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怎么结合

Ⅰ 汉朝怎样把儒家和法家结合在一起

汉武帝听取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就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正统思想，持法家，道家等各家学说的读书人，均受排斥，武帝还大力推行儒学教育，在长安举办太学。太学是中国古代最高学府，以儒家五经为主要教材，不学习其他各家学说。“罢黜百家，表彰六经”在中华传统文化舞台上独领风骚两千余年，受到历代统治者所推崇。这里要说明的是，汉武帝并非限制其他各家的发展，只是大力提倡儒家的发展儒法结合，即所谓的“儒表法里”。例如夏侯始昌既研习儒家又通晓阴阳五行家；宰相公孙弘兼治儒法两家；主父偃以纵横家起家；耿直的汲黯司马谈司马迁以黄老学说起家。

Ⅱ 如何将西方的科学管理与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相结合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层,是以儒家思想为正统的文化价值体系,其主要特点是重视人、倡导德。儒家对“仁”的强调,对“礼”的推崇以及“和为贵”等主张,都是为了协调、规范和平衡人际关系;在个人修养上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谋事方面强调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这些都表明,中华文化的核心就是人。正是基于这种心理品质,中华民族才有着强大的凝聚力,形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以“仁”为本、“立德”为先及“天人和谐”、“人际和谐”、“情理和谐”的全方位的和谐精神是具有世界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现代的人本管理,从东方到西方,都在强调“以人为本”的企业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居仁怀义”,追求管理者与员工的和谐,员工与员工的和谐,以及员工与顾客的和谐,可以说这些都自觉或不自觉地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精要。 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有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因此，在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及管理模式的过程中，既要学习西方制度化管理的优势，实施组织化、科学化管理，又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及管理思想的精髓，“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及伦理观念根深蒂固，至今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没有文化底蕴的管理是不成功的管理，照搬西方的现代管理理论会因国人心理抵触，其效果将大打折扣。但要完全用中国传统式家庭管理方式管理企业，可能在创业时期有积极的作用，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它肯定会成为企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这就是中国企业成长慢（国企）、寿命短（私企）的原因。因此，中国企业面对入世后国外大企业的竞争，若不能迅速成长和有机整合，就会面临生存乃至淘汰的危机。对家族管理模式进行改造和创新，使其跳出“家族主义”的框架，吸收西方现代企业制度化管理的科学思想，对我国企业进行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是明智的选择

Ⅲ 儒家文化如何与现代企业管理相结合

一、“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的精髓
以人为本在中国早就根深蒂固。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儒家、道家、诸子百家等一些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都有非常大的借鉴价值。比如儒家的重人、重信、重义、重情；道家的以柔克刚，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及几千年中国人民信奉的“孝为本、礼为先，俭为上，勤为根”；“长者视为父母，壮者视为兄弟，小者视为子女”：“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成由勤俭败由奢”、“俭节则兴”、“淫佚则亡”、“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上下同欲者胜”、“和气生财”、“卖大馒头的赚钱”、“童叟无欺”等等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同派别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广大人民的共同主张和认可的充分体现。
现今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出现频率最多的词：民营经济、个体经营者、民营企业家。特别是对一些正在发展和发展起来的民营企业管理者来说，在管理中汲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并同现代企业管理真正结合好，企业才能长治久安，稳健发展。现在鲁宝在这方面做的还很不足，特别是在员工培训、教育方面做得很不够。要真正使员工爱岗敬业，以厂为家，就要尽企业之所能，为员工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和后顾之忧，鼓励员工学习，要制订出一系列的鼓励员工学习的政策。使广大员工认识到：“今天学习是为了生存，明天学习是为了发展。”特别是民营企业员工和管理者的关系是雇佣关系，如何能使员工由你让他们干好和他们心甘情愿的自己干好，使他们在厂同在家里一样，把厂家的事当成自家的事。制度管理在现代企业管理中非常重要，但还必须有一些情感因素在里面。
以人为本，关键在中、高层管理者。总裁、老板、经理、主管、部门负责人，车间主任等，不但是领导者，而且在行为规范，道德等方面都应是表率。我有一位朋友，曾是一局局长，挂在他嘴边的是“人情味”，他说在中国干什么事都离不开“人情味”。我认为一定要把西方的东西拿过来消化、吸收，用到工作上。就必须有一些友谊、人情味、和谐的关系，这些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优秀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很值得我们保持、继承和发扬光大。只有这样，才能创造有中国特色的“以人为本”的管理方式。
二、管理者必须具备人格魅力
对企业而言，企业文化是企业目标、任务服务的，管理的目的是实现企业目标，完成企业任务，使企业利润最大化。管理者的品德——也就是人格魅力，在这一过程中能起的作用是关键的。“管”包括管人、管财、管物；“理”就是理顺企业外部和内部的各种关系，协调上上下下各方面的利益。
无论大的企业，还是小的企业，一个企业的兴亡，都深深打着企业领导人的烙印，“兴于斯、亡于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某某企业，有某某人的影子。一个好的企业管理者，一个真正能够为企业服务、为员工服务、对企业负责、对员工负责的管理者，除了拥有现代化的管理才能和应该具备的良好的个人品质，具有一个管理者必须具备的人格魅力，一个企业的管理者的人格魅力，打动人、吸引人，赢得被管理者或你的下属的依赖、信任。他发出的号令，才有感召力，才能一呼百应，令行禁止，而感召力的产生，只能来自一个人的人格魅力，即个人品德、情操产生的一种亲和力。许多条件下，这种管理者个人品德、情操产生的亲和力与管理之下权力所产生的效力成正比、亲和力越强：反之，则亲和力越弱，管理所产生的效力减少。一个企业如果没有亲和力，就不会产生凝聚力，一个企业没有凝聚力，怎能产生竞争力，没有竞争力的企业又怎能有生命力呢？
特别是民营企业，亲和力凝聚力尤为重要。在一些民营企业承包老板眼里，企业是个人或家庭谋福利的工具，这种企业私有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的凝聚力和亲和力，导致员工很难跨越血缘界限对企业有所认同，老板不注重自己在员工心中的形象的树立和人格魅力的培养，管理者大多急功近利，员工不可能对企业产生较高的忠诚度。
上下五千年，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如今，历代都倡导领导者以必须加强个人修养，倡导领导者必须注意养成优秀的品格，都推崇领导人以德服人，公平公正，光明正大，胸襟坦荡，勤政廉洁。
总之，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使管理工作在下属和员工积极努力下做到位，产生应有的效力，企业一定将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益。

Ⅳ 相互融合，儒家思想与汉服文化是怎样交融的

孔子的后人孔颖达曾经在其着作《春秋左传正义》中记载“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这也就成为我国是华夏民族的说法起源之一，而我们由此也可以看出礼仪制度和服饰的华美是中华民族的显着特征。

在中国的服饰当中，汉服并不仅限于汉朝时期的服装，指的是整个汉民族自先秦至清以来所有服装的总称，在经历了千年的发展，不管是服饰的材料还是服饰的样式，又或者是不同层次的人所能够穿的服饰位置，都有了一定的发展和演变。

礼仪制度和服饰看似是不同领域的两种事物，一个侧重于社会当中上层建筑，另一个则是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物质生活状态，但是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礼仪和服饰却也在慢慢的进行他们各自的融合。而能够使服饰与礼仪制度进行完美融合的重要桥梁，则是儒家思想。

Ⅳ 我们应该如何利用儒家思想作为我们的文化资源之一

要想运用儒家文化，首先要深刻地去领悟儒家思想，思想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让人心灵解放，所谓自渡度他。
儒家文化思想本身就是我们的文化资源之一。谈不上利用更多的要去学习，让每个人真正了解儒家文化，指导人前进的方向。

Ⅵ 儒家文化与现实的关系是怎样的

儒家思想文化对现实的积极影响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华在历史传承中经过磨练、积淀，成为我们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类共性的永久价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畴、命题、思想丰富了中国传统道德宝库。儒家文化属人伦文化，它提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孝、廉、节、耻等，蕴含量十分丰富，每个字都能写一篇大文章。如果抽象出它们的一般意义，加以选择、加工、发挥，就能成为精华。如“仁”，是儒家道德规范体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强调了人的社会属性和本质；“仁者爱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复礼为仁”，要求人应该有道德自律意识；“杀身成仁”，彰显了坚守信念、不怕牺牲的决心。又如“忠”，抛开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体含义之外，可贵之处在于忠于职守、勇于负责，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党、忠于国家、忠于人民方面上。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会都应具有的美德，封建社会过分强调子女对父母的“孝”，而忽视父母对子女的“慈”；现在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家家体现的是过度的“慈”，很容易丢掉传统的“孝”，所以，当今更需要强调“孝”。此外，“义”即正直、正义，“礼”即礼貌、礼仪，“信”即诚信、信誉，“温”即和蔼、平易，“恭”即谦虚、敬人，“俭”即勤俭节约，“让”即宽容忍让，“廉”即清正廉洁，“节”即骨气、气节，“耻”即自尊自爱等，它们的一般意义都可以继承并发扬光大，为我们的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社会公德建设服务。 2.冲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对人们思想的侵蚀。儒家思想对鬼神问题持谨慎态度，“子不语怪、力、乱、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无神论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同时，引导人们注重“现世”生活和实际问题的解决。孔子的学生问什么是智慧，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体现出对务实和理性精神的崇尚。虽然中国有土生的和外来的宗教流传，但都没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热，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国从来没有占据过主导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时教权比王权还要大。在中国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直到现在，全世界有60多亿人，信教的有48亿人，不信教的绝大多数在中国，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长期熏陶有很大关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中国人解决现实问题倾向于依靠人间力量，形成了一种不轻易求神拜佛的习惯。在他们看来，与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明君能带来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弥补君王过失，杀陈世美，救秦香莲；清官不多，就去信侠客，侠客可以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侠客就是梁山好汉，替天行道。老百姓实在没办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给他们解决实际问题的神，这些神和人还有血缘关系，人们缺水了就信龙王爷，缺钱了就信财神爷等，信神是无可奈何，也是权且手段，达到虔诚、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数。 3.“民为邦本”的民本主义体现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儒家思想历来十分重视老百姓的作用，认为百姓是国家安宁的根本，“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贵”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载舟，亦可覆舟”之义。重视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视老百姓的生计。所以，儒家思想历来强调君子要有“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情怀，把个人安身立命与百姓福祉联系起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要安民、养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时还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悬”，“厝天下于衽席之上”。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诚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和做事本领，目的是为了经世致用，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当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前提是英雄史观。中国共产党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群众史观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实践科学发展观，贯彻以人为本，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义所不能比拟的，但注重民生、为民造福的社会责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为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提供了广阔的思想文化基础。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复归于朴，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别心”，强调众生平等。儒家讲求“仁民爱物”，即人与人、人与万物犹如同胞手足，万物一体而相互仁爱，认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应由“尽心”而“知性”，由“知性”而“应天”，人的生命活动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势待时”，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胜，还相用”，体现了和谐生态伦理观和天道人道相融观，为我们坚持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人口协调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提供了坚实的文化底蕴和广阔的思维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为中国以德治国的一大特点和政治优势。儒家思想强调做人应有理想信念。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认为是“天下之达德也”，孔子说：“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专心致志、刻苦学习，耐得住寂寞和贫困，做到“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即使穷困潦倒，“饭疏食，饮水，曲弘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耳”。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独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就能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理想信念一旦确立，就能鼓舞人们矢志不渝、终身坚守，“朝闻道，夕死可也”，面对恶势力，不惜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毛主席说，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儒家重视理想信念作用，在我们今天仍没有过时。特别是在发展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求实务实、自主自信的同时，会出现轻视理论思维、淡化理想信念的倾向，现实中“有奶便是娘”的实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甚至损人利己的个人主义，都是其负面效应。因此，我们不论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积极开展理想信念教育。通过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们立身处世要有志气、正气、骨气。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会就是“大同”。这个社会“天下为公”，“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都“讲信修睦”，“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疾废者皆有所养”。“大同”理想是人们对原始共产主义的回忆，是对当时阶级剥削、压迫的反抗，也是对未来美好社会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国人。历代农民起义领袖的“均贫富”口号就是以“大同”理想作为旗帜招揽人心的，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康有为的《大同书》，孙中山的“天下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启发和影响。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特别是新中国建国初，许多中国人，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用传统的“大同”思想来理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邓小平提出的“小康”一词，也是从传统的“大同”社会的描述中来的。现在我们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到本世纪中叶，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这一目标实实在在地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对海内外中华儿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这已成为我们国家的一大政治优势。 6.“过犹不及”的辩证思维体现了高超的处世方法和领导艺术。“中庸”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认为它是最高美德素养，也是准则和方法。“中庸”里有辩证法，即关于“度”的思想，既不要过头，也不要“不及”，反对走极端，要求人们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孔子说，有人问他问题，他就“扣其两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着的两个方面，然后综合起来给予回答；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个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儒家是为当官者着想的，认为当一个领导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骄”、“和而不流”、“矜而不争”、“欲而不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劳而不怨”、“惠而不费”等。从气质修养上，“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又说“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认为这两种人都有偏激性，应取其“中”，既积极又稳当。对这些要求，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称得上是有修养、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丰富的教育思想成为中华民族优秀教育传统的主要内容，对现代素质教育仍有启迪意义。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继承孔子的办学传统，中华民族两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担的。孔子的“有教无类”，“温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笃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都是可贵的教育经验总结。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术”，荀子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锲而不舍”，韩愈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等，都成为后世学子的格言，即使现在，对我们的素质教育仍有启发价值。针对我们目前应试教育状况，我们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也需要继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优良传统。 8.儒家思想中的许多优秀成分溶入中华民族精神，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中华民族精神中，处处闪烁着儒家思想的光辉。如爱国主义，儒家思想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要求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克己”是为了“复礼”；强调家国合一，国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强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现在，爱国主义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又如团结统一，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很浓，孔子说：“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汉董仲舒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儒家的“内圣外王”强调君子修身、“齐家”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这已成为中华民族的政治观念和思维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统一人心所向，这已成为我们反对民族分裂的广泛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又如爱好和平，儒家讲“礼之用，和为贵”，讲“和而不同”，讲“厚德载物”，讲“忠恕”，要求人们在处理君臣、父子、夫妻、邻里、朋友等“五伦”关系时，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里，最可贵的就是要设身处地地站到对方想一想，以增进理解，营造宽容，多达共识，形成合力。现在，在国内提出和谐社会建设，在国际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坚持友邻、睦邻、富邻政策，为我国实现全面小康和现代化目标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儒家“和”的思想能发挥更大作用。又如自强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强调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要求人们“发愤忘食，乐以忘忧”，孔子就是一个十分勤奋的人，干起事来，“不知老之将至”，他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儒家认为，人生在世应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种精神，毛主席作过发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就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使之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继承、弘扬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自然也继承、弘扬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同时，结合时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内容，如“三大作风”，两个“务必”，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等，丰富了中华民族精神，丰富了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

Ⅶ 中国佛教与儒家思想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交融的

应该是印度佛教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互影响和交融。
印度佛教最早进入中华是在秦朝，之后在魏晋年间产生影响，而全面交融的时期是在唐朝中晚期。 这是时间上的融合。
在思想上，中国文化的性命观点是“天命”，而佛教则是“无主宰，非自然”。于是产生了矛盾，---主要是在官方文化上。 而在民间，经过个人的修证却能得到佛教宣扬的见解。 为了调和矛盾，逐渐地在民间铺展开来的同时，产生了中国独特的佛教，就是六祖（慧能）所说的“即心是佛”。从而在此期间（唐朝中晚期）形成了中国式的佛教---禅宗。

Ⅷ 儒家如何借鉴融合诸子百家的主张

儒家如何借鉴融合诸子百家的主张的过程详述如下：
一、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在互相争鸣，发表不同政见、彼此驳难的同时，也彼此吸收、融合，终于形成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儒家思想，就是在吸收各家之长的过程中发展成长起来的。

二、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与“礼”的学说，主张建立一个礼乐文明的社会。
三、孟子继承了孔子学说，并对其“德治”思想进行发挥，提倡“仁政”学说，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
四、战国末期的荀子，广泛吸收了各家思想的精华（当时道家、墨家、法家等思想派别有用的合理的科学的成分），丰富了早期儒家的思想内容，强调“天行有常”，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还对“礼”进行深入的讨论，成为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五、而董仲舒的汉儒,是适应汉朝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融合道家、法家、阴阳五行家创造出新儒学体系。
六、到了北宋儒学，吸收佛道的合理成分，用义、理阐释儒家经典，形成理学，实现了儒学的理论化和思辨化。

Ⅸ 中国文化中儒释道的结合体现在哪些方面

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它们化合而成的思想新质，成为传统社会精神网络恒久不懈的支撑力量。

中国由于地域广袤，历史悠久，民间社会发达，不仅有儒家思想在汉以后成为文化的大传统的代表，同时由于地域和族群的不同生活状态，又形成了根脉深厚的文化的小传统。

文化的小传统主要指民间文化、民间艺术、民间礼俗和民间信仰。如果说儒家是在朝的思想形态，道家和道教、佛教思想，则是在野的思想形态。

(9)儒家文化怎么结合扩展阅读

儒家学说所代表的中国文化的大传统，由于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以来的佛教文化特别是禅宗思想的融入，产生了宋明理学，这是不同于先秦两汉儒学的新形态，思想史家称之为新儒学。陈寅恪高度评价这一文化融会和思想合流的现象，认为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大事因缘”。

而儒家思想吸收道教的思想，以及道教吸收儒家和佛教的思想，在唐以后更日趋明显，终于形成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历史奇观。追其缘由，主要是居于主流地位的儒家思想具有包容性，同时这也就是中华文化的包容性。

Ⅹ 儒家思想与现代思想能够融合吗

儒家思想与现代思想能够融合的，原因有两点：
1、儒家的仁政思想及道德观念对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仁政”学说是贯穿于儒家思想的核心，其“敬得保民”“仁政爱民”“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等仁政理念的变革和发展对社会的安定、和谐的构建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儒家思想的精髓在于它的社会伦理思想，而这种社会伦理观正是基于从国家统治阶级的高度期望出发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行为规范用通俗的语言或道德意识加以规范以此来实现社会的统治和管理。抛开阶级意识而言，这种社会伦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还是可以起到很大作用的。
儒家思想在长期的历史实践和社会演变中形成了众多优秀的认识和思想，而这些认识和思想又被后来者奉为准则或规范。如：“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舍生取义、见利思义”的生死道义观，“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其志也”的坚毅品质，“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探索精神，“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孝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的修身观，“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的求实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高尚品格，以及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等对于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和公民意识和责任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
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内圣”是对个人主体心理修养方面的要求，以达至仁、至圣的理想境界；“外王”是指对社会教化方面的要求，以实现仁政、王道的目标。“内圣外王”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统一的，它所注重的首先是个人内心品德的自我修养，然后实现社会理想，个人和社会不是分离割裂的，而是相互统一，这与今天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具有相似性。怎样进行个人的内心修养，实现“内圣”的人生目标，怎样做好社会教化，实现“外王”的王道主张，基于此儒家提出了一系列的关于修身养性、社会道德的准则和标准。在这些思想的指引下从而实现封建社会的统治目的，实现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儒家思想认为“自然”是一个“和谐”的整体，主张“自然的和谐”“顺应自然”“天人合一”，人与天道的结合使人不能违背“天的旨意”，不能违背自然规律和法则，把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作为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对自然的合理利用和保护能够达到生态平衡，从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这种思想在现代社会有很大借鉴意义。
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孔子曰，“天地之间，人为贵”。荀子曰：“人最为天下贵”。孟子曰：“民贵君轻”，在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仍然重视人的价值，提倡“人本”“人贵”，尽管其目的和含义与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人民至上”的思想和理念有很大差别和不同，但在封建社会的大背景下，儒家的这种思想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社会进步，这种人的理念早于西方“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十几个世纪，这在人类历史上也是屈指可数的先进思想，儒家思想后来在西方国家的广泛传播正是基于这种“人本主义”思想的先进性，这种思想获得了欧洲思想家们的欢喜和重视，成为一种冲击旧制度的法宝，因此，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巨大的。儒家思想的人本主义在于人要有“仁”和“义”。仁者爱人，推己及人。百事义为先，舍生取义。以“仁”和“义”为支撑的“人本主义”观念使儒家思想更具内涵，更有生机和活力，从而在社会中得以推及并产生积极作用。
现代社会以儒家思想中“仁政”“民本”“人与自然和谐”“五义”等观点为基础结合时代发展需要而提出的“八荣八耻观”“科学发展观”等无不凝结着儒家思想的精华。儒家思想在推动和谐社会建设中，在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日益发挥着重大作用。儒家思想与现代社会思想的交流和融合是儒家思想重新迸发出无尽的生机活力，作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主流思想有着巨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这也是儒家思想为什么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之所在。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创新发展使儒家思想始终保持着一种与时俱进的步伐，尽管儒家思想中有一些与现代文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或格格不入的思想存在，但结合国情和时代发展特征对儒家思想加以改造任然可使儒家思想在社会中成为一面旗帜，从而引导一种优秀的主流意识，为社会提供一种道德和价值的规范或准则。
2、儒家的大一统思想
国家的统一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是人们的共同追求，一个不统一的国家很难发展进步，即使在封建社会，统一不仅是君王的的理想，同样也是在小农社会的背景下黎民百姓的共同期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礼崩乐坏。”孔子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裂，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政治上的“大一统”才能保证经济上的发展，诸侯争霸，生灵涂炭，民不聊生不利于国家的发展和进步，要想实现国家的长远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必须实行政治上的“大一统”，政治上的“大一统”需要思想上的“大一统”做保障，儒家学说的弘扬在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把“大一统”思想演化成一种民族的心理定势，那就是国家的统一才能保障社会的安定。而正是这种牢固的心理定势使我们在历史上多次战胜分裂，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统一”和“分裂”是一个长期的话题，纵观历史，统一是主流，分裂是暂时的，这就印证了儒家“大一统”思想虽经历不同王朝的更替，但其国家一统、民泰国安始终是一种共同的追求。我们也应该看到儒家所鼓吹的政治大一统本质上乃是专制主义的政治统一，也可能会产生某种消极的影响，但国家一统的观念是没有错的，至今在主权国家中仍旧是一种至高准则。大一统学说对于维护国家之统一以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和而不同、和为贵”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主张在当今社会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仍然发挥着积极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中国现时期的外交政策都可溯及到儒家思想中的处理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儒家文化的这种思想对民族与民族、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的调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大一统”思想的指导下国家的暂时分裂或分离会实现统一，和谐与发展的国际社会一定能够实现。民族争端和历史延续问题得到解决，我们的宝岛台湾也会早日回到祖国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