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汉代文化是如何继承秦文化与楚文化的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 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采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 ·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 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 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 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 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政权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 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 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4]。西汉初年， 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 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 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5]。这里所说 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 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 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问题。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 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 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 自由，富有激情，善于想象，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大发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 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 ，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 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 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 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采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 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 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 。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 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 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 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着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 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 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 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 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 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 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政权，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 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12]。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 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 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政权，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 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 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 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 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 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着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着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 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5]，也就是 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 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 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 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着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 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 承受不了的。从秦政权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采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政府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 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政权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 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 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6]，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 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 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 ：《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 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 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 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 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B. 汉代文化是如何继承秦文化与出文化的
汉文化在政体上基本沿袭了秦政，但是在生活习惯上还是沿用楚国文化。
汉代就有“汉承秦制、汉袭楚风”的说法。可参考文化艺术出版社王林旭着《中国美术史纲》
因为刘邦是楚国亭长出身，刘邦的众多幕僚、战将、家属基本都是楚国人，文化习俗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变，而且在灭秦之后楚国文化曾经统治了全国，很多诸侯也是楚人。这就造成了在汉朝初建的时候朝廷官员所占比例很高。刘邦在制定礼仪方面应用的都是楚人的建议，所以在这方面继承了楚文化。包括政治文体和散文辞赋都是楚文化的特点。比如汉兵马俑、汉画像石等等都具有楚国特点。
在政体上，《汉书·百官公卿表》明确的记载
秦 统一后，建立了一套以 丞相为 核心的 中央 官僚 体制，其主要职官是丞相、 太尉、 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其职责是协助 皇帝处理全国 政务。所谓“ 相国、丞相，皆秦官， 金印紫绶，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太尉，负责管理 军事，“金印紫绶，掌武事”，“为百官之长”。御史大夫，其位次略次于丞相，是丞相的辅佐。《 汉书· 百官公卿表》：“御史大夫，秦官，位上卿，银印紫绶，掌副丞相。”在 秦代，掌司法是御史大夫的主要职掌。御史大夫并不受制于丞相，而是直接受命于皇帝。
西汉建立后，承袭秦制，虽略有所改，但在 汉武帝以前的中央 行政体制，基本上没有突破秦代模式。故有“汉承秦制”之说。只是在汉武帝时，中央官制出现了 内朝与外朝的划分， 皇权也进一步 集中。
秦朝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郡县制。《 史记· 秦始皇本纪》云：“二十六年……秦初并天下……皆为 郡县……分天下以为 三十六郡。 郡置 守、 尉、 监。”后又在今 河套地区建 九原郡，在两广地区设 南海、 桂林、 象郡三郡，共四十郡。郡下设县，《汉书·百官公卿表》“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郡的最高行政长官为郡守。秦统一全国后，各郡均设守以掌其民。《汉书·百官公卿表》曰：“郡守，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县的最高行政长官是县令、长。《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县制在秦代以基本定型，并成为我国两千年来帝制社会一种固定的地方行政区划。
汉朝建立后，实行 郡国并行制。在 楚汉战争中， 刘邦为了分化 项羽阵营，壮大自己的力量，曾经分封了一些“异姓王”。后来，他们的力量过大，威胁 中央集权，刘邦便借故一一翦除。但在诛灭“异姓王”后，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又陆续分封自己的子侄为王，共封了楚、齐、梁、赵、燕、代、吴、淮南、淮阴等九国。当时九个诸侯王的封地包括了原东方六国的领土，只留下原秦国的旧土十五郡由中央直辖，并仍划分为郡、县两级。这种王国与郡县并存的体制，被称为“郡国并行制”。
C. 魏晋南北朝文化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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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概论
第一节：魏晋南北朝社会及文化的转型特点
汉代大一统王朝及其社会文化的特点。汉末社会及文化的新因素，士人群体的分化与儒教对士人作用的松动、文学上抒情与玄思风气的初现。 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汉代文化的关系，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统一。皇权、强权及门阀三种政治形态的复杂交替。玄学思潮的发生与持续，儒家、道家及道教、佛教等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抵抗与交融。
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从民间文学与政教文学向文人文学的转变，文人文学传统的正式形成。文学中人主题的突出，从政教文学向性情文学的发展。关于“文的自觉”、“人的自觉”的问题的讨论历史，鲁迅的观点、李泽厚等人的观点。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艺术自觉，文学形式的发展，王瑶的观点。文体意识的突出及文体的大发展，由形式技巧而形成文体。
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演变趋势
刘师培、鲁迅等人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观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多变、不安定性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平衡性。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多阶段性。魏晋型文学：以人主体精神与富有现实及历史内涵的感情世界为主要的表现对象，采用比兴言志的基本方法，文学风格相对的高古自然。南朝型文学：以人审美生活与审美客体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伦理价值的隐晦与主体精神的失落，气骨顿衰的风格现象，文学艺术美的充分强调及其得与失。
第二讲：建安文学
第一节：建安文学繁荣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1．建安风骨与时代
建安人的精神状态与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从乱世到初步治平之世。乱世中蒿目时艰、慷慨悲哀的文学。初步治平之世，文学向华丽壮大的风格出现的。
2、从文体角度看建安文学的实绩
建安时代音乐重建与诗歌兴盛的关系，乐府新声与五言诗的兴起。赋体与赋风的变化，抒情小赋、体物的赋的兴盛。
第二节：曹操与曹丕的诗文
1、曹操其人的再评价，曹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同时又富于理想精、人文怀抱的人。从综合的作用来看，他是建安文学的最大贡献者。曹操的诗风与文风是他多方面气质的表现，通脱而机智的文风，苍凉而又沉雄、高爽的诗风。
2、曹丕的个性与文学表现上的趣味。曹丕诗歌的音乐性。曹丕诗歌在表现女性感情世界及女性美感形象上的成就。曹丕《典论·论文》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巨大贡献，文气说、文章“本同末异”说。
第三节：曹植的文学创造成就
造就曹植理想主义气质的早年时代及生活环境。邺下文风对曹植的溉养。曹植晚期的生命悲剧与文学精神之飞跃。超越时代，显示天才的表现力的曹植诗歌，对五言诗文人化的巨大的贡献。《洛神赋》，思美人赋系列，曹植的杰出的艺术创造。
第三节：七子等人的文学
围绕曹氏父子的邺下文人集团之形成。建安文士与曹魏集团的关系。王粲的学术与文学。《登楼赋》与《七哀诗》。刘桢的个性。刘桢在五言诗方面的成就。徐干《中论》与建学术，《室思》的优美风格及诗歌史影响。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陈、阮的五言诗。
蔡琰的作为时代遭遇之缩影的人生悲剧：《悲愤诗》。
第三讲：正始文学
第一节：魏晋之际的政治与思潮
1、 政治与文学
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较量、高平陵政变。名士风流与司马氏强权的关系，学术、士风与政治的复杂交织。强权政治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及文学之关系。
2、玄风与文学
“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再释。正始玄学风气的形成及对文学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正始玄风孕生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给文学带来了新的精神。正始文学初开魏晋南北朝玄学影响文学的时代风气。魏晋玄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本课题的目前研究状况。
3、 从文人集团到名士集团
邺下文人集团为文学家群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则为名士群体。这两个名士集团的非文人集团性质之分析。
第二节：阮籍与《咏怀八十二首》
1、阮籍生平与思想
阮氏家族。少年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成长期中人生观的改变的名士风流的代表。内淳至外坦荡。
2、阮籍的创作
从邺下诗人到阮籍的诗歌演变，阮籍对建安诗风的继承与发展。《咏怀诗》的创作性质，个人化的写作，具有成一家之言的立意。《咏怀诗》思想主题，生命主题与历史现实的主题。《咏怀诗》艺术结构与语言风格。
第三节：嵇康
1、嵇康的美学思想。《声无哀乐论》在美学上的深度。《声无哀乐论》质疑传统政教文艺观的实质。
2、嵇康的诗风与个性、玄趣的入诗、自然美的表现。嵇康四言诗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及对陶渊明等后人的影响。
第四讲：西晋文学
第一节：西晋的政治与士风、文风
西晋政治的演变过程，为由强权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化，最后皇权失落，外戚与皇族争权，陷于乱政。其士风与文风也与这一政局演变紧相联系。魏晋更迭之际，玄学名士纷遭杀害与黜斥，造成士风转向。玄学与正统儒学渐相结合，造成儒玄兼综的学风。典雅、拟古的文学风气盛行，同时文学的语言向精致化发展。后期则皇权失落，乱政迭移，上层士风向虚无放诞发展，下层则出现孤介、愤激之气。文学上出现批判现实及超越现实两种倾向。
第二节：傅玄与张华
傅、张的政治道路、治学道路与文学创作的道路。傅玄乐府诗在文人拟乐府上的承前启后性，其创作方法与取材方向，多改编旧作，以表现妇女问题的作品最为出色。张华对西晋文风的影响：在拟古中寓创造，精致的技巧、温丽的风格，情感表现的细腻化，场景的重视等。
第三节：陆机与潘岳等太康诗人
太康文学风气的新变因素。
陆机的生平，其人格个性的复杂性：修谨中有大度，作为亡国之后出仕中朝，有较强功名心。陆机的文学渊源与创新性，基本上还是处于拟古的创作风气中，但语言艺术上有较多的新尝试。《文赋》的理论，其体制的成因，其在魏晋南朝文论发展史上的意义。
潘岳。关于他的人品与文学的传统的话题。潘陆比较的传统话题。长于哀诔的文风。《悼亡诗》的及其后世悼亡类作品的影响。
第四节：西晋后期的几组杰构
弊政与乱世中，一部分士人取得了独立思考的精神，西晋后期文学的新精神。与建安、正始诗风的关系。
左思与《咏史八首》。左思的家世、勤学生涯、早年理想、寒素意识。《咏史》八首艺术上成功的原因分析。左思其他的作品。
张协的乱世之隐。《杂诗十首》推陈出新的艺术价值，长于体物，较有风骨。
郭璞之学问倾向，人物之奇特性，作为传说人物的郭璞。《游仙诗》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游仙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刘琨。从“二十四友”之一员到抗敌英雄，刘琨的思想觉醒。刘琨诗歌在西晋末诗群中特殊价值。
第五讲：东晋文学
第一节：东晋前中期文学
西晋末之乱造成两晋之际文学的断层。门阀士族政治的建立与门阀士族文人群体的形成。玄言文学的产生，东晋玄言诗发生的原因。玄言诗的评价。玄风的转变与山水审美意识的发生。东晋前中期山水文学的滥觞。庾阐、湛方生的山水诗。王羲之《兰亭序》、孙绰《天台山赋》。东晋后期文学的复兴之象，谢混、殷仲文的诗。
第二节：陶渊明
1、陶渊明的家世与生平 影响陶渊明的两位祖先：陶侃、孟嘉。陶渊明的早年理想与性情 。陶渊明的仕宦心态与归隐之思。归隐后的心态与生活。如何评价陶渊明归隐。
2、陶渊明的思想。与儒、道、释三派之关系。围绕“形、影、神”三大范畴而展开的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及其在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发展史上的地位。“真”、“善”、“淳”的人生及社会理想。
3、陶渊明的诗歌艺术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渊源：正始诗人及两晋诗歌对陶渊明的影响。陶诗的几大类型：行旅诗、田园诗、怀古诗、咏怀诗等。（分类是为了更全面地把握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但分类是具有相对性的。）平淡风格成因之分析：从矛盾到和谐。陶诗的语言艺术，古人对陶诗艺术的评论。
4、 4、《桃花源记》与陶渊明的散文艺术。中国古代的乌托邦社会幻想。《桃花源》之谜。《桃花源》记的语言艺术。
5、 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陶渊明的接受史。
第六讲：刘宋文学
第一节：晋宋之际的政治变化与文学的发展
强权人物的出现与门阀政治的解体。晋宋之际士族、庶族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迁。士族与庶族两个阶层在文学上各自的表现。皇权重建与雅颂文学。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山水文学的兴盛。抒情文学传统的回复。诗歌与音乐关系加强。
第二节：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
谢灵运与谢氏的家族的文化、文学传统。谢灵运的人生悲剧，以门阀名士的身份遭遇皇权政治的格局。谢灵运的文学创作道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与其哲学思想的关系。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与其政治遭遇的关系。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第三节：鲍照的文学创造
鲍照的寒素情结及政治上的表现，热切的政治追求与临路迟回的彷徨。鲍照作为一个天才文学家的特点。鲍照在文学上的全面性的创作成就。乐府诗创作的成就，回复汉魏乐府艺术传统，开启南朝文人创作乐府新声的风气。《拟行路难》在歌行体发展上的巨大影响。《芜城赋》与南朝辞赋的艺术风格。
第七讲：齐梁陈文学
第一节：谢朓与永明诗歌革新
“竟陵八友”与永明文人集团。永明文学的新变。永明体及其声律问题。沈约对永明文学发展的影响。沈约的诗歌成就。谢朓所处的时代及其家族当时的处境，人生悲剧。谢朓的精神气质与其诗歌风貌。山水诗从“大谢体”到“小谢体”的发展。谢朓对永明文学的超越。谢朓的诗歌史地位。
第二节：南朝后期文学繁荣与失范
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皇权的纷争。南朝历史的恶性循环。文人群体理想精神的进一步失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对文士精神世界的影响。形似写物的文学风气。绮艳文风兴起。绮艳文风发生的内外部原因。宫体诗艺术得失的客观评价。萧氏父子在文学上的功过。
第八讲：北朝文学
第一节：北朝文学的发展
元魏王朝的建立。十六国、北朝文学的进程。南朝文学对北朝文学的影响。北地三才：温子升、邢邵、魏收。梁陈之际南方文学家的大量入北朝与北朝文学的成熟。南北文学的融合。
第二节、庾信与王褒
庾信的家世，他在梁朝时的文学创作。庾信入北朝后的创作变化，文学精神的升华，乡关之思，荣枯主题等。庾信文学的特色，强烈的抒情性、与高度的语言技巧，超越浮靡时风，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王褒在南朝与北朝时的创作。
第三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
《水经注》一书的性质，集地志、博物记、游览记等着述于一书。《水经注》山水文学的成就。对后世山水小品的影响。《洛阳伽蓝记》，北魏迁洛后佛教的兴盛，杨炫之的叙事艺术与文风。
第九讲：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
第一节：魏晋南朝民歌
吴歌在东吴的兴起。东晋时期吴声的流行。长江中下游都市经济的发展与吴声、西曲的盛行。吴声、西曲的体制、表现内容与艺术特点。南朝民歌的绝唱：《西洲曲》，形象之美、境界之美、声韵之美。
第二节：北朝民歌
北方民族的尚武、质朴与北朝民歌的风格。《木兰诗》的艺术成就，“刚健含婀娜”的风格。南北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巨大影响。
第十讲：魏晋南北朝小说
第一节：志怪小说
志怪之源。南北朝社会与志怪风气。佛教、道教与志怪。娱乐与志怪。干宝与《搜神记》，故事类型，小说艺术。
第二节：志人小说
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风气。追慕名士遗风的社会风俗。魏晋以来人物记、人物别传之流行。《世说新语》：传神的人物描写，冷隽的语言风格。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考题
1、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文学史的地位。
2、 魏晋文学与南朝文学在发展上的连续性与变迁之处。
3、 三曹父子个性、思想与文风之比较。
4、阮籍《咏怀诗》卓越的艺术创造及其成因。
5、西晋文学的特点。
6、如何理解玄言诗的出现。
7、如何认识陶渊明的隐逸。
8、为何说谢灵运为山水诗的开创者，谢氏之前山水诗创作的情况。
9、鲍照的寒素意识、才华、遭遇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
10、谢朓与永明诗人群体。
11、宫体诗现象之认识。
12、魏晋南北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
13、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上地位。
D. 我想知道有关汉朝的文化
http://ke..com/view/3129.html
霍去病的资料
http://..com/question/19838860.html
关于汉朝饮食文化及相关礼仪
中国饮食文化的丰富时期，归功于汉代中西（西域）饮食文化的交流，引进石榴、芝麻、葡萄、胡桃（即核桃）、西瓜、甜瓜、黄瓜、菠菜、胡萝卜、茴香、芹菜、胡豆、扁豆、苜蓿，主要用于马粮，莴莲即莴笋、大葱、大蒜，还传入一些烹调方法，如炸油饼，胡饼即芝麻烧饼也叫炉桡。东汉时期，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使豆类的营养得到消化，物美价廉，可做出许多种菜肴，1960年河南密其发现汉墓有大画像石，其中就有豆腐作坊的石刻。东汉还发明了植物油。在此以前都用动物油，叫脂膏，带角的动物油叫脂，无角的如犬，叫膏。脂较硬，膏较稀软，植物油有杏仁油，奈实油，麻油，但很稀少，南北朝以后植物油的品种增加价格也便宜。
在饭、菜的食用上都有严格的规定，通过饮食礼仪体现等级区别。如王公贵族讲究‘牛宜秩，羊宜黍，象直穆，犬宜粱，雁直麦，鱼宜涨，凡君子食恒放焉‘。粮食有稻、小麦、黍，粟，大豆，赤豆，麻子等：蔬菜瓜果有芥菜，葵、芋、姜、笋、藕、菱角以及梅、杨梅、梨、柿，枣、橙、枇杷、甜瓜等；肉食品属于兽类的有黄牛、绵羊、狗、猪、马、兔，梅花鹿；属于禽类的有鸡、野鸡、野鸭、雁、鹧鸪、鹌鹑、鹤、天鹅、斑鸠、鹬、鸳鸯、竹鸡、火斑鸡、鸮、喜鹊、麻雀等；属于鱼类的有鲤、鲫、鳡、刺鳊、银鲴、鳜等。此外，随葬的食品和饮料还有鸡蛋、各种饼食和酒。烹调时使用的调味品有盐、酱、豆豉、糖、蜜、曲、醋等。而贫民的日常饭食则以豆饭藿羹为主，‘民之所食，大抵豆饭藿羹‘。有菜肴二十余种。‘凡王之馈，食用六百，膳用六牲，饮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酱用百有二十瓮‘。这告诉我们，进献王者的饮食要符合一定的礼教。《礼记*礼器》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而民间平民的饮食之礼则‘乡饮酒之礼，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养老也‘。乡饮酒，是乡人以时会聚饮酒之礼，在这种庆祝会上，最受恭敬的是长者。
礼产生于饮食，同时又严格约束饮食活动。不仅讲求饮食规格，而且连菜肴的摆投也有规则，《礼记*曲礼》说：‘凡进食之礼，左肴右被，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疏酱处内，葱片处右，酒浆处右。以脯俗置者，左朐右末。‘译成现代的文字，就是说，凡是陈设便餐，带骨的菜肴放在左边，切的纯肉放在右边。干的食品菜肴靠着人的左手方，羹汤放在靠右手方。细切的和烧烤的肉类放远些，醋和酱类放在近处。蒸葱等伴料放在旁边，酒浆等饮料和羹汤放在同一方向。如果要分陈干肉、牛脯等物，则弯曲的在左，挺直的在右。这套规则在《礼记*少仪》中也有详细记载。上菜时，要用右手握持，而托捧于左手上；上鱼肴时，如果是烧鱼，以鱼尾向着宾客；冬天鱼肚向着宾客的右方，夏大鱼脊向宾客的右方。
在用饭过程中，也有一套繁文缛礼。《礼记*曲礼》载：‘共食不饱，共饭不择手，毋搏饭，毋放饭，毋流歌，毋咤食，毋啮骨。毋反鱼肉，毋投与狗骨。毋固获，毋扬饭，饭黍毋以箸，毋捉羹，毋刺齿。客絮羹，主人辞不能烹。客歉醢，主人辞以篓。濡肉齿决，于内不齿决。毋嘬炙。卒食，客自前跪，撤饭齐以授相者，主人兴辞于客，然后客坐。‘这段话的大意是讲：大家共同吃饭时，不可只顾自己吃饱。如果和别人一起吃饭，就要检查手的清洁。不要用手搓饭团，不要把多余的饭放进锅中，不要喝得满嘴淋漓，不要吃得喷喷作声，不要啃骨头，不要把咬过的鱼肉又放回盘碗里，不要把肉骨头扔给狗。不要专据食物，也不要簸扬着热饭，吃黍蒸的饭用手而不用箸，不可以大口囫囵的喝汤，也不要当着主人的面调和菜汤。不要当众剔牙齿，也不要喝瞻渍的肉酱。
如果有客人在调和菜汤，主人就要道歉，说是烹调得不好；如果客人喝到酱类的食品，主人也要道歉，说是备办的食物不够。湿软的肉可以用牙齿咬断，于肉就得用手分食。吃炙肉个要撮作一把来嚼。吃饭完毕，客人应起身向前收拾桌上盛行瞻债物的碟子交给旁边伺侯的主人，主人跟着起身，请客人不要劳动，然后，客人再坐下。
饮料：茶。
酒，但是很浑浊，度数很低
零食：开始利用腌制的方法保存水果。
参考资料：http://www.book371.net/book/51719/html/1754500/
http://post..com/f?kz=164758053
秦汉服饰(公元前221～公元220)这一时期的衣料较春秋战国时期丰富，深衣也得到了新的发展。特别在汉代，随着舆服制度的建立，服饰的官阶等级区别也更加严格。秦汉服装面料仍重锦绣。绣纹多有山云鸟兽或藤蔓植物花样，织锦有各种复杂的几何菱纹，以及织有文字的通幅花纹。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张骞奉命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路通道，成千上万匹丝绸源源外运，历魏晋隋唐，迄未中断，史称“丝绸之路”。于是，中华服饰文化传往世界。自秦而汉，深衣有了一些发展和变化。从东汉社会上层来看，通裁的袍服转入制度化。秦代服制与战国时无大差别，保中国服饰持深衣的基本形制。西汉男女服装，仍沿袭深衣形式。不论单、绵，多是上衣和下裳分裁合缝连为一体，上下依旧不通缝、不通幅;外衣里面都有中衣及内衣，其领袖缘一并显露在外，成为定型化套装。下着紧口大裤，保持“褒衣大裙”风格。足下为歧头履。腰间束带。秦代服制，服色尚黑。汉代有了舆服制度。史书列有皇帝与群臣的礼服、朝服、常服等20余种。服饰上的等级差别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在:①冠服在因袭旧制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区分等级的基本标识;②佩绶制度确立为区分官阶的标识。
汉朝文化
汉朝是继秦朝之后建立的又一个统一王朝。它完成了秦朝没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成功地结束了战国局面，不仅在全国实现了政治统一，也初步完成了文化整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过程曲折复杂，历时二百余年。其间，除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因素外，儒家的《春秋》学也起了重要作用。本文从政治文化角度入手，对这一过程进行了探讨。
战国以来，从分裂走向统一，从战争走向和平，从松散的分封制走向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是政治发展的大势；而对天下一统、风俗齐同的太平盛世的向往和追求，是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的主流。两者都是影响汉朝政策之制定从而推动汉代政治变迁的重要动力。从作用方向看，这两种动力并不矛盾。但秦汉之际，由于自然和地理条件的制约，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关中和关东、西方和东方之间仍存在较大差异和对立。相对而言，关中地区在政治、军事上占有优势，关东地区则在文化上占有优势。这一客观形势决定了政治的统一只能是关中统一关东，西方兼并东方，而文化的统一必然是关东统一关中，东方压倒西方。
关中的政治、军事优势在战国后期特别是秦的统一战争中已清晰地表现出来，在汉朝重建帝业的过程中再次得到证明。关东的文化优势则在秦朝灭亡后才引起人们的重视，又迟至武帝以后才被最高统治者认可，从而在朝廷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汉朝能够战胜西楚再建帝业，关键在它得以承秦。汉朝能够避开亡秦覆辙，使其帝业巩固下来，固然与汉初七十年之东西异制、清静无为的政策有关，但真正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还是武帝以后的尊儒更化，是由此而发生的帝国文化重心向东方的转移。
秦朝灭亡后，法家受到批判，但儒家学说并未立即取而代之成为汉朝的正统学说。这不仅是因为汉初统治者不好儒术，也是因为西汉再建帝业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过程。作为陈胜、吴广发起的那场反秦战争的产物，汉朝的建立固然意味着对秦朝的否定。但汉朝是承秦而立的，在制度和政策上又大量继承了秦朝的传统。于是在汉初政治中，“反秦”与“承秦”形成一对矛盾，其中“承秦”又占优势。在这种形势下，汉初统治者在秦朝的老路上一步步向前迈进。虽小心谨慎，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困境。历史再次证明秦朝的道路走不通。于是，儒家学者为摆脱汉初政治之困境而设计的改革方案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
儒家自孔子死后便分为若干家，其中尤以孟子、荀子影响最大。汉代只有孔子被神化，称为“圣人”，孟子和荀子尚为等而下之的“仁人”。因此，汉代儒家学者都奉孔子为先师，而无人以孟子或荀子后学自诩。但孟子和荀子的思想对汉儒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由此，汉初儒家学者中也隐约存在着对立的两派。而自从董仲舒以“《春秋》公羊学”的形式提出一套系统政治学说之后，汉儒内部两派的斗争便集中表现为《春秋》三传之争。他们针对汉初政治所面临的难题，提出“以德化民”和“以礼为治”两种政治主张。自武帝以后，两派先后登上政治舞台，对朝廷政策施加影响，使汉朝政治在儒术独尊之后继续表现出大幅度的摇摆变化，使武帝至宣帝、元帝至王莽、东汉一朝又形成几个相对独立的发展阶段。
汉武尊儒有利于儒学的传播和繁荣，使儒生大量进入各级政府，从而获得参与和改造朝廷政治的机会。但更重要的是，武帝在尊儒的旗帜下采纳了《公羊》家“《春秋》决狱”的主张，将儒家思想纳入承秦而来的汉家律令，使帝国法律初步儒家化了。宣帝在武帝改革律令的基础上，又对吏治进行了改良。西汉中期之儒术，虽然只是用来缘饰法律，虽然只是法治的辅助手段，但它毕竟介入了“汉家制度”，使得“王道”在朝廷政策中与“霸道”相杂，从而使东西方的文化对立和冲突得到进一步缓解，使关中和关东不再格格不入，使文化上的战国局面宣告结束。然而西汉中期，帝国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开边拓土成为第一位的事业，支持对外战争是朝廷政策的重心。在这方面，《公羊》家的“三世异治”说也起了推动作用。但承秦而来的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更适合战争的需要，因而仍是朝廷制定政策的主要基础。这一局面直到宣元之际才得以扭转。在那之后，朝廷政策的重心终于转到内政上来.
宣帝时，《公羊》家受到排抑，而《谷梁》之学大盛。受其影响，自元帝以后出现了一场托古改制运动。元帝改制一度轰轰烈烈，但由于宦官、外戚势力的干扰和儒家今文经学固有的弱点，改制过程困难重重，无法深入。成、哀时期，王莽的出现和以《左氏》学为核心的古文经学的兴起，为改制运动走出困境创造了条件。及至王莽当权，将古文经学立于学官，将刘歆的《左氏》义理奉为正统学说，又模仿周公制礼作乐，改制运动进入了高潮。在帝国版图之内实现文化的整合与统一，是秦汉王朝所肩负的最为艰巨的历史使命。正是在完成这一使命的过程中，秦朝因操之过急而灭亡，西汉因迟迟不能满足人们的愿望而被赶下历史舞台。王莽企图通过制礼作乐为这一过程画上圆满的句号，结果也遭到惨败，与秦朝殊途同归。
东汉是西汉的继续，继承了西汉二百余年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成果。它的建立意味着“汉德”复兴，而在东汉人看来，“汉德”就是“尧德”，亦即《公羊》家所阐述的《春秋》之道。它定都洛阳，是西汉后期出现的政治重心东移趋势的结果，使汉朝终于跳出了以关中为本位的政治格局，进一步摆脱了军国主义体制和法治传统的束缚，为《公羊》家重新拨乱反正、重建汉家制度提供了机会。它吸收了西汉的经验教训，对元帝至新莽的改制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受其影响，东汉统治者一度效法宣帝，兴起严猛苛刻之风，但这不是东汉政治的主流。相比之下，意义更为深远的是：儒学士大夫集团对《春秋》三家之学，对儒家的两种政治主张，作出了最后的抉择，使《公羊》学重新获得独尊地位。在《公羊》学的影响下，东汉的政策重心始终在内而不在外。对外坚持“务广德”，反对“务广地”，没发动过大规模的对外战争。对内虽在章帝时一度恢复盐铁、均输等制，但很快又废除了。坚持《公羊》家的太平标准、反对制礼作乐的呼声占有压倒优势。法律进一步儒家化，循吏作风也更加普及，强调“以义正我”的“以德化民”之术日益成为儒学士大夫的自觉行动。这一切都使得东汉一朝在大量沿用西汉制度的同时，又表现出与西汉明显不同的特色。
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发展是个一环接一环逐步深入的过程，其中每一环都有一个为当时人们普遍关注和共同探讨的核心问题。从东周到东汉，政治文化的核心问题是“拨乱反正”之“道”。先秦诸子的学术争鸣是理论准备阶段。法、道、儒等家的政治学说是其主要成果。秦汉是政治实践阶段。经过实践的检验，在法、道、儒三家中，儒家是最后的胜利者，而在儒家内部两派中，《公羊》家又是最后的胜利者。东汉以后，拨乱反正之“道”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公羊》家“以德化民”的思路和主张确立了主导地位，从而在先秦儒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又形成厚厚的一层积淀，为其后政治和政治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总之，汉朝在步秦后尘再建帝业的过程中，经过反复探索与实践，终于找到了在千差万别的民间乡俗、区域文化和民族传统之上实现文化整合的唯一可行的道路，确立了进行这一整合的基本模式和机制。此后，政治上的分裂和统一又反复了多次，但以儒家思想为中心的文化整合运动始终没有停止。汉代《公羊》家的“以德化民”说虽渐渐被人们淡忘了，却始终在冥冥中支配着这一运动的基本方向。
E. 为什么说魏晋南北朝文化是“承上启下”的
本文是指魏晋南北朝文化，上承接汉文化，下面引导隋唐文化，起到中转作用。
承：承接；启：开启，引导，引出。承接上面的，引出下面的内容。
F.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胡文化的交融的特点
摘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要分阶段，魏和西晋是以汉文化为主，汉胡文化是相对独立的。五胡乱华到东晋时期，属于民族文化激烈碰撞时期，胡汉文化应该是一种冲突为主的特征。当然前秦这些统一北方国家也尝试过民族融合，因为国家寿命短暂而失败了。
G. 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化融合的过程
自东汉末年，由于政治的日益腐败，统一的多民族大帝国分崩离析。之后，历三国和西晋的短暂统一，又出现了东晋十六国并立和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在这政权分裂、战乱频仍的三百多年中，中国社会处于一个巨大动荡的旋涡之中。与此同时，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
这一时期，与汉族及其前身华夏族有着密切联系的各族，他们出现在中原政治舞台上以后，骤然间加快了民族融合的过程，纷纷离散聚合。建立过政权的许多民族都纷纷与汉族融合。不论南方还是北方，民族之间双向或多向的迁徙、对流，是这一时期民族融合的特点。即一部分汉族往周边去，周边的少数民族往内地来。
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同时，在政权的组合上又往往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北方民族徙居中原，纷纷建立政权，一个最为直接的后果是：在中原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为各民族的融合提供了先决条件。这些民族在与汉族的长期杂居相处与通婚中，互相依存、互相吸收，建立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渐渐地，他们与汉族在经济、文化、语言、服饰、姓氏、习俗乃至宗教信仰上的差异逐渐缩小，与汉族逐渐融为一体。如至北魏后期，匈奴、羯、氏、羌等少数民族已不见于史乘，柔然、吐谷浑、敕勒等也与汉族逐渐融合。到隋朝统一黄河流域，从北方迁入中原的少数民族差不多都被汉族融合了，连鲜卑族也最终完成了汉化。当然，在这一时期的民族融合大背景下，必须要提的重要事件是——北魏孝文帝改革。
孝文帝建立北魏政权后，为了巩固统治，发展经济，增强国力，他顺应民族融合的发展趋势，模仿汉政权建立了封建政治制度，实行了三长制、均田制，改胡姓为汉姓，改胡服为汉服，提倡胡汉联姻。其中均田制的推行，使北方经济逐渐恢复和发展，有利于少数民族由游牧生活向农耕生活的转化，对民族融合产生了有力的促进作用。迁都洛阳，更可以直接地接受汉族先进文化，这大大加速了胡汉民族融合。
在南方，自秦汉以来，就有不少华夏或汉族大批进入蛮族区、西南夷及岭南地区。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汉族为了逃避战乱和苛重的税役，或迁往河西陇右，或随晋室南迁而偏居江左，甚至在传统的蛮、俚、僚、爨等族聚居区，也能看到他们的踪迹。与此同时，豫州蛮、荆、雍州蛮向北推移，爨人被征调内地，成为南朝的编户齐民。通过这种双向的、对流式的迁徙杂居，以及不间断的武力征伐、联姻结盟和左郡左县的设置等多种渠道，南方地区汉族的夷化和夷族的汉化现象也日渐普遍。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H. 简述南北朝文化史
在中国文学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酝酿着新变的时期，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孕育着、萌生着、成长着，透露出新的生机。一种活泼的、开拓的、富于创造力的文学冲动，使文坛出现一幕接一幕新的景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魅力就在于此。这种新变总的看来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文学进入自觉的阶段，文学创作趋于个性化；玄学的兴起和佛教的传入为文学创作带来新的因素；语言形式美的发现及其在文学上的运用。就文体的发展看来：五言古诗继承汉乐府的传统，增强了诗人的个性，得到长足的发展并达到鼎盛；一种诗化的散文即骈文的兴盛，成为这个时期重要的文学现象，中国文学增添了一种新的、抒情性很强的、可以充分发挥汉语语言形式美的文体；在汉代盛极一时的大赋，演变而为抒情小赋，并因骈文的兴盛而增加了骈俪的成分，骈文、骈赋在梁陈两代进入高峰；七言古诗在这时确立起来，并取得可喜的成就；南北朝民歌的新鲜气息，刺激着诗人进行新的尝试，再加上其他因素，到了唐代绝句便繁荣起来；小说在这时已初具规模，奠定了中国小说的基础，并出现了一批着名的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以393年的时间酝酿这些新变，虽然显得长了一些，但和汉代大约四百年文学的收获相比，不能不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成就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没有这段酝酿，就没有唐诗的高潮，也就没有唐代文学的全面繁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