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文化是怎么来的

① 年轻人为什么都爱去长沙

长沙，位于华南腹地的城市，一座千年 历史 文化名城。近年成为全国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热土。

娱乐 至上的喧嚣固然是年轻人们在此放松、流连的理由，但长沙的魅力绝不止于此。年轻人们愿意一再到来，长沙独特的城市性格与文化是其中很重要的原因。

2020年，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长沙成了年轻人国内出游的热门城市。丰富的长沙夜生活是年轻人的最爱。供图/图虫创意

位居南方中部的区位优势

长沙处于地理意义上南方的中心地区，能顺畅通达东南、西南、华中、华南。京广高铁与沪昆高铁在长沙交汇，因此长沙也能便捷地连通华北和华东地区。

北京——长沙，最短5：38 ，最长7:06

广州——长沙，最短2：17 ，最长2:59

深圳——长沙，最短2：56 ，最长3:59

武汉——长沙，最短1：18 ，最长2:16

南昌——长沙，最短1：19 ，最长1:55

上海——长沙，最短4：23 ，最长7:03

昆明——长沙，最短4：58 ，最长7:20

从12306的高铁列车查到时刻表可见，周边一线和省会城市可在6个小时以内到达长沙。不少年轻人周五下午请假半天或下班即赶往高铁站，晚上即可到达，开启两天的长沙之旅。最远的北京，也仅需6小时左右。有趣的是，在对湖南 旅游 关注度统计上，北京甚至超越了地域更近的华南各大城市。不久的将来，渝夏高铁也将接入长沙，长沙很快将成为国内极少数拥有两个高铁站的城市，将更多地迎来从东、西两面而来的年轻人。

地处南方腹地的长沙，是东西走向和南北走向高铁线路的交汇处。来自北京和广东的年轻人是长沙玩乐大军的主力。供图/图虫创意

城市性格锻造网红特质

曾经有个北京演员说过拍戏学长沙话的感受：“得把舌头撸直了，讲起来一点都懒不得，特别较劲。”湖南人有句俗话“呷得苦，耐得烦，不怕死，霸得蛮”，很能体现他们不服输的激越性格。近年来长沙引领的“中部崛起”正是这种城市性格的体现：既有对外开拓的“狠劲”，也有对传统文化固守的倔强。这样的性格，让长沙人孕育了一些不同于流俗的网红品牌。

美食 是长沙最吸引年轻人的元素。虽然全国各地并不缺好吃的东西，但麻辣鲜香、刺激过瘾的长沙 美食 似乎更对年轻人的胃口。供图/图虫创意

在茶颜悦色之前，茶饮界早已腥风血雨。从台式珍珠奶茶到后来的奶盖茶、喜茶、一点点、Coco、柠檬茶等，市场早已饱和。但这家扎根于长沙的奶茶店却能杀出重围，红遍全国，甚至与长沙的传统 美食 臭豆腐齐名，成为长沙的招牌 美食 。很多年轻人坐着高铁、打着飞的从四面八方而来甚至只为打个卡，喝上一杯茶颜悦色，拍照发朋友圈。在某些购物和社交平台上，居然出现了“代喝茶颜悦色”这样的业务，就为了“云喝茶”。茶颜悦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对传统的挖掘，与其他洋气的如喜茶、奈雪的茶等比起来，茶颜悦色的品牌属性更本土化。绿茶叫“浣纱绿”、红茶叫“红颜”、加了坚果的茶饮叫“豆蔻”，单品名称也起了诸如“蔓越阑珊”、“筝筝纸鸢”、“烟花易冷”等中国风十足的名字。土生土长的长沙人吕良把他对传统文化、审美的理解，融入到他创始的茶饮当中，乘着“国潮”的东风在全国流行起来，奶茶、中国风这两个年轻人深深喜爱的元素让彼此有了沟通桥梁，茶颜悦色很难不成为“网红”。

茶颜悦色不同于台式茶饮走性价比路线，也不同于国内新锐茶饮品牌的高端精致。中国风的内涵与合理的定价，让年轻人爱不释手。供图/图虫创意

同样从文化中深挖而获得成功的长沙本土品牌还有超级文和友。茶颜悦色的底色是中国风的审美，超级文和友的成功则是来源于对长沙夜宵文化和市井文化融合。超级文和友把餐饮 娱乐 空间打造成居民记忆中极具烟火气息的市井街区，请来长沙民间 美食 的优秀匠人进驻，勾起人们对于“永远街”的回忆。与装修华丽的食肆不同，超级文和友到处是破旧的矮窄小楼，甚至连外墙皮都已经剥落，铁栏杆的楼梯还长着锈斑，颜色艳丽到有点刺眼的霓虹灯，偶尔路过看见房子里的电视还播着《还珠格格》……所有的这些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内让人有类似穿越的感觉。老长沙的烟火气和市井韵味弥漫在楼道和窄巷之间，让年轻人乐于频繁更换场景自拍打卡。 美食 也是吸引年轻人的原因之一，龙虾馆无疑是文和友的头牌。文和友龙虾馆把吃龙虾的随意和轻松发挥到极致，上菜直接提着一塑料袋放桌面上，解开袋子就是热气腾腾、麻辣香味扑鼻的小龙虾。这种对市井文化的精到把握，让小龙虾这种平民食品的属性发挥到了极致。除了小龙虾，长沙的臭豆腐、炸香肠、各种油炸食品也是文和友热销的食品。超级文和友一天的排号打破20000+的世界纪录，一年卖掉3000吨小龙虾，是市井文化与年轻人来到长沙狂欢心态一起造就的奇迹。

漫步在超级文和友，仿佛可以把人拉回到上世纪80-90年代的老长沙街巷中。这种梦幻般的体验，让人仿佛穿越了一般。很多年轻人下了高铁，直接提着箱子就到这里留影打卡。供图/图虫创意

来长沙的狂欢，当然不止吃喝。最早为人熟知的长沙，是一座“ 娱乐 之城”，这与湖南卫视有着极紧密的联系。上世纪90年代，中国大陆还没有现在意义上的综艺节目，晚会风字正腔圆的节目难以真正吸引年轻人的眼球，偶有 娱乐 元素也是遮遮掩掩、羞羞答答。那时候的年轻人都是港台综艺、电视剧的粉丝，内地电视台在他们看来特别土气。湖南卫视的出现，造就了中国电视 娱乐 的一极，《快乐大本营》的开播，成为中国电视 游戏 综艺的开端，引领风潮至今；琼瑶剧也是通过湖南卫视走红全国；《超级女声》开创了国内 娱乐 的粉丝时代。近20年，湖南卫视俨然是中国电视 娱乐 潮流的风向标，长沙作为“ 娱乐 之城”最早因此被熟知。渐渐地，到湖南卫视所在地马栏山朝圣、追星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湖南卫视的综艺节目一票难求，一旦到手，人们马上请假，坐飞机、高铁从四面八方而来。提前许多来到马栏山湖南广播电视台所在地，希望有机会第一时间看见自己偶像。亢奋的等待，梦幻般的录制过程，让年轻人有了一天超脱现实的体验，追星过后融入长沙的夜生活，或许就是年轻人们完美一天的最好句号。

长沙最早被称为“ 娱乐 之城”，是因为湖南卫视的存在。如今“芒果台”依然是年轻人 娱乐 生活不可缺少元素。供图/图虫创意

文化积淀带来长久的吸引力

一个城市，可以因其繁华、欢乐的氛围备受追捧。悠久的 历史 文化积淀，能使之显现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质，在繁华、欢乐之外有更丰富的内容，吸引人们到此聚集。

在长沙的文化基因里，湖湘文化是浸润长沙时间最长，最有影响力的一脉。湖湘文化，是湖南地区先民共同创造、发展凝固而成的普遍性格以及文化精神。春秋时期楚国崛起，被分封到南疆瘴气纵横之地，“楚狂人”便自立为王。被称为“蛮夷”的楚人性格中激越、血性的基因，在春秋时期便已种下。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屈原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屈原的诗作展现了其不从于流俗的文化内涵；屈原的死，更昭示了宁折不弯的不屈精神。这与湖湘先民基因中的激越、血性契合，更在文化层面影响中国数千年，成为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屈原的精神遗产更多是延续和发扬了先秦荆楚文化，而湖湘文化真正形成自身风格，成为独树一帜的地域文化，则是从宋代的湖湘学派兴起开始。

岳麓山中的“爱晚亭”，原名红叶亭，后来据“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改名为“爱晚亭”。供图/图虫创意

北宋末年，大儒胡安国，弟子胡宏等避居湖南，胡宏的弟子张栻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有数千之众，初步建立了湖湘学派的规模。不但对湖湘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学术思想更风靡闽、粤、苏等东南诸省。大儒朱熹也曾带着弟子从闽入湘，到岳麓书院拜访问学。湖湘学派自宋代在岳麓书院的兴起和大儒云集下名声大震，与湖湘民风糅合，形成湖湘文化。到明末清初，王夫之综合百家，扭转明末空疏的学风，使湖湘文化体系最终形成，影响一代又一代人才。

岳麓书院掩映于岳麓山的密林中。除了千年文化积淀，修复后的岳麓书院清静幽雅，美景让人流连忘返。供图/图虫创意

湖湘文化讲经世致用，且极具忧患意识和变革精神。清末近代以来国家危弱，湖湘地区一大批知识分子不再安于故纸堆中寻章摘句，纷纷“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挽狂澜于既倒。先后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等中兴名臣，挽救清朝的统治，施行洋务、革新中国；也有如谭嗣同、陈天华、黄兴等变法革命的先烈；到后来的革命者毛泽东、刘少奇等，无不在湖湘文化的浸染下留下辉煌业绩。

如今，岳麓书院位于湖南大学校园里，宋真宗赐匾额“岳麓书院”四个大字依然高悬。千年的沉淀，让这里成为湖湘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图腾。年轻人对千年文化尊敬膜拜，同时也愿意亲近美景，湘江西岸的翠绿树林中的千年书院，灵气所聚，清幽雅致。行走期间，可以窥见喧嚣之城的水深土厚另一面。

岳麓书院现在湖南大学内部。供图/图虫创意

湖湘文化奠定了长沙文化的土壤，近代开辟为商端口则让长沙开始近代化的进程，影响长沙发展的流变。1904年长沙正式开端口以后，领事馆、洋行、商店、教堂、俱乐部、住宅等西式新型建筑遍布长沙。西式的建筑和市政设施逐步建立，长沙也逐步成为近代都市。近代城市的建立带来的效应是人口的聚集。开端口以后，长沙城的人口逐年增长，到20世纪三十年代，长沙人口猛增了300%。人口的聚集自然带来了市民文化的兴盛。抗日战争爆发后，沦陷地区的人口、物资从华东、华北等内迁。长沙作为主要终点和中转站之一，因大批企业迁来，近代化的进程得到快速推动。工业发展带来商业的繁华，西式或中西式结合的商厦、店铺、住宅让长沙的市容为之一变。各地人才的涌入，让长沙人的文化性格在激越和实干中，增添了开放、闲适的一面。

湖湘文化的发扬广大与近现代的革命密不可分，作为湖南首府的长沙，留有众多革命先辈的足迹，为这座城市摸上了最鲜艳的一抹“红”。最为人熟知的是毛泽东曾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和参加革命的经历。毛泽东曾写下名篇《沁园春·长沙》：“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长沙的“红”，与伟人相关，湖湘文化与革命情怀的碰撞，为长沙写下了最“红”的一笔。

从长沙橘子洲在湘江的江心，最南端就是着名的橘子洲头。2009年，青年毛泽东胸像雕塑在橘子洲头揭幕，伟人的目光日夜注视着奔流不息的湘江。今日橘子洲头依然受到年轻人的青睐，从全国各地前来观看、合影者无数。当年伟人立志之地，成为年轻人热衷前往的必去地标，最“红”的橘子洲头焕发着新的活力。

城市是人类聚居的最高形式，不同的都市或多或少会因为其文化底色的不同呈现不同的面貌。长沙的性格，有传统文化、红色革命基因、平民 娱乐 文化的糅合，呈现出与中部乃至全国其他城市不一样的气质，既能感受喧嚣、放肆 娱乐 ，又能沉淀自己、感受文化的力量。能满足人们多层次感受与心理需求，这或许才是全国的年轻人争相而来长沙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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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何真临：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何真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七、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劳动模范，曾任湖南省企业家协会副理事长，后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党委第一副书记。作为一个“职业企业家”，何真临的职业生涯有着传奇般的经历，在七届人大会上因与李鹏总理的对话，被李鹏总理赞誉为“学者型的企业家”。在八届人大会上，由于对话中引出了朱镕基同志的名言：“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赢”，引起了全国各大媒体的追捧，被戏称为“职业议员”。20世纪90年代，何真临“企而优则仕”，被提拔为省轻工业厅副厅长、省轻工集团副总经理、省盐务局副局长。2006年退休受邀加盟三一，任三一集团副总裁、党委第一副书记。2013年1月，何真临所着《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在北京首发，该书全方位解读了与三一和梁稳根有关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及其背后的故事。也就在该书出版之际，何真临践行加盟三一时的诺言，七年之痒，离开三一，再次隐退江湖。我曾经多次与原三一集团原副总裁何真临先生进行会谈。何真临先生博学、深邃而有锋芒，大有“唯楚有才”和舍我其谁的感觉。前不久，我去湖南讲学，再次与何真临先生相逢，老友见面，抚今追昔，感慨万千。

我为什么选择三一

程冠军：您做过官员，又曾长期在国企工作。从官员到国企领导，然后到民营企业三一重工。当时，您是怎么来三一的？

何真临： 我是在体制内画了句号以后9个月才到三一的。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直率，没有隐瞒，不装深沉。我总结自己一生有四句话：第一句：技而优则企。技术干的比较好，结果就当了企业家，99.37%的职工选了我当厂长，完全是民选。而且当时我提出来，如果没有80%以上的选票，我绝对不当，民众不拥护，我当干什么呢？第二句：企而优则事。企业干的比较好，当了领导。第三句：政而劣则民。这是一种自贬，也是一种自嘲。我这个人太学术，太自负，在政界原地踏步了14年，退休是草民一个。第四句：名而回归企。最后又回归到企业了。这四句对我的一生的概括。

七届全国人大的时候，李鹏同志到我们湖南代表团听取发言，这一次，我与李鹏同志进行了对话。那个时候我是个企业家，我跟李鹏总理提出，要重视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举足轻重地位。当时李鹏给我的评价是“学者型的企业家”。我对李鹏同志说，只有全面提升企业家的政治、经济、 社会 地位，才能够发挥这个群体的作用。在八届人大上，我跟朱镕基同志又有过一次对话，朱镕基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名言叫“又吹哨子又打球”，这句话就是我在与他对话时引出来的，我当时提出了中国政界的四大弊端。当时，朱镕基总理到湖南代表团听取发言，我们湖南团有的代表在朱镕基总理面前发言显得很胆怯。我认为，这就大大地削减了我们湖南团代表的议政的能力和水平。看到这种情形，我们湖南团的其他代表也很着急，这时，一位领导的秘书对我说：“何总，你上吧”，我说：“没有点名要我发言啊”。他说：“你怕什么！”我最怕激将法。就对他说：“怕倒不怕”。结果等大家讲的差不多的时候，我突然说：“朱总理，我作为一个企业界的代表，我讲一分钟。”我的话一出口，全场都愣住了，朱镕基马上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这时，我就噼里啪啦，用最快的语速，讲了中国政界的四个问题。第一，官商再度泛起；第二，银行，我为鱼肉，他为刀俎。另外还有两个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我讲到官商再度泛起的时候，就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把球场比作一个市场的话，那么交战的双方就是企业，裁判员就是政府，我说：“请问总理，如果裁判员也来打球？”朱镕基马上语出惊人：“又吹哨子又打球，准赢”。

在七届和八届全国人大期间，我既是全国劳模、全国人大的代表，又是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还是湖南省企业家协会的副理事长。那时，连南德集团的牟其中也请我去和他交流。牟其中与我从未来中国和世界经济的走向，讲到华尔街，上下五千年，谈了两个小时。牟其中很有气势，大背头、高个子，讲起话来不断打手势，滔滔不绝。他的口才、思维，演讲能力和雄辩都非常杰出。我这个人一生不服输，这次见面，他很佩服我，我也佩服他。

早在那个时候，梁稳根就一直在观察我，看我的锐气和思维，看我的作风和情操。他每次见我都说，你越来越年轻，你的谈话还这么锐利，思想还是那么犀利等。后来他就多次发出邀请，他说：“你当什么厅长，你到我这儿来吧。”我说：“梁老板，你原谅我吧，我跟共产党奋斗了一辈子，我不能中途变节。你要我来可以，那等我把共产党的这个句号画圆了以后。”后来他就跟我们国资委主任讲，何厅长是一个有气节的人。

我退休刚过几天，梁稳根就来电话：“何厅长，我期盼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说：“老板，你容我再三思一下！”中间又拖了几个月，最后梁稳根请我在三一最有 历史 意义的一个地方——岳麓山爱晚亭跟我谈了很多。此时，我被梁董事长的诚意所打动了，试想，我已经下来了，已经不是什么厅长，已经是一个草民，三一还是非要我来。我不来对不起三一。我说：“来可以，但我有一个条件，我不干经济工作，我说我这一生都是在经济的旋涡里面，进也忧，退也忧。进完不成订单，愧对客户，退无以对员工交代。梁董事长说你干什么都可以，战略、工会、党务、文化。我说干什么都可以，唯独不担经济责任。来到三一，梁董事长就要我分管文化，后来担任党委第一副书记，兼管工会工作，又分管对外联络工作，还有公共关系，还有他交办的一些特殊的任务，很多时候我是他的特使，甚至他的一些私人事务也交我去办理。

国企民企：如何实现角色转换

程冠军：您曾经担任过湖南省轻工厅的副厅长，还担任过大型国有企业的一把手。到三一之后，您是如何实现角色转换的？

何真临： 我当了14年的副厅长，后来又担任轻工盐业集团负责人。从轻工盐业退休以后，没多久我就来到了三一。此前，我对三一认真研究了6年，对三一的经济、政治、文化、党务各个方面，应该说还是有一点点认识的。可以这么讲，我这几年到三一，就是研究三一、诠释三一、提升三一，研究、诠释、提升——这么6个字。此前，我一直想写一本三一的书，但一直没有实现。写“华为”的书有若干，但是写三一的书只出现过两本，而且这个两本都不着边际。真正权威的描述三一的书一直到去年还没有出来。主要原因是因为三一的董事长梁稳根一直保持低调，我每次请示他关于写三一的时候，他总是说，可以准备材料，现在还不着急。他是希望进入世界500强之后，再出版关于三一的书。离开三一之后我写了一本《 我与首富梁稳根——揭秘三一重工 》。这本书可以说是对三一的全面精确解读。

我对三一文化的解读是从学者的角度而言的。三一，不同时候有不同的解读，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大方向基本是一致的，比如说文化的解读，战略的解读，创新的解读，肯定是一致的。

三一是很有趣的一个企业，尽管任正非在民营企业是最低调的，但是任正非也不时地会发表一篇文章，诸如《 我的母亲父亲 》《 乏味的冬天 》《一江春水向东流 》等，明确地彰显了他的文化和战略意图。相比之下，梁稳根是最低调的。第一，他几乎不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除非是党的会议），也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关于三一，清华写过我们的案例，北大写过我们的案例，北方交大写过我们的案例，国内很多知名的学校都写过我们的案例。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学府中央党校也来写过我们的案例。

要真正了解三一，不只单纯的了解经济，还要了解政治，了解文化。因为三一的成长，不是单方面的经济的崛起，而是三一人高度的政治智慧、经济智慧和人生智慧的一个结晶。因此，写三一不是那么好写的，它不单纯是一个经济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三一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是融为一体的。董事长梁稳根在当选党的十七大代表的时候就说，我入党以后，就把党的事业和三一的事业融为一体了。

程冠军： 您是一个有思想、敢爱敢恨、敢于承受打击的人。您是湖南企业家中的风云人物，您与两任总理都有过对话。古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我认为您是“曾经湘江难为水”。

何真临： 在三一工作的七年间，我接触的经济学界的着名学者很多，耳闻目染。早在来三一之前，我曾经在国企工作，我是七届、八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所接触的都是中国顶尖级的学者和知名人士。着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厉以宁为我们讲大课，就是我游说他去的，他本来只给省部级班的讲课，结果我们厅级班的领导知道我和他的交情，就游说我去说服厉教授。我对厉以宁说，您讲小课是讲，讲大课也是讲，为什么不可以讲大课呢？结果他就讲了。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在全国人大期间，我接触的一大批中国学界的泰斗。比如说哲学界的李泽厚先生， 历史 学家刘大年先生，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他们都是我非常好的朋友。我们都是一交谈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甚至通宵达旦。我的市场经济的启蒙理念，就是着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的王珏教授给我灌输的。

说我有理论，有实践，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我主要是站在三一这个平台上的。我所讲的每一个经济学的理念，都有三一的案例在支撑，三一是怎么做的？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 我们希望 社会 各界能够全面的、系统的、正确的，从政治的层面、经济的层面、人事的层面、 社会 的层面、战略的层面等多个角度去认识三一、解读三一。 因为三一的成功不是单方面的成功。它抓住了我们国家的发展机遇，深刻领会了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一个企业要能够得到成长，他必须首先认同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意识形态造就了三一，其实我的很多解读都涉及这个问题。“三一”人是大智慧、大手笔、大谋略。这个企业之所以办成这样的规模，它是多种智慧的结果。揽天下英才，共举天下大事。简单地说，可以归结为这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智慧，一个是人才谋略。

我跟许多中国学术界的泰斗都有深厚交情。我之所以能够在学术界有一席之地，一是得益于我的历练、思考和与时俱进，更为重要的是，三一给我提供了一个非常大的平台。如果我不是三一的副总，我值什么钱？所以，我感谢三一。

湖湘文化：改造世界的利器

程冠军：湖湘文化对三一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您认为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地方？您认为湖湘文化的最显着特征有哪些？

何真临： 三一的文化的渊源，应该是来源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第二个是地域文化的影响，那就是湖湘文化；第三个就是舶来文化，即西方文化中对品质的重视。中国文化更多的是一种抽象的、集成的、宏观的、全局的文化。而西方的文化则是不断分解和细分的一种文化。制造业本身就是需要东方文化的支撑，就是需要这种集成的、整合的文化。三一其实是把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精神构建和集成为核心竞争力，然后再用这个核心竞争力去整合西方文化中精工的那些元器件，所以才有了这么一个集大成的三一。三一文化是对全球文化的整合。比如说品质改变世界，这就是中西文化的集成，品质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没有的，中国人对品质是模糊的。中国没有品质的概念，品质是西方的概念，是西方文化，是西风东进以后的一个新的概念。制造业所代表的是品质的历练。如果不结合西方的品质文化，我们没办法谈制造。因为制造文化的核心是品质。所以，品质改变世界，蕴含了舶来文化的精髓。那么改变世界的本身，又是东方文化的精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不就是改变世界吗？

湖湘文化不同于一般的文化概念，一般的文化是作为一种摆设，一种炫耀，一种士大夫的精神寄托，而没有把文化当成一种改变世界力量， 湖南人把文化当成了改变世界的武器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中国的湖南人是把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融为一体了，这就是经世致用。湖湘文化主要有四个特点。第一，心忧天下；第二，经世致用；第三，实事求是；第四，敢为人先。湖湘文化中的实事求是文化源于岳麓书院，毛泽东同志就是从那里走出来的，并把实事求是文化变为我们党的一大法宝；三一的文化，是经世致用的一种文化，三一人是把文化当作一种改造世界的利器，品质改变世界，这就是致用。心忧天下——三一人作为一个制造业的民族品牌，它考虑的不是通过制造业赚钱，而是通过制造来建立一个高品质的中国品牌，去改变世界，这是一种心忧天下的情怀！那么，当中国改革开放还处于一种朦胧状态的时候，梁稳根毅然决然的辞官下海，那要冒多大的风险，这是不是敢为人先？说到实事求是，三一的文化中，更多的不是把它当作束之高阁、津津乐道的一种精神，更重要的是，它把实事求是运用到了制造的每个领域、研发的每个领域，把品质改变世界，作为引领我们各项事业的一面旗帜。在这种文化的理念的指导下，我们才实现了突破。这就全面解读了三一与中国文化、湖湘文化的关系。

程冠军：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一方文化也造就了一方人。改革开放以来浙江涌现出了像宗庆后、南存辉、马云等一批企业家。您能谈谈湘商吗？

何真临： 浙商是小商品起家，湘商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做就做惊天动地的大事。他们没有崛起之前默默无闻，崛起之后会声响很大。厚积薄发，惊天动地。湖湘文化在近代史上所写下的都是浓墨重彩的几笔。湖湘文化名人当中首推曾国藩。蒋中正每天把《 曾国藩家书 》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曾国藩家书 》在今天也是教育子孙后代的重要的典籍。毛泽东则说，曾国藩是用文化打败了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提出了不伦不类、不中不洋的主张，而曾国藩则举起了捍卫民族文化的旗帜，因此所有的读书人都响应了。所以曾国藩的厉害不光是在于他的局势和手段，还在于他文化的号召。从湖南走出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能够“搅得周天寒彻”，靠的就是6个字：打土豪，分田地。他把中国广大百姓几千年的诉求挖掘出来，满足老百姓，谁不来干革命？因为旧中国大部分老百姓都没有土地。因此，文化是从根本上激发需求的一种动机。毛泽东有与天奋斗的一腔豪情，但他又是一个刚柔相济的人，看到穷苦百姓没有饭吃，他会流泪。他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产生了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毛泽东思想。毛泽东的伟大之处在于他用伟大的文化改变了中国。 从曾国藩到毛泽东，他们的身上都有湖湘文化的影子。

曾国藩是湖湘文化的领袖，是湖湘文化的集大成者。 湘商是在改革开放中期后期异军突起的，湘商不像浙商，浙商起步比较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经崛起了。那么，湘商的崛起，是以三位工程机械的领袖为代表的。从生产模式看，浙商是小商品，湘商是重工。三一的总裁项文波说过一句这样的话：原来人们都认为我们湖南人只会种田，只会杀猪，只会打仗。但是，当工业化的滚滚潮流扑面而来的时候，像梁稳根这样的企业家却能够脱颖而出，这就是时势造英雄。

湖湘文化本身孕育了一批敢为人先，心忧天下的仁人志士。他等待着天时的召唤，当天时一到，他就脱颖而出，很豪迈。

程冠军：如何看待企业文化对于企业经营管理的作用？如何看待文化学与管理学之间的辩证关系？

何真临： 一个人是否聪明，是否智慧，关键是他能不能把各门学问打通。 企业也是如此，世界上最伟大的企业，他们的文化是相通的。 乔布斯跟梁稳根是相通的。三一提出的“品质改变世界”，与所有有责任的企业就是相通的。经济学和哲学是可以打通的，为什么？企业文化是价值观，是行为准则。经济学搞的再好，没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没有凝聚人的理念、使命、愿景、精神，这个经济学就是没用的。所以陆游说“功夫在诗外”。写诗不是简单的语句的运用，还包括文学、 社会 、民生、哲学等方方面面，包括对鸟鱼虫草的洞察，对每一个细节都细心观察，才能成诗。经济学也是这样，其实它的功夫也是在经济之外的，尤其是要懂得文化学、人才学、领导学。不懂文化学，怎么凝聚人？不懂人才学，怎么领导人？不懂领导学，又怎么组织资源？因此，学问都是相通的。比如，在人格理论、文化理论里面，我认为，要把弗洛伊德、马斯洛，把哲学的真善美和驭世之道等全部打通。如果不打通，你的学问依然是迷茫的。

搞经济一定要把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打通。打通以后你才会知道，中国的真正的政治是什么。学问是互通的，它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去研究 社会 的一个层面而已，最后它肯定是相通的。经济学里的亚当 • 斯密就是这样一个人，除了对经济学的巨大贡献之外，他还写过《 道德情操论 》。

文化是指引企业的最核心的东西。 中国人的思维是系统、全面的思维，是高屋建瓴的思维。所以它能够吸取世界的精华为我所用，它那种博大包容的胸怀，能够把别人最先进、最美好的东西化为己有 。佛教本来是印度向我们传播的，结果，现在中国的佛教成了世界最大的佛教，就是因为中国人有一颗包容的心。它不像西方文化，西方文化是局部的，而中国文化是整体的，它构筑一个很大的框架体系。文化的发展已经证明，未来世界的文化绝对是东方文化。事实上，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模糊的，中国文化从根本上道出了世界的奥妙。中国的文化的本身最能够呼应集成创新，但中国文化也有其弱点，就是它很难呼应原始创新。

“企业家论语”专栏作家：程冠军

此文刊登在《南方企业家》杂志2020年10月刊

关于大同思想网 ：大同思想网是由大陆新儒家代表、湖南大学法学院原院长杜钢建、青年学者枕戈、天地人律师事务所邹红艳律师、岳麓书院唐宏站博士发起，并有学界代表人物郑佳明、卢德之、陈明、秋风、林安梧、黄玉顺、伍继延、杜文忠、韩星、何真临、曾亦、韩秉欣、黄守愚等一大批学者支持的文化学术网，于2012年9月1日在湖南长沙成立。网站以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践法治中国为当下目标，弘扬王道文化、中道思想、大同理想，并希冀中华文化的全面复兴。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大潮中，大同思想网已成为中国独具特色的国学网站之一。

③ 杜甫江阁的湖湘文化

一、杜甫文化给湖湘文化的发展注入新的血液
整个先唐，我国广大南方地区经济文化一直处于非常落后的状态。秦汉时期南方地区刚刚纳入中原版图，地域文学还谈不上大的发展。汉末唐初长达四百余年的动乱又大大减缓了这一地区地域文学的发展进程。湖南在当时的落后程度更是令人吃惊，张伟然《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指出，据《隋书.地理志》所载户口统计，大业五载（609）全省人口才二十八万。贞观三年（639），全省人口三十一万。即使发展到百余年后的天宝元年（742），户口也近九十五万。近二十一万平方公里省境内仅有三十至九十余万人，足以显示开发程度之低，经济文化水平只落后。《唐会要》卷六二、卷八六载，荆、益、黔中、闽中、岭南州县都属于奴隶买卖区域。白居易《道州民》就提到：道州民，多侏儒，长者不过三尺余。说贞元中道州刺史一道州矮人岁贡京师供人取悦。洪、潭等州僧寺内也多奴婢。这些事例侧面反映出唐时期湘中地区的风俗愚顽、未被教化可见一斑。
只有到了隋唐一统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期，南方地区经济文化才获得较大的发展，南方文学才开始自具面目，并与北方文学逐步走向融合，而融合的主要途径就是各种各样的人员来往。唐朝通过命官、铨选、贬谪、科举、置幕等手段来加强对南方的统治，保持与南方的密切联系。同时，北方文人们的南来北访也是北方文化南输，南方广大落后地区受容先进的北方文化，形成地域文学的动态历程。
北方文人不但成为孤寒的湖南文士最重要的社会关系，而且带来了北方文坛风气。北方文士在湖南常题壁，唱和，寄曾，这一系列活动给湖南地域文学带来的生气。湘文化也正是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继承楚文化而逐步开始发展起来的。
在这样一个历史大前提下，杜甫，作为当时最伟大的诗人，他的湖南之行及留给后世的诗篇和遗迹，无疑对湖南地域文学与北方文学的交融，甚至对其地域文学的影响也是非同小可的。
大历三年（768）杜甫游岳麓山道林寺有《岳麓山道林二寺行》：“玉泉之南麓山殊，道林林壑争盘纡。寺门高开洞庭野，殿脚插入赤沙湖。五月寒风冷佛骨，六时天乐朝香炉。地灵步步雪山草，僧宝人人沧海珠。塔劫宫墙壮丽敌，方丈涉海费时节，悬圃寻河知有无。暮年且喜经行近，桃源人家易制度，橘洲田土仍膏腴。潭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内不喧呼。昔遭衰世皆晦迹，今幸乐国养微躯。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贵功名焉足图。久为野客寻幽惯，细学何颙免兴孤。一重一掩吾肺腑，山鸟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曾题壁，物色分留与老夫。”与宋之问的《晚泊湘江》及后来作幕潭府的沈传师，斐怀古诗并称“四绝”，中唐以来人们十分珍视，作四绝亭一贮之，以诗板高悬寺内，四绝诗、亭成为潭州一胜迹，韦蟾诗称：“沈裴笔力斗雄壮，宋、杜词源两风雅。”可见后人之无限仰慕。四绝亭周围的景致极美，文人诗兴因此更高，齐己《怀道林寺道友》云：“四绝唐千万木秋，碧参差影压湘流。闲思宋杜题诗板，翌日凭栏道业休.”像这样写成的诗颇多，以至后来成集，《新唐书.义文志四》。
二、杜甫文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湖湘文化中凭吊文学的发展
杜甫仙逝湘江后有杜甫墓，杜工部诗才盖代，名悬日月，受后人景仰，并有不少凭吊诗为后人传颂：
扁舟下荆楚间，竞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有九。
——唐·元稹《题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其卒当在潭岳之间，秋冬之际。
——宋政和五年 凤台子 王得臣 彦辅《麈史》
水与汨罗接，天心深有存。远移工部死，来伴大夫魂。流落同千古。风骚共一源。江山不受吊，寒曰下西原。
——宋·徐屯田《过杜工部坟》
历代文人墨士对杜甫的凭吊不枚胜举，这些文学创作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湘文化的发展。
三、杜甫的“史诗”给湖南的历史学考察留下了一笔财富
杜甫的诗向有“诗史”之称，他在湖南的创作也毫不例外的发挥了这一功能。
譬如杜甫写下了《麓山道林二寺行》后，离开长沙，逆水来衡州投奔韦之晋，不料到了衡州才知道不久前韦之晋已调任潭州刺史，两人恰于途中错过。杜甫再匆匆赶回长沙，韦之晋却不幸在日前暴卒，这使杜甫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他只得暂栖江上的小舟之中，有时暂住在江边的阁楼之上。生活没着落，他只能靠奉赋赠诗取得一点接济度日，这种“饥藉家家米，愁征处处杯，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艰难日子，使年老的杜甫心情倍增愁闷。但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杜甫也没有仅仅悲伤自己的身世际遇，而是更心忧天下，情系苍生。他写人民的疾苦，“万姓疮痍台，群凶嗜欲肥”；写吐蕃侵于外，藩镇骄与内，“开视化为血，哀今征敛无”；写战争的残酷，“丧乱死多门，鸣呼泪如霰”；写与死于战乱的百姓相比，自己尚有一舟可以栖身洗濯，“入舟虽苦热，垢腻可灌溉。痛彼道边人，形骸改昏旦。”这些诗，真切地描述了那个动乱时代的社会状貌，为长沙留下了一页长沙诗史。杜甫在湖南留连了一年多，留下诗作近百首。这些诗篇是杜甫生命的最后年月、也是他一生中最潦倒的时刻所作的，因此大多是凄凉漂泊生活的写照，表现了他暮年落魄江湖而又关心天下安危与百姓疾苦的感情。其中一些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当时长沙地区的风物人情，使人读来倍感亲切。
四、湖湘文化中的忧国爱民情怀与杜甫文化不谋而合，相得益彰
都说湖南人最明显的特质是霸蛮，其实我们完全可以把湖湘人霸蛮的特质分开三层来理解，这也使得到千古以来无数历史事实明证的。这三个层次分别是：
作为湖湘文化前身的楚变文化特质的原始层，就是它的带有原始野性的“蛮”。这种“蛮”的特质的内涵，包括“沅有芷兮澧有兰”的自然环境；包括“被薛荔带女罗”的服饰；包括“信鬼而祠”的民风民俗，包括“荜路蓝缕”（《楚世家》）的辛勤劳作和开拓精神。
“蛮”的文化物质的第二个层面是强烈的乡土意识和怀乡恋乡情结。但是，这种情感，在包括湖湘在内的楚人身上表现特别强烈，特别突出。《离骚》说：“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蜷局顾而不行。”项羽和刘邦都是楚人，他们在胜利之后，都想要回归故乡。这些，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乡土意识，难解的怀乡、恋乡情结。
“蛮”文化特质的第三个层面便是爱国主义精神。国家、乡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但爱家、爱乡与爱国不是一回事，它们有范围、层次的区别。只有爱国主义才是一种最崇高最广大的爱，属于最高层次。我们同样可以说，爱国主义在楚人身上表现最为强烈，最为执着。蛮，也就是执着。从“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俗谚中，我们可以见到这种变，这种执着。屈原更是这种爱国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在他的不朽之作《离骚》中，“一篇之中三致意焉”。
撇开第一层面意思姑且不论，杜甫所有湖湘传世诗篇中绝大部分体现出了我们湖湘人的那种强烈的怀乡恋乡情结以及忧民爱国的情怀，姑且不说这是两种文化融合的结果，至少也未二者的进一步融合停提供了一个切入点，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湖湘人的忧国爱民更多地体现为入世，敢为天下先；而杜甫到了晚期就基本上采取的是出世式的悲天悯人了。
五、杜甫江阁文物展示馆
杜甫江阁一楼，展示了丰富的历代文物，包括历代古籍善本，湖南名家字画，历代瓷器，青铜器等，为湖南文化的寻根溯源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明。
杜甫江阁珍藏的《御批资治通鉴》《史记》等各类文化古籍一千余卷，清代湖南着名书法家黄自元、何绍基、何维朴、姚鼐、廖树蘅等人真迹百余件。
瓷器方面，杜甫江阁珍藏的北宋定窑精品葵口碗，磁州窑虎纹枕，磁州窑黑釉剔花梅瓶，龙泉窑精品瓷器以及清代各类官窑，成为湖南文物古玩类的领头羊。
另外，杜甫江阁珍藏的北魏石佛和唐代楠木观音，也是极为罕见的文物。
经过中国艺术家协会考察，中国艺术家协会收藏委员会正式落户长沙杜甫江阁，现已正式进入筹建阶段。
注：参考资料---华夏收藏网关于中国古玩城排名中，长沙杜甫江阁排名前十位。

④ 湖南有哪些风俗

1、湖南花鼓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花鼓戏艺术便有较大发展，由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整理创作的《打铜锣》、《补锅》、《刘海砍樵》等剧目，深受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的喜爱。2008年，花鼓戏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2、过小年，每年的腊月二十四，举家休息聚餐，称“小孩子过年”。家家筹备年货，作豆腐，杀年猪，送年节，备点心，炒旱茶，写春联，扎灯笼，忙得不亦乐乎。

3、年三十夜，长沙农村家家会在火炉中燃着一个枫树蔸，叫“年财佬”。男女老幼围炉共话，长辈给小孩压岁钱，全家品吃猪脚炖萝卜，欢坐待旦，叫“守岁”。所谓“有钱无钱，萝卜过年”。

4、大年初一民间的讲究、禁忌颇多。有的于除夕在大门合缝处贴红纸“财”宇，在当眼处贴“开门大吉”、“对我生财”之类的吉利语，开门时高声诵之，叫开门见喜、开门见财。出天行时，观风向天色，卜来年收成。

5、正月十五，古称上元节，又名灯节。长沙灯市，多篾扎纸糊各式灯笼，或悬之庭户，或列之街衢。是日家家点烛于灶台屋角，户户煮食元宵缩，顽童则持彩灯相戏。农家除在猪栏狗窝鸡坍暗角点烛外，还在田头地边燃火，意在除虫，祈求丰收。

⑤ 湖湘文化在近代经历了怎样的转型

从清朝道光二十年(1840)开始，以英国发动罪恶的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历史进入近代。近代是中国备受列强凌虐、奴役和屈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谋求独立，向西方学习，努力奋起从而使自己走上近代化的历史。近代化其实就是资本主义化。看中国是否走上近代化主要就是看其是否产生了资本主义的新文化，换言之亦即是否脱离了封建主义的旧文化。中国的资本主义新文化由于中国自身特殊的历史条件，并非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母体内产生，而是在欧风美雨的影响下，由西方传播和移植过来的。因此，考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应以西方文化的输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和融汇作为标志。进而言之，倘若仅有西方文化的输入而没有对于这种文化的受容，那还不足以表现文化近代化的特征。只有当两种异质的文化彼此冲突融汇，原来的文化在此中发生变异，不再保持原来的面目，而是朝向新型的资本主义文化发展，才能意味着近代文化的开始。（《论湖湘文化的近代化开端及其标志》，《湖南师大学报》，1989年第5期。）运用这个标准审视鸦片战争发生后的湖湘文化，我们就会发现其近代化的起点不能与沿海地区划等号。至少在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湖湘文化还没有走向近代化。
首先，从中西文化冲突融汇的视角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对于西方文化只有排斥，没有受容。排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西教加以排斥。最早传入湖南的西方文化是基督教文化。据载在清雍正之前，衡阳与湘潭两地即建有天主教堂。太平天国期间，湖南境内的天主教堂“相当可观”。1860年《天津条约》订立，中国允许传教士入内地合法传教，湖南就更多传教士的足迹。可是这种西教文化并不能在湖南立足生根，它遭到了湖南人的强烈抗拒。从1860年开始，湖南反教排外的风气极盛。凡有传教士涉足之处，如湘潭、衡阳、永州、岳州、长沙、常德、武陵、龙阳、石门、桃源、临湘等地，都无一例外地发生了反教排外事件。据统计，从1860年到甲午战前，湖南的大小教案多达数十起，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这些教案或是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或是发布攻击性的揭贴和漫画，在全国造成很大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周汉反洋教。周汉，湖南宁乡人，曾随陕甘总督刘锦棠前往新疆，在左宗棠的湘军营中帮办军务，后擢升陕西候补道。可说是位有功名的封建营伍之士。他反洋教主要采取漫画与歌谣的形式，将外国教士画作“猪精”，称天主教为“天猪教”，指责其“伤天理”、“灭天伦”。可见他反洋教的目的是维护封建的“圣道”和“崇正黜邪”，并非自发与盲从。他在狱中的供词且自称：“我中国自古奉行周公孔子之教，我大清定鼎，未有改也”，“忠臣孝子，服从本国君父之教，至死不变”，“服从他国之教，万国万世所共恶”。（《周汉与反洋教斗争(附供词》，《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周汉的反洋教反映了当时传统的湖湘文化所蕴含的强烈内凝力，这种内凝力对于来自西方的异教文化，概加排斥，绝不受容。同样的例子，在曾国藩身上也可以看到。曾国藩组织湘军对抗太平天国，打起的便是一面“卫道”的旗帜。针对太平天国搬来基督教文化的某些内容，亵渎孔子，崇奉上帝，与传统的儒家文化相背离，曾国藩发布《讨粤匪檄》，就抓住这一点大加指责。说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不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国藩全集·文学》卷3。）在这里，曾国藩的卫道与周汉的卫道，本质上并无区别。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对抗太平军，不单是军事上的抗争，也是一场“文化绝续之战”，争战的结局，太平天国失败了，在中国、在湖南，是封建正统的儒家文化得以确保。这种“正统的”文化中心，被曾国藩不自觉地从北京搬到了湖南。
二是对于西方的一切新事物和新观念也一概加以排斥。这里可以略举几例。一是湘省行轮。早在1866年，湘阳人郭嵩焘上书总理衙门，主张在湘省制造火轮，“以分洋人之利”。1879年郭出使英法卸任归里，“以开设口岸、广通商务，为兴湘之第一义”。（《戊戌变法》(三)第376页。）并筹集资金，创议行轮于湘鄂间。不意竟遭到湘人极力反对。湘人认为轮船一开，会将外国人引入内地，民船也会因此而生涯尽失，故众口一词，指郭为“二毛子”。同官刘锡鸿还上奏弹劾，致使郭议败于无成。直到甲午战后，其它一些河海交通之区，如苏、浙、赣等省，早已兴办内河行轮了，然而当湘绅向湖广总督张之洞作恳切请求时，张仍以“湘省风气未开，易滋事端”为词，不予批准。（《张文襄公全集》卷218。）后经反复商请，始同意与鄂省合办。二是1872年6月，曾国藩病殁金陵，其柩由轮船运抵长沙，官绅大哗，反对轮船入境。曾为同治中兴贵宦，尚且如此，足见湖南守旧风气之强锢。这种风气，甚至到了甲午战前的两年，尚未减弱。据载1892年，湘鄂间架设电线，电杆树立后，澧州县绅民疑电线为洋人所设，群起将电杆毁折，终于迫其停工。故在西方传教士眼中，湖南好比《圣经》“创世纪”中一再提及的“铁门之城”伊塔——一个拒绝文化洗礼薰陶的地方，认为湖南之于中国，有如拉萨之于西藏，是禁地中的禁地，是保守主义的大本营。当时舆论界这样评述道：“湖南省人，向未知西法为天下之良法，更未知新法为今日之要法，是以逞其私见，悉力拒之，甚至奉旨设立之电杆，竟敢拔而投诸之火，种种乖僻，皆自困之道也”。（《万国公报》第90卷(光绪二十二年六月)）以上便是甲午战前湖南对于西方文化所表现的态度。
其次，从文化的各个层面来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发生变异，仍属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形态。文化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文化仅指观念形态，广义的文化则包括物质的、制度的、社会心理的三个层面。物质文化是文化的表层结构，它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相联系，包括物质或器物的创造。可是在甲午战前，湖南没有出现任何资本主义的新式工、矿、交通、邮电等，社会经济依然故我。人们的物质生活及其环境，基本没有改变。社会心理文化属于文化的深层结构，它表现人们的内心生活、观念形态及其社会习俗。可是在甲午战前，人们的思想观念及其社会心理，如同前述，对于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文化，完全表现出排斥和抗拒的态度。在学术、文艺、史地等各精神文化领域的建构，依然没有脱去传统的规范。士大夫多崇尚心性理学，或沉湎于考据训诂。虽然有一部分人倡导经世致用，这本来可以成为中西文化的一个汇合点，但由于人地所限，以及对于西方文化的拒不受容，所谓经世之学，也依然不能突破儒学的藩篱。至于思想的传播工具及其各项辅助设施，诸如近代化的新闻、出版、印刷及其公共图书事业，也一概全无。介于物质与心理文化之间的是制度文化，它反映人们的集体生活。可是在甲午战前，社会各项制度也丝毫未曾注入资本主义文化的新鲜血液。以教育一项论，除了部分经世派对于科举制度有过批判，少数人进行过书院改革的某些尝试之外，真正能够体现资本主义文化设施的新式学堂，则一所都未出现。自然更谈不上政制、法制、兵制等各个方面的变迁了。总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其各个层面都没有超越传统文化的氛围。传统的湖南社会以丰衣足食为满足，以奉行“三纲五常”为止境，士大夫以文风自豪，百姓以知就义为足。这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自我中心”社会。但凡自我中心者，排外自必强烈。当然，造成这种自我中心的原因有许多，诸如地理环境、地方民族性格等等。但尤为贴近和明显的一个因素，则为湘军的兴起与功成。曾国藩以儒教治军，打败太平天国，使儒家传统得以确保，这就给湖南人带来了高度的责任感和荣誉感，因而也使其滋生一种虚骄狂妄之气。陈宝箴谓：“自咸丰以来，削平冠乱，名臣儒将，多出于湘，其民气之勇，士节之盛，实甲于天下。而恃其忠肝义胆，敌王所忾，不愿师他人之所长，其义愤激烈之气，鄙夷不屑之心，亦以湘人为最”。（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249页。）皮锡瑞也称：“湘人尚气，勇于有为，而气太盛，则不能虚衷受益”。（皮锡瑞《伏师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此便是对于自我中心，湖南人的典型概括，又何尝不是对于传统的湖湘文化的概括呢!在这种狂妄的自我中心意识流的作用下，外界发生种种变故，湖南人皆不屑一顾，仍自抱残守缺。无怪乎有人这样评论：“自鸦片战争至英法联军之役，中国所发生的‘三千年变局’，湖南人是无动于衷的。湖南人的守旧态度，有似一口古井，外在的激荡，没有引起些许涟漪。所以当自强运动在沿海地区进展的时候，湖南人仍在酣睡之中。三十余年的自强运动，于湖南人几乎完全是陌生的”。（张明园《中国现代化区域研究·湖南省》，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3年版，第131页。）
也许有人会说，甲午战前，湖南不是出现过几位向西方学习的先进之士吗?如魏源、郭嵩焘、曾纪泽，甚至曾国藩也办过洋务。诚然，这都是客观事实。但人们也应看到，他们虽是湖南人，而他们的新思想却不是在湖南产生的。同时他们的思想和言行，也基本上没有对于甲午战前的湖南产生过作用和影响，更谈不上改变传统的湖湘文化结构和促使它向近代化过渡。他们当时或是不为湖南人所闻，或是受湖南人排斥。他们真正受到湖南人推崇并成为湖南人的骄傲，那恰恰是甲午战后的事情。要言之，甲午战前的湖湘文化，没有与西方文化发生交汇，仍属于典型的传统文化结构。

甲午战后：从传统走向近代的湖湘文化——近代湖湘文化转型之二
湖湘文化的近代化是从甲午战后才开始起步的。具体说是在甲午战后的湖南维新运动中，湖南才一反甲午战前的那种守旧排外的格局，对于西方文化开始受容，并进行了各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模仿和创制。
为什么直到甲午战后，传统的湖湘文化才开始发生变化?这是新的时势和环境造成的。有些学者只注重从思想背景的角度解释这种变化，突出王夫之、魏源等人的思想影响在个中作用。我们不否认传统的湖湘文化与近代湖湘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但却不认为思想背景是引起湖南变的最主要的因素。之所以如此强调，即是说，倘若没有这层思想背景，在某一特定的外部条件的作用下，湖南也是要变的。这一外部条件就是中日甲午战争。是役，老大的中国居然被小小日本给打败了，而湘抚吴大徵还亲率了一批湖湘子弟参与对日作战。昔日不可一世的湘军，如今居然不堪一击，这对于“自我中心”的湖南人来说，是一股强刺激。如果说过去的湖南人曾因为湘军所带来的荣耀而自我陶醉，以致于守旧排外，那么这种荣耀一经扫地，湖南人就在心理上失去了平衡。谭嗣同说：“湘军与日本战，大溃于牛庄，湖南人始转侧豁悟，其虚骄不可向迩之气，亦顿馁矣”。（《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虚骄之气既灭，虚衷受益才有可能。当时湖南人多以日本做榜样。日本所以打败中国，是因学习西方有成效，因此湖南人也就对于“西学”产生兴趣。谭嗣同的前后变化很可以说明这点。1895年，他写给欧阳中鹄的信中说：“平日于中外事虽稍稍究心，终不能得其要领。经此创巨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详考数十年之世变，而切究其事理，……不敢徇一孔之见而封于旧说，不敢不舍己从人取于人以为善。设身处境，机牙百出。因有见于大化之所趋，风气之所溺，非守文因旧所能挽回者，不恤首发大难，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谭嗣同全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8页。）所谓“舍己从人取于人”，所谓“画此尽变西法之策”，表现出一种异于甲午战前的崭新姿态。甲午战后，一大批湖南人，就是抱着这种姿态，从传统文化的氛围中挣脱出来，在陈宝箴、江标、徐仁铸、黄遵宪等湘省官吏的支持下，在梁启超等几位康门弟子的帮助下，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湖南维新运动，从而将湖湘文化推向近代化的进程。
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首先表现为传统的观念形态发生变革。为了破除甲午战前湖南守旧排外的格局，湖南维新派采取了如下措施：
一是“开民智”与“倡西学”。传统的湖湘文化以自我封闭为其特征。自我中心的顽固之士抱着一种“普天之下，惟我独尊”，“舍我之外，必无教化”的观念。维新派将其指为“井蛙”和“夏虫”。井蛙不知天，夏虫不知冰。邵阳人樊锥写成《发锢》一文，抨击顽固派“不揽星球，则曰世界之宏”。（《湘报》，1898年4月19日，第38号。）告诫守旧人士在湖南和中国之外，尚有一个浩渺无垠的宇宙，宇宙中有无数星球，而我“仅据其一”，这“其一”之中，又有万国万教相列，“相犄相角，相抵相吞”，“宗旨岔出，言论横塞”。世界既如此之大，万国万教相列如此之多，又何可“唯我独尊”?针对守旧者将儒家文化奉为至高无上的“天理”，把西方文化视作非天理的异端邪说，樊锥驳斥说：“以天之理，不以是者理，非者不理也。世界之是非，皆理也”。“自然之性，欧亚相合，乌得以我独有天，彼独无天乎?又乌得以我之天独是，彼之天独不是乎?”他认为“天理”并非儒家所独有，天理即世界之公理!“天之于生，无非一也，一也者，公理焉；公理也者，平等焉”。故西方文化应与中国文化平等相视。所谓“一人孤生不成其为人，一国孤据不成其为国，一洲孤立不成其为地球，一筋一血一丝一络不成其为身，故一教不成其为世界也”。（《湘报》，1898年4月19日，第38号。）
二是宣场“中体西用”与“西学中源”说。对于西学合法地位的认定，必然导致维新人士将中西文化进行比较，从而权衡轻重，判定优劣，决其取向。应该说，在这一点上维新人士之间存有差异。大部分维新人士，特别是在维新运动初期，通过比较，还只能对于西学中的“西艺”加以接受，即学习两方科技，进行器物文化的创造。他们并不认为“西政”，即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优于中国。因此他们奉行从60年代开始作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的“中体西用”为指针，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体”还不能变。湖南新政中的两项重要设施——南学会与时务学堂，便都是以“中体西用”为其宗旨。皮锡瑞主讲南学会时，屡次宣称：“中国自有教旨学派，二千年来信从已久，岂能尽弃其学，全仿西学?”（皮锡瑞：《师伏堂未刊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58年第4期。），由于奉行这种宗旨，于是便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许多维新人士在会通中西文化时，几乎都将西方文化说成是由中国文化派生的，这就是所谓的“西学中源”说。如唐才常解释湖南创设保卫局时这样说：“今西国有警察部，无不与《周官》暗合。《传》曰：‘天子失官，学在四夷’。《记》曰：‘礼失求野’。吾能取其法，还之中国，斯可认上对古人，下慰民心。”（《湘报》，1898年3月8日第2号。）为何甲午战后，不少人已醉心“西政”，而湖南则还依然停留在“中体西用”的层次上?试言之，一是湖南开风气较晚，它本身没有经历洋务运动这个阶段，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还不能超越这个层次，甲午战后欲“毕其功于一役”，一时尚难办到；二是中央的官方文书中还只标榜“中体西用”，主持湘省新政的官员尚不敢有所逾越而去承担风险；三是维新人士为减少新政阻力，需要尽可能将中西文化的畛域消除。所谓“西学中源”说，对于部分维新者讲，实际上也隐寓着以维护传统的形式来打破传统的用意。
三是宣传“西政”并与保守派斗争。尽管多数人奉行“中体西用”，然而也有少数激进的维新人士，在湖南维新运动的中后期，旗帜鲜明地从“西艺”层面升华到了“西政”的高度。谭嗣同是其中突出的一员。他指责主张“西艺”者，是对西方“政令法度之美备曾未梦见”，认为中国变法应当从学习西方的政令法度入手，这就需要改变中国的“体”，即封建的君主专制和纲常名教。他指责封建君主为“窃国大盗”，指责三纲五常是“惨祸烈毒”。（《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其他还有一些激进派亦有同样的批判。在批判的同时，他们大倡西方的平等思想与民权学说。谭嗣同认为封建社会颠倒了君民关系，应当是“民本君末”，“君权民授”，“主权在民”。他说：“五伦中于人生最无弊而有益”者，只有朋友一伦。“所以者何?一曰‘平等’，二曰‘自由’，三曰‘节宣惟意’。总括其义，曰不失自主之权而已矣”。（《谭嗣同全集》(增订本)上册）梁启超在时务学堂面对青年学子的讲学中，更是大张其说。他们将封建文化的“体”批驳得体无完肤，成了传统文化的叛逆者。甚至他们中的个别人士，还主张全盘西化。樊锥有“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的言论；（《湘报》，1898年4月2日第24号。）易鼐有“改正朔，易服色，一切制度悉从泰西”的主张。（《湘报》，1898年3月29日第20号。）由此可见，封建的伦理观在他们思想上已发生变革，继之由资产阶级的民主平等观所取代。正因为这样，才招致守旧人士，也包括停留在中体西用层次上的一批人的反对。湖南维新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场斗争，史学界称之为新旧之争(其实应当是“体用之争”，或者说是“西艺”与“西政”之争)，便是由此而生的。在这场斗争中，以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为代表的激进的维新派面对以王先谦、叶德辉为首的反对派的猖狂进攻，毫不退却，生死以斗，甚至以“杀身灭族”相劝勉，充分表现出一种冲决罗网的献身精神。
总之，甲午战后经过维新派的积极宣传和努力，人们的思想都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与传统的观念发生了变革和离异，这种变革、离异，成为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重要标志。
其次，维新派以变革后的新思想和新形式，开创了湖湘文化近代化建设的新局面。这种新局面的开创具体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一是开设学堂。几乎所有的维新派，都提出了废科举、兴学校的要求。湖南时务学堂的设立，成为湖南省第一所近代化学校。课程设置除了经史，增设了不少西学课目，如格算、公法、外国史志等。省城还设立了近代化的专门学堂——武备学堂，采用西法培养新式军官。全省各地都纷纷改变旧的教育体制，标志着湖南近代教育的开创。
二是举办学会。省城设立南学会，成为湘省“开民智”的领导中心。遇有地方重大事情，均由此会讨论，提出办法，供省当局采纳。南学会定期开讲学术、政教、天文、舆地，听讲者可自由发问辩难，为人们提供了思想与言论交流的场地。全省各地不仅有南学会分会，还设立了其他各种学会，如校经学会、明达学会、致用学会、延年会、群萌学会、任学会、湖南不缠足会、三江学会、兴算学会、法律学会、公法学会、质学会、戒鸦片烟学会等等。各学会开展各项活动，移风易俗，蔚成一种新的社会风尚。其中尤以湖南不缠足会与长沙延年会成绩显着。不缠足会旨在破除妇女缠足陋习。它的入会章程规定：“凡入会人所生女子不得缠足”，“所生男子不得娶缠足之女”。谭嗣同撰《不缠足会嫁娶章程》还规定：“同会者可互通婚姻，婚姻从简，女方不得需索聘礼。（《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当时报名参加不缠足会者达一千数百人之多。总会在长沙设立，衡山、新化等地还设立分会。延年会则以树新风、除旧俗为主旨。它的章程规定：无故不得请客，贺节贺喜及虚文酬答一律免除，严格遵守工作作息时间，办事讲求效率，并每天做体操。（《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
三是推行市政管理措施。为维护社会秩序和治安，湖南设立了保卫局。这实际上是中国最早的警察机构。它以“去民害、卫民生、检非违、索罪犯”为主旨。（《湘报》，1898年4月9日第30号）。除通缉罪犯，还清扫街道卫生，维持市内交通。
保卫局附设有迁善所，职责是收容和改造社会不法之徒，如骗、盗及流氓斗殴等，组织他们学习织布、缝纫、刻字、弹棉、制鞋等项技艺，使之释放之后，能有一正当职业谋生，不再危害社会。
四是建立各项近代文化设施。为开风气、拓见闻，省城办起《湘学报》与《湘报》。这是湖南最早的近代杂志和日报。它们开设各项专栏，有奏疏、电旨、公牍、论说、省内外新闻、商务、杂事、外国时事等。甚至还刊载每天市场商情、物价及各类广告，成为传递信息、沟通人们思想的重要工具，也成为宣传资本主义新文化与批判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园地。当时，《湘报》上出现了一些用白话体写作的文章和诗歌，如皮嘉佑的《平等歌》、《醒世歌》；吴獬的《大家想想歌》等，语言通俗活泼，开创了文学的新形式，还出现了一些新史学以及运用西方自然科学解释天文、地理的文章。《湘报》当时已经采用了最新的机器活字印刷技术，报纸日出一张。湖南近代的新闻、出版、印刷事业由此开创。南学会还设有藏书楼，也开湖南近代图书馆事业之先河。
五是开办近代新式企业。包括设矿务局，用机器和新法开采各种矿藏；设和丰火柴公司，提供人们日常必需的用具；设宝善成制造公司，开办机器制造业；设小型发电厂，使长沙最早有了电灯照明；设电报局，架湘鄂间电线，使湖南最早有了电信业。又开办湘鄂间的轮船营运；还筹建鄂汉铁路。
所有上述，表现了甲午战后的湖南，无论是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还是社会心理文化，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这种变化，是湖湘文化走向近代化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标志。

⑥ 湖湘文化为什么那么重要

因为湖湘文化，它们有着自己的风格，而且它们也是一种非常朴素，非常朴实的文化，如果它们消失了的话，那么对于世界来说是一种非常大的损失，所以说，互相文化还是比较重要的。

⑦ 什么是楚湘文化特征产生时间(注意是楚湘文化)

国考古学界认定，距今一万至五千年前是我国新石器时代的早、中期，即传说中的神农时代；距今五六千年前是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青铜器过渡的时期，即传说中的黄帝时代。炎、黄二帝既是氏族首领，又是氏族和部落的称号，分别代表着两个时代，即炎帝时代和黄帝时代。此前的湖南，还拥有数十万年旧石器文化的历史。湖南气候温湿，其南部的江永一带是原始野生稻产地。毗邻江永的道县玉蟾洞遗址发现超乎一万年的陶器和三粒完整的稻谷，其中稍早的为野生稻，略晚的为栽培稻，还保留有野生稻、籼稻和粳稻的综合特征，是迄今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栽培稻标本。这说明，道县先民在自然界不能满足人们食用需要的野生稻面前，通过栽培，改造野生稻，率先为人类燃起了开拓稻作文化的希望。

旧石器晚期的长江中游，已经成为两岸文化同源的纽带。渡过湖北江陵一带，便是湖南洞庭区土质松软的澧阳冲积平原，具有发展规模稻作文化的自然条件，从旧石器晚期始，先民们陆续进入这个平原。八九千年前的澧县彭头山就有文字发明前的表意符号、表意绘画和图腾。八千年左右的澧县八十�遗址，发现稻谷和大米两万多粒，是全世界史前稻作谷物发现最多的地方；还有木耒、木铲和骨铲等农具以及木杵等加工工具，与《周易·系辞》“神农氏作，�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的传说记载完全暗合，和战国中期《尸子》说“神农氏七十世有天下”以及《续三皇本纪》载炎帝称帝“五百三十年”的时间之和也大体相当。由此可见，神农氏族从陕甘迁入澧阳，创造的优势不断增强，形成了定居农业的基本经济形态，将稻作文化发展到了规模农业阶段。制陶工艺亦相当娴熟，以多种形式的釜和白陶，彩陶最具特色，其辐射光芒波及沅、湘和鄂西等周邻。湖湘文化从此更不断创新。6500年前，澧县城头山古城和稻田的被发掘，证实了神农氏“日中为市”的传说记载。澧县八十�遗址发现一些台基式建筑，其中一座房基的中间主体部分高出地面约40厘米，四角向外伸出呈犄角状，平面呈海星状。这种礼仪中心遗址提示人们：澧县八十�原是神农时代的中心所在。第一代神农当是从这里出发南巡为民治病，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神农氏族因缔造农耕文明而被拥戴为中心氏族，其子孙也就受延揽而衍于四方。最后一代炎帝榆罔部落因败于阪泉之战，叶落归根于其先祖的寝陵附近。这样，整个神农时代的湖湘文化因在神农中心氏族的心脏地区发展起来，也就浸透了神农氏族文化的精神。

随着时间的推移，黄帝氏族从黄河流域兴起，与炎帝氏族逐渐融合发展，形成炎黄联盟，成为古代中国最强盛的部落群。炎帝神农氏是这个联盟的奠基者，尔后黄帝取而代之，统一中原，拓展四方，炎黄集团从此进入国家产生前夜的酋邦时代。黄帝成为首任酋长，继续高举炎黄联盟大旗，将炎帝开创的原始文明推向新的历史阶段，从而奠定了一个世界上民族和人口最多，垂数千年稳定统一的文明古国的巩固基础。湖湘文化也就随之融合发展成了炎黄文化。

《周易·系辞》将炎黄文化的基本精神高度概括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以喻兼有天和大地的品格。这个概括不仅体现为先贤的哲学理念，更主要的是体现在炎黄文化传统中持续作用着的基本精神，这就是勇于征服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勤于科技发明的开拓创新精神，乐于为民造福的牺牲奉献精神，包容互补的民族大团结精神。在率先发明栽培稻的湖南先民文化传统中，还蕴含着一种惯于发扬主观能动性，敢为天下先的性格特征。这些性格和精神，一脉传承迄今，成为湖湘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基础，形成了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突出的爱国主义传统指向以及个人对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这种价值取向也造成了湖湘文化的思维方式，即博采内外众家、广为交融、优化思维主体的开放方式。上述三个层面更共同锻造了从周敦颐、胡宏到王船山的哲学思想，及其崇实、主动、重行、通变、求真、达用的哲学方向。以王船山为代表的17世纪早期启蒙思想，直到清末才被推上历史前台，成为近代中国救亡运动的重要思想资源。

湖湘文化，是指一种具有鲜明特征、相对稳定并有传承关系的历史文化形态。先秦、两汉时期湖南的文化应该纳入到另外一个历史文化形态———楚文化中。屈原的诗歌艺术、马王堆的历史文物，均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而南北朝及唐宋以来，由于历史的变迁发展，特别是经历了宋、元、明的几次大规模的移民，使湖湘士民在人口、习俗、风尚、思想观念上均发生了重要变化，从而组合、建构出一种新的区域文化形态，我们称之为湖湘文化。当然，先秦、两汉的楚文化对两宋以后建构的湖湘文化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湖湘文化的源头之一，这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有的人希望将湖南这两种文化形态连接起来，并称之楚湘文化。

美术：

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是中国画的源头之一，西汉彩绘漆画又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油画。孕育了易元吉、张宜尊、齐白石等美术大师。

体育：

奥运湘军，2000年，悉尼奥运会28枚金牌中湖南代表团夺得7块金牌。

金牌：杨霞：女子举重53公斤级 占旭刚：男子举重77公斤级 龚智超：羽毛球女子单打 刘璇：女子体操平衡木 熊倪：跳水男子三米板 熊倪/肖海亮：跳水男子三米板双人 李小鹏：体操男子双杠

音乐：

娱神歌舞，是湖南民间早期的歌舞形式，在湖南延续的时间很长。透过风俗性的民歌，可以窥见楚人"重淫祭"、"隆祭祀"、"迎神送神"、 "歌乐鼓舞"的某些古朴遗风。如在全省广为流布的《闹丧歌》、《干龙船》、《傩腔》、《猎山歌》，都留有古代一些祭祀、娱神的痕迹。

1993年以来，在全省和全国大奖赛中，有500余人获奖，获奖作品达300余件。《春满土家寨》、《摇篮之歌》、《拉着中华妈妈的手》、《我们是株冶人》、《太阳雨》、舞蹈音乐《踏水谣》、《南燕驾着春风来》、《走向明天的辉煌》、《中法集团之歌》、《山里的哩哩》、《思念武陵源》、《民族魂》等作品获得国家级音乐评奖的金奖。

在音乐理论研究方面， 近几年来，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理论成果和优秀理论人才。在省以上公开刊物发表的音乐学术论文200余篇， 出版音乐理论着作60余部。

宋祖英，李谷一，陈思思，汤灿

戏剧：

湘剧是湖南地方大戏剧种之一。民间一般称之为“大戏班子”、“长沙班子”、“湘潭班子”。“湘剧”这个剧种名称最早见诸1920年长沙印行的《湖南戏考》第一集西兴散人序。因是用“中州韵，长沙官话”演唱，故又称长沙湘剧。湖南戏剧包括：祁剧、辰河戏、衡阳湘剧、武陵戏、荆河戏、巴陵戏、湘昆、长沙花鼓戏、邵阳花鼓戏等。

长沙花鼓戏，其中《打铜锣》、《补锅》、《烘房飘香》、《双送粮》、《骆四爹买牛》、《牛多喜坐轿》、《八品官》、《啼笑因缘》等剧目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1983年，湖南省花鼓戏剧院排演的神话剧《刘海砍樵》，应华美协进社邀请，赴美国纽约、华盛顿演出。美《华侨日报》、《华语快报》、《纽约时报》等均载文评论，祝贺演出成功。长沙市花鼓剧团演出的《刘海砍樵》也应邀赴日本演出，倾誉东瀛。

舞蹈：

作为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舞蹈艺术，具有悠久的发展历史和风情独具的艺术风采。 据不完全统计，湖南现有近400多个舞种，舞蹈节目多达几千个。湖南舞蹈艺术的发展历史悠久。湖南民族民间舞蹈艺术之花，萌芽、生长于楚文化和湖南原土着居民文化的艺术土壤。隋唐以来，《绿腰舞》、《白狞舞》、《柘枝舞》等着名的盛唐宫廷舞蹈，也流传到湖南。唐人李群玉曾在长沙看到过南国佳人的舞蹈。他作《长沙9日登东楼观舞》一诗，描述了其时的情景。这些外来歌舞与当地的楚舞和民间歌舞相融合，铸就了丰富多彩、风情独具的湖南民族民间歌舞艺术的独特风姿。自古以来，在湖湘大地上便居住着苗族、土家族、侗族、瑶族、壮族、回族、瓦族等许多少数民族。独特的民族习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构成了他们各各不同的舞蹈艺术。苗家舞蹈有《跳香舞》、《接龙舞》、《盾牌舞》、《先锋舞》、《茶盘舞》、《傩愿舞》、《渡关舞》和鼓舞、芦笙舞等。土家舞蹈有《摆手舞》、《毛古斯》、 《八宝铜铃》、《仗鼓舞》、《跑马舞》、《造旗舞》、《团鸡舞》、《梅嫦舞》、《八幅罗裙》、《跳丧》等。 侗族的舞蹈主要有《芦笙舞》、《多耶》、《冬冬推》等。瑶族舞蹈主要有《伞舞》、《刀舞》、《盾牌舞》、《羊角短鼓》、《香火龙》及多种祭祀舞。

文学：

湖南文学的产生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的南楚到明代，为古代湘楚文学时期。这一时期的文学代表人物有屈原、阴铿、李群玉、胡曾、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第二个时期，从清代到中日甲午战争，为湖湘经世文学时期， 其文学代表人物有王夫之、龄前魏源、曾国藩、何绍基、郭嵩焘、邓辅纶、王闿运等；第三个时期，从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为资产阶级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谭嗣同、陈天华、宁调元、易顺鼎等；第四个时期，从“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到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为新民主主义文学和社会主义文学时期，其文学代表人物有欧阳予倩、田汉、丁玲、沈从文、张天翼、周扬、周立波、康濯、莫应丰、古华、谭谈、孙健忠等。

屈原的辞赋，他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情感，写下了许多描述湖南山水景物、风土人情、民间祭祀、神话传说的辞章，表现了古代湘楚人的生活和情感，在开创一个与《诗经》风格迥异的南方楚辞、离骚文学流派的同时，也奠定了湖南文学的基石。

当时着名诗人李白、孟浩然、王昌龄、杜甫、韩愈、柳宗元、李商隐等都曾流寓湖南， 并留下了很多不朽之作，伟大诗人杜甫还客死在湘江的一叶孤舟上。宋元明时期湖南着名的文学人物有周敦颐、王以宁、乐雷发、冯子振、欧阳玄、李东阳等。

在乡先贤王夫之“身之所历，目之所见， 是铁门限”的理论遥相倡导下，湖南文士得风气之先，经陶澍、贺长龄、魏源弘扬光大后，形成了以曾国藩、左宗棠为代表的湖湘经世派文学群体。他们以功业自许，以实务为先，写诗作文则提倡介入生活。也就在这一时期， 湖湘文化走向成熟，趋于繁荣。在散文方面，出现了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桐城古文湘乡派，涌现了吴敏树、邓辅纶等一些着名作家，他们宗法桐城而不固守桐城义法，明确提出将“经济之学”纳入文学范畴，认为文章除了必须讲究义理、考据、词章外，还应当力矫空疏，经世致用。在诗歌方面，出现了何绍基、王闿运等名家。他们都是门人弟子甚众，文采风流，盛于一时，交相辉映在三湘天宇， 造成了当时中国诗坛的奇丽景观。

资产阶级文学时期，时间上为中日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熟练地运用了人民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及浅显的白话文，写作了《猛回头》、《警世钟》等作品，为辛亥革命起义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文物：

长沙窑始于中唐，盛于晚唐，衰于五代。晚唐时，长沙窑的产品已远销朝鲜、日本、东南亚和西亚， 是当时中国重要的对外贸易陶瓷产品之一。

较重要的有西汉牛镫、魏晋人形吊灯、五代马殷铁盆、马希广和马希范铜镜、宋代铜则、元代青花人物故事玉春瓶、双鱼大盘和清初的铁炮等。

湖南是南方发现商代晚期的铜器最多的省区之一，总数约有300件。其中特别重要的有宁乡县月山铺转耳仑的四羊方尊，黄材寨子山的人面方鼎，醴陵狮形山的象尊，衡阳市包家台子的牛尊，湘潭县九华金盆养鲤的豕尊，华容、 岳阳、常宁的牺首兽面纹尊等。这些青铜器以体形高大厚重，纹饰优雅秀丽，造型雄奇，铸造精良而闻名于世，在中国青铜文化宝库中占有较高的地位。

马王堆西汉古墓，马王堆汉墓位于湖南长沙市东郊五里牌，为一马鞍开土堆，封土堆高10余米，直径30米左右。原来以为是五代楚王马殷的墓葬，1972-1974年相继发掘，先后出土3座西汉墓葬。据考证，这是西汉初期诸侯家族墓地。其墓葬结构非常宏伟复杂，其中一、三号墓棺椁葬具保存完好。

马王堆汉墓的发掘，对我国的历史和科学研究均有巨大价值，其出土文物异常珍贵。如从三号墓中出土的帛书《五十二病方》，经考证，比《黄帝内经》（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可能还要早，书中记载了52种疾病，还提到了100多种疾病的名称，共载方280多个，所用药物计240多个。这是我国现在所能看到的最早的方剂。《五十二病方》的发现，补充了《内经》以前临广西壮族自治区医学的内容，是一份非常珍贵的医学遗产。

澧县城头山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长沙西汉王室墓的发掘出土、长沙走马楼三国孙吴纪年简牍的出土，分别被评为1992年、1993年、1996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⑧ 湖湘文化的特色

湖湘文化的内涵是：无须依傍的独立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发展到现代，湖湘文化的内涵则由无须依傍的独立性格发展为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经世致用的功业追求发展而为忧国忧民、救世拯时的忧患情怀；使气轻生的热血性格发展为为理想而献身的牺牲精神；犟拗霸蛮的任事态度发展而为顽强果敢的坚执定力。因此如果从作文方面来思考，就应该从创新意识、忧患意识、献身精神、顽强果敢的毅力等方面来思考。
如从顽强果敢的毅力这一角度来思考的话，应该说，直接的正面的从顽强果敢来命题，这种可能性不是很大的，这就需要我们作更深入的思考，从不同的角度来扣住这种精精神。笔者拟就了几个作文题，试图从体现湖湘文化中的顽强果敢的角度作一个管窥：
例1
阅读下面的文字，然后作文。
曾国藩曾说为人以“耐”字为要，不为大府所器重，则以耐冷为要；薪米或时迫窘，则以耐苦为要；听鼓不胜其烦，酬应不胜其扰，则耐劳为要；与我辈者，或以声气得利；在我后者，或以干请得荣，则耐闲为要。安分竭力，泊然如一无所求者，不过数年，必会通达。“耐”就是受得起、经得住的意思。大凡事业上取得成功的人，都少不了这样一种“耐”的精神，请以说“耐”为题写一篇议论文或记叙文。
例2
现实生活中人们有一种普遍存在的心理，一件事开始时很有热情，但时间长久了就会产生一种倦怠的心理。与此相反的是“久而敬之”，即无论时间多长，总是以一种“敬”的态度来对待人和事。请以“久而敬之”为题，写一篇议论文或记叙文。
例3
请以“生活中的英雄”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记叙文或议论文。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是“忧患意识”应该作为重点，这种忧患意识其一是表现在对现状的忧虑，其一是对它的发展趋势的忧虑。
举例来说，其一，可以对社会上求大求快的思潮进行反思。如能住七八个人的旅馆就称作为大型旅馆，能停二三辆车的地方就叫大型停车场，还有本来规模很小的超市就叫作大型超市等，学生使用的复习资料的名称有“考霸”的，还有什么“第一考”，什么“无敌”等，这种现象可引发我们的思考，在现代化的进程中不能盲目追求快大全，我们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盲目地求快，盲目地自大，对我们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历史的经验不能忽视。
其二，教育的现状也是令人忧虑的，思想道德的教育、高尚的审美情趣的培养、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健康的身体素质的形成，几乎被单纯追求学业成绩所取代，在报考大学选择专业时，绝大部分学生选择的是所谓的热门专业，就业前景好的专业，工作待遇高的专业，至于基础理论课程等就很少有学生去报，相对艰苦的专业如采矿选矿等专业除了极少数的农村的家庭比较困难的孩子外，问津之人也不多。如果从这些角度来命题，不也正体现了湖南人的忧患意识，不也正好体现了湖湘文化的特色吗？
如阅读下面这段话，然后作文
世人所谓立志，志科名耳，志利禄耳。每子弟发蒙，即便以此相诱。故所夸材隽，不过泛滥于记诵词章，而不复知孝弟忠信为何事。朱子谕学者，所云志不立之病，却在贪利禄，不贪道义，要作贵人，不要作好人。教后生须将此路头，先与他指点明白，方得迤逦向圣贤一路上去。请以“不作贵人，要作好人”为题写一篇不少于800字的议论文。
其三，现在提得最响的一个口号就是与时俱进，怎样的思想和行为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这也应该成为我们思考的一个问题。
二、从阅读的角度来体现湖湘文化的特色
其一是通过考试材料的选择来体现湖湘文化的特色。考试材料的选择是个理想的体现湖湘文化特色的载体。其中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选择古今的湖南本土作家的作品。如2006年的文言文的阅读所选的是曾国藩的《湖南文征序》。如单选择近代作家的作品，除曾国藩外，还有左宗棠、王夫之、魏源、陶澍、蔡鄂等人，就现当代来说，有沈从文、周立波、韩少功等。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湖南对作文方面的要求进行思考，湖南对作文的要求是要写出符合文体特征的文章。那么，命题者在选择阅读材料的时候是否也会选择那些体裁特征非常明显的典范的文章呢？这种可能性从道理上来说也应该是有的。那么引导学生适当地读一些典范的记叙文或者议论文也有必要。即使高考没有考到这个内容，我想对学生也是有好处的。不过笔者不主张在复习过程中刻意去寻找这方面的资料供学生阅读，其实选哪个时代、哪个人的作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能读懂作品，要掌握基本的阅读方法和阅读技巧，有了这些，就可以做到以不变应万变。
三、从题型的设置上体现湖湘文化的特色。
这一点实际上从湖南自主命题开始，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从题目的设置来看，文章赏析题本身就鲜明地体现了湖南的特色。当然，除此题外，还有其它的题也很好地体现了湖南高考的语文特色。此外，还有语音题，去年的语音题就对普通话中湖南方言易读错的字进行了考查，等等。
当然，从一套高考试题的角度来体现湖湘文化的特色，可以作更多层面的理解。我在此只是谈了些肤浅的看法。在复习迎考的过程中，我们不主张用这种带有明显的猜题性的思考来指导复习行为，但能明确本年度高考的方向应该说对提高复习的效率也是有一定的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