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物质文化遗产哪些面临消亡

‘壹’ 弘扬中国文化，人人有责，中国有哪些不可丢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位居第一位，中国有很多不可以丢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都是祖先所留下来的，许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都面临着后继无人的情况，像皮影戏如今就是很少数的人见过，很少人学到了，在许多的地方根本就是看不到，还有可能的就是不知道皮影戏是什么的人也有。

我国有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今还面临着失传的危险，真的是令人痛惜，像戏曲，乐器，画像，文言，还有许多手艺人的东西，已经有许多在历史的长河中消失殆尽，我们应该弘扬中国文化，使之不会消失。

‘贰’ 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和了解

“我们搞文化遗产保护的人最怕听到的两个词就是打造和开发……”这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乌丙安先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生班开班式上的一句坦言。如乌先生所述，博大精深的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着来源于不当开发的巨大威胁。这样的忧虑不仅来源于乌丙安先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副主任田青老师和着名博物馆学专家苏东海先生也都在不同的场合表现出了十分相似的担忧。田青老师在其《传统与现代化》主题学术讲座中谈到：“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对传统的极度憎恶中开始的，所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是在对传统严酷破坏的基础上开始的。”苏东海先生更是在城市文化研讨会上明确指出：“城市的高速建设将会导致文化遗产的快速消失”。面对诸位先生前辈的担忧和感叹，作为一名文化遗产工作者，我们不得不十分谨慎的重新审视各种形式的“打造”、“开发”与文化遗产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之间的关系，我们也不禁要问一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真的形成了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吗？
一、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传承至今的，具有重要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文化价值的具有知识性、技艺性和技能性的文化事项。比如民间文学、表演艺术、传统节日、传统仪式和生产生活知识等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漫长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遗产，面对这笔巨大的文化财富站在不同的角度往往会有不同的认识。
站在遗产工作者的角度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延续，妥善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客观认识历史、开展文化创新、保护文化多样性、重建社会秩序都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有实物形态，使其较之有形的文物（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在识别、保护方面都有一定的难度；同时又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的特性，也使其在历史变革与时代冲击时比有形文物更加脆弱，比有形文物更容易消逝。正是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上的这种困难性和其本身的这种脆弱性，对它的保护才显得更加的急需和紧迫。
站在旅游和经济工作者的角度上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先民留给今人和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其中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过程中，应当鼓励各方对非物质遗产的活用，从民俗表演到旅游开发，从工艺品销售到文化创意发展，多手段全方位的开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弘扬传统文化、振兴民族艺术的同时也为开发人文旅游景观、刺激地方经济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二、开发破坏和保护桎梏
前文的两种观点看似有较大的分歧，但细细想来却各有其合理之处。笔者认为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上，以上两种观点都是正确的，保护遗产与开发遗产同样都可以对遗产传承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是在实践中基于不同的认识往往会引发不同的行动，对遗产、对社会、对国家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不论是遗产工作者还是经济工作者，面对祖先遗留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只要我们心态正常、方法得当，不论是保护行动还是开发行动都会是对遗产有利的活动，但如果不能端正心态或使用不正常的方法则往往会给珍贵的文化遗产造成一些不良影响有些甚至是不可消除的。
1、开发破坏损害遗产
开发活用非物质遗产本无可厚非，但是在最近我们却总能听到因为开发活用不当给遗产造成不良影响的例子。从民乐改良增加交响乐指挥，到邦子演员穿上歌剧演出服，我们不难发现由于开发者热情过高，又不了解遗产的文化内涵，在开发的过程中盲目的追大求全，导致经过“开发”的文化遗产已经失去了应有的韵味。民间小戏像京剧大戏，民族音乐像西方交响乐。本来极具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快速的向主流文化和西方文化趋同，而文化趋同的过程往往正是文化遗产消失的过程。从云南石林的天天“三月三”，到民俗村里的随意“拉郎配”，我们又发现一些开发者只看到了遗产之中的经济价值，对于文化遗产背后的文化价值缺乏应有的重视，导致开发过后的文化遗产形式与内涵分离，文化遗产中蕴藏的风俗、信仰反而在文化遗产保护大潮中快速消失，如此一来经济开发也就成了经济糟蹋。
2、过度保护桎梏社会
经济开发可能给遗产造成开发性的破坏，这一点也许不难理解。但是仅仅按照遗产保护的工作规范对遗产进行保护就完全利于遗产发展吗？我想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尽然。文化遗产是一种活态的遗产，它需要由传承人代代相传，随着时代的变迁，传承人所生活的社会也不断发展，遗产也会发生变化。如果遗产工作者仅是教条、机械的对遗产进行保护，不注意随着社会发展改变保护手段，并且总是希望遗产处于一个历史的时间点，与遗产有关的一切都一承不变，那么这种保护就成为了一种过渡的保护。过渡的保护是不现实的，比如我们不能为了保护一个民族地区的民族习俗就让当地的女孩子不去上学，比如我们不能为了保护船工号子就让河流上的航运交通停止使用机械动力而恢复拉纤。像这样的过渡保护往往会桎梏经济甚至是社会的发展，并且也往往不会被社会所接受。
三、合理利用与传承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它也要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论是开发还是保护，只要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总会变得不切合实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同时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紧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在这个大方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也似乎并非不可调和。适度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会相辅相成的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但在适度保护与合理开发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要点值得注意：
1、 不能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
要走出保护与开发“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怪圈，保护可以是为了开发而保护，开发也可以是为了保护而开发。不能盲目的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单纯为了保护而禁止开发或为了开发而拒绝保护。开发者要有效利用保护者的工作成果，依照文化传统进行传承性的开发，而保护者则应当针对开发者的工作给出有效建议，以便开发工作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
2、 可以利用遗产开发当代文化产品但要与遗产加以区分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来源于民间，来源于生活并非为表演和旅游而设计，在需要进行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时就难免会对遗产的部分内容进行变更，比如为了增强视觉效果在民间戏剧中加入声光电元素，为了增强音响效果在民间音乐中加入新式乐器的伴奏，为了提高制作效率在民间手工艺制作过程中加入现代工艺等等，经过这样的变更原本非为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需要的文化遗产，就成为了一种既具有全新形式，又带有遗产元素，适合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的当代文化创意产品。为了经济开发需要而利用传统文化遗产开发当代文化创意产品是应当给予支持的，因为它一方面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遗产的社会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当代文化创意产品应当在推广时与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区分，让当代创意产品的受众对于其改动内容有明确的认识，防止对于遗产的误解。
3、 要允许遗产的自然发展但不能人为干预其发展
如前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遗产，需要由传承人代代相传，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传承人所生活的社会不断发展，遗产也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比如在部分传统的苗族村落，火把节中的火把早已被工业文明的手电所取代；又比如在部分原来生产力落后民族地区，随着先进生产工具，人们已经在一些传统手工艺使用原来没有的电动工具。这些都是遗产的自然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对此遗产工作者要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不能过度的干预。但是文化遗产的自然发展也要尊重自然归律，不能人为的“拔苗助长”加速其变化，防止“邦子演员穿上歌剧演出服”的闹剧重演，防止对于遗产的歪曲。
4、 通过科学记录的方式保护遗产的现状并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生产力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和农村，当今在这些地方正发生着快速的社会变革。在社会变革中人们思考的往往不是如何保护文化遗产，而是如何摆脱落后文化的束缚。当他们有朝一日过上他们盼望的“幸福生活”时，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传统文化已经消逝，一些与时代发展“不适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亡。面对这种情况遗产工作者不可能人为的阻碍社会变革，让遗产的传承人选择他们不愿接受的生活。我们应该做的是积极的通过多媒体的科学记录方式保护对于遗产记忆，通过收集与遗产有关的作品、工具保护遗产的现状，并通过改善传承人生活状态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尽可能真实的保持文化遗产的原貌，让后人更加真切的了解遗产的全貌，防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于遗产的滥用。
看到今天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领域中保护与开发之间的辩驳，使我不禁想起城市建设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一面是具有悠久历史又现实岌岌可危的文物建筑，另一面是生活在近乎是危房的文物建筑中渴望改变生活又经济拮据的居民，面对这一对矛盾，因为我们的一些城市管理者没有做出正确的选择，一些文物建筑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一些曾经的文化名城正在变成与西方大都市面貌相仿的“水泥森林”。面对这一切，我想说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再也不能走文物保护、旧城保护的老路，要从开始就做好规划。特别是我们这些遗产工作者更是不能愧对这份历史的重托。
1949年解放军解放北平之前，曾向古建专家梁思成先生求教，让他在北京城地图中划出一些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建筑，人民解放军会对把这些建筑视为雷池禁区一样绝不加以破坏，在战争中对这些建筑的所在区域宁可增强伤亡，也要用步枪、用手榴弹去打，决不使用炮击。58年后的今天，这个故事被人们传为佳话。而我们今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者正是要拿出58年前梁思成先生的气度为我们国家文化建设标出重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雷池禁区。而我们的领导干部也应当拿出58年前人民解放军的风骨，宁可花费更大的成本，也绝不破坏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愧对历史，愧对祖先。

‘叁’ 有哪些民间艺术衰败

衰败的民间艺术很多，比如吹糖人、皮影戏、猴戏等。可自行查阅词条“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目前共有37项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民间艺术，还有数不清的民间艺术也亟待保护。
吹糖人：
是旧时北京的一个行业，北京话为“吹糖人儿”，汉族民间手工艺品之一。小贩们肩挑挑子走街串巷，挑子一头是一个带架的长方柜，柜子下面有一个半圆形开口木圆笼，里面有一个小炭炉，炉上的一个大勺里放满了糖稀（据说是麦芽糖溶化所得）。
皮影戏：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在蜡烛或燃烧的酒精等光源的照射下用隔亮布进行演戏，是中国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傀儡戏之一。表演时，艺人们在白色幕布后面，一边用手操纵戏曲人物，一边用当地流行的曲调唱述故事，同时配以打击乐器和弦乐，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猴戏：
猴戏，古老的汉族表演艺术之一。汉代画像石中百戏图里有猴戏形象。民国时期的戏曲舞台上，孙悟空戏——俗称“猴戏”深受欢迎。先期演猴戏具有独特风格，在脸谱、扮相、表演各有不同的，是郝振基、杨小楼、郑法祥；后期为盖叫天、李万春、李少春。中国猴戏做出贡献的有很多很多名家，北派的有杨小楼、郝振基、李万春、李少春，南派猴王有郑法祥，盖叫天、张翼鹏、张二鹏父子，郭玉昆，筱王桂卿等。

‘肆’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独一无二的、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一旦消亡或流失，就永远无法恢复或再生。应当认识到，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很丰富，但也很脆弱，在经济全球化的冲击下，大多处在濒危状态中，政府目前要做的工作是借助这次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风，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到对非物质遗产保护的修复上来，精心呵护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鼓励民间自发地培育和发展出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生态环境。对于同一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多重申报主体，政府应耐心听取专家论证，理清不同申报主体之间的利益诉求，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其次，从学者这个层面来说，应将理性的学术化的诉求转化为具体的感性的调查研究，切实做好对民间非物质遗产保护项目的普查工作。非物质遗产保护工作者一方面要抛弃一切学理上的先入之见，放下架子，深入民间，尊重民间的习俗和做法，尊重民间的首创精神，不能采取拔苗助长或移花接木的方法，用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方法强行将民间的思路和做法纳入自己的学术框架。另一方面，又要因势利导，将民间的素朴的文化诉求逐渐上升到文化自觉的高度，让民众充分认识到本土的民间智慧和地方性知识，在全球化时代所具有的价值和文化意义。总之，无论是政府还是学界都应清楚认识到，非物质遗产保护的真正主体和主人是民间，是大众，政府和学者都是为大众服务的。政府应做和能做的工作是给民间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和一定政策和财政上的扶持，而不是以是否有利可图为标准，强行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占为己有，作为自己政绩工程的一部分。学者应做和能做的工作是深入民间进行客观的调查，而不是带着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成见或偏见，

‘伍’ 中国濒临失传的非物质文化有哪些

1;新华社福州10月12日专电 福建永安大腔戏2006年5月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但这一福建省内山区的小剧种面临着失传的命运。

大腔戏有戏剧“活化石”的美誉。专家认为，大腔戏的遭遇其实是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的共同问题。大腔戏的保护需要政府部门加强保护力度，尽快起草和施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以立法的方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2;华网呼和浩特3月22日电（记者 李惠子）中国声乐专家22日说，被称为“天籁之音”、“蒙古族民间音乐活化石”的“呼麦”演唱艺术正面临人亡艺绝，拯救行动“时间紧迫”。
“目前，中国能唱呼麦的大约只有100多人，其中包括处在初级阶段的学生。”内蒙古广播电视艺术团男低音歌唱家、着名呼麦演唱家胡格吉勒图对记者说。“呼麦”又名“浩林·潮尔”，是蒙古族古老的民族歌唱形式，纯粹利用人的发声器官，同时唱出两个声部，形成罕见的多声部形态，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奇特“喉音艺术”。

2005年底，中国文化部已将呼麦列入第一批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推荐项目名录。 3;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传，可是到了现在，那些古老的文化却即将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有的甚至失传，面对这种情况，令国人反省。

胶片电影取代了皮影戏，机械化生产取代了零散工匠，闹钟取代了敲钟人......时代的更迭，给生活换了新容颜，最接近自然的手工操作被进步抢走了接力棒。只有在偏远的乡村里，还有人续写这些古老的生活。

皮影戏
皮影戏又名“灯影戏”、“土影戏”。传说汉武帝时，皮影戏最先流传于河北、陕西等地，皮影的造型各异、风格多变，曲目也很多。清干隆时，法国神父将皮影戏带到了法国，称“中国皮影”。后来传至欧洲其它国家，曾轰动一时。
皮影戏里表演者操纵的皮质人形，即皮影，是用羊皮或驴皮制作的。操作时，先把皮子刮薄，雕出形象，再染色、上油，最后通过灯光照射，在幕上映出皮影人的影像。
修船匠
船，起源于何时，很难考证。从原始人的独木舟到今天漂洋过海的万吨巨轮，人们在水上的行走历程，漫长又伟大，承载了人类几千年的文明。木船，带着曾经的辉煌，披着昔日的荣耀，在不断更新的制船材料与工艺中，在日益发达的陆上与航空交通里，逐渐退隐江湖，淡出人们的生活。
修船匠，原本四海为家，做点锯木、出料、钉边、车眼、调浆、修缝这类的活计。现在，已近乎失业。

做杆秤
杆秤在我国有着久远的历史。据古籍记载，远古时期有个商人叫陶朱公，受打水的横杆启发，发明了十六两制杆秤。杆秤有骨杆、木杆、金属杆；秤砣有石砣、金属砣；提绳有二提绳、三提绳。计量单位，由夏商时期使用铢和两，发展到周朝时期铢、两、金、均、石。直到解放后，改为十两一斤。
制作杆秤工序繁琐，大小程序加起来估计有三四十道。杆秤的杆，一般用硬木晾放一年左右，出杆成型，刨光打磨，才能弹线、定星位、安提绳。如今，电子秤已经大行其道，偶尔才能撞见杆称略显黯淡的身影。

打花带
男耕女织的年代，纺线、织布、绣花、缝衣、打花带等针线活是妇女的必修课。针线活的优劣，似乎成了评判女孩是否勤劳与贤惠的重要标准。东南的苗族妇女，几乎人人会打花带。花带是她们服饰的点缀，更是背孩子的重要工具，送情人的重要信物。
打花带既可用一把椅子、一双手、几根花线的轻装操作，也可以自制简陋工具，专业打造。

铜匠
人类使用铜器的历史达六千年，从前居家过日子的生活用品，用的大多是铜器。铜盆、铜勺、铜铲、铜锁是最常见的，大门的吊环也是铜的，箱子、橱子的柜门都要用铜的拉手，殷实的大户人家，还要在柜门钉上圆形的铜皮，在四角包上角铜，刻上吉祥的图案。
铜匠，挑着一担子铜器、铜皿，和着铮铮琮琮悦耳的金属声，翻山越岭，吃着百家饭，走街串巷，干着手艺活。做铜活，修铜器，风光体面。现在，随着材料种类的丰富、机械化生产的普及，手工铜匠少了用武之地，逐渐被人们淡忘。

修算盘
算盘，又称“中国的计算机”，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计算工具。古人用小木棍进行计算，称“算筹”，用算筹作为工具的计算叫“筹算”。后来，随着生产的发展，用小木棍进行计算受到了限制，于是，人们又发明了更先进的计算器——算盘。算盘后来陆续传到了日本、朝鲜、印度、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
今天由于电子计算器盛行，算盘逐渐退出实用领域。

画年画
在我国，春节贴年画由来已久。每逢春节，家家户户都会张贴鲜艳悦目的年画，增添新春佳节的祥和气氛。唐以前，年画多为手绘门神；隋代后期，有了木版年画；到了宋代，木刻取代了画像。清代，由于绘制技术和雕刻技术都有很大发展，木刻年画进入了颠峰时期。江苏苏州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端口等地的木版年画名满天下。

编草鞋
草鞋，是由稻草编织而成的。编织草鞋在很多地方不叫编，而叫“打”。打草鞋的工具有鞋耙（一种打草鞋的工具）、围腰和木槌。
编草鞋时，打草鞋的老人腰间系上草绳，坐于鞋耙的一端，将事先挫好的草绳结成四股，一头栓在腰间，一头扣在鞋耙上，边编织，边用榨子、木棰把它敲落实。鞋底板两头椭圆，前宽后窄，恰好合脚。草鞋前后还各安有两排耳纽，一根细绳将耳纽贯穿起来，套在脚上。如今，草鞋早已失去了实用价值，多为人们旅游纪念和怀旧悦耳之用。

画糖画
卖糖画的小摊贩，挑着糖担子，内有一炉一锅一石板，一铲一凳一转盘。他们的转盘上画了一圈小动物，你转到什么，他就会用糖给你画个什么动物，所以糖画又叫转糖。师傅在制作糖画时，将炼制后的红糖（或白糖）置于铜瓢内加热熔化，然后以铜勺为笔，以糖液作墨，凝神运腕，在光洁的大理石板上抖、提、顿、放、收，时快时慢，时高时低，随着缕缕糖丝飘下，诸如飞禽走兽、花鸟虫鱼、神话人物等形象便栩栩如生呈现在你的眼前。

‘陆’ 非遗传承的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珍贵的、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信息资源，也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保护和利用好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实现可持续的经济、文化全面协调发展意义重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

保护非遗文化遗产能够帮助各族人民广泛汲取民族精神养分，文物有着无可代替的作用，保护非遗文化遗产就是保护了各族人民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历史根基。

保护非遗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

中国的非遗

1、端午节

端午节与春节、清明节、中秋节并称为中国民间四大传统节日，其起源涵盖了古老星象文化、人文哲学等方面内容，蕴含着深邃丰厚的文化内涵。2006年5月，国务院将其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9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批准将其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京剧

京剧，是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场景布置注重写意，腔调以西皮、二黄为主，用胡琴和锣鼓等伴奏，被视为中国国粹，中国戏曲三鼎甲“榜首”。 京剧走遍世界各地，分布地以北京为中心，遍及中国，成为介绍、传播中国传统艺术文化的重要媒介。在2010年11月16日，京剧被列入“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3、皮影戏

皮影戏，又称“影子戏”或“灯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板做成的人物剪影以表演故事的民间戏剧。据史书记载，皮影戏始于西汉，兴于唐朝，盛于清代，元代时期传至西亚和欧洲，可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2011年，中国皮影戏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4、中医针灸

中医针灸是针法和灸法的合称，是基于中国医学和科学传统产生的宝贵遗产。针灸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特色与地域特征，中国于2010年11月16日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成功。

5、篆刻

篆刻艺术，是书法（主要是篆书）和镌刻（包括凿、铸）结合，来制作印章的艺术，是汉字特有的艺术形式。篆刻兴起于先秦，盛于汉，衰于晋，败于唐、宋，复兴于明，中兴于清。迄今已有三千七百多年的历史。2009年10月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柒’ 中国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困境有哪些

非遗保护的现代困境及原因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和文化的变迁，各地区传统文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瑶族长鼓舞更是经受着传承主体困境、传承环境困境和传播路径困境的考验。
（一）传承主体困境及原因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强调其“活态性”，核心是传承文化的人，但如今传承人断层状况异常突出，长鼓舞处于后继乏人、舞艺失传的状态。截止到2013年，清远市级以上非遗代表传承人共有67人,其中国家传承人仅1人,连南的省级传承人有9人，省级以上传承人平均年龄64.2岁, 占总人数的近七成，连南“鼓王”唐桥辛二公如今也已经74岁，部分项目面临“传承无人”的困局，传承主体陷入困境，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1. 城镇化的发展和现代文化的冲击
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新兴生活方式的盛行，社会分层的存在及社会流动的可能性，年轻人的人生观和职业观有了很大改变，以至于当前非遗传承人断层现象非常严重，导致非遗保护受阻。社会分层使得社会成员在财富、权力和声望方面有高低之分而且处于较高位置者更可能实现自己的愿望，那么“人往高处走”就是社会成员普遍的价值观念，社会流动的可能性更大，传承人的流动也是社会流动的一种，直接地影响到非遗保护的持续性。部分非遗传承人的转行则是为了上向流动，能够较多的获取自己所期望的资源的机会，是对促进自身及家庭更好发展的渴望。因此很多年轻人进城打工，他们很少跳长鼓舞，进入城市接触的更多是现代舞蹈，如节奏劲爆的爵士舞、舞姿绚烂的国际交际舞等。瑶族一般都会选取传承老人以“传、帮、带”的形式传承长鼓舞，但如今传承人年事已高且人数极少，传承人的培训经费也比较少，很多培训活动无法正常开展。
此外，根据势能理论，瑶族文化应归类为低势能范围文化，易被汉族文化、西方文化、流行元素等强势文化辐射和渗透以致发生文化变迁，使其外延逐渐挤压，内延逐渐被吞噬[3]（p2）。在全球化大背景下，世界文化逐渐变为单一性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逐渐变得一致，且现在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将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带回家，认为家乡的一切都是“土”的。外来新思想及现代强势文化的冲击使得瑶族青年人淡化了“少数民族”的身份意识，扭曲了非遗本身所具有的文化身份认同功能，对传统文化失去兴趣或拒绝接受，其文化认同受到文化变迁质的影响，长鼓舞已渐渐地处于“人亡艺息”的状态。
2.教育方面的忽视和人力资源的匮乏
教育是向上流动的助推器，所谓“学而仕则优”，学业优秀的人更能获得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机会，因此很多瑶民为了获取向上流动的机会，让孩子把重心放在文化课上，而对非遗关注则少之又少。长鼓舞传承主体困境一方面原因也在于瑶民对教育的忽视。其一，家庭教育的忽视。学校虽然有编写《瑶族长鼓舞》等课本，开设校本课程，聘请老艺人来教学，但很多家长觉得孩子以后要高考，留在大城市工作，必须得把精力放在文化课学习上，父母的影响导致大多数学生学习长鼓舞的兴趣和热情不高，学生只是应付式的学习。其二，学校教育的忽视。学生繁重的课业和教学内容，一定程度剥夺了学生学习长鼓舞的时间。而且学生大多是寄宿在学校，长鼓舞的传承是一般孩童待在父母身边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中学会继而传承下来的，寄宿制学校的发展也剥夺了孩子待在父母身边学习长鼓舞的机会。
3.经费投入的不足和文化主体的缺失
瑶族地方经济本身不够发达，没有专项保护资金和多元的资金来源渠道来投入长鼓舞的传承和保护工作，用于保护的资金大多数来源于政府的拨款和瑶民表演得来的部分收入，且社会参与度不够高，只有政府进入，严重影响了长鼓舞的开发利用。长鼓舞是以人为主体的舞蹈，必须用录影等音响设备来保存，经费投入不足，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瑶族地区技术力量薄弱，专业技术人员缺乏，设备落后，影响长鼓舞保护工作。并且缺乏多学科的交融碰撞，造成研究视角比较狭窄，方法措施不够多样化。
此外，现阶段对非遗的保护大多数是在政府主导之下的自上而下的保护过程，政府掌握着对文化资源的操纵权，造成文化主体间性缺失和文化的原真性及认同感难以得到真正体现[4]（p41-45）。造成如此的原因主要在于主位观点与客位观点差异的不了解与忽视。主位研究和客位研究是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提出来的，主位观指尽可能的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 客位观指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5]（p36-38）。因此传承人的看法与意见就是主位的，政府、专家学者的观点则是客位的，由于地位、动机、价值判断的差异,主位与客位的观点往往有着较大的差异。如果不重视传承人主位意见，太侧重客位看法，实行地方式的“宏大叙事”，就会造成瑶民缺少管理文化资源的权利，丧失“发言权”，导致瑶民在长鼓舞的保护过程中主体性缺少和参与性不足、文化自觉意识的逐渐缺失。
（二）传承环境困境及原因
良好的媒介环境有利于民间文化的传承，呈现出一种传播机构在运作管理中的整体气氛，是参与者参加大众传播活动的行为方式汇合后形成的一种习惯模式。传承环境是媒介与社会长期交往互动中形成，是一种无形的巨大的教育力量和影响媒介主体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但当前连南地区传承环境有所变化，人们重经济、轻文化的思想和世人欣赏水平逐渐世俗化、舞台化等风气影响了长鼓舞的传承，神圣性有所下降，使之缺乏民族内涵，民族精神受到污染，原因在于：
旅游业能够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当地文化的拯救与发展，但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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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文化传承与旅游开发间的矛盾。旅游业的发展使得传统文化过度商业化，跳长鼓舞不再是祭祖的需要，更多的偏向于谋生手段，其性质和作用都发生了很大的偏离。且在本地发展旅游业的基本上是汉族人在经营，他们为了谋求经济利润，不断的改造传统文化，使其尽可能的符合游客脑海中的“异者幻想”和“他乡”期待，带有强烈的功利色彩和短期效应，缺少文化内涵和可持续发展。外来游客也只关注表演形式，很少了解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其二，传统价值观发生变化。外来人的进入，将自己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也带入瑶族地区，对瑶民产生“示范效应”，民风淳朴、与世无争的他们逐渐认同外界金钱社会，争强好胜和竞争心加强。同时也可能使瑶民产生自卑心理和排外情绪，丧失民族个性，民族精神受到污染。
（三）传播路径困境及原因
文化的传承还有赖于传播路径。传播路径可根据媒介的表现形式不同而有声、光、电、字等，也可根据媒介工具的不同分为报刊DM传单、广播电视、互联网、移动平台、口口相传等。传播中路径越广泛，就越容易传播流传。但是目前长鼓舞的宣传大多数是政府主导下的线下活动，如一些表演节目、节庆节日，世人对长鼓舞的认识大部分是靠这些节目、节日了解的，很少在线上推广，连南政府官网也很少关于长鼓舞的描述，瑶民自身也不善于宣传，传播路径非常狭窄，形式非常单一，使其处于“处在深闺人未知”的状态。
导致传播路径困境的主要原因在于瑶族地区文化符号紊乱，文化符号是一个地区具有象征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载体，但瑶族地区民族符号多样化但并不个性突出，很少为世人所知，这既不利于当地民族文化符号的保存与发展，更不利于经济的持续增长[6]（p1）。文化符号，如长城就是中国的符号，凝结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赋予自身特定的民族身份。瑶族地区文化符号紊乱，没有打造出突出的特色文化精髓，品牌意识淡薄，一说民族舞蹈苗族的芦笙舞、傣族的孔雀舞闻名遐迩，长鼓舞却比较鲜为人知，不利于推广，导致当地旅游业发展缓慢。
综上所述长鼓舞作为非遗的典型代表，经受着各种困境的考验，推而广之，非遗保护也面临很多困境。因此,我们做出人为的努力来保护非遗是合理且必不可少的,重点在于该实施什么对策来更有效的保护非遗。

‘捌’ 有哪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分别于2001年、2003年、2005年、2009年命名了四批世界非物质遗产，这四批都没有消亡。

‘玖’ 晋城市消失或面临消失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渠头村位于泽州县巴公镇，是一个有着4200多口人的大村，也是我的家乡。我近日回去看了一下，听一些长辈们讲了一些渠头过去的事和现在面临的问题。我想了很多，然后决定亲自去寻找那些消失的或者正在消失的老渠头印象。我骑着电动车，在古香古色的老巷中穿梭着（实际上现在保留下来的古巷已不多），幸运的是我还是找到了很多古迹。
要说到渠头村的古迹，不得不提到“五庙”，“七十二阁”，“古墓”，“龙渠民居”，“影壁墙与舍利塔”。我找到了其中大部分遗迹，看到他们现在破败的样子，感慨万分，忽然想到了自己有朝一日也会像它们一样被历史遗忘。

[一]先说“五庙”，五庙即三观庙，关帝庙，祖师庙，山宗岭庙和王爷庙。其中三观庙，关帝庙，祖师庙在村中呈一字型排列，关帝庙在村中心；山宗岭庙在村西北角，王爷庙在村东北角。五庙中山宗岭庙的地位最高，其正殿供奉着关公，不知为何会叫山宗岭庙，而不是传统的关庙。每年的六月初六就是渠头村的山宗岭庙会（现在已经超出庙会的范畴，叫物资交流大会），当天周围的坡头，板桥等村的村民也会面向山宗岭(这些村都围绕着山宗岭)烧香跪拜。每逢庙会最神的莫过于当天的暴雨，每年的庙会这一天都会下，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其次是王爷庙，供奉着龙王爷，女娲娘娘，还有药王，每年二月十二也会有庙会。我在其门匾上发现四字“清河~祠”（第三个字不认识，繁体字） ，立匾于干隆三十二年，刻有关于吏部任命官员的一些内容。
另外三座庙了解很少，只知道关帝庙在解放后一直作为村里交储公粮的场所，三关庙现在已改为民居，祖师庙几将坍塌。我去三关庙门口看石碑记（清光绪二年秋.民国二年夏修庙，真弄不清在这样的国难时候，人们却把精力都用来修庙来乞求神灵的庇佑了）的时候，从里面传出阵阵搓麻将的声音，真是讽刺。

[二]再说“七十二阁”，这里的阁指小型的城楼。七十二阁我知道的大部分是听来的，因为其资料和实体在文革时候几乎被毁尽，目前只留有三座阁。当我找到这三座阁时，感到既幸运又无奈。听老人们讲，古时候这七十二阁将渠头村分为七十二个区域，晚上阁门紧闭，人们不得踏出阁门一步。我想就是因为这样的管理体制才保证了渠头村世世代代的安全，然而也是因为这成为了文革时被破坏的对象。我找到的第一阁是“极拱”，三层楼高，这里的古建筑保存的还是很完整的。其他两阁不做详细介绍了。

[三]“古墓”。渠头村东有三座东北西南走向一字排开的墓。韩公墓，干隆三十年立，它的规模应该很大，墓碑前十米还有一个牌坊。第二座因碑文模糊不清，难以辨认，只隐约看到是同治年间立的。张公墓，咸丰年间立，它东侧就是王爷庙，可惜的是在其旁边发现了一个盗洞。
另外我小时候曾亲眼在韩公墓北的小丘陵上见过一个古墓，我把烧着的纸从盗洞口扔下去，清楚的看到这个墓有一间房那么大，先是看到北侧的墙上放着一个蜡台，然后在墓正中间发现一口黑色棺材。当时吓的一身冷汗，爬起来就往家跑，整整一个星期都处在惊恐之中。
还有村西的影壁墙后面，因为是煤矿采空区，地面裂逢，裂出一口石头棺材，沙石做的，刻有花纹。市文物局下来查看，结果棺材里面是空的，于是此事作罢。那口石棺如今也不知道被哪家修房打地基用了，可悲！

[四]渠头民居。渠头的地理位置是极好的，西靠山岭--山宗岭，北面和南面也是小山丘，东面是河--发源于莒山，十分符合五行风水说。所以很早就有人开始在此定居，最早可到五代。《五代史》有详细记载：北汉末刘崇居中军，将台设渠头村（即巴公原之战）；其繁盛时期应该是明清，现村中的建筑多为清代建造。最高出现过五层高的民居，后渠头建中心广场拆除了。民居多为套式和单一四合院。门面主要有三种（因知识有限，不能详细论述）。
民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下面的石牌坊，这是典型的套式院落。一个大牌坊内有很多小家，住着的多是同姓的宗亲。这个牌坊的石雕很漂亮，历史价值很高。
每家门前的护门石又是不同的，有的是狮子，有的是圆形石雕，有的直接采用福寿等刻字。

[五]影壁墙。渠头原名龙渠镇，因村中有股清澈的泉水而得名。又形似砚台，古时为风水宝地，人杰地灵。晋城电视台曾经报道过渠头影壁墙和大阳舍利塔的传说，大意如下：过去大阳穷而渠头富，大阳请风水先生把脉。渠头富裕，而且村子中间低四周高，形状就象一只砚墨池。大阳风水先生就让大阳人冲着渠头修了一座高塔，塔上插上一支笔，意思就是要蘸走渠头的好风水。果然，之后大阳代代高官厚禄。而渠头开始衰败。渠头也请风水先生。先生说，对着大阳塔修个影壁，影壁上安个太阳就能将大阳的那支笔烧毁。果然应验。大阳得知，将那支笔用大锅扣了起来。
如今渠头影壁墙和大阳塔仍然矗立着，天气晴朗的时候，从渠头影壁墙后依稀可以看到大阳塔。

转载的，希望对你能有帮助。。

‘拾’ 非物质文化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五）传统体育和游艺；（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归属
关于“非遗”，往往侧重于个别少数民族的、特别是濒临消亡的人口基数小的民族文化的抢救，这当然是“非遗”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但同时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能不能突破个别民族、局部区域、特定时间、某个行业的“非遗”，在中华民族的宏大叙事中，去发掘对56个民族的大家庭成员有普遍影响，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普遍覆盖，不分男女、贫富、行业、信仰等差别在全社会广泛适应的“非遗”呢?

“非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本的活态文化遗产，它强调的是以人为核心的技艺、经验、精神，其特点是活态流变。突出的是非物质的属性，更多的是强调不依赖于物质形态而存在的品质。但在物欲横流、精神空间被严重挤压的当今社会，“非遗”同样不可避免地在申报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物化。如何避免非物质文化遗产过度物化包装的态势、突破物质形态的藩篱和局限、保持“非遗”的非物质特征，是尊重本民族祖先留下的遗产的必要态度。

“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性质
“非遗”，都有着浓厚的文以化人的礼乐作用，大部分是先辈在劳动、生活中产生的对忧乐、生死、婚配、祖先、自然、天地的敬畏与态度的表达，是满足人的自然需求、社会需求和精神需求的活态文化。其实用性，也表现在以人为本的基础上。但现实保护中，我们对遗产的文化品质在不断消解，功利性目的越来越突出，甚至“非遗”的留存、申报乃至保护，都有着强烈的利益驱动，不仅是个人的需要，还有当地政府的助推，使得申遗工作变成了本地的广告、旅游的宣传、增值的途径。更有甚者，“非遗”的申报就是一个异化的过程、商品化的过程、去神圣化的过程、从文化常态中剥离的过程。没有经济利益的冲动，有多少人会从文化本位上关注“非遗”?

“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渊源
“非遗”是先辈通过日常生活的运用而留存到今天的文化财富。根据《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生成又不断发展流变至今，虽然随着族群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但对遗产的文化认同感和历史感是始终不变的。今天的“非遗”，如何保留遗迹的自然状态和真实性而减少人造的成分、如何继续保持日常性而减少节庆性、如何增强实用性而减少表演性、如何体现民间性而减少官方性，这才是还原前人的遗产对今天后人的作用，失却了这种作用，遗产就成了包袱。特别是今天看到的“非遗”，大部分是农耕时代形成并在相对封闭落后的地方保存下来，能否在现代化的大潮中继续发挥作用、如何避免被现代性同化而发挥作用，是有资格继承遗产的孝子贤孙必须考虑的问题。

“保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
“保护”一词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就说明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脆弱性。任何事物都有产生、成长、延续、消亡的过程，“非遗”的未来，同样在这样一个动态的过程中。“非遗”自身如果没有足够的生命力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今天的保护就成了对“非遗”的临终关怀。当一个“非遗”不能让后人自觉传承而需外力被动留存时，我们不能不考虑其维持的时间有多久?当一个“非遗”要靠项目申报的方式来保护而自身难以维系时，我们不能不想到有多少没有被列入申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们没有关注到的偏远村落苟延残喘直到停止呼吸并随着岁月渐渐流失?现代化的冲击，商品化的影响，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失去了原有存在土壤和社会环境，也就慢慢走向消亡。当一个文化项目被装进保护的温室里，供后人从外部考察、观看、品味的时候，也许已经是一种凭吊了!

“名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的认同
我们基于西方的学术理念、按照西方文化分类方式和程序进行申报，也因为符合西方的价值评判标准而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这个过程中，“非遗”本身可能被肢解，系统的整体性可能被碎片化、活态性演变成标本化而走失了“非遗”原来的模样。
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要保护，不是因为好看，而是因为有用!如果“非遗”是中看不中用的东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就跟古董和艺术品收藏没有什么区别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非物质的无形的遗产更加重要，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着难以言传的意义、情感和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习惯，蕴藏着传统文化的最深的根源，保留着形成该民族文化的原生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