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走出自己的文化符号

A. 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意义
增强国际话语权，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以经济为代表的硬实力的不断提升，中国逐渐走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国家的整体发展和战略角度来说，文化软实力的强弱也影响着国家的综合实力。而文化“走出去”成为展示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也直接关系到我国在国际交流中的话语权和国家意识形态建设。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部分西方国家一方面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与中国进行经济、文化等多角度的合作，维持共赢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又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自身的利益、地位造成威胁，于是采用文化渗透、价值观输出等方式冲击中国的文化市场，并且在国际社会宣扬一些对中国不利的言论，比如“中国威胁论”“文明冲突论”等，煽动国际社会情绪，破坏中国的文化建设和诋毁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和谐国际关系的构建。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可以进一步加强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增强国家的话语权建设，提升国家的国际形象。
增强综合国力，提高自身的文化吸引力。在中国经济硬实力逐渐强大的背景下，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利于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具体来说，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和深入，中国与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世界交流、合作的实力是“中国制造”，那么随着自身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优化，在未来与世界各国进行深入合作的可能是“中国金融”、“中国企业”以及“中国倡议”等。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开展，越来越多的国家积极响应，不断深化与中国的合作，值此契机，中华文化也可以实现对外的传播。通过发掘中华优秀文化，才能提高自身的文化吸引力。
阐释中华文化的深刻内涵。中国文化“走出去”，能够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各国的文化实现交流、碰撞，增进世界对中国历史文化的了解，从而有利于求同存异、增进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消解西方敌对势力给中国造成的不良影响，重塑国家整体形象。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有利于更好地向世界人民展示中国的文化内涵。
中国文化“走出去”，要坚持软实力与硬实力共同发力，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
硬实力与软实力是我国不断发展进步的两大重要因素，只有使其协调发展，才能共同增进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促进国家的社会建设。近年来，我国对软实力越来越重视，多次在政策文件中提出“发展硬实力的同时需兼顾软实力”，这些政策措施对于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从两者的属性来说，软实力不同于硬实力，其本身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通过文化因素，可以影响、改变人们的行为，并且对社会各个领域产生深刻的影响。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可以为硬实力的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价值遵循。虽然文化具有强大的力量，但它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依然需要依托于经济硬实力。软实力与硬实力协调发展，不仅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发展规律，也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的强大支撑。同时，软实力的发展也可以带动硬实力的发展，推动国家硬实力“走出去”。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行列，硬实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未来发展的过程中，需要实现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充分结合、协同共进，从而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
中国文化在传播过程中，最重要的灵魂部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中华文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成为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过程中要唱响核心价值观的主旋律，着重展示我国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文化渊源。通过文化的吸引力、感召力获得世界其他国家的认可，进而增进国际间的交流互动。通过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使西方国家的“中国威胁论”等相关言论不攻自破，从而树立负责任大国的良好形象，也可以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建设。

B. 迪奥半身裙被质疑“抄袭”传统文化，我们的文化符号应该如何保护和传承

我认为要想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最根本的方法就应该要提高文化自信。并且有关管理部门，也应该对我国传统文化进行宣传。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底蕴，一个国家如果连自己的本国文化都无法保护。那么这个国家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我国作为世界上的文化大国。中国拥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在这一点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我们相提并论。中国文化也是世界上历史最久的，同时也是最为精彩的。但是随着近几年来的全球经济化，许多外来品牌以及企业都在抄袭中国文化来制造产品，从中国居民身上获取高额利益。

奢侈品牌迪奥抄袭中国文化。

对于迪奥这个品牌，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一直以来第二都是以奢侈品着称，无论是手提包以及香水。在价格方面可以说是非常昂贵的，都是有钱的标配。但是迪奥在此次发布的新款手提包当中，中国消费者却发现迪奥的新产品与我国的传统服饰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甚至在一些地方完全是做到了抄袭，这也引起了很多消费者的反对。可是迪奥官方并没有对此事件作出解释，只是在中国地区的官网上已经下架了该种产品。在欧美地区的官网仍然正常售卖。

C. 作为当代青年,应如何培育文化自信

培养文化自信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上，更需要付之于科学的战略规划和制度创新。
坚守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认同本民族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深刻意义。新加坡从一个资源贫乏的落后小国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加坡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文化自信来源于本民族所创造出来的能够对世界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力的优秀成果，这就要求文化发展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敏锐的创新思维。例如，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美国电影文化的符号，几乎所有的好莱坞电影都不遗余力地讲述“美国梦”的故事，这就潜移默化地宣扬了美国的价值观，并且在对外传播中对青年人的价值观产生影响。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要用生动的故事和产品彰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展现中国的主流价值。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碰撞，我们既不能盲目自大，又不能妄自菲薄。只有了解国内外文化发展的差距，了解他国文化软实力对我国文化市场的影响，准确给自己定位，才能从容应对国际文化市场带来的挑战，从而更好地改善我们的文化市场环境。

D. 运用文化生活知识，对我国文化如何走出去，提出建议

1、打造内容品牌

在世界范围内极具知名度的、大家耳熟能详的奥斯卡、格莱美、迪士尼等美国文化品牌影响力覆盖全球。美国不仅是一个经济强国，也是一个文化强国，美国的文化产业占GDP的24％，美国文化的GDP产值占了全球的四分之一。

我国要想让文化走出去，也应该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文化，独具特色和传播价值的内容品牌。

2、国家支持要落到实处

当今的中国文化企业规模普遍都偏小，上百亿美元量级的少之甚少，因此，中国的文化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与大财团竞争和对抗就存在论难。因此需要国家的资金支持。正如法国电影之所以在国际数一数二那是因为国家对法国本土电影的保护和出资支持，还有一些优惠的税收政策。

3、打造文化龙头企业

美国电影有超过三千家的企业，真正有全球竞争力的却只有六家。但是这六家每年产生和辐射的经济效益不容小觑。我国也应该培养一批龙头企业，起到带头示范作用，和在国际舞台上能够占领潮流具备话语权的企业巨头。如此一来，中国文化在走出去的道路上将会减少很多阻碍。

(4)如何走出自己的文化符号扩展阅读：

文化走出去意义：

当今这个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信息交互与文化多元化的时代，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拥有话语权，建构良性互通的话语权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意义，实际的成效，以及面临的困境和瓶颈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文化的建树是一个需要积累、沉淀，逐步发展的过程、中华文化走出去也需要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

E. 大学生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中华民族在以往漫长的岁月中，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物质生活的总成。那么，我们今天说弘扬传统文化，是不是凡属传统文化或者说凡是老的旧的东西都该复兴呢？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其实就是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在一些人眼中，传统文化仿佛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要它一出现，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遭遇的种种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另一些人则更对传统文化顶礼膜拜，对它既不能有丝毫的怀疑，更不能有取舍之间的犹疑。

而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其实是早在上世纪的五四时期就已经有过反思和激辩的，那个年代的青年曾经响亮地喊出过“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而陈独秀、胡适、鲁迅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标志性人物。

但是，在高喊抢救和弘扬传统文化的今天，我们依然有必要回答一下“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才有弘扬的必要”这个老问题。对待传统文化应该有一种审视的态度，任何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都是不理性的。对此，许多专家学者也表示，抢救和弘扬传统文化不是复旧和倒退，而是要更好地认同与养护我们民族文化的根，并从中找到它的现代价值。

着名学者朱大可说：“传统文化应当接受普世价值的检验。所谓普世价值，就是被全人类所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像爱、民主、自由、平等、公正、正义和教养等。凡是符合这些普世价值的传统文化，就可以被继承和弘扬，相反，凡是违背这些价值的，当然要予以抛弃。”对于一些人以“保卫民俗”为由发表的“磕头和作揖是典型的非物质遗产需要保护”等言论，朱大可认为这是“文化恋旧癖”在作怪：“磕头是奴隶人格的表达，它违背了人格平等的普世信念。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文化中最愚昧的部分之一，正是从这种磕头人格中产生了家长威权体制和国家专制主义，历史上整个东亚地区都曾受到这种文化的污染。”

而学者裴钰则对此看法不同：“在法理社会中，我们需要尊重个人的文化权利。一些旧俗的出现，本身就体现了多元化文化的兴起，这也是国际文化的潮流，早在1988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就把‘西方文明’这门课程，变为‘世界文明’，引导学生从西方文明的单一视野，扩展为包括非洲、拉丁美洲、西亚和中国在内的多元化的世界文明。这是大势所趋。”他表示，传统文化需要理性和真诚的传承，而不是做作的“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博大精深的，想要一下就通晓或者无论是谁都通晓，肯定是不切实际和苛刻的。所以，像“京剧进小学”和某专家呼吁“全球读经、论语100遍”之类，才会招来那么大的骂声。

一网友说：“‘全球’这个提法很有创意，就像大跃进时中国的钢材一样，雄踞世界。除此之外，100遍是个什么概念？假如有耐心来个‘论语100遍’，一个星期读一遍的话，连续不断就要100个星期，差不多就是两年。如果比较忙，而且觉得老读一本书乏味，那读一遍休息一个月再接着读第二遍，大至上需要10年，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在10年时间内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总之我是绝对不会的。”

还有网友说，“作为‘国粹’的京剧，对它的弘扬，肯定不是以中国人人会唱为指标的。没弄清楚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所有国粹恐怕都要遭殃。而喜欢京剧的没人搭理，不喜欢的偏要填鸭，这个拧巴的局面，我觉得不应该是国粹应得的待遇”。

裴钰则认为，京剧进小学，作为学生选修课是应该被允许的，但是，“我反对样板戏借着这一进程，僭越京剧的传统。有人说对传统文化的遗忘是可怕的，我却认为遗忘可以通过普及来弥补，可怕的是文化的僭越，用虚假和偏见制造的伪民俗、伪文化，这是弘扬传统文化中需要提防的最大问题”。

今年两会期间，有专家提出应该恢复使用繁体字的建议，也在文化界激起很大波澜。北大教授孔庆东对此非常不以为然，他在博客里写道：“孔老师认为他们说得还不够狠，为了不忘我堂堂中华传统文化之根，政府应该下令，全国人民都写甲骨文，因为那些所谓‘繁体字’，也是从甲骨文、金文，一步一步简化来的……”

接受记者采访的大部分专家学者也主张逐步恢复使用繁体字，起码不会写也应该认识繁体字。朱大可说：“繁体字应该叫‘本体字’，也就是汉字的本原字形。这是中国文化历史密码的主要承载者之一，也是中小学生学习传统文化的最佳工具。这是中国文化最独特伟大的遗产之一。应该排在四大发明之后，列为第五大发明。简体字部分地颠覆了‘本体字’的文化密码承载功能，是对汉字遗产的严重破坏，应当尽快予以纠正。”

裴钰非常认同文字是文化复苏的核心问题之一的观点，并提出了“处女中文”的概念：“我们对传统的继承，关键在于继承最精粹、最本色的内容，即没有经过篡改、扭曲和僭越的最纯洁的部分。”他认为唐代武则天的造字运动就是对汉字的僭越，她造出了十多个新汉字，结果都失败了。他说：“繁体字是数千年文化的主流，直到今天也在世界华语圈处于相对强势的地位。在简繁体的争论中，我们容易有狭隘的情绪，以为两个字体势不两立，恢复繁体字就要打倒简体字，其实，繁体和简体是同一种文字的变化，而不是造出了新字，汉字并没有分裂成了两种‘字体’，因此，我主张现代人会写简体字，会认繁体字。”

近一段时间，最大也最被痛批的就是山东建中华文化标志城了。对于这个经众多院士和专家学者参与，耗资300多亿也打不住的项目，文化界几乎是群情激奋，许多专家学者更毫不留情地斥之为“文化赝品”、“民族的羊癫疯”、“最愚蠢最荒谬”，是对传统文化的无情嘲弄。

朱大可斥责道：“文化标志城是一个荒谬的狂想，它是权力美学和旅游经济的混合产物，也是近几年各地祭拜狂潮的集大成者。此前我们已经看到‘中华第一祖龙’和汉高祖塑像之类的水泥怪物，除了浪费民脂民膏之外，这类建筑物没有任何文化价值。”

而裴钰则把标志城比喻成鼓捣泰山封禅的宋真宗“文化安全套”，他说：“我刚提到武则天造字，现在就有造城，伪学术方案只会产生一个新的文化赝品。有人让我预测这个城的未来，我想起了武则天造字的后果，后人在辞典中对武则天造的‘曌’字的注解是：同照字，任何的文化僭越最后往往成为一个黑色幽默。”

北大教授陈晓明也在博客里写道：“传统文化是中国生存发展的精神底蕴，它存活在中国人的心里，存活在中国人日常生活的言行中，存活在人们的精神信念和价值关怀中。它首先通过教育来传承，通过社会中的人们的自我修炼来提升。通过对书籍的阅读、交流和实践体悟来抵达。耗费巨资大兴土木，劳民伤财，建所谓的文化标志城，那是旅游娱乐项目，与文化无关。”

而面对中华大地不断冒出来的像标志城这样的非驴非马的“文化”项目，有人建议干脆由政府出台有关“文化”用地标准的法规，省得各地像横店造城运动般造假上瘾，造了“天安门”、“故宫”、“清明上河图”还嫌不够，现在又打算投200亿开始建造赝品“圆明园”。

非问题

清明节该如何祭奠

今年是第一次实行清明节休假制度，对此，公众和专家学者各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有网友建议用网祭来替代传统祭俗：“网祭真的是值得提倡的方法。它可打破亲临现场去祭祀的时间和空间之限制，随时随地，我们坐在家里或在遥远的他乡就 可进行了；网祭很安全，可避免传统烧香烧纸的火灾事故发生；网祭比传统的祭祀方法，成本更是省到了最低；网祭比传统的祭祀方法更真诚，因为传统方法从某种角度上讲是去送点东西了却个人心愿而已，而以写祭贴和祭文方式，其内容可是我们发自肺腑最真心的祭语。”

80后的王可一进3月，就开始筹划自己的清明节假期出游行程。她说：因为杜牧的“牧童遥指杏花村”已为这个节日定了“悲伤”的调，所以人们早就忘了清明节其实是古人一个踏青寻春、进行户外运动的节日。而民俗学家还表示，清明节其实还是一个社交的节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赵书说：“如果追本溯源，就会发现，清明其实既是悲伤的日子，又是欢乐的日子，还是社交的日子。”

而专家学者普遍比较认同传统的祭奠方式。朱大可说：“在作为亡灵节的清明追思先人，这是人类的共同情感需要。”但他对纳头祭拜表示了深深的厌恶：“纳头祭拜不是继承历史传统的最好方式，尤其是那种盲目的膜拜，只能制造出新的文化奴隶。只有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对旧事物进行阐释、辨认、甄别、取舍、改造和推进，才能完成对历史垃圾的清除和对文化精髓的弘扬。”

裴钰则一如既往地反对伪文化的僭越行为，“今年清明节，西部要推出祭祀黄帝，它是又一个臆造的伪传统，新的文化僭越。因为人们在清明节最重要的是祭扫‘父母丘墓’和私家祖先，清明时节祭祀黄帝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而且，黄帝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还需要历史科学的进一步考古印证，推出黄帝清明祭祀，用世俗血缘传承对待文化符号，是非常荒谬的”。他表示，清明节根本的人文意义在于对个体的关怀，只有切实落实到个人心灵的层面，才是传承传统文化的目的所在。

对于近两年的国学热、各地哄起的祭孔和寻祖热潮，专家学者表示是新的文化恶搞，除了跟风炒作，最重要的还是利益的角逐，其本身的精神实质早已丧失殆尽。朱大可表示，大规模的公祭活动是“经济与政治的亲密联盟，而文化虽然被打扮得楚楚动人，却永远只是一个受利用和奴役的婢妾”。裴钰说：“‘国学’这个概念早就被民国学术界废除了，今天哪来的‘国学班’？因此，我引用西方学界的‘阐释学黑手党’概念，来评价这些伪文化的制造者。”

F. 如何提高自己的文化底蕴

底蕴是什么？底蕴就是你自己的底气，当你拥有足够的自信时，自然就有了底蕴。那么自信又从何而来呢？需要你自己去培养。

1、多读书：一本书，能教会人很多东西。无论它是属于哪一方面的，只要你读了，就肯定会停留在你的脑海里。也许你不一定会记得，但请相信：每一个文字都有它自己的作用，不知在某个时候，可能就会在你的脑海中涌现出来。人们常说：“腹有诗书气自华。”想成为一个有底蕴的人，首先你就要读很多的书来丰富自己。人都是赤裸裸的来到这个世上，我们对世间的一切都一无所知，都是通过不断去学习才不断深入这个社会。而所谓的底蕴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慢慢培养出来的，它通过不断的学习从而使你慢慢成长。多出去走走就是很好的一个办法，既能开阔自己的视野，看到更多新鲜的事物，让自己的血液跟着流淌起来。其次在旅途过程中，抛开那些烦恼的东西，忘掉那些闹心的杂乱。有时候放开一些东西更能让自己神清气爽，整个人更加充满活力。

提升底蕴的方法有很多，我在这里说的只是粗略概述，希望对大家有稍稍的帮助。

G. 当代青年应如何培养文化自信

当代青年培养文化自信：

一方面我们要认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是发展和繁荣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坚实根基。

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建设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实现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机统一。

只有这样，才能引导和推动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的归属感、认同感、尊严感、荣誉感，发展和繁荣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真正民族的、大众的、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文化支持和价值动力。

(7)如何走出自己的文化符号扩展阅读：

铸就和培养文化自信不能仅仅停留在号召上，更需要付之于科学的战略规划和制度创新。

坚守对自己文化的认同感，认同本民族文化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具有深刻意义。新加坡从一个资源贫乏的落后小国崛起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加坡人民对民族文化的认同。

文化自信来源于本民族所创造出来的能够对世界文化产生深刻影响力的优秀成果，这就要求文化发展过程中要始终保持敏锐的创新思维。

例如，好莱坞电影已经成为美国电影文化的符号，几乎所有的好莱坞电影都不遗余力地讲述“美国梦”的故事，这就潜移默化地宣扬了美国的价值观，并且在对外传播中对青年人的价值观产生影响。

不得不承认，美国的经验值得借鉴。我们要用生动的故事和产品彰显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展现中国的主流价值。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种文化相互激荡、碰撞，我们既不能盲目自大，又不能妄自菲薄。只有了解国内外文化发展的差距，了解他国文化软实力对我国文化市场的影响，准确给自己定位，才能从容应对国际文化市场带来的挑战，从而更好地改善我们的文化市场环境。

H. 中国传统文化将如何走出去

中华传统文化走出去应当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在传播内容上，先术后理，首器次道。海外异域，国情民情迥然不同，文化传统差异巨大。在国内叫得好、叫得响的作品、项目，在国外不一定叫得好、叫得响；反之亦然。想当然把国内的做法，运用到国际上传播，很可能适得其反。比如说，在国内传播传统文化，我们一般是先从理论上讲其重要意义，解决认识问题，然后再着手贯彻实施具体项目。而在他国，相关背景缺乏，文化圈差异带来的理念截然相异，对我了解有深有浅，感情有好有差，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不一，认知不等于认同，因此或许正好相反：先实施具体的文化项目。如此说来，我们应尊重差异，不强求对方点赞苟同。特别是，不纠缠于文化观念“形上”的是是非非，而在文化的实证和器物层面上多下工夫，先让对方感性了解，然后激起其主动的思考、理性的好奇、热情的学习。
《意见》恰恰体现了这一原则。在例举的中华传统文化代表性项目中，大部分具有“普世”的实用价值。有谁能拒绝一个健康身心的需要呢？像我们包含神奇针灸、丰富多彩的医药，色、香、味俱全的烹饪饮食，养生技击一体的武术健身等，颐养了生生不息的中华民族，对其他国度的人民亦大有补益。像园林、戏曲、民乐、书法、国画等传统文化艺术，千百年来熏染陶冶出来的精神产品结晶，情感色彩浓厚，如音乐被称为“无国界的语言”，自然也能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获得愉悦、感受魅力”。中华典籍、中国文物闻名于世，更能激起世人探寻文明根源的惊奇。不同文明的交融，一定是先在物质的、感性的表层上相互接触，然后慢慢深入至神经和骨髓上去。在此基础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放下各自的矜持或傲慢，大家平等坐下来一起研究，然后进行深度的合作才有可能，我们所说的汉学交流、智库合作、图书出版，也有可能进一步地展开和扩大。
第二，在传播方式上，途径不一，模式多样。任何文明、文化传播，都要借助一定的载体、手段。古代受地理和技术条件限制，各个不同文明板块来往有限。近代以来，科学技术大踏步提高，国家和民族交流逐渐多了起来，但文明主体的互动染上了大规模殖民和战争的色彩。世纪之交，互联网等新技术、新媒体的出现，正在把人类居住的这个星球变成一个信息瞬间传递、扩散的“村落”，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中华文化传播格局”具有了现实的可能性。
2017年1月19日，在中国实学研究会、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领导干部学国学促进会主办，26国学网承办的“国学孔院行”启动仪式上，有专家就提出：应结合当地政府和学校的有关文化项目，契入进去，丰富其内容，使活动的单向展开变成一种双方的需求。我们理解，《意见》提出的“充分运用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来助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个是我们有较大主动性的文化中介机构或人员：比如说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孔子学院，还有华侨华人、各方面出境人员，我驻外机构、中资企业、遍布世界各地的中餐馆；一个是双方合作开展的活动项目，比如说文化节展、文物展览、博览会、书展、电影节、体育活动、旅游推介和各类品牌活动（这些活动有时我们也可以作为主动的一方）；一个是对方主办的各项文化活动，如果有可能我们也可以考虑参与进去。这样看来，只要积极性调动起来，并给予适当政策鼓励甚至资助扶持，机会还是很多的。与某些西方国家文化渗透的图谋不同，我们不是去故意搞乱别的国家和人民，而是更多地从对方的角度着想，丰富其精神文化生活。《意见》提出要“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方式”，其中“大众传播”强调了文字（报纸、杂志、书籍）、电波（广播、电视）、电影、电子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和工具，受众庞杂；“群体传播”相对范围小，针对的是利益、观念、目标、关心等因素相互联结起来的集合体；“人际传播”专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交流，感官参与度高，可使用语言和大量的非语言符号（如表情、姿势、语气、语调）等等。
文化不只是抽象的观念，还和经济利益挂钩。20世纪70年代以来，人类开始进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智能生产力时期，文化除了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教化功能外，出现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现象。过去是卖产品（成本+利润），现在是卖品牌、卖文化、卖价值观。文化产业已成为全球成长最快、利润最大产业之一。但是，不要说同欧美发达国家比较，就是和日韩相比，我们在世界文化市场的份额也是很低的——这与文明古国的历史地位、第二大经济体的现实很不相称。新世纪伊始，我国的文化产业年年攀升，潜力巨大。为此，要充分运用我们的经济对外贸易、“企业走出去”前期奠定的基础，配合国家制定的经济开放新格局（如“一带一路”），扩大人文交流，尤其注重“发展对外文化贸易，让更多体现中华文化特色、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文化产品走向国际市场”，使得双方受益、多方获利。
“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与交流新模式”究竟是什么？恐怕一下子也很难讲清楚，双方都能接受的模式，需要在实践中磨合、探索。本土化、世俗化本来就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要互通有无、友好协商，切忌自以为是、单向流动。在传播我方文化活动、文化理念的同时，还应注意发掘和汲取所在国的文化精髓。传播、交流实质是不同文明的对话。换个角度、换个方位看自身，对我们在今天从形式到内容上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而言，也是一个外来的比对“刺激”因素。当一种文化具有全球性影响和眼光时，对比使它能够回到对自身的反思和自觉中。
第三，在传播目标上，虚实结合，互利共赢。所谓“实”，就是让交流的双方能够受益得利；所谓“虚”，就是《意见》指出的“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这是我们单向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它同时也意味着我们向对方的好故事、好声音、好特色、好形象的学习。
“故事”在传播交流中最富有亲和力、感染力。来自于生产生活的故事，富有人情味，传达的信息可看可听，大家都乐于接受。如果上升到理论的层面，那就要能作出“打通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汇聚和表征中国的努力、思考和期望，提炼出中国方案、中国智慧。这有利于我们尽快摆脱“国大声弱”的困局，构建对外话语体系，使我们不仅身置国际舞台中心地带，还能在舞台中心发出强音。

I. 为什么每个人心中，皆有一座“心迷宫”

其实每个人心中都多多少少会对自己的内心产生迷茫，就像一座迷宫，不知道如何走出。有时候我们自己做出了一些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并不能代表你内心的真实想法。有些决定，我们是在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下做出的，很多时候并不能反映我们真正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做完某些决定之后会后悔，会懊恼。毕竟这些决定并不是他们的最想要的，所以每个人都会多多少少存在这样一座“心迷宫”。

“心迷宫”因为人的存在而存在，因为人的思考而存在。所以每个人都会有这样一座“心迷宫”，影响着人的思考，影响人做的决定。如果想要走出迷宫，那就要整理好自己的思绪，理清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反复问自己，这个决定做的值吗？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吗？只有这样才能很好地走出“心迷宫”，或者说不被“心迷宫”所影响。

J. 中国文化为什么要走出去怎样走出去

近些年来，“走出去”成了各行各业十分热衷的一个关键词，几乎成了中国走向世界的问候语，乃至誓言。中国文化“走出去”更是一个不断升温的热词。政府与相关机构和企业建立了不少平台，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包括财力和人力，自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虽说一向不喜欢GDP的我，很难相信正式公布的一些统计数据，如我所从事的出版业的国际版权贸易已然实现顺差，输出版权数超过了引进数，但对“走出去”的风生水起却能感同身受，只是对尚存的问题总也耿耿于心。我很乐意就中国文化“走出去”问题作一粗浅检讨，以求教于方家。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什么？
中国文化作为唯一绵延不断达5000余年的一种文明的载体，至少近2000年间一直参与世界各文明间的互动与对话，见证了多少文明的兴盛衰亡。尤其中世纪以降，中国哲学、思想、审美方式、价值观等对近代世界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法国比较文学大家艾田蒲两卷本《中国之欧洲》、美国史学巨匠唐纳德·拉赫穷毕生之力完成的三部九卷本《欧洲形成中的亚洲》，以大量第一手资料证明，中国文化不仅促发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至启蒙时代更成了西方崇拜的偶像，“中国几乎成为西方文化向往的乌托邦”。尽管中国文化在“形成”近现代欧洲进程中的作用，理性地说，或多或少源自西方对中国文化的误读，我们仍可以说，没有中华文明，便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欧洲及其新生儿美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广义的西方世界。中华文明的诸多元素，乃至价值观，今天仍然活在西方文明的许多精彩章节里。
如此辉煌而绵延不绝的文明，为何到了今天却面临“走出去”的诉求？甚至困境。是什么、什么时候渐渐将中国文化排斥在了世界文化之外，而令其生息在独异的苑囿里，以致在全球化的今天，当我们要面对世界的时候，却发现前面还横列着一道“走出去”的鸿沟？除了日本文化学家冈仓天心在《茶之书》中指出的中国文化遭遇的元、清两次劫难，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以我的学识和心力，无法作进一步的深究。只好将我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为什么”的追问引回到肤浅一些的第二个层面：中国文化为什么要“走出去”？
首先，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为了和谐相处、共谋幸福，我们需要彼此理解、相互尊重；这种理解和尊重的前提就是对其他文化的了解和熟悉。
其次，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其文化注重平衡与和谐，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已然成为全球经济共同体重要一员。如何与其他文化的民族共生共存，不仅是中国的课题，也是世界的课题。
再次，一个屹立于世界的完整的中国形象，应该是一个经济、文化的复合体。不能只让世界惊叹我们坚硬的经济形象，文化的柔美魅力不仅可以淡化经济形象的硬度，更可赢得亲和力。
因此，窃以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的，应该是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和谐共处，“诗意地栖居”（海德格尔语）在这个叫做地球的星球上。
二、“走出去”的近期目的与基本前提，两个理念问题。
本想接下来罗列一些我所观察到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误区，唯恐不可避免实则不必刺激一些人、误伤人们善良的愿望，便换个角度，就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近期目的和基本前提这两个理念问题作点强调。
如果说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终极目的，是与世界其他文化和谐共处，那我们的近期目的是什么呢？
这是个相对敏感但十分关键的理念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果甚至成败。颇具争议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事件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今年早春，在被称为“世界十字路口”的纽约时报广场，59名影视明星、科学家等所谓成功人士出演的中国国家形象片“人物篇”，滚动播出20天，对过往行人进行了8000余次高密度视觉轰炸，令世界惊讶。这每集30秒“宣传”了59个人物的国家形象片，因没能传达人物具体的正面信息，更谈不上“传播”明确的中国价值，虽耗资达450亿，从接受的角度而言，可谓收效甚微。外国人说：“除了展现出中国丰富的人群和他们的成就外，我不太清楚它们想传达什么样的信息……没有彰显出中国充满活力的国家形象。”
更有甚者，有外国人认为，形象片聚焦有钱的精英人士，在中国崛起令世界不适应甚至恐惧的当下，是选择错误，因为“中国光鲜的这一面，外国人都已经知道了”。他们说：“外国人最喜欢的，是能够表现中国艺术、音乐、文化的人，他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关于中国生活的乐趣，很多外国人不是太了解，所以你越是强调中国政府的实力，越不能改变他们的想法。”因此，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近期目的，应该是传递具有亲和力的中国文化形象，而不要急于凸显强大的国家形象。
其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提是什么？
撇开文化间局部的交流不谈，近代世界推动文化流动的不外乎两个众所周知的因素，一是以战争为极端手段的殖民化，一是经济。到了全球化时代，恐怕只剩下经济这一个推手了，所谓“文化跟着经济走”。因此，在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的当今世界，经济发达程度是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前提。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当前，世界各地躁动着一股中国文化热、汉语热，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要找关系才能学上汉语的情况。其间虽不乏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者，但大多是冲着中国这个逐渐成熟且愿意和世界做生意的“大市场”的。我们始终不应忘记，眼下的中国文化热，背后是生意诉求，是由经济利益决定的。当然，可以期望的是，实现着经济诉求的外国人，在与中国做生意的过程中，或之后，会真的爱上中国文化。
三、中国文化如何“走出去”？
基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短期和长远目的，我们当前主要应立足于增进世界对中国文化的了解、理解和接受，扩大中国文化的亲和力与影响力；同时，不应忘记经济因素在此过程中所具有的特别重要的作用，以及我们面临的形势，也就是目前的中外文化交流现实。因此，我们在规划、设计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时候，应该立足实际、立足当下，着眼长远，分阶段推进。就此提几点建议：
第一，确立“走出去”主体。要区分政府、相关机构、企业之间的角色定位和作用，要明白哪些事情必须政府承担，哪些政府不宜亲自操作，否则会事与愿违；哪些应该发动企业去做，哪些又不应由企业承担。应该承认，中国文化“走出去”目前的实际运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大多与实施“走出去”工程的主体角色定位错位有关。政府作用过于彰显。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学学“王权不彰”；要做到，虽不处处露面，但影响力无所不在。因此，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做好切实的规划，制定有效的政策，甚至管理法规，研究并培育出“走出去”工程与市场接轨的机制，让企业、相关机构成为“走出去”的行为主体。
第二，整合“走出去”平台。政府现有文化“走出去”平台过于分散，单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和新闻出版总署针对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就有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国文化着作翻译出版工程等。有必要对全国支持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平台进行分类整合，以取得统筹安排、集中发力的效果，同时减少运作成本。根据我国政府需求和现实情况，对政府运作的现有平台，可保留并一定程度上参照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等成功经验，改造孔子学院，使之成为中国政府总体对外文化交流和汉语推广平台，一定程度上代表官方意志，同时引入企业参与，帮助世界改善对中国的印象，提高企业的海外形象和品牌知名度；现有图书版权输出支持平台，整合成“（翻）译中国”工程。对于涉及美术、音乐等艺术的，可整合出一个平台，用一个综合性强、知名度高的形象或名称命名，如敦煌艺术基金会。时机成熟时，政府主导的这部分工作亦可划归孔子学院。
第三，改进“走出去”策略。要想中国文化“走出去”取得良好的效果，就要在研究自身诉求与国外接受的前提下，改进工作策略。主要是要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意识形态与生活价值的关系。在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过程中，尤其初期，要侧重中国当代生活，以便于西方接受的方式展现中国人生活方式所反映出的价值和习惯，淡化意识形态诉求，这并不是迎合西方，而是见客做菜。
二是传统和当代的关系。5000年的中华文明里，承载着大量对外国人来说具有吸引力的传统价值和审美元素。这些元素成了中国的符号。对其中一些具有文化基因意义的符号，要利用好，不断向世界多方位、立体而直观地介绍和强化，在认知的基础上形成认可、认同，然后不断引入当代元素。换言之，就是以传统文化吸引外国人，再以当代文化渗透之，让外国人不知不觉中消除对当代中国的抵触，认同当代中国。
三是“说”与“做”的关系。中国文化“走出去”，不仅要做好向世界介绍的“说”，还要与倡导中国人在海外要有良好的言行举止，甚至与反腐败教育结合起来。在国外工作、学习、出差、旅游、度假的中国人，是外国人接触到的中国文化最真切、最鲜活的载体，他们的“做”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做”的另一个层面，就是要大力实施环境整治工程，切实强化“中国制造”的诚信，恢复中国文化“天人合一”“诚信为本”的魅力。
四是“我”与“他”的关系。中国文化“走出去”，当然要以我为主，但绝不可忽视作为“他者”的外国人的作用。以《大趋势》闻名于世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应邀写作了《中国大趋势》，向世界解释中国，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我们应该邀请这样一些对中国、中国文化怀有同情，有一定号召力的国际学者、作家，来中国居住、考察、研究，来写中国，表现中国。他们说的，西方更容易接受。我在TED网上看过一个题为《理解中国的崛起》的讲座，主讲人是英国作家、《当中国统治世界：西方世界的终结与新全球秩序的诞生》的作者马丁·雅克。雅克在讲座里告诫西方人不要用西方的眼睛看中国，要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现实。记得他提供了三个“理解”点：中国不是民族—国家，而是文明—国家；中国的种族观念，完全不同于西方；中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完全不同于西方。这些讲道理式的娓娓开导，西方人听得进。这是我们重要的资源，应引起高度的关注。
第四，重视流行文化的作用。流行文化具有最广泛的受众，一些好的中国文化符号和元素，如能与流行文化艺术地结合，将会很好地促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美国在这方面树立了榜样，我们应该就此进行专门研究。
第五，要发挥中国饮食，尤其是遍布世界各地的中餐馆的作用，要像美国在全球大力推行“麦当劳”那样，重视中餐馆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