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垣文化是什么

⑴ 对于良渚文化的理解

良渚文化简述：

一 惊人的成就

1. 世界同一时期规模最为庞大、最为先进的都市防洪系统

在良渚遗古城西北部，先民构筑起了一道长达6.5公里的大型堤坝，用以防范天目山余脉的洪水。浙江余杭地区是整个浙江省最大的暴雨中心区，经常发生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良渚人为了保护国都——良渚古城而修建了这个堤坝。当地人称它为“塘山土垣”，它除了6.5公里的长度之外，平均至少4米高，30米宽，在它的外围形成蓄洪的水库，至今能够行船。

从塘山土垣向西7公里，还有两条大堤——彭公堤防和奇坞山堤防，一个长5公里，另一个长6公里，其中一段山间隘口处，堤防高达20米，由不同的土壤层层夯筑而成，异常坚固。这两重防洪体系保证了良渚古城千年之间未曾为洪水毁灭。在良渚古城的南部，经航拍显示，也存在着绵长的土垣，很可能就是防洪工程的一部分。而对比同一时期印度的古城——号称“远古曼哈顿”的莫恒佐·达罗曾七次被洪水摧毁，最后不得不废弃。我们应叹服良渚人防洪能力的强大。

2. 公元前2500年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以及土建工程

5000年前，良渚古城一带还是一个人迹罕至的沼泽地带。然而从4900年前开始，一批人突然来到此地，填平和沼泽，并且修建了大规模的都市。从考古学年代上说，这些人很可能来自天目山南麓，他们在古城建立之前就已经聚集在瑶山一带，修建了规模宏大的瑶山祭坛。

很可能在离开天目山之后，他们立即开始起建良渚古城。最先完工的是巨型建筑基址“古上顶”，在考古学上，它也被称作“莫角山”——这个巨型的建筑台基高8-10米，东西长约670米，南北宽450米，面积30余万平方米，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土建工程。之后，良渚人又在莫角山周边修建了面积达数十万平方米的次级台基。之后，可能又顺次建立了反山和皇坟山。由于考古发掘工作尚未全面给予揭示，我们现在无法猜测这些巨大的工程到底耗费了多少土方量。

大约从公元前2500年到公元前2300年，良渚古城“城墙”修建完成，古城略呈圆角长方形，正南北方向，东西长1500-1700米，南北长1800-1900米，所围积达290多万平方米。城墙底部铺垫石块作为基础，宽度40-60米，基础以上用较纯净的黄土堆筑，部分地段地表以上还残留4米多高城墙。共发现六座水门。整个城墙的土方量当不亚于埃及金字塔。从长江流域其他地区的古城形态来看，它们均有共同之处——城墙墙面平缓，内直外斜——极为注重防洪功能。因此，该“城墙”应该是水城墙，主要用作防洪。

同一时期，在城墙外围，更大规模的土建工程拔地而起，如美人地、卞家山等长形土垣里三层外三层地将良渚古城包围起来，构成了它的“外城”，经过考古发掘，这些土垣实际上是当时制陶工匠和漆器工匠们工作和居住的社区——当然，可能还制作丝绸。这些社区有大规模的人工运河网络相连，并且均配有自己的码头。通过这些水路交通方式，将古城的产品输送到整个苏浙地区，形成一个以良渚古城为中心的大规模贸易网。

良渚古城和其外城总体规模达到了30平方公里，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都市。

3. 漆、丝、玉、珠宝、举世无双的黑陶工艺以及文字的萌芽

良渚文化中的玉器驰名天下，尤其是琮、璧、钺等重器，其雕刻和造型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程度，网站上到处都有相关的资料，此处我不多说。良渚时期的漆器也异常发达，不但能够制造出多彩的漆器，还能够制造复杂的镶玉漆器。良渚时期，社会富足、文化昌明，漆器从贵重物品流入寻常百姓的家中。当时良渚人的墓葬中，棺椁均施以漆绘。甚至在农具犁的木质部件上以及箭簇的木杆上也有漆绘，可见漆器在当时不但不是奢侈品，而且还是相当常见的日用物资。

在良渚古城北部的钱山漾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家蚕丝织品。丝线密度和现代的细亚麻布相当，体现出高超的纺织技术水平。良渚人的陶器工艺举世无双，不但造型雍容典雅、气象非凡，而且工艺复杂，令人惊叹。卞家山曾经出土过一件陶片，不到20平方厘米的陶片上刻着23个精致的鸟形纹。而在绰墩遗址出土的一个黑陶宽把杯，造型别致，通体刻满精心设计的神圣纹样，即便是当代的艺术家也对其叹为观止。

良渚人还喜欢玛瑙、象牙等珍贵器物，并制成工艺品。其中，在福泉山出土过象牙权杖，雕刻工艺复杂，完全可以媲美良渚玉琮上的神人兽面纹。而良渚人的航海能力也颇为强大，它们能够深入远海，捕获鲨鱼等深海鱼类。而当时收集鲨鱼的牙齿，是良渚贵族们的一种奢侈风尚。

良渚人文化时期的陶文比中国同一时期任何地方的陶文都复杂得多，有些陶器上的记事符号可以连接成句。美国哈佛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一件良渚陶器的颈圈，上面刻有9-12字的成行规整的刻画符号，其行文风格比甲骨文还要美观。可以说，良渚时期就有了中国文字的萌芽——当然，还需要更多类似的考古发现确证它。

值得一提的是，良渚人在中国古代最先采用了犁耕技术，以及大规模农田水利灌溉系统（见茅山良渚稻田遗址），使得粮食产量获得了质的提高。这也成了支撑良渚社会繁荣富强的根本因素。

二、 良渚文化兴衰略说

公元前3500年，年轻的华夏族突然在黄河中游崛起。 他们最初在公元前6000年时发源于陕甘一带，随后向中原腹地大举扩张，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仰韶文化。

不得不说，这是一支了不起的民族——他们打败东夷族的后岗文化，将势力深入陕甘、豫东、河北、辽西以及长江流域，形成了上古时代最为强大的族团。然而，就在他们的鼎盛时期，却遭到了一只神秘民族的迎头痛击。这支神密民族来自遥远、湿润的南方，他们横冲直撞，一直打到黄河南岸，之后又突然地从中原腹地消逝。

这一民族来自长江下游的太湖一带，后来被考古学者称为“崧泽人”，也就是良渚文化的祖先。

他们为什么要攻打千里之外的中原？为什么要和强大的华夏族火并？原因可能永远不可能探明。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北方的财富在吸引他们进行军事上的冒险。早在公元前3800年，崧泽人的社会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东山村遗址的发掘显示，崧泽文化的早期，已经形成了贵族和平民两大集团。贵族们开始用玉器来装点自己的生活，死后也要拿它们下葬。

然而，当时中国境内最好的玉器生产基地却在淮河一带的凌家滩。凌家滩人的社会也非常崇尚玉器，他们的制玉技术发达，而且烧造技术和建筑技术也在当时首屈一指。崧泽人很显然异常垂涎他们的财富。公元前3600年，崧泽人武力夺取了凌家滩一带的统治权，之后又占据了整个淮河流域——这使得他们和中原的冲突不可避免。

中原人打败后岗人之后，将同属于东夷民族的大汶口人压制在山东一隅，大有一统黄河之势。然而，经过崧泽文化的冲击，华夏族的扩张开始转向衰落。当时，崧泽人也许就是东夷人的一支盟军——但是无论如何，这种同盟关系很快就不复存在了。公元前3300年，太湖地区发生巨变，良渚文化取代了崧泽文化——这种巨变是怎样发生的，尚不得而知。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到，良渚人很快就和东夷族反目，他们攻入苏北地区，将东夷族从其世代居住的苏北中心区赶了出去。在花厅遗址，考古学者们发现了良渚贵族的墓葬以及大汶口平民的墓葬共处同一个遗址的情况，还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人殉坑。而考古调查显示，整个苏北地区的聚落数量急剧下降——东夷人不但被入侵的良渚人打败，还举族远迁。

现在，华夏人反倒成了遥远民族的盟友，共同夹击东夷族。然而，东夷人在西部的扩张却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他们顺利地攻占了豫东和豫中。仰韶文化四分五裂，华夏集团不得不退回关中。

东边日出西边雨，对于良渚人来说，和平的发展时期却开始了。良渚古城开始建立，并且取得了对整个太湖周边的支配权。根据玉器的形态以及制作特点的分析，学者们大致可以肯定，整个环太湖流域的玉器均由良渚古城所分配——这很可能体现了一种具有宗支特点的政治关系。良渚城很可能统领着一个疆域广大的古国。

随着良渚古城的城市化进程，太湖流域又出现了几个不同的“都市”——福泉山遗址以及寺敦遗址。其中福泉山遗址面积达1平方公里，中心建有大型的祭坛和等级颇高的贵族墓地。寺敦遗址规模和福泉山遗址面积相当，它不但拥有中心祭坛，还拥有内圆外方的两重环濠——以寺敦为中心，他们还开凿了一个正十字形的运河工程，但是它到底通向什么地方，尚不得而知。

不论如何，整个良渚文化6万平方公里的分布范围内，良渚古城的显赫地位从未被动摇过。良渚古国的疆域，北起苏北，南到浙中，西至安徽（这只是估计，其西部边界尚未确定），东至大海，而它的玉礼器远播至广西、陕北。可以说影响了大半个中国。

然而，不久以后，外部的情况开始变化。从公元前2600年开始，中原龙山文化崛起。其中一支叫做“造律台文化”，从公元前2400年开始，他们逐渐向东南方扩张。良渚社会受到了剧烈的影响，良渚文化也转变为钱山漾文化。不过这一时期，良渚古城的建造仍在持续，这似乎说明他们仍然保持着政治上的独立。

约公元前2200年，造律台人对良渚地区的扩张加剧，一种新的文化类型——广富林文化出现在环太湖地区，同一时期，良渚古城遭到废弃。良渚古国可能在此时遭到了亡国的命运。即便如此，有些证据显示环太湖地区的文化依然繁荣，外来的统治者好像并没有完全破坏太湖地区原住民的生活秩序。

到了公元前2000年，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政治形势出现剧烈的动荡。中原地区繁盛一时的陶寺古城被毁，惨遭屠城（见陶寺“大扰坑”）；鄂尔多斯地区的鬲文化人群渗透到中原的大部分地区；山东龙山文化大范围衰败，蛋壳陶工艺、制玉工艺失传，人口数量锐减；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古城被摧毁，来自中原的一支力量占据了该地区；四川的宝墩古城遭到废弃，城市化进程中止。

也就是同一时期，来自浙南的一支野蛮民族再次洗劫了太湖地区，将造律台人赶出了苏南、浙北一带。此后，太湖地区陷入了长时间的文化空白和衰落——城市不复存在、玉器不再制作、贵族们的生活方式也被摒弃。太湖地区重新回归到质朴的乡村生活和原始的等级秩序。曾经昌盛一时的良渚古国，被永久地遗忘了。直到20世纪，通过考古学家们的努力，先民们的伟大业绩才再次为子孙们所知晓。

⑵ 中国有哪几个世界文化遗产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姐先给大家科普一个概念哈，就是这个文化遗产，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

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

咱们中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可以说是放眼整个世界，能与之相媲美的都寥寥无几。

【一】故宫

故宫又称紫禁城。

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的规划理念，用天上的星辰与都城规划相对应，以突出政权的合法性和皇权的至高性。

天帝居住在紫微宫，而人间皇帝自诩为受命于天的“天子”，其居所应象征紫微宫以与天帝对应，《后汉书》载“天有紫微宫，是上帝之所居也。王者立宫，象而为之”。

紫微、紫垣、紫宫等便成了帝王宫殿的代称。由于封建皇宫在古代属于禁地，常人不能进入，故称为“紫禁”。明朝初期同外禁垣一起统称“皇城”，大约明朝中晚期，与外禁垣区分开来，即宫城叫“紫禁城”，外禁垣为“皇城”。

大致就这么多，最后补充个知识点：

世界文化遗产，是一项由联合国发起、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负责执行的国际公约建制，以保存对全世界人类都具有杰出普遍性价值的自然或文化处所为目的。

世界文化遗产是文化的保护与传承的最高等级，世界文化遗产属于世界遗产范畴。

答案就是这些了，希望对同学有所帮助，记得采纳点赞评论啊！

⑶ 狭义的文化是指什么

通常，文化可以分成两种：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
广义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及其成果的总和，分为物质的、精神的和制度的三个方面；
狭义文化是指专注于人类的精神创造及其成果。
从逻辑上，后者从属于前者，相当于广义文化的深层结构－－精神层面。

⑷ 什么是隐性文化

隐性文化是相对显性文化即明显外在的影响、约束人们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等而言的。
隐性文化诸如人的生活态度、行为习惯乃至群体氛围、社会风气等，是更能强烈影响和改变人们思想行动的一种“力”。
隐性文化有两面性。
其正面意义是，研究隐性文化，就是要研究群众、员工在想什么、议什么、盼什么、兴什么，思想风气和行为习惯究竟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充分发挥思想文化在休闲时空中的调节、陶冶、激励、升华作用，引导人们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从而凝聚人心，凝聚力量，永葆社会或一个团体的生机和活力
但负面看，社会潜规则也在隐性文化的范畴。不过，如果人的观念、风气、行为习惯在悄悄地变俗、变歪、变乱，这种隐性文化所产生的就不是“生产力”，而是“破坏力”了。

⑸ 殷商祖先来自哪里先商文化如何形成

《史记·五帝本纪》中有记载，商的始祖叫做“契”，他的母亲是简狄，帝喾的次妃。传说，契的母亲简狄同她两个妹妹到河里去洗澡，看见燕子生下一只蛋，就捡起来吃了，因此怀孕生下了契。契是尧的同父异母哥哥，长大后契帮助禹治水有功，被舜封在商地，就是今天的河南省商丘市。赐姓子氏。其部族以地为号称“商族”，契成为商族始祖，是商朝建立者商汤的先祖。

从契到成汤，共迁都八次，最后定居于亳。

殷商文化，起源于商部落的发源地商地（今河南商丘市），商丘是商部落的肇兴地、商业的发源地、商朝的建都地等。中国商人、商业和商业文化的起源于商丘，是全国考古学界、史学界的共识。殷商文化是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古代文明，不仅相当进步而且日臻成熟。 商人重贾而周人重农，这是殷周文化之根本区别。

来自华夏，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来自我们的祖先

商族的来源，自古有很多种说法，比如陕西说，认为商族发祥于陕西商洛或者关中地区；东方说，认为商族发祥于河南商丘，或者山东；晋南说，认为发祥于山西永济或者垣曲永济一带；河北漳水说；河北东北及环渤海湾一带说；东北说，认为发祥于辽西一带或者幽燕；北京说。

“陕西说”的依据是一些古代文献。

《书 汤誓》郑玄注：“契始封商，遂以商为天下之号。商国在太华之阳。”

《史记 殷本纪》正义引《括地志》：“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商喾之子禼所封也。”

《史记 六国年表》云：“夫做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

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较大，直到现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前，这种说法一直属于主流说法。

但是，自从现代考古学进入中国，到现在已经100年了，在陕西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先商文化遗迹，因为“陕西说”没有考古材料作为支持，所以这种说法已经少有人赞同了，多认为此说法只是汉晋学者的推测。

“东方说”的依据是 历史 文献和一些考古材料。

东方说的首创者是王国维。他认为“自五帝以来，政治文物所自出之都邑，皆在东方，惟周独崛起西土。”“以地理言之，则虞、夏、商皆居东土，惟周独起于西方”。王国维认为最早的“商”在河南商丘，亳在山东曹县。他的东方说得到了很多着名学者的支持，比如徐中舒、和龚维英等。但各家观点也并非完全一致，有商族起源豫东说、山东说等。由此不同，当然所言先商文化遗存就不同，或言为河南龙山文化豫东类型（造律台类型），或言为山东龙山文化，包括大汶口文化。

这个说法在考古材料上也有不足。东方说并没有建立在确凿的商文化遗存的基础上，虽然公认河南龙山文化与公认的二里冈期商文化有少量联系，但是它们之间显然缺环较大，不可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自然发展延续。

“东北说”尽管有少量文献记载，但是，东北、内蒙古的红山文化距今5000年以上，与商族建国的年代（距今3500年）相距太大，而且红山文化与二里冈期商文化根本没有必然的密切联系，中间缺环太多，而这个缺环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及由东北、内蒙古向中原迁徙的路线，东北说者又难以确指。最大的一个漏洞，就是商族如果在东北地区活动，则不可能于夏周二族及尧舜酋邦建立一个密切的酋邦联盟。所以东北说难以成立。

晋南说，相对而言，在文献和考古材料方面，比以上几种都充分一些。商族在建国前曾活动于山西中南部，但是晋南说者认为垣曲商城为汤始居亳，且不说该城规模较小，根本就不具备商王都的气魄，而且该城的始建年代也与商汤居亳的年代不一致。而且此学说者之说商族最早活动于山西，但是具体在哪里，有哪些先王遗存，都说不出来。

目前学术界公认的商族发祥地在河北磁县，也就是漳水说。用“下七垣文化”代替“先商文化”的命名。下七垣文化是商族建国前300年间的文化遗存，期间商族并没有活动于陕西关中、晋南、豫东东部、山东、东北等地。下七垣文化直接发展成二里冈期下层商文化。

下七垣文化主要分布在豫北、冀南一带，北至河北省中部，西至太行山，东至河南省濮阳市，南至沁河、新乡市一带，都已经发祥有下七垣文化遗存。此外，下七垣文化的势力也曾深入豫东西部地区。至于豫东东部的商丘地区，则是东夷文化的岳石文化的，不见下七垣文化遗存。

下七垣文化的直接来源，一是继承了当地的河南龙山文化后岗类型的很多文化因素，二是来源于晋南、晋中地区的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光社文化以及更早的龙山时代文化。下七垣文化中来自晋中、晋南地区的文化因素，是该文化的主导因素，或者说是处于通知地位的商族所带来的文化因素，说明商族在河北磁县形成下七垣文化之前，商族的活动区域在晋中、晋南地区。

商始祖契至汤，曾八次迁徙。

契居番，是一迁。

《商颂》云：“帝立子生商”

《荀子 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世本》：“契居番”

《水经 渭水注》引《世本》作“蕃”。

番即商，是最早的商地，即今天的河北磁县。

昭明居砥石，是二迁。

《荀子 成相篇》：“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迁于商”

砥石为泜石传误。泜石，即泜水和石济水的混名。泜水，今于河北隆平县北入宁晋泊。今石济水已经不存在了，泜水犹在，其地在今河北元氏、平乡一带。

昭明又迁商，是三迁。商即河北磁县。

相土居“商丘”，是四迁。

《世本》云：“契居蕃，相土徙商丘。”

古本《竹书纪年》“帝相即位，处商丘。”

这里的“商丘”，在《左传》里为“帝丘”，而“帝丘”在河南濮阳。故相土居的“商丘”是河南濮阳。

商第六代先公冥，是五迁。

今本《竹书纪年》：“帝少康十一年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年商侯冥死于河”

说明商侯冥时商族活动中心在豫北、冀南的古黄河流段。

王亥迁殷，是六迁。

今本《竹书纪年》曰：“帝芒三十三年，商侯迁于殷”

这里的商侯指王亥，殷在安阳

上甲微居邺，为七迁

《路史 国名纪卷三》：“上甲微居于邺”

邺在河北临漳西南邺镇东。

成汤灭夏前居亳都，为八迁。

《吕氏春秋 具备篇》：“汤尝约于郼薄矣，武王尝穷于毕裎矣。”高诱注：“薄或作亳。”

《吕氏春秋 具备篇》：“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高诱注：“郼岐，汤武之本国。”

由此可见，郼薄对于成汤，就像毕裎对于周武王一样重要。

郼亳，在河南内黄靠近濮阳的郼地。

尽管商族建立商朝前八迁，但是迁徙的范围不出冀南、豫北地区。而这个地区恰好与下七垣文化范围一致。

下七垣文化并不能填满整个先商时期的时间段落，它只是先商文化中中期和后期的文化，而且下七垣文化不仅包括商族，也包括居于漳水附件黄河地段的“河伯”族和居于河北易水的“有易”族。下七垣文化准确的应该成为以商族为主体所创作的物质文化。

殷商的特征是人牲，巫文化比较发达。目前考古还未明确指出其发源地。可能是夏部朝中行使巫术群体的一次夺权，也可能是夏朝的汤部落利用 社会 动荡攻击夏王庭不敬神或敬神不虔诚，号召人们敬天敬神的一次武装夺权， 历史 上部族武斗似家常便饭。关键是周代商，武王看到人牲的罪恶，哥哥被煮吃了，自己差点也成了案板上的肉，还有就是参与反叛的姜子牙也有类似情节，废止祭神用人是周武王号令天下的正义之旗

这是个有趣的问题。殷商的祖先来自哪里这是在考古都存疑的问题。远古以来新石器时代的半坡文化，龙山文化似乎不能说是殷商的绝对母体。有一种假说殷商的祖先来自于内亚的迁徙部落，杂糅了当时太行山东西的地方部落。由此可见，殷商与古埃及的文明，两河文明有类似的地方。文字的象形，喜欢高大淳朴的石像等。他们的历法与占卜更加与两河流域的历法接近，占卜法更像埃及。

应该是中华民族的文明过程中的一个亮点，其实中华文明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早，说是5千年的文明，其实说五万年前就有文明了，也说得过去。

⑹ 三大文明是什么

比较四大文明古国
比较四大文明古国(从时间上讲是最晚)
文明古国 地域 年代
古埃及 尼罗河流域 约公元前3000年
古巴比伦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 约公元前18世纪
古代印度 印度河与恒河 公元前2500年
中国 黄河、长江流域 约公元前202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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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文明古国
我们的祖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五千年的文明史，与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并称为“四大文明古国”。
这四大文明古国中，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都由于外族的入侵而失去了独立，中断了古代文明。如公元前525年古埃及被波斯帝国灭亡；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被赫梯灭亡；古印度长期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北部遭到外族入侵，近代又长期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我们中国是世界上唯一文明传统未曾中断的古国。早在国家形成前，黄帝、尧、舜、禹等就先后活动于黄河流域。启于公元前21世纪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经商、西周、春秋四个阶段，我国的奴隶制度经历了1600年的独立的延续、发展期，这是别的文明古国所根本无法比拟的。随着我国奴隶制在公元前476年的结束，我国的历史也就于公元前475年进入了封建社会，这比西欧于476年才开始向封建社会过渡早了一千年。我国于公元前221年就建立了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秦；而西欧的英法则在1453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后才开始走上中央集权的民族君主国的道路，比我国晚了1600多年。
我们的民族是个伟大的富有智慧的民族。古代史上，中国人民创造了以四大发明为代表的灿若群星的科技、文化成就，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
自然科学统计资料表明：中国历代重大科技成就（项目）在世界重大科技中所占比例为：公元前6世纪前为57．4％；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1世纪为50％；公元前1世纪到400年为62％；401年到1000年为71％；1001年到1500年为58％。明朝以前的世界重要发明和伟大的科技成就有300多项，其中有175项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十五世纪，中国的科技发明使欧洲望尘莫及，有许多项目比欧洲早几百年，甚至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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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比伦位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致在当今的伊拉克共和国版图内，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里的人们建立了国家，到公元前18世纪．这里出现了古巴比伦王国。“美索不达米亚”是古希腊语，意为“两条河中间的地方”，故又称为两河流域。两河指的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
两河流域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古文明距今已有6000多年。虽然巴比伦现巳消失，但其影响（尤其宗教方面）却很多流存至今。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实在当之无愧。
巴比伦文明大致以今天的巴格达城为界，分为南北两部分。北部以古亚述城为中心，称为西里西亚，或简称亚述；南部以巴比伦城为中心，称为巴比伦尼亚，意思为“巴比伦的国土”。巴比伦尼亚又分为两个地区，南部*近波斯湾口的地区为苏美尔，苏美尔以北地区为阿卡德，两地居民分别被称为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最初就是由苏美尔人创造出来的。
苏美尔几乎和古埃及人同时发明了文字。他们用削尖的芦苇做笔，把文字刻在泥胚上，然后把泥胚烘干，成为泥板。由于这种文字形状成尖劈形，所以被称为楔形文字。
公元前2007年，阿摩利人入侵两河流域，摧毁了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王朝。公元前1894年左右，阿摩利人建立起一个以幼发拉底河河畔的巴比伦城为首都的王朝。从那时起，美索不达米亚就被称为“巴比伦尼亚”，那里所有居民都被称为巴比伦人。
古巴比伦王国时期是两河流域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之一。这个国家出现了一位着名的君主－汉穆拉比。汉穆拉比用武力统一了两河流域后，建立了一个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他个人集宗教、军事、 行政、司法和水利建设等各种大权于一身。为了更有效的统治自己的国家，他颁布了着名的《汉穆拉比法典》。法典共282条，刻在一块高2.25米的黑色玄武岩石柱上，是迄今发现的最早完备成文的法典。
古巴比伦王国在汉穆拉比统治时期达到极盛，但是汉穆拉比死后，帝国就瓦解了。王国先后受到赫梯人、喀西特人的入侵，直到公元前729年终于被亚述帝国吞并。
公元前612年，迦勒底人联合米底人推翻勒亚述帝国。迦勒底人建立的的帝国也是以巴比伦城为首都，历史上称为“新巴比伦王国”。这个王国在尼布甲尼撒统治时期打到鼎盛。尼布甲尼撒曾两次攻陷耶路撒冷，毁灭犹太王国，把大批犹太人当奴隶押往巴比伦。这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巴比伦之囚”。尼布甲尼撒还下令重建巴比伦城，在城内建造了古代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重建后的巴比伦城宏伟壮丽，直到100多年后，希腊历史学家，被称为“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来到巴比伦城时，仍称它为世界上最壮丽的城市。
新巴比伦王国在公元前538年被波斯帝国所灭。此后，古代两河流域再也没有出现过独立的完整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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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埃及是指从公元前4000多年开始直到公元前332年被亚历山大大帝征服而结束，位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作为一个基于灌溉的文明，它是水力帝国的经典范例。
在古埃及南北分治期间的疆域最大，南部尼罗河河谷地带的上埃及的领域有现在的苏丹到埃塞俄比亚，而北部三角洲地区的下埃及除了现在的埃及和部份阿尔及利亚以外，其东部边界越过西奈半岛直达迦南平原。但由于邻近地区的民族不断壮大，使古埃及的版图不断缩少。及至埃及妖后自杀之后，原来神庙的官员把埃及语变成用希腊字母书成的科普特文明继续流传下去，直到近代的17世纪欧洲开始进侵非洲时，为传教士所焚毁。
古埃及的居民是由北非的土着居民和来自西亚的塞姆人融合形成的。公元前4000年后半期，逐渐形成了国家，至亚历山大大帝征服埃及为止，共经历了前王朝、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后王朝8个时期31个王朝的统治。（参看埃及王朝）
古埃及历史
古埃及最早形成的国家叫做诺姆，也叫州，是一种城邦式的国家。公元前3000年左右，传说美尼斯统一上、下埃及，建立第一王朝，定都孟斐斯（今开罗西郊）。发展农业，开发水利。
古埃及真正的统一是在古王国时代。这是古埃及史上农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等各项事业全面发展的第一个伟大时代。确立了以官僚体制为基础的、君主独裁的专制统治，并且出现了金字塔。
第六王朝以后，王权衰落，国家分裂，一直到十一王朝才重新统一。十二王朝时迁都底比斯（今埃及卢克索），开始使用青铜器。与叙利亚、克里特的交往扩大。十三王朝时政权又瓦解，喜克索人占领了埃及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建立了长达100多年的“太阳神不在的统治”。第十七王朝的阿赫摩斯一世最后驱逐喜克索人，重新统一埃及，开始了第十八王朝。
第十八王朝国力强盛，对外频繁发动战争。十九王朝时与赫梯帝国发生了卡迭石战役，经过16年之久的战争，最后以拉美西斯二世与赫梯王哈图西利斯签订和约告终。此时的埃及成为了一个大帝国，统治范围北起叙利亚，南到尼罗河第四瀑布，横跨北非和西亚。
到第二十王朝以后，一系列的奴隶起义导致国力衰竭。最终在前525年被波斯帝国所灭。前332年又被亚历山大大帝所统治，结束了延续3000年之久的法老时代。
古埃及的文化
罗塞塔石碑上同时记录了古代埃及象形文字圣书体和世俗体以及古希腊文，成为后人解读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关键古埃及的文化非常丰富。创造的象形文字对后来腓尼基字母的影响很大，而希腊字母是在腓尼基字母的基础上创建的。此外，金字塔、亚历山大灯塔、阿蒙神庙等建筑体现了埃及人高超的建筑技术和数学知识，在几何学、历法等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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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早期居民 印度文明的黎明期可以追溯到距今约5000年以前，在雅利安人入侵印度之前，印度的土着居民，其中最主要的是达罗毗荼人，就已经有了相当发达的文化。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达罗毗荼人就已经从氏族公社演进到国家，有了城邦政治组织。
雅利安人 公元前20世纪中叶雅利安人由兴都库什山越过帕米尔高原迁入印度河流域，和当地的主要土着民族进行长期斗争并最终征服了他们。雅利安人在进入印度以前是游牧部落，他们在印度河流域定居并和当地土着民族混合后，逐渐过渡到农业社会。公元前10世纪中叶，雅利安征服者又从印度河上游向东推进到朱木那河、恒河流域，在这个时期，印度次大陆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有了重要的发展。经济的发展加速了社会的分化，过去以血缘为联系的村社变成了以地域为联系，由若干村组成的农村公社，随着阶级的分化和奴隶制的形成与发展，印度最初的国家形成了，恒河流域从此成为印度次大陆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心。
“哈拉帕文化” 印度河流域考古发掘的最具代表性的是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它们是印度河流域的两个中心：摩亨佐·达罗在印度河中下游；哈拉帕在印度河上游的“五河之地”。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遗址都在今巴基斯坦境内，其文化是由达罗毗荼人创造出来的，当时达罗毗荼人还处在“金石并用”时期。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把它们称为“印度河流域古文化”，亦称“哈拉帕文化”。“哈拉帕文化”为后来印度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哈拉帕文化”的年代范围约从公元前2500～前1750年。它在时间上晚于埃及的古文明和苏美尔的古文明，但它们却同为远古时期伟大的文明。
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 摩亨佐·达罗这座古城是有计划地建造的，呈长方形，周围约5千米。它分为卫城和下城两部分：卫城是政治中心，筑有用来防守的高墙和塔楼，有宏大的“议事厅”和大型的“大浴池”；下城是居民区，有宽阔的大街和相当完备的下水设施，沿街是繁华的工商业区。约有居民三四万人。
哈拉帕的古城遗址，与摩亨佐·达罗的遗址大致相仿，但哈拉帕可能遭过战争的惨祸，大部分建筑物都遭到破坏，只剩下残垣断壁。
印度的列国时代和摩揭陀王国 公元前6～前4世纪是次大陆的列国时代。根据史料记载，公元前6世纪初，次大陆北部有16个大国，到公元前4世纪后期，列国为摩揭陀所统一，因为佛教在此时产生，所以史学上又把这一时期称为“早期佛教时代”。
列国之间不断发生兼并战争，在战争中摩揭陀国越来越强大，逐渐发展为统一次大陆的大帝国。孔雀王朝阿育王在位时期，摩揭陀国基本统一了整个印度半岛。
阿育王 “孔雀王朝”的第三代君主，即历史上着名的阿育王。阿育王通过武力征伐扩大王朝的版图，他在位的时期（公元前273～前236年）是印度古代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后来阿育王认识到依*杀戮不能巩固统治，必须征服人心，于是，他宣布以佛教为国教。随着阿育王的胜利，佛教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从恒河流域传到印度各地，并远及斯里兰卡、缅甸、叙利亚、埃及等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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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渚文化 良渚文化是一支分布在太湖流域的古文化,距今5300～4000年。考古研究表明，在良渚文化时期，农业已率先进入犁耕时代；手工业趋于专业化，琢玉工业尤为发达；良渚文化时期墓葬中出土大量的琮、璧，说明墓主人生前大量占有他人的劳动，也正说明了私有制产生和阶级的分化，是国家形成的前奏，预示着东方文明曙光的升起。分布于余杭境内的“良渚遗址群”，是良渚文化的中心。良渚遗址群将成为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史的圣地。
良渚文化的象征——玉琮 中华民族尚玉之风源远流长，玉在中国古代一直是许多美好、珍贵、高尚事物的代称，美物、美名、美德、美人，都可用玉指称。玉为美石，也是一种矿物。从矿物学角度看，玉可分为硬玉（翡翠）和软玉（阳起石、透闪石）两类。
有的研究者认为琮是原始宗教中沟通天地的神器，璧很可能是财富的标志物。琮是良渚文化玉器中体积最大、制作及雕刻最精的玉器。1986年，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位于杭州市余杭县雉山村南侧的反山墓地，发现了距今5000年左右的良渚文化贵族墓葬11座，出土了一件最大的玉琮，高8.8厘米，孔径4.9厘米，外径17.6厘米，重6.5千克，是迄今发现的“玉琮之王”。玉琮嫩白略带浅黄色，矮方柱体，孔小壁厚，俯视如璧形。
红山文化 是由距今五、六千年前活动在燕山以北、大凌河与辽河上游流域的部落集团创造的农业文化。红山文化全面反映了我国北方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特征和内涵。其后，在邻近地区发现有与赤峰红山遗址相似或相同的文化特征的诸遗址，统称为红山文化。迄今已发现并确定属于这个文化系统的遗址，遍布在辽宁西部地区的几近千处。
位于辽宁省凌源县境内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的发现，特别是其中的“女神庙”、祭坛、“积石冢”等充分展示了我国北方地区史前文化的最高成就。专家们由此对中华文明起源史、中华古国史进行了新的思考：把中华文明起源史的研究，从4000年前提早到5000年前；把中华古国史的研究，从黄河流域扩大到燕山以北的西辽河流域。
女神庙全长约22米，宽约2～9米，主体建筑长18.4米，系一半地穴式建筑遗存。庙为多室组成，主室为圆形，左右各有一圆形侧室。主室北部为一近方形室，南部似有三室相连，成一横长室，左右对称，主次分明，布局严谨而又有所变化。这种建筑格局，作为中国建筑的传统延续了几千年，已可追溯到此。
夏商周断代工程中有关夏代年代学的研究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九五”期间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项目。这一项目在1995年秋开始筹备，1996年5月16日正式启动。经过多学科的200位专家5年来的集体努力，目前已经达到计划预定的目标。2000年9月15日，在科技部组织召开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验收会”上，断代工程顺利通过了由有关专家学者组成的验收组进行的验收。《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和《夏商周年表》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正式出版。
夏代年代学研究主要遵循两条途径，一是文献中对于夏年的记载，二是对夏文化探讨的主要对象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以及二里头文化进行测年，同时参照文献中有关天象记录的推算。
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关于夏代始年的推定，“工程”主要是依据文献中有关夏代积年记载的研究，并参考天文推算的结果及相关的测年数据。
关于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已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衔接起来。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公元前2132～前2030年）范围之内。现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

⑺ 墓地文化遗址是一个区域什么

文化遗址是古代人类的建筑废墟以及在对自然环境改造利用后遗留下来的痕迹，如民居、村落、都城、宫殿、官署、寺庙、作坊等。由于自然和人为的因素这些遗迹大都湮没埋藏在地下，少数在地面上残存一些高台殿基或残垣断壁，有的则沦为的废墟。抓一把土就是文物，拣一块瓦就是历史。

⑻ 归纳出良诸遗址在中国文化历史的表现

良渚文化为长江下游地区的远古文明，代表遗址为良渚遗址，距今约5300-4300年。良渚文化分布的中心地区在钱塘江流域和太湖流域，而遗址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则在钱塘江流域的东北部、东部。该文化遗址最大特色是所出土的玉器。挖掘自墓葬中的玉器包含有璧、琮、冠形器、玉镯、柱形玉器等诸多器型。此外，良渚陶器也相当细致。
良渚文化遗址中心位于杭州市余杭区西北部瓶窑镇，核心部位于古城“反山、莫角山、汇观山，11条水坝”均在瓶窑境内。1936年发现的良渚遗址，实际上是余杭县的良渚、瓶窑、安溪三镇之间许多遗址的总称，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代表性遗址，1959年依照考古惯例按发现地点良渚命名为良渚文化。遗址总面积约34平方公里。良渚遗址是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一，实证中华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类文化史，申遗成功标志着中华五千年新石器时代文化史得到国际社会认可。[1][2]2019年7月6日，中国良渚遗址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4]
中文名
良渚文化
外文名
Archaeological Ruins of Liangzhu City[3]
年代
距今5300-4000年
地址
太湖流域、钱塘江流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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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背景文化特征分布范围代表文物文化馆院遗留谜团文化价值
考察发掘
良渚文化时期稻作农业已相当进步。稻谷有籼、粳稻之分，并普遍使用石犁、石镰。良渚文化手工业也有很高的成就，玉石制作、制陶、木作、竹器编织、丝麻纺织都达到较高水平。
尤其是琢制的玉器，其数量之多、品种之丰富、雕琢之精美，均达到史前玉器的高峰。玉器上的纹饰主题神人兽面纹，是良渚先民“天人合一”观念的体现和信仰，并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玉器和陶器上还出现了不少刻划符号，这些符号在形体上已接近商周时期的文字，是良渚文化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5]
文化命名
1936年，施昕更在良渚进行了三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和陶器；1938年，出版了《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遗址初步报告》。施昕更成为良渚遗址的第一个发现者，是探索良渚文化和良渚文明的先驱。
1959年，夏鼐先生正式提出“良渚文化”的名称。
1973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的发掘，使人们对良渚文化的认识取得了重大突破，第一次在典型的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玉琮、玉璧等玉礼器，将长期被视为“周汉古玉”的良渚玉器放回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的年代坐标，自此，长期以来笼罩在良渚玉器上的神秘面纱被撩开了。
在前一阶段考古诸多发现的启示下，浙江考古工作者在良渚、瓶窑一带相继发现了反山显贵者墓地，瑶山、汇观山祭坛与墓地，莫角山巨型建筑基址，塘山“土垣”等大型遗址，以及一大批良渚时期的村落遗址和墓地。目前已发现各类遗址135处，它们共同构成了分布密、类型多、规格高的遗址群落。学者们称之为“良渚遗址”，它是整个良渚文化的中心，是探索中国文明起源，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片“圣地”。
2007年，考古学家又发现以莫角山宫殿为中心的四周还有一圈环绕的城墙。这个大发现标志着在七十年考古历程中，继发现良渚遗址、命名良渚文化后的又一个重要的阶段——确立了良渚文明。
遗址发现
1935年5月，在西湖博物馆对杭州一个叫古荡的遗址进行发掘，当时在西湖博物馆工作的施昕更先生也参加了这次发掘，在整理出土器物过程中，有几件器物看上去很熟悉，特别是一件有孔石斧，引起了施昕更先生的注意，这种石斧在他的家乡良渚一带盗挖文物之风盛行，尤其是盗挖玉器，因此，在盗坑附近常散落着一些石器及陶片，施昕更先生从小生长在良渚，对当地的"掘玉"耳濡目染，有深刻的印象。这两地的石斧有没有什么联系呢？良渚为什么也有这种石斧出土呢？这些疑问诱发了施昕更先生回良渚调查的想法。经过多次的调查，施昕更先生采集到了一些陶片，引起了极大的兴趣，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良渚似乎有一个古遗址的存在。将这些情况和想法向当时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先生汇报后，在馆里同意和支持的情况下，施昕更先生开始主持对良渚遗址进行正式的田野考古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