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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市井文化有哪些

发布时间:2022-09-24 10:29:07

A. 什么是市井文化

“市井”含有“街市、市场”以及“粗俗鄙陋”之意。市井文化是一种生活化、自然化、无序化的自然文化,它是指产生于街区小巷、带有商业倾向、通俗浅近、充满变幻而杂乱无章的一种市民文化。

文化:

文化,是人类社会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的精神活动及其产物,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教育、科学、艺术皆属广义的文化,而政治、经济与文化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实际给文化下一个准确的定义,非常困难。对文化这个概念的解读,人类也一直众说不一。文化顺乎时代潮流具有不定性,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文化构成世界五彩斑斓的文化。




B. 市井文化是什么

市井指买卖商品的场所,而“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市井文化是一种生活化、自然化、无序化的自然文化,它是指产生于街区小巷、带有商业倾向、通俗浅近、充满变幻而杂乱无章的一种市民文化,它反映着市民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心态,表现出浅近而表面化的喜怒哀乐。

C. 隋唐时期的市井文化有哪些

“酒足饭饱思淫欲”这句话自古就得到广泛的流传,当然今天用它来形容隋唐人的娱乐生活并不是贬低的意思。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在隋唐年间经济文化得到了繁荣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生存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后,人们便会开始考虑更加高级的享受,因而衍生出来一系列的娱乐活动。

现如今围棋不仅在我国广为流传,在日本朝鲜等国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而他们的围棋文化也是在隋唐时期由我国传播过去的。隋唐时期是一个由内而外都得到极大发展的时期,因而众多中国的文化也在那一时期传入了海外,这也是为何日本韩国的文化与我国存在一定相似度的原因。

从以上种种娱乐活动中可知,隋唐时期的中国百姓生活还是相对丰富有趣的,不仅可以吃好穿暖还可以参加众多的娱乐活动,这是后来的朝代所无法比拟的。自唐朝以后,中央集权逐渐加强,君主专制也一路走向顶峰,从而使得百姓的生活与思想受到禁锢,君王们往往只顾自己的权力,一味限制人们思想的发展,进而束缚了社会文化的发展。自唐朝以后社会文化的发展也受到局限,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社会娱乐活动。后来人们思想受到束缚,所学所想皆是为了统治者服务,也就没有隋唐时期那样丰富多彩、简单快乐的生活。

D. 市井的基本概念

市井,是指商肆集中的地方,古代又称作“市井”。《管子·小匡》曰:“处商必就市井。”尹知章作注对市井解释曰:“立市必四方,若造井之制,故曰市井。” 市井、市廛,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商业区。它占据一定的城市空间与时间,并在一定意义上构成城市的人文景观。而明清城市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市廛在时空上的突破。按照“面朝后市”的要求,市廛在城市空间,被定位于宫殿或官衙的背后,这是最传统,也是最合“礼”的一种城市布局。然而,城市商业的发展,却并未被“礼” 所匡缚。自汉至隋唐,在一些大的城市,以“市”命名的区域并非一处。如汉代长安有九个市,六市在大路西边,统称西市;三市在大路东边,统称东市。东西市以外还有个槐市。北魏洛阳有东市、大市、四通市等等。然而,市廛在数量上的增加,虽然是对传统城市格局“面朝后市”的背离,“市”仍是一个被严格控制的空间,其特质的封闭性,主要体现在坊市制度。
市井含有“街市、市场”以及“粗俗鄙陋”之意。市井文化是一种生活化、自然化、无序化的自然文化,它是指产生于街区小巷、带有商业倾向、通俗浅近、充满变幻而杂乱无章的一种市民文化,它是一种“现象流”——“逝者如斯乎,不舍昼夜。”它反映着市民真实的日常生活和心态,表现出浅近而表面化的喜怒哀乐。它自由闲散缺乏庄严,缺少深刻性和心灵冲击力,“没有现实与历史的深层次的忧患,更没有血与火的悲剧意识。”
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达千年之久的坊市制度,它的最大作用莫过于创设了一个法治的城市商业空间。当它实现了对作为居民区的坊和商业区的市的严格隔离,并对“市”进行官设官管,施以监控后,一个封闭式的市制便形成了。按照同类而聚的原则,所有的商肆都被集中到市内。市的周围被高高的市墙圈起,市墙四面设门,以时启闭。如唐代的市,由司市掌管锁钥。“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而且,市廛门禁甚严,“越官府廨垣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这种被置于封建政府严格管束之下的市廛,是继周代之后的第二种形态。
第三种形态,即是指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明清商业,它起始于宋代,肇端于唐末。伴随着唐末以来的坊墙的毁灭性破坏,商业大潮也冲决了市墙,坊市制度的末日, 使商业活动摆脱了时空上的限制。而在高墙市门、鼓钲锁钥变成瓦砾废铁的同时,一排排临街而建的民居、店肆树立起来。因而,在两宋时期便出现了商业荟萃的繁华大街。如《都城纪胜》记载的南宋杭州城,“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早间珠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以至朝天门、清河坊、中瓦前、灞头、官巷口、棚心、众安桥,食物店铺,人烟浩穰。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唯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买早市者,复起开门。无论四时皆然”。这显然是一个打破时空概念的开放性的市廛,它不仅遍布街巷、深入坊区,且给人一种“不夜城”的感觉。
对于由坊市废除所产生的变革,有人称之“城市革命”。“城市革命”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城市商业的繁荣与城市经济职能的增强。这从骤然增多的商业网络与商业机构,以及塌房、垛场、会子务、簿记、珠算等业务的出现所反映出的商业复杂化的趋势,即可窥见一斑。因此,我们可以说,宋代的“城市革命”,为明清时期中国的城市市廛由古代向近代的转型奠定了基础。
以往,在不少学者的眼里,进入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尚未超越资本主义萌芽的阶段,故而城市商业更是远远落后于西方。然而,事实上,在江南某些地区,明清时期的城市商业无论是时空上,还是质量上,都堪与同时期的,甚至是经过产业革命的英国相比。而这种可比性是出自来华的英国人口中。如18世纪的英国访华使团成员斯当东曾在其访问记中谈到通州、北京和杭州三个城市的市廛。其中,他对杭州的印象是“城市内主要街道上大部分是商店和货栈,其中许多规模之大不下于伦敦同类栈房。纺织的商店最多,也有不少毛皮和英国布匹商店。”
此外,英国人还注意到了两种情形。一是在主要的街道,商业网点渗入街坊,居住区与商业区为一体。如“通州许多家庭的房子前面开设商店或作坊,后面住家,工商业显得非常兴旺,确实表现出来是一个为首都服务的城市。”另一是临街店铺大都挂起了招揽顾客的幌子。“通州铺面都上了五颜六色的漆,有的甚至涂金,悬挂着很长的招牌来吸引顾客。货品中有的是来自南方各省的茶叶、纺织品和瓷器,有的是来自鞑靼区的皮货。我们非常有兴趣地看到货品中居然还有少量的英国布匹。”北京的情况尤较通州繁华。皇城以东的地区“街道上的房子绝大部分是商店,外面油漆装潢近似通州府商店,但要大得多。有些商店的屋顶上是一个平台,上面布满了各种盆景花草。商店门外挂着角灯、纱灯、丝灯或纸灯,极精巧之能事。商店内外充满了各种货物。”由以上记载,我们可以验证,至晚在清代,市廛已具备了自由贸易的形式与内容,所有店铺的临街开设,亦说明了它已绝少封闭性。
英国人所见到的北京商业区,大概是东安门外一带,为当时京城的主要市廛之一。清人震钧说,北京的主要商业区多达十余处,所谓“京师百货所聚,唯正阳街、地安门街、东西安门外、东西四牌楼、东西单牌楼、暨外城之菜市、花市。”这些大商业区大多分布在北京内城。尽管清廷的旗民分城居住制度,将汉官及商民人等尽徙南城居住,干隆二十一年(1756)十一月,又以“城内开设店座,宵小匪徒易于藏匿”为由,下令将五十九座店铺迁移城外,却并未影响内城的这几大商业区的发展。
事实上,由明入清,城市商业区亦呈增势。如南京城,商业区在明代主要集中于城西南,“自大中桥而西,由淮青桥达三山街、斗门桥以西至三山门,又北自仓巷至冶城,转而至内桥中心街而止,其物力客多主少,市魁驵侩千百嘈杂其中。”到了清代,“商业市场增至十八处,原来荒寂的三牌楼等处也形成了市场。”
在商业空间增大的同时,商业时间更是得到较为充分的挖掘,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有早市或者夜市。如清代的江宁(南京)“城中高井一带有所谓晓市场者(俗称黑市),每日破晓时有一辈贫人各持种种旧货置之道旁出售,观客亦不乏人,盖以其价廉也。”京城的夜市更是热闹非常,歙人洪瞡·?霞有“夜市三条人似蚁”的诗句。
商业空间的拓展,必然引起城市空间的变化,也就是说势必打破传统的城市格局。这种情形在明末已非鲜见。然而,对于这种末业的膨胀,当时的舆论界与政界多是持认同态度的。如明万历年间,谢肇膌称:“金陵(南京)街道极宽广,虽九轨可容。近来生齿渐蕃,民居日密,稍稍侵官道以为廛肆,此必然之势也。”由于这种默认,一些新辟的市廛,如三牌楼等地,竟破坏了原有的以皇城为中心的正方形城市平面格局。又如,京城最繁华的正阳门外,俗称前门大街,亦自明末就出现了商肆侵占官道的情形。据文献所载,“崇祯七年,成国公朱纯臣家灯夕被火,于是司城毁民居之侵占官街搭造棚房拥塞衢路者。”但侍御金光辰却以扰民为虑,上书谏止。疏言:“‘京师穷民僦舍无资,藉片席以盝身,假贸易以糊口,其业甚薄,其情可哀。皇城原因火变恐延烧以伤民。今所司奉行之过,概行拆卸,是未罹焚烈之惨而先受离析之苦。且棚房半设中?,非尽接栋连楹,若以火延棚房即毁棚房,则火延内室亦将并毁内室乎?’疏入,有旨停止。”其呼吁者之立场与商民同。事实上,在清代,店肆不仅可以与民居并立,可以侵占官道,甚至还可以与官衙毗邻相接。如正阳门外,以酱羊肉闻名的月盛斋,“铺在户部街,左右皆官署,此斋独立于中者数十年,竞不以公用征收之,当时官厅犹重民权也。”所谓的“重民权”,即为重商民之权。中国的诸多百年老店能够在清代出现,并能够顶住各种压力持续发展下去,是有其社会基础的,而封建政府在商业政策上的宽松,在客观上是起了扶持作用的。

E. 隋唐饮食文化

古代随着时期的发展,到达隋唐时期开始慢慢走向了统一时期。国家开始高度发展,各行各业兴起。社会安定,人民生活有了保障,人民开始注重饮食行业。饮食文化的发展,对我国甚至劝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两代饮食业极为发达,饮食品种不断增多,制作过程更为精细。从主食上看,以麦、粟、稻为主,间以各种杂粮。由于南方稻作物生产的长足进步,大量稻米运往北方,中唐以后,稻米已成为人的常食之物。

在隋唐时期人们就以稻米做成青精饭、团油饭、王母饭、雕胡饭、米粥。面食仍然是隋唐人生活中最主要的食品。以面作饼最为普遍。比如:蒸饼和胡饼,还有其它饼类,面条在唐代有许多品种和名称。“汤饼”、“索饼”、“冷陶”等都是不同种类的面条。“汤饼”也就是咱们现在吃的汤面,冷陶,也就是过水凉面。

当时还有我们现在做的馒头,在隋唐时期称为钉坐、钉或曼头。现在我们吃的馄饨在隋唐时期也是有名的小吃。在韦巨源《金谱》中就记录过他在宴请唐中宗的面点达25种以前。这说明唐朝时期的面点已经多种多样,也有了很高的工艺水平。

(5)隋唐市井文化有哪些扩展阅读:

在副食方面,唐朝人特别喜欢狩猎,常见的有牛、羊、鹿、猪、鸡、鸭等,还有许多海味如:鱼、虾、蟹、蛤蜊、黄腊鱼、乌贼、石头鱼、比目鱼、绒鱼、鲍鱼、皖鱼、章鱼、海蜇、蚝蚌。在《酉阳杂俎》载:“贞元中,有一将军家出饭食,每说物无不堪吃,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尝取败障泥胡禄,修理食之,其味极佳。”说明烹调技术已很高超,使肉食种类更加丰富。

他们的饮食丰富多彩,争奇斗艳。不仅如此,到了唐朝时期他们还出现了食品雕刻,花式拼盘。这些花式菜点别具风格,不仅可食,又极美观。更有一名叫梵正的比丘尼,根据王维辆用别墅中的21盛景,做成大型拼盘,“辐川小样”,分成20小盘,每盘一景,合起来就是一幅大型风景拼盘。隋唐时期开创了食品雕刻、拼塑景物的艺术先河。

F. 隋唐有哪些文化

辉煌的隋唐文化

一)高超的建筑水平

隋唐的建筑已达到相当成熟阶段。建筑规模宏大,气魄雄浑,整齐而不呆板,华美而不纤巧。尤其在桥梁工程方面,有突出成就
1.隋朝李春设计建造赵州桥——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
赵州桥,原名安济桥,是隋朝杰出的工匠李春设计并主持修建的石拱桥。坐落在河北省赵县城南五里的洨河上。赵县古时曾称作赵州,所以安济桥又叫赵州桥。赵州桥设计非常科学,由五拱构成。中间的大拱跨度37.45米,大拱两端各有两个小拱,它既可减轻大拱及桥基的负载,又可分洪和节省建筑材料。同时,小拱对石桥本身也增添了美观、玲珑和生动的姿态。赵州桥坚固耐用,桥面平缓,有利于交通。赵州桥至今基本上保持原貌,车马仍可通行。距今约1400年,在漫长的时间里,历经洪水、地震、风化,至今仍然坚固的屹立着。这不能不说是一项奇迹,而这一奇迹的出现无疑是由于设计的巧妙。

宋人杜德源有诗赞颂安济桥“驾石飞梁尽一虹,苍龙惊蜇背磨空”;元代刘百熙有诗赞“水从碧玉环中过,人在苍龙背上行”; 明代诗人祝万祉赞美安济桥“百尺高虹横水面,一弯新月出云霄”,实不过誉。

近代着名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说赵州桥的结构“所取的方式,对于工程力学方面竟有非常的了解,及极经济极聪明的控制。……真可惊异地表现出一种极近代化的进步的工程精神”。1991年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将赵州桥遴选为“国际土木工程历史古迹”。

赵州桥成为桥梁建筑史上难得一现的秀美风景,已被国家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当地的一个重要的旅游资源,每年都吸引无数国内外旅客观光旅游。

2.唐都长安和大明宫含元殿

它东西约九千七百多米,南北长约八千六百多米,是今天西安旧城面积的十倍。长安城规模庞大,“长安百万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长安城市、坊分开,东西对称,城内街道、住宅规划得有如棋盘,全城街道整齐宽直,树木成行,两边有排水设施;这些都是我国城市建筑史上的新创造。

大明宫位于长安城东北的龙首原上,居高临下,唐太宗时开始修建。含元殿是大明宫的正殿,皇帝每年元旦、冬至举行大朝会,以及阅兵、献俘等主要仪式,都是在此殿举行,其性质相当于北京故宫的太和殿,面积也基本相当。

雄伟的含元殿建筑群,充分显示了一千三百年前我国建筑工匠和设计师们的杰出的创造才能。

(二)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1.隋唐发明雕版印刷术

印刷术发明前,人们用手抄书,这既费时耗力,又易出错。到隋唐时人们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什么是雕版印刷术呢?

2.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

唐朝雕版印刷的原本,多已失散。现在所看到的《金刚经》,长约488厘米。卷首为佛像画,后为经文。画着释迦牟尼对弟子们说法的神话故事,四周环绕的天神也在静听,大家神色肃穆。画面精美,线条流畅,字体整齐,浑朴厚重,着墨均匀,刀法纯熟,是优美的版画艺术。

即这部《金刚经》是一个叫王玠的人在成通九年即公元868年为他父母祈福消灾而刻印的佛教经书。这样,这部《金刚经》是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标有确切日期的雕版印刷品。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金刚经》,但在近代被外国殖民者掠走。
“1900年,丝绸道路上的敦煌千佛洞在整修洞窟时,发现了一个秘密的复窟,里面堆满了古写本和古画。这个自公元366年开窟,共有洞窟469座的千佛洞,每座都充满了自北魏至元代一千多年间画家和雕塑家们留下的艺术杰作。这座文物艺术宝库的发现,很快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注意。1907年,替英国工作的匈牙利人马克·斯坦因风闻此事后,马上带着中国翻译蒋孝琬,跑到千沸洞来。他千方百计诱骗千佛洞住持王道士,拣选了24箱古写本,5箱古画和丝绣品,计1万余件,全部运抵伦敦不列颠博物馆。而他为这些希世奇珍只付给王道人500两银子和交了130镑税金。1914年,斯坦因又从这里骗走5大箱手稿,计有600多卷佛经。其中公元868年的木刻本《金刚经》,是印刷史上极为罕见的瑰宝。斯坦因是一个极为贪婪的所谓“汉学家”,他对我国西域文物进行了三次扫荡,历时16年,盗骗走了足以装满一个博物馆的珍贵文物和文书。类似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

.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要成就,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最辉煌的时期。唐代遗留下来的诗歌将近五万首,比西周到南北朝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其中着名诗人人数也大大超过了战国到南北朝所有着名诗人的总和。
唐代诗歌一般来说可以分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个时期。

①初唐诗坛的佼佼者是陈子昂。唐朝建立之初,占据诗坛的依然是南朝那种轻浮绮靡的宫体诗,直至唐高宗年间,生活遭遇、思想感情与宫廷诗人不同的陈子昂,力排梁陈“逶颓靡”的诗风,以复古为号召,主张作诗要有“风骨”,他创作的《登幽州台歌》对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②盛唐时期是一个诗星璀璨的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诗坛上名家辈出,流派众多,诗体大备。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描写了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虽然有时流露出佛老消极思想和政治上失意的情绪,但在艺术上却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此时可以让学生回忆初中已学过的王维诗的特点。边塞诗人高适、岑参等人的诗既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边塞军人无畏的气概、乐观的精神、思乡的情怀和将士苦乐的差异等,为唐诗增添了新鲜壮丽的色彩。盛唐时期成就最高的当属李白、杜甫。李白蔑视权贵,愤世嫉俗,向往光明,追求自由;他的诗气势磅礴,热情奔放,想象丰富,手法夸张,意境深远,具有突出的浪漫主义风格,有“诗仙”之称,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蜀道难》《望庐山瀑布》等都是千古绝唱。教师还可向学生朗诵李白的《赠孟浩然》,体会李白诗的风格。杜甫是我国杰出的现实主义诗人,有“诗圣”之称。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由盛转衰的时代,一生贫困失意,颠沛流离,因而他的诗揭露了统治阶级政治昏庸、生活腐朽,反映了下层人民在战乱前后的悲惨境遇,表现了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国事的关怀。他的诗风深沉浓郁,跌宕有致;语言上的功力非常深厚,“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这种“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突出的作品有《三吏》《三别》等。

③安史之乱后,唐朝元气大伤,原来潜伏着的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化,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完全取代了那种昂扬乐观的情调,在中唐时期成为主流。中唐诗人白居易等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倡导诗歌沿着“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现实主义方向发展,在艺术上追求浅显平易的诗风。白居易的讽喻诗《新乐府》50首等就是这类诗的代表。

④进入晚唐时期,封建统治岌岌可危,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国势的衰微,诗歌的风貌又为之一变。杜牧和李商隐是活跃于晚唐前期的两位成就较高的诗人。杜牧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以意为主”,反对单纯追求“文采辞句”,现实性较强。李商隐一生仕途坎坷,但一直关心政治,咏史诗在其诗中占的比重较大。这两位诗人的咏史诗都反映了走向衰落的唐朝现实,但也都流露出个人失意的颓丧情绪。在艺术上,杜牧追求“高绝”,不满“奇丽”;李商隐则形成深情婉曲、典丽精工的独特风格,为我国古典诗歌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陈子昂

陈子昂(约659—700)唐代文学家,字伯玉,梓州(今属四川)人。少年时家庭富裕,慷慨任侠,成年后发愤读书。曾两次从军西北,熟悉边塞风光和军中生活。陈子昂的诗,以其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质朴、刚健的语言风格,对整个唐代诗歌产生过巨大影响。陈子昂存诗共100多首。代表作《登幽州台歌》是他随军北征契丹时所作。他在军中参谋军事,屡有建议,都不被采纳,怀才不遇,失意无聊,作此歌以表达深沉的忧愤。幽州台即蓟北楼,相传是战国燕昭王所筑。古人,历史上的卓越人物;来者,能为国家建功立业的后生。这首诗的意思是,一个人站在幽州台上,想着天地宇宙的古往今来,无穷无尽,再想到自己的孤独、壮志不得施展,不禁流下泪来。

孟浩然

孟浩然(约689—约740),唐朝诗人。襄阳(今属湖北)人。早年隐居,四十岁游长安,应试不第。与王维齐名,并称“王孟”。其诗清淡,长于写景,多反映隐居生活。有《孟浩然集》。

王维

王维(?—761),唐代诗人、画家。字摩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存诗近400首。以优美的山水、田园诗闻名。苏轼在《东坡志林》中赞美王维的诗画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王维《雪溪图》保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馆。

高适

高适(706—765),唐朝诗人。字达夫,渤海(今属河北)人。少贫寒,失意。后任节度使,熟悉军旅生活,作边塞诗着名。与岑参齐名,并称“高岑”,诗风也相近,气势豪迈。

岑参

岑参(约715—770),唐代诗人。中年时曾两次出塞,满怀报国壮志,想在戎马中开拓前程,虽未能得志,却使他的诗作题材空前开阔,风格大变。雄奇瑰丽的色彩,悲壮豪迈的风格,成为他边塞诗的基本色调。他的边塞诗既写军中生涯,又写大自然多变的景色。《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首。全诗如下:“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散入珠帘湿罗幕,狐裘不暖锦衾薄,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护铁衣冷犹着。瀚海栏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风掣红旗冻不翻。轮台东门送君去,去时雪满天山路。山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石窟艺术

石窟寺原指在大山间开凿出来的寺庙和僧舍,是宗教徒顶礼膜拜的神圣殿堂。随着宗教的广泛传播,石窟寺逐渐成为宗教文化传播的一个载体而发展成为融合建筑、雕塑、壁画、装饰等艺术的综合体。我国石窟寺在世界佛教文化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以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精湛传神的技巧呈现出十六国以来佛教艺术发展清晰完整的脉络。古印度的佛教和佛教艺术沿着古代丝绸之路,越过帕米尔高原,沿着天山南麓进入玉门关而到达敦煌。随后,佛教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崇佛的盛况也从雨后春笋般出现的石窟艺术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石窟艺术主要有彩塑、雕塑、壁画、装饰等。敦煌莫高窟由于集中了大量的石窟艺术珍品而被誉为“艺术宝库”。它丰富的唐代遗存,也为人们展示了一部唐代石窟艺术的编年史。敦煌的隋代佛像体现了北朝雕塑向唐代过渡的特色,而唐代佛塑则具有汉民族的特色,造像温和、慈祥、庄严、丰满。敦煌壁画构图严密,色彩富丽,形象生动,反映了大唐帝国的繁荣强盛和勃勃生机。

展子虔和《游春图》

隋朝画家展子虔,历北齐、北周,在隋朝任朝散大夫、帐内都督。他擅画人马、山水、台阁。相传他画人物描法细致,画马立者有走动之势,卧者呈起跃之状,写山川远近有咫尺千里之气概。曾在洛阳、长安、江都等地寺院绘佛教壁画。代表作《游春图》,描写贵族游春的情景,是现存最古的卷轴山水画(也有人认为它不是真迹,而是后人的复制品)。这幅画上有宋徽宗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它动人地描绘了明媚春光下,游人在山水中纵情游乐的神态。湖波粼粼,山青柳绿。山上有骑马的游人,水中有乘船的妇女,瀑布前面有桥。人物虽小如豆点,而动态一一可指。这幅画表现了画家对祖国河山和明媚春光的热爱。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中人与山的比例适当,远近关系处理合适(两晋南北朝时的山水画往往“人大于山”,表现手法上还不成熟)。这说明隋朝的山水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萧翼赚兰亭图》

《萧翼赚兰亭图》为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画。萧翼,唐太宗时西台御史。唐太宗特别喜爱王羲之的书法,听说老僧辩才收藏了王羲之的真迹《兰亭序》,于是令萧翼前往取之。萧翼用计得到《兰亭序》,“意气扬扬,有全璧之喜”(《能改斋漫录·辩误》),而老僧辩才则“张颐失色,有遗元珠之色”(《能改斋漫录》)。此画即反映了萧翼得《兰亭序》时的情景,他与辩才截然相反的表情惟妙惟肖。不过后人对此画是否为阎立本的真迹争论较多。

欧阳询

欧阳询(557—641),字信本,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工书法,与虞世南、褚遂良并称为唐初三大书法家。他初学王羲之书,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自成面目,人称“欧体”。他的书法,以楷书为最佳。他的用笔,方圆兼备而劲险峭拔。由于他的楷书无论用笔、结构都有十分严格的程式,最便于初学。直到今天,欧体楷书仍是我们学习的楷模。碑刻有《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碑》、《虞恭公温彦博碑》、《皇甫诞碑》等。

虞世南

虞世南(558—638),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他继承了王羲之的书法传统。他曾由智永(王羲之七代孙)传授笔法,声誉在欧阳询之上。他的字笔圆而体方,外柔而内刚,锋芒内敛而气宇轩昂,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传说唐太宗以虞世南为师,常觉“戈”字难写。有一天,太宗写“戬”字的“晋”,令世南填“戈”,写成后,叫魏征鉴赏,魏征说,惟“戈”法逼真。这个故事未必真实,但说明唐太宗对虞书的推重。

褚遂良

褚遂良(596—658),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唐太宗时,历任起居郎、谏议大夫、中书令。后受太宗遗诏辅政,高宗即位后,任吏部尚书、左仆射、知政事。封河南郡公。后因反对高宗立武则天为后,被贬职而死。他工书法,是唐初三大书法家之一。他的书法学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虞世南死后,唐太宗对魏征说:“虞世南死后,无人可以论书”。魏征推荐说:“褚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即王羲之)体。”太宗立即召褚为侍书。唐太宗把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让他鉴定真伪,他一一分辨,无一误断,可见他是真懂王羲之书法的。《唐人书评》说他的字是:“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北宋米芾《续书评》说:“虽临王帖,全是褚法”,在继承中独具个性,对后代书风影响很大。碑刻有《孟法师碑》、《房玄龄碑》、《大雁塔圣教序》等。

唐初三大书法家

指唐初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三人。但也有“唐初四大书法家”之说。则此三人外,更加上薛稷。薛稷是魏征的外甥。书法学虞世南、褚遂良。是褚的高足。唐人说“买褚得薛,不失其节”,可见他学褚能得形神。

张旭

张旭,字伯高,吴郡(今江苏苏州)人。官至金吾长史。他的书法得之于王羲之,而又能独创新意。他的楷书完全继承虞、欧笔法,而草书则是书法上的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韩愈说:“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大诗人杜甫《饮中八仙歌》里写他“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由此可以想见他寄情点画进行书法艺术创造时如醉如痴的狂态。相传他往往在大醉后呼喊狂走,然后落笔,故称“张颠”。但他的草书貌似颠狂而其实不颠。《宣和书谱》说:“其草字虽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或谓张颠不颠是也。”他用传统技法表现自己个性,而在书法上有了创新。他是无愧于自己时代的书法家。博大清新纵逸豪放之处远远超过了前代书法家的作品,有着强烈的盛唐气象。

怀素

怀素(725—785),字藏真,本姓钱,怀素是他的法名。长沙人。他继承和发展了张旭的草书,以善“狂草”出名。相传怀素勤于练字,秃笔成,又广植芭蕉,以蕉叶代纸练字。因名其所居为“绿天庵”。好饮酒,兴到运笔,如骤雨旋风,飞动圆转,虽多变化,而法度俱备。他是唐代继张旭之后的又一草书家。他“以狂继颠”,与张旭并称“颠张醉素”,对后世影响很大。墨迹有《自叙帖》、《苦笋帖》、《千字文》等。

九部乐、十部乐

九部乐和十部乐,都是隋唐宴乐。宴乐在周朝时原不同于庙堂典礼所用的雅乐,一般指来自于民间的音乐。隋唐时期,宴乐在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间音乐发展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外来音乐成分而成九部乐、十部乐,为朝廷的庆典及宫廷的娱乐、宴饮服务。隋开皇初制定的九部乐分别为国伎、清商伎、高丽伎、天竺伎、安国伎、龟兹伎、文康伎,到杨广时改国伎为西凉伎,并把清乐排列在首位,还增加了康国伎和疏勒伎,共九部乐。唐初的九部乐有所变动。唐太宗统一高昌后又加“高昌伎”而成十部乐。这种宫廷乐舞的演奏,以其规模大小又可分为坐部伎和立部伎。它们一般为宫廷的保留节目,如《秦王破阵乐》,就用以歌颂统治者的功绩,并显示国家的强大。

《秦王破阵乐》

《秦王破阵乐》即《秦王破阵舞》,又名《七德舞》,是唐代最着名的宫廷乐舞之一,为歌颂唐太宗李世民而作。李世民为秦王时,征伐四方,即已流传于军中,即帝位后,由吕才协音律,魏征等制歌辞。633年李世民亲制《破阵舞图》,命吕才依图教乐工120人披甲执戟而舞。舞队摆出各种阵势,“发扬蹈厉,声韵慷慨”(《旧唐书·音乐志》),伴奏音乐“声震百里,动荡山谷”。舞蹈不仅具有浓厚的战阵气息,还有一种威慑力,令观者“凛然震竦”。宣扬皇帝的武舞,既是颂功,又是示威。《破阵乐》不愧为武舞中的成功之作。

《霓裳羽衣曲》

即《霓裳羽衣舞》。唐代着名宫廷乐舞。相传最早由西凉节度使所献,后经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改用此名。《霓裳羽衣曲》描写唐玄宗响往神仙而去月宫见到仙女的神话,所以,无论其舞、其乐、其服饰都着力描绘虚无缥缈的仙境和仙女形象。白居易有《霓裳羽衣舞歌和微之》诗,对此曲的结构和舞姿作了细致的描绘:全曲分散序、中序、曲破三部分。散序为器乐演奏,不舞不歌;中序始有拍,且歌且舞;曲破为全曲高潮,繁音急节,声调铿锵,结束时转慢,舞而不歌。白居易称赞此舞的精美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霓裳羽衣”流传数百年之久,为我国古代音乐舞蹈史上影响较大的一部作品。

G. “市井文化”是怎样发展和起源的其中有哪些文化载体

中国是拥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之珠。曾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并列为“四大文明”古国。在古代文明史发展与进步的过程中,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符号,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

尤其是在构建文明体系之时,多种文化相互交流、杂糅,才最终衍生出了极具东方古国特色的文化史。

实际上笔者认为我国文化史的形成与发展,其实就是中国文明史不断完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曾出现过,不计其数异彩纷呈的文化分支。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都是中国文化史中最灿烂的文化片段。

笔者认为实际上现代社会中的市民群体,所衍生出来的市民文化。其实与古代市民文化一脉相承。比如,大家特别喜欢逛的夜市中,既有各式各样的美食也有很多特别新奇的商品。徜徉在夜市之中仿佛已经穿越至古代社会,去亲身感受一下他们心目中的市井文化。

5.“市井文化”的内涵

“市井文化”顾名思义就是起源于,市井之中的一种文化现象。但是这种文化现象多以庸俗为主。同时,构成市井文化的主体即普通市民群体,他们的生活条件基本上都比较贫苦。而且也往往以出卖劳动力为生,所以市井文化才具有粗俗鄙陋的特性。

当然随着朝代更迭、时代进步以及城市化进程加快。“市井文化”的形象也正在不断改观。尤其是在市民个人休养和素质提升之后,“市井文化”几乎已经脱离了粗鄙的形象。反之却成为了很多人心目中的,质朴、原始、纯真的生活方式。

结 语

由城市、市井、市民、文化构成的“市井文化”,既是中国文化发展中的一个分支,同时也是古代城市发展的一个缩影。正因为有了城市才会产生市井之地,而生活于市井的城市居民,就是市井文化的最初缔造者。

虽然这种文化类型登不上大雅之堂,同时也会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最重要的是还会受到生流社会的鄙夷,但是笔者认为“市井”中的生活场景,以及由这些生活场景所描绘出的“市井文化”,才是一种最具人情味的特色文化。

H. 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有哪些

政治

1、中央制度

三省六部制

隋文帝即位后,废除北周附会《周礼》六官所建立的官制,代之以新的职官制度:“置三师、三公及尚书、门下、内史、秘书、内侍等省,御史台、太常、光禄、卫尉、宗正、太仆、大理、鸿胪、司农、太府、国子、将作等监,左右卫、左右武卫等府。”以强化中央集权和恢复汉族王朝官制的传统。

尚书、门下、内史三省制是隋代中央官制的核心。三师、三公虽然地位崇高位居一品但实际上只是荣誉。隋代尚书省的地位很高,《隋书·百官志》说“尚书省,事无不总”,反映了它作为最高国家行政机关的地位与权力。

隋炀帝围绕封爵勋官制度而推行的政治改革,势在打破北周宇文泰以来实施的“关中本位政策”,通过限制、削弱关陇集团的势力和影响,以整饬吏政,加强了中央集权,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

但其政治改革的方案未尽成熟及过急的推进,未能与建立民生顺遂、团结安定的政治局面相结合起来,最终爆发严重的统治危机。

2、科举制度

科举考试

开皇七年(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科举制度初期设诸州岁贡,规定各州每年向中央选送三人,参加秀才与明经科的考试,大业二年(606年),

隋炀帝增设进士科,科举制度正式形成。当时秀才试方略、进士试时务策、明经试经术,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分科选才制度。

当时以明经最为高级,进士试居次。当时选士制度只称为秀才科,与唐之科举仍有一段距离。秀才科可谓科举的开端,亦为不完善的考试制度,对实际取士作用不大,但已改变了门第垄断官职的局面。

科举制度顺应了历代庶族地主在政治上得到应有的地位的要求,缓和了他们和朝廷的矛盾,使他们忠心拥戴中央,有利于选拔人才,增强政治效率,对中央集权的巩固起了积极的作用。

3、法律制度

北周律法有时松,有时严,不好掌握,导致刑罚混乱。隋文帝即位后,于开皇元年(581年)命高颎等人参考北齐、北周等旧律,制定法律。

经济

1、农业

领均田令

隋朝推行均田制,整顿户籍。实行了“大索貌阅法”要求官吏经常检查人口,根据相貌来检查户口,使编户大增。和实行“输籍定样”在第一个的基础上确定户口数,编制“定簿”,以此为依据来收取赋税。

改革货币

隋朝统一币制,废除其他比较混乱的古币以及私人铸造的钱币,改铸五铢钱,世称“隋五铢”。

设置粮仓

隋朝在各地都修建了许多粮仓,其中着名的有兴洛仓,回洛仓,常平仓,黎阳仓、广通仓等。存储粮食皆在百万石以上。

2、手工业

隋代是中国瓷器生产技术的重要发展阶段。其突出的表现是,在河南安阳、陕西西安的墓葬中出土了一批白釉瓷。

3、商业

长安和洛阳,不仅是全国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国际上的大都会。

文化

1、学术思想

隋文帝前期主张调和儒佛道思想,并且主张朴实文学,反对南朝艳丽的文学思想。他提倡儒学,把儒家学说提升到治国不可或缺的地位,鼓励劝学行礼。

601年,隋文帝认为学校多而不精,故下令废除所有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名额限七十人。隋文帝晚年助佛反儒的举动,使得不少儒生抹黑隋朝统治者。

2、文学

由于隋朝时间较短,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大。虽然有提出改革浮靡文风的要求,但是后继中断,古文运动需要到唐朝中叶才成功的发展起来。

而隋朝南北着名文士,总数居然不过十余人。

3、史学

史学方面,在隋朝以前的史书,或由官方撰写,或由民间人士自行撰写。其思想比较自由,质量也佳,但由于不容易采用到史官所藏书籍,通常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593年,隋文帝宣布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自此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

4、音韵

因南北文化融和,音韵学与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开皇初年,颜之推、萧该、长孙纳言等八人和陆法言讨论音韵学,一致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南北用韵不同。

5、目录

目录学方面,隋朝有名的有佛教的《大隋众经目录》,道家的《道经目录》,费长房所撰的《历代三宝记》与释彦琮所撰的《隋仁寿年内典录》。隋廷收集南、北两朝所存书籍,编有《隋大业正御书目录》。

唐朝魏征就是依此编写出《隋书·经籍志》,成为隋以前着述的总录,在目录学上的地位与班固的《汉书·艺文志》相同 。

6、宗教

自南北朝以来,佛道儒统称三教,占据思想领域的主导地位。隋文帝主张调和宗教与儒学,采用三教并重的策略,并容儒教、佛教与道教以相辅治国。由于国家开放,流行于西亚的祆教也在中国广为流传。

当时主流的佛教派系有天台宗、三论宗和三阶教。隋朝共修建寺塔5000余所,塑造佛像数万,并且翻译数万佛经,使佛经流布多于儒经数百十倍。

(8)隋唐市井文化有哪些扩展阅读

从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到618年隋炀帝杨广被绞杀,共存在了三十七年,是个典型的短命王朝。但是隋朝的历史地位却是不容忽视的,因为盛唐的许多制度都是在隋朝时确立的。唐高祖和隋炀帝杨广还有亲属关系,所以,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唐是隋的延伸,正因如此,历史书籍常将隋、唐并称为“隋唐”。

隋文帝的贡献最大:一是官制,废除北周的六官制度,建立起三省六部制。唐朝后来基本继承,这就是日本大化改新向隋唐学习的主要内容。隋文帝还制定了新的法律,为隋唐时期封建法律的成熟化作出了贡献。刑罚不再像南北朝时那么残酷。

此外,科举制度的创立又是一大功绩,创新了官吏的选拔方式,比原来推荐式更公正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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