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怎么排除秦文化

⑴ 汉代文化是如何继承秦文化与出文化的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这里所说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问题。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象，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以此来解释楚文化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着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
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着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着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也就是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着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⑵ 汉朝是不是和秦国一样的统一中国

秦统一是领土的统一,民族不融合,生产力不先进,还暴政,各国还不服,肯定统治不长久的

而汉的统一,意义则不一样,汉朝中国在世界当时也可以算一个帝国了,疆域也比秦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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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详尽的汉朝
一、开国

高祖提剑入咸阳，炎炎红日升扶桑；光武龙兴成大统，金乌飞上天中央。
――三国演义篇终诗

公元前202年，刘邦称帝，汉朝开国。

登基六年后，刘邦回到故乡沛县，与父老乡亲纵酒狂欢。酒酣，高祖一边击筑，一边唱起自己即兴创作的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就是着名的大风歌。如后人评价的：“高祖《大风》这歌虽止于二十三字，而志气慷慨，规模宏远，凛凛乎已有四百年基业之气。”这里有胜利者的豪迈，有开国君主的踌躇满志。在志得意满之余，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也坦率地道出了一份期待和不安。是的，当他环视这个刚刚建立的国家，他的眼神一定是忧虑的。

当时的社会，民生凋敝，百废待兴。战国数百年的血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秦朝残暴的统治，随后又是秦末的大规模战争，大战七十，小战四十。司马迁在《史记》中感叹：“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五年之间，号令三嬗。自生民以来，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当时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数十二三”。财物耗竭，“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 ，“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当时的政治也极不稳定，危机四伏。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燕王臧荼反。七年，韩王信投降匈奴，以兵攻太原。十年，陈豨与王黄、曼丘臣反，自立为代王，叛乱波及华北全境。十一年三月，梁王彭越反，同年七月，淮南王英布反。十二年，又有燕王卢绾反。除了内忧，还有外患。翦伯赞在《秦汉史》如此描述：“当汉高祖削平天下、统一中原、得意洋洋、击筑高歌之时，四周诸种族已经把中原文化区域包围得水泄不通了。……这些蛮族中，最成为中原种族之威胁的是北方的匈奴。因为它们具有强大的武装，而又接近中原种族政权的中心。” 在刘邦率军平息韩王信的叛乱时，被匈奴冒顿单于四十万精骑围于白登，狼狈不堪，七日之后才得以解围。

更糟糕的是，这个政权缺乏任何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从上古开始，君王就是受命于天，并且与英雄的氏族领袖血脉相承。夏王族的祖先大禹是“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立下了治水的不世之功。至于商朝的始祖契帮助大禹治水有功，封于商。他的出生颇为奇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同样如此。传说中有一个女子叫姜原，踏到了巨人的脚印，怀孕生下了孩子，周的祖先后稷就诞生了，成为教民耕稼的农业始祖。秦呢？《史记》记载：“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来路同样不凡。

那么，汉高祖是什么呢？什么也不是。传说他出生时母亲梦与神遇，他的长相隆准而龙颜，他所居之处常有云气，这是后来的附会，当时要以此服天下，恐怕太难了。而且，他的家族世系实在没有值得夸耀的。刘邦之父称刘公，其母称刘媪，连个象样的名字都没有。他手下的功臣大将，大多出身卑微，萧何、曹参为县政府小吏，陈平是屠夫出身，韩信是无业游民，樊哙、周勃、灌婴各以屠狗、织薄、贩缯为业，黥布、彭越曾为盗贼，高祖自己做官只做到了亭长。

在这种情况下，汉朝要在如此广大的地域中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实现长治久安，没有成功的先例可循。周的分封制，以宗法亲情为基础，但是时间一长，亲族的情谊和君臣的名分便难以为继，最后走向了春秋战国的自相残杀。秦的郡县制，实行中央集权，采用严刑酷法，结果二世而亡，似乎也不可行。秦朝灭亡的幽灵一直徘徊在长乐宫和未央宫中。

在汉以前，中国虽然有夏、商、周三个朝代，但从来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如张光直所言：“夏商周三代的关系，不仅是前赴后继的朝代继承的关系，而且一直是同时的列国之间的关系。从全华北的形势来看，后者是三国之间的主要关系，而朝代的更替只代表三国之间势力强弱的浮沉而已。”到战国时代，散落在华夏大地上的成百上千个诸侯和部族逐渐整合，形成战国七雄，但是他们之间“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服异制，语言异声，文字异形”。就文化而言，在当时的华北，主要有齐鲁文化和三晋文化之分。钱穆先生曾指出：“东方齐鲁学人，大率尚文化，重历史，其学风对象，以整个社会为主。重一般之人生，不以狭义的国家富强为出发点。故其议论思想，往往求为整个社会谋彻底之改进。”“至三晋之士，则其目光意气，往往仅限于一国，仅以谋其国家富强为基准。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而轻历史。”

三晋即赵、魏、韩三国，着名的法家人物多出于此。而把三晋文化发挥到极致的，则是经过了商鞅变法的秦国。秦人贪狠趋利，严刑峻法，不事虚浮，力行耕战，具有极强的开拓性，造就了一部高效率的行政机器和一支勇猛善战的军队。东方的齐国是另外的一番面貌。齐国政治上始终没有实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经济上采取的是以商业促进流通、以消费促进生产的管仲之术,思想上则由国家建立稷下学宫，让诸子百家自由争鸣。在南方，还有一个曾自豪地宣称“我蛮夷也”的楚国。楚国政治上混同夷夏，文化上浪漫、瑰丽、热烈，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富有激情和想象，大异于中原。

这些国家都有定鼎天下的实力和气魄。秦国就不用说了。齐国历来国力强盛，号称“东秦”。战国末期，齐国两个月就攻破燕国，占据燕都三年。后又举兵灭宋，南割楚之淮北，西侵三晋，欲并周室而君临天子，此时齐国已走在武力统一天下的路上，距秦始皇一统海内不到七十年。只不过一招不慎，被燕国的名将乐毅联合其余五国打了个措手不及，后虽复国，但是一直闭门养疴。楚国地广千里，带甲百万，直到灭亡前，楚国的铜铁产量仍然是最多的。楚国民众有忠君报国的传统，对秦国怀有深仇大恨。直到最后，楚国国势衰微之时，秦国还是倾全国之力才把它拿下。

公元前221年，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俨然有建立千秋帝国的气象。

但是，对原来的山东六国，虽能收其地，收其民，却始终未能收其心，最后只好使出了焚书坑儒的手段。六国的遗民们满怀仇恨，各各怀着复国的梦想。当陈胜吴广首先起义对抗暴秦时，齐鲁的儒士立即负孔氏之礼器，往归陈胜，委质为臣，孔子的后代孔甲还做了陈胜的博士，最终与其同死。而在楚国旗号下的军队，以刘邦、项羽为代表，终于打入关中，实现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言。

各自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和鲜明的文化特色，彼此之间又积怨甚深的中华民族各个区域集团，能否在同一个政权内相安无事，甚至相互认同，也决不是一个轻松的问题。

上述所有的问题，汉代都给出了答案。这些答案是如此的成功，以至影响了中国两千年。
汉代在经济上确立了重农轻商的基本政策，民生迅速恢复。经过文景之治，“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这也许只是对盛世景象的描绘，至于经济发展的一般水平，有学者测算，从西汉末到东汉后期，每个农业劳动力年产粮2000斤，每个农业人口每年口粮486斤，全国每人每年占有粮食640斤。从汉以来的两千年，我国农业虽然有所发展，但农业劳动生产率、每个农业人口的口粮数和全国每人平均占有的粮食数，仍在汉代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徘徊。

汉代又实现了区域文化的大融合。西汉定都长安，承袭秦制，自然有秦文化的事功和法制精神。同时，汉高祖来自楚地，本人好楚声、楚舞、楚衣、楚辞，其功臣旧将也多为楚人。楚地的文化遂北上，对汉代精神影响深远。从兼容并包的气度，尚巫尚赤的习俗，铺陈夸张的汉赋，再到政治上一度盛行的黄老之术，都可以看到楚文化的影子。汉初，叔孙通起朝仪，陆贾献《新语》，之后汉武帝尊儒术，山东齐鲁之学又泽被全国。尽管汉代依然存在区域风俗上的差异，但是各地逐渐超越了历史传统、文化传承和血缘基因的差别，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和文化认同感。

汉代把受到华夏文化浸润的、居住于广阔土地上的人民，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从此，这个民族就以“汉”自称。

在汉代，华夏民族刚刚经历了创造力勃发的轴心时代。他象一个的少年，有着无限的好奇心和无穷的自信心。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积累了一切它所需要的智慧。同时，他又刚刚走出血与火相涤荡的上古时代，保持着原始的野性和活力。如今四海一统、民生恢复，这个精力旺盛的年轻民族终于摆脱了内部的自相杀伐，内求巩固，外求扩张。中华大地的面貌从此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亚洲的格局为之一新，余波一直冲击到遥远的西方世界。正如高祖在《鸿鹄歌》中所唱：“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翮已就，横绝四海。”

后面二,三,四,五 太长了

⑶ 汉代文化是如何继承秦文化与出文化的

汉文化在政体上基本沿袭了秦政，但是在生活习惯上还是沿用楚国文化。
汉代就有“汉承秦制、汉袭楚风”的说法。可参考文化艺术出版社王林旭着《中国美术史纲》
因为刘邦是楚国亭长出身，刘邦的众多幕僚、战将、家属基本都是楚国人，文化习俗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而且在灭秦之后楚国文化曾经统治了全国，很多诸侯也是楚人。这就造成了在汉朝初建的时候朝廷官员所占比例很高。刘邦在制定礼仪方面应用的都是楚人的建议，所以在这方面继承了楚文化。包括政治文体和散文辞赋都是楚文化的特点。比如汉兵马俑、汉画像石等等都具有楚国特点。
在政体上，《汉书·百官公卿表》明确的记载
秦 统一后，建立了一套以 丞相为 核心的 中央 官僚 体制，其主要职官是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其职责是协助 皇帝处理全国 政务。所谓“ 相国、丞相，皆秦官， 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太尉，负责管理 军事，“金印紫绶，掌武事”，“为百官之长”。御史大夫，其位次略次于丞相，是丞相的辅佐。《 汉书· 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紫绶，掌副丞相。”在 秦代，掌司法是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掌。御史大夫并不受制于丞相，而是直接受命于皇帝。
西汉建立后，承袭秦制，虽略有所改，但在 汉武帝以前的中央 行政体制，基本上没有突破秦代模式。故有“汉承秦制”之说。只是在汉武帝时，中央官制出现了 内朝与外朝的划分， 皇权也进一步 集中。
秦朝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郡县制。《 史记· 秦始皇本纪》云：“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皆为 郡县……分天下以为 三十六郡。 郡置 守、 尉、 监。”后又在今 河套地区建 九原郡，在两广地区设 南海、 桂林、 象郡三郡，共四十郡。郡下设县，《汉书·百官公卿表》“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为郡守。秦统一全国后，各郡均设守以掌其民。《汉书·百官公卿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县令、长。《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县制在秦代以基本定型，并成为我国两千年来帝制社会一种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划。
汉朝建立后，实行 郡国并行制。在 楚汉战争中， 刘邦为了分化 项羽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曾经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后来，他们的力量过大，威胁 中央集权，刘邦便借故一一翦除。但在诛灭“异姓王”后，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封了楚、齐、梁、赵、燕、代、吴、淮南、淮阴等九国。当时九个诸侯王的封地包括了原东方六国的领土，只留下原秦国的旧土十五郡由中央直辖，并仍划分为郡、县两级。这种王国与郡县并存的体制，被称为“郡国并行制”。

⑷ 历史上朝代那么多，为什么以汉为民族呢

汉朝之前，虽然秦朝统一了天下，但是，秦朝有两大致命的缺陷，一是秦朝并没有形成文化认同。

秦朝由秦国化来，长期以来，秦朝是受鄙视的国家，认为是文化的荒漠，秦文化并没有形成天下共识，虽然车同轨了，文字也统一了，但这都是行政上的，并没有在人民的思想上形成共识。秦始皇统治天下，几乎没有人认同自己是秦人。

那自然的就把中国人称为了唐人，尤其是日本，可以说是唐朝粉丝啦，他们习惯称中国人为唐人。而中国人在国外被称唐人，应该跟日本有关系。

因为日本到了明清时，也成为了亚洲一个文化交汇点。外来的文化经过日本的转化，而输入到亚洲、输入到中国。亚洲的文化同样经过日本，进行转化再传播到世界。这样一来，可能因为日本偏好叫中国人为唐人，所以唐人在世界范围内流传开来。

当然，除了唐人汉人，中国还有其它代称，比如清人，明人。比如朝鲜有个特点，他们特别喜欢叫中国人为清人。为什么呢？可能朝鲜想用这个名称把清朝跟其它朝代区别开来。

⑸ 秦朝与汉朝有什么异同

秦汉之史学
两汉时期，封建统治者继承了前代由国家修史的传统，在中央设史官，编修历史。其中最有名的史书是《史记》和《汉书》。 司马迁与《史记》 司马迁（公元前145—公元前87）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人。父司马谈，武帝时，为太史今，学识渊博。原拟撰写一部史书，未及撰述，就因病去世。司马迁幼时聪慧，十岁开始诵习古文。二十岁时，周游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安徽、山东、河南的许多名山大川和名胜古迹，了解了各地的一些风尚习俗和民间传说，接触过社会各个方面的人物。后为郎中，奉使到今四川、云南等地，对当地少数民族等有所了解。继父任太史今后，又得博览史官所藏图书。他的学术根基深厚，经历丰富，这是后来他撰写《史记》的极有利的条件。 《史记》的撰述，开始于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年），约用了近十年的时间撰成。上起黄帝，下迄“当代”（武帝时），以人物传记为主，辅之以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体例严整，内容丰富，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纪传体通史，为此后二千年间的正史编纂创立规范。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 司马迁作为一位史官，原来写作目的是为了宣扬“明圣盛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先人所言。”以为西汉王朝的统治服务。可是天汉二年（前99年），他为李陵投降匈奴一事辩护，触怒了汉武帝，被处腐刑（宫刑），这对他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思想上起了某些变化。他说：“诟莫大于宫刑”。他当时极度悲愤，曾想到死；可是为了完成《史记》一书的写作，还是需要活下来。他孙子膑脚、屈原放逐等古人古事来自勉，借撰述以抒发郁结，申述己志。他对西汉统治者极不满，对皇帝、宗室贵族、外戚和官僚在政治方面的残暴行为，生活方面的奢侈腐朽，有所揭露。他对陈胜、吴广等农民起义领袖，则给予同情。他说：“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难。”因而为陈胜、吴广作“世家”，同五霸、七雄等诸侯并列，评价很高。除此以外，还为古代、当代的着名学者、医者、商贾以及其他各行业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立传，又对天文、历法、礼乐、水利、经济、少数民族，以专章论述，比较具体生动地反映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正在形成的多民族国家的面貌。 班固与《汉书》 班固（公元32—92年），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他的父亲班彪，是着名的史学家。因司马迁的《史记》只写到汉武帝太初年间，乃收集史料，作《史记后传》六十五篇，以补足《史记》的西汉部分。书未成，彪死，其子固为兰台令史，转迁为郎，典校秘书，奉诏完成其父所着。他用了二十余年的时间，修成《汉书》一百卷（后分为一百二十卷）。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表、十志、七十列传。始于刘邦起兵，终于王莽覆灭，记述了二百三十余年间的史事人物。属于西汉前期的内容，多采自《史记》。全书体例也仿照《史记》，惟改“书”为“志”，废“世家”人“列传”。《汉书》十志比《史记》八书的内容详备。《刑法》、《五行》、《地理》、《艺文》四志和《百官公卿表》等是班固的新创。《汉书》是我国第一部体例完整、内容丰富的断代史。各传、志多载录有关学术、政论文章，因之又兼有一代文章总集的性质。班固死时，“八表”和《天文志》还没有写好，后由他的妹妹班昭和史学家马续完成。 《汉书》的主要缺点是封建正统思想严重。晋人傅玄在评论《汉书》时说：“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书。”《汉书》的思想性远不如《史记》。
编辑本段秦汉之科学技术
秦汉时期，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 算学 稍晚于《周髀算经》的算学着作是《九章算术》，约成书于东汉前期。全书分为九章：（1）方田（分数四则算法和平面形求面积法），（2）粟米（粮食交易的计算方法），（8）衰（cuī催）分（分配比例的算法），（4）少广（开平方和开立方法），（5）商功（立体形求体积法），（6）均输（管理粮食运输均匀负担的计算法），（7）盈不足（盈亏类问题解法），（8）方程（一次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术），（9）勾股（勾股定理的应用和简单的测量问题的解法）。其中负数、分数计算，联立一次方程解法等，都是具有世界意义的成就。全书由二百四十六个算术命题和解法汇编而成，标志着我国古代数学的完整体系的形成。 天文学 两汉时期，关于天体结构，有三种说法，一是宣夜说，已失传；二是盖天说，《周髀算经》即持此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这种说法违失太多，史官多不采用。三是浑天说，认为天地之象如卵之裹黄，“天转如车毂之运也，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这种说法对于天体结构的设想比较近于实际，多为史官采用。 东汉安帝时，太史令张衡掌天文，撰《灵宪》一书，比较正确地阐述了许多天文现象。如说：“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当日则光盈，就日则光尽也。”他在西汉的浑天仪的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新的浑天仪，以漏水转动，星宿出没，与灵台观象所见的情况相符合。 张衡还作候风仪和地动仪。候风仪制法失传。地动仪是用精铜制造的，圆径八尺，形似酒樽，内置机关，在八个方向各安一个龙头，口衔铜丸一枚。哪个方向发生地震，同方向的龙头就口吐铜丸，发出警报。 张衡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浑天仪和地动仪的制造，不仅是科学技术上的一大成就，还促进了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对东汉喧嚣一时的谶纬迷信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打击。崔瑗在张衡的碑文中称赞他“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 历法 秦统一中国后，在全国颁行《颛顼历》。《颛顼历》是一种四分历。一回归年为365日，一朔望月为29日，以十月为岁首，闰月放在九月之后，称为后九月。武帝时，《颛顼历》已行用百余年，出现了“朔晦月见，弦望满亏”的情况。武帝以司马迁、星官射姓、历官邓平和民间历算家唐都、落下闳等二十余人修改历法，于太初元年（前104年）编成新历，这就是有名的《太初历》。《太初历》比四分历科学，行用一百八十九年才出现重大差误。《太初历》根据天象实测和多少年来史官的记录，制定了一百三十五个月的日食周期（称为“朔望之会”，约在十一年中有二十二次日食）。自有了这个周期，历家可以校正朔望，预知日食。太初历还把二十四节气第一次收入历法，这对于农业生产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太初历》的编制是我国历法史上的第一次大改革。 医学 两汉时期，医学很发展，宫府设有医官，民间医师也很多，多数方士兼通医道。 西汉初年，着名的医学家有淳于意，因曾任齐的太仓长，号仓公。他年少时，从同郡人阳庆学“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死生，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甚精。”西汉后期的楼护也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医学家，他读过医经、本草、方术书计有数十方言，在长安一带行医很有名。 东汉时期的医学更加发展。最着名的医学家有张仲景和华佗。 张仲景名机，南阳人。东汉末年，南阳一带伤寒流行，病死者很多。他为了给人治病，钻研《内经》、《难经》等古代医书，并广泛收集有效方剂，着《伤寒杂病论》一书。至北宋时，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二书，前者论述当时属于“伤寒”的若干病症，后者论述妇科、内科等多种常见病。 张仲景还从临床实际出发，吸取当时医学上的新成就，把《内经》以来的病因学说，脏、腑经络学说同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等辩证方法，有机地联系起来，并且总结出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疗法则，还论述了一些处方用药的加减变化规律。这些都是对祖国医学发展的重大贡献。张仲景为后世医家尊为医圣。 华佗五禽戏
华佗字符化，沛国樵（今安徽亳州）人，约于张仲景同时。他是一位杰出的外科医生，亦精干针灸技术。他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发展了我国的麻醉学和外科手术学。他施行手术时，先使病人用酒冲服麻沸散，然后破开腹或背，剜去瘀积，或清洗内脏，然后缝合，敷上药膏，四、五天伤口便愈合，一个月后，就能痊愈。华佗的麻醉学和腹腔手术，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先进的。 华佗还模仿虎、鹿、熊、猿、鸟的活动姿态，编成“五禽之戏”，传授给人们，以锻炼身体。五禽戏是以体育活动为主，与气功结合的健身运动。 《神农本草经》约成书于东汉时期，共着录药物三百六十五种，计有植物药二百五十二种，动物药六十七种，矿物药四十六种。如桂枝、麻黄、杏仁、石膏、附子、黄芩、黄连、知母、柴胡、地黄、当归、芍药等，在临床上有卓越的疗效。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完善的药物学着作。 纸 造纸术
周秦时期，以竹木简牍和缣帛作为书写绘画材料。简重帛贵，不便使用。西汉中后期，宫廷中已使用一种丝质纸，薄而小，叫做赫蹏。东汉和帝时，宦官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将树皮、麻头、敝布、渔网等植物纤维捣成浆液，制造出了质量较好的纸张，于元兴元年（105年）献给和帝。从此，这样的造纸方法得到推广，造出的纸被称为蔡侯纸。造纸术又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和改进，到了晋朝，有很大进步，纸张成本低廉，平滑合用，完全代替了简帛，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 中国的造纸术约在公元三、四世纪传入朝鲜半岛，后又传到日本。唐中期，传到中亚，后经阿拉伯诸国传到北非和欧洲。造纸术的发明与传播，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编辑本段秦汉之历史地位
秦的历史地位 1.结束了长期分裂割据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封建国家，推动了民族的融合。 2.他开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官僚政治体制为历代王朝沿袭，并在我国封建社会前期起了积极作用。 3.秦朝因暴政而亡，给予汉及后世统治者以深刻教训。 4.秦修筑的万里长城是影响深远的古代伟大工程。 5.统一了文字、度量衡，以及道路的宽度，即所谓的书同文，车同轨。 汉的历史地位 1.开通了丝绸之路，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黄金之路，为世界各国之间的文化艺术，经济，宗教等方面的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2.开创了历史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基本奠定了我国多民族的国家，形成了汉民族。 3.秦文化、楚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区域文化因子在汉时期经长期融汇，打破了先秦时期南北文化相对较少联系接触的状态，形成了具有统一风貌的汉文化，同时亦由此形成了统一的汉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儒学正统地位的建立和巩固为突出标志的适应专制主义政治的文化建设所取得的划时代的成就，更对后来的历史与文化发生了规范性的影响。 4.“大一统”的社会环境为许多学科的高度成熟与充分发展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如司马迁撰写的《史记》，使中国古代史学建树达到辉煌顶点，就是这方面很有说服力的典型例子。

⑹ 汉朝和唐朝相比，哪个朝代更厉害

评价一个王朝，往往会将它的盛世作为一个参数。汉与唐，两个中国历史上公认的最伟大发朝代，不妨一谈。
唐的盛世短，它的国祚总共二百八十九年，出的鼎盛盛世也貌似不超过100年，三个真正的大治之世：贞观、开元、大中。然而乱世极其长，从安史之乱后一下一蹶不振，从此藩镇割据、叛乱不断、藩镇不掉、积重难返。
虽然后面也是有几位还可以的皇帝（譬如李忱），但那时早已是内忧外患，内有太监掌权、藩镇割据，外有吐蕃回鹘，即使真是一位伟大的皇帝，面对那么多祖宗留下的烂摊子，各种条件原因的限制，四方藩镇、外族肘掣，即使皇帝有多么多么圣明，恐怕也只是回天无力望洋兴叹了罢！当然不得不说的是，唐宣宗李忱的大中之治还是相当值得肯定的。
唐宣宗于即帝位后致力于改善中唐以来所遗留下来的种种社会问题，对内贬谪李德裕，结束牛李党争；抑制宦官势力过分膨胀；打击不法权贵、外戚。在位期间宣宗勤俭治国，体恤百姓，减少赋税，注重人才选拔，对外，唐宣宗不断击败吐蕃、回鹘、党项、奚人，收复安史之乱后被吐蕃占领的大片失地；唐朝国势有所起色，百姓日渐富裕，使本已衰败的朝政呈现出“中兴”的小康局面。因此，史上对唐宣宗评价极高，认为他是和文景之治的汉文帝和贞观之治的唐太宗一样的明君，历史上把这一时期称之为“大中之治”。
“宣宗自临驭，一之日权豪敛迹；二之日奸臣畏法；三之日阍寺慑气。繇是政刑不滥，贤能效用，百揆四岳，穆若清风，十馀年间颂声载路，而帝道皇猷始终无缺，虽汉之文景不过是也。”——《册府元龟》
“百吏奉法，政治不扰，海内安靖几十五年。”——《唐鉴》
“当时以大中之政有贞观之风焉。”——《旧唐书》宣宗本纪
“故大中之政，讫于唐亡，人思咏之，谓之小太宗。”——《资治通鉴》“”
这点功绩是相当值得肯定的，在一个朝代最后的五六十余年里，能出一个圣明的君主的朝代还是很少的，然而唐朝有。“小太宗”李忱就无疑是这么一人，虽然之后大唐又走向彻底的下坡路，彻底一去不返。拿一个朝代最后的几位皇帝相比较这两个朝代，是相对公平的。相比较汉朝，无论西汉还是东汉，几位皇帝（成帝、哀帝抑或是桓帝、灵帝）貌似都是无法相比的，汉末未曾出过明君。
接下来是总体的比。总比盛世，唐在这方面比汉朝差得还是比较远，前面说了，唐的盛世大概估计一百年，而且这是保守值，可能要比这个值小。列举下汉朝的几个鼎盛盛世——文景、汉武、昭宣，然后东汉又有——光武、明章、永元。
6个。强盛时间比唐朝长很多，明君能臣多，有治国思想，无门第之见。（虽然后来还是有不少不肖子弟，将他们排除外，在这个明君值还是相当高的）而且上述列举的汉朝的盛世大概每个盛世由两个皇帝并成（汉武、光武、汉和除外，当然前面两位皇帝的盛世各是五十余年和三十余年，亦是非常久的）
比国祚，唐是289年，汉405年（况且汉之后还是有几个朝代仍旧是以汉为国号的，例如刘备的蜀汉，刘渊的赵汉，刘知远的后汉，汉的魅力伟岸真的很大，能从一个三世纪二十年代初正统正式宣告灭亡的朝代一直能影响到五代十国。纵观中国历史，恐怕绝无仅有。）。唐的伟大是当然要看得见的，然而汉朝能成为封建王朝里国祚最久的一个朝代不是不无道理的。（汉不仅仅居于势力，更居于庙堂，无论西东汉，在日薄西山风烛残年之日，依旧有着一批又一批“贞良死节之臣”，或“身在曹营心在汉”，或“非暴力不合作”，抑或“愿以死节酬”，不是愚忠，更是信仰，汉文化的影响，怀念汉皇们当年的伟大事业，重现强盛，中兴大汉）比国祚，唐输。
比势力，汉朝就是很霸气，形容汉朝绝对是那种强硬霸气的武力时代。汉朝的军事势力非常稳定。唐朝就是一种非常繁华的感觉，当然这个繁华即“政治安全”也当然是要有军事安全作为保障的，因此人们为什么公认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朝代，大致即因为这两个原因。（即使唐的中后期内忧外患，内有宦官专权，朋党之争，外有藩镇割据，边境吃紧，外族入侵不断，又有阶级矛盾，起义连绵，据载一段时间里，京师的诏命竟发不出外地，号令不行于四方，积重难返，严重缩水，但论起天宝之前的唐军事势力，实在是不能不敬佩叹服，平定东西突厥，击契丹，灭高昌，败吐蕃，灭高丽，平百济，挫新罗，是历史上唯一一段能取得如此辉煌战功的汉人统治的王朝的时期）
（不过有很多朋友认为唐的军事远远超过了汉，其主要依据是唐幅员辽阔，国土面积是汉的两倍有余，亦是国土最大的汉人王朝，倒也有理有据（二朝鼎盛时国土面积如下，唐为1237万平方公里（龙朔年间），汉为609万平方公里（元始二年）但，这种认知是相当浅薄的，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是它军事势力的一部分评定标准，但一个国家的国土面积绝不等同于它的军事势力的完全评判标准，国土大绝不代表该国强大。再者，拿两个鼎盛时期相隔七八百年的朝代相比较，请问有可比性否？何不妨拿同为相隔七八百年的殷商和西周相对比，岂有公平性可言？再者，高宗时的唐军事鼎盛维持的时间也不过十年有余，又以及，唐帝国在帝国各边陲采取的绝大部分制度均为羁縻制度/都护制度，只是取得了一段时间的安定，一旦帝国的主干组成发生重大变故，中央虚弱，边陲的羁縻几乎是独立的独立，反叛的反叛。）
从网上看到一篇很正解的文章摘录一部分于此——“如果单纯从纵向比较两者的武力，显然唐朝比汉朝晚了好几百年，经过这几百年的发展（当然中国朝代中清朝200多年是不仅没有发展而且倒退的，尤其是清朝的军事装备直接倒退，但是在清朝之前的各个朝代都至少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显然唐朝要强一些。因为，唐朝有了马镫而汉朝据历史记载还没有出现马镫（估计有马镫的雏形），这直接导致唐朝的骑兵从装备而言要强于汉朝，同时唐朝的兵器也要强于汉，比如唐朝的佰刀就是一个证据。唐朝的经济也明显繁荣与汉朝，唐朝的疆域比汉朝也辽阔。
“但是如果从横向比的话，那么汉朝的武力要强于唐朝。汉朝时期将最大的敌人匈奴要么赶走、要么同化。到了后来汉朝周边没有强劲的对手（游牧民族）。而且汉朝打败匈奴和开拓疆土虽然也用到了游牧民族将领，但是主要依靠的是自己的将领——比如霍去病、卫青、陈汤等。而反观唐朝，对外开拓有相当一部分是靠着外族将领的（如高仙芝、黑齿常之等），这说明唐朝是真正很包容的（不像满清虚伪的民族融合），但也说明了唐朝更多依赖外族，所以唐朝就有了节度使权利很大，当中央强大时这些外族节度使会供你驱使，但是当这些异族头目看到中央虚弱的时候肯定会来反咬一口——那个安禄山就是如此。而汉朝则基本上没有这样的问题。唐朝对异族的战争虽然有胜利但也有败给吐蕃被迫和亲，在恒罗斯一战败给阿拉伯人失去了中亚，随后的安史之乱再也没能使得唐军再次进入中亚，直接导致中央的汉人遭到回纥的屠杀和奴役。而汉朝虽然也败给过匈奴，但是自汉武帝之后基本上是将匈奴制服了。”
依我上文引录的文章，可得以下结论，总体上来说，横向比，汉朝的武功胜于唐（“武力值”极为稳定，即使到了风烛残年，依旧威风堂堂，对外毫不软弱，唐初虽然也是一度强盛，但到了中后期，那实在不能恭维，京都六陷，天子九迁，贞观、高宗、开元的大唐盛世从此一去不返江河日下）。
但论包括在综合国力中的经济与文化，凭借这一点，唐朝可以与汉朝并驱，甚至可以说，胜过汉朝。日本人自称只跟中国人学三样东西——“汉朝的武功，唐朝的经济，宋朝的艺术”，一言蔽之，深度犀利。
凡是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经历大致都是“走老路”，规律走势总是相同。一个大一统朝代的经济，无非前期高度繁荣缔造一个又一个的盛世，后期财政絮乱衰败凋敝，探寻一个朝代灭亡的原因，无非是军事原因或政治原因等，但归为一切溯本寻源，无非不与财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两宋堪称中国历史上最富得流油的朝代了吧，可无论从北宋还是南宋灭亡的靖康之难和崖山海战来看，表面上是灭亡于军事，实际无非是财政的巨大漏洞。即拿北宋灭亡来讲，一言以蔽之，“三冗两积”，两积不必说，积贫积弱。且一究“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
有宋一代，为避免重蹈唐亡的复辙，在官和兵两方面都进行了精心的收权和分权的工作。在官吏制度上，为防止出现朋党之争的重演，在官衙设置上强调使各机构互相不通气，互相制约。臃肿是溃烂的开始。两宋官场腐败至极，效率奇低，无法细表。按理说，两宋涌现的人才数量不比任何一朝少，但其效能不是被埋没，便是在官僚机构中被销蚀。到公元1071年，也就是宋朝开国110年后，朝廷供养的官吏更是超过了50万。每天的工作正如《宋史·职官志》中描写的：“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一样坐吃等死。据《宋史·职官制》记载：每年中央政府的支出大约是：钱一千六百九十六万贯，金一万四千八百七十两，银六十二万两。且不说官员的职务性消费，单是定期向官员支付的俸禄，就给国家财政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再者言冗兵，自唐以降，为了吸取前朝亡于藩镇的原因，防止手下大将像太祖赵匡胤一样以及五代的“前辈们”“黄袍加身”，宋继承吸收了唐的经验，不仅禁军直接听命于皇帝，精兵也收归于中央。众所周知，宋的文官地位要比武官地位高很多，在地方上，也多以文官制约武官。为使得“兵不识将，将不专兵”，防止武将专权，所有涉及兵权的官员，也频繁替换。使得宋军“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识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宋廷的这项措施的初衷是好的，其所取得的一定效果也是值得肯定的。对解决藩镇割据，维护国家统一，起了重要作用，也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正如道家思想的精髓之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一样，宋朝的这些一系列政策同样使得宋军战斗力低下，训练松弛。
然而不幸的是，当时北宋周围肘掣的几个政权——贯穿整个王朝的辽，中期崛起的西夏，后起之秀金，在同一时期同样强大，甚至军事势力为宋所远不能及。为了解决此严峻的问题，宋军的对外失败，北宋应对问题的策略就是赔款求和，增兵再增兵，扩充军队荒年募兵，使军队数量增加，于是形成恶性循环，使得每年在军费上的支出耗费甚多（更何况，还有诸多吃空饷的军队），所以虽然北宋军力多达百余万，然而“养兵虽多，多而无能”。
冗费，即养兵、养官所需的巨额费用，加上对辽和西夏的战争耗费及高额岁币，给北宋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国家财政入不够敷出，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导致积贫局面的形成，北宋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力消弱武将的兵权，使指挥效率和军队战斗力降低，导致宋军在与辽、西夏的战争中连年战败，形成积弱的局面。因此冗官、冗兵、冗费局面的出现造成并加剧了积贫积弱局面，每下愈况。
再者之例，亦可一举明。同宋朝一样，明朝灭亡的经济原因也大抵雷同，“三冗两积”。末期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农业占国民经济比重降低，商业占国民经济比重增加，而税收仍然是以农业税为主，再者白银短缺，军备松弛，军费空缺，为此处不能细表，只做概论。
回到主题上。汉和唐的经济财政表现也是一样，前期空前繁荣，后期絮乱凋敝。尤其是唐朝后期，税收奇高。汉末土地兼并远不及晚唐的严重程度，汉朝政府也因此有更高的财政收入。同样是处于内外交困的时期，汉与唐相比仍旧是要富庶一些，但这只是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不能代表一国之经济。(唐统治者推行均田令的初衷是好的，但眼光不够长远，后世的继承者们没有考虑到因为人口激增带来的瞬息万变的应对，从而做出改革。因而到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土地兼并之风愈演愈烈。安史之乱后，由于国家中央权力的日益衰落，自然更加无法遏止地主官僚和豪强富贾对土地的大肆兼并，这就无可挽回地导致了均田制的彻底崩溃)
汉唐二朝，一个鼎盛时期“京师之钱万巨，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一个鼎盛时期“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都是两个相当富裕的王朝。但相比之下，唐要胜于汉。
有如下几因，一是规模庞大。汉朝主要的政策依旧是重农抑商，但由于黄老之术的影响，并未对商业造成巨大打击。文帝时期，在贵粟政策下，商人竞买爵位，扩大贸易领域，促进了国家经济的飞速发展，其地位才得以提高。西汉时期，全国已有数个商业中心，如长安、洛阳、邯郸、江陵、吴、寿春、番禺、成都等。丝绸之路是当时世界最重要的商路。伴随着商业的发展，一些经商哲学纷纷出现。到东汉时期，中原地区商道线路发达，各地货物往来更加频繁。虽然唐奉行的政策依旧也是重农抑商，但相比之下还是宽松了不少，更是农商皆重，由于国内外局势安定，百姓安居乐业，国力强盛，因此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开放性、高度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颁布商品、市场、物价管理、度量衡和外贸管理等经济立法，促进经济空前发展。
二是海贸，唐玄宗开元间，正式设市舶使于广州，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总管海路邦交外贸。市舶使的职责主要是：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是市舶司的前身。汉朝虽然从汉武帝灭南越国后凭借海路拓宽了海贸规模开始，也有一度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但其规模依旧难与唐相比。
再者又有，唐朝经济的革新成就。众所周知，唐朝的经济主要是体现在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以及手工业，商业的高度发展。耕作技术和栽培方法大大进步，新植物品种的出现（新蔬菜品种和茶叶。唐朝时，饮茶之风全国范围盛行，江南成为种植水稻和茶叶的重要产地）丝织业发达，陶瓷业发达（越窑青瓷，邢窑白瓷和唐三彩最为有名）以及生产工具的改进——曲辕犁和筒车。曲辕犁甚至经过改良一直用到了现在。
再者论文化。一个是四万八千九百首的全唐诗，数百首流芳百世，使得唐诗成为了中国古诗不可逾越的巅峰，一个是盛极近五百年的汉赋和汉乐府，大家辈出，丝毫不逊于唐诗的影响与成就。一个出了史家绝唱《史记》和撰写他的实录精神的第一人司马迁，一个为二十四史中修史最多的时代。（共8部，分别为房玄龄的《晋书》、姚思廉的《梁书》和《陈书》、李百药的《北齐书》、令狐德棻的《周书》、魏征的《隋书》、李延寿的《南史》及《北史》）。一个发明了雕版印刷术，火药，曲辕犁等，一个发明改进了造纸术。一个有总结了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等筹算方法，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的《周髀算经》和《九章算术》，一个有在世界上首次测量了子午线的长度并编制大衍历的僧一行。一个有张仲景着有《伤寒杂病论》并被尊为中华“医圣”、中医之祖和世界上最早采用全身麻醉的医生，“外科鼻祖”华佗，一个着有《千金方》的孙思邈…………汉与唐的相似性实在太多太多了，在两个王朝之前都有着长达数百年的混战局面，都有着一个统一天下但极为短命的王朝，都有外戚专权（汉更为严重），都有一段断裂期，一个新朝，一个武周，几乎奇迹般地相同。
唐朝是个大帝国，从国家角度上来说，唐朝的贡献比较大。（初唐及安史之乱前，唐取得的政治稳定，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民族和谐，对外交往空前繁荣的成就，在历史上空前绝后，它以它宽容与博大的胸怀，海纳百川，走向世界，对亚洲和世界的经济、文化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虽然相比汉的高度开拓性、拓展性有所逊色，但所取得的成就依旧是值得赞颂的。所以，人们一提到盛唐，总有一种飘然欲仙的感觉，它太强大了，强大得即使当时世界的各个国家之人民，亦无不向往，更何况今日中国绝大部分拥有“皇汉情节”的公民？）
从民族意义上来说，汉朝真正地形成了汉人即汉族这一说法，汉朝的贡献更大。（当汉王朝从文景之后国势强盛，走向繁荣富强，在对外交往中，其他民族称汉朝的军队为“汉兵”/“汉军”，汉朝的使者为“汉使”，汉朝的人为“汉人”。于是，在汉王朝通西域、伐匈奴、平西羌、征朝鲜、服西南夷与周边少数民族进行各种交往活动中，汉朝之名遂被他族称呼为华夏民族之名。总而言之，汉族之名自汉王朝始称。至于汉族这个概念什么时候被正是确立的，则要到元朝，元政府规定了“人种”等级制度。从地位来排序，即：蒙古人：包括早期组成大蒙古国的各蒙古部落之成员；色目人：指除了蒙族和汉族以外其他各民族的成员；汉人：指原来在金朝统治下的中原汉族及云南四川等地较早降服蒙古的汉族；南人：指原在南宋统治下的汉人。(主要指东南，西南是被称为土蛮)）
汉朝与唐朝的军事辉煌都是不可置否的，前者赶跑了匈奴，后者赶跑了突厥，都对领土扩张做出了很大贡献。(不过我个人认为要论军事实力之强，我还是比较偏向汉朝的。“宜县头槁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这是何等气吞山河的壮志豪言。要何等气魄，何等威风才能说出并落实做到这一番话?相比之下，唐朝我比较倾向于他的繁荣以及包容性。)
汉唐是一体，秦汉是第一帝国，是后来中华帝国的基础雏形，隋唐是第二帝国，是中华文明文明世界开枝散叶的全盛期，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张名片。
当然了，我认为汉朝和唐朝都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伟大的王朝，并驾齐驱，不必像明粉清粉那样每天你骂我喷，汉朝和唐朝是中国人无需质疑的两个最伟大的朝代，是中国人就应该以此为骄傲。这是约定俗成。

⑺ 汉代文化如何继承楚文化

这个主要源于汉的兴起。
汉的勋旧主要是楚国淮北地区的人（萧何、曹参、周勃、樊哙等人，刘邦严格来说是同时受魏、楚文化浸染的），因此根子里是遵循楚国文化的。
刘邦定鼎长安后，他们在需要维持部分秦文化的基础上（主要是保留法家管理文化），把家乡文化也融入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