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文化如何形成

‘壹’ 游民的性格特征

王学泰在《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是这样描述游民性格的：“游民与匍匐在角色规定下的‘四民’（注：传
游民社会中的士、农、工、商）不同，他们脱离了主流社会，失去了自己的角色位置。许多游民无妻无子，没有为人夫、为人父的职责，没有宗亲故旧的监督，也就不必顾及面子，更不会有耻辱的感觉。他们是没有根柢，随着时势浮沉游荡的一群；他们没有地位，失去了社会的尊重。因此，他们是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的，也不必考虑角色位置为人们所作的种种规定……他们极端重视眼前利益，不太顾及离现实较远的后果。他们很少文化教养，也就没有了文饰的习惯。 一些社会舆论所不容，被通行道德所鄙视的行为，他们常常不以为非，而且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也很少有固定的是非观念；一些士大夫甚至普通人都要掩饰的观念和性格，在游民看来没有掩饰的必要……而是赤裸裸地表现出中国文化传统的阴暗面。

‘贰’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介绍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游民、 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游民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习惯作用，也因通俗文艺的流传而深入到了各个阶层，本书阐述深刻，可读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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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作者：王学泰

豆瓣评分：8.5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出版年份：2007-7

页数：750

内容简介：

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也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顶“好汉”的帽子。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是游民劫掠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本书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游民、游民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学的密切关系，游民文化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于通俗文学的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习惯作用，也因通俗文艺的流传而深入到了各个阶层，本书阐述深刻，可读性强。

作者简介：

王学泰，原籍山西清源（现名“清徐），1942年底生于北京。1964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1988年转到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研究室从事研究工作。比较关注文学史与文化史的交叉研究。2003年退休前任文学研究所古代室研究员，后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主要着作：《中国人的饮食世界》、《中国游民》、《华夏饮食文化》、《幽默中的人事百态》、《中国人的幽默》等；学术随笔集《燕谈集》、《多梦楼随笔》、《偷闲杂说》等；整理了《杜工部集》、《唐诗评选》，与傅璇琮、许逸民等人主编了《中国诗学大词典》。

‘肆’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的内容简介

内容简介 江湖是游民生活的空间，也是干犯法纪、为非作歹的渊薮，凡是敢于与主流社会对抗的秘密组织成员、打家劫舍的绿林豪强、闯荡江湖的各类人士，乃至称霸一方、为人所惧的痞棍，都会被畏惧者恭送一项“好汉”的帽子。逼上梁山是“造反有理”的过程与归宿。不义之财，取之何碍，是游民动惊生涯中的一个重要的“理论”，总的说来，它仍是“强盗逻辑”。

‘伍’ 结合文学作品谈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的影响

据我考察，中国民间思想跟文人士大夫的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只是有点粗细、文野之分罢了。我觉得跟宗法社会的思想有点差别的反而是脱离了宗法社会的游民文化，这些游民文化不是根据什么理论创造出来的，是根据其生活经历和生活状态自发产生的。这种想法不能称其为理论，但是表现了一种情绪和心态，这种情绪和心态反映在通俗文学，比如说《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中，即使经过传统文人的修饰和改编，但是其与主流社会不同之处仍然十分突出。比如说《水浒传》用故事形象展示“造反有理”的说法，这是主流社会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水浒传》中的独特的思想意识，展现在其所创造的一些话语之中，这些话语看来是个简单的词，实际上，它也负载着一定的思想意识在影响着受众。如“替天行道”这个词是“水浒”中独创的，以前没有。《太平经》里讲“天行道”、“王者行道”之类的概念，从而成为道教传统。朱元璋夺取天下，因为出身比较低下，他在自己尊号上加了一个“开天行道”，表明自己无所依傍。从来没有讲替天行道的，这是“水浒”故事一大创造。替天行道就把主动性放在造反者手中。它是临界性的，进可以造反夺取天下，退可以辅佐帝王、支持帝王，帮助帝王行道。“替天行道”概念应该说是《水浒传》告诉老百姓的，是它交给下层社会的人们反抗统治者时可资利用的武器。后来底层人起来造反，“替天行道”成为他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旗号。《水浒传》《三国志演义》创造了一系列词汇，如“桃园三结义”、“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义气”、“逼上梁山”、“聚义”、“仗义疏财”等等。思想更多的是通过语汇、话语告诉老百姓的。一个词汇深入到老百姓内心，就成为了很丰富的概念，它连带着感情、追求，甚至还有一些思想。所以说后来只要是造反者，《水浒传》、“三国”都给他们许多支持，给他们以勇气，告诉他们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辩解、如何争取更多的人支持；教给他们斗争的策略（包括政治与军事的）等等。应该说中国的通俗文学作品对后来的社会运动发展起了很大的影响。

另外戏曲和曲艺的影响更大。阿Q连个圈都画不圆，但是他会唱《龙虎斗》这个戏。这个故事讲赵匡胤和他结拜兄弟郑子明等是怎么夺取天下的。虽然说赵匡胤是游民证据不那么充足，但是他毕竟不是一个安稳的宗法人。后来的说书者和剧作家把他的成长发迹编成了一系列的故事，这些故事很接近于游民的生活，非常受下层民众欢迎，连阿Q这样的人也会唱。

清代有一个史学家叫钱大昕（《明史》的主修者），就说，小说教远远要比三教（儒释道）更能影响民众。

雷 天：您在分析游民群体性格时，曾列举了游民的几种群体性格：其中有一种是“赤裸裸的残暴与野蛮”。不过，在您的书中比较能体现这个论断的一个是《水浒》中的残暴描写；另一个是游民造反时的残忍表现。但即便是《水浒》武松杀潘金莲那么残忍的一段情节，也是写了武松先找官府，官府不理，然后召集左右乡邻开了公审大会才处决潘金莲，这里面是不是传统伦理道德对游民的行事还有个约束机制？另外，就是因为《水浒》、“三国”对古代的秘密会社影响很深，黑社会，以前也会讲忠义，但根据《中国新闻周刊》以及一些媒体的报道，现在中国也存在黑社会性质的团伙，且手段更加残忍，以您的研究经验，现在的黑社会与以往有何不同？

王学泰：应该说游民的残暴不是与生俱来的，中国古代的刑罚都是非常残酷的。古代刑罚和今天的刑罚有本质不同，现在除了最重刑罚剥夺生命外，其他的刑罚主要限制犯人活动的自由，这是现代刑罚处分的基本思想。但是古代的刑罚基本上都是身体刑，很少有监狱长期关押犯人的。身体刑就是弄残犯人的身体，死刑也非常残酷。这种残酷的文化教育了底层的老百姓，底层老百姓反抗时同样也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残酷文化影响了整个社会，连骂人的话中也有“杀千刀的”等。残酷正是在这种氛围下养成的，不能说游民是特别残酷。因为他们反抗的机会多，表现出来的机会也多，所以给人们留下游民特别残暴的印象。

现代的黑社会和古代游民组织有很大差别。因为古代游民的组织毕竟经过了数百年的组织规范，受通俗文化的影响较深刻。另外，古代游民社会背景还是宗法社会，他们也来自宗法社会。我们说他们脱离了宗法社会，这是从其总的倾向来说的。具体到每个人不可能完全斩断与宗法社会的精神联系，纯之又纯的游民是不存在的。宗法社会中的某些观念还会有作用，比如“忠”的观念，游民还会有，但往往不是忠于皇帝，而是要忠于组织、忠于组织中的“大哥”。像天地会是明显反清的，他们的宗旨就是反清复明。但“忠”的观念还是从儒家借鉴来的。

游民文化最重的还是义气，义气有明显的帮派性。“义”是歧义最多的传统道德观念，对这个字不同学派有不同的理解。儒家讲的义和利是分开的，但是游民讲的义气就是利。所谓“义气”本质上就是给钱。宋江初见李逵，给他二十两银子，李逵就觉得宋大哥义气冲天。义气在游民中影响是非常大的，大多都能遵守。

现在的涉黑团伙，其思想和组织形式还是原始的，从武侠小说中学来的一些皮毛，这些观念也不一定能够深入每个帮众的心，他们主要还是追求自己眼前的利益。要对这些涉黑团伙进行打击，制止这种倾向。

‘陆’ 《水浒传》的江湖游民文化

一、游民知识分子 作为文学形象来看，吴用塑造得不是很成功的，但这个形象在梁山泊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其所蕴含的社会内容也极丰富，还是应该做深入分析的。 吴用的身份当属于游民知识分子，宋江文化水平并不逊于吴用，甚至高于吴用，但前面分析宋江并未说他是游民知识分子，因为宋江有稳定的职业和相当财富。因此只能按照宋江的职业——吏胥来确定其身份，视之为社会边缘人。而吴用确是游民知识分子，拙作《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中说，学而优则仕，这就是古人读书的目的，读书人而且奔走于出仕的路途上，不管他是否做了官，都被视为是“士”。“游民知识分子则大多绝了出仕做官的愿望，不在这条路上奔走了。他们靠被文人士大夫所不齿的职业或手段去谋生”，他们不是“士”了。另外“游民知识分子比一般游民更具有‘游’的特点，也就是说，他们的流动性更大”，而且“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是溷迹社会下层的，并与游民有着较密切的联系，成为游民的首领，或者是游民的意识、理想和情绪的表达者”。这类人物在宋代（特别是在南宋）开始大批地出现。吴用是符合这个标准的。

‘柒’ 为什么要研究古代百姓生活

基于简笔画视角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图景

————读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有感

史伟锋

说起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道统，并不是我们所想当然的是铁板一块，而是一张漏洞百出的铁板和一盘散沙并存，并且，这盘散沙有时会力大无比，掀起巨浪，将铁板打翻。

这种局面是源自于主流社会——宗法社会，以及脱离了宗法体系的游民社会。二者并存，一明一暗，或半明半暗，偶尔局部合作，整体永远斗争。

1. 宗法社会

从西周至近代，三千余年的宗法社会，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西周至战国未年。这一阶段基本上是家国同构的，即家与国两个组织是一体的：宗子（嫡长子）与国主一体，宗法网络与行政系统一体。周天子既是姬姓的大宗宗子，也是天下的共主。周天子把小宗分封为诸侯，诸侯在其受封之地立国，又是该国的大宗，如此等等一直延伸至大夫，自由民。

第二，秦汉至李唐五代。这一阶段宗法家庭结构与行政系统脱离。豪门强宗的地主庄园庇荫又役使同宗和异姓小农，国家行政力量只能作用于无豪门强族可依附的小门小户，从而便行成了皇权专制国家与地主豪强争夺对农民的统治权的局面。

第三，两宋至近代。这一阶段是家庭宗法制度，同一个宗族的人们聚居生活在一起，从有一定地位的人中选出族长来管理宗族事务。此阶段国家的行政管理与宗法共同维系这个乡土社会。

从概念的实际含义上讲，第一阶段才是真正的封建社会，第二，第三阶段我们应称之什么社会呢？王学泰先生称之皇权专制社会。

1.1宗法社会的特点：等级，秩序。所以，宗法社会的人一般分为下列等级身份：

皇帝（平天下）

诸侯（治国）

士大夫（齐家）

四民（士（小吏）、农、工、商）

宗法社会中每个人都是宗法网络中的一个点。前三个等级是统治阶级，四民等级是被统治阶级。在社会稳定时期，即使四民等级也大多有安定的生活，固定的居处，稳定的收入。统治者把他们视为社会的柱石，因而，又称之为“石民”。

1.2宗法社会的秩序：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为了确保一个人立世为人的价值链的顺利实现，即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宗法社会的意识形态：儒家思想。

2. 游民社会

2.1什么是游民？

平常人们所说的“无业游民”就不太准确。因为“无业”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游民。纵论古今，凭借其资产或特权而食利的人就不少。

儒家认为周代实行的是井田制。“田有常制，民有定居，各安其业”，这时是没有游民的。先秦法家则只承认耕战的作用，认为只有务农和从军才是根本，老百姓以其他事情谋生都是“游食”，即是游民。到了战国时代，“末作文巧”已经很难禁了。自汉武帝刘彻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历代所实行的都是“外儒内法”，把不务农的人群视为游食或游民的看法几乎支配了整个皇权专制社会的主导舆论，直到明太祖朱元璋时还说：“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清代统治者是把游民与莠民中的游手、无赖、地痞、流氓一律看待的，并且在在造户口册时把他们打入另册，并加以监督管制。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府对“游民”的理解是指从事不正当职业的人群。建国初期所施行的“游民改造”工作，其对象就是从事“乞讨、诈骗、偷窃、抢劫、聚赌”等活动的人群。

王学泰先生对于游民的观点是从人们在其所处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出发的，而不是从他们的思想倾向、道德品质、或生活来源、生活状况以及与某种职业的关系来确定其身份的。他指出，“游民”是指一切脱离了当时社会秩序（宗法秩序）的人们，其重要特点就在于“游离”。

游民与农民不同。“四民”中的农民或农奴虽遭受役使剥削，但依然是宗法体系中的一员，受其庇荫，并且认可宗法制度。

游民与流民不同。流民是在大灾荒之年离开故土成为“流动”状态的人们。他们少则成百上千，多则数万人，在“渠魁”、“渠帅”带领下就食于富庶地区。整个过程中，许多人是整个宗族作大规模迁移，他们并没有脱离宗法秩序，只是举族换一个地方，或者来年还要再回故土罢了。

不过，流民是社会动乱的主力军。所以，处置流民是每朝每代的重大的政治问题。

2.2 游民社会的形成

游民作为阶层形成于宋代，游民成为“文化问题”也始于宋代。

我们知道，历朝历代都有脱序分子，即游民，而游民又是旋生旋灭的。到了宋代，由于宋代的社会性质和特点的原因，游民形成了群体阶层。

历来唐宋并称，实际上唐代与宋代有很大区别的。在文化气质和社会结构上可以说是天差地别的。

2.2.1唐宋的文化气质差异

唐代的文化气质从内容到形式会让人感受到一种令人仰望的“贵族精神”。无论是盛唐诗歌、文人狂草、还是金碧山水、龙门石雕，这些都带有一点后人的不可企及性。例如，“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宋代的文化气质是“世俗化，文人气”的。它们虽然与我们更切近了，但也失去了我们的崇仰。例如，“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茅檐常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而到了元代，其文化特色就大体倾向“俗气，痞气”了。

为什么唐宋元的文化气质如此不同？社会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迁，文化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2.2.2 唐宋社会结构的变化

唐代的社会结构是日渐衰微的士族门阀阶层与通过科举制度成为统治集团新主流的庶族地主阶层二者共治的结构。旧士族注重经学传统，新地主豪门注重诗文创作。但是，唐末数十年的战乱，给这两类贵族以致命的打击。黄巢攻破长安时，“杀唐宗室无遗类”。官僚权贵多死于此难，以致韦庄《秦妇吟》中写道：“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尽踏公卿骨”。五代期间，持续数十年的战争又进一步扫荡了衣冠贵族。五代的兴起恰恰是为贵族闻人所不齿的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游民所致。这个时期的帝王将相本就是兵痞游民出身。例如，后梁开国皇帝朱温、后唐开国皇帝李存勖、后晋开国皇帝石敬唐、后汉开国皇帝刘知远、后周开国皇帝郭威。他们不仅摧毁了唐代文化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而且还造就了根本不懂文化为何物的一代统治者。他们所干的仅仅是野蛮地践踏，使唐代文化基本灭绝，甚至可以说是“靡有孑遗”，人们的文化素质急速下降。到了宋代，许多文化领域是从头开始的，它是在一个全新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文化。

宋代的开国皇帝赵匡胤也出身于游民家庭。五代十国期间大规模的剧烈的社会震荡和社会群体的垂直流动，打破了宋以前时期的人们的等级与身份相对固定的并带有制度化的倾向。这就造成了游民作为一个群体阶层出现的前提。宋代的社会结构则成为游民阶层形成的必要条件。

① 宋代田制、人口与社会结构的变化。

不同与以往的朝代新立，朝廷在名义上负有对无地农民授田的责任，宋王朝实行“田制不立，不抑兼并”政策。这样的政策造成了宋代土地流动加快了，失地农民大量出现。

两宋时代人口总体上是不断增长的。虽然有北宋灭亡、宋金战争、蒙古军队入侵屠城等社会大事件造成人口急剧减少至谷底的情况。

宋代人们对土地的依附减弱了，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对官府、对地主豪门的依附也大大松弛了。

② 宋代城市建构的变化

中国古代城市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由城堡发展起来的，如皇帝所在的京城（长安、洛阳）和战国时期大大小小诸侯国的都城——后来演变成州郡府县的治所之地。这些可视为政治城市。一类是在商贸集市、草市或交通枢纽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这些可以视为经济城市。

宋以前的城市是“城郭”制的，即城内有宫室、宗庙、官署，仓库等，城外有“郭”区，即大片的居民区和市区。城与郭中的“里”（后又称作“坊”）是城市居民的居住单位。大小约一平方里，四周有墙，中间有一条大道，两头设有里门，称之为“闾”，贵族官吏住闾右，平民百姓住闾左。《管子.八观篇》中谈到：“大城不可以不完，郭周不可以外通，里城不可以横通。” 打开里墙，在城市大道上开门称作“第”，这是有万户侯以上爵位的列侯才有此特权。到了夜里要实行宵禁，上锁各道里门。总之，宋之前的城市是凝固的、封闭的、坊市分离的。

到了宋代则是街巷制的城市。宋代城市是开放式布局，一般城市都铲除了坊墙，居民们可以面街而居，也可以临街设肆。民居与市场连成一片，商业交换繁荣，娱乐业兴旺，白天仿佛不够用了，夜市随之发展起来。

③ 宋代城市的畸形繁荣，市民社会最终未形成。

城市所交换商品严重依赖于朝廷的奢侈消费的采购，无助于推动生产力提升，社会进步。交易主体地位不平等、不自由、不独立，严重遭受代表官府利益的行会的控制。

2.2.3 两宋城市中的游民

宋代“街巷式”城市的发展，为那些失去了土地和脱离了宗法家族的游民进入城市，并且长久地生活下来提供了可能。在宋代城市中，不仅居住着大量临时性的“坊郭客户”，而且也有许多根本就没有户籍的编外的游民。南宋陆游在《老学庵笔记》里说：“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国初至兵兴，常有之，虽才尹不能绝也。” 描绘宋代汴京风俗们《清明上河图》中有七百七十多个人物，他们中可以被归纳到游民或接近游民的人物形象，就有船夫、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尚、尼姑、道士、江湖郎中、挑夫、轿夫、车夫、算命的先生、乞丐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2.2.4 两宋一种特殊的游民——军汉

① 唐宋兵制的不同

唐代实行的是府兵制。全国设立800个折冲府，每府里的中上等户出兵卒1000左右，当兵者免去对国家的赋税义务（即“租庸调”），但当兵无薪饷，随身武装要自备，农闲时在乡间习武，有战事时起兵赴前线。这种兵役制度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

宋代实行的是募兵制。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从游民中征募其军队的主力——禁军与部分厢军，

‘捌’ 跪求简评《水浒传》中的江湖游民文化。急啊！！！！！！！！！！！！！！！！！

首先，《水浒传》为后世的农民起义和骚乱、武装割据、土匪抢劫等一系列对抗政府的暴力反叛运动提供了根据和心理支撑点。他们可以头头是道地说这是逼上梁山，或者我是替天行道等等。十恶不赦的造反仿佛没什么了不起，‘造反’也成为许多不得意的人们不妨一试的事情。从此，“梁山泊”成为造反者膜拜的圣地，“宋大哥”也就成为江湖领袖的一种代称。

《水浒传》还通过江湖话语的创造影响受众。书中许多话语成为流行语，活跃在后世人们的口头，甚至成为人们认识社会和行为的指导。例如“好汉”这个词唐代就有，可是那时多指读书人，而《水浒传》中专指的是绿林英雄。这种词义被后世人们普遍接受。《水浒传》之后，人们便称那些勇武有力、敢于作奸犯科、又稍有点义气的人们为“好汉”。过去我们碰上劫道的，你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为好，现在就可称之为“好汉爷”了。又如拦路抢劫，入户偷盗，总觉得不是什么好事情。有了《水浒传》的智取生辰纲的故事，人们知道“不义之财，取之无碍”这个短语，而且在《水浒传》的语境中这句话是绝对正确的。凡劫人财者，无不以此为说。这“不义之财”是谁定的?反正由强取者定，实际上它就成为“强盗逻辑”。其他如“聚义”“江湖”“招安”“上梁山”“逼上梁山”“替天行道”“成瓮吃酒，大块吃肉”等等，它们既反映游民的思想意识，也表达了他们的向往。这些话语所负载的思想情绪播及到各个阶层，对无依无靠的游民影响最大，因为《水浒传》告诉他们的道理符合他们的生活体验。

《水浒传》中特别歌颂“聚义”，描写了与主流社会对抗的人们，在与相同命运的人结合起来之时所显示的力量。《水浒传》为游民的组织化构造了一套完整的操作和运行的规则，这与它建造的话语体系是相辅相成的。后来许多游民组织借鉴于《水浒传》，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的天地会最为明显。

天地会的建立及其性质学术界都有争论。但是它建立以后受到《水浒传》的影响则争论不大。加入天地会手续繁杂，其“入门诗”开头两句“桃园结义三炷香，有情有义是宋江”，就可看出其受到《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影响。天地会有严密的组织结构和细密的组织规则，如天地会的内外八堂的建构都是借鉴于《水浒传》的。《水浒传》中游民懂得了江湖上同道的交往应该是有规则的，这就是被江湖上视为最高准则的“义气”。实际义气是游民的道德，义气正是由《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描写而登上江湖殿堂的，从此深入江湖人的心，甚至极大地影响了其他阶层的人们。为了义气不怕两肋插刀，“江湖义气第一桩”这种游民的通俗道德观念如此深入人心，应该是《水浒传》和《三国演义》的功劳。《水浒传》创造了江湖话语，这些话语活跃在人们的口头，被江湖人所接受，并成为江湖人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或基础。

《水浒传》中的江湖是丰富而生动的，在其受众中有极广泛的影响。鲁迅所说的我们的社会有“水浒气”“三国气”，这固然是由多种原因所造成的社会存在，但不能否认《水浒传》的广泛传播也是其原因之一。清代学者钱大昕在《正俗》中说，“三教之外，还有一教”，那就是“小说教”。极言小说对于民众思想影响之大。现在也是如此。因此通俗艺术的作家们更应有社会责任感，更要慎重。令人遗憾的是，现在一些通俗艺术的创作者历史观念和思想观念甚至是落后于古代的江湖艺人，把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产生的作品搬上银幕、屏幕，把它们播散到更广泛的民众中去，其结果可想而知。

‘玖’ 水浒传游民文化的载体是什么

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