种朝贡贸易,这种贸易是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基本形式，带有封建宗主国的性质。它通过这种形式获得这些小国对明朝宗主地位的认可，这是朝贡贸易的政治目的。当时各国都积极到中国来朝贡，一方面得到明朝的庇护，一方面得到的丰厚赏赐。据统计，永乐在位22年，与郑和下西洋有关的亚非国家使节来华共318次，平均每年15次，盛况空前。更有文莱、满剌加、苏禄、古麻剌朗国4个国家先后7位国王亲自率团前来，最多一次有18个国家朝贡使团同时来华，还有3位国王在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他们遗嘱要托葬中华。明朝都按照王的待遇厚葬。 第二种官方贸易，是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内容，它是在双方官方主持下与当地商人进行交易，是明朝扩大海外贸易的重要途径。郑和船队除了装载赏赐用的礼品外，还有中国的货物，如铜钱、丝绸、瓷器、铁器等。这种贸易可以用明代铜钱买卖，多数以货易货。最有影响的是击掌定价法。在印度古里，中国船队到达后，由当地的代理人负责交易事宜，将货物带到交易场所，双方在官员主持下当面议价定价，一旦定下，决不反悔。双方互相击掌表示成交。这种友好的贸易方式，在当地传为美谈。郑和下西洋期间，尤其是后几次下西洋贸易规模扩大，遵循的平等自愿，等价交换，具备了国际贸易的一些基本原则。 第三种民间贸易，这种贸易一定程度上是在郑和下西洋贸易活动的带动下出现的。它不是通过官方，而是由商人或民间自发性展开的。郑和下西洋消灭海盗，维护了海上安全，开辟了航线，促进和刺激了民间贸易。据有学者研究，郑和使团不禁止下西洋官兵带一些中国货物在沿途进行交换。东南亚百姓对中国丝绸、瓷器、工具非常喜欢，郑和船队一到都争先恐后的划船或到码头交易，有的还请官兵到当地的集市设摊交易。郑和下西洋进行的贸易活动有政治行为的贸易，也存在经济行为的贸易。 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处，不仅进行海外贸易，还传播先进的中国的文化。当时东南亚、南亚、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社会发展比较落后，非常向往中华文明。朱棣派遣郑和下西洋还肩负了“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使命。郑和出色地将中华文明远播海外，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新的篇章。郑和下西洋传播中华文明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和度量衡制度、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
在海外还流传许多郑和的故事。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留下郑和遗迹，表达了当地人民对这位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驱的敬意。 开拓海洋事业，铺平亚非航路
海洋是生命的摇篮，占据着地球表面积70。8%，拥有着丰富的资源。自古以来，是人类生产和生活的空间，对人类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与我们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和盛衰休戚相关。我们的祖先早期创造了龙山和百越海洋文化，15世纪初，郑和大规模远航活动，把中国古代的海洋事业推向发展高峰，对人类的海洋文明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
一是开辟了亚非的洲际航线，为西方人的大航海铺平了亚非航路。当葡萄牙的航海家达加马沿非洲西海岸绕过好望角，抵达东非海岸时，当地人就告述几十年前中国人曾几次来到这里。他们在阿拉伯领航员的帮助下，沿着郑和船队开辟的航线顺利到达了印度。
二是对西太平洋和印度洋进行了一些海洋考察，搜集和掌握了许多海洋科学数据。《郑和航海图》就是通过大量海洋调查绘制的。这种海洋考察活动比世界记载最早的1872年—1876年英国的“挑战者”号进行海洋调查早了400多年。
三是对航海区域进行了战略布局。郑和下西洋根据其使命和掌握的海洋知识，在辽阔的海外选择了占城、满剌加、旧港、古里、忽鲁莫斯等地作为海洋发展的重点区域，有利于扩大海外交通和贸易范围。
郑和下西洋在海洋事业上还有许多贡献。郑和的功绩是辉煌的，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从30多岁开始，前后28年献身海洋，最后一次下西洋时，已经60岁了，为了中外文化交往和航海事业，他毅然率领船队出使，这次他再没有回来，病逝在印度的古里，享年62岁，永远地长眠在他开辟的和平道路上。
在群星璀璨的中华英杰中，郑和不但以先于西方人航海，胜于西方人的航海技术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我觉得人们关注和研究他的最主要层面，恐怕是郑和所代表的一种文化精神：一种中国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的价值趋向，一种打开国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决心。
郑和这种敬业献身报效国家的精神是永存的，凝聚着中华民族开放进取、和平友好、交流合作、经略海洋和敢为天下先的优秀品德，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继承和弘扬，推进人类的文明。 郑和宝船的主要造船地
郑和宝船号称巨舶，其主要造船地为南京。
由于海船体积大，构造也较复杂，必须有相当规模的船坞和作坊。据《武备志》中的《自宝船厂开始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记载，郑和宝船自其建造地宝船厂出发去西洋。据《同治上江两悬志》记载：都船厂在仪风门，即宝船厂，永乐三年三月命郑和等行赏占城。龙江船厂是在原龙江船厂厂址再向南扩建而成，越过秦淮河，直达下保、中保、上报村及三汊河地区，龙江船厂内设提举司、作房、分司、篷厂、指挥举，在造船时实行明确的分工和严格的制度。
《龙江船厂志》记载：洪武、永乐时，起取浙江、江西、湖广、福建、南直隶（今江苏）滨江府县居民四百余户，来京（即南京）造船，隶属提举司，编为四厢。一厢出船木梭橹索匠；二厢出船木铁缆匠；三厢出艌匠；四厢出棕篷匠。
《明会典》记载大规模的造船厂，拥有工匠数百人，有船木工、艌工、箬篷工、橹工等。
郑和宝船的另一建造地点是船队出发港福建长乐。
据《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间，太监郑和通西洋，造巨船于此，奏改太平港。
郑和下西洋后还有一些下西洋巨舶停泊于福建，正统四年（1439年）明英宗命福建三司于见存海舟内择一，以赐琉球国使回国。
据统计，在郑和大航海期间，全国共造大小海船近4000艘，船场遍及全国各地；永乐年间，明朝海军拥有3800艘舰只，其中包括1350艘巡逻船，南京新江口有400艘大型主力舰。因此英国着名历史学家李约瑟断言：在1420年前后，中国海军也许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的其它亚洲国家，甚至可能超过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乃至超过所有欧洲国家海军的总和。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造船与航海事业相当发达的国家，到了明朝郑和大航海时代更发展到一个崭新的高峰。《明史·郑和传》记载：“宝船六十三号，大船长四十四丈，阔一十八丈。”相当于现代船身长约138米，宽约56米，这种巨型海船充分显示当时中国造船业已经遥遥领先于全世界。至今残留在江苏省南京市下关的龙江宝船厂“上四坞”、“下四坞”等作塘和水道，就是明证，作塘呈东西向，与长江的夹江相通，便于宝船下水。作塘很大，经现代实测，长约500余米，宽约40米。龙江宝船厂是明朝大规模造船基地和停泊中心之一。中国航海史研究会曾根据44。4×18丈尺寸复原制作成9桅12帆的福船（尖底）模型，作为当时郑和宝船的标准船型和尺寸。而有专家认为依据南京静海寺残碑拓片所记，结合明永乐十八年《天妃经》卷首郑和船队插图等材料考证，郑和宝船可复原为长19丈、宽4。4丈、排水量约1100吨的船舶。还有专家认为这仅是中小型宝船，大型宝船应仍维持原有尺寸。根据遗迹情况，宝船厂所造船应为平底。平底船吃水浅，可以压浪航行，它的首尾可以翘起，安全无虞，并且靠岸方便。 郑和大航海综合应用了天文导航、罗盘导航、陆标导航、测量水深和底质等多种导航手段，如《西洋番国志》所记载：“砍木为盘，书刻干支之字，浮针于水，指向行舟。”这种航海技术，在当时世界上是很先进的。
郑和大航海的重要成果是绘制了《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邸外国诸番图》，全图使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法，配上所记的针路和过洋牵星图，以南京为起点，最远到东非肯尼亚的慢八撒，到南纬四度左右为止，包括亚非两洲，所收地名达500多个，其中亚非诸国约占300个，相当准确地记录了航向、航程、停泊港口、暗礁、浅滩的分布，详细纪录了郑和大航海全部航程中开辟的众多新航道，重要的出航地点有20余处，主要航线有42条之多。它充分证明郑和大航海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发达的航海事业、丰富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
根据《郑和航海图》，郑和使用海道针经（24/48方位指南针导航）结合过洋牵星术（天文导航），在当时是最先进的航海导航技术。郑和的船队，白天用指南针导航，夜间则用观看星斗和水罗盘定向的方法保持航向。由于对船上储存淡水、船的稳定性、抗沉性等问题都作了合理解决，故郑和的船队能够在“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险恶条件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很少发生意外事故。白天以约定方式悬挂和挥舞各色旗带，组成相应旗语。夜晚以灯笼反映航行时情况，遇到能见度差的雾天下雨，配有铜锣、喇叭和螺号也用于通讯联系。体现郑和下西洋航海技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天文航海技术中国很早就可以通过观测日月星辰测定方位和船舶航行的位置。郑和船队已经把航海天文定位与导航罗盘的应用结合起来，提高了测定船位和航向的精确度，人们称“牵星术”。用“牵星板”观测定位的方法，通过测定天的高度，来判断船舶位置、方向、确定航线。这项技术代表了那个时代天文导航的世界先进水平。 2、地文航海技术郑和下西洋的地文航海技术，是以海洋科学知识和航海图为依据，运用了航海罗盘、计程仪、测深仪等航海仪器，按照海图、针路簿记载来保证船舶的航行路线。航行时确定航行的线路，叫作针路，罗盘的误差，不超过2。5度。 3、《郑和航海图》《郑和航海图》得以传世，多亏明代晚期作者茅元仪收录在《武备志》中。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收入《武备志》时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有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牵星图”二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其中明确标明南沙群岛（万生石塘屿）、西沙群岛（石塘）、中沙群岛（石星石塘），1947年民国政府内政部以郑和等命名南海诸岛礁，纪念这位伟大的航海家。《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该图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英国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一书中指出：关于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问题，米尔斯（Mills）和布莱格登（Blagdon）曾作了仔细的研究，他们二人都很熟悉整个马来半岛的海岸线，而他们对中国航海图的精确性作出了很高的评价。郑和下西洋折射出的中国先进航海科技光辉，表现了中国古代人的伟大智慧，从而创造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航程。

Ⅱ 是苗蛮人最早创立了海洋文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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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是苗蛮人最早创立了海洋文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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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海洋文明的早期代表是什么

在世界历史上，真正能算得上是海洋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就是古希腊，够得上大河文明的代表性国家就是古代中国。其它国家都不具备条件。后来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日本、美国等，从严格意义上讲都不具备海洋文明的代表性国家。他们充其量是海洋大国，虽然也产生了辉煌的海洋文化，但不具备代表性的海洋文明的国家。海洋文明的刚性条件：一是社会必须是开放性的；二是必须是文明古国；三是各种文明可以相互转换；四是扩张是温和的人性化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殖民主义扩张和帝国主义的占领；五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艺术方面有系统的成果以及与海洋有关的神话、海洋远航的手段等。本来中国可以具备海洋文明国家的条件，但海洋文明不连续。所以古希腊最具代表性 来自网络

Ⅳ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的影响力

郑和下西洋对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的影响 郑和下西洋历时28年，有12万人参与，航程十余万里，先后到达30多个国家和地区，是人类航海史上的一次伟大创举。据有关资料记载：在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越南和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不少华人是随郑和船队而来，并久居不返成为早期华侨的。在郑和下西洋的影响下，“……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骛，或竟有买田娶妇，留而不归者。”1 “到了明代中后期，在南洋各地的华侨大约在十万人以上。”2可以这样说，郑和下西洋不仅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打通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大门，而且间接地扩大了中国人的地理知识，提升了人们对移民收益预期，促成更多的中国人前往南洋等地经商和谋生，对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存和发展，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郑和下西洋的后续效应

郑和下西洋的最初动机，不论是宣扬“王道”（天朝声望）、“安外”（安定海外），还是为了“绝患”（寻找文帝，杜绝后患），均可视为 明朝政府对外政策的一种调整，客观上对打通中国的对外通道， 发展对外贸易，建立藩属关系，促进 和平外交发挥了积极作用，有着悠久的后续效应 。

首先，郑和下西洋宣扬了“天朝”声望。《皇明祖训》说过：“四夷顺则中国宁”，因此，明政府将朝鲜、日本、大梳球国、小梳球国、安南、真腊、占城、苏门答腊、瓜哇等15国列入“不征之国”。明成祖素有“万国来朝”、“四夷宾服”的思想，借“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以满足封建王朝唯我独尊的虚荣心。可见， 郑和下西洋属于官方性质，有着很强的政治性意义。在 郑和 下西洋的过程中，曾经 三次用兵击溃偷袭的海盗集团和图谋不轨者，以珠宝交易和自卫枪炮捍卫了明朝政府利益， 宣扬了国威，提高了“ 天朝”声望；通过“怃外夷以礼，导人以善”，促进了中国和东南亚各地的联系，进而对中国海外移民产生深远影响。据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的研究：“郑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诸岛，当不下五百四、五十万人，加上与土着人杂婚者，当及七百万人。”郑和下西洋产生的示范效应，为中国移民大量地向外迁移创造了条件，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这也是海外移民崇拜郑和的深远的社会基础。

其次，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海外华人社会发展。据史料记载：中国人到海外，自商周时期就已经开始了。秦朝徐福带领三千人东渡日本，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但海外华人社会的真正形成和发展，却是出现在郑和下西洋之后。郑和下西洋的成功，吸引愈来愈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大量的聚居而成华人的村落或城镇，并有“首目”主事管理，形成了较为稳定、完整的华侨社会。鸦片战争爆发后，中国已经沦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方面，由于统治者的血腥盘剥，加之政局长期地动荡不安，尤其殖民资本的大举渗入，导致地方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纷纷破产，大量农民流离失所，到处是民不聊生的惨象。另一方面，鸦片战争爆发后，清政府已元气大伤，几乎是处于苟且掺延。为了维持落后的封建专治制度，清政府与西方列强签订了许多的丧权辱国条约，包括割让土地，开禁沿海通商口岸，承认西方列强招收华工的合法性等，海禁条约也在事实上被裁除，进一步加剧了海外移民潮的发展，形成了较为成熟的海外华人社会。

第三，郑和下西洋为华人迁移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知道，自从宋代发明了指南针后，中国的航海技术就有了很大进步。郑和下西洋不仅打通海外通道，开辟了沟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地的航线，而且留下许多宝贵的航海资料和途经各地的详细记载，对中国人移居海外有着很大帮助。为促进中国与东南亚的友好交往，明政府在南京设立“四译馆”，隶属于翰林院，用于专门培养与中国有密切关系国家的外语人才。与此同时，通过解决边患，设立宣慰司，扶持旧港宣使司，敕谕暹罗国王等方式，沉重地打击了华人海盗集团和锡兰山的海寇，基本上消灭了海盗和 图谋不轨者 的威胁，一定程度上 维护了海外侨民的利益， 有利于华人来往南洋群岛，使中国沿海地区居民的大量向外迁移成为了可能。这样，以广东、福建沿海地区为主，广大的贫苦农民纷纷踏出国门，被迫到海外谋生。有人估计，自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间，中国的出国人数估计不少于1500万人。

二、郑和下西洋有利于中国海外移民生存和发展

对于郑和下西洋的历史功绩，着名的历史学 家吴晗 先生曾作过如下的评价：（1）经济上的收获。郑和用瓷器、丝、茶诸货物到南洋博易，政府和人民两受其益。（2）政治上的成功。国威远播，南洋诸国王，稽首来庭，甘为臣属。（3）文化上的传播。宝船迭出，信使往来，使南洋诸国均染华风。（4）华侨移民增加及其势力的发展。中国人在南洋的地位陡然提高，华人以其灵敏耐劳的手腕，渐得当地人的信仰。3应该说，吴晗先生的评价相当的在理。郑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国人的海外生存空间，保证了中国通往东南亚的海上航道安全，对中国移民的生存和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郑和下西洋密切了与东南亚国家关系，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郑和下西洋主要是“下南洋”，也就是今天的南洋群岛一带。 明朝开国后，积极地发展对外友好关系，主要通过互派使团，外国“朝贡”方物，明朝政府“赐赉”礼品等方式进行的，素有“厚往薄来” 特征，明朝政府对朝贡使者均是“以礼待之”，即使“私货来，皆倍偿其价”。而郑和下西洋，正是贯彻了封建王朝的“宣德化而柔远人”，“怀诸侯，则天下畏之”的思想，4使明朝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交往达到了鼎盛时期，东南亚国王先后访华，促使他们实施比较宽松的华侨政策。据史书记载：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也就是郑和已经完成四次出访任务后，就有古里、爪硅、满刺加、占城、锡兰山、木骨都束、溜山、南渤利、不刺硅、阿丹、苏门答刺、麻林、刺撒、忽鲁谟斯、柯技、沙里湾泥、彭享、三佛齐等十多个国家，纷纷派遣使者来华。“是时，诸番使臣，充斥于厅”。5郑和下西洋后，就在东南亚各地，如印尼西加的三发、瓜哇的锡顺、中瓜哇的三宝垄和苏门答腊的巨港等地，设立了下西洋的转运站，作为船队休整、补给、收容疾病随员以及接待华侨华人的停留点；并以 满刺加为贸易中心，建立了开展下西洋活动的中心据点，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华人移民的生存环境，之后就有大批的华侨移居南洋的 说法。“南洋华侨中心的形成，实肇始于郑和下西洋之时”。6明代张燮的《东西洋考》也这样记载，在爪哇、加里曼丹、菲律宾、马来半岛，有一千乃至上万的华侨。

其次，郑和下西洋宣示了“王威”，提高了华人移民的政治地位。据史料记载：郑和船队每到一处，先是“开招、颁赏”，按照国家礼节拜访国王，并送上从中国带来的珍贵礼物。每当郑和的船队一到，居住在南洋群岛的华人移民便奔走相告，高喊着“三保太监”来了，“三保太监”专程看我们来了。究其原因，主要是当地华人深感郑和带来了国威，而当地人看到了郑和庞大的船队后，也认为华人移民有强大的国家作后盾，自然不敢对他们产生轻视。 东南亚国家也因有郑和的访问，对中国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这从满刺加和苏禄王率团访华可看出一斑。自接受了明朝封赐以来，从永乐九年（1411）七月至宣德八年（1433）九月，满刺加国王就三次率其王妃、陪臣来华访问，得到了明成祖、宣宗的热情款待，加深了东南亚与中国之间的传统友谊。华侨在满刺加受到了重视，如满刺加国王任命华侨担任港主，负责处理中国和印度支那商船的事宜。7郑和下西洋后，苏禄王知道了中国疆域辽阔，物产富饶，是个强大而友好国家，于是便携带王妃、王子和随从一行，共有340多人的大型使团访问了中国。苏禄王到达中国后，受到明成祖的隆重接待，中国的繁华景象更使他们流连忘返。在回国途中，苏禄国的东王不幸病逝于山东德州，除了大王子回国继承王位外，其王妃以及二子、三子等十多人均留下守墓，后都不愿意回国，最终卒于德州。他的后人定居在山东德州的北郊，安、温二姓成了他们的姓氏。文莱华人也认为说“自（郑和）王景弘到文莱后，华人地位大大提高”。8

第三，郑和下西洋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增强了华人移民的发展能力。永乐初年，中国的粮食、棉花、布匹供给充裕，手工业兴旺发达，造船、冶金等产业发展比较成熟，与当时仍然比较落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郑和下西洋后，带去了中国精美的工业制品，据《瀛涯胜揽》、《东西洋考》、《西洋番国志》等书记载：这些物品包括青花瓷器、青瓷盘碗、麝香、烧珠、樟脑、橘子、茶叶、漆器、雨伞、金、银、铁鼎、铜钱、湖丝、绸缎、丝锦、铁制农具以及金属制品等。9在按国之礼仪谒见国王后，郑和便将带来的商品与当地人进行交易，中国的丝绸、瓷器等深受他们的欢迎，郑和船队“所至皆有遗迹，凿山开路，掘地取泉，” 10 各种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生产工具源源不断地传入，对东南亚的当地垦荒和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久而久之，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形式，很快就盛行起来，在东南亚各国产生了“中国货”的品牌效应，对经营着的当地华侨来说，无疑是在免费为他们打广告，培植了当地华人的发展能力，打开了中国货的市场空间。广大的华人移民也通过各种途径，直接从中国进货，使他们所在的地区，很快就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和商业、贸易中心，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了举足轻重作用。

第四，郑和下西洋传承了中华文化，增强了华人移民的民族凝结力。郑和下西洋除了“开招、颁赏”与进行贸易外，遵循“敷宣教于海外诸番国，导以礼仪，变其夷习”的理念，率领船队“周游南洋群岛，所至宣布大明德政，抚慰士人，”11不断地向东南亚国家敷宣中国教化，以提高他们的文化程度，改变落后发展面貌，受到了当地人民的广泛爱戴，“至今英荷二属均有三宝井留存。”12当地人也乐意中国人移居其地，共同地发展生产，华侨华人日益成为各国经济建设的重要力量。13而华人与当地女子成婚，开始形成与当地人民友好相处和融合发展的过程。因此，在海外华人集中的地区，除了形成商业意义上的“唐人街”外，华人移民还按照祖籍地习俗，修建了宗祠、寺庙，成立各种宗乡社团会馆，设立私塾学习中文，使之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如“唐人街”挂着的“天涯海角饮水思源，入乡随俗落地生根”楹联，就表达了海外华人 以中国为荣，入乡随俗落地生根的发展意念；“唐人街” 正是广大华裔诚信经商与传承中华文化的产物，它成了中国移民在海外活动的重要根据地，对增强华族的向心力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五， 郑和下西洋采取 震慑、怀柔的双重政策， 维护了华人移民 的正当权益。明朝初年，海盗为害情况已相当的严重，特别是一些贡使与商旅必经的咽喉要地，已被海盗所居，“凡有经过客人船只，便劫夺财物”，致贡使、商旅“来往若之”，危害尤甚。14 在郑和下西洋的过程中，共进行了三次不得已的用兵。郑和首次出使西洋，在率领船队返航经过旧港的时候，遭到以华人头领陈祖义为首的海盗集团的突袭。这支海盗集团以抢劫过往的客商和贡使的财物为生，企图“诈降邀劫”，抢夺郑和船队所携带的宝物。郑和船队击溃偷袭者之后，活抓了海盗头领陈祖义，并将他押回京城就地正法。当时虽然只是个别人从事不法勾当，但已损坏了华人形象，也累及到许多的无辜。陈祖义被抓和受到了正法后，在海外和当地的华人社会中产生了震撼，这种“镇怃”行动，铲除了海盗集团的势力，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海外华人的利益。郑和的第二次下西洋，在途经斯里兰卡时，该国的王子把郑和骗到了京城，强行勒索财物，并暗中派兵抢劫，企图一起虏获郑和船队，结果阴谋没有得逞反而被抓获了，郑和就将他们带回北京献给明成祖。但明成祖实行了宽大政策，将斯里兰卡国王等人全部放送回国，不仅对海外国家起到震慑和怀柔的双重效应，也维护了海外华人的正当权益，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三、郑和下西洋的借鉴意义

郑和下西洋的朝贡贸易及其促进民间贸易，带来了巨大的财富效应，激发了中国沿海地区人们向外追求财富的欲望，直接提高了人们对移民收益的预期，有利于华人移民和海外华人社会的发展，为中国走向世界、发展自己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时至今日，郑和下西洋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首先，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走出去”来发展自己。郑和下西洋带来的财富增值效应，激发了人们“走出去”发展的渴望。中国是个人口超级大国，超过了13亿人口，其中的劳动力人口达到7.4亿，比欧美发达国家的4.3亿劳动力还多3.1亿人。据有关的资料报道，“中国每年新增劳动力1000万；中国的下岗和失业人口大约1400万，进城的农民工一般保持在1亿2千万。”15今后，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城市化进程以及西部大开发的加快，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关系不断深化，未来几年内将释放和派生出大量的剩余劳力，从而形成人口迁移的巨大“推力”。事实上，人才流动总是与劳动力、资本的流动相伴随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新移民必将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从数量上统计， 中国的移民数量还比较少，人口流动仍属于正常的范围之内。我们应当 大力弘扬“郑和精神”，解放思想，转变观念，继续放宽出国渠道，让更多的国人通过合法的渠道走出国门，积极地参与国际竞争，分享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加入WTO和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成果。各涉侨、涉外部门也要不失时机地“走出去”，加强与海外的华侨华人联系，深交老朋友、广交新朋友，不忘好朋友，使海外华侨华人真正地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服务，为祖国的统一大业服务。

其次，鼓励华侨自愿地融入当地社会，积极地参政议政。移民的问题十分复杂，其中居住国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加强海外华侨华人的科技力量、经济实力和人才资源的有效整合，对加速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也是我们争取海外“侨心”的一项基础性工作。随着人口老龄化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将加大引进移民力度，通过不断地调整移民政策，避免外来人口对社会系统造成的冲击。据有关的资料估计，在今后的20、30年间，如果加上改革开放以来的新移民数量，来自祖国大陆、香港和台湾的移居发达国家的新移民可能达到2000—3000万人，在数量上直逼现有的华侨华人规模。如果考虑到再移民，以及两岸关系可能导致的移民影响，估计发达国家的华侨华人规模还会更大。因此，要密切关注住在国的局势变化，加强与住在国政府的沟通和友好关系，认真地汲取经验教训，鼓励华侨华人抛弃自我的孤立心态，在当地化的进程中，积极地融入主流社会、 参政议政，努力捍卫自己的正当的合法权益。在华社的传承与发展上，要尽量地减少磨合期，做到取长补短，互相提携共同地发展，在居住国与祖（籍）国发挥难以替代的桥梁作用，真正成为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财富。

第三，实施睦邻友好政策，为华侨华人的生存和发展服务。郑和下西洋后，始终坚持睦邻、善邻的友好政策，有利于中国人民对东南亚国家的认识和了解，促进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带去了中国先进的建筑文化、陶瓷文化和丝绸文化，推进了制度文化、精神文化交流，推动了东南亚华侨移民与商业、宗教的共同发展。时至如今，东南亚国家仍留下众多的郑和事迹，流传着许多感人的传说（法力无边，万物听命），经常举办各种盛大的纪念活动，表明郑和不仅是“中国的”，而且是“世界的”共同敬仰的伟人。东南亚人民把郑和视为神明，对历史遗留下来的“三宝庙”、“三宝墩”、“三宝洞”、“三宝井”顶礼膜拜，充分展示了“郑和精神”已是深入人心。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交流和对外交往的迅速增加，中国公民享受到了自由移居他国发展的正当权益，我国海外移民大量增加，移民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化。目前，发达国家新移民已占到华侨华人总数的一半以上，个别国家甚至超过 80% 。如果发达国家的移民政策没有大的变动，那么估计在未来的 10 多年内，新移民人数将占到发达国家华侨华人总数的七成以上。 新移民是海外华侨华人的延续，他们的发展壮大，将从根本上改变华侨华人的地位，对我国的安全、富强和发展都有利。因此，我们要继续贯彻睦邻、安邻、富邻的对外友好政策，促进我国的和平崛起，积极地改善华人移民的生存和发展环境，这对我们增强海外侨界的后续力量，进一步发挥侨的优势，更好地促进我国走向世界有重要意义。

第四、发挥海外社团作用，大力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中华文化的历史悠久、根深叶茂，有着很强的黏合性和渗透力，它是联接海外移民与祖籍国关系的“桥梁”和重要纽带。近年来，从祖国大陆、台湾、香港地区赴发达国家的留学生，每年都有十几、二十万人，如果加上技术移民的话，每年由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留学移民、技术移民及其家属有数十万人，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最主要的移民来源地之一。新移民尤其学有所成的居留者，他们的政治敏锐，善于交际，社会活动能力比较强，其实力和表现也逐步得到了当地华社和主流社会的肯定。华侨华人社团是团结海外乡亲，凝聚爱国力量，联系祖国和家乡的重要纽带。这年来，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不少的海外华人开始关心、参加甚至组建当地的华人社团组织，涌现出一批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社团领袖。在新的历史时期，海外华侨华人工作将面临着更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深入地研究。我们要鼓励新移民积极地参加老一辈组织的各种华人社团，积极融入当地华社，从中发现、培养有代表性的华人“新人”，有意识地支持和引导他们，把他们吸收到国内的各种群团组织中，为他们提供参政议政的舞台，把他们培养成新一代的华社领袖，努力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切实引导华社的团结和有序发展。

Ⅵ 是苗蛮人最早创立了海洋文化吗

摘要 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扁提出了海洋文化之类的哦

Ⅶ 欧洲最早的海洋文明是什么

欧洲早期文明，又叫海洋文明，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

海洋文明的二个基本特征是：

一是必须要领先于人类社会的发展；

二是这种领先必须主要得益于海洋文化，而不是其它文化。

也就是说海洋文明是在人类历上诸多方面领先人类社会发展的文化。

(7)海洋文化最早创立的人是什么人扩展阅读

古希腊文明的兴起

早在古希腊文明兴起之前约800年，爱琴海地区就孕育了灿烂的克里特文明和麦锡尼文明。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多利亚人的入侵毁灭了麦锡尼文明，希腊历史进入所谓“黑暗时代”。因为对这一时期的了解主要来自《荷马史诗》，所以又称“荷马时代”。

在荷马时代末期，铁器得到推广，取代了青铜器；海上贸易也重新发达，新的城邦国家纷纷建立。希腊人使用腓尼基字母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并于前776年召开了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召开也标志着古希腊文明进入了兴盛时期。

前750年左右，随着人口增长，希腊人开始向外殖民。在此后的250年间，新的希腊城邦遍及包括小亚细亚和北非在内的地中海沿岸。在诸城邦中，势力最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