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我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不能复制!!!!!!!!!!!!
传统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和鲜明的民族性。在社会生活的变迁中,传统文化的内容也要相应变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只有发挥传统文化的积极作用,克服传统文化的消极作用,才能兴旺发达;每个人只有正确对待传统文化的影响,才能使自己自由全面发展,更好地创造新生活。
对待传统文化的正确态度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对传统文化要辩证地认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作用,对于传统文化中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积极向上的内容,如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爱国主义的深厚情怀,和谐统一的博大胸襟,崇德重义的高尚情怀,文化中国的理想追求,勤劳勇敢的质相秉性,等等,应该继承和发扬;对那些腐朽落后的必须自觉地加以剔除和改造,如个人专断,宗法亲情,道德至上,反对竞争,轻视效率,贬斥利益,等等。这样才有利于文化的发展和创新。
‘贰’ 儒家文化与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邓小平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叁’ 如何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现实之间的关系
如问题补充中所述:“吹”“响”。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与中国古代社会和谐发展出来的。就像一方水土养一方植物,地方变了,肯定就有不适应症。 中国社会开始时,所谓的“士”是没有地位的。 但士掌握着丰富的人文知识,知识就是力量。于是士打入统治阶级内部。 后来出现了科举,有识之士被网罗,于是士与官出现了一个纽带。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就掌握在统治阶级手中。 全民都想一步升天,于是全民都是文化的土壤。 广义上讲,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世界观。 最早的是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广博世界观,充满了开放性和活力,在中国统一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统一后慢慢变成了一种“以国家为己任”的世界观。越来越封闭和保守。直到见到外来文化。直到被打的痛哭流涕。直到最后弄垮了中国。 世界观改变了,社会结构也变了。 从20世纪初的新文化运动开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改革开放。无数先驱花了无数的精力打倒废弃着传统文化,不少人本身就是中国文化的精英,痛苦的像杀死自己的爱人。 原来的社会结构没有了,传统文化与社会现实的关系完全断绝了,除了课本上和民间遗留下的一些文化残余,谁也不会“之乎者也”的生活。 靠着现代文化富足强大不受欺负的现代人,不明白前辈的抉择和痛苦,又屁颠屁颠的想回去了。真是怪事。 可我们说了,中国文化是与社会结构相关的,是社会的产物。社会只要走不了回头路,中国文化就不会重来。没有土壤,文化就只有回忆没有创新,那么这种文化只不过是僵尸文化——即便是还能抽搐几下。 不知道是“全会”中的哪一位,作为政治精英不可能不知道过去的历史和教训,又不见有什么措施,那么这句话就只是随口说说的空话。 (狭义上中国传统文化还有剩下什么东西? 琴棋书画之类的东西,都掌握在一些专家手中,在那些小圈子里转悠,孤芳自赏。更多的时候是这些所谓专家的玩物和脸上贴金的工具。 想学?没有路。找到路了,拿出足够尊重其“高贵”的金额吧。 这些不算,文化文化,重要的是“文”。 古文写成的各种古代书籍,出了学校谁还看。《四书五经》、《战国策》、《史记》等等书籍,里面的小故事偶尔能听到只言片语,但里面的精妙谁能讲清? 而且,除了这些大众书籍,想找本比较偏僻的书,比找女朋友还难。 与古文相关的产物有相同命运。古诗、古词、古曲、对联,平常谁还用来游戏,就算是专家谁能再写出广为流传的新作出来? 武术,神龙见首不见尾。民国时的武术家是打出来、杀出来的,给人看的,现在是吹出来、骗出来的,电视演的。 中国文化一直提倡“大道无形”,弊端就是“大而空”。现在真是空空如也。搜搜国外的狂欢节、万圣节之类的视频,再看看中国的节日,几个灯笼、几个中国结、一两个简陋的龙、狮就算是中国文化了。 举一个例子: 各国的生命学家们争吵着,拿着证据辩论着,慢慢搞到了分子生物学的水平;中国的专家还一团和气,高高在上,煞有其事的讲解着五行学说。都信誓旦旦的说五行是有道理的,有你就建实验室研究,拿出五行的成果来。但是没有。) 愤青了,见笑。
‘肆’ 我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简答)
传统文化是保留在现实生活中,并通过一定的载体表现出来,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民族性的人类精神生活的产品。
传统文化是过去的现实生活的反映,现实生活形成未来的传统文化。
‘伍’ 现实与文化
汉朝文化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王朝。它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二百余年。其间,除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因素外,儒家的《春秋》学也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讨。 战国以来,从分裂走向统一,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松散的分封制走向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政治发展的大势;而对天下一统、风俗齐同的太平盛世的向往和追求,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主流。两者都是影响汉朝政策之制定从而推动汉代政治变迁的重要动力。从作用方向看,这两种动力并不矛盾。但秦汉之际,由于自然和地理条件的制约,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关中和关东、西方和东方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和对立。相对而言,关中地区在政治、军事上占有优势,关东地区则在文化上占有优势。这一客观形势决定了政治的统一只能是关中统一关东,西方兼并东方,而文化的统一必然是关东统一关中,东方压倒西方。 关中的政治、军事优势在战国后期特别是秦的统一战争中已清晰地表现出来,在汉朝重建帝业的过程中再次得到证明。关东的文化优势则在秦朝灭亡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又迟至武帝以后才被最高统治者认可,从而在朝廷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汉朝能够战胜西楚再建帝业,关键在它得以承秦。汉朝能够避开亡秦覆辙,使其帝业巩固下来,固然与汉初七十年之东西异制、清静无为的政策有关,但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是武帝以后的尊儒更化,是由此而发生的帝国文化重心向东方的转移。 秦朝灭亡后,法家受到批判,但儒家学说并未立即取而代之成为汉朝的正统学说。这不仅是因为汉初统治者不好儒术,也是因为西汉再建帝业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作为陈胜、吴广发起的那场反秦战争的产物,汉朝的建立固然意味着对秦朝的否定。但汉朝是承秦而立的,在制度和政策上又大量继承了秦朝的传统。于是在汉初政治中,“反秦”与“承秦”形成一对矛盾,其中“承秦”又占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汉初统治者在秦朝的老路上一步步向前迈进。虽小心谨慎,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历史再次证明秦朝的道路走不通。于是,儒家学者为摆脱汉初政治之困境而设计的改革方案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儒家自孔子死后便分为若干家,其中尤以孟子、荀子影响最大。汉代只有孔子被神化,称为“圣人”,孟子和荀子尚为等而下之的“仁人”。因此,汉代儒家学者都奉孔子为先师,而无人以孟子或荀子后学自诩。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对汉儒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由此,汉初儒家学者中也隐约存在着对立的两派。而自从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统政治学说之后,汉儒内部两派的斗争便集中表现为《春秋》三传之争。他们针对汉初政治所面临的难题,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礼为治”两种政治主张。自武帝以后,两派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对朝廷政策施加影响,使汉朝政治在儒术独尊之后继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变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东汉一朝又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汉武尊儒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和繁荣,使儒生大量进入各级政府,从而获得参与和改造朝廷政治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武帝在尊儒的旗帜下采纳了《公羊》家“《春秋》决狱”的主张,将儒家思想纳入承秦而来的汉家律令,使帝国法律初步儒家化了。宣帝在武帝改革律令的基础上,又对吏治进行了改良。西汉中期之儒术,虽然只是用来缘饰法律,虽然只是法治的辅助手段,但它毕竟介入了“汉家制度”,使得“王道”在朝廷政策中与“霸道”相杂,从而使东西方的文化对立和冲突得到进一步缓解,使关中和关东不再格格不入,使文化上的战国局面宣告结束。然而西汉中期,帝国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开边拓土成为第一位的事业,支持对外战争是朝廷政策的重心。在这方面,《公羊》家的“三世异治”说也起了推动作用。但承秦而来的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更适合战争的需要,因而仍是朝廷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础。这一局面直到宣元之际才得以扭转。在那之后,朝廷政策的重心终于转到内政上来. 宣帝时,《公羊》家受到排抑,而《谷梁》之学大盛。受其影响,自元帝以后出现了一场托古改制运动。元帝改制一度轰轰烈烈,但由于宦官、外戚势力的干扰和儒家今文经学固有的弱点,改制过程困难重重,无法深入。成、哀时期,王莽的出现和以《左氏》学为核心的古文经学的兴起,为改制运动走出困境创造了条件。及至王莽当权,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将刘歆的《左氏》义理奉为正统学说,又模仿周公制礼作乐,改制运动进入了高潮。在帝国版图之内实现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是秦汉王朝所肩负的最为艰巨的历史使命。正是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秦朝因操之过急而灭亡,西汉因迟迟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而被赶下历史舞台。王莽企图通过制礼作乐为这一过程画上圆满的句号,结果也遭到惨败,与秦朝殊途同归。 东汉是西汉的继续,继承了西汉二百余年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成果。它的建立意味着“汉德”复兴,而在东汉人看来,“汉德”就是“尧德”,亦即《公羊》家所阐述的《春秋》之道。它定都洛阳,是西汉后期出现的政治重心东移趋势的结果,使汉朝终于跳出了以关中为本位的政治格局,进一步摆脱了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的束缚,为《公羊》家重新拨乱反正、重建汉家制度提供了机会。它吸收了西汉的经验教训,对元帝至新莽的改制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受其影响,东汉统治者一度效法宣帝,兴起严猛苛刻之风,但这不是东汉政治的主流。相比之下,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儒学士大夫集团对《春秋》三家之学,对儒家的两种政治主张,作出了最后的抉择,使《公羊》学重新获得独尊地位。在《公羊》学的影响下,东汉的政策重心始终在内而不在外。对外坚持“务广德”,反对“务广地”,没发动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对内虽在章帝时一度恢复盐铁、均输等制,但很快又废除了。坚持《公羊》家的太平标准、反对制礼作乐的呼声占有压倒优势。法律进一步儒家化,循吏作风也更加普及,强调“以义正我”的“以德化民”之术日益成为儒学士大夫的自觉行动。这一切都使得东汉一朝在大量沿用西汉制度的同时,又表现出与西汉明显不同的特色。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个一环接一环逐步深入的过程,其中每一环都有一个为当时人们普遍关注和共同探讨的核心问题。从东周到东汉,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拨乱反正”之“道”。先秦诸子的学术争鸣是理论准备阶段。法、道、儒等家的政治学说是其主要成果。秦汉是政治实践阶段。经过实践的检验,在法、道、儒三家中,儒家是最后的胜利者,而在儒家内部两派中,《公羊》家又是最后的胜利者。东汉以后,拨乱反正之“道”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公羊》家“以德化民”的思路和主张确立了主导地位,从而在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又形成厚厚的一层积淀,为其后政治和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总之,汉朝在步秦后尘再建帝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探索与实践,终于找到了在千差万别的民间乡俗、区域文化和民族传统之上实现文化整合的唯一可行的道路,确立了进行这一整合的基本模式和机制。此后,政治上的分裂和统一又反复了多次,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整合运动始终没有停止。汉代《公羊》家的“以德化民”说虽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却始终在冥冥中支配着这一运动的基本方向。
‘陆’ 我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有什么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本文将从下列三方面对传统文化与新课改的影响进行具体简述:一、 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二、 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三、 中国文化的内向性。正文: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她包含一个民族长期积累形成的深层的心理积淀。由于文化的不同,会产生思维模式的不同;由于思维模式的不同,又会产生行为方式和社会关系的不同。就像两个不同的根系,会生长出两棵不同的大树一样。中国的先哲们给后人留下了丰美的历史宝藏,也留下了沉重的历史包袱。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形成的理论基础,对中国的社会关系具有不可抗拒的影响。考虑中国的任何事情,都离不开历史这个无形的手对现实的影响。而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主要的一支。综观中国改革的历史,我们就可以发现,儒家文化的影响无时不在。如战国时代的吴起变法、商鞅变法、秦始皇、汉武帝、魏孝文帝、金世宗、元世祖、清雍正帝的改革、及现在的改革开放之所以成功,总是在儒家思想尚末在统治阶级中确立或者在大众中尚末得到张扬的情况下获得。而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庆历新政、清光绪帝的戊戍变法等改革之所以失败,与儒家思想在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影响息息相关。这不由使我们来审视中国传统文化对我们这一次新课改的影响。不妨先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特点及相关的一些思想:一、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中国汉族占总人口的90%以上,其他56个少数民族在肤色、人种上也与汉族基本相似,因此中国可以说是一个单一人种和单一文化的国家。儒家、佛家、道家文化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尤其是儒家文化,对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影响占有统治地位。中国文化具有强烈的民族性。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尊祖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主张祖宗的法度不可更改,对任何形式的变革都深恶痛绝。儒家学派申称“利不十,不变法”,也就是说你要变法可以,但必须有百分之百的好处,一点坏处也不能有,否则你就得老老实实地遵守祖制。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清楚,世上没有百分之百完美的法制。同时,儒家强调的中庸思想,禁止竞争原则,主张认同。而这一切都跟我们新课改的精神相违背,我们新课程改革不可能做到百分之百完美。同样要实施新课程,就必须有人做出头鸟。有人为以后改革的失败来承担责任。否则,实施新课程就是一句空话。二、中国文化的两极性。中国古代哲学非常注重阴与阳的辩证统一,认为世界万事万物都是由阴阳两极组成的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如:上与下、左与右、正与反、内与外、男与女等等。中国的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也形成了中国文化的两极性。儒家文化主张积极进取,而佛、道文化主张消极避世,组成了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国古代的许多知识分子在青年时期往往尊奉儒家文化,奋发图强;当仕途多有磨难,到了晚年时又遁入佛、道文化,从佛老思想中寻求内心的安宁。儒家文化就好比一架云梯,激励着仁人志士们努力攀登,去摘取事业的果实;而佛、道文化就好比是一张安全网,有人从云梯上跌落下来,就有这张大网将其接住。因此儒家文化与佛、道文化这两极文化对立统一、相辅相成,形成了一个稳定发展的中国文化系统。正因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两极性,才使得我们在生活、工作、学习上往往遵循非此即彼的原则。因此使我们在以往的教学中在对待结果上也要求是非分明,非此即彼;而新课程却要求我们在教学中对待结果要具有多面性。 三、中国文化的内向性。中国属内陆国家,中国文化就是在这大片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内陆文化。中国自古以来不断遭受外族侵略,因此不断地修筑长城,闭关自守。受此影响,中国文化也演变成了保守的陆地文化,自成体系,对外来文化有很大的排他性。从清朝的戊戌变法到今天的改革开放,每一次打开国门,都要付出艰辛的努力。中国文化不断地同化着外来文化,却从来不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了解了传统文化的特点和一些基本思想后,我们不禁对我们的新课改出现忧虑,毕竟新课改的实质是从我们原来的中国式的科举教育向美国式的创新教育转变。新课程改革成功与否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传统文化的认同程度,所幸的是传统文化在经历文革和改革开放后西方思想不断涌入的冲击下,在我们身上还没有到牢不可破的地步。新课程改革步履艰难是肯定的,成功与否唯有看它的造化了。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我们并没有好好地梳理;研究往往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几乎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传统文化任何时候都是一个宝藏,如果自己守着宝藏不开发,别人便会来开发,那将会是件很遗憾的事。
西方汉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特性的关注,实际上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格局中的优势。打破了西方文明中心的神话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多中心的多元文明。各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差异,但不存在优劣。我们不能把以西方中心论指导下的评价强加在自己传统文化的头上,用西方中心论的眼光随意否定我们自己的传统和文化。或许,在我们自身发展的过程中,传统文化有缺陷,有糟粕,有些东西曾经一度成为阻碍发展的因素。但是从今天的发展来看,在世界格局中,文化的优势就在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多元性和差异性。我们所拥有的,恰恰是别人不具备的。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孔子的学说重新引起重视,是与全球的政治多极化的形式有关。个人主义的极端发展,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的一个大问题。必须寻求另一种价值观来求取平衡,片面强调发展个人的一面,形成极端的个人取向,对社会就会有威胁。中国的文化体系向来不主张过于伸张个人的意志、个人的价值判断,而是主张考虑对方,是相对的。夫妻之间,父子之间,都要有一个相对格局,可以“换位思考”,和睦地处理问题。弘扬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于和谐社会的建构不无裨益。
1988年1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人类如何面向21世纪”讨论会上,再次提到孔子思想对维持世界人类和平的作用。瑞士1970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阿尔文博士说:“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25个世纪以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说明到了世界文明进入后工业时代,人类祈求平等和谐的愿望已经上升为最主要的需求。被工业化所忽视的人性和亲情,也被重新召回。中国传统文化当中那些被认为非理性人际关系的血缘亲情,也许会对家庭和社会稳定的维系起着意想不到的作用。
记得2003年抗“非典”的时候,“分食制”被广为提倡。不少人以为,中国人会就此改变传统的饮食方式,大家不再在一个碗里夹菜吃。但是,如今你到饭店看看,大家还是围着圆桌,在一个碗里夹菜。这种饮食方式卫生吗?当然不卫生。但是中国人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分食,分食制是卫生了,但是热闹和亲密也随之消失。许多外国朋友到了中国,也喜欢和我们一起“扎堆”吃饭,尤其是过节的时候,这是一种亲热和睦的气氛,此时此刻,吃和吃的方式已经不重要,而是升华为一种情感的交流,一种彼此认同的亲密。这个简单的生活现象也是文化的一部分,说明事物的两面性,鱼与熊掌往往不能兼得;但是如果处理得当,把握好“度”,就可以“双赢”。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传统文化似乎也是一把双刃剑,就看你怎么用。曾经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中提倡温良恭俭让,是缺乏进取、缺乏竞争意识的表现,不符合今天的发展要求。但是,中国文化中还倡导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精神。所谓“以柔克刚”,所谓“四两拨千斤”,并不意味着放弃,而是以退为进,不作正面的交锋。这些战略主张早已被现代管理学所吸纳,当强硬的专制主义命令的管理风格已经不再成为主流,中国文化的精髓和处世的方法便再次闪现出智慧的光芒,比如管理更看重人际关系的协调、社会秩序的安定和谐、人与人彼此的尊重和诚信等等。
西方汉学发展的历史,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甚至是多种文化互相发现、互相借鉴的历史,重要的是它提供给我们一种思维的方法,启发我们多角度、多层面地看问题。反思我们的研究便会发现,对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体系,我们并没有好好地梳理;传统文化的研究往往缺乏对社会现实问题的关注,几乎丢弃了“经世致用”的传统,脱离了社会现实的研究,本质上是丢弃了传统文化最根本的精神。传统文化任何时候对于我们都是一个宝藏,如果自己守着宝藏不开发,别人便会来开发,那将会是件很遗憾的事。我们说,现代文化的构成不可能与传统完全割裂,大众对传统的认同要远远胜于对新兴文化的认同,这是宝藏可利用的前提;与此同时,文化的接纳是有选择的,对于传统文化的传承,“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就是一种梳理和发掘,这种梳理和发掘可为全人类的发展提供经验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价值应当站在国际化的高度来重新认识。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优势,并赋予其新的内涵,将之转换成有效的资源和力量,使它重新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当前文化传承和建设的重要任务。
‘柒’ 现实是什么意思
现实:
1.当前存在着的客观实际;事实。
鲁迅 《坟·文化偏至论》:“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 沈从文 《王谢子弟》:“ 七爷 虽说很想作件侠义事,倒也不能不从现实考虑考虑。” 吴运铎 《把一切献给党·入党》:“现在,我长久的期待快要成为现实,我将成为党的一个成员。”
2.谓符合实际情况,真实。
阿英 《<花面杂剧>题记》:“今观摹刻本,刻绘人物,极为现实。”
现实造句
汉代经学家则为其注入伦理道德内涵,主要体现于经书笺注及用以干预现实政治伦理。
小描大学毕业来到一家小厂,抱着新硎初试的设想,原想一举干成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现实却给了他一系列教训,使他成熟多了。
邓超在现实生活中与孙俪是一对金童玉女。
无论怎么培养和熏陶,现实生活是一把粗刷子,刺挠得你不能浪漫。赵妮娜
在中国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是农民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关乎自身生存的现实问题。
‘捌’ 总听说“文学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该如何理解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在漫漫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汇聚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的小说等等,中华文化的形式、种类丰富。我们经常听说“文学源于现实,而高于现实”,这句话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我们下面一起来看一看。
优秀的文学作品,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我们今天更多的是要学会进行选择,人的一生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够什么书都去读。选择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时期会有一个时期的文学代表作,我们要学会精简的读书。“活到老,学到老。”学习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情,学的同时,我们还要进行思考。
‘玖’ 网络社会文化与现实社会文化有什么 不同
网络社会都是虚幻的,会使人们深陷其中,一旦迷恋上,必定难以自拔,这样会使一些青少年借钱、打架、、、、、、甚至做出更残暴的事情,都是为了去网吧玩电脑。
现实社会没有像网络世界那样的激情或是什么,人们会慢慢的厌倦现实世界,走向网络世界中去。
‘拾’ 高层文化与现实的统一是什么意思
你好
高层文化与现实的统一的意思就是文化来源于现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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