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怎样正确区分文化与文明的概念.
“文化”的英文是culture ;“文明”的英文是civilization 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文明与文化的区别
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关系，学术界主要有如下3种意见：
其一，文化和文明没有多大差别，甚至可以说，两者是同义的。
不少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持这种意见，尤其是在19世纪的法国和英国，两者的意义几乎等同，“文明”这一词的“意义精确地或几乎精确地等同于‘文化”’。[12]如英国人类学之父泰勒在1871年出版的《原始文化》一书把文化与文明连在一起，他说：“就广义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合的丛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一分子所获得的全部能力和习惯。”[13]
其二，文化包括文明，即文化所包含的概念要比文明更加广泛。
不少学者认为，文明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文明是在文字出现、城市形成和社会分工之后形成的。尤其在历史学和考古学界，普遍认为文明是较高的文化发展阶段。如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的《社会进化》（Social Evolution，1951）和克拉克（G. Clark）的《从野蛮到文明》（From Savagery to Civilization，1946）均持这一观点。
美国学者巴格比也认为，在19世纪，英法两国把“文化”与“文明”视为同义词。“然而，总的来说，在最近几十年里，在英法这两个国家——尽管英国更甚于法国，有以‘文化’取代‘文明’的倾向。”文明“似乎指一种较高级的，较发达的文化形态，或者较特殊地指城市文化。”[14]在英法等国，比较喜欢使用“文化”一词，虽然他们也曾经使用“文明”一词。
其三，文化和文明是属性不同的两个部分。
有些学者认为，文明是物质文化，文化是精神文化和社会文化。在20世纪之前，德国传统的看法普遍认为，文化包括人的价值、信仰、道德、理想、艺术等因素；而文明仅包括技术、技巧和物质的因素。如德国文化社会学家艾尔夫雷德．韦伯（Alfred Weber，1868—1958）认为：“文化与文明的分别，便是文明是‘发明’出来的，而文化是‘创造’出来的。发明的东西可以传授，可以从一个民族传授到另一个民族，而不失其特性；可以从这一代传到那一代，而依然保存其用途。凡自然科学及物质的工具等等，都可目为文明。”“文化既是创造的，所以它是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民族性的表现，只有在一定时间与空间内，能保存其原有的意义，别个地方的人，如抄袭过去，总会把原意失去的。凡宗教、哲学、艺术等，都是属于文化一类的。”[15]他所说的文明即是科学技术及其发明物，而文化则是伦理、道德和艺术等。
日本一些学者也持这一观点。如伊东俊太郎认为，文明是物质的，文化是精神的。两者应结合起来，物质丰富与精神充实的人才是真正的人。文明具有扩散的性质，文化具有凝聚的性质。[16]
以上三种观点中，第二种较为符合事实，即广义的文化概念包括文明，两者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文化通常与自然相对应，而文明一般与野蛮相对应。
（2）从时间上来看，文化的产生早于文明的产生，可以说，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形成的。在原始时代，只有文化，而没有文明，一般称原始时代的文化为“原始文化”，而不说“原始文明”。因此，学术界往往把文明看作是文化的最高形式或高等形式。
（3）从空间上来看，文明没有明确的边界，它是跨民族的，跨国界的；而广义的文化泛指全人类的文化，相对性的文化概念是指某一个民族或社群的文化。
（4）从形态上来看，文化偏重于精神和规范，而文明偏重于物质和技术。文明较容易比较和衡量，较易区分高低，如古埃及的金字塔、中国的长城、秦代的兵马俑等，因而，文明在考古学使用最为普遍；而文化则难以比较，因为各民族的价值观念不同，而价值是相对的。作为物质文化的文明是累积的和扩散的，如交通工具，不同时期先后发明的马车、汽车、火车、飞机等直到现在仍存在。而且，一项发明一旦公诸于世，便会迅速传播到世界各地；而作为精神文化的文化（规范、价值观念等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是非累积和凝聚的。
（5）从承载者的角度来看，文化的承载者是民族或族群，每个民族或族群都有属于自己的文化。而文明却不同，承载者是一个地域，一个文明地域可能包含若干个民族或多个国家，如西方文明，包括众多的信奉基督教的国家。我们可以说“中国文明”，但一般不说“汉族文明”，而说“汉族文化”。这也说明“文明”具有国家或地区性，“文化”具有民族性。另外，一个国家也可以包含多个文明。例如中国，并不仅仅有一个儒教文明，而是有三个主要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和藏传佛教文明。
（6）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种文明的形成与国家的形成密切相关，一般是历史上建立过国家的民族才有可能创造自己的文明，而未建立过国家的民族通常只有文化，未能形成自己的独立文明。
（7）文明的动态性较为明显，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进步，如物质文明，变化最大；而表现在规范、伦理、道德方面的文化则不尽然，变化缓慢。
（8）从词义来看，“文化”是中性的，使用范围很广；而文明是褒性的，使用范围较窄。例如，可以说酒文化、食文化、服饰文化，但一般不说“酒文明”、“食文明”和“服饰文明”。
据上，文明属于广义的文化范畴之内，“文明”与“文化”在词义上有些区别，在有些条件下可以替换，在有些条件下不能替换。
五、文明本身不会冲突
文化或文明是否会冲突，这是学术界和政界均感兴趣的问题。深入探讨这一问题，有助于正确对待国内外各种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
近十年来，在有关“文明”的论着中，影响最大的当是美国着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撰写的论着。1993年夏，他在美国《外交》杂志（夏季号）上发表了题为《文明的冲突?》一文，引起国际学术界普遍关注和争论。随后，他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并于1996年结集成为一部专着，书名为《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17]亨廷顿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或文明方面的差异。世界新格局的决定因素在于七大文明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1993年亨氏称“儒教文明”，1996年改称“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文明的差异是人类各种差异中最具根本性的差异，而且基本上是不可消除的。具有相似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聚合，具有不同文化的人民和国家正在分离。由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界定的联盟正在让位于由文化和文明界定的联盟。因此，一个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形成。未来主宰世界的冲突主要是“文明的冲突”。
在亨廷顿看来，冷战后，世界将形成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对抗局面。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与其他文明相比，它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力量中所占有比重正日益缩小。相反，亚洲文明正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伊斯兰文明的人口正在激增，打破了穆斯林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平衡关系。一般来说，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它们自身的文化价值。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
亨廷顿还认为，在21世纪，西方文明与非西方各种文明的关系及其对抗程度有相当大的差别。按其程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属于挑战者的文明，即与西方文明传统最远的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这两种文明可能会联合起来，向西方挑战。第二类是属于中间文明或摇摆文明，即俄罗斯、日本和印度三国的文明，这些文明与西方文明既有合作也有冲突，有时与挑战者（中国和伊斯兰）站在一起，有时又与西方站在一起。第三类是弱势文明，即拉丁美洲文明与非洲文明，这两种文明相当程度上依赖于西方，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将会很少。[18]
亨廷顿特别强调西方文明的主要挑战者将是中华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他说：“伊斯兰国家和中国拥有与西方极为不同的伟大的文化传统，并自认其传统远较西方的优越。”“21世纪的全球体制、权力分配以及各国的政治和经济”，或主要反映西方的价值和利益，或主要反映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价值和利益。[19]他还认为，“在最近的将来，反西方的全面联盟似乎还不会形成。伊斯兰文明和中华文明在宗教、文化、社会结构、传统、政治和植根于其生活方式的基本观念上，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从根本上来说，这两者之间具有的共性可能还不及它们各自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共性。但是，在政治上，共同的敌人将产生共同的利益。伊斯兰社会和华人社会都视西方为对手，因此它们有理由彼此合作来反对西方，甚至会像同盟国和斯大林联手对付希特勒一般行事。”[20]
亨廷顿认为，文明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断层线冲突或断层线战争。“断层线冲突是属于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间的社会群体的冲突。断层线战争是发展成暴力的冲突。”[21]断层线冲突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国际间的断层线冲突，即国家间、非政府集团间或国家和非政府集团之间的冲突；二是国家内部的断层线冲突，即同一国家内的不同文明的集团。断层线冲突具有持久性、特定性（即特定的集团）等。[22]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世界上引起极大的反响，美国一些着名的政治家赞赏他的理论，说它是20世纪40年代以来最富争议的国际关系理论。不过，在世界学术界，文明冲突论受到普遍的批判。多数学者均认为，国家利益仍将是今后国家之间冲突的主要原因。[23]
文明之间真的会自动冲突吗？笔者认为，文明本身不会冲突，因为文明不是有机体，文明是半有机、半无机的第三界。
Ⅱ 考古学文化
考古学（Archaeology）属于人文科学的领域，是历史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任务在于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的历史。实物资料包括各种遗迹和遗物，它们多埋没在地下，必须经过科学的调查发掘,才能被系统地、完整地揭示和收集。因此,考古学研究的基础在于田野调查发掘工作。
考古学的产生有长远的渊源，但到近代才发展成为一门科学。近代考古学发祥于欧洲，以后普及到世界各国。北宋以来的金石学是中国考古学的前身，但直到20世纪20年代，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才在中国出现。作为一门近代的科学，考古学有一套完整、严密的方法论。它包含史前考古学、历史考古学和田野考古学等分支，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领域内的许多学科以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关系。
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传统上，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现在它越来越独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考古学家与只研究历史记载的历史学家不同，他们通过研究远古人类的遗留物，对没有历史记载的史前文化也进行研究。考古学家致力于探索人类文化的起源。
Ⅲ 什么叫考古学上的两种文化
考古学文化的区,指的是文化区。在考古学上的意义就是指一个考古学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一般情况下,一种文化分布的地理空间范围(相对比较大的地理空间)就是一个文化区。研究它的首要目的,是为了区分各种考古学文化在一定时期内的空间分布,从而为进行较大范围内的横向考古学文化研究奠定基础。
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学是建立在文化遗存之间或遗址之间的比较之上的。比较是人类认识事物的最基本方法之一,也是人类思维中最经常的一类活动。有比较才有鉴别,没有比较,人类认识事物的过程就不可能完善,人类的知识体系也无法存在。只有在研究中比较考古学文化的不同现象,才有可能发现出他们各自得内涵,才有可能对他们产生概念上的认识。区、系、类型的研究方法就是一种比较法,这里所指的比较不是潜在的、无意识的,而是刻意的、有意识的。世界上各事物都存在某种联系与依托,同时,这些事物都处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只有通过比较,才能使事物的特征更加鲜明。
由于不同地域的人类所处的自然环境,获取生活资料的方法各不相同,生活方式也各有特色,因此,古人遗留下来的文化遗存或多或少地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就是我们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或不同文化类型的关键依据。
我们在做判别和区分的时候,是离不开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来做依托的。首先,我们应根据考古地层学原理,与自然科学相结合,借助现代科学测年法,确定某一地区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序列及相对年代;其次,在具体开展考古发掘和研究时,应先从单件的器物,或个体遗迹入手,从对遗迹遗物形态特征的研究,上升到聚落群体的研究,其中包括聚落内各遗迹之间的关系。接下来,从聚落之间的比较上升到聚落群的比较,通过聚落群之间相同或相似的文化因素的比较研究,确定文化区,这便是所谓的从器物本位上升到聚落本位,再上升到文化本位,最后上升都最高层次,即社会层次。在对某地区的田野考古发掘积累到一定量之后,根据一定数目的已发掘的遗址,设法搞清某种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包括墓葬、建筑、陶器、农业生产等。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通过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在更大范围内比较不同遗址,从而认定同一考古学文化的分布范围。要确定一个考古学文化区,一定要经过反复比较;同时,这些要比较的遗址,必须经过正式发掘并具备一定量的遗迹遗物基础。在进行两个遗址比较时,主体部分至少应有50%以上相似特征的文化因素,这样才可确定两个遗址或两个遗址中的某个文化层属于同一文化。如果仅有少量相似的文化特征,一般情况下,仅仅能视作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而非同一文化。
同时,在比较中,我们还应注意某一文化区周边器物的其它文化区。在同一文化区内,最典型的文化特征集中的地区为中心地,即文化中心。而离文化中心最远的地区为文化边区地区。这些边区的文化由于多数情况下处于两种文化区的交界地,一般都是两种文化的交界处,包含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因素。因此,划分边区文化区的范围十分繁杂,一定要格外留意,要经过正式发掘并且加以量的比较,才能比较准确地做出划分。当然,确定文化区的中心也很重要。如果中心确定不准确,那整个文化区的范围就会被划大或是圈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文化区的范围,即文化边区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动态的,是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变化的。因此,我们要通过精确的分期及大量的研究比较,才有可能确定出不同时期文化区的范围。
考古学文化的系,是指文化发展的系统或者系列,也就是考古学文化纵向的发展脉络。一般情况下,它是由若干个有时间发展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构成的,是某一区域内文化发展的先后序列。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一定的时间范围,与此同时,每种文化又一定与该地区先后的文化有着某种关系。反映到考古学文化上,则表现为每一种考古学文化都具有其产生渊源及发展方向。所以,每一个考古学文化系统都是由若干纵向发展关系的文化构成的,而要确定一个文化系统,也必须建立在考古地层学与考古类型学的基础上。具体来说,考古地层学主要靠研究判断在某地区内各种考古文化出现的先后顺序,而考古类型学则是通过对具体的遗物的研究分析,以此来确定器物之间前后承袭的发展关系。
考古学文化的类型,指的是文化类型。关于它的具体含义,目前还存在一定争议。多数学者认为它指的是在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分布区域内由于微环境的条件差异,包括自然环境、地理条件、其它文化的影响等因素,在主体文化因素一致的前提下,表现出某种地域性的差异。这种地域性的差异通常就会用考古学文化类型来定义。当然,每种文化类型也存在一定的区域性。
一种考古学文化可能由几种考古学文化类型(地区类型)构成,由分布在一个区域内相似的若干个遗址构成。因此,尽管文化类型也有时间上的差异,但更多的表现却是空间上的不同。这种文化类型,也可以叫做文化分支,它对于进一步了解考古文化发展的复杂性,是相当有意义的。
在人类学研究中,人类文化即有普遍文化与亚文化之分,亚文化表现出不同的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职业性。在文化的主题因素一致的前提下,文化类型就可以视为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分支、或是类似于文化人类学上所说的亚文化。文化类型主要表达的,是一时期内不同空间上所表现得文化差异,而分期则注重表现相同空间内不同时期的文化差异,应该把它们的侧重点搞清,不要混淆。
从理论上讲,统计的器物类型越多越好,这种文化因素分析法是从具体的器物、遗址、到遗址群、再到文化区、最后再到不同文化区之间的文化因素比较,也包括早晚文化的比较,这样才能建立出某一地区文化发展的时空框架。
在运用比较法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依据某单一方面,如果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只能依据一个方面,也必须尽可能得从多角度全面加以分析。例如,一个考古学文化的陶器比较,我们要从纹饰、器形、陶质、陶色、制法等多方面,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准确地判别出文化的属性及某些文化因素的来源与早晚关系,不能仅依靠简单的比较就得出某两种文化属于同一考古文化或不同文化,一定要有一个全面的定性、定量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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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考古学家怎样测定文物的时代,急用
用碳14
一.14C测年方法的基本原理
在自然界中碳有两种稳定同位素12C，13C和放射性同位素14C。14C是由宇宙射线和大气上层中的气体原子发生核反应而生成的，这些生成的14C不断地扩散到整个大气层、生物圈、沉积物和海洋等交换贮存库中。由于14C也在不断衰变，因此在各交换贮存库中的14C含量将会达到平衡。处于这种交换状态的含碳物质一旦脱离交换且一直处于封闭状态，则其中的14C不再得到补充，只会按衰变规律逐渐减少。假定长期以来宇宙射线的强度没有改变，即14C的产生率不变，则只要测出该含碳物质中14C减少的程度，就可以按照基本的衰变公式推算出考古事件或地质事件的年代。
常规14C测年已有五十余年的历史，其原理已为大家所熟知，即通过测量样品的放射性活度来确定样品年代，如常用液体闪烁计数器等核物理仪器探测并计数样品中14C衰变发射出的β粒子。
用加速器质谱方法（AMS）进行14C测年是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一项核分析技术。这项技术将14C离子加速到百万电子伏特以上的能量，通过各种手段分离干扰粒子后，用重离子探测器直接对14C原子进行计数。和常规14C测年方法相比，AMS具有样品用量少和测量时间短的优点，特别适合珍贵样品的测量。常规14C衰变法测年所需样品含碳量一般为1-5g ，而AMS仅需1-5mg左右，在某些特殊情况下甚至可测量含碳0.1mg以下的样品。AMS测量现代炭样品达到1%的精度只需10-20分钟，常规衰变法需10个小时以上。当然，和常规14C测年方法相比，AMS也有设备耗资大，测量过程复杂的问题。
应该指出的是，以上无论常规法对放射性活度的测量和AMS对14C原子的计数都是相对测量，需要和两个基准样品进行比较。一是本底样，即应该不含任何14C的样品。由于各种因素如样品的沾污等，本底样的14C测量结果并不是绝对为零，在进行其他样品的测量时要减去这一本底，以确保反映样品中真实的14C水平。另一个是现代碳标准，其14C含量应相当于处于交换状态下含碳物质的14C水平。现代碳标准的选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这里不作讨论。北京大学14C实验室采用的是中国糖碳标准。
二. 14C测年误差
考古工作者，特别是当研究文明起源问题时，最关心的是14C测年的精确性有多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14C测年的误差，除决定于实验室的技术因素，14C测年工作者的水平外，也强烈地决定于被测年样品本身的情况，甚至同样的样品还依赖于样品的年代。14C测年方法的基本假设前提的不完全成立也导致测年误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自四十年代该方法建立以来14C工作者和考古、地质学家共同努力的主要目标也正是在提高测年的精确度和扩大样品的适宜性。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无论是常规的，或加速器质谱14C课题组都做了大量艰苦的工作来降低实验误差。
14C测年结果一般代表被测样品的形成年龄，但样品形成年龄与样品所在考古单元形成的年代并非同一概念。举例来说发掘一房址，用其中残存的粮食、炭化果核测年可代表房子被废弃的年代，而奠基用的动物遗骸，墙泥中掺和的草茎等物的14C年龄则接近房子的建造年代。此外木头、人骨本身有相当长的寿命，精确测年时要考虑这个因素。
14C测年方法的基本假设前提是若干万年以来大气中二氧化碳的14C放射性比度，或者说其14C/12C同位素丰度比是恒定不变的。但这个假设只是近似成立。通过对约一万年来其生长年代确切已知的树轮样品的系统14C测年，阐明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14C放射性比度随时间变化的规律，并建立了14C测年的树轮校正曲线。校正量除最大幅度达800年的8000年长周期外，还需考虑振幅和周期均约为百年的短期涨落，短期涨落的幅度和周期是不很规则的。为了得到确切的年代，样品的14C测年结果要根据树轮校正曲线作校正。我们知道14C测年结果本身是必然有实验误差的，譬如说加减50年，这是指68% 的置信区间为100年。对于单个样品单个14C数据而言，树轮校正修正了因长期变化所导致的误差，提高了测年的准确度。但是由于短期涨落的存在，多数情况下并不能改进测年数据的精密度，误差表达式中的加减值反而会增加。 举例来说郑州大河村某样品的14C年龄为距今（5170 ± 80）年，其68% 的置信区间为距今5090--5250年，区间宽度160年。经树轮校正后，校正年龄（又称日历年龄）68% 的置信区间为距今5774--5989年，它更接近真实年龄，但校正年龄的68% 的置信区间的宽度变大了，达215年。这里我们看到准确度和精密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当然人们希望同时有高准确度和高精密度，或简称高精确度。为此需要用所谓的系列样品。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我们正是采用系列样品测年以提高精确度的。最理想的系列样品是树木本身。如有一段树桩，其年轮可数达120年。现按序每10年取样测年，得到12个有序的，真实年龄相隔各10年的14C年龄组。把这组数据与树轮校正曲线去对比，如果实验本身的误差不大，那么这组数据必然会与树轮校正曲线上的某一段，而且也只能唯一地与这一段相吻合，从而该段树桩的生长年代也就能相当精确地测定，最理想情况下误差仅几年。考古所仇士华先生曾用这种与树轮校正曲线匹配的方法，通过测长白山地区一炭化木头的年龄来确定长白山火山喷发的年代。
考古遗址按地层采集的样品，或者从一系列有明确叠压或打破关系的墓葬中采集的样品也可看作系列样品。当然从精确14C测年的角度看，这类系列样品远不如真正的树轮样品那样理想。因为前后样品间的确切年代间隔是不知道的，而且样品的年龄与其所在考古单元的年代不一定等同，此外在晚期的地层中有可能采集到前面各期的样品。系列考古样品测年所得的14C年龄系列也可以与树轮校正曲线匹配以得到树轮校正年龄，但鉴于上述的种种不确定因素，所得的校正年龄的误差也相应要大得多。考古工作者有理由问，考古系列样品14C年龄作树轮校正后的误差究竟有多大。但给予回答时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而且对误差的估计也难免有主观的成分。考古系列样品14C年龄与树轮校正曲线匹配时，是可以把考古工作者对这些样品已有的知识引进综合考虑的，如果这些知识是正确的，这有助于提高最终校正年代的精确度。譬如一个遗址被分成四期八段，每一段的年代跨度是否是均匀的，有那几段可能跨度更长些，甚至四期的绝对年代跨度有多少年，这些先验的知识在14C数据与树轮校正曲线匹配时是很有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14C测年课题组正是这样做的，在解决文明起源研究课题中的年代学问题时我们也准备这样做。这里也再次看到14C测年工作者与考古工作者紧密合作的重要性。
三. 北京大学14C实验室
北京大学考古系于1975年建成国内第一个液体闪烁方法的碳十四测年实验室。该方法后来在全国得到推广，目前国内所有常规碳十四实验室都用液体闪烁方法。1989年因与社科院考古所合作建立碳十四测年用的糖碳标准，获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多年来，实验室已测定与发表考古碳十四年代数据约1500个，占国内考古碳十四年代数据的约三分之一。例如系统测定了浙江河姆渡，湖南彭头山等早期稻作农业遗址的年代，把我国最早的稻作农业的年代推到七千多年以前，把榫卯建筑结构的年代推到六千多年。最近又测定了河南贾湖遗址的年代，表明那里发现的七孔骨笛有七千多年之久，这些多为研究我国文明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的年代学标尺。
近三年来实验室集中力量完成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碳十四测年项目，并为此作了实验室改造，测年的可靠性和精确度都有了进一步的提高。规定了标准化的制样和测量条件， 严格控制和长期监测主要测量仪器Paccard 液体闪烁计数器的工作稳定性，并采用了道比法来校正被测样品苯和标准样品苯之间可能存在的纯度差异导致的测年误差。目前测量的随机误差可控制在0.5%以下。
技术物理系和重离子物理研究所于1993年建成了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计（以下简称PKUAMS）。PKUAMS以EN串行静电加速器为主器，由离子源与注入系统、高能分析与传输系统、粒子探测系统和数据获取与分析系统构成。主要测量14C、10Be和26Al等宇宙成因核素，14C测量灵敏度达到6´ 10-15，相当于测年上限为四万三千年，10Be和26Al的测量灵敏度也达到10-14以上。主要应用领域为地球科学、考古学、环境科学和生命科学。PKUAMS自1993年建成并投入运行以来，共测量样品近千个，在上述各领域中取得了一系列应用成果。获1995年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1998年中国分析测试学会奖一等奖。 PKUAMS还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并为美国、法国、荷兰、香港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用户提供测样服务。
PKUAMS在考古学领域中完成了多项应用工作，如广西桂林庙岩遗址样品14C年代测定等。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是考古学中的重要问题。1988年广西桂林庙岩遗址的发现为深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但由于遗址中部分层位样品量很少，用常规方法很难得到样品的年代，致使距今9250年到19350之间的年代数据出现空缺。PKUAMS发挥了所需样品量小的优势，补足了这些数据，从而给出了完整的层位年代序列。通过仔细研究遗址相关层位的文物，可以认为距今2到1万年之间是我国南方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转变的时期。
PKUAMS还测量了从不同地点出土的陶片的年代，其中广西庙岩和湖南玉蟾岩出土的陶片年代距今为一万五千年和一万四千年。这是迄今世界上发现并被测定的最古老的陶片，为研究世界制陶史提供了重要材料。经PKUAMS测定的甘肃东灰山出土的炭化小麦年龄为4200年，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小麦。
为满足“夏商周断代工程”高精度14C测年要求，PKUAMS从1996年开始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PKUAMS新的离子源、注入系统、加速器输电与分压系统、电源与电控系统、数据获取与测量控制系统等先后建成并进行了调试。1998年为确保系统稳定对实验室进行了改造，实现了温度、湿度调节与市电稳定等功能。经过半年多艰苦的全线调试和实验研究，测量精度达到了好于0. 5%的水平，并通过了标准样品测试检验，测量结果与标准值的一致性很好，偏差在测量误差之内。1998年12月开始测量首批“夏商周断代工程”样品。目前，已测“夏商周断代工程”样品近百个，测量方法的进一步改进研究也在继续进行之中。
总之，经过“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改进提高，北京大学的常规和加速器质谱14C实验室都达到了国际上较为先进的水平。我们希望这两个实验室能为古代文明的研究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Ⅳ 如何理解学者给文化下的这个定义——文化是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
余秋雨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化史》，有学生提问：到底什么是文化？余秋雨回答说：考古学家心中的文化最大，是指人活动的痕迹，行政官员心中的文化最小，指宣传加娱乐。一般民众心中的文化最杂，指古文、英文加文凭。其实文化的要害另有所在。你看，这些年不少跨国婚姻终于离散，最多的原因是文化差异。文化是一种由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构成的集体人格。
Ⅵ 考古学文化的含义及其命名法则 ¬
夏鼐先生说 在史前考古学的领域内，主要是在新石器时代考古学上，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工作。在研究考古学文化时，必须注意各类遗物之间以及遗物与遗迹之间的共存关系。例如，通过广泛的调查、发掘，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及石器、骨器和装饰品等经常从某种特定类型的墓葬或居住址中同时出土，这就证实了它们之间的共存关系，这种共存关系是陶器与陶器之间的共存关系，也是陶器与石器、骨器、装饰品之间的共存关系，而且还是陶器、石器、骨器、装饰品等遗物与墓葬、居住址等遗址之间的共存关系。这样的共存关系，便构成了史前考古学上的“文化”，称为“考古学文化”。
调查发掘工作表明，“考古学文化”是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
这也即是说，代表同一时代的、集中于一定地域内的、有一定地方性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共同体，就可以命名为一个考古学文化。简而言之，考古学文化必须具备鲜明的时空特征。
考古学家为了区分一个地区处于前后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遗存，采用最早发现这些不同发展阶段遗存的地点作为各个分期的名称。后来为了进一步区分同一地区时代不同和时代相近而内涵不同的考古遗存，产生了“考古学文化”的概念，过去用作分期名称的地名就很自然地变成了考古学文化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