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褚文化和三星堆哪个早

⑴ 结合四川成都三星堆遗址，试述良渚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在中国文明史上的地位

三星堆：历史悠久的三星堆位于成都平原北部之沱江冲积扇上，北临沱江支流湔江(俗称鸭子河)，因其发源于岷山南麓之茶坪山，相传即古蜀鱼凫王田猎之湔山而得名。悠悠五千载，胜迹昭汗青。 传说：玉皇大帝在天下撒下了三把土，落在了广汉的湔江边，成为突兀在大平原上的三座黄土堆，犹如一条直线上分布的三颗金星，故称三星堆。与三星堆隔河相望，为一处高出周围的弧形台地月亮湾，月亮湾曾有一颗高大的马桑树，虬枝怒放，玉树临风，被称之为婆罗树，月夜此地别有一种清幽神秘，形成闻名遐迩的汉州八景之一的“三星伴月一婆罗”。现在考古发掘确认：三堆土实际是这个千年古都的南城墙，城墙上有两个缺口，因年代久远，城墙坍塌剥蚀而成。三星堆的实体已在7.80年代烧砖瓦的热潮中夷为平地。而仅存的半个堆也是在1986年砖厂取土中发现两个祭祀后停止挖土才保存下来。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城西南兴镇，遗址分布范围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三星堆遗址的发现纯属偶然，但对三星堆遗址的发掘研究却数十年持续不断。1929年的一个春天，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发现一坑精美的玉石器，因其浓厚的古蜀地域特色引起世人广泛关注。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其发掘成果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由此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经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文化距今4800～2800年，延续时间近2000年，该遗址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延续发展至商末周初，曾为古蜀国都邑所在地，其影响之大、价值之高,堪称世界文化遗产。三星堆遗址考古的重大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早期蜀国的面纱，将蜀国的历史推前了两千多年，填补了中国考古学、青铜文化、青铜艺术史上的诸多空白。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以前发掘中，三星堆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存在一定缺环，这次复原找到了三星堆遗址新石器时代文化向青铜时代文化过渡的相关材料，将三星堆遗址上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4800年左右），下迄春秋早中期（距今2600年左右）的文化遗存完全串连起来，证明了三星堆遗址历经新时期时代、夏、商、西周、春秋，上下延续2200多年
河姆渡文化的骨器制作比较进步，有耜、鱼镖、镞、哨、匕、锥、锯形器等器物，精心磨制而成，一些有柄骨匕、骨笄上雕刻花纹或双头连体鸟纹图案，就像是精美绝伦的实用工艺品。河姆渡文化在农业上以种植水稻为主。在其遗址第4层较大范围内，普遍发现稻谷遗存这对于研究中国水稻栽培的起源及其在世界稻作农业史上的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河姆渡文化的农具，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大量使用耒耜。河姆渡文化的建筑形式主要是栽桩架板高于地而的干栏式建筑。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河姆渡发现是为最早。它与北方地区同时期的半地穴房屋有着明显差别，成为当时最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因此，长江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文化同样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渊薮。它是代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趋势的另一条主线，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并不相同。
贯穿中华大地六千公里的亚洲第一大河“长江”，尽管总长超过了黄河，但长江流域诞生的古代文明以前并不为人所知，这是因为人们一直认为中华文明的发源归根到底还是黄河流域，只有黄河文明才是历史的主流，但是近年来，在长江下游一代却不段出现令人振奋的发现。首先，是和半坡遗址处于同一时代的河姆渡遗址的发现。稻穗纹陶盆上印有稻穗的图案，弯弯的稻穗图案使人想象到，河姆渡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了水稻的栽培。1987年的发掘中从遗址中出土了大量的稻壳，据发掘报告说总量达到150吨之多，在已经碳化的稻壳中可以看到稻米，分析的结果确认这是七千前的稻米。水稻的栽培，使社会上大量的余粮屯积成为可能，随之而来的是贫富差别的出现。文化的发展也进入了新的阶段。
河姆渡文化的社会经济是以稻作农业为主，兼营畜牧、采集和渔猎。在遗址中普遍发现有稻谷、谷壳、稻杆、稻叶等遗存。 遗址 中还出土有许多动植物遗存，如：橡子、菱角、桃子、酸枣、葫芦、薏仁米和菌米与藻类植物遗存。
河姆渡文化时期人们的居住地已形成大小各异的村落。在村落遗址中有许多房屋建筑基址。但由于该地是属于河岸沼泽区，所以房屋的建筑形式和结构与中原地区和长江中游地区发现的史前房屋有着明显的不同。
生活用器，以陶器为主，并有少量木器。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下游以南的一种较早的新石器时代。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250~4150年，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在余杭市良渚、安溪、瓶窑三个镇地域内，分布着以莫角山遗址为核心的50余处 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八十年代以来，反山、瑶山、汇观山等高台 土冢与祭坛遗址相复合，。
陶器以黑陶为特色，制作精美，有的甚至涂漆。良渚文化时期最先进的的陶器制作方式是轮制，黑陶豆盘的形状有圆形和椭圆形。良渚文化时期炊器大多是鼎。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的钱山漾一地出土有绢片、丝带和丝线，是中国远古时代最重要的家蚕丝织物。此外，还发现了许多祭坛遗址，如余杭瑶山遗址发现的祭坛，平面呈方形，从里向外为红土台、灰土围沟和砾石台，外围的边长约20米。祭坛上一般都有大墓，可能是人们祭祀先祖、天神的地方。良渚文化时期的食物以水稻为主。
良渚文化中物质文化十分发达,以鼎、豆、盘、双鼻壶、带流壶、带流杯、尊、簋为典型器,用于祭礼的玉器更为发达,墓葬规格、聚落布局体现出严格的等级差别。良渚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东到上海,南至钱塘江；西以茅山、天目山为界,北达宁镇地区边缘的长江以南,围绕太湖大致呈三角状,其影响达浙东、浙西南、皖南、华南、山东、苏北等地。
良渚文化源于崧泽文化,由于北进失利及水患,良渚文化主体很快衰落。良渚文化中文字和城址已露端倪,从社会形态特征来说, 良渚文化第三期已进入原始文明社会。良渚文化刺激了中原地区原始文明的极大发展,并产生剧变,最终形成了中国繁荣的早期文明,夏商文明礼仪制度中的琮、钺和神人兽面纹即来自良渚文化因素。
[编辑本段]发现和命名
1934年发现浙江吴兴1936年发掘了具有代表性的良渚遗址。良渚的陶器中有引人注目的黑陶，当时被认为与山东的黑陶相类似，因此，也称作龙山文化。1939年，有人把龙山文化分为山东沿海、豫北和杭州湾三区，并指出杭州湾区的文化相与山东、河南的有显着区别。1957年，有人认为浙江的黑陶干后容易褪色，没有标准的蛋壳黑陶,在陶器、石器的形制上有其自身的特点,于1959年提出了良渚文化的命名。现经发掘的重点遗址，还有江苏吴县草鞋山和张陵山、武进寺墩，浙江嘉兴雀幕桥、杭州水田畈，上海市上海县马桥、青浦县福泉山等。
[编辑本段]文化特征
良渚文化的陶器，以夹细砂的灰黑陶和泥质灰胎黑皮陶为主。轮制较普遍。一般器壁较薄，器表以素面磨光的为多，少数有精细的刻划花纹和镂孔。圈足器、三足器较为盛行。代表性的器形有鱼鳍形或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大圈足浅腹盘、宽把带流杯等。琮、璧一类玉器数量之多和工艺之精，为同时代其他文化所未见。石器磨制精致，新出现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耘田器”、半月形刀、镰和阶形有段锛等器形。
[编辑本段]文化分期
良渚文化大体可分为早、晚两期。早期以钱山漾、张陵山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灰陶为主，也有少量的黑皮陶， 器形有鱼鳍形足的鼎、袋足、 镂孔豆、贯耳壶、球腹罐、附耳杯、附耳、大口圜底缸等。晚期以良渚、雀幕桥等遗址为代表。陶器以泥质黑皮陶较为常见,并有薄胎黑陶,器形有断面呈丁字形足的鼎、竹节形把的豆、贯耳壶、贯耳罐、侈口圆腹罐、簋、大圈足盘、宽把带流杯等。
[编辑本段]社会经济
良渚文化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主要作物是水稻。据在钱山漾发现的稻谷鉴定，有粳稻和籼稻两种。在钱山漾、水田畈等遗址中还发现有花生、芝麻、蚕豆、甜瓜等植物种子，有人认为是当时的农作物，也有人对其出土层位和鉴定结果有所怀疑。农业工具种类较多，制作大都较精细。其中三角形犁形器，器体扁薄，背面较平，正面稍隆起,常穿有1～3孔,有人认为是安装在木犁床上的石犁铧。斜柄刀的器身略呈三角形，顶端有一个斜向的柄，制作较粗糙,往往仅在刃部磨光,有人认为是安装木柄后用来在土地上划出沟槽的，称为“破土器”。这两种新型工具,在良渚文化时期使用较多,对其定名和确切用途尚待深入研究。
手工业也很兴旺，有的可能已形成专业性的生产部门。玉器制作在全国同时期的原始文化中，显得十分突出。玉器主要有珠、管、坠、、瑗、璜、镯、琮、璧、蝉等。外方内圆的长筒形玉琮，磨制抛光并雕刻纹饰，规格定型，表现出很高的工艺技术水平。如出土的一件玉琮高33.5厘米，琮身浅刻横道分为15节。另一件玉琮高达23厘米,雕刻有几组兽面纹,一件大玉璧直径达26.2厘米。类似的琮、璧在张陵山、草鞋山、福泉山等地墓葬内也有发现。制陶普遍采用轮制，器形规整，造型优美。有的陶鼎上刻有漩涡钩连纹和曲折纹图案，有的贯耳壶上刻有简化鸟纹和曲折纹，或以圆涡和双线构成的编织纹。这些纹饰，线条精细，繁杂而富于变化，是陶器中的佳作。在发现的陶纹，透露了当时社会文化进步的信息。
手工纺织业也有迅速的发展。钱山漾遗址发现有国内早期的丝麻织物。残绢片经鉴定是家蚕丝织成，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有经纬线各47根。丝带为30根单纱分 3股编织而成的圆形带子。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蚕的饲养可能以太湖地区为最早。但也有人对丝织品的时代持怀疑态度。麻布片经鉴定为苎麻纺织品，也是采用平纹织法，每平方厘米经纬线一般各有24根，有的细麻布经线31根、纬线20根。这是迄今中国最早的苎麻织品实物。竹器的编织比较发达，制品集中发现在钱山漾遗址,共200多件。竹篾多数经刮光，容器类的下半部使用扁篾，接近口沿部分则用较细密的竹丝。编织方法多样，有呈一经一纬的人字形，也有二经二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还有菱形花格、密纬疏经的十字形等，特别是产生了梅花眼、辫子口这一类比较复杂的编织法。制品种类有捕鱼用的“倒梢”，有坐卧或建筑上用的竹席，以及篓、篮、谷箩、簸箕、箅等，较广泛地用于生产和生活方面。此外，良渚文化还有桨、槽、盆、杵锤等木器。木桨的使用，说明生活在河道纵横地区的原始居民，已有了舟楫交通工具。
[编辑本段]居址和墓葬
良渚文化居民过着较稳固的定居生活。在钱山漾遗址发现 3座的。其中一座东西长约2.5米，南北宽约1.9米，木桩按东西向排列，正中有一根长木，似起“檩脊”的作用，其上盖有几层竹席。另一座只在东边保存下一排密集而整齐的木桩，上面盖有大幅的芦席和竹席。在吴县澄湖还发现一批土井，井底遗有多件陶器和石斧。昆山太史淀的水井还有木构井圈，系用4～5块长约2米的弧形木板凿孔连接而成。
各地共发现墓葬数十座，墓坑呈长方形，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有大、小墓之分。在浙江海宁、嘉兴、平湖和余杭等地发现的小墓，随葬陶器的质量一般远逊于实用品，有的小墓用猪下颚骨或穿孔石斧和大型玉璧随葬。大型墓不仅墓坑规模较大，而且随葬器物数量多，质量也高。如草鞋山198号墓，东西1.7米，南北4米,有60多件随葬器物，其中有5件玉琮、2件玉璧以及镯、管、珠、锥形饰、穿孔斧等共30多件玉器。福泉山遗址6号墓虽遭破坏,仍遗有玉、石、牙、陶器119件,其中玉琮5件,玉璧4件。寺墩3号墓随葬玉琮、玉璧多达57件。用如此大量玉器随葬，这是以往所没有的，在良渚文化中也属特殊现象，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为“玉敛葬”。张陵山遗址的一座墓葬，随葬陶、玉、石器共40多件,其中以兽面纹的玉琮和玉瑗、玉蝉等较为突出,在墓主人脚下，与随葬陶器一起还发现3个人头骨,有人认为其身份应是奴隶。上海市松江县广富林遗址的两座墓邻近处，分别有一具猪、狗的骨骸，可能是殉牲。以上表明，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当时已出现财富占有的差别，并且出现了只有特殊地位的人才拥有的玉琮、玉璧等礼器。有的玉琮上还刻有数组象征威武的兽面纹饰。良渚文化时期，氏族社会已走上解体的道路。
[编辑本段]与其他文化的关系
从草鞋山、张陵山等处的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对比分析，良渚文化是由崧泽文化演变而来的。崧泽文化的墓葬，以头向南的仰身直肢葬为主，这与良渚文化的基本一致。崧泽文化的石锛，背面逐渐出现脊线，正处于良渚文化阶形有段石锛的前一阶段。两者的穿孔石斧也相近似。崧泽文化的扁方侧足鼎、细高把豆、高领扁腹壶等，与良渚文化的鱼鳍形足和扁方形足的鼎、黑陶细高把豆、高领贯耳壶等有着继承关系。另外，距今5600—5300年前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大量的玉器体现了“玉器文明”时代人们把玉器饰品功能转向具有社会功能，突出表现出玉礼器的作用和地位，一些玉器的形制如钺、壁和墓葬中大量陪葬玉器的方式同良渚文化也有着明显的前后继承关系。
关于良渚文化的发展去向，马桥中层的青铜文化遗存提供了线索。马桥中层叠压在马桥下层即良渚文化晚期遗存之上，发现的石镰、有段石锛、三角形犁形器、斜柄刀，与良渚文化的接近，而后两种石器的数量比良渚文化时期又有所增加。马桥中层的黑衣陶与良渚文化的黑皮陶存在承袭关系，两者的鼎、簋等器形也有密切的关系。至于马桥中层含有较多数量的印纹陶，目前尚无材料说明与良渚文化存在联系，其来源有待进一步研究。
良渚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有段石锛和贯耳壶，是良渚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在大汶口文化后期阶段的遗存中有少量发现，是受良渚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汶口出土的玉笄，与良渚文化的玉锥形饰可能有联系。在上海县马桥、金山县亭林等地的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数片涡纹彩陶片，可能是受到了大汶口文化的影响。马桥、雀幕桥等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也当与大汶口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有关。良渚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陶器都普遍采用轮制,黑陶占有显着的地位,盛行磨光素面陶，三足器、圈足器都很多，等等，则表现出两者具有一定的共性。
良渚古城
浙江省考古所上周发布重大考古成果——历经18个月，在良渚遗址区内发现一座面积290万平方米的古城(面积和北京颐和园差不多)。这座古城，大致以良渚遗址区内的莫角山遗址(上世纪90年代初发现)为中心，东西长约1500~1700米，南北长约1800~1900米，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 城墙部分地段残高4米多，做法考究——底部先垫石块，宽度达40~60米(我国现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明朝洪武年间建造的西安古城墙，底宽18米，顶宽15米)，上面堆筑纯净的黄土，夯实。 根据城墙中出土的陶瓷碎片，这座古城的年代不晚于良渚文化晚期，也就是说，距今4000年以前。着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这样评价古城：这是目前中国所发现同时代古城中最大的一座，称得上是“中华第一城”；它改变了原本以为良渚文化只是一抹文明曙光的认识，标志着良渚文化其实已经进入了成熟的史前文明发展阶段；是继上世纪河南安阳殷墟发现之后中国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
城墙，是氏族社会和文明社会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严文明教授说，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这个时代，目前中国大地上发现的古城约有60多座，小的只有10多平方米，大的为280万平方米，面积达29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是最大的。
[编辑本段]良渚文化玉器

距今越4200~5300年。
上个世纪30年代中期，首次在浙江余杭良渚镇发现这一遗存，所以称作“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我国长江下游太湖流域一支重要的古文明。是铜石并用时代文化，因发现于浙江余杭良渚镇而得名，在1936年被发现，经半个多世纪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初步查明遗址分布于太湖地区。良渚文化遗址，有村落、墓地、祭坛等各种遗存，内涵丰富，范围广阔，遗址密集。良渚文化玉器非常发达，种类有珠、管、璧、璜、琮、蝉。其中玉琮个体大，高达18－23厘米，上面雕刻圆目兽面纹，工艺精湛，是中国古代玉器中的珍品，被誉为“玉琮王”。形状为内圆外方，与古代的天地相通思想相吻合。玉器上刻有似神似兽的神人形像和神人兽合一的形像，它们可能是当时人们的崇拜对象。玉器上的纹饰除神人兽面图像外，其他出现最多的图案是鸟。
良渚文化包括浙江余杭反山、瑶山，江苏吴县、张陵山、草鞋山，武进寺墩，常熟罗墩和上海青浦县福泉山，安徽阜宁等长江下游的太湖流域这一时期的文化。
良渚文化和红山文化是新石器时期玉文化的两大中心。
良渚文化的玉器不仅品类众多，而且琢磨精致，纹饰华丽。专家们赞誉良渚文化玉器的工艺水准达到了“鬼斧神工般的超卓高度”，而纹饰则是将新石器时期玉器的创作“推到了顶峰”。
良渚文化玉器创造性的器型，为后代玉器的造型奠定了基础。
良渚文化玉器特征
一、良渚文化玉器直线深而直，线沿光整平滑。
二、良渚文化玉器折角线深而宽，线底略呈弧形。
三、良渚文化玉器环线有手工磨接和管钻旋磨两种加工方法，前者线痕浅细，线沿多“毛碴”。
四、良渚文化玉器射线细密紧凑，接续痕明显。
五、良渚文化玉器多浅浮雕，利用减地平凸的手法，凸出主要纹饰，强化主题表达。
六、良渚文化玉器常有“拉锯痕”。良渚玉器镂雕时，先在玉片上掏出小孔，再用“锯”锯去多余部分，俗称“锼”，又称“拉丝”，所用弦状拉条犹如无齿锯条，会在镂孔表面留下拽拉痕迹。
七、良渚文化玉器纹饰华丽，新创纹样琳琅满目，有：神人兽面纹、束丝纹、绞丝纹、蚩尤纹、立人纹、兽眼鸟纹、云雷纹、蒲草纹。
八、良渚文化玉器特别注重眼形的琢磨，“良渚眼睛”较之红山文化玉器的“线刻眼”，在细节的刻画上更为丰富多彩。“良渚眼睛”除了单圈、重圈之外，还出现了卷云形、菱形、耳朵形、短直线形眼眶。
九、良渚文化玉器表面打磨光滑，有些玉件有“包浆”，俗称“玻璃光”。

⑵ 三星堆属于哪个朝代

三星堆遗址

中国西南地区的青铜时代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南兴镇。1980年起发掘。在遗址中发现城址1座，据认为，其建造年代至迟为商代早期。已知东城墙长1100米，南墙180米，西墙600米，为人工夯筑而成。清理出房屋基址 、灰坑、墓葬、祭祀坑等。房基有圆形、方形、长方形3种，多为地面木构建筑。自1931年以后在这里曾多次发现祭祀坑，坑内大多埋放玉石器和青铜器。1986年发现的两座大型祭祀坑，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石器、象牙、贝、陶器和金器等。金器中的金杖和金面罩制作精美。青铜器除罍、尊、盘、戈外，还有大小人头像、立人像、爬龙柱形器和铜鸟、铜鹿等。其中，青铜人头像形象夸张，极富地方特色；立人像连座高2.62米，大眼直鼻，方颐大耳，戴冠，穿左衽长袍，佩脚镯，是难得的研究蜀人体质与服饰的资料。祭祀坑的年代约当商末周初，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天地山川诸自然神祗的遗迹。

三星堆：千古未解之谜

出四川广汉约三四公里，有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三星堆因此而得名。1929年春，当地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挖水沟时，发现了一坑精美的玉器，由此拉开三星堆文明的研究序幕。1986年，三星堆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稀世之宝赫然显世，轰动了世界，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

从本月起，四川省考古人员对三星堆遗址500平方米范围内的20个探方实施发掘，预计明年3月结束。此次发掘，将提供更为翔实的资料，成为下个世纪大规模研究的前奏。

未解之谜一：文明起源何方

三星堆的发现将古蜀国的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

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这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动物不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没有留下一个文字，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出土的“三星堆人”高鼻深目、颧面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不像中国人倒像是“老外”。四川省文物考古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三星堆人有可能来自其他大陆，三星堆文明可能是“杂交文明”。

未解之谜二：消失的古都

古蜀国的繁荣持续了1500多年，然后又像它的出现一样突然地消失了。历史再一次衔接上时，中间已多了2000多年的神秘空白。关于古蜀国的灭亡，人们假想了种种原因，但都因证据不足始终停留在假设上———

水患说。三星堆遗址北临鸭子河，马牧河从城中穿过，因此有学者认为是洪水肆虐的结果。但考古学家并未在遗址中发现洪水留下的沉积层。

战争说。遗址中发现的器具大多被事先破坏或烧焦，似乎也应证了这一解释。但后来人们发现，这些器具的年代相差数百年。

迁徙说。这种说法无需太多考证，但它实际上仍没有回答根本问题：人们为什么要迁徙？

成都平原物产丰富，土壤肥沃，气候温和，用灾难说解释似乎难以自圆其说。那么，古蜀国消失在历史长河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未解之谜三：神秘的器具

三星堆出土的大量青铜器中，基本上没有生活用品，绝大多数是祭祀用品。表明古蜀国的原始宗教体系已比较完整。这些祭祀用品带有不同地域的文化特点，特别是青铜雕像、金杖等，与世界上着名的玛雅文化、古埃及文化非常接近。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大量带有不同地域特征的祭祀用品表明，三星堆曾是世界朝圣中心。

在坑中出土了5000多枚海贝，经鉴定来自印度洋。有人说这些海贝用做交易，是四川最早的外汇，而有的人则说这是朝圣者带来的祭祀品。还有60多根象牙则引起了学者们“土着象牙”与“外来象牙”的争议。“不与秦塞通人烟”的古蜀国，居然已经有了“海外投资”，不可思议。

未解之谜四：文字或图画

在祭祀坑中发现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世界最早的金杖。其权杖之说早已被学术界认同，但所刻的鱼、箭头等图案却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个民族必备的文明要素，三星堆都已具备，只缺文字。学者们对此的争论已有些历史，《蜀王本纪》认为古蜀人“不晓文字，未有礼乐”，《华阳国志》则说蜀人“多斑彩文章”。

至于金杖上的图案是图是文，仁智各见。有的已在试图破译，另一些专家则认为刻画的符号基本上单个存在，不能表达语言。不过如果能解读这些图案，必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三星堆在文字方面尚存问号，也是它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未解之谜五：何时能揭密

三星堆博物馆里展出的文物，是长达70年考古发掘的成果。现在正紧张进行的发掘工作是第13次大规模发掘。

三星堆工作站站长陈德安告诉记者，本次发掘集中在古城中心位置，将极有可能发现古蜀国的宫殿。目前，已发掘出了涉及数十个朝代的碎陶片。12月17日，中央电视台将现场直播发掘工作，考古学家们笑着说：“17日，17日就都知道了。”

结果如何，目前还是一个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三星堆的神秘面纱不会就这么轻易被揭开，在12平方公里的文化重点保护范围内，已发掘的仅有7000平方米。余秋雨看过三星堆后说：“伟大的文明就应该有点神秘，中国文化记录过于清晰，幸好有个三星堆。”

⑶ 中华文明源头为何不在良渚、三星堆，而在河洛地区

因为河洛地区处于黄河中下游区域，且是各个地区中最具带表和权威的地区。良渚，三星堆略逊一筹。据统计，中华文明起源有黄河文明，长江文明和西辽河等区域。而黄河文明的河洛地区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一个文明古国—中国。

据考古发现，三星堆出土了一些青铜文物，这些文物的制造技艺精湛，花纹完美，考古学家推测这很可能来源于古西亚，再加上三星堆本身年代比其他两个地区小，所以不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至于良渚文明，虽然孕育很多生物，养猪文化，丝绸，漆器也空前繁荣，但是还称不上中华文化源头。在中华文明探索源头工作的研究可以说明，河洛文化在长期的交流互动中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最大源头。

对于中华文明源头在哪，个人认为还需要考古学家们多多努力，才能得出结论。

⑷ 三星堆文化的存在是不是说明在夏朝之前还存在一个朝代

三星堆遗址还没有完全挖掘出来，我们对它的了解估计连1%都不到，有人说它是外国迁移过来的部落，有人说它是外星文明的遗物，但是根据科学研究，目前最为合理的推测是它属于古蜀文明，时间约为公元前1200年左右。

希望三星堆遗址可以有更大的突破，也希望虞朝相关的文物能够早日现世，这些都是我们中华儿女的珍宝。

⑸ 请问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文明是“三星堆”吗

摘自网络：夏朝始于公元前2000多年，尚且不是信史，距今有约4000年的历史；信史中第一个王朝商朝的历史距今也只有3600年。这，对于中国作为文明古国的形象无疑是不大相称的。而三星堆，这个曾经名不见经传 的小地方，将我们的历史向前推到了4800年前，而它自己只不过是默默地躺在富饶的四川盆地，默默地承载着中华民族灵魂的滥觞……因此说：“中国有5000年的历史，不是因为传说中的炎黄二帝，也不是因为夏、商、周，而是因为我们有三星堆及良渚。

⑹ “三星堆”是什么朝代的

三星堆是夏朝，或者夏朝的一部分。
蜀文明就是夏文明，或者夏文明的一部分，蜀夏同源，蜀即夏，夏即蜀，甚至商朝人写的甲骨文中的蜀字就是指夏朝，只不过殷商人称呼夏为蜀，周人称呼蜀为夏，正如同周人称呼商人为殷一样。商朝在打败夏朝后，就称呼夏的后裔为蜀，夏文明并未完全被商朝取代，而是夏朝在南方还有相当大的残余诸侯国，当时的巴蜀百越只承认夏朝，而并未完全并入商朝疆域，夏商南北共存，夏桀奔南巢，败退到了三星堆，也就是南巢。
夏文明和商文明虽然同源，但是有些差异，商朝崇拜玄鸟，凤凰，夏人似乎更崇拜龙或者蛇（也许是蚕）。禹字也有某种龙蛇虫的含义，大禹的祖先颛顼的母亲就是蜀山氏，表明了夏朝和蜀有很深的关系。比如我们从夏字分析，夏字有一目字，蜀字也有一目，都突出了眼睛的特征，说明了夏朝和蜀国有种特殊的关联。夏也代表了南方的炎热，具有某种南方气候的特征。夏朝更倾向于一种多民族的部落联盟，疆域广大，最强大时，东夷南越西羌北狄都在其统治范围，商朝崛起后，更倾向于征服亚洲北部，包括库页岛，贝加尔湖，海参崴都是商朝疆域，库页岛还出土了商朝的甲骨文。

⑺ 从历史来看，四大文明古国和三星堆文明对比，哪一个更早更发达

提这样的问题的人，目的很明显就是不认可三星堆是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提问就能看出来用心是什么样的，现在普遍的认为是三星堆出现的突然，然后存在一千多年后又突然的消失，找不到完整的进化史，所以国内很多人都认为三星堆是外来文明，跟华夏文明没有关系，才有了本题目题主这样的提问。

其实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这个说法并不得到国际认可，这种说法只是在我们国内流行，这个说法的来源出自康有为，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出自他之口，包括古埃及，古印度，古华夏，以及古巴比伦，但是世界上对于文明的界限并不只是四个，西方还认可古希腊文明以及南美洲的玛雅文明。

如果从历史的时间跟同期的先进程度来看，我们其实并不占优势，这是从现在西方国际主流观点上去看待，我们的文明只是被他们承认4100年，夏朝并没有被承认，因为没有挖到文字或者城池或者金属冶炼的其中两样，所以并没有被认可，而在4000多年以前，其他几个文明已经存在城池跟文字以及金属冶炼技术，那个时候的我们只是发现了玉器以及一些陶器，所以比较起来的确比较吃亏。

当然以西方那种拿神话当历史的尿性来说，他们其实也是想找一些符合他们根基的方法来给自己打气，其实不少西方学者都认可我们的文明的厉害程度，数千年来不断传承，他们怎么说的，他们得出来一个答案，那就是我们中国是一个文明伪装成的国家，也就是说他们认可我们中国就是一个文明而不只是国家，所以他们内心其实非常忧虑的，因为他们根本无法战胜一个存在几千年的文明。

⑻ 在考古学里，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文明是哪个文明

1.从晚更新世之末到全新世之初，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开始从狩猎采集向食物生产/农业转型。 在华北转型比较迅速，粟作农业的起源与新石器时代定居社会的产生大致同步，在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的起源和发展长期伴随着野生食物资源的采集经济——这是各自文明起源的经济基础。在更外围的地区， 如东北、西南、岭南、青藏高原、西北戈壁荒漠 等，生计没有根本性改变，或转型较晚，基本与最早的一批文明无涉。由于二里头是文明社会已得到公认，所以最初的文明很可能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新石器时代。而且由于东亚与旧大陆其他文明起源中心相距较远、存在一些地理障碍，而且在约2000BC之前较少见到外来因素影响，所以一般中国新石器研究者均认为，相对于西来说的文明本土起源已成定论。

2.也是从新石器时代开始，才真正在考古学上能够辨认出物质文化的地域性，进而区分考古学文化和谱系关系（某个地区的早晚文化之间往往有某种程度的承袭演进关系、从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现象）， 这种文化谱系一经形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有主有次、有分支也有合流，史前中国就是由许多大大小小的文化谱系交织起来的。 其中与文明起源相关的也基本上是后来早期中国的核心区域，主要包括辽西地区、晋陕高原+河套地区、甘青地区、中原地区（晋南+关中+晋南+豫中西）、黄河下游（山东及附近）、长江下游（江浙地区）、长江中游（两湖地区）、成都平原等。 这样，与传统的历史书写集中于黄河流域或中原中心说不同，考古学展现更多的是中国文化多元性的一面。

⑼ 考古发现的良诸古国属于历史上记载的什么朝代呢

有人说良渚遗址揭开了中国史前考古文化的新篇章，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初现，这样的说法毫不夸张。

说起我们国家的历史，大都是说中华上下五千年，然而我国可以确定历史年代的时间，史书上记载为公元前841年，后来经过天文现象推算认为武王伐纣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但是这一年距今也不过才3000年多一点，而且这些记载也只是存在于史书之中，至于之前的商朝和夏朝，可查的考古实物证据也不多，特别是夏朝，无论是考古证据还是史书记载，都无法明确而直接地证明夏朝的存在，所以我国的夏商周三代史常为国外史学家所诟病，而我国文化部门也制定了夏商周断代考证工程以填补这些历史研究的空白。

良渚文化的发现也说明在我国的夏朝之前，我国大地上已经出现了社会生产相当发达的区域性文明，并且它也不是孤立的，而是和中原地区（仰韶文化，二里头文化、龙山文化等）、关中平原（半坡文化、史家文化等）、四川盆地（三星堆文化等）、辽河流域（红山文化等）等地的文化有一定的同步性，不过目前来看，可以追溯到1万年前的良渚文化在起始时间上略早一些，因此有人形容说中国古文明的曙光从良渚文化上升起。

⑽ 夏朝是否就是三星堆三星堆文化到底是谁创造的

中国历史书，主推中原文明，其实同期文明比夏文明早的有良渚文化，三星堆遗迹，只是在后来竞争过程中各种原因没落了，根本没有中原文明起源最早说法，这是唯心主义说法，夏朝找了上百年，都没找到，这是最客观说法，但这都是我们的祖先。

长江下游和黄河下游的文明突然衰弱而上游崛起那是因为当时发生了大洪水不得不迁向西部高地，所以下部二期文化同古蜀文化最接近，而当时住在西北的人民应该也在此时迁向了古蜀，因为岷山等西部山脉很高。所以说夏朝有可能就是在古蜀。但是古蜀文明里面还含有黄帝时代的文明。

我认为夏朝不在中原，那个时代中原是原始森林人类很难生存，更难壮大，从已知来看，汉民族是从山区向平原发展，三皇五帝都来自山西陕西甘肃一带，四川紧挨甘肃，很有可能四川山区也是汉族部落活的范围，远古开发平原都很晚，基本上都到了农耕时代才开始大面积烧树林驱赶野兽开发平原。我觉得开始有一支古羌人逐渐强大起来在三江源附近留聚，在战争和驱逐其他种族过程中形成了三支，一支向北到达陕西东山西河北南河南地区繁衍壮大创造夏朝，一支向西成为现在的羌族和藏族独龙等民族，一支南下进入四川建立巫族国家，蚕丛及鱼凫是其后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