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书法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

① 魏晋时期书法地位和影响

导语：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书法历史长河中最具代表性的时期，虽然只经历了前后共370年（魏晋时期（220年—420年），南北朝（420年—589年）是南朝和北朝的统称），但他却是中国书法史的绝对辉煌时期，有着不可替代的文化艺术地位，同时也是对中国书法艺术发展最具贡献的时代。

魏晋南北朝时的书法发展可以说是书法史的一个巅峰时期，这个时代不同于任何一个古代时期，不但书法艺术发展迅速，而且，文学方面也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时期出现的书法大家如张芝、崔瑗、钟繇、卫夫人，王羲之、王献之等人，他们对整个古代书法的大发展都有着重要的艺术贡献。他们至今保留下来的作品，无论碑帖，还是墨迹的描摹，都对后世学习魏晋书法以及书法体势的创新等领域提供了强大的文化保障。也是后世历代书法大家学习书法的重要资料，尤其是唐朝时期的很多书法大家，都是在魏晋南北朝书法风格和笔法中学习而来，继而成就了唐代书法的另一个盛世。

所以说，注重魏晋书学是书法学习者应该重视的问题，而不是觉得哪一个书法家的字整齐漂亮就去学，这就过于庸俗了。

② 为何晋唐的书法家很有造诣晋唐两朝的书法好在哪里

其实想要写好一手毛笔字的话，必须要有比较好体魄，这样握起笔来才能够更加有力量，才能够写出更有劲道、霸气的字。之所以晋唐的书法家能够写出一手好字，其实和当时的社会风气有一定的联系。那时候他们是比较崇尚武的，很多书法家都是出生于武人家族，所以握笔有利，自然就写出好字。他们的书法当时的一大特色就是飘逸并且刚劲有力。

因为在宋朝之后，文官和武官是分开来的，这就使得很多书法家写出来的字相对于晋唐时期就秀气了一些，没有了刚劲硬朗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晋唐时期那些书法家能够有如此造诣，写出来的书法能够这么有风格的原因。这对于我们后世来说其实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③ 书法在中国历史政治文化中的影响与作用

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是交流思想的工具。文字的产生是社会进入文明时期的重要标志。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甲骨文是先秦时期的文字，为了记载史实，把长篇文字用刀刻在甲骨上，保存下来。许多文字刻在一片甲骨上，大大小小，错落有致，不仅能看出并理解文字表达的意思，也能看出文字的排列组合之美，此即为书法艺术的萌芽阶段。书法艺术是将书写放入了审美范畴，不仅仅局限于文字的实用性，更追求书写的美观度。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金文即为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较之于甲骨文的纤细，金文稍粗，古朴，有金石气。后来又产生了石鼓文。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世称“石刻之祖”。文字多了，有了较一致的造字原则和风格，书写也更加讲究美观，逐渐形成大篆体。秦朝时期，秦始皇统一文字，改进大篆体，统一为小篆体。后来，从篆体又发展出隶体，也得到秦始皇的肯定和赞赏，从而得到广泛地采用。
汉朝是隶书大盛的时代，更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关键性的一代。汉代四百多年间社会稳定繁荣，文化艺术得到空前发展，于是两汉时期成为了书法史上继往开来的关键时期，朝着使用简便、字体美观方面发展，书体流派纷呈、风格多样。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成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到了三国时期则是隶楷并存。魏晋时期楷、行、草三书盛行，奠定了现代书体的格局。晋代后书法理论发展起来，推动了书法艺术水平的提高。
被称为书圣的王羲之是魏晋时期书家的代表人物。王羲之完善了楷、行、草的今体书法，被历代奉为楷书的楷模，“天下第一行书”。他的代表作有楷书《黄庭经》、行书《兰亭序》、草书《十七帖》等。王羲之的书法在当时便为人所珍爱。《晋书·王羲之传》上载，某日王羲之在蕺山遇见一位老妪兜售六角扇，他在老妪的每把扇子上题了五个字，交代但言出自王羲之手笔，可得一百钱，老妪依言而行，一时众人竞相购之。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后来也成为了着名的书法家，与父齐名，史称为“二王”。
唐朝建立后，有一百多年的社会安定繁荣。唐太宗李世民爱好书法，对王羲之书法的推崇，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赞其书法是“尽善尽美”、“古今第一”。唐太宗以重金向民间收购王羲之的书法达三千六百幅，又设立了“书学”，成为科举考试中的科目之一。
唐代也是书法艺术得到空前发展的时期。当时的代表人物有欧阳询，以楷书见长，被誉为“翰墨之冠”，行、草体亦很有建树，他学习王羲之各种字体，创建出自己的艺术风格。其代表作以楷书《九成宫醴泉铭》、行书《梦奠帖》、《张翰帖》等最为着名。
到了中唐时期，书法的发展出现了高潮。以颜真卿和柳公权为代表的书法家开创了端庄丰满、遒劲雄伟的新局面。
颜真卿的书法被评为“纳古法于新意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他开创了一派新书风，被称为“颜体书风”。安史之乱中，颜氏家族有30多人被杀，他含泪为年少惨死的侄儿季明写了一篇《祭侄文稿》，神采飞动，笔势雄奇，姿态横生，得自然之妙，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
柳公权受颜真卿书体的影响很大，笔笔有神、字字有骨，后人以“颜柳”并提，且有“颜筋柳骨”之说，此二体也成为了初习书法者的范体。柳公权的书法以精于点画、谨于间架、法度森严而着称，历代书论者对柳体评价很高，论之为“庙唐气象”。柳的传世书迹很多，传世墨迹有《送梨帖题跋》，碑刻有《金刚经碑》、《玄秘塔碑》等。
到了宋朝，宋太祖并不十分重视书法艺术。宋太宗即位后，征购前朝帝王名臣的墨帖并加以编辑拓印，赐给大臣。编辑拓印的质量本不高，宋人学帖的水平更不高，加上科举制度兴盛，写字力求匀称工整，书法艺术的个性遂被淹没。直至宋仁宗到宋神宗之间(1021-1070年)，出现了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位书法家，他们提出“上学六朝，不守唐人窠臼”，主张摒除帖学，形成宋书“尚意”的独特风格，亦令当时的书法艺术界为之一振。
在多年战乱之后，六朝的书法艺术处于衰微状态。就在这个改朝换代的时期，诞生了着名的书法家赵孟頫。赵一改宋朝帖学不求真迹之风，主张严守古法，一丝不苟，推动了复古潮流，使沉积多时的书法艺术界重显活力，因此有人把他比作晋之王羲之、唐之颜真卿。其代表作有《千字文》、《洛神赋》等。然而独木难成林，当时的书法艺术终难成气候，元朝的书法艺术并未得到多大的发展。
明朝的皇帝多爱书法，规定凡朝廷诏敕都要让擅长书法者抄写，凡能为朝廷写内制、外制者可得官职。当时流行于馆阁及科举考场的“馆阁体”，虽方正光洁但拘谨刻板，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法艺术的发展。
清朝仍旧学帖之风盛行，书法处于止步不前的状态。到清中晚期，大兴碑学，许多书法家碑帖并习，参以己意，写出了个人风格，篆、隶、行、楷等诸体书法艺术都得到空前的发展，还发展了与书法艺术紧密结合的篆刻艺术。一幅书法作品加上开头的起首章和结尾的名号章，黑色的书法加红色印章的点缀，显得更加美观，这也是书法艺术的特殊成就之一。

④ 为什么说晋唐书法是中国书法的核心

第一、时势造英雄，也造艺术大师
我们认为晋唐是中国书法很重要的时期，这样说可不是因为晋朝有王羲之，唐朝有楷书三大家以及怀素、张旭等大书法家，我才这样说的，而是那个时代，那个时期，本身就利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好的时代，一个艺术自由的时代。

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因果关系给正向化，而非颠倒。不是有了这些伟大的人物，这个时代就伟大了，而是有了一个伟大的时代和社会氛围，才会催生这些伟大的人。
即便晋朝没有王羲之，也会有李羲之、张羲之。
只要时代大环境对了，人的潜力是无穷的。
那么这个时代的特殊性体现在哪里呢？
首先，是社会方面的开放包容。
对于晋朝来说，这种包容是不得已的结果。魏晋南北朝，战争频仍，所谓当政者今日还在发号施令，明天就被斩首郊外，所以，没有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组织，所以在思想和艺术上面也就更为包容开放。

加上魏晋时期大贵族政治的兴盛，很多有钱子弟家族，富贵好几代，不愁吃、不愁喝，当然在书法艺术上花的精力也就更大了。
但是对于唐朝社会而言，这种开放包容是当政者的英明之举，唐代大量外族人员、外来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大传统，而唐代统治者采取的措施就是包容并举。比如当时儒道佛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在人们心中，是地位平等的，虽然政治上这三种思想地位不平等。
而这样一个大一统王朝，法度修明，内外团结，和平稳定的环境更容易让更多的人钻研艺术，所以唐朝的书法在个性之外更显出很多法度来。

另外，是社会思想的繁荣发展。
思想上，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化思想上的一个转折期。所谓人的觉醒带来的艺术上追求人性、人的情感艺术，表现个人的特性、品质，在书法上显示的更为突出了。魏晋玄学由此诞生，他不仅催生了玄言诗，也催生了众多辉煌灿烂的绘画艺术、舞蹈、音乐等，在此期间，也得到了较快发展。
唐朝是儒释道并举的时代，三个思想脉络一起互相竞争，彼此吸取对方的思想精华，让唐朝人显示出了不同于其他朝代超凡脱俗的气度和人生境界。
无论如何，这三种思想对于艺术发展和艺术风格的形成都有莫大关系，从此中国书法也不仅仅以技巧取胜，更以文化底蕴的丰厚而闻名于世界文化之林。

⑤ 唐代书法艺术以 书、 书、 书的成就最突出，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

楷书、行书、草书。

唐代书法在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晋代以后的又一高峰，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

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

(5)晋唐书法对中国文化有什么影响扩展阅读：

唐朝书法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

1、初唐

唐初，社会安定，经济日益繁荣，书法亦蓬勃发展。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 ，以书法取士。

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这对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

2、中唐

这一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艺术也有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书法风格由初唐方整劲健趋向雄浑肥厚。真草更彻底的摆脱了王家的书派的束缚，形成自己的新风格。

这时出现了张旭、怀素、颜真卿和柳公权等着名的书法家。他们分别在狂草和楷书方面开创了新的境界。

3、晚唐

晚唐时随着国势渐衰，书法也没有初唐、盛唐兴盛，但也出现了一些书法家杜牧、高闲、裴休等。

参考资料来源：网络——书法

⑥ 唐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中的地位

在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晋代以后的又一高峰，此时，在真、行、草、篆、隶各体书中都出现了影响深远的书家，真书、草书的影响最甚。真书的书家大多脱胎于王羲之，但又兼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渐王家书派中脱颖而出，风格转呈严谨雄健、法度森整。
行草书家特别是草书家的风格走向飞动飘逸。隶篆虽无大发展，但能承秦汉之遗法，形成或严整紧劲或遒劲圆活的信风。 唐代书法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初唐、盛唐、晚唐。这一时代新风格的形式，在初唐时尚处于渐变中，至盛、中唐之际，单是从草书领域中出现了新风，随后真诸体亦别开生面，取得的发展。晚唐书法较少发展。

⑦ 关于晋唐书法的特点

晋唐书法是我国书法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晋唐书法一共有四大特点，有关解释如下：
（一）、初唐书法及书法美学思想：王羲之被奉为典范
初唐书法，一上来就声势夺人，在继承前代书法的基础上，达到了新的高度，产生了欧、虞、褚、薛四大书家。这四大书家的楷书，预示着一个法度森严的时代就要到来。其实，对法度的探求，在隋代就出现了端倪。隋代统治中国的时间非常短暂，只有37年（公元581-617），在这个短暂的时期，不可能形成明显的时代书风，但是它上承魏晋与南北朝，下启李唐王朝，其书法及书法理论是魏晋南北朝书法与书法理论的自然发展，也是李唐王朝书法及书法理论的先导，以智果《心成颂》为代表的技法美学理论，已经十分重视对前人用笔规范和结字方法从经验上进行总结和确定。《心成颂》的出现，预示着一个本意以前人为法，却最终因对法的执着追求和过分强调，导致书法走向一个以法度森严为美的时代。隋代《龙藏寺碑》虽然较唐楷朴拙，但相对于魏碑，已是法度谨严之书。我们知道，它是褚（遂良）书的源头。而隋代对技法美学的研究，也是欧、虞、薛在法度上走向成熟的前提。
虽然作为书法家，第一个达到法度森严的是欧阳询，有技法理论《结字三十六法》、《八诀》传世，但是导致唐代“尚法”书风的关键人物，却不是他，而是唐太宗李世民（公元599—649年）。李世民作为一代帝王，对唐代书法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是他推动了用法度的观点总结魏晋书法成就的历史车轮。李世民酷爱书法，更偏爱王羲之，亲自为王羲之作《论传》，在《王羲之论传》中，他对钟繇、王献之等书法家都进行了激烈的批评，但是却把王羲之捧上了最高的地位。
“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隶，尽善尽美，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正。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
王羲之自己都承认自己的真书与钟繇可以抗衡、草书与张芝可以并列。李世民却认为王羲之的书法成就高于所有书家。钟繇、张芝、王羲之的书法，各有各的风格和成就，否定其他书法家的成就，只说王羲之“尽善尽美”，可谓“罢黜百家，独尊王术”。这无疑不是客观公正的看法，而是强分高下的封建等级意识作怪。李世民深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响，这一思想在王羲之“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书法中找到了契合点。他树王书，是树立儒家哲学、尊崇中庸思想的必然结果，但是他之所以树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作为开国之君，他有一种继往者、开来世的气概，他正是在这一点上肯定了王羲之的书法精神和书法成就，并希望这种精神能在自己的时代发扬光大。由于他的提倡，揭开了从“法”的角度总结前代、尤其是晋代书学经验的序幕。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等一批书法大师由此创造了法度谨严的楷书，并总结了用笔、结字的一系列方法、原则，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虽然除了褚遂良用笔、结字较为洒脱灵活之外，欧、虞二人，尤其是欧阳询，书法面貌则过于程式化，近乎刻板，但是他们的作品仍然不乏个人的面目，且作为一种工谨的书体，十分有利于初学，因此受到世人的器重。
孙过庭是初唐书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李世民的观点，以王羲之的书法为依据、以正、行、草书为研究对象、以儒道互补的美学精神，对书法的创作规律和美学原理进行了阐述，志在推行文质统一、不激不励，适合初唐审美理想的书法模式。在初唐的书法理论中，孙过庭的《书谱》是最系统的一部着作，它站在初唐书法理论的制高点，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所能达到的高度，也向我们展示了这一时期书法美学思想的局限。通过这部着作，我们看到，初唐书法在强调法度的同时，要求书法家“情动形言，取会风骚之意”、书法创作“阴舒阳惨，本乎天地之心”，并没有忽视对情感、自然的体认和表现，而认为书法是本性的流露，感情的抒发，点画挥写，“同自然之妙有，非力运之能成”，得自然之理，成自然之趣。但是，把学习书法限制在宗王的唯一模式上，充分说明了初唐书法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二）盛唐书法及书法美学思想：“不师古人，直师自然”的第三条道路
自贞观以来，书法按照唐太宗为代表的美学思想，以经世致用为根本，以志气平和为理想，以王羲之为典范，在全社会推开。书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出现了欧阳通、颜师古、王知敬、王行满、钟绍京等书家。由于书法在唐太宗的引导下走向了单一化、模式化（人人学王），书法成就不如初唐四大家。历史进入盛唐，玄宗提倡道教，为书法的振兴提供了契机。诗人、学者、艺术家崇尚道家思想，“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成了艺术家追求的最高境界。敏感的艺术家开始利用初唐草书的形式，创造了狂草书法。这一艺术形式，很快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肯定。特别是最具艺术敏感的诗人，以高度的热情讴歌这一艺术形式，引起了书学理论的反思。李邕书法一改初唐书法“志气平和，不激不励”的风格，开始追求雄健。所有这一切，说明书风已经开始转向。
这一时期最伟大的书法理论家张怀，是有唐一代最具思辩能力的理论家。书学着述颇丰，有《书断》三卷、《书议》一卷、《书估》三卷、《文字论》一卷、《论用笔十法》一卷、《玉堂禁经》一卷、《评书药石论》一卷、《二三等书录》一卷传世。他用“无形之相，无声之音”概括书法的美学特征；用“囊括万殊，裁成一相”说明书法与现实的关系；用“法既不定，事贵变通”揭示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用“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表明自己的审美理想；用“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阐述“直师自然”的书学方法。
“无形之相，无声之音”对于书法的美学特征概括的十分正确，我们知道书法是艺术家精神生活的表现，但是艺术家对精神的表现必须借助书法形象。书法形象确是“肇于自然”，其精神要求自然，其形式美原则来源于对自然万象的抽象，是自然万象存在之道、之理、之法、之度、之形、之势以及生命形象之神、之气、之骨、之肉、之血在艺术家心理上积淀的结果，我们虽然不能机械地认为书法形象是物相的简单模拟，但是书法形象中体现的形式美原则，确实是从自然万象中总结、提炼出来的。书法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物质表现，它是没有声音的，不能用听觉来感受，但是书法是在运动当中完成的，这里面就有一个节奏的问题，书法线条运动的节率是书法家心理节律的表现。这就使书法具有了音乐的性质，用“无声之音”来概括这种特点是十分准确的。
用“囊括万殊，裁成一相”来说明书法与现实的关系，实际是对上一命题的解释和发挥，它说明的是书法是如何从自然万象中抽象出自身的形式美法则以及自然万象存在（包括生命存在）的规律是通过什么方式进入书法表现领域的问题。人在书写当中，并不是按照具象依样画葫芦的方式塑造抽象的书法形象的。而是如我们上面所说，仅仅是借用了自然万象（包括生命形象）的存在规律和形式法则。
用“法既不定，事贵变通”揭示书法发展的内在规律也是客观准确的。运动是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止是相对的，有条件的。世界上从来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所有事物都是运动着、变化着、发展着的，规律、法则是随着人类认识的不断深化逐渐改变的。有人把前代已经认识到的书法规律和已经获得的书法法则当作“千古不易”的铁率，这无疑是一种迂腐的、机械的观点。与此相对立，张氏认为“为书之妙，不必凭文按本，专在应变，无方皆能，遇事从宜”，这种观点，无疑是符合书法自身发展的规律的。
用“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表明自己的审美理想，这并不是张怀的独创，早在晋代，就开了借人物品藻的观点评论书法的先河，自此历代书法家就十分重视书法形象的生命意趣，张怀只是继承了这个优秀的传统。这个传统说明了历代的优秀书家和书论家如何看待书法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在他们眼中，书法的形式是为着表现内容而服务、并且服从于内容的需要的。这是对历代仅仅从形式方面着眼看待书法的思想的一种反拨，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用“仆今所制，不师古法，探文墨之妙有，索万物之元精”阐述“直师自然”的书学方法。这是张怀的大胆创造。历代书家都是在师法古人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并不忽视师法自然，但是从来没有人把“师法自然”提到如此的高度，张氏以其深刻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第一次把“师法自然”放在“师法古人”之上，没有巨大的理论勇气，没有深刻的逻辑思辩，是不能做到这一点的。对张怀强调的“师法自然”，我们不能片面地进行理解，他在强调“师法自然”的同时，并没有否定“师法古人”，他对学习古人经验还是十分重视的，只是他没有满足于对已有规律和技法的掌握，而是从更高的角度来看待书法，把“师法古人”放在了“师法自然”的后面而已。
（三）中唐书法及书法思想：对法度的高度强调
“安史之乱”以后，世俗地主阶级取代门阀世族地主阶级上升到政治经济的统治地位，他们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指导下，务实、重法、崇尚功力，这一政治态度进一步影响到书法领域，书法走上了以法度森严为审美理想的时代。出现了颜真卿、柳公权等楷书大师。其中最有代表意义的是颜真卿，他的出现标志着唐代书法开始了以法度为美的新时期。
颜真卿的书法观可以从《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一文和他的书法实践来考察。《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虽然以意名篇，但是所谈的主要还是笔法，而不是笔意。这是一篇关于技法美学的文章。讲究“纵横掣夺，咸有规矩”。基于这种思想，颜真卿详细分析了“平谓横”、“直谓纵”、“均谓间”、“密谓际”、“锋谓末”、“力谓骨体”、“转谓曲折”、“决谓牵掣”、“补谓不足”、“损谓有余”、“巧谓布置”、“称谓大小”等技法问题。
与颜真卿同时的徐浩也是极为重视法度的人，另外，这一时期出现的颜真卿和柳公权的《永字八法颂》、蔡希琮的《法书论》、韩方明的《授笔要说》、林蕴的《拨镫序》、卢携的《临池诀》、李阳冰的《笔法》、张敬玄的《书论》、丰荣宗的《论书》、李华的《二字诀》等，均是关于技法的论述。
以上书家和书法理论的出现，确立了唐代书法的主流风格：“尚法”。虽然同时期的韩愈在书法艺术观上表现了与之截然不同的思想，十分重视书法表现的功能，但是作为文学家的韩愈，毕竟不能改变书法界“尚法”的大潮。
（四）晚唐书法：禅僧的时代
与盛唐、中唐不同，晚唐书法是一个禅僧的时代，出现了亚栖等禅僧书法家，他们把书法作为参悟佛法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并不重视法度的探索，而是注重顿悟。但是由于他们不立文字，所以没有多少谈论书法的言论。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唐代是十分重视“法度”，但是不仅仅如此，唐代的浪漫主义书法大师（如张旭）等，也十分重视表现。如果我们仅仅看到其“尚法”的一面，而忽视“重情”的另一面，对唐代的书法就只能产生片面的看法。
二、补充解释晋唐书法特点形成的原因：

自李渊受禅（公元618年）至昭宣帝禅位于朱全忠（公元907年）为唐代，经历二十帝，共289年。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艺术全面发展。诗歌、文学、音乐、舞蹈、绘画，都在传统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和书法，都达到了少有的高度。这个时期影响书法的因素主要有以下方面：一是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奠定了书法发展的社会和物质基础；二是帝王的提倡和书学制度的建立；三是前代的书法传统和各体书法的发展，为真、草书法达到高度成熟提供了充分的条件。

⑧ 晋唐书法大师，为何都如此牛

为什么晋唐书法大师都那么牛？是因为他们都会武功！

我们知道历史上唐朝最重要的官职都是跟武职有关系的，比如像节度使、刺史和太守等等且文、武的职能不像后来想象的那么泾渭分明。唐朝的边将或节度使从事军事活动，立了功之后会回到朝廷做宰相。比如唐朝最有名的美术史家张彦远写了第一部中国美术史《历代名画记》。张彦远的高祖父叫张嘉贞，曾经做过边将，后来回到朝廷做宰相。成语字典里面有个词叫“出将入相”（“出”指派任至外地；“入”指进入朝廷任官。出自《旧唐书·王珪传》），这个词到宋朝以后基本失效。因为宋朝是文武分野，非常鲜明 。

有力的东西不是用一般写字的这种发力方式发出来的，有力首先得手腕有力，拿刀剑的手腕和不拿刀剑的手腕有质的区别 ，这就是晋唐的大书法家普遍习武的原因之一。比如：像李白这样的诗人还说自己十五学击剑（原文为“十五好剑术”，出自李白《与韩荆州书》），说明他会用刀剑。 像王羲之的老师是河东卫氏，河东卫氏就是武人家族，出了很多大书法家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像河东卫氏这些家族都是文武并重，实际上他们有更多的武人身份。

⑨ 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成就得益于同期社会文化环境的滋养。
首先，从政治上看。九品中正制和门阀政治的既行，使世家大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有着优越的条件从事文化活动，他们中间有很多学识广博的学家，涉及很多领域，比如书，画，文，史……由于处于有闲阶层，他们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物质基础去专心学业，并多有大成者。毛汉光先生曾经指出，中国比较重视的社会价值项目为：孝悌之品德、文才、礼法、外貌、与礼仪、清谈及应付、艺术等六项，其中艺术类又以书法最受重视。”[7]而龚鹏程先生也认为：“书法，在汉魏南北朝间，是新兴的艺术门类，也是当时地位最高的艺术。”[8]在中国古代，特别是魏晋，文士受到社会的尊崇，一个人要跻身名士阶层，就必定要具备各个方面的才艺，诗、书、琴、画、棋，成为文人，特别是门阀士族精神生活中的重要内容。随着玄学的兴起，文人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修养，才情如何，直接关系到他们在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到他的仕途，家族名誉等等，因此，书法受到普遍重视就不奇怪了。这一时期，虽然世家大族因势作威作福“操人主之威福、夺天朝之权势”[9]，但他们从客观上对皇权的弱化反而使政治淡化了对学术、艺术的控制，抑制了“独尊”局面的出现，加上他们本身对书法的重视程度，无疑为书法艺术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条件。
第二，从社会风气上来看。《六朝书法与文化》中有一段这样的资料：
刘宋时期的朱异，射猎文史，兼通杂艺，博弈书算，皆其所长。沈约戏谑道：“卿年少，何乃何乃不廉也？”朱异没有领悟出沈约的意思，沈约说：“天下唯有文义棋书，卿一时将去，可谓不廉也。”[10]刘宋时，“天下无事，士人并以文义为业”。宗炳素来有高节，晚学都来讨教，而宗悫独任气好武，不为乡里人所称道。[11]当时还有一个人叫张欣泰，不尚武事喜好“隶书”，读诸子之书，在十余岁的时候，他去拜访当时的吏部尚书褚彦回。褚彦回问其骑射的本领，张欣泰回答，性情怯懦，见马害怕，也无力牵弓射箭。彦回听过后，很是惊诧。[12]可见尚文轻武之风不是个别现象。颜之推身经数朝，多经乱世，知道武力之重要，他告诫后辈说，先王重视武力，并以此认为是选贤任能的标准。但是，他又说，即便如此，我也不希望你们骑马游猎。他认为，“江南冠冕儒生，多不习此”（《颜氏家训·杂艺》）。无疑是以南方士族为榜样。他还告诫家人说，即便千年来的冠冕之家，如不通晓书写记录，莫不从事耕田养马之类的事情。这样看来，如能常拥百卷书，千年可不为小人（《颜氏家训·勉学篇》）从此便可看出颜之推更注重家族的文化艺术修养。
从以上材料可以看出，从魏晋到南北朝时期，虽然时代更易频繁，但是世风中有很多地方却是延续传承的，崇尚文艺的社会风气仍然没有变化。正是因为如此,大量上层书家出现，与此同时，庶族为了跻身上层社会之列，也注重了在文艺方面的修养。一个人要得到社会的认可一定要有某些方面的才艺，而善书往往是最不可缺少的才艺之一。《六朝书法与文化》中引道：
王僧虔的儿子王彬善篆隶，与其兄长王志齐名，当时人盛赞为：“三真六草，为天下宝”。同时代的刘沆，勤于读书，工于篆隶，美风姿，容止可悦。[13]……南方如此，北方也不例外。河东裴敬宪，性情和雅，未尝失色于人，工于隶草，解音律五言之作，独擅于时，名声甚重，晚辈都仰慕与他。[14]
如此可见，无论南方还是北方，书法都已成为了社会所公认的素质与修养的重要组成分之一。
第三，从人们对艺术的理解来看。汉魏以来，被称为是人性自觉的开始，也是艺术自觉的开始的时期。魏晋之人开始着力于研究生命的价值，讲究形神之美和形质之美。形神之美是指人的外表风度，形质之美是指人的文化素质，道德修养等，而这些都是士人应该具备的修养，更是士族身份不可或缺的基本表现。东汉书法家蔡邕在《笔论》[15]里提出“书者，散也”的着名论断，论述了书法抒发情怀的艺术本质，以及书家创作时应有的精神状态。随后则论及书法作品应取法、表现大自然中各种生动、美好的物象，强调书法艺术应讲求形象美。在其另一篇文章《九势》里，首先提出了“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生，形势出矣”[16]的重要思想，揭示了书法美的哲学根据，阐发了汉字结构本身所蕴含的美感因素。至此，书法渐渐进入艺术时代。所以，随着人们审美观念的不断提高，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就有了其发展的最有力的基础——大众认同感。
第四，从宗教文化对书法的影响来看。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魏晋始兴，到南北朝时，佛教的发展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无论北方还是南方，寺院之多，僧尼之众，几不可想象。道教产生于东汉，至两晋传遍于天下。由于道教为某种意义上的偶像崇拜，兴庙建寺是必然之举，于是到了南北朝时期，可以说是普天之下，无处无庙观。而众所周知，一般的宗教，都有阐发教义所依据的经典的需要，道教、佛教也不列外。先说道教，在印刷术没有发明以前，道教之宣传除口头相传以外，还要借助于笔墨的抄写。道经抄写被认为是一种积累公德的行为。道家经典《云笈七签》卷三八〇《善劝戒》说：“劝助治写经书，令人世世聪明，博闻妙颐。”另外，“书写精妙。纸墨鲜明，装潢绦轴，烧香礼拜，永劫供养，得福无量，不可思议”。[17]因而抄经为道教所大力鼓励的。然而，道经是圣人所垂之象，是众生悟道之根本，是“登真”之路径，经书能使终生超脱五浊之津，等六度之岸，所以，抄经就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了。不仅抄经的环境要求幽静，而且抄经者皆为能书之人。道教经典[18]中曾说，如果书法迟拙不清不能抄经，富者可以用金帛雇人，而贫者可以出卖劳动力，请人帮助抄经。因此，雇请善书之人抄经便成为一种风气。随着道教传播范围及影响的扩大，对抄经的需求越来越大，以至于从事抄经的“善书”之人越来越多，因而书法艺术也随之扩大了影响。与道教相同，佛教的传播也需要大量善书之人抄经以满足社会对佛经的需求。就佛寺数目看来，“东晋偏安一百四载，立寺乃一千七百六十八，可谓奢盛”，而“自宋迄梁，代有增加。梁时合寺两千八百四十六，而都下乃有七百余寺”[19]。“北魏佛寺也达到3000，隋近4000，此皆为大寺，至于私家兰若招提，皆不计其数。”[20]而众多的寺院都需佛经以供诵读，在这种背景下，善书之人大量出现也不足为奇了。另外，佛教对书法的影响与道教的不同更在于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的两次涉及全国范围的灭佛运动，由于灭佛之举使佛教图书，经卷，寺院，佛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道宣《续高僧传》中曾记载僧慧思言：“我佛法不久应灭，当往何方避此难?[21]”这说明为防止再遭劫难，使佛法永存，佛教内部产生了相应的护法运动。于是石经就应运而生了。可以这么说，灭佛事件客观上激发了书法与佛教的新结合，使佛教书法不再仅仅是纸张上的手抄经，而是走出屋室，走向自然的浑厚、肃穆之体。正所谓“艺术之发展多受宗教之影响，而宗教之传播亦多借艺术为资用”。[22]
第五，从寒人崛起与书法的关系来看。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士族把持国家大权的同时，出身相对低微的庶族也在悄然的崛起，这一点在南朝表现得最为明显。由于表奏题答，书法都代表其门面，因而时人十分重视，在南朝恩幸之人中就多有代为帝王签名，题答的事例。《六朝书法与文化》 一书中曾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萧道成在领军府时，“令（纪）僧真学上手迹下文，至是报答书疏，皆付僧真，上观之，笑曰：‘我亦不复能别也’”纪僧真“诸权要中，最被恩眄”,其中固然有很多原因,如善于随机应变,“容貌言吐，雅有士风”，但善书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纪僧真最初被赏识，是萧道成在淮阴时随从左右，“以闲书题，令答远近书疏”，因而“自寒官历至太祖冠军府参军、主簿”。[23]
可见，没有这方面的特长，他根本没有得以升迁的机会。北朝也有类似的情况。吕思勉先生说过：“虏主不能书而使工书者为代也”[24]。因此寒人得以侍奉左右，进而身份升迁，地位提高。而这种没有家族背景，仅因“善书”而被擢用，从而踏上仕途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不乏其例，所以，书法成为了中下层阶级仕途的敲门砖，很多寒人勤苦学书，由此，书法艺术便渐渐的在民间扩散，书法的社会基础也慢慢的扩大了。
第六，从社会条件来看。艺术社会学认为：“社会条件向艺术创造提供了机会，而不能构成必然如此的原因，机会和社会条件是有机的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汇发生巧合的情况，但这不能说明它的因果关系。”[25]的确，在魏晋南北朝萧条，混乱的社会状态下仍然产生了如此辉煌的书法成就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但是，这并不等于说艺术和社会条件方面没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尤其是和艺术发展有直接关系的物质条件的发展。因为物质条件的发展可以丰富艺术的表现手法，从而拓宽艺术的表现领域。魏晋南北朝时，与书法发展密切相关的诸物质要素在逐渐丰富，其中文房四宝制作的讲究和广泛应用于书法，对书法的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点。没有这个物质基础，书法就不可能有长足的发展。魏晋时期继承了汉代的制笔技术，很多书法家对于制笔都有自己的见解，甚至于亲自造笔。王羲之书札当中曾说到对笔的要求，他说：“复与君，斯真草所得，极为不少。而笔至恶，殊不称意。”[26]而这一时期，纸的品种的多样性也为书法的表现提供了充足的空间。《六朝书法与文化》一书中列举了多种纸张品种，如晋时的麻纸、鱼卵纸、紫纸、蚕茧纸、蜜香纸、六合纸、侧理纸、剡藤纸，南朝时的张永纸、黄纸、桃花纸等等。纸张的广泛使用给魏晋南北朝书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外部条件，除了有利于传播以外，更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书法作品的出现，因为纸的多方面表现效果有助于书法艺术化的进程。同时，纸张应用于书法还使书法交流和收藏变得容易了许多，这对整个书风的外传和继承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七，从社会的需要看。提到书法的发展，不得不提各种字体的相继问世。显而易见的，书法是一种实用性很强的东西，其生存与发展由社会的需要来控制，没有实用的书写也就谈不上书法的产生，书法被视为一种艺术品，也是在实用书法产生之后而出现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很少有作品是脱离实用性而纯粹是欣赏性的。随着艺术的自觉，书法开始有了自身的价值，也慢慢的从文字学中分离出来成为一种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艺术。这种审美价值随着书体的发展而体现着不同的内涵。书法艺术的发展是伴随着书体的演进而进行的，而书体的演进除了书法本身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之外，还受着社会的影响和制约。如果按照不同字体出现的时间排序的话，大体上是遵循由繁到简由复杂到简单的发展规律演变着。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速度上的快捷，也是书法作为一种工具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汉代出现的草书，就是属于这种情形。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锋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27]魏晋南北朝期间，以篆字为代表的古老字体的实用场合已不太多，转而带之的是草隶书，因而，唐书论家李嗣真《书品后》云：“虫篆者，小学之所宗；草隶者，士人之所尚。”[28]古篆之书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日益失去其实用价值，最后只能在宫殿装饰上发挥其作用，这一点在北朝表现的比较明显，当时，古篆之书成了宫殿题榜的书体，到了北魏迁都洛阳以后，隶书便渐渐代替了古篆。《水经注》云：“洛阳宫殿门题，多是大篆。皇都迁洛，始令中书舍人沈含馨以隶书书之。”而此时的南方，书法在士人手里成为展示他们风流人格的工具，因而多用流畅之今体，如隶书草书。同时，其他各种各样的字体也渐渐在被废除。唐时张怀瓘《书断》中云：“然十书之外，乃有龟、蛇、麟、虎、云、龙、虫、鸟之书，既非世要，悉所不取也。”[29]不难看出，失去实用价值的字体都渐被废除，探究其原因，大抵都是社会的需要。因此，可以这么说，社会的发展与需要是真正的调节剂，它干预着书体的产生和盛衰，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书法的继承和发展。
第八，从文化教育的情况来看。魏晋南北朝虽为乱世，但是对文教却极为重视，即使是在非常偏僻的少数民族聚集地，也“苟获小安即思兴学”[30]。而且，官学发展的同时，私学亦盛。《晋书·隐逸传》载祈嘉博通经传，教授门生百余人。而张重华，受其业者两千余人。以上记载说明虽然战乱不已，但私学不断。北朝虽因佛教，道教的盛行冲击了以儒学为基础的官学，但是因为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极力模仿汉制，推崇华夏文化，所以其官学的也具有相当大的规模。而因玄学不行于北方，反使儒学及其典章盛于南朝，特别是北魏统一了北方后，这种现象尤为明显。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长期的分裂及丧乱严重影响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但是中华民族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还是明显的表现了出来。尽管各个政权下的教育形式、内容都有所不同，但书法教习普遍受到重视，甚至将书法列为童子业的必修课。这对书法艺术的发展和成熟有重要的作用。综上所述，魏晋南北朝特殊的社会背景及文化环境以及多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给书法艺术如此绚丽夺目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发展空间，使其自然的发展成为中国书法史上一块无可替代的丰碑。

我们知道，魏晋南北朝是一个书法艺术大丰收的时代。无论南北，书法都显现出勃勃的生机。明显的，一种艺术的继承和发展不可能是单线条的，因此，南北交流与书法交融对于书法的发展无疑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南北政权分隔，导致文化不同，这早有定论;然而书法上有南北之分的看法却是从清代开始的。《六朝书法与文化》中提到，清朝“书分南北之说”盛极一时，有文云：“在汉末、魏、晋之间，正书，行书分为南北两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两派判若江河，南北世族不相同习。”[31]但是，王国维却对书分南北之说提出疑义，其《梁虞思美造像跋》云：“阮文达公作<南北书派论〉，世人推为创见，然世传北人书皆碑碣，南人书多简尺，北人简尺，世无一字传者。然敦煌所出萧凉草书扎，与羲、献规模亦不甚远。南朝碑版，则如〈始兴忠武王碑〉之雄劲，〈瘗鹤铭〉之浩逸，与北碑自是一家眷属也。此造像若不着年号，地名，又谁能知为梁朝之物耶？”对此我深表赞同，就南北时代相近之碑志书法相比较而言，其书法风格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如果仅因为南北世族不通，就硬将书法分为南北两派，我觉得这缺乏足够的证据。魏晋南北朝期间，虽然政权鼎立，但各个政权之间的来往却从未中断。王元君在《六朝书法与文化》中总结了四点当时促进书法南北交流的途径：“1、各政权之间的互通使节，善书者的出任，促进了南北的交流。2、士人的南北流动，促进了书法的交融。3、书迹的直接流通，导致书风的相互影响。4、写经之交流，促进书法的交流。”这里，我想再补充一点，那就是北方少数民族汉化的不断深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着书法的南北交流与融合。大量的资料证明，以长江为界，将书法强分为南北，无疑是将复杂的文化现象简单化了。但这并不等于完全否认书法文化的地方性特征。南方受玄学的影响较为深，士大夫文人几乎无一不受其染。北方则承汉之遗风，守家法，深究章句，善于博考。“南朝人长于启牍，嫣美疏放，北朝人长于碑志，浑厚朴拙”。然而就书体而言，北方无非隶、楷而已，所以自然略带古意；南方却以行、草为主，古意脱尽。所以，在我看来，并不是在南北书风上有多大的差距，而是由于书体的不同而造成的所谓风格上的差异。《书法与中国文化》[32]一书中提到：“南北朝时期南北分治，又兼政权归属于不同种族，由此出现文化上的细微差异本属寻常，必须看到这些差异皆非本质性的，仅为政治环境及地域风情所致。”由此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的交流融合仍处于主流地位。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交流和融合，才使得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灵魂中，由此具备了“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的独特魅力。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书法艺术取得高度成就并有突破性发展的时代，此后，书法艺术在中国大地上深根发芽并蓬勃的发展着，魏晋南北朝书法家灿若群星，他们继承了前代书法的优良传统，创造了无愧于前人的优秀作品，也为形成隋唐书法百花竞妍、群星争辉的鼎盛局面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书法艺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前进着，它用自己独特的魅力踩着历史的舞步烘托出社会的背景和时代的声音。它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社会的需要，而社会的需要也就真真实实的反映了一个时代各个方面的特征及人作为主体的意识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