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为什么吸取西方文化

Ⅰ 金庸武侠小说中蕴涵着怎样的文化内涵

这个问题范畴太广，在这里我只做一个粗略的梳理：
微观方面，金庸小说很多细节都融入了大量的传统文化，从琴棋书画到经史子集，几乎都有涉猎，与一般武侠小说不同，金庸小说在武功中也融入了大量的文化元素，有的融入琴棋书画，有的融入不同个性，有的融入儒释道文化。
宏观方面，我常把金庸小说按照创作顺序分为四个阶段，1955年-1959年是第一阶段，是金庸侧重入世的儒家文化的阶段，书里的人物，尤其是主要人物一般都是积极入世的，常以天下为己任，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阶段的代表是《射雕英雄传》和儒侠郭靖；1959年-1963年为第二阶段，这阶段人物和思想都由儒转道，以杨过、张无忌为代表——当然，值得注意的是，道家文化写的同样好的《笑傲江湖》却是个特例（因为它不仅涉及道家文化，还要影射政治）；从1963年-1967年是第三阶段，作者由道入佛——这大概与金庸先生中年开始读佛经不无关系，以《天龙八部》为典型代表；从1967年《笑傲江湖》之后，金庸通过反思，或者说是颠覆，否定了许多传统文化的糟粕，进入“无侠”的阶段，开辟了武侠小说，乃至通俗小说的巅峰，以《鹿鼎记》和韦小宝为代表。
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每个阶段只是人为划分的，其实不管在哪个阶段，儒释道都是相互渗透的。另外，作为新武侠的代表，与传统的武侠小说相比，金庸小说更多地融入了西方的文化，以骑士文化（如《堂吉诃德》）最为突出。

附上金庸小说时间表：
小说作品
《书剑恩仇录》 1955年
《碧血剑》 1956年
《射雕英雄传》 1957年—1959年
《雪山飞狐》 1959年
《神雕侠侣》 1959年—1961年
《飞狐外传》 1960年—1961年
《白马啸西风》 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倚天屠龙记》 1961年
《鸳鸯刀》 1961年，附在《雪山飞狐》之后的中篇小说
《连城诀》 1963年，又名《素心剑》
《天龙八部》 1963年—1966年
《侠客行》 1965年
《笑傲江湖》 1967年
《鹿鼎记》 1969年—1972年
《越女剑》 1970年，附在《侠客行》之后的短篇小说

我觉得作者的写作顺序是了解小说和进行金庸小说研究非常重要的窗口。

Ⅱ 从“侠文化”探析金庸，他家喻户晓，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文学家被认为是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很多人都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荣，事实上也是如此，那些获奖作品大部分是非常经典的。我国作家莫言就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也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这个奖项的中国籍作家。那为何金庸老先生没有获得过这个奖项呢？

然而即使是这样，金庸对于自己作品中问题的处理也是平和的，他笔下的主人公，每次遇到道德难题或者政治困境，就都会突然因为某种极端的巧合而脱困。比如郭靖曾经面临着忠孝难两全的情况，最后却因为其母亲的自我牺牲而脱困。所以金庸在创作上，是常常为了照顾读者阅读的爽快感，而故意降低自己的立意的。

金庸确实是文学大家，不过他跟大仲马一样，属于通俗文学大家，讲故事一流，思想性不够。这种类型的作家，是很难得到偏好实验性文学的诺贝尔奖的青睐的。

Ⅲ 金庸小说最大特点

金庸小说的最大的特点呢是特别的好看，同时呢，它的人物描写在故事情节呢，都刻画的非常的精彩，所以说金庸小说呢是最好最好的。

Ⅳ 从寒介之士到十年寒窗，从名动天下到急流勇退，如何成就金庸的传奇呢

如果要问谁是当代中国最受欢迎的小说家？谁是拥有华语读者最多的小说家？答案恐怕只有一个，那就是金庸。

浙江名士查慎行是清初数一数二的大诗人，以他为代表的查氏一族，叔侄七人同在朝中充任“翰林”，以至康熙皇帝要传召查翰林，内侍们竟不知该叫查家的哪一位，成为一时雅谈。海宁人杰地灵，自古名人迭出，后世的学界泰斗王国维和着名浪漫诗人徐志摩，也都是海宁人氏。家族丰厚的文化渊源，乡贤良好的治学风范，无疑对金庸有着潜在的影响和熏陶。然而金庸并没有走世家传统的治学之路。本世纪初，西学东渐，西方文化的价值越来越被开明的读书人所认识，在这样的时代风气下，金庸选择了以外语为专业。在大学时代，金博览群书，勤奋学习，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广泛的涉猎，多方位的学习，使金庸的文笔别具风采。

金庸曾在香港的《大公报》工作了9年之久，一直期望能够办一份自己的报纸。1959年，他与中学同学沈宝新合资创办了《明报》，他终于达到了他的目标。金庸开始在自己办的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武侠小说新作，第一部便是《神雕侠侣》，金庸当然明白，这部小说对于《明报》的创始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显而易见，《神雕侠侣》在金庸事业中是有功之臣，难怪多年以后金庸一再表示，在所有作品中他最喜欢的是《神雕侠侣》，这其中肯定包含了他曾经付出的心血和成功的喜悦。

Ⅳ 金庸为什么要鼓吹伊斯兰教

伊斯兰文明在中世纪之前一直是世上最先进的文明之一，是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伊斯兰教在科学的冲击下进退失据，靠保守主义续命，后来野蛮的游牧部落沙特又发现了石油，伊斯兰中最极端的瓦哈比教派因此兴风作浪，加上帝国主义搞局，伊斯兰的形象才被带偏了。

Ⅵ 金庸的小说哪些地方体现了西方的小说写法

《碧血剑》中对夏雪宜的塑造模仿了达芙妮•杜穆里埃的《蝴蝶梦》。金庸特别喜欢用人物口述回忆的形式描述情节，创造活泼和紧张的感觉。这一方面是电影剧本是写法，另一方面也来自于西方文学（特别是俄国文学）的传统。最后，上面也有人说过了，《连城诀》就是武侠版的《基督山伯爵复仇记》。以及，《三个火枪手》中，三个火枪手守塔的片段常常让我想起《天龙八部》中三兄弟大战少室山的片段。

Ⅶ 梁羽生给侠文化注入了哪些新鲜的内涵

梁羽生作为新武侠小说的开山祖师，是以一腔正气创造了武侠小说新的格调，后来，他移居澳大利亚，潜心于历史。作为武侠小说的代表人物，金庸、梁羽生、古龙不免俗的被人比较一番，总体来说金庸先生的影响力是最大的。梁羽生的影响力为何不及金庸?金庸的小说确超越了其他武侠小说，他的小说内涵丰富，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积淀。金庸小说的艺术性专家学者探讨很多，作为普通读者，我们可以从情节与人物方面看一看。金庸的小说情节特别精吸引人，使人欲罢不能，而且人物形象也鲜明，有呼之欲出之感。梁羽生曾化名佟硕之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来把自己与金庸来比较。题目好像是《金庸梁羽生合论》，平心而论，这篇文章写的相当精彩。我想这种学术性的语言金庸来恐怕不一定能写的来。但在作品中，金庸那半文半白的语言却很有魅力，梁羽生的语言用在这种古典情韵的现代武侠小说就不及金庸了。相对来说，梁羽生的小说较为呆板，能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也不多。就拿你说的诗词来说，金庸古文学的功底可能的确不如梁羽生，但是梁羽生的诗词会给人以掉书袋的感觉。金庸的诗词功底不如梁羽生但他在文章中只一般引用诗词，但这些诗词与作品融为一体，意境悠远。比如，段誉在太湖被鸠摩智挟持时，看到太湖的优美景色，脱口而出：“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读者如果知道这是宋朝名相寇准所作，会觉得作者信手拈来，有大家风范。如果不知道，会以为是金庸所作，便会佩服他文采不凡。而梁羽生虽然自己精通诗词，但其所作大多与作品不能融和。作者有时会用一些古代典籍中文言文，读者会误认为他自创，比如在《倚天屠龙记》中白眉鹰王与六大门派争斗的一场，特别精彩。其中白眉鹰王与莫声谷比斗时，回想当年女儿与武当张翠山的悲剧，不禁长叹一声：“一之为甚，岂可再乎!”放弃了克胜之机，殷天正的形象顿时跃然纸上。这句话本出自《左传·宫之奇谏假道僖公五年》，但他用来何等自然，这种境界不是一般作家所能达到的。至于古龙，粗制滥造之作特别多。但他的作品情节较为精彩，小说中的人物性格也较为鲜明，较之梁羽生小说中的人物，更有活力。由于情节与人物是影视选择剧本的首要条件。所以，导演多选用金庸、古龙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社会大众传媒对于艺术的影响力起着决定的作用，尤其是通俗文化。当然，金庸的小说，逐渐步入高雅文学殿堂，已有越俗为雅之势，而且引起了文化界的争议，这是另外一回事。当然，个人的欣赏偏好会有不同，很难转变。这种偏好也许会伴随你一生。即便是学者也难以免俗。比如北大教授严家炎、孔庆东就很喜欢金庸，而另外一些学者，好像是何满子吧，对金庸就特别反感。这就好比有人喜欢吃白菜，有人喜欢吃萝卜一样。梁羽生对金庸的评价对于“武侠”概念的界定，梁羽生的观点是“武是一种手段，侠是真正目的”，所以“以侠胜武”是梁氏的一个基本观点。写了35部小说，塑造了上百个人物，梁羽生说，最能体现他“侠”精神的人物是《萍踪侠影录》中的张丹枫和《云海玉弓缘》中的金世遗，“张比较靠近儒家，心中有一个道德观念;金比较接近道家，他本身没有一个规范，可能会有一些小过错，但本性是善良的，整体还是好的”。梁羽生、金庸一直被并称为新派武侠小说的重要代表，但是，两人境遇并不相同，金庸的名声和认知度远在梁羽生之上。封笔之后的金庸，仍成为媒体的焦点，其作品也反复被搬上电视，而梁羽生则在澳大利亚隐居起来。在同行中，梁羽生一直对金庸评价最高。1994年，梁羽生就曾在悉尼作家节武侠小说研讨会上谦虚地表示：“我顶多只能算是个开风气的人，真正对武侠小说有很大贡献的，是金庸先生……他是中国武侠小说作者中，最善于吸收西方文化，包括写作技巧在内，把中国武侠小说推到一个新高度的作家。有人将他比作法国的大仲马，他是可以当之无愧的。”

Ⅷ 金庸作为作家，他的艺术特色和创作特点是什么

金庸的小说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他小说里的人物都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由于金庸本身阅历丰富并且他的思维比较活跃，所以他在写小说的时候，就赋予了很多角色独特的灵魂，更是继承了很多古典小说的精华，开创了小说的新纪元。而且金庸笔下的角色们都是重实在轻表面并没有长篇大论的描写他们的容貌或者是生字，更重要的是塑造他们完整的人物性格。

而有了之后，比较丰富的文学架构就使得小说变得异常精彩，比如《天龙八部》里面有三个男主人公，但他们三人是不同的，出场却又穿插的非常自然，让人不知不觉就进入了他们三个人的平行世界，而不觉得他们是有先后顺序的。而在武侠小说里面一般都会有些许的感情，像金庸将这种感情线也把握的十分恰当，并不会显得整篇小说是由感情线牵动的，而又让人觉得里面的感情内容很丰富，但却没有喧宾夺主。

Ⅸ <神雕侠侣》反映了什么社会现状，或是说金庸想表达一个什么思想

金庸在《神雕侠侣 后记》中有：“道德规范、行为准则、风俗习惯等社会行为模式，经常随着时代而改变。然而人的性格和感情，变动却十分缓慢。人的性格和感情，比社会意义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从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感情与品德，是作者最为看重的社会元素，而作者在这里所提到的爱，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基于这样的文学信念，他在自己的十五部小说中，竭尽全力洋洋洒洒地描绘了形形色色的男女之“爱”、兄妹之“爱和”师徒之“爱”。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凡读过金庸小说的人，都不会怀疑，金庸的确是个“写情的高手”。在他的小说中，始终穿插着各种各样的感情线索。这就是金庸小说为何能如此吸引众多少男少女的缘故了。

“爱，首先是男女之间的男欢女爱或爱情。作为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从中国的 《诗经》、古希腊神话等开始，千百年来，一直是世界各民族文学所讴歌、所描绘、所表现的具有各民族特殊的心理与情感。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对爱情命题的千奇百象的艺术表达，就没有文化艺术作品存在的可能性。

爱是人类生活中最为天然的本性，人之所以为“人”，并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精神外化。男女之爱更是作为社会关系总和的认为有意识的、生物性与社会性相结合的精神活动。“爱情把人的自然本质和社会本质联结在一起，它是生物关系和社会关系，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的综合体，是物质和意识多面的、深刻的、有生命力的辨证体。”由此，如果“没有爱，人类便不能存在”。这句话作狭义的理解，爱情是以繁育后代、种属沿续的本能为基础。爱是人生命的支柱，爱的烈火燃得越旺，生命力便会随之而增强，从而生活就增添了价值；爱的消逝则会使人感到：生命从此毫无意义，丧失了生活的信心和希望。

爱也是哲学的中心论题。在东西方哲学史中众多的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们都对爱的本质与构造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探索。在中国儒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那里，他把爱视为“仁”的本质：“仁者人也，亲亲为大。”（《礼记·中庸》）。亲爱自己的亲人，在长幼关系中居下者的子女、弟妹对父母、兄长的敬爱，这就是仁的初始形态，即人性的根本。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孔子提出的“爱”是基于是非善恶标准基础上的爱。“入则孝，出则悌，谨则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这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爱，由己及彼，推广到爱一切有德行的人。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儒家认为的“爱”是有门户之见的 。爱人，首先是爱亲人出发，而后推及同类；从而建立起“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结构和君臣父子的人伦社会结构。这与墨家之“爱”却是大相径庭。墨子从社会的复杂情况出发，抱着对人民生死的深切忧患，认为“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之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墨子·兼爱》）。墨家的爱，是对整个人类而言的，没有任何的门户之见、人格差别。道家则更不象前面儒、墨两家那样强调如何去爱，他们讲求的是自爱。这在现在看来极端，是一种极端的利己主义思想。“爱以身为天下，女可以寄天下矣。”（《老子·第十三章》）。这与老子无为而无不为，无我而利我的精神相一致。

对于情爱的具体表现，最早应见于《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关雎》）这直接而具体地写出了男子对女子的爱慕。对于《诗经》中表现出的情爱，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方面。《诗经》中有不少文章都表现出了历史中“弃妇”的形象，表现的是痴情女子负心汉的情节。作为中国早期象这类对爱情的研究，其本质只是论及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基于传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作为社会地位低下的女人对“爱”的表达都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更不用说对爱的探索和研究了。然而，这一点在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中却不灵验了。小说中：赵敏对张无忌的爱，可谓是爱的直接，爱的疯狂。甚至为了真爱，以致于六亲不认；更有甚是为了保护张无忌不惜以自毁贞节（谎称自己怀有张无忌的骨肉，以骗取其哥放走张无忌）为自己的爱人开脱。像此等女子，在中国传统史上是罕见的，这就是金庸小说中爱情观的反传统表现。

与东方文化道德性、社会性思路不同，西方哲学中关于“爱”的研究：是从人的来源与心理入手而展开的。西方对于爱的研究，首先是着重于男女两性关系上，认为爱是人类生存问题的根源。在希腊神话中，当世界还是一片死气沉沉的不毛之地时，是爱神厄洛斯，发出他的生命之箭，射穿了大地的冰凉胸膛，从而使黄褐色的大地立刻披上了绿装。这说明了爱是借助了性（象征男性生殖器官的箭），与性一起创造了生命。也就是说，西方神话里，“爱”源于“性”。可以看出，爱并非独立存在的，爱之中包含了一个个体的人与另一个个体的人的结合。爱是人类产生和生存之源。古希腊哲学家思[培多库勒认为：“爱总是和所爱的东西结合为一体，而结合为一体的开始，也就是分离的开始，是由争执与憎恨支配阶段的开始。”从爱的正面看到了其反面的争执与憎恨。

柏拉图式的爱，则完全是肉体之爱，是人的本性表现。或者，可以认为是“性恶”。其实，柏拉图式的爱，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形容——“强奸”。《射雕英雄传》中“尹志平对小龙女的爱，也许就是从他玷污小龙女那一夜起，使作为全真教弟子的他真正体验到了肉体之美，欲望得到释放与满足，致使他永远也无法忘怀。然而，他却因为冲动而遭受了惩罚。”早期弗洛伊德认为爱的核心就是“性爱”，性爱是人的性本能——原欲。在他看来，这种爱并不包括社会和精神的属性，它是文明对立的。

金庸自幼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对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怀抱有深厚的感情，又接受了五四新文化的熏陶，善于吸收西方先进文化理念，使得其作品中既有鲜明传统文化的印记，又渗如了现代人文精神。这些都体现在他的作品中关于“爱情”的理念上，也呈现出东西方文化精神的交流与融合。

Ⅹ 如何评价金庸作品的历史观民族观

金庸小说蕴含着丰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这是广大读者的共同感觉。作者以写“义”为核心，寓文化于技击，借武技较量写出中华文化的内在精神；

又借传统文化学理来阐释武功修养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为启发，相得益彰。作者调动自己在这些方面的深广学养，使武侠小说上升到一个很高的文化层次，显示出迷人的文化气息、丰厚的历史知识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金庸将武侠写成新经典，说明题材、类型限制不了有素养、有追求的作家。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作家不能因为创作的形式通俗、面向大众而自降格调。

通俗不等于庸俗，更不等于媚俗。“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作家之大者，未尝不如此。为国家、为民族、为百姓写作，真正热爱我们的国家、民族和百姓，端正立场，负责任、有见识，对时代和现实不回避。

金庸作品特别值得琢磨的一个特征是：它虽然产生在香港商业化环境中，却没有旧式武侠小说那种低级趣味和粗俗气息，相反，其主要作品都通俗而不媚俗，不仅有神奇的想象、迷人的故事，更具有高雅的格调、深邃的思想。

像《天龙八部》通过萧峰之死所揭示的民族斗争尖锐年代造成的悲剧，包含多么巨大丰富、发人深省的内容，艺术力量又是多么震撼人心。《射雕英雄传》《神雕侠侣》《碧血剑》又以多么生动感人的小说笔墨，塑造或赞美了郭靖、袁崇焕这类为民众利益献身的“中国的脊梁”式的人物，弘扬中华民族的凛然正气。

(10)金庸为什么吸取西方文化扩展阅读：

金庸小说的其他介绍：

金庸小说武侠其表，世情其实，透过众多武林人物的描绘，深入写出历史和社会的人生百态，体现出丰富复杂的现实内容和作者自身的真知灼见，活泼轻松有时又令人沉重，兴趣盎然又启人深思。鲁迅历来主张真正的文学要启人之蒙、有益人生，又要令人愉悦，给人艺术享受，金庸的小说观可说与鲁迅根本上是相通的。

金庸小说吸取“雅”“俗”两方经验又超越“雅”“俗”。他创造性吸收了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滑稽小说等众多门类艺术经验，从而成为通俗小说的集大成者；

同时借鉴、运用西方近代文学和中国新文学的经验去创作武侠小说，使他的小说从思想到艺术都呈现出新的质素，达到新的高度。这是金庸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经典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