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文化包括什么

A. 侠文化的简介

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宗师梁羽生先生有一个着名的观点，即武侠小说有武有侠，侠是第一位，武是第二位。“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武侠小说家对侠的重视。
侠有二重相关的含义：在事, 是指正义的行为；在人, 则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语）这是普遍承认和接受的。但金庸的小说却有例外。纵观金庸小说的创作道路，不难看出，金庸笔下的主人公有以下四点趋势或特点：
1人物个性越来越突出，侠的共性越来越少，离“侠”的典范越来越远。
2人物的侠气与正义的品质有一条明显的曲线，可谓“侠气渐消，邪气渐涨”。
3人物的侠义典范的理想性越来越少，而人物的现实人性表现越来越多。
4人物的人格力量越来越弱，心理冲突越来越多，社会冲突也越来越重要。社会环境的制约力量也越来越强。
从金庸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书剑恩仇录》到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鹿鼎记》，从陈家洛到韦小宝，正体现了从侠到“反侠”，从伟人到小人的发展方向。这就是金庸小说的魅力所在，他不仅托起高大的侠，还深刻地刻画了一个个真实的“人”，哪怕是小人。

B. 如何汲取和看待侠文化

侠文化是一种美好愿望。
“侠文化”在漫漫的中华历史上有着特殊而又举足轻重的地位。
特殊性在于侠是一种可以说是相当难以定义的东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进行的一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行动皆可以称之为“侠”。
而说侠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妄言，侠文化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华文明起起伏伏而有久经风雨，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的一部分。

C. 古代侠客文化的发源地

中国人似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侠客情结。从先秦到民国，悠悠两千余年，有关侠客的传闻史不绝书，由此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文化，即“侠文化”，其核心是侠客的行侠仗义行为，而侠客情结正是产生侠文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侠义精神包括了惩恶扬善、锄强扶弱、生死不惧、大智大勇、一诺千金、不矜其功等多种美德，而以惩恶扬善、锄强扶弱为其核心，具有十分鲜明的道德价值取向。又因为行侠仗义常常与武功高强联系在一起，武功几乎成为实施侠义行为的必要条件，所以，凡以侠义出名者大多拥有高超武功。这就是中国历史上“侠客”的基本内涵。
在封建社会里，所谓为强为恶者，几乎全部来自社会上层，或为贪官污吏，或为豪强劣绅，因此，侠客的剑锋所向。大抵在统治阶层。
物不平则鸣，社会不平是造成“以武犯禁”的根本原因，也是织就中国人侠客情结的历史根源，诚如《水浒传》所言：“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尽管统治者曾屡屡加以镇压，但因无法改变“社会不平”的本质，因此也就无法从根本上杜绝这种游侠现象。例如自西汉初年起，豫鲁一带侠客迭出，汉景帝时为了加以裁抑，不仅“尽诛”各地游侠，而且族灭了名气最大的郭解，但是，“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了。因此，中国的游侠之风绵绵不绝，大体与封建社会相始终，“以武犯禁”也就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一种持续不断的历史现象。
中国社会历来拥有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如僧道、巫卜、倡优、乞丐、匪盗之类，以及大批江湖中人和游手好闲之人。他们大多数没有正当职业，谋生多采取非常手段，而且往往与秘密社会有牵连。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不稳定的一个社会阶层，常常被视为现存秩序的永恒挑战者。而侠客多为“布衣之徒”，本来就属于社会下层，与贫者弱者可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故“振人不瞻，先从贫贱始”。他们无疑是游民阶层中最具有游离性、最富于冒险性的一群。
侠客们最不愿意受到束缚，他们习惯于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甚至不屑与秘密社会为伍。他们自恃武功卓绝，且行事诡秘，也不太把官府放在眼里。侠客们富于正义感，以惩恶扬善、锄强扶弱为已任。所有这些，决定了他们总是要同那些贪官污吏作对，同社会的腐败丑恶现象作对。

D. 浅谈士为知己者死与侠文化

谢翘蔓

士为知己者死。这是一句流传千古的名言，可是有多少人能真正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含义？单字面意思很好理解：侠义之人愿意为理解自己、是知己的人去死。然而何为侠义之人，何为知己，又为什么他们愿意为知己而献出知己的生命。理解了这些问题才算真正领悟了这句话后面蕴含的精神内涵。

“士”是春秋战国时期典型的知识分子代表，在他们身上充分体现了这个时代的文化观念。此时的文化观念很难用某一派别来代表，但不论是追求哪一派别的士人，他们身上都会有一种执着，甚至更倾向于偏执，对于他们认定的理念、信念会坚定不移地执行下去。而这种理念便是所谓的义，对事要做正义的行为，为人做正义的代表。这便是“侠士”。

常言道。“知音难觅”“人生得一知己足以”类似的句子都说明了知音的难得和可贵。而知音即能赏识士人才华与士人见解相同，信奉同一种义的人。当时士为天子效力，就叫平天下，为诸侯效力，就叫治国，为大夫效力齐家，齐家之前要先修身，修身就是要有本领，要有精神品质，或文或武，这就是春秋的士。士人空有一身本领和才干若无人赏识便无法发挥自身价值实现个人的报负也无法达成自己心中的大义。因此有一个懂自己的知音就显得尤为重要，或将自己举荐与君主，直接得到贤明的君主赏识。主公利用忠诚能干的士人来实现自己的大业，士人在为主公效力的过程中施展自己的才华，实现个人的价值。可谓互相成就了彼此。

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其实是士人为报答知己的知遇之恩，豫让为帮智伯报仇两次刺杀赵襄子。甚至不惜在自己身上涂漆让皮肤长满恶疮吞食炭使嗓子喑哑，最后横剑自刎为的就是如此。

  再往深层次讲士为知己者死其实是为了自己心中的大义而死，如我上面所说知己之所以为知己是因为他和士人所维护的是同一个道义有共同的目标。所以士为知己者死，为知己更是为自己心中的大义。正如荆轲的知己高渐离刺杀秦王一是为了帮荆轲报仇，二也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不受秦国侵略，为了心中的大义向强权政治发起挑战。

中国原始的侠文化集中表现在“士为知己者死”。侠文化中的“知己”更多指“知遇”。整个时代文化观念下对“义”的偏执与士人孤独意识的交织使得士人的潜意识中知遇之恩已胜过生命。报恩即正义，因此为了心中坚守的正义，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然而也正是这种面对生死抉择的凛然成就了春秋战国时期侠士们的美名。

这是士人的气节，叫“士人之气”，这种气节就是“义”，是坚持和认死理，知恩图报，“士不可不弘毅”。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精神。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内涵便是如此。

E. 金庸“侠”和“义”的内涵

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文章，这篇么，我觉的还行。

好像是孔庆东写的。看看吧。

现在对金庸小说的定性似乎很难用简单的“武侠小说”来说明问题了。从地摊读物到文学研究的经典文本，金庸小说从俗到雅的转变除了人们或大众的阅读尺度的放松，很大一部分也与金庸小说本身所包含的文化内涵有关系。陈墨先生的《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一书，从“文化知识论”和“文化精神论”两个部分，很详细地论述了金庸小说与中国文化的天然关系。①其实，金庸小说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不单单仅限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还包括西方文化的传统，比如情节的构思、西化语言的运用、电影手法的运用等等，还包括人物形象的的塑造和刻画，都与西方文化有着扯不断的关系。

当然，作为华人作家的金庸，其作品的根柢还是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金庸的十五部小说，时代背景都是在古代的中国，人物大多是江湖的侠客，表现的主题也都是在此基础上铺衍开来的侠义故事。所以说，侠义精神是金庸小说中的精神母题。

“侠义”二字，按我个人的理解，应该分成“侠”和“义”两个部分。侠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也是较能体现只能中国文化本质的一部分。中国古代对于“侠”的理解可谓是大相径庭，韩非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司马迁则不以为然，他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并做《游侠列传》为侠客高唱赞歌；李白的《侠客行》也对侠客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义”则是儒家的基本论点之一，“仁义礼智信，忠良孝悌行”。在中国人看来，一个人若是大忠大善，那他必定是个极重信义之人，一个若是大奸大恶，那肯定也是个没有义气的人。韦小宝说的更加明白：“一个人若不讲义气，那还不如死了算了。”

金庸的小说，可以说很成功，很精彩地发挥和阐释了中国人精神深处的侠义观念，当然他的小说流传之广，读者之众也就不足为奇了。中国传统的小说很早就渗透着侠义的精神，宋代的话本小说就有专门讲述侠义故事的，四大名着中的《水浒传》可以说就是这个侠义传统的成就。真正意义上的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唐人传奇《聂隐娘》，清代的公案小说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有武侠小说的影子。近代是武侠小说鼎盛发展的时期，平江不肖生、还珠楼主等作者层出不穷，一直到现代的金庸、古龙、梁羽生等，武侠小说可谓兴盛不衰、蔚为大观。当然，对武侠小说的看法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正统学者的批评不胜枚举，但是老百姓们可不管那么多，他们喜欢侠义故事，他们喜欢侠义英雄。在古代，人民的生活极端痛苦，贪官巫吏为所欲为，老百姓无奈之余，就希望有伸张正义、扶危济困的英雄侠士来拯救他们。从西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心中都有一个“英雄情结”，或称“在上情结”，西方文学的源头就是“英雄史诗”，许多读者在阅读武侠小说的时候，都会有代入的现象存在，把自己幻想成为书中的英雄，以得到“英雄情结”的自我满足。

在金庸的小说中，侠义精神得到了重新的阐释，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金庸的十四部武侠小说，塑造了许许多多的形象。“侠”可以说是其中着力塑造的重点，根据金庸先生自己的观点：“侠与英雄的区别在于侠士可以不顾于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正义、为社会、为国家牺牲自己。侠士有一点，就是为了别人利益可以不顾自己的利益。”（按：根据笔者采访金庸先生录音整理）《射雕英雄传》里的郭靖，就是在各类的研究文章中被人津津乐道的“真正的侠”，“对国家忠，对朋友义，对爱情贞”，这是郭靖一生贯穿不便的原则。在《神雕侠侣》中，他助守襄阳，抵抗蒙古的入侵，可以说正是在实践他自己所说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这时的郭靖其实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江湖恩仇框架，完全是把国家兴亡，百姓疾苦与自身联系在一起了，所以江湖上人人都称郭靖“郭大侠”，这并不是因为他武功高，而是因为他为国为民的情怀；《神雕侠侣》中的鲁有脚，武功并不算一流，但就是因为他领导丐帮抗击蒙古，所以人人也称他“鲁老侠”。在金庸的观念里，一个人若要成为侠，不在于他的武功或地位有多高，而在于他是否为国家，为百姓作出了怎样的贡献，或是他为正义，为他人作出了什么。从这里可以看出，与传统文化的“侠”相比，金庸赋予“侠”更多的责任感和正义感。李白的《侠客行》有云：“三杯吐然诺，五岳倒为轻”，古代的侠士可以为报知遇之恩舍生忘死，像荆轲，像专诸，像聂政，与其说他们是侠客，倒不如说他们是政治力量的工具，是为了报答知遇对方来实现自己的自身价值，比如荆轲，他去刺秦决不是想到刺杀秦王能拯救天下百姓，天下太平，而是想到去刺杀秦王能报答燕丹的一番知遇之恩。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

纵观金庸的15部武侠小说，从《书剑恩仇录》的陈家洛到《鹿鼎记》的陈近南，每可称之为侠的人都曾经为国家、为他人、为正义而奋不顾身：陈家洛是反清组织的头目，为了反清复明不惜抛弃自己心爱的女人；袁承志是抗清大将袁崇焕的儿子，名为承志，所作所为当然也是子承父业；胡斐只因恶霸凤天南逼死人命，千里追兇，不畏生死；乔峰更是为了宋辽两国息战，百姓免于战火而自尽而亡；陈近南一生鞠躬尽瘁，为的是光复大明的江山。以上所举的例子，金庸在小说中都作了可歌可泣的描述，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飞狐外传》中的赵半山说的好“咱们学武的，功夫自然有高有，但只要心地光明磊落，行事无愧于天地，那么武功高点的固然好，武功低也是一般的受人敬重。”这句话说的通俗一点，似乎可以理解为“练武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也可以说是金庸小说对于“侠”的最基本要求。

第二、与“侠”相应的是“义”。如果说“侠”是金庸小说的血肉的话，那么“义”则是“侠”的灵魂，是金庸小说中最富有人文精神的一个方面。②围绕着“义”，金庸小说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个豪气干云的故事。《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英雄惺惺相惜的义气；《射雕英雄传》中丘处机和郭啸天、杨铁心的义气；《笑傲江湖》中正教高手刘正风和魔教长老曲洋的琴萧结义；直至《鹿鼎记》中的韦小宝在康熙和天地会之间来回，从头到尾，他也没有作过对不起任何一方的事。武侠小说中常描写到帮会、社团。他们集结的一个根本的原则就是要讲义气，是喝过血酒，拜过关公的，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背叛朋友是要三刀六洞，为人不齿的。在金庸看来，“义”的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肝胆相照，惺惺相惜，一诺千金，不负于人。③在《韦小宝这个小家伙》一文中，金庸写道：“中国人讲义气，是中华民族能够保存下来而且发扬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重视情义当然是好事。。。。。。一个人群和谐团结、互相爱护，在环境发生变化时尽量采取合理的方式与之适应，这样一个人群，在与别的人群斗争时自然无往而不利，历久而常胜。” ④

当然，金庸小说的“义”和一般的哥们义气自然是不一样的，旧派小说一味强调无原则的江湖义气，快意恩仇，这在金庸小说里是看不到的。因为所有的义气必须有一个前提------“正义”，与正义相联系，或以正义为基础，有时为了维护正义，当然“大义灭亲”也是难免、义不容辞了。《神雕侠侣》中杨过在不明杀父真相的情况下，屡次欲杀郭靖，但是当了解到父亲杨康的可恶行径之后，马上就放弃了报仇的念头；《倚天屠龙记》中宋青书杀害师叔莫声谷，父亲宋远桥最终也是大义灭亲，成就师兄弟的恩义。

F. 侠文化的侠义模式

当代学者韩云波曾将中国古代游侠区分为三种侠义模式： 私剑之侠是以先秦游侠为基础而形成的侠文化模式。
私剑之侠是先秦游侠的最基本的形式,在当时养客蓄士之风大盛的历史条件下,不忠于朝廷而效力于私门,充当食客、死士,在生存方式上有强烈的依附性。由于他们主要书贵族奴隶社会基本结构之外的自由民,一方面没有名位爵禄的羁束,另一方面也无法进入贵族上层社会的核心,因此,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行动,活动能力也非常强。即使违犯法禁,也会受到所“养”者的庇护。在他们和所养者的关系上,既有长期归附的,也有临时依附的。
私剑之侠的最大特点是他们的私剑性。他们的行为伦理,符合的是社会私门力量的要求,而与朝廷的礼法相背离。
在私剑的支持下,养客者常常获得足以与公室抗衡的强大势力,成为游刃于列强间的高级“游侠”。当时私剑之侠,人数众多,势力壮大,但最终只是别人的工具,而不能在历史和文化上有所建树,也不能进入中国侠文化的主流和核心。
私剑之侠中较为特殊的一类人是刺客。对于先秦的刺客,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之外另立《刺客列传》,并不认为他们是游侠。但刺客情形本来十分复杂,其中也不能排除侠的因素。后人则常常将刺客中的相当部分认为是侠客。
秦汉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私剑之侠进一步从侠文化的主体地位淡出。养客蓄士之风虽然仍旧代有承传,却在难达到先秦的鼎盛。
西汉中叶以后,私剑之侠就再也没有进入侠文化的主流。
在历史上,他们以保镖打手、看家护院等形式谋求生存之道。在小说里,他们至多不过是皇上的“御猫”、清官的爪牙,虽也“游行村市,安良除暴,为国立功”,但那已经不是私剑之侠本身的光彩,而是清官的光彩了。 先秦之侠,虽以私剑为主流,缺乏对侠义道德有意识的积淀培养,但在具体的侠义行为之中,人是有感情,有理智的动物,一种对侠义伦理原则的崇尚,已经在暗中生长。
到汉武帝在位,是中国历史上游侠极盛的时期,也是游侠历史发生极大转折的时期。汉初60年来,游侠不仅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立于强世”,而且“权行州域,力折公侯”,俨然是民间社会的实际控制者。汉武帝即位不久,就意识到朝廷受游戏江湖的威胁,着手采取措施加以打击限制。
司马迁在《史记》中,对侠进行清理和规范,描述了他心目中理想的“道义”之侠。
塑造“道义”之侠的工作,司马迁分为了两步。
第一步,是对侠的范围做了带有明显伦理道德倾向的严格界定。他把世俗江湖游侠分为了三大类:第一类是民间江湖、豪杰雄强之侠;第二类是投靠官府、王公贵族之侠;第三类是为非作歹、侵凌孤弱之侠。在这里,他排除了二、三类的“侠”,仅留下了“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以及“虽为侠而逡逡有退让君子之风”的君子之侠。
在这个基础之上,他进行了第二步的工作,努力构建一套道义君子之侠的人格准则。
一是侠义人格。
在《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以“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为“仁”,既是要求社会的公平;以“不既信,不倍言”为“义”,既是要求人格的真实。两者的完美结合,就是侠的理想道义,也就是“侠义”。
后人的种种言论,可以作为理想侠义的注脚,大家可以在各个武侠小说中对号入座。
二是信义人格。
“信”并非侠的独有文化品格,但任侠之士把“信”的原则强调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使它成为侠义人格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只忠于自己行侠仗义的道义责任,言出必行,行必有结果,即使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信守诺言。
游侠的信义人格与儒家之“义”是相冲突的。《孟子·离娄上》: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而游侠却将“言必行,行必果”作为金科玉律。这导致侠的心意最终与文化主流相背离,在“私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一变为置争议于一侧的朋友义气,再变为谨守绿林集团内部利益的“行帮道德”。
司马迁之后,游侠黄金时代即告结束。新的历史形式下,“天子切齿,卫、霍改节”,布衣乡曲之侠受到朝廷的严厉打击,再也无法恢复昔日的威势。这时的游侠,就从道义之侠迅速蜕变为江湖之侠,开始了侠文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侠走入江湖,受到朝廷的激烈排斥,自《后汉书》起,历代正史就再也没有“游侠列传”的位置了。
道义之侠虽然在现实中发生了种种蜕变,但司马迁所称扬的“仁”和“义”,却成为中国侠文化贯穿始终的两大精神支柱。 章太炎《检论》卷九中说:“其在蒿莱明堂之间,皆谓之侠”。顺民即“蒿莱”,朝廷即“明堂”,而在这二者构成的“官民”二元结构之外游离着的那些一切不稳定的成分,都可以称为“侠”。
章太炎的说法,显然把侠的范围无限扩大化了,但侠的江湖模式也因此得以形成。
江湖为五湖四海、三教九流,为民间世相的一个大而又大的大杂烩,不认同于“官”,也不认同于“民”。
私剑之侠退出主流,道义之侠成为理想,江湖之侠遂崛起于社会现实之中。江湖之侠不是江湖的全部,也不是侠的全部,但在东汉三国以后,它却既是江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侠的现实存在的主流。
江湖之侠区别于私剑之侠、道义之侠的重要特征,一是他们的日常生活,所注重的并非道义或政治评价,他们是重行动的现实行为者,以此区别于道义之侠;二是他们在社会中的现实地位,不依附于别人,游走天下,浪迹江湖,以此区别于私剑之侠。
江湖之侠成为最普遍也是最复杂的侠义存在方式,其内涵既无统一的标准,其外延也常常是模糊的,“以正行之者谓之武毅,其失之甚者至于为盗贼也”,是一个并无严密系统的大杂烩。
从汉代游侠的极大兴盛开始,江湖之侠的成分在侠的发展历程中滋长,日益壮大。一方面,他们结私交,为豪强,纵血性,充分体现侠之本色,成为豪侠,轻侠。一方面,他们或者疏财货,明恩仇,成为义侠;或者为豪暴,恣欲望,成为侠中的枭雄与流氓,成为社会的败类和末流。而这些,都一起构成了侠在其中扮演这重要角色的江湖。
后世之江湖,成分颇为混乱、复杂,三江五湖,三教九流,尽在其中。 私剑之侠、道义之侠、江湖之侠,这三种侠义模式,在历史的具体存在和文学的具体描绘中,他们并不是截然分开和孤立地存在的。在历史发展的纵向坐标上,他们并行发展,只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各领风骚。在横向坐标上,他们交错并存。但他们的大致属性,荏苒是有迹可循的。
一般来说,道义之侠主要是文化之侠,表现于侠义的理想构件和侠义的文化描述,以及具体侠义行为的精神抽象上;而私剑之侠,主要表现为与朝廷为代表的统治势力相妥协的现实之侠;江湖之侠,主要是不与朝廷为代表的统治势力相妥协的现实之侠。 ?

G. 侠文化的什么是侠

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一种饱含着梦幻与荣光的意志，无论于理是合是悖，无论于法是反是违，侠永远固执着心中不变的追求。而这追求，是在呼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执法不公正时，在合情不合理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代行着公平执法、救难救急的使命……
“侠文化”在漫漫的中华历史上有着特殊而又举足轻重的地位。特殊性在于侠是一种可以说是相当难以定义的东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进行的一种“路见不平一声吼”的行动皆可以称之为“侠”。而说侠文化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并非妄言，侠文化可以说是伴随着中华文明起起伏伏而有久经风雨，同时它也可以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缩影的一部分。

H. 侠文化的介绍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武侠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而搬上荧幕。不能否认，武侠小说影响了更多的人。它已不只是一种文学形式，还是一种新兴的文化。若要问武侠小说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武侠迷们会告诉你，因为它的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因为它的精彩激烈的打斗场面，更因为它所塑造的伟大的人格形象——这就是“侠”。

I. 什么是中国的武侠文化

作家杨大侠指出，武侠是华人界特有的一种流行文化。武侠文化以各式侠客为主角，神乎其神的武术技巧为特点，刻画宣扬侠客精神。

J. 武侠文化的介绍

武侠文化是华人界特有的一种流行文化，体现于武侠类作品的盛行，乃至影响到小说，漫画，影视，电子游戏，音乐等各种媒体。武侠文化以各式侠客为主角，神乎其神的武术技巧为特点，刻画宣扬侠客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