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哪个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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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论中国文化

豆瓣评分：8.1

作者:梁漱溟
出版社:江苏文艺出版社
副标题:梁漱溟论中国文化
出版年:2013-3
页数:218

内容简介：

《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是梁漱溟长子梁培宽先生整理编辑的梁漱溟文稿，内容主要是议论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及其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塑造的影响，并用中西比较的视角，观察两种文化的根本不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这些见解远超过今人的庸论。《我们如何拯救过去:梁漱溟谈中国文化》可为理解中国和中国文化提供一个最有价值的读本。梁先生在几十年前对中国和中国文化诸多问题的思考，可启发我们去积极思索：今天的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文化，如何拯救我们的过去。

作者简介：

梁漱溟（1893—1988），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中国现代着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国最后一位儒家”之称。其主要着作包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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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作者：梁漱溟

豆瓣评分：9.1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出版年份：2020-1-1

页数：312

内容简介：《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初版于1921年，是梁漱溟先生对东西方文化本质的探讨，以及对东西方文化融合可能性的反思。在东西方交流日益频繁的今日，书中的许多思想与见解仍有借鉴意义。作者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提出并且回答了以下几个主要问题：何谓东方化？何谓西方化？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以及西方文化的特质为何？文化与生活有着何种关系？东西方文化能否融合，或者融合之道为何？世界未来之文化以及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为何？作者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对于西方文化及其带来的冲击，东方文化应该在保持自信的前提下，有选择性地学习有利于提升生活品质的东西，而非盲目否定自我、全盘西化。作者的观点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引起了思想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作者简介：梁漱溟（1893—1988）

20世纪中国着名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改造运动者。生于北京，原籍广西桂林。原名焕鼎，字寿铭，又字漱冥，后以漱溟行世。

1917年入北京大学任教，七年后投身乡村建设运动。抗战中参与创建民盟促进国共团结抗敌，后又为和平建国参与国共和谈。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及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

一生用心于人生问题与中国问题，即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往何处去？为此两大问题而思考而行动。主要着作有《印度哲学概论》《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乡村建设理论》《中国文化要义》《人心与人生》《东方学术概观》等。

⑶ 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中国的开国

第一个阶段
明万历年间，随着耶稣会传教士的到来，对中国的学术思想有所触动。此时的西方科学技术正要开始迅速发展，而中国这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非常缓慢，大大落后于同时期的欧洲。传教士在传播天主教的教义同时，也大量传入西方的科学技术。当时中国一些士大夫及皇帝接受了科学技术上的知识，但是在思想上基本没有受到影响。这一阶段的西学东渐，由于雍正的禁教，加上罗马教廷对来华传教政策的改变而中断，但较小规模的西学传入并未完全中止。

此时的西学传入，主要以传教士和一些中国人对西方科学着作的翻译为主。1605年，利玛窦辑着《干坤体义》，被《四库全书》编纂者称为“西学传入中国之始”。当时对中国的影响主要在天文学、数学和地图学方面，由于只在少数的士大夫阶层中流传，而且大部分深藏宫禁，没有能够很好的普及。

第二个阶段
19世纪中叶前后开始，西方人再度开始进入中国，并以各种媒介带来西方的新知识。而由于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的刺激，促使清朝政府在1860年代开始，推行了洋务运动，也促使西方的科学技术再一次传入中国。当时的洋务人士，主要采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态度来面对西学，而主要关注的是西方的先进武器以及相关的器械运输等，而未试图对西方的学术思想加以学习，因此在这期间学术思想方面的传入主要借由西方传教士创办的媒体，以及洋务机构中为军事目的顺道译介的书籍。

甲午战争以后，由于中国当时面临着国破家亡的命运，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更积极全面地向西方学习，出现了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批思想家。他们向西方学习大量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政治上也要求改革。这一时期大量的西方知识传入中国，影响非常广泛。许多人以转译日本人所着的西学书籍来接受西学。进入民国时期，由于对政治的不满又进一步导致知识分子们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在五四时期这种思想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一波的西学东渐，一直持续到当代而未止，但本条目主要探讨至五四前后。

西学东渐的媒介

来华洋人
来华的西方人，包括传教士、外交家、官员等，均对西学东渐造成影响。

传教士
在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学东渐中，传教士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当时主要以天主教耶稣会为主的传教士们（较晚亦有方济各会、多明我会等的教士），在试图将天主教传入中国的同时，引介了西方的科技学术思想，译着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相关书籍。其中扮演起重要角色的有利玛窦、艾儒略、汤若望等人。

在19世纪的西学东渐中，天主教士随口岸的开放来往各地，基督新教的教士也开始进入中国。他们成立教会学校、医院，并开设印书馆、设立期刊、并译着大量各种书籍。对于西学的传入有很大贡献。例如韦廉臣、李提摩太主持的广学会，其翻译出版的书刊，是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了解西学的重要资料来源。

其他来华洋人
除了传教士之外，许多来华的官员、探险家等也成为传入西学的重要媒介，例如将领戈登对于中国洋务时期军事的影响。主持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对于西方管理制度的引入，以及译介书籍、最早西方军乐队的引入都有影响。

出洋中国人

旅行家及商人及外交官
明末清初有不少中国人随传教士到欧洲旅行，但早期都没留下相关文字，因此对西方文化的传入影响不大，最早有记录的是樊守义（1682-1753）在康熙年间随四位传教士出使罗马，写成《身见录》（1721年）一书，描写欧洲政治制度、建筑、风俗等，对于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有不少影响，许多对利玛窦等人着作存疑的中国学者，观点开始有了转变。干隆年间的商人谢清高游欧后所着《海录》（1820年）则更广为人所知，记录欧洲的贸易、工艺、人民生活及世界地理。

鸦片战争以后，自行出洋的中国人更多，1849年商人林铖的《西海纪游草》，记述其至欧洲及美国的记游。近代着名的政治思想家王韬在1867年出游欧洲，1870年出版《法国志略》、《普法战纪》二书；1879年出游日本，影响其各种主张思想，商人李圭1876年至美国参与博览会，写下《环游地球新录》一书，成为中国人中首位环游地球一周的记述者，并对美国的学术科技的发展有所介绍。

而清政府也因洋务运动的推行，在1866年派官员斌椿等人考察欧洲12个国家，着有《乘槎笔记》；1868年至1870年由满人志刚首次正式出使欧洲及美国，着有《初使泰西记》。此外，早年同斌椿考察的同文馆学生张德彝，之后多次出游欧洲，着有《航海述奇》共七部，对欧洲社会学术文化的描写更加深入。

光绪年间开始设立驻外公使之后，有更多重要官员和知识分子出使欧美并撰写游记，且由于公使较一般旅行者停留较久，因此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能更加深入，其中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重大影响的包括李鸿章（着有《历聘欧美记》）、郭嵩焘（着有《伦敦与巴黎日记》）、刘锡鸿（着有《英轺私记》）、黎庶昌（着有《西洋杂志》）、曾纪泽（着有《使西日记》、《出使英法日记》）、薛福成（着有《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徐建寅（着有《欧游杂录》）等人。甲午战争以后，中外交通大开，出洋变成很普遍的现象，因此不赘述。

留学生
近代中国的留洋学生起自于鸦片战争之后，早期的留学生，多为港、澳地区教会学校的学生，进一步出外发展，1850年至美国耶鲁大学读书的容闳，1848年至英国爱丁堡大学的黄宽等，即为早期留学生的代表之一。容闳在学习中，感受到中国社会文化的不足，因此回国后，即希望能有更多人出国学习西方事物，在他的争取提议下，终于在1872年清政府选派第一批留美幼童，次年并有第二批，他们在中学毕业后，主要以西方的军事、工业技术等学习为主，虽然在1881年被改变政策的清政府招回，但他们对于西学的传入有所贡献，也影响往后的留学生的留洋，他们之中最着名的包括詹天佑、唐绍仪、梁谕等。

另一方面1875年开始，福建船厂及北洋水师学堂的学生也陆续被派至欧洲各国学习，对于晚清对西方海军的学习有所贡献，但其中最着名的严复反而不是在军事而是其他西学的传入有重大的影响。

相较于洋务运动期间留学生多为官派且人数少而零星，甲午战争之后，首先兴起了留日浪潮，大量官方资助及民间自行前往的留日学生出现，对于由日本学习西学有很大的助益。此外，1900年以后，由于美国归还部分庚子赔款作为留美的经费，使留美的留学生人数大为增加。留学法国则在1912年左右，由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发起勤工俭学的运动，使许多人得以留法。这些大量的留学生直接接触到西方的教育，得以更直接能将西学传入中国。1915年在美国康乃尔大学的一批留学生创办了中国科学社及《科学》杂志，对系统地向国内介绍、引进西方科学思想起到了重要作用。

媒体
媒体是将少数知识分子所习得的西学，较快速地传布于较多人的方式，在近代的西学东渐之中，最主要的媒体有书籍、期刊、报纸等。

书籍的出版流通
西学书籍的翻译和着述，是西学东渐相当重要的媒介，关于各种出版的书籍和简介，见于后面的书籍列表以及各学科的相关内容，这里主要探讨书籍的出版和流通。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虽然出现了大量的由教士及士大夫合着合译的书籍，但这些书籍未能受到当时一般社会的重视，未能打入晚明已十分发达的商业出版界，因此虽然西学书籍有刻印出版，但主要仍仅流通于少数有兴趣的士大夫阶层。

19世纪初以来，首先开始大量出版西学书籍的是西方的教会组织。如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上海创建《墨海书馆》。墨海书馆出版了一批关于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如《新约全书》、《大美联邦志略》、《博物新编》、《植物学》、《代微积拾级》、《代数学》，还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是道咸年间译介西学最重要的出版组织，此外早期重要的西人出版社尚有美华书馆等。

1887年起，由传教事、外商组成的广学会是另一个重要的西学出版机构，其出版翻译的大量政治、科技、史地、法律等方面的书籍，尤其在1895年以后成为维新派如康有为等人思想的重要来源。

另一类重要的翻译出版机构，是由清政府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所成立的，其中1865年成立的上海的江南制造局译书最多，影响最大，尤以科学技术方面书籍最多，北京的同文馆，则以国际公法、化学、法律方面的书籍影响最大。除此之外，福州船政局、开平矿务局、天津机器局、上海广方言馆、广州同文馆等机构都设有翻译出版的机构。

中国民营的出版社始自于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由于商业性的考量，其出版重视较为通俗的知识介绍，以及配合新式教育的推而出版的新式教科书，同时由于其出版社分馆及销售点遍布全国，因此对于将西学新知传布于更广大的民众，有很大的贡献。其后于1912年成立与商务竞争的中华书局亦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书籍的流通方面，除了书局书店之外，各式的图书馆也在维新运动时期开始推展，希望能改变传统中国官藏私藏书籍而不善加流通的情形。最早是维新派人士在全国各地成立学会并藏书向公众开放借阅，其中藏书除传统学术书籍外，增加了许多西学书籍。公共图书馆则要到1902年清政府规定各大学堂要设立图书馆，而1905年才有第一座大型公共图书馆在湖南成立，收藏大量西学书籍。其后各省也渐次成立。至民国时期，公私图书馆事业都更加发达，对于传布新学于民间产生不小作用。

期刊
杂志报纸由于是定期出版，相较于图书而言，对于传播最新的西方知识有重要的角色。第一阶段的西学东渐，尚无期刊的出现。

晚清早期的期刊多半是教会期刊。最早的中文期刊，是英国耶稣会教士马礼逊和米怜1815年于马六甲共同创立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虽然不在中国发行，但有不少流传入中国。中国本土则是1833年由荷兰教士郭士立在广州成立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内容介绍西方文化、新闻、文学等。其后数十年间陆续有传教士成立各种期刊，但大多延续时间不长（五年已算长），发行量影响力也都较小。1853年，理雅各和麦华陀在香港创办《遐尔贯珍》；1854年，美国传教士玛高温在宁波创办《中外新报》；1857年，墨海书馆伟列亚力出版中文期刊《六合丛谈》；1862年，英国耶稣会士在上海创办《中西杂述》；1868年由美国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成立的《中国教会新报》（1874改名《万国公报》，广泛介绍西方各种知识，其延续时间长，发行量大，是晚清传播西学重要的媒介。1872年，京都施医院在北京办的《中国闻见录》是北京最早的期刊。此外1876年由英国人傅兰雅（原名John Fryer）在上海成立的《格致汇编》，是第一部科学专门的期刊，对西方科学知识的传入具有重大影响力。

1895年甲午战争的刺激，使得大量各种国人所创的期刊兴起，多用于宣传西方政治思想及学术，最早包括康有为1895年成立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所创同名），1896年成立的《强学报》，同年梁启超成立的《时务报》等，这些刊物的发行量及影响力，都远超过早期的教会期刊，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在日本横滨创办了清议报 之后1901年因火灾停刊，又创立《新民丛报》，同时革命派则在日本有《民报》，二报之间的互相争论，激发起读者们对于政治事务的热心参与以及许多西方政治经济社会理论的的认识。

辛亥革命的成功，使得晚清政治性期刊的热潮减低，1915年成立的《新青年》，代表着新的一种，以文化的讨论为主要目的期刊，《新青年》以及其他类似的期刊，对于民国时期西方思想的传入产生的重大的影响。

报纸
报纸虽相较于期刊而言，多具有报道及商业性质而缺乏较深入的知识，但由于出刊时间快发行量大，有助于把西方知识和消息广传开去。影响力较大的报纸中，最早的是1861年由英商匹克伍德在上海成立的《上海新报》，其内容除新闻、商务消息外，也有西方科学技术等的介绍。1864年香港连续出版了《中外新报》、《近事编录》和《德臣西报》中文版《华字日报》。其后，另一西商美查（Ernest Major）在1872年成立《申报》，之后成为晚清民国的重要报纸，其内容虽然以新闻、奇闻为主，但也包含对西方思想及消息的报道，以及在读者投稿中对于中西文化接触问题的讨论（着名的是铁路与风水的争论）。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世界上第一家中国人创办的中文日报，王韬自任主笔，写下大量鼓吹变法自强的政论。

在1895年以前，新式报纸的影响力仍然仅限于沿海口岸地区。但在1895后以后，这些报纸的发行量大增，如《申报》增加版面，发行地区也增加之外，有更多的报纸开始出现竞争，包括上海的《新闻报》、《时报》，天津的《大公报》等。此外，尚有革命派的报纸如《警钟日报》，且各报纸开始渐由早期以文言为主，转而以较多接近口语的文字来吸引更多的读者，不少白话报也在晚清全国各地出现，这些对对于西方新思潮的传布产生重大影响。

新式学校
明末清初，教士艾儒略所撰的《职方外纪》（1623年）中，曾对欧洲国家的学校制度加以介绍，但未受当时士人的重视，也未影响中国的教育。

在晚清这波西学东渐中，西式的新学堂才开始逐渐建立，并成为学习西学重要媒介，早期的西式学校多为西方人，尤其是教会所设。最早的学堂为1839年在澳门成立的马礼逊学堂，其后在当时唯一的口岸广州也有类似学堂成立。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教会学校才广泛成立于各个口岸，1858年天津条约之后进一步发展至内地，成为早期西学在民间传布的重要管道。1876年徐寿、傅兰雅在上海创立的《格致书院》，是较早的一所教授西洋自然科学的学院。

在洋务运动中，为培育相关人才，清政府也开始成立新式学校，最早的是北京的同文馆以及上海的广方言馆，其后在全国各地成立天文、电气、医学、军事等专业的西式学堂，教会学校也在这期间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开始淡化学校的宗教色彩，都对西学的传播产生重大作用。

甲午战争的刺激和戊戌维新的鼓吹，于清末新政时期，使得新式学堂大量出现，大量传统的书院改为新式学堂，而1905年科举的废除，更使得传统的私塾失去了其主要作用而没落或转型，晚清新政中并正式采用西方学制来规范各级学校，其学习西学的内容也更为广泛。

港、澳及其他口岸租界的角色
澳门由于在明后期由朝廷让与葡萄牙人，因此在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中，西方传教士常以澳门为中继站，而一些学术思想亦经由此逐渐传入中国内地，而许多与西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亦在澳门学习西方语言及文化。

1841年，香港在南京条约中割让给英国，使得香港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澳门作为中西之间桥梁的作用，移入香港的中国人在这里得以接触到英国的政体、法律、习俗、学术文化等，在这个环境下，产生了近代中国不少具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包括如王韬、何启、洪仁玕等人。

随着清朝与西方国家之间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各地通商口岸租界逐渐设立，产生了许多中西文化得以交流的管道，其中尤以上海租界最具代表性及影响力，居住在租界中的民众，较直接地接触到新的西方科技事物、西方式的政治法律体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以及西式的媒体，也因此许多近代以来的新知识分子，都曾因在上海生活而受到西学的影响。此外，活跃于各个口岸的买办商人，因为商务的需要，成为较早开始接触了解西方语言文化习俗的一批人，如主张议会民主的郑观应即是广东口岸地区商人出身。

日本在西学传入中国的角色
道光咸丰年间，中国原比日本早开始接触西方，因此日本人经常透过中国的译介（包括如魏源等人的着作）来了解西方。但随着日本人开始接触学习西学，包括明治维新的推行，使得在1870、1880年代时，对西学的学习开始超越中国，而为如李鸿章等人所注意。此外任日本领事的黄遵宪写于1887年的《日本国志》，介绍日本的历史及进步发展的情形，但未受到当时人的重视。

甲午战争使更多人注意到日本人学习西方的成功，之后俄罗斯侵略中国东北，使清政府决定与日本友好，加上地缘之便，大量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由于文字的接近（当时日文汉字较现代日文的汉字更多），许多即使仅粗通日文的人，也能大致阅读甚至译介日本的西学译着，因此日本成为晚清时期（尤其在1895-1914年间），中国学习西方学术文化最重要的媒介。

例如维新派的康有为，在推行新政时，多引日本学习西方政体制度的例子来作范例。晚清影响思想界最大的人物之一梁启超，其大量介绍西学的文字便有许多得自于在日本期间相关译着的学习。日本对中国西学东渐的影响，更可由大量的日本汉字的引用可看出，包括如“政治”、“社会”、“文化”、“经济”、“哲学”、“化学”、“物理”等重要的西方新概念词汇在内，共有数百个日本翻译的西方新词汇传入中国并广为应用。

1914年以后，由于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二十一条，引起强烈的反日运动，加上留学欧美的管道逐渐便利，人数增多且更受到重视，因此日本作为中国学习西学的中介角色就减弱了。

中国人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西学的传入，使中国的少数士大夫开始认识到西方学问之中有其优于中国之处，但这并未造成中国人对于中西学的基本高下看法有所改变。西学中主要受到注意的仍是技术方面如天文历法、测量以及所谓的“西洋奇器”等，对于中国学术本身的影响冲击亦不大。

此外，当时最常见的一种说法，便是“西学源出中国”，认为当下一些中学不及西学的事物，其实是中国古代已有而传入西方，但中国本身反而失传的事物，如黄宗羲认为一些数学原理是周公时代西传的。王夫之认为西学大多是“剽窃中国之绪余”。钱大昕认为西方天学算学，是习自于在中国已失传的祖冲之的着作，这样的看法使得当时人能很安心承认并学习这些西方较优越的学术。

晚清时期对西学看法的变化
晚清道光咸丰之交中国人与西方人接触时，除了大多数人根本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的存在之外，仅有少数有识之士如林则徐、魏源等人，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但基本上，他们仍不把西学看作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从魏源的名言“师夷长技以制夷”来看，西学只能是“夷学”，其中虽有可取之处，但其地位远不及中国学术思想。

在洋务运动早期，大多数人仍存有这种类似的看法，但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加，“西学”一词逐渐取代了“夷学”，许多官员及知识分子开始正视西学，视之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思想，并开始探讨应当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缺点来帮助中国富强，当时在政界学术界都有重要地位的张之洞所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便成为晚清新式知识分子们最典型的西学观点，认为西学在器物、制度上胜过中学，但在基本的思想道德人心等方面不如中国。

这样的中学西学的观点，在晚清一度让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暂时取得一个安心于学习西学的模式，但在清末最后十多年已开始受到挑战，到了民国初年，当更多的人对传统文化不满开始视西学为“新学”，认为西学高于中学而应当取代中学时，便引发了进一步的论战。

民国时期西学东渐的论战及影响
第一次正面的理论对恃是从1915年《新青年》创刊开始的。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西文化差异的评价和认识。《新青年》一问世，就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们提倡的“所谓新者就是外来之西洋文化，所谓旧者就是中国固有之文化”，公开主张以西方文化来取代传统的封建文化。为了强调西洋文明的先进性，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中，把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较后，概括了东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点，他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方民族以家族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利为本位，东方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文中尽是以西方文化之长来映照中国文化之短，这样的态度和明显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从1916年开始，《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便以“枪父”为笔名，发表了一系列论述东西文化差异的文章，与陈独秀等人进行论战。他也采用陈独秀的比较方法，而其结论却完全相悖。他将西洋文明概括为动的文明，而将中国文明概括为静的文明。他说这两种文明可以互相补充，取长补短，却又“不可不以静为基础”。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须由吾国文明，去救之弊，济之穷。他告诫国人不要受西方物质文明的“眩惑”，坚持要以儒家思想为是非之标准。他指责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输入，破坏了这一传统标准，于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乱”少国是之丧失’，少精神之破产。陈独秀、李大钊等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李大钊采纳“枪父”的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的说法，却又在价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枪父的论点。

紧接着，第二次大规模的论战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此时，传统文化已受到了猛烈冲击，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涌入，新文化的传播已是大势所趋，不可阻挡，完全拒绝外来文化的论调已根本站不住脚。于是文化战线上又产生了一种中西文化“调和’，论。1919年秋天起，章士钊到处讲演，鼓吹新旧调和之说。他认为：“调和者，社会进化至精之义也’，“不有旧，决不有新”，“不善于保旧，决不能迎新”。杜亚泉等人也赶紧呼应这一论调，进一步提出、中国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这种调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于吾固有文明之中’。这实际上仍是一种改头换面的文化守旧论。李大钊在论战中从经济基础的决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旧文化，而不是与之调和的客观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锋》、《每周评论》等杂志都积极参加了这场论战。这次论战一方面进一步传播了与封建传统文化彻底决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时也大开了“全盘西化”论的先河。

关于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论战是发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题是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价值问题。1918年，梁启超自欧洲归国，出版《欧游心影录》并发表了大量观感，主要观点是认为在欧洲一百年来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却带来的许多灾难，要想解放“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国的古老文明。而梁漱溟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则认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他认为这三种文化系统代表了人类文化发展循序而进的三个阶段，并得出结论说：西方文化的路已经走到了尽头，紧接着“便是中国文化复兴成为世界文化的时代。”胡适等人立刻起而应战。胡适认为：“现在全世界大通了，当初鞭策欧洲人的环境和问题现在又来鞭策我们了。将来中国和印度的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李大钊、瞿秋白等人则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参与这次论战。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现已经资本主义而至帝国主义，而东方文化还停滞于宗法社会及封建制度之间”，两者都应为当代社会所摒弃，只有进行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

⑷ 能否给我推荐一些哲学书籍

一，西方的：
1，《苏菲的世界》，乔斯坦·贾德/着，萧寳森/译，作家出版社。
这是一部小说，也是一本西方哲学的启蒙书。
2，《西方哲学史》，罗素/着，商务印书馆。
这是一部学术着作，你可以在看完《苏菲的世界》之后看这本。
3，接下来你可以找上面作品中提到的重要的、或者你感兴趣的哲学家的作品来看。

二，中国的：
1，《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着。
原着是英文写的。似乎是有中英文对照的版本，两册。
2，《中国哲学十九讲》，牟宗三/着。
3，《印度哲学概论》，梁漱溟/着。
4，《中西文化及其哲学》，梁漱溟/着。
5，《人生与人心》，梁漱溟/着。
6，《人生哲学》，冯友兰/着。
7，《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着。
8，读经典，庄子、老子、易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之类的。

⑸ 请问一下，中国哲学经典着作导读属于什么类

张帆主编的这本《中国哲学经典着作导读》是针对非哲学专业的大学生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哲学感兴趣的广大读者而编撰的一部提纲挈领、简明扼要、
重点突出、代表性强而非面面俱到的关于中国哲学经典的导读性的书籍。中国的传统精神文化，特别是其哲学集中体现在儒道释三家之中，故《中国哲学经典着作导读》所选取的作为导读的对象的哲学经典着作主要集中于此三家。在卷帙浩繁的古代典籍中，《中国哲学经典着作导读》主要选取了《周易》、《老子》、《论语》、《礼记》（《大学》和《中庸》）、《庄子》，以及中国佛教哲学典籍（《神灭论》、《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坛经》），宋明理学中的理学家特别是其集大成者朱熹的思想和论着，宋明理学中的心学之集大成者王阳明的思想和论着，此外还专门选取了的杂家的代表着作《吕氏春秋》作为对以上三家的补充。本书以上述经典着作为核心，对其基本内容、主要思想、作者及学派、产生背景、历史影响、现实意义和价值等进行了深入剖析和探究。

⑹ 试述梁漱溟先生关于中国，印度，西方三种思维方式的差异

在梁漱溟看来， 西方文化所走的是向前的路，主张征服自然，向外用力，采用科学方法和民主政治争取权利。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向里用力，强调随遇而安。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不谈现实，超脱人生。

西方文化虽然很发达，但只能解决人的生存问题，解决不了人的精神问题，而中国文化可以解决人的精神问题。因此，世界发展的方向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6)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哪个出版社扩展阅读

思想着作：

《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该书是梁漱溟的代表作之一，首次出版于1921年，在当时的东西文化论战中曾引起过思想学术界的重视。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随着海内外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兴起，此书再度受到人们的注意，并被视为现代新儒学的开山之作。

该书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是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

⑺ 古今中外的经典哲学名着有那些请一一列出书名和作者，拜托了

外国的有：
罗素
《西方哲学史》
商务印书馆
尼采
《悲剧的诞生》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商务印书馆
叔本华
《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商务印书馆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
商务印书馆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商务印书馆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商务印书馆
休谟
《人性论》
商务印书馆
卢梭
《社会契约论》
商务印书馆
柏拉图
《理想国》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很多，包括马克思的《资本论》
中国古代：
四书五经
道德经
庄子
墨子
韩非子
佛教众经典
中国近现代：
梁漱溟
《乡村建设理论》《人心与人生》《中国文化要义》《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
上海人民出版社
熊十力
《新唯识论》
上海书店出版社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
三联出版社

⑻ 梁漱溟有什么成就

梁漱溟先生原籍广西桂林，1893年10月18日出生于北京。中学毕业之后，他突发奇想，决定不再升学，志在归心佛法，一心要出家当和尚。于是他潜心研究佛学，24岁那年，写出一部《究元决疑论》的着作，这是一部鼓吹人生唯一的出路在皈依佛法的出世主义哲学。他拿着自己的这部哲学论文，大胆去拜访请教当时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元培看过梁漱溟的哲学论着后，即与也是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决定聘请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梁漱溟到本校哲学系做讲师，专门讲授印度哲学。只有中学学历，既没上过大学，又没出洋留学的梁漱溟就这样走上了着名高等学府北京大学哲学系的讲台。在北大讲授印度哲学一年之后，他把自己撰写的讲义整理成《印度哲学概论》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梁漱溟公开出版的第一本学术专着，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

在讲授印度哲学的同时，梁漱溟又开授了儒家哲学、孔子绎旨等课程，把注意力集中于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研究。1921年暑假，他应山东省教育厅之邀，到济南讲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连讲了40天。他根据这40天的讲课内容，整理成一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论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部哲学论着，是我国最早用比较学的方法研究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论着。梁漱溟在这部论着中通过中西文化的比较得出了“世界人类的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个令人振聋发聩的结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出版后，再版了十几次，影响很大，连当时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启超也亲自登门来向梁漱溟请教佛学和儒学的问题。印度着名诗人泰戈尔访华时，听了梁漱溟讲解儒学与佛学之后，也十分钦佩梁漱溟的学识。

在北京大学哲学系7年的讲师生涯奠定了梁漱溟在中国哲学界的地位。然而梁漱溟认为，讲学、做学问要与社会运动合而为一，不是单纯课堂上讲哲学，书斋里做研究，而是有言又有行，与社会改造融为一体，打成一片。但是，他这种认识在当时中国的任何一所高校都是无法实施的，为了实践自己对教育问题的新认识，梁漱溟于1924年暑期，毅然辞去了他在北大哲学系当了7年之久的讲师之职。同年秋，梁漱溟到山东省曹州主办山东省立第六中学高中部。第二年春天，因为要急于整理编印父亲的遗着《桂林梁先生遗书》，他将这所学校交给别人接办，自己回到了北京。

梁漱溟在山东曹州办高中部的时间虽然短，但影响很大，他一走，便有十多位高中生跑到北京来追随他。梁漱溟与这些学生在什刹海租房共住共读，互相敬勉，讲求策励。这种新形式的教育持续了一年多。接着梁漱溟到了广东，在李济深的支持下开办了乡治讲习所，分10个题目讲述，听者千余人，但只办了一期，梁漱溟便到各地去考察参观乡村教育。他先后考察了陶行知在南京城外办的晓庄师范，又到江苏昆山县考察黄炎培主持的中华置业教育社的乡村教育，再到河北定县考察晏阳初主持的平民教育会在华北的试验区。1929年秋，梁漱溟到河南村治学院任教务主任，他亲自制定《河南村治学院旨趣书》及组织大纲、学则课程等规章制度。第二年1月开学，他担任讲授乡村自治组织等课。河南村治学院只办了一年，梁漱溟又马不停蹄地到山东邹平县去办山东省乡村建设研究院去了。这一办就是7年，直到抗日战争爆发才不得不停下来。

山东省建设研究院设在邹平县，开始时只有一个研究部，一个乡村服务人员训练部，一个邹平实验县，一个农场，梁漱溟亲任研究院院长和研究部主讲。研究部招收大学、专科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力的学员，学生学习乡建理论后，再进修各种专题的研究工作。训练部招收中学程度的学生，培养乡村服务人员，担任乡村实际工作。训练部的课程比较繁多，如乡建理论、精神陶炼、乡村自治、乡村礼俗、乡村教育、农村经济、农村自卫、农业常识、土壤肥料、畜种改良、水利建设、农家副业、现行法令，等等。经过两年的努力，研究院进一步扩大，增加了菏泽县为实验区，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干部、教员、学员也增加了。1935年又以菏泽为中心，增划济宁等13个县总共14个县为实验区，经过研究院各部及所属乡村师范、乡村人员服务训练处各部门培养、训练的学生累计共3000多人。各实验区还进行了广泛的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为一体的乡农学校的试验，校长即乡间有威望者，教员即乡村服务人员，学生即全体乡民，课程包括识字扫盲、历史地理、音乐歌唱、精神讲话、农业科技等，内容包括指导农、林、牧生产，组织生产合作社，改进技术，保健防疫，乃至节制生育，禁赌禁毒，等等。经过7年的乡村建设实验，效果明显，试验区乡村的社会秩序、经济发展、文化教育、民情风习等方面，都发生了较为显着的变化，出现了新的气象。正当梁漱溟在山东醉心于实验他的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理念之时，日寇大举入侵山东，全省大部沦陷，研究院再也办不下去了，梁漱溟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山东。

在北大7年，梁漱溟成为了中国着名的哲学家；在山东7年，梁漱溟成为了中国着名的教育家，中国乡村建设的代表人物。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梁漱溟出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他不顾个人安危，到敌后游击区巡视，到香港办报，宣传抗日。抗战胜利后，他作为民盟的代表人物，为争取国内和平，积极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成为着名的社会活动家。

新中国成立后直至“文革”结束，梁漱溟的命运已众所周知。但在逆境中，他仍坚持学术研究。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他于1975年7月完成了自己晚年的最后一部巨着——《人心与人生》。梁漱溟写这部着作的着眼点在于补正他1921年28岁时出版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的错误与不足，阐述人类心理活动之规律。但书写出来之后，却找不到出版单位，直到1984年他91岁高龄时，才不得不“倾平日全部节余”自费出版，只印了2500册。不料，《人心与人生》出版后，供不应求。1985年9月，三联书店公开出版并发行国外，掀起了一股“梁漱溟热”，引起美国、日本、新加坡和我国香港、台湾学者的关注。

梁漱溟晚年对他一生的学术思想作了精辟的回顾。他从人生态度这个角度研究西方文化、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各自的特点，提出“人对自然”、“人对人”和“人对自己的生命”三个概念。

他认为“人对自然”是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近代西方文化之所长，一方面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进步，它的主要特色是物质文明的崛起和注重对大自然的认识、征服和利用，而另一方面，就是重视个人自由和彼此平等的观念。

但是，近代西方文化所推重的物质文明之发展，就全人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言，它又是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启发和影响的。

中国的“四大发明”就启发了欧洲人，使得他们后来超过了中国。由此而追溯中国传统文化的渊源，它的“人对人”的特色，表现在以伦理为本位，重心在父慈子孝、社会和谐上。

所谓社会和谐，是指一个人的道德规范或行为准则，首先要考虑到他的家庭及社会之上下左右，并为之尽心尽责，而不是把个人权利放在主宰一切的地位。这一特色，显然同近代西方文化以个人权利为本位，处处以个人为出发点迥异；同时它亦不同于出现在世界新文化潮流中之以集体主义为本位者。

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在“人对人”这一点上是早熟的，而早熟就是不成熟，不成熟就会阻碍文化的发展，所以近现代中国的物质文明便落后了。

说到“人对自己的生命”，梁漱溟认为这是印度文化的特色，其依据是作为印度文化之主体的佛教文化对人的生命持否定的态度，所谓出世、做和尚、不问世事，便是集中表现。如果将这一特点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相比较，则恰恰相反，儒家是极力主张入世，重视家庭、伦理、社会和谐，并主张把家庭伦理扩展到全社会，使人人亲切和美，相亲相爱，从此达到社会和谐的目的。佛家看到人生是苦，苦海无边；儒家看到人生是乐，其乐无穷。但是，如果与西方文化相比较，印度文化与中国文化共同的特点是：早熟。

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发展之迅速，梁漱溟认为，我们首先要认识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认识到它不但源远流长，上下五千年，而且直至今日仍深深地影响着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然后拿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印度文化作一认真而科学的比较研究，在这个基础上，吸收、融取近世以来世界上崛起的新文化，来创造我们自己的新文化。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梁漱溟认为，“这个主张是很英明，很合中国文化传统的”。

哲人逝去，思想长存！大师梁漱溟的思想，必将伴随绵延不尽的中国传统文化而存活在人们的记忆之中。

⑼ 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写作背景是什么

梁漱溟（1893-1988）出生于北京的一个仕宦之家，梁漱溟的童年始终是在欢快自由的氛围中度过的，其父虽任职清廷，但他的发蒙教育却是当时最开放的中西小学堂，进入中学后，其倔强、顽强的个性日渐形成。中学毕业后，他到当时的《民国报》当记者，痛恨私有财产，相信社会主义，对现存的一切都坚持强烈的批判精神。在此前后，他也经历了早年人生的三大危机，即从如何救治社会流弊、如何安立人生，到最后如何“住世”的问题；其结果则是从谋求自杀到最后形成坚持一生的“茹素”习惯。而在这几个阶段中，梁漱溟都始终坚持着切己的思考与真实的践行精神。1916年，他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其研究佛学的心得《究元决疑论》，受到蔡元培先生的关注，随即被聘为北京大学专讲印度哲学的特约讲师，由此进入了新文化运动的核心。
按照梁漱溟的个性，他讲印度哲学就是要“替释迦说个明白”，但由于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因而“趋新”、“趋西”以及“全盘反传统”是当时的主流思潮；而胡适、陈独秀这些新文化运动的巨擘也都聚首于北大，这就不能不使他感受到很大的“压力”，也不能不有一种沉重的“压迫”感。不过，由于其从少年时代就形成的倔强性格，因而这种压力非但没有压垮他反而激发了他强烈的逆反心理与抗衡意识。所以，他转而将自己“替释迦说个明白”的初衷及时调整为“替孔子说个明白”。于是，就有了与胡适的对台戏，也就有了专门抗衡于西化之说的“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的系列讲演。关于其讲演的心态，他在该书出版时的《自序》中有非常具体的说明：“今天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也是一样无从为人晓得。孔子之真若非我出头倡导，可有哪个出头？这是迫得我自己来做孔家生活的缘故”。显然，这一剖白既是梁漱溟放弃佛家而“做孔家生活的缘故”，同时也是其发起“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系列讲演的具体因由。《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虽然是一部应急之作，但以梁漱溟的个性及其重视切己与践行的学风，其书中所持倡的绝非一般所谓的抗俗、矫激主张，而是充满着对中西印三方文化的切己思考与真切的体认。在该书中，他将中、西、印文化概括为三种不同的人生路向：西方文化“所走的是第一条路向――向前的路向”，即征服自然、改造环境的路向；“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他由此解释何以西方的科学技术发达，印度的出世、禁欲观念发达，而中国人的“住世”观念发达。在他看来，人类文化的发展必然要有一个根本变革，即“由第一路向改变为第二路向，亦即由西洋态度改变为中国态度”，因为“住世思想之最圆满者无逾于孔子”。梁漱溟关于中、西、印文化三路向的说法虽然只是一种直觉，但在当时却起到了“震撼”的作用，尤其是他对中、西、印不同文化路向的分析与说明，一下子避开了“全盘反传统”的锋芒，“使中国知识界感到迷惑，不知道应该怎样作出反应”（《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而对于一贯坚持文化主体性的现代新儒学来说，这种不同路向的分析与说明却起到了唤醒的作用――唤醒对中国传统文化之民族特色的注意。所以，熊十力以“中流砥柱”来赞扬《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在当时所起的作用，牟宗三也赞叹《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是一部“深造自得之作”；而美国学者艾恺则认为，《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不仅“引起了东西文化的争论，并为1923年的科玄论战准备了前提”（《最后一个儒家》第79页）。

⑽ 推荐几本哲学着作

你好。我由我自己的经验列出了一下一些：等级也是我自己分的，没英文名称和出版信息，不过不必当真。
超级入门：《苏菲的世界》
首选入门的当然是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哲学问题》。
然后世界上最伟大（没有之一）的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苏格拉底的申辩》《克力同篇》 《斐多篇》。
当然还有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不过生涩难懂，还有《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其实莱布尼茨的《单子论》也可以当作哲学着作来看。
笛卡尔《方法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
卢梭《社会契约论》
尼采《悲剧的诞生卷》《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叔本华《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美学》
奥古斯丁《忏悔录》以及其他关于自由意志的着作， 《上帝之城》
斯宾诺莎《伦理学》
卢梭《忏悔录》
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
萨特《存在与虚无》
梭罗《瓦尔登湖》

《吠陀》《道德经》《瑜伽师地论》

还有看哲学书的时候一定要享受过程，切记！

下面的是我看过的一些非正典的哲学书：
基尔克果《或此或彼》
海德格尔《对亚里士多德的现象学解释》
卢梭《文学和道德杂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