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资本怎么提升

Ⅰ 文化不高怎么提升自己

如果只是文化知识储备的不足，那么可以在工作之余通过看书、技能辅导等方式提高自己的知识库；如果是学历的文化不高，且是社会从业人士，那么可以通过成人高等教育或高职扩招等方式，一边学习掌握专业知识与技能，一边提升学历、文化程度水平。

注意高职扩招招生对象是应往届高中、中专毕业生，农民工、下岗工人等，报名需符合招生院校的规定，经录取后学习、提升获得全日制大专文凭。

成人高等教育方式主要是指步入社会，通过继续教育学习、获得更高学历与文凭，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学习、提高了文化知识、技能。

Ⅱ 为什么说文化也是一种资本文化资本包括哪些部分

说明两点：
1、标准的答案不会给你，只提供一些思考方向吧，如果你真心去研究，对于你毕业后工作也非常有益，给一个好答案容易，给你一个好思路更加受益。
2、如果是组织行为学的内容，应该与企业文化的建立有关。企业文化的不同、彰显出的文化资本也不相同，比如百年老字号的文化内涵：诚信。比如淘宝的文化，你研究一下马云。现代企业文化的方式有企业内训、企业报刊、企业网站等等。作为文化与资本嫁接，无非是把文化内涵转变为价值的过程。

《参考一》：
文化资本就是用于文化商品生产、运输和交换的价值积累。它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两个方面，有形的方面包括被赋予了文化意义的建筑、遗址、雕塑、绘画、书法、书籍、报刊、电影拷贝、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等。无形的方面包括人们的思想、创意、信念、技巧(手艺)、民间传说、传统、社会价值(知名度)等。
文化资源的资本化，是文化资本运营的基础。

《参考二》
资本为文化企业带来四大助力

资本可以为文化企业带来非常大的助力。第一，能更好地提升文化企业的资本理念。在我们刚开始接触一些文化企业，包括影视公司、传媒公司、创意类型的公司、动漫类型的公司时，大家对资本是没有感觉的。他们想，自己是一个创意团队，自己的钱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做到什么程度，不一定要去贷款，或者谋求金融机构、股权投资机构的帮助。后来是看到行业中，他们的竞争对手资源和人脉比较多，才对资本有了非常深的体会。很多影视公司、传媒公司的老总说，我们现在没有钱，行业规模就做不起来。可见，文化产业的从业者在资本方面的理念获得了极大提升。
第二个方面，对于高端人才的引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文化产业尤其是演艺传媒产业，从业人员的工资非常低，我们甚至都听说过不到1000元的月薪资水平。这种薪资水平没有办法吸引更高端的人才进入，所以，资本的流入实际上也在吸引高端人才方面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个方面，使得文化企业的内控、内部管理规范和财务管理规范提高了一个档次。我曾经看过一家影视公司，如果所有的财务规范和内部管理规范都按照上市公司标准来做的话，没有多少利润。资本如果考虑到退出问题，还是需要提升文化企业在管理上的规范程度。
第四个方面，资本进入对于整个文化产业整合和产业集中化有非常大的推动作用。文化产业大部分都比较弱、比较小、比较分散，而现在一些上市公司对文化产业上下游的资源可能也会有并购的需求。资本的出现，对文化产业集中化和产业的整合会有很大的帮助。

Ⅲ 如何提升文化产业品牌的核心价值和影响力

品牌是企业乃至国家竞争力的综合体现，代表着供给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升级方向。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印发，其中提及旅游、出版等多个文化领域。文化品牌建设是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短板所在。在消费者更加注重品质和品牌消费的背景下，如何通过提高文化产品质量和文化创新能力，打造具有鲜明特色和较强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1、融合创新，品牌培育提升文化产业内涵
●中南大学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连续11年发布的《中国文化品牌发展报告》，共发布了373个中国文化品牌，覆盖了影视、旅游、出版、艺术品、动漫、互联网等各领域。从中可以看出，我国文化品牌类别分布广泛，文化品牌培育对文化产业提速起到了拉动和引导作用。
“中国文化品牌建设比文化产业自觉更早，近年来，在倡导文化自信和振兴文化产业后，我们又有了新的品牌自觉意识。”中南大学文化产业品牌研究中心主任欧阳友权说。在他看来，文化品牌是文化的精神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重凝聚，有着丰富含金量，只有品牌产品才有竞争力和感召力，文化产业要赢得市场、参与国际国内文化资本的激烈竞争、使自身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走品牌化之路。
此次《意见》对旅游、出版等文化领域的品牌建设提出了具体要求——开发一批有潜质的旅游资源，形成以旅游景区、旅游度假区、旅游休闲区、国际特色旅游目的地等为支撑的现代旅游业品牌体系，增加旅游产品供给，丰富旅游体验，满足大众旅游需求；鼓励传统出版企业、广播影视与互联网企业合作，加快发展数字出版、网络视听等新兴文化产业，扩大消费群体，增加互动体验。
我国旅游业近年来进入以品牌竞争为核心的发展阶段，丰富的旅游资源为品牌化之路提供了基础——湘西文化浓郁的凤凰古镇、富有文艺情调的丽江、“甲天下”的桂林山水，每年都吸引众多慕名前往的国内外游客。旅游与其他业态的结合也催生了一系列知名品牌,如“印象系列”“又见系列”通过结合当地特色资源，将山水景色、传统文化融入艺术表演，成为许多游客必看的经典演出。
《意见》也对数字出版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数字化成为传统出版业跨越发展的契机。凤凰传媒、中国出版集团等出版社都积极探索与互联网结合，并与演艺、影视、游戏等行业合作打造全产业链。专家认为，随着“文化+”的兴起，创新意识、跨界融合意识在品牌建设中越来越重要。
2、补足短板，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
●提到国外的知名文化品牌，人们自然而然会想到日本的动漫，韩国的电视剧，美国的好莱坞电影等。这些拥有全球市场的文化品牌以其强大的影响力带动了企业生产和市场消费。相比之下，我国文化产品的品牌效应不算突出，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文化品牌更是凤毛麟角。
“近年来，中外文化贸易逆差逐渐缩小，与我国‘走出去’的民族文化品牌之间有着必然的关联。”欧阳友权提到，培养民族文化品牌成长，并逐步走向国际化之路，将是未来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
“中国文化品牌建设任重道远，与发达国家相比，文化品牌影响力差距较大。”欧阳友权提出，在文化产品生产过程中，一些文化企业的套现思维导致了眼光短视，过度迎合市场，而忽略了对文化附加值的开掘，对市场的后劲支撑乏力。
在许多专家看来，我国文化品牌建设存在明显短板。由于我国文化产业起步晚，发展方式较为粗放，产业附加值偏低，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产业链。例如好莱坞的衍生品收入大约占总收入的七成左右，票房收入仅占三成；而我国则相反，票房收入占近八成。此外，文化品牌同质化问题严重，缺少自身特色，雷同的产品造成市场恶性竞争，如影视剧生产跟风现象严重，相同题材而制作粗陋的影视剧层出不穷，各地旅游景点也常出现似曾相识的文化街区和类似的旅游纪念品。
欧阳友权提出，当前我国的文化品牌呈“两头大、中间小”的业态失衡状态。“两头大”是指传统的老牌子，如国粹等传统文化的世界认同度高，同时，与新兴科技相结合的新品牌，如腾讯、阿里等新媒体、影视娱乐类品牌等成长快；“中间小”是指占绝大多数文化业态的行业品牌少，发展滞后，即资源依赖型的文化行业如文化旅游、民族民间艺术、传媒业等占比很大却品牌较少。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我国文化产品的国际影响力还未达到应有高度。只有将优质内容凝练成文化品牌，才能进一步在国际市场实现快速、有效、大范围传播。”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指出。
3、提质升级，加强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
●《意见》提出，要净化市场环境，建立更加严格的市场监管体系，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行为；要清除制约因素，建立产品质量、知识产权等领域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健全黑名单制度，大幅提高失信成本；要制定激励政策，积极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用，带动更多社会资本投入，支持自主品牌发展。
目前来看，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势头强劲，数量优势明显。然而当前阶段更需要从注重数量到注重质量的转变，发掘产品背后的内涵与深层价值。“德国八千多万人口，却为世界贡献了两千多个品牌，许多品牌限量生产，而不是迎合市场、越多越好，这就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品牌意识。”欧阳友权说。
《意见》提出，要“以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为主要内容”，这也是文化领域品牌建设的方向所在。欧阳友权认为，文化品牌的未来发展要拓宽三大路径：一是注重民族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二是扶持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意开发，三是品牌培育要有持之以恒的工匠精神，防止急功近利。
善用民族文化资源，打造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对我国文化“走出去”意义深远。陈少峰指出，我国在对外品牌塑造和传播方面不应局限于举办大型活动，还应逐步建立包括国家、社会、企业、城市、明星、项目产品等各层面的系列品牌。
“品牌是文化传播的影响力来源，优质内容则是品牌形成的基础。”在陈少峰看来，文化“走出去”最重要的是坚持“内容为王”，这就需要形成保护知识产权的氛围。
实际上，中国文化元素在世界市场很受欢迎，好莱坞的动画电影《功夫熊猫》《花木兰》都融入了中国元素，并获得很高的票房和很好的口碑；而我国却少有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类似作品，因此不仅要善于运用传统文化资源，更需要加入创意，并结合市场需求加强现代运营管理。

Ⅳ 文化资本：当文化成为一种资本时，如何影响着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在很多的文章中看到一个词语“文化资本”，文化和资本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他们在教育这个场域中又有着怎样的生产途径。

来谈及文化资本之前，需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历史追溯。文化在最初并不是作为一种资本而存在，从着名社会学家孔德把资本的概念引入进文化之中，才使文化成为一种资本的概念，他提到:“资本来源于劳动,来源于人类能生产出超出其消费所需的产品的能力,来源于这些剩余产品中一部分的耐久性,这些耐久性使得它们可以世代相传和不断积累,而这就是人类学所谓的“文化”， 这种“积累”的存在对于个人来说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资本，这就是文化资本概念的最初开端。关于资本的解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问题进行了精彩的解释和分析，但文化资本处于一种社会学的环境视角中，在这个方面，真正的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着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也是由于他，文化资本在学界成为了一种用语，在教育领域也引起了长久的争论与研究。

作为当代着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在研究教育问题、文化消费问题和社会阶层研究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资本理论，在文化资本的发展历史中，布迪厄的研究使得文化资本这个概念得到了学界极大的重视。布迪厄第一次提出文化资本理论是在一九八六年的《资本的形式》一文中，文化资本这个理论范畴的提出是对传统资本概念的一种突破，是对资本的概念进行抽象化而得出的。从本质方面来看，文化资本是属于具体化的文化资源，人类的劳动实践活动产生了具体化的文化资源，现存的世界是通过人的劳动积累而成的。布迪厄透彻的认识到了这些情况，认为劳动的积累形成的现实的文化世界。积累是社会的存在原因，才能够把资本的概念到引入文化积累，布迪厄在《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一文中给“资本”下的定义是：“资本是积累的(以物化的形式或‘具体化’的、‘肉身化’的形式)劳动，当这种劳动在私人性即排他性的基础上被行动者或行动者小团体占有时，这种劳动就使得他们能够以具体化的或活劳动的形式占有社会资源”。通过从马克思的异化学说那里得到启发，布尔迪厄也认为,资本能够通过一些特定的条件异化成一种统治力量，迫使人们遵从资本的规则,“资本是处于客体或主体的结构中的力量,它也是一种强调社会世界的内在规律的原则”。布迪厄认为资本有三个方面，分别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相互之间能够转化，并且把三种资本在社会中得到承认的状态称之为符号资本。

那么，文化资本有何存在形式，布尔迪厄认为有三种存在形式。一是具体化的形式,“即采取了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它预先假定了一种具化、实体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因为包含了劳动力的变化和同化,所以极费时间,因此它们的获得必须由投资者来亲力亲为,衡量文化资本最为精确的途径,就是获取收益所需的时间的长度作为其衡量标准”；二是客观化的形式，客观化形式的文化资本一大特征就是能够具有传承性，“在物质和信息中被客观化的文化资本,如文学、绘画、纪念碑、器械等,在物质性方而是可以传承的”，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的载体，最常见的就是文化产品。三是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制度化的文化资本最明显的就是教育文凭，在布迪厄的《国家精英》就分析了这种学生通过进入名牌大学和培养群体精神获得的学术资格，他认为学术资格“是官方认可的、合法化的能力，它和简单的文化资本之间确立了一种根本的差别,那种简单的文化资本则需要不断去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在此情况下,可以清楚地看到体制性权力、自我表达的权力和捍卫信仰的权力的魔力,一言以蔽之,看到强迫他人接受‘社会公认性’的权力”（ 布尔迪厄着,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

在这三种具体的形式中，再将其纳入到教育的领域中进行探讨，得出了结论是让人震惊的。拥有更多资源的学生能够在家庭和社会中拥有更多的文化资本，比如较为良好的经济基础能够提供较多的文化产品。较为优越的家庭环境能够影响学生的文化和修养。并且最为重要的是这部分人能够就读精英大学的比例更大。换布尔迪厄的话说，就是不同阶层的家庭在文化资本的影响下，实现了教育系统中文化的再生产，不同群体的学生再生产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保持着父辈阶层的原貌，这是一种隐藏在教育系统中的不公平。也是由于如此，布尔迪厄也就成为了批判教育学的代表人物，站在批判的角度来看待当前的教育。虽然，这个理论提出后受到诸多的批评，但是不得不说，这是一个伟大的理论，这个诞生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理论，在今天的中国仍然是用来观察教育的视角，很多人也因此借助这个理论在学术上收获颇丰。回到理论的提出者布尔迪尔来说，是很让敬佩的，作为一个从家庭出身并不良好的学生，一步一步进入到法国的巴黎高师就读，在其着作《国家精英》这本书中就是这种高师的经历和观察让他更加的了解那个社会，他的这种人生经历使他一直与法国的学术界顶端和上层社会保持一种警惕，对社会保持一种批评。但很巧妙的是他最后也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站在了学术界的链条顶端。他个人的这种批判视角落在了教育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公平，比如着作《文化再生产》《实践理性》，当然还有一本关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和风格之间的不同而导致的人群的区分的《区分》着作。

透过其文化资本理论，能够解释诸多的教育问题。比如经济条件和教育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所有的人都想就读最好的大学？文凭真的重要吗？个人的风格和思维与未来的所处的阶层究竟有多大的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思考。拿文凭来说，这是属于布尔迪厄所说的制度性质的文化资本，依靠的这个文凭说明了这个人有能力获得这个文凭，是一种证明方式；在学校中，认识了诸多同样具有这样文凭的人，这是一种资源优势；能够就读这类学校，家庭付出或者条件大多数不会太差，这是一种家庭优势。多方面来看，这种文化资本就构成了一种竞争力。我之前看过一本关于大学生入学情况变化的书籍，以北京大学和苏州大学为例，分析了近三十年新生入学数据的变化。从总的来看，他们的这项研究是比较尴尬的，花费了多年的时间和经历得出了结论并不是很让人感兴趣。他们也分析了学生的家庭来源的变化，也就是之后，才会经常说清华北大的农村学生比例在下降，然后才会有什么农村地区专项计划，这也算是一种贡献。

其实，从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来看，教会我们的不仅仅是这种理论，而是一种批判的方法，看待教育问题要有批判的观点。特别是作为教育研究者来说，只有站在批判的视角才能够提出具有建设性的意见，这种批评并不是诋毁也不是谩骂，而是一种对问题的发现和思考。很多人不喜欢听到批判这个词语，一方面这个词语很有文革遗风，仿佛像是动不动就批判谁；另一方面谁都不愿意听到自己被批判，教育管理者不希望自己的措施被批判，教育研究者不希望自己的理论被批判，甚至学生也不想听到有人说自己的错误。所以，只能够是形成批判的思维，换一个让人舒服的词语去提出问题，这也体现了学术界风气的狐狸气质与圆滑。虚实之间，究竟有没有批评的话语需要自己去领悟。

Ⅳ 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方式有哪些

按照布迪厄的观点，资本是积累的劳动，文化资本就是文化资源积累的结果，这种积累的劳动能给行动者带来潜在的收益。身体化文化资本可以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和生活工作经验获取；客观化文化资本是通过市场交换获取；体制化文化资本是国家政策取向的结果。

Ⅵ 文化资本的作用机理

现代企业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企业发展过程也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因果关系网。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时时刻刻与环境相联系并相互影响。企业从环境中吸收能量、资源和信息，通过有目的地分配和调整，再输出环境，形成环境与企业的组织系统。因此。研究企业的发展不能仅仅局限于企业内部，还要从系统论的角度考虑企业发展外部环境的影响。
首先，企业内部的文化因素是企业发展的内核，企业内部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在内的三个层次的文化要素，它们相互作用形成的企业文化力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发展，从而构成了企业的文化资本。而这三个层次的文化因素中，深层次的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这也是本文研究的重点。
其次，在现代企业理论看来，企业行为是所有企业成员及企业与企业之间博弈的结果，企业被认为是一种“关系契约” 的网络，企业利益为“利益相关者” (stake—holders)按照正式或非正式的规则共同分享。企业经营理念的“最大化利益原则” 要考虑经济效益(利润最大化)、社会效益(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效益(人与环境的和谐)的统一。或者说，企业的发展受到人际关系的深刻影响，而不同的人际关系模式根植于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社会结构之中。
再者，“可持续发展” (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思想深入人心，它包含环境与发展和谐共生的内涵，由此我们提出了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生态伦理观(Ecological Ethics)。企业生态伦理从文化的角度来思考环境问题，它以价值理念的形式来影响企业发展。企业文化对企业发展的这一作用机理可用下图1来进行描述： 在企业三个层次的文化中，企业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是企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反映和维系着文化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构成的整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制度文化在企业文化的三个层次中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企业制度(enterprise system)在一个国家的微观经济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主体作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或者说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过渡，可以说是文化的过渡，观念的过渡。要造就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企业，必须与传统的自然经济、计划观念彻底决裂，必须对建立在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传统文化理念进行坚决地改造，培育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的公司制度文化。制度是形，文化是神，形神兼备是企业长寿的保障。具体来说，企业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子系统、一个层面，它是指在企业运行中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为所有f或大多数)成员接受或共同享的制度意识形态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或者说，企业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规则层面和秩序系统。它包括制度信念、制度伦理和制度价值观等。其中，企业制度文化的核心是制度伦理。就企业制度文化的层次而言，可分为根本制度文化、具体制度文化和规章制度文化。主要包括企业领导体制、企业组织机构和企业管理制度三个方面。
在企业文化中，企业制度文化是人与物、人与制度的结合点，既是人的意识与观念形成的反映，又是由一定物的形式所构成，即企业制度文化是企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中介。制度文化既是适应物质文化的固定形式，又是塑造精神文化的主要机制和载体。正是由于制度文化的这种中介的固定、传递功能，它对企业文化的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制度文化是企业文化的集中体现，反映和维系着文化的物质层面、精神层面构成的整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制度文化在企业文化的三个层次中发挥着决定，陛的作用。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持久动力。企业的创新动力来源于企业家群体的创新精神。企业家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对于推动企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 的核心， 是影响企业经济效益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是企业发展的动力源泉， 属于高层次的企业文化范畴。企业家精神涵盖了企业家能力， 同时又有着更多的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说， 企业家精神是比企业家能力更加稀缺的资源，对企业发展作用也更大。企业家精神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被激发出来，其中制度安排是最重要的原因。
企业家及其创新行为在经济组织中起着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主要在于他们对企业发展战略和企业行为具有决定 陛影响。企业的创新活动直接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使得企业的生存能力大大增强，体现在企业内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带来的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和企业对外部竞争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的提高。
具体地讲，企业家的创新功能影响企业发展的途径有：
第一，创新活动使企业能够领先一步。不论是成本、技术或是组织体系方面的领先使企业成为行业中的领导者， 其后的竞争对手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追赶；
第二， 新的生产组织方式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知识、人力资本、信息技术等软性生产要素在企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企业的生产组织形式从集权到分权、从U型到H型到M型组织结构。都是企业创新的结果，实现了对资源的更有效的整合；
第三， 创新使得企业的适应能力提高。创新并不仅仅是企业根本的、全面的革新，企业的适应性调整也是一种创新。调整后的企业能更适应竞争环境的要求， 有了一个更高的发展起点。为企业的后续发展铺平了道路；
第四，创新造成产品的差异化，创造出出奇制胜的机会。创新使得企业的产品或服务与众不同，这种差异化优势是激烈的市场竞争条件下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从而使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主动。正如德鲁克所说，“创新就是创造一种资源，创造一种新的市场。” 学者们还预言，大量新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进步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物质保证。而企业家精神的复苏则为经济增长提供了精神准备和支持，企业家创新精神的复苏将在下个世纪创造更多的新企业，促进经济的持续繁荣。
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创新能力和创新文化的集合。芮明杰认为，创新能力是企业所拥有的能够不断创新并使之成功的内在特质。企业的发展需要创新能力的支撑。创新文化是指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 企业在创新及创新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形成的具有本企业特色的创新精神财富及创新的物质财富的总和。它包括创新价值观、创新准则、创新制度、创新的物质文化环境等内容。创新促进企业发展的关系如图2所示。 近来的研究表明，企业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与它所嵌入的社会关系网络是相关联的。良好的人际关系和高度的信任感是稀缺的经济资源，对企业的经营能力和经济效益有直接的提升作用，影响着企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一般地说， 可以将企业的人际资本划分为内部的和外部的人际资本两个部分。企业的内部人际资本指的是企业内部存在的、有利于推动企业成员信任与合作、促进企业各部门间的沟通与协调， 从而增强企业内部凝聚力的人际关系网络。具体包括存在于员工之间的、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的、管理者之间的和各部门之间的人际资本。企业的外部人际资本指的是企业外部存在的、有助于企业摄取各种稀缺资源的人际关系网络。它包括企业的纵向联系(企业与上级领导机关、当地政府部门以及下属企业、部门间的联系)和横向联系(企业与其他企业、科研院所及高校、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之间的联系)。
从内部来看， 在一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企业效率的真正来源是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而企业成员间具有良好、密切、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则必然有利于增强组织整体的凝聚力和“团队精神”或“队的忠诚”，从而普遍地提高组织成员在合作中的积极，陛。企业成员之间的忠诚信任关系提高了企业内部人员间相互熟悉和相互信任的程度，也即积累了人际资本，从而降低了后续交易中的交易成本。同时，简化了企业的监督和激励机制。降低了制度执行成本。保持企业员工的稳定，减少人事上的纠纷。这种约束力量还有助于提高企业内部员工的个人目标与企业整体目标的一致性， 克服“搭便车” 成为，解决委托代理成本，降低企业运行过程中的交易成本，提高企业的运行效率。
从外部来看，存在的各种良好的人际资本同样也可以节约市场交易中的成本。广泛的企业外部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发挥信息收集和传递功能。为企业获取机会利益(它是指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经济主体利用相对信息优势所提供的机会而获得的经济净收益)提供有利条件，克服市场信息的不对称所带来的机会利益损失。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人际关系往往能够提供一种信任机制。使经济交易融入一些情感因素，为“关系网” 内成员间的合作、获取更大的机会利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企业外部人际关系资本有利于企业摄取参与竞争所需的各种稀缺资源和争取更多的经营项目，如某个业主只需要掌握单一生产环节的加工技术，并通过人际关系网络的支持，不必需要太多的资金就可以设厂创业。这就大大加速了小企业的形成和发展。熟人之间的交易也因相互之间的信任、长期合作而节省讨价还价、契约制订和执行费用。企业外部的人际资本对于市场交易费用的节约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
总之、企业人际资本的存在有利于节约企业的内部交易成本和市场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企业运行效率的提高。我们用图3来说明这一作用过程： 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 企业对环境的社会责任，就是获得最大化利润，衡量企业发展的标准是经济效益。环境恶化、资源短缺等全球性问题对传统的经济增长观提出了挑战。现代经济理论则认为，企业的发展取决于经济的、社会的、政治的和自然环境的诸种力量的平衡。不考虑资源和环境的保护，经济增长和自由贸易是不会持久的；企业生产从滥用资源和排放废物中得到好处而把坏处转嫁给社会是不公平的。在企业经营环境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 企业经营理念的“利润最大化” 应转变为“利益最大化”， 即企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的统一。从生态伦理出发，企业发展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使企业经营符合生态环境保护，正确处理企业发展与生态伦理的关系。
企业的生存与发展。时时刻刻与环境相联系并相互影响。企业从环境中吸收能量、资源和信息，通过有目的的分配和调整，再输出环境， 形成环境与企业的组织系统。恩格斯说过。劳动不是财富的源泉，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向劳动提供材料，而劳动则把材料变成财富。经济增长、企业发展和环境保护相互影响，相互依赖。企业与环境的关系如图4所示。
因此，正确处理好企业与自然的关系，建立和谐的生态伦理。是促进社会和企业可持续性发展的要求，即在不损害社会利益、后代利益、生命和自然界利益的前提下，谋取企业利润。积极改善和优化人、企业与自然的关系，建设良好的生态环境，从而能持续地取得物质和精神成果。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全球性的资源危机与生态破坏等严峻的环境问题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应做到物质利益、社会利益和生态利益的协调发展。这标志着人类进入了既重视让会经济发展又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的“绿色时代”。人们渴望消费安全卫生的产品，享受舒适温馨的服务，拥有清洁宽敞的工作环境，对随意排放废弃物、乱砍乱伐森林资源等各种破坏生态伦理的企业经营行为予以抵制和谴责，并到一定程度时采取法律的制裁措施。建立和谐的生态伦理还可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过去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促使企业由粗放型经营转变为集约型经营，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伦理关系中实现企业可持续性发展，永保企业的活力，维系企业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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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资本（le capital culturel）是一种已被广为接受的社会学概念，由皮耶·布迪厄首先提出。布迪厄和让–克洛德·帕斯隆于《文化再制与社会再制》一书中首次使用到了此一名词。在本书中，他试图去说明法国在1960年代间教育支出的不同。之后经过了再次地阐述和发展之后，文化资本在《资本的形式（The Forms of Capital）》中被指为另一个形式的资本，并在《国家贵族（The State Nobility）》中被指为较高等的教育。对于布迪厄来说，资本在一个交易系统中扮演着一种社会关系，而且这一词并延伸至指所有不论是物质性的或是象征性的商品，那些商品是稀有的且在特定的社会组成之下是值得去追寻的。而文化资本即是指包含了可以赋予权力和地位的累积文化知识的一种社会关系。[1] 目录 [隐藏] 1和其他类型的资本之间的关系2文化资本的类型3和布迪厄其他概念之间的关系4参考文献5另见6相关阅读

Ⅶ 城市文化资本的积累和发展需要哪些条件

城市文化发展需要的条件如下：
1、空间特征，城市所处地理位置和环境，不可替代地成为城市第一层文化底色，使城市具有自己与生俱来、与众不同的地域特色。
2、时间维度，城市的历史和独特的人文传统是城市文化的第二特征，是城市文化底蕴的力量源泉，是城市抹不去的文化烙印。
3、制度、原则，是城市文化建设能否顺利、持续推进的工作基础和保障，直接影响着城市文化的属性、形态和发展，规定着城市文化发展的机制与走向。
4、物态环境，城市街区规划，商业布局，产业布局，直观而立体地凸现着城市的气质、形象，是城市文化品位的显性标记和感性认知对象。

Ⅷ 试论怎样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1500字左右，谢谢

一是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文化软实力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国民的精神状态、意志品格和内在的凝聚力，而这一切主要来自于人们对社会核心价值的认同。所以我们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提高我国国家软实力的首要任务，坚持不懈的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会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最终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成为全体社会成员普遍理解和接受、自觉遵守奉行的价值理念，成为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
（1）大力实施文化产业空间战略。鼓励和支持我国东部地区，也就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地优先发展高科技的文化创意产业，完善专业化、富有创新活力的产业集聚，加快创新型城市的升级和功能再造，建设世界性的文化创意中心城市。为又好又快的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应重点扶持文化产业的高端部分，促进高科技和创意结合的新兴数字化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中西部地区，政府应促进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开发，涵养文化生态，重点发展依托于独特地方文化的文化旅游、文艺演出和文化产品生产。

（2）借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结合之机实施我国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战略。虽然这些年来我国政府积极致力于文化产业的技术改造，将网络技术、信息技术、智能化技术、数字化技术等诸项新技术引入文化产业，但是这种行动并没有上升到战略高度，人们并未意识到这些高新技术为我国文化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迅速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甚至超越世界先进水平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会。这种认识上的不足，势必体现为对文化产业与高新技术结合的投入不足，体现为投入行动的无系统性。为此，我国政府应该尽快制定文化产业跨越式发展战略，以战略引导文化产业的技术升级。

（3）设计科学高效的财税信贷支持体系。

第一，提高政府对文化消费的财政支持力度。国际经验和国内实践证明，文化消费水平的提高和文化产业的发展，常常离不开政府对于文化消费活动的补贴。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没有文化市场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且文化市场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政府补贴是拓展文化市场的重要手段。我国文化市场空间受制于民众有限的购买力水平，难以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动力，提高文化消费的财政补贴已经成为我国文化界的一致认识与心声。

第二，鼓励文化内容出口，建立文化内容出口退税制度。

第三，对文化企业、文化园区和文化基地实施优惠性的土地政策。

第四，鼓励金融机构为文化企业提供贷款支持。

（4）深入推进文化产业的行业结构优化工作。大力推动以市场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的产业兼并重组，提高市场集中度，打造规模大、专业化、实力强的文化企业集团，促进龙头企业的形成；以政资分开、政企分开为手段，促进文化企业的跨地区并购和经营，改变文化产业和市场的地域分割和地域垄断的局面。

（5）针对不同产权类型和规模的企业实行不同的政策。具体而言：

第一，加大对中小型文化企业的支持力度，将扶持中小型文化企业作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战略措施来抓。近几年来，我国以制造“文化航母集团”为目标，将大量资金投放在大型国有控股企业上。但是，正如德国的经验所显示的，在文化经济中，中小企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部门。不仅如此，文化产业还有其特殊之处。由于文化产品和服务既有标准化、规模化、大众化的要求，也有区域性、差异性、小众化的特点，比起一般产业，文化生产单位更为丰富多样，文化企业、社会组织、个体都能成为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而且相互不可替代。那些为不同的受众群体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文化企业，小而精干反倒是其优势所在。此外，文化产品对独创性要求很高，很多情况下一些文化生产单位常常以个体或人数很少的创意团队完成。在我国，大学生就业难在当前乃至未来若干年里都将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但是对于第三产业——尤其是文化产业而言，大学生正是产业发展的巨大资本，是我国的优势所在。不过，想要发挥这部分人力资源的巨大潜力，政府必须加大对于中小文化企业的扶持力度，为这类企业的创办和发展保驾护航。倘若政府能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那么不仅能显着缓解我国的就业压力，而且将会化负担为优势，借机迅速实现我国文化产业的大发展和文化的大繁荣。就这个取向而言，国际经验和我国香港地区的经验都证明，企业孵化器是达到扶持中小企业成长的有效方式，借孵化器为中小文化企业提供财政资助和服务资助。因此，在“十二五”期间，我国应该尤其关注中小型文化企业，首先要赋予中小型文化企业以合法地位，然后通过建立企业孵化器的方式，向这类企业在政策、资金配置和服务方面给予广泛和有效的支持。另外，政府可以通过建立文化企业的税收优惠制度来鼓励文化小企业发展。具体来说，我们建议，对于雇员5人以下，或者销售收入50万元以下的文化企业，减免企业所得税。

第二，在财政扶持上打通体制内外。政府要跳出国有、民营的界线，不再将做大做强文化企业的目标仅仅寄托于国有文化企业，而是从更广阔的范围内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只要具备做大做强的实力，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政府都可以扶持。民营文化单位其实是中国文化产业包括文化市场培育的最基础的群体，面对垄断的渠道，民营企业的议价能力非常弱。在财政对产业资金进行分配的时候，应该有所倾斜。为此，政府应该改变扶持对象遴选标准，一方面不再强调产权的国有属性，另一方面强化对企业实力的要求。由于目前一方面国有企业集聚了大量优势的资源，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更具活力和发展潜力，作为一项临时的平衡性措施，在“十二五”早期，政府还应该适度偏向民营企业，给予民营企业更多的支持。也就是说，在设计扶持对象的遴选指标体系时，给予民营企业更高的权重。

第三，加强对国有文化企业的监管。国有文化企业是行业垄断的主力军，因此加强对这类企业的监管，构成在文化产业避免垄断、创造公平竞争环境的重点。对于“事业体制，企业运营”的国有文化事业单位，坚决剥离其经营性业务，使其转变为纯粹的事业单位。

（6）设立创意产业扶持基金。建立国家和省市三级文化发展基金，文化发展基金占政府支出比例的1%～3%左右。鼓励企业、机构和个人设立文化发展基金，按非赢利机构进行注册和管理。鼓励文化风险投资。研究和建立促进文化投资的税收和融资机制。

（7）延续《“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纲要》的措施，继续促进数字技术、网络技术、智能化技术在文化产业的应用，提高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

（8）针对不同的文化产业领域，除了实施技术改造升级工作之外，我们还建议：在电影和舞台表演领域，应尽快打造中国自己的全国票务网络系统，尽快制定和实施电影分级制度。建设覆盖国内大中城市的票务销售网络，可以把对国家文化安全具有战略意义的终端市场把控在我们自己手中，有利于中国文化产业链的健全与发展，有利于扶持国有院团增强市场能力、扩大市场份额，有利于整合集成中国的文化资源和文化生产力，从而形成中国文化产业的强大国际竞争实力。电影分级制度的实质是对电影审查标准化、透明化的期待。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实行电影分级制度。虽然已经多次有人提出应该建立这样一套机制，但是这一制度迟迟不见出台。我国对电影的审查就是通过对电影中某些镜头的删减以达到让所有年龄观众都可以观赏的目的。所谓“众口难调”，这种“老少咸宜”的要求对电影创作构成显着的制约。由于目前电影内容的贫乏直接导致观众对影院的冷淡态度，如果分级实行，则电影创作会有更大的空间，毕竟分级制度能照顾到更多层次观众的口味。
二是加快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不断提高我国文化的总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我们要树立强烈的机遇意识、发展意识，开拓发展思路，拓宽发展途径，充分发挥我国文化企业的骨干作用，壮大文化产业规模，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品牌，推动我国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三是提高文化传播力，不断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在当今信息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的传播力已经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一方面要不断丰富和创新文化内容形式，另一方面必须花大力气提高文化传播力。要把提升主流媒体影响力作为提高文化传播力的战略重点，进一步加大投入，完善扶持政策，壮大总体实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四是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支持文化建设，激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力。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营造宽松和谐的发展环境，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活力竟相迸发，让一切文化创造的源泉充分流涌，让一切有志于文化创造的建设者的积极性得到充分发挥。

Ⅸ 过去与未来：国有文化企业如何借力资本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试行，公开上市破冰启航

国有文化企业资本运作，源于将文化领域与经济规律联系起来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探索。1978 年，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 8 家新闻单位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1979 年又发文重申并在全 国新闻媒体中推广这一管理模式。同年，上海电视台在电视上播出了我国电视史上的首条商业广告。1985 年，上海广电局开始在电台、电视台内部实行经济承包责任制。这一时期，学界就出现了关于文化经济的早期研究，并对“广播电视经济”“出版经济”“报业经济”“电 影经济”等概念、业态进行了讨论。党的十四大以后，文化经济研究 逐渐活跃，并开始从市场经济的层面，对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性、规律性问题进行探究，为文化企业资本运作提供了理论铺陈。

国有文化企业资本运作展望

截至 2016 年底，我国 A 股市场共有国有控股文化上市公司 40 家，总股本合计 517 亿股，总市值合计约 8000 亿元。自对接资本市场以来，传统资本运作的主要形式，国有文化企业都已有涉足，资本市场对提高文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支撑作用日益突显，国有文化企业多层次资本运作体系不断完善。一些转制企业在数年时间内实现了“事业单位—产品经营—资本经营”的跨越，这在我国企业改革发展史上并不多见。特别是较早上市的一些企业，依托资本市场的支持，创新经营机制，拓展融资渠道，形成了市场相对优势。国有文化资本的市场化流动重组，促进了国有文化资产保值增值，提高了国有文化企业规模化、集约化水平，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国有文化企业做大做强注入了新的势能。当前，国有文化企业发展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对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作为企业发展壮大的助推器，国有文化企业资本运作也被寄予新的更高期待。

助力国有文化企业转型升级。近年来，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兴文化业态迅速崛起，打破了传统文化机构主导的生产和传播逻辑，推动文化产业结构不断升级。近几年国有文化企业对新兴业态的并购已成为外部扩张的重要路径，IPO 融资及上市后再融资的项目，绝大部分也都与数字化转型有关，如中影股份募集资金用于数字影院投资、数字放映推广，读者传媒募集资金用于数字出版、信息化平台建设等。 在快速发展的市场环境中，转型升级仍是未来一段时间内传统文化机构的战略任务。2015年我国43 家报业集团中 31 家营业利润出现亏损，较 2014 年增加 14 家。2016年我国电视广告同比下降5.66%，第四季度有线电视用户首次出现负增长。在产业格局深刻调整的背景下，依托资本市场支持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通过资本运作直接引入新兴业态资源，将为国有文化企业缩短转型升级周期、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注入新的动力。

助力国有文化企业适度多元经营。国有文化企业主要脱胎于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按条块设定业务领域，长期以来形成了单一经营的发展模式。文化生产具有突出的范围经济特征，对内容资源的多次的开发利用、获取多重增值效应可在其产业运作中充分发挥。近年来，资本市场涌现了浙报传媒入股唐人影视、凤凰出版收购传奇影业等一些混合并购案例，推进了国有文化企业多元经营。随着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的深化发展，不同媒介间的关联性与互换性进一步加强，行业间的业务交叉日益普遍，媒介融合已成为产业发展的潮流。在融合发展的市场格局中，跨媒体、跨行业重组将继续向纵深推进，推动文化生产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的深层次创新与变革。当然，现阶段国有文化企业多元经营应该是在核心产品与产业支撑下的有限相关多元，是把核心竞争力延伸到力所能及的范围、不同业务的价值能够共享共用的多元经营战略。

助力国有文化企业走向海外。海外文化投资不仅具有资本增值的意义，而且还具有文化输出的功能。长期以来，我国文化走出去是以版权贸易、产品输出以及文化交流活动为主要形式，近年来，国有文化企业的资本输出逐步活跃，通过跨国并购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如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收购美国PIL公司童书业务资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收购澳大利亚视觉出版集团等。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调整周期还没有结束，许多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为了吸引外来资金都将出台一系列投资便利化措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也将为文化企业资本输出提供更大空间。国有文化企业还可在海外资本运作的广度和深度上进一步拓展，在跨国并购方面有更大的作为，成为文化资本输出的重要推动力量，推动我国文化产业迈向更高发展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