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运河文化带什么时候开建

⑴ 中国大运河是哪个朝代开始修建的

中国大运河始建于公元前486年，时值中国古代的春秋时期。

大运河肇始于春秋时期，完成于隋代，繁荣于唐宋，取直于元代，疏通于明清。大运河的开通，自此打通了南北交通的大动脉。贸易往来日益增多，文化、思想、观念、艺术等精神领域的交流亦不断延伸扩展。

中国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大运河三部分，全长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个纬度，地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等8个省市，纵贯在中国华北大平原上，通达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中国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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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运河的开凿始于公元前5世纪，7世纪完成第一次全线贯通，13世纪完成第二次大沟通，历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与水利功能。大运河并不是一次性建成的。有隋唐大运河和元代京杭大运河之分。

大运河最早的一段位于江苏境内。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了进攻齐国，运兵运粮，征调大批民夫，在长江与淮河之间，开凿一条运河，叫做“邗沟”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相继修建了一些渠道。这些渠道虽然断断续续，却使大运河的开凿，在江南和中原地区初具规模了。

随着南北政治、经济和文化日益发展，修凿的局部运河，已经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尤其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越来越占重要地位，沟通南北水道已经成为社会经济交流的迫切需要了。

于是，历史到了隋朝时期，大运河第一次成型，史称隋唐大运河。它以洛阳为中心，南起杭州，北到北京，它贯穿河北、河南、江苏和浙江等省。运河水面宽30至70米，长约2700多公里。这条运河运营了五百多年，历经唐朝、五代、宋朝，到南宋末年因部分河道淤塞而衰落。

取而代之的是京杭大运河。元朝取代金和南宋之后，在北京建都，将大运河南北取直，不再走洛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行程缩短了九百多公里，又运行了七百多年，直至今日。

中国大运河贯穿5大水系，流经6省18市，溯游1797公里，2500年间，中国大运河联通南北、贯穿古今，随“国运”起伏而几经衰荣。流淌到今日，中国大运河作为沟通南北交通要道的漕运时代已经终结，但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活化”之河的时代已然开启，闪烁出中国文明之光芒。

⑵ 京杭大运河是什么时候开凿的

京杭大运河始建于春秋时期，是春秋吴国为伐齐国而开凿，隋朝大幅度扩修并贯通至都城洛阳且连涿郡，元朝翻修时弃洛阳而取直至北京，开凿到现在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坎儿井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三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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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杭大运河地理位置

京杭大运河全长1794千米，截止2012年，京杭运河通航里程为1442千米，其中全年通航里程为877千米，主要分布在山东济宁市以南、江苏和浙江三省。

京杭大运河流经北京市通州区，天津市武清区，河北省廊坊市、沧州市、衡水市、邢台市，山东省德州市、临清市、聊城市、济宁市、滕州市、微山县，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淮安市、扬州市、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苏州市，浙江省嘉兴市、湖州市、杭州市20个市区，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⑶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

一、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及相关活动，适用本决定。

本决定所称大运河文化带，是指国家和省有关规划确定的大运河江苏段范围内，以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为引领，统筹推进大运河沿线文化、生态、经济和社会建设的综合发展区域。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应当落实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遵循文化引领、统筹推进，科学规划、优化布局，强化传承、创新发展，突出保护、合理利用的原则，将大运河文化带打造成高品位、高水平的文化长廊、生态长廊、旅游长廊，共建共享民生家园。三、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一领导和统筹协调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审议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重大政策、重大问题，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事项，督促检查重要工作落实情况。省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做好日常工作，具体落实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的综合协调、组织推进和督促检查。有关设区的市和县（市、区）应当建立相应机制，统筹协调本行政区域以及与相邻行政区域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

省、有关设区的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将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承担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实施主体责任，明确有关综合管理部门、行业主管部门和相关单位的责任，建立工作会商协调机制，共同做好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工作。四、省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国家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方案，组织制定相应的实施规划、方案，按照规定程序批准后公布并组织实施。

省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省相关规划、方案，制定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价值阐释弘扬、河道水系治理管护、现代航运建设发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等专项规划，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组织实施。

有关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应当依据省人民政府制定的相关规划编制本地区实施规划，按照规定程序批准后公布并组织实施。有关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依据上级规划制定本地区实施方案，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大运河沿线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相关规划、方案明确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要求纳入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五、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的保护范围和要求以申报世界遗产文本《中国大运河》为准。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运河遗存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由省人民政府划定并公布。在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内的建设项目应当严格控制，并依法经国家文物部门同意；落实建设项目遗产影响评估制度，实行土地出让或者划拨前工程建设考古前置制度，考古调查、勘探由省文物部门组织，所需费用由财政承担。除防洪调度、工程抢险等特殊情况外，不得损害大运河河道、堤岸、历史遗存和文物古迹。

省文化和旅游、文物、住房和城乡建设等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大运河遗产资源调查、认定、登记和社会发展见证物征集收藏，建立大运河文化遗产名录和档案制度，健全大运河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级分类保护制度，设立全省统一的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和展示标识系统，支持符合条件的大运河沿线地区申报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划定历史文化街区，确定需要保护的历史建筑。

省、有关设区的市和县（市、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大运河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协调机制，明确文物保护相关机构承担专业保护职责。大运河沿线的县（市、区）人民政府建立大运河文物保护员制度，纳入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六、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深入挖掘和全面阐释大运河遗存所承载的历史文化，提炼升华大运河文化的当代价值和时代精神，引导人们真切感知沿线城镇和乡村因河而生、因河而兴的发展脉络、文化传统和情感纽带，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省地方志、档案、社科研究、出版等部门和单位应当组织力量，加强江苏大运河文化研究和成果出版工作，编纂江苏大运河志书，收集整理江苏大运河档案资料并向社会公众开放。鼓励和支持编写适合中小学生特点的大运河文化读本读物，开设乡土教育特色课程。七、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科学规划和建设大运河文化博物馆、非遗馆、遗址公园等展陈设施，对现有展示空间进行功能提升和展陈优化，加大藏品征集力度，重点打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时代经典之作，防止简单重复、同质竞争和商业化。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相关部门应当优化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的社会环境和文化空间，推动大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引导和支持沿线地区打造楚汉文化高地、淮扬文化高地、吴越文化高地、金陵文化高地。

⑷ 运河什么时候开发

灌溉运河与农业同时产生,中国早期的运河开发,以东南而论。早在河姆渡和跨湖桥时期就已经开始。先秦时期,亦有多条史书可考的运河。
运河是沟通不同自然河流、不同水系或大海的人工河道。运河的出现和运河体系的形成是人类认识自然、利用自然的杰作，同时运河的发展又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中国古代运河是一个历经两千五百多年的发展、凝聚了无数先民的心血与智慧、表现出中华民族创造精神的伟大而复杂的工程。在古代运河发展和全国水运体系形成的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必然会呈现出阶段性特点。正确区分这一过程的各个发展阶段，认识它的阶段性特点，是中国运河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但目前的运河史着作多是以朝代发展为线索来论述运河发展的历史，少有从运河自身发展的角度来探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本文拟就中国古代运河体系发展的几个阶段作一探讨。
一、春秋战国区域性运河体系初步发育时期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是中国运河产生和区域性运河体系初步发育的时期。在这一时期，各诸侯国出于争霸战争或经济生活的需要，开始有目的的开挖运河，一批早期运河应运而生。最早开凿的运河当属楚国庄王时期（前613~前590）孙叔敖主持开凿的沟通江、汉的“荆汉运河”和联系江、淮的“巢肥运河”。孙叔敖引发源于湖北荆山南流入长江的沮水，与发源于郢都（今湖北荆州北）附近北流入汉水的扬水相接，使长江中游的干、枝流荆江与汉水在郢都附近得以沟通，故称荆汉运河。后伍子胥率军伐楚，曾疏浚此河，所以又称“子胥渎”。孙叔敖又将发源于鸡鸣山分别流向淮河和长江的同源而异流的两支肥水在合肥附近凿河连接起来，沟通江、淮两大水系。因东南流的肥水需汇入巢湖后再入长江，故名巢肥运河。春秋末期的吴国为攻越、征楚和伐齐，争霸中原，曾先后开凿了堰渎（从太湖西接长江）、胥浦（从杭州湾北通太湖一带）、古江南河（南起吴都北至渔浦）、百尺渎（由吴都通往钱塘江北岸）、浙东运河（又名山阴故道，由绍兴至上虞，一说为越国开凿）、邗沟和菏水等数条运河。其中，邗沟的开凿在运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筑邗城（今扬州），城下凿河，引江水北行至山阳湾末口（今淮安）入淮河，将江、淮两大水系连接起来，成为后世京杭运河的滥觞。前482年，吴人又“阙为深沟通于商（宋）、鲁之间，北属之沂，西属之济”。（《国语·吴语》）即从菏泽引济水东流入泗水，沟通黄、淮两大水系，史称菏水运河。由吴国开凿的运河，南通钱塘，北入黄河，沟通江、淮、河、济和钱塘，初步将几大江河流域联系在一起。在东方的齐国，于都城临淄附近开凿了沟通淄、济两水的淄济运河。因济水西通中原，从而加强了临淄与中原地区的联系。
战国时，魏国开凿了鸿沟，自今河南荥阳引黄河水东流经大梁城(今开封市)，折向南注入颍水, 将黄河与淮河支流颍水联接起来，同时又连接了黄淮之间的济、濮、濉、涡、汝、泗、菏等主要河流。鸿沟、菏水和邗沟等运河的开凿，使江、淮、河、济四渎得以贯通，大大便利了南北交通，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沟通“四渎”(长江、黄河、淮河及黄河支流济水)的区域性运河体系。《史记·河渠书》记载：自禹治洪水之后，“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与济﹑汝﹑淮﹑泗会。于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于齐，则通淄、济之间。”[1] 这是一个沟通关东大平原中众多河流的东方水运交通网络，它将函谷关以东的大半个中国联系在了一起。[2]
早期运河的产生和运河体系的初步发育是先民们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也是各诸侯国之间政治军事斗争的产物，但也反映出各地区人民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客观需要。尽管各诸侯国运河自成一体，但以各诸侯国国都为中心的区域运河体系已经初步发育成型，吴之姑苏、魏之大梁、楚之郢都等就是这样的区域运河中心。江、淮、河、济四渎之水已经被连接起来，南北和东西水运通道已隐约形成，一个以各诸侯国运河为基础、连系广大关东地区的庞大的运河体系已开始出现，进而奠定了后世全国运河体系发展的基础。
人工河流不仅弥补了天然河道的不足，而且也极大缩短了各流域之间的距离，便利了各流域居民之间的交往，加强了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促进了一批经济都会的兴起。而经济文化的频繁交往，又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条件。
二、秦汉魏晋南北朝全国性运河体系初步形成时期
秦汉隋唐魏晋南北朝（前221~公元581）是各地运河普遍发展、全国性运河体系初步形成的时期。秦汉统一王朝的建立，为运河的发展和全国性运河体系的形成创造了条件。秦王朝重视经营水运系统，决通川防，疏浚鸿沟，沟通济、汝、淮、泗等水道；开凿连接湘、漓二水的灵渠，沟通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越绝书·吴地传》）疏浚由姑苏（今苏州）至钱塘（今杭州）的水运通道；令赭衣（囚徒）三千人开凿由镇江到丹阳的曲阿河（江南运河镇江段），即在古江南河和百尺渎基础上，进一步开浚江南运河。从此，黄、淮、江、珠四大水系被连接起来，黄河流域的船只可由水路直达岭南。秦都关中，由渭水、黄河和济水以及鸿沟、菏水系统构成的东西运道将政治中心的咸阳与经济重心的陶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而为源源不断地向关中漕运物质提供了便利的水运条件。
西汉时期，继续加强对全国水运网络的经营，先后修建了由长安直通黄河的关中漕渠和沟通黄河与淮河的荥阳漕渠，重点整治了黄河三门峡的砥柱之险。武帝元光六年（前129年），水工徐伯主持开凿漕渠，自长安引渭河水沿渭河南岸东行150公里，至潼关附近入黄河。渠成，可行700斛大船，极大地增强了关中地区的通漕能力。荥阳漕渠为鸿沟水系的改造利用，它由荥阳北引黄河水东出，分为两道，一道由鸿沟旧道通颖水，至寿春入淮；一道由陈留东南行入泗水，再南下通淮，是为汴渠。汉初，吴王刘濞经营东南，曾组织民力疏浚邗沟，并开茱萸沟由扬州直通海陵仓以取东海渔盐之利，进一步增强了运河的经济功能。这一时期，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已初步形成，由漕渠、黄河、鸿沟、汴渠、邗沟等构成的东西水运通道成为交通大动脉，每年由此运道输往关中的漕粮在400万石左右，多时达600万石。
东汉初年，大司空张纯主持开凿阳渠，连接都城洛阳与黄河，各地漕船可直抵洛阳城下。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王景治河，导黄河使由千乘入海，并用堰流法修成浚仪渠，黄河此后数百年得以安澜。顺帝阳嘉年间（公元132—135年），又重新治理原属鸿沟系统的“汴渠”，沿岸垒石为堤，以固运道。这些运河的开凿和治理，使洛阳成为当时全国的水运中心。东汉末年，广陵太守陈登又开“邗沟”新道，使运道更为畅通；曹操在河北平原上开凿了白沟、利漕渠、平虏渠、泉州渠、新河等一系列运河，建立起以邺城为中心的河北平原水运网络。邺城漕船由漳水、利漕渠、白沟、平虏渠、泉州渠、新河，向北可直抵河北平原北端的滦河下游，向南可由黄河抵达江淮，直至钱塘，一条贯通南北的水运大通道初步形成。
魏晋南北朝时期，因国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全国性运河体系的发育受到制约，但区域性运河系统仍在不断拓展。曹魏政权在黄淮平原上开凿了淮阳渠、百尺渠、广漕渠、讨虏渠、千金渠等运河，加强了江、淮、河、海之间的水运联系。东吴政权为方便建业(今南京市)和三吴地区的水运联系而开凿了破岗渎，缩短了绕道长江的航程。西晋杜预开凿了扬口运河，加强了江汉地区的水运联系。东晋谢氏叔侄谢安、谢玄疏浚苏北运河并筑邵伯埭蓄水利航。
这一时期，运河沟通的范围更加广阔，运河通航已南过五岭，北连滦河，西通关中，初步发育成为全国规模的运河交通体系，并首次将海河、珠江水系纳入到这一体系中。一个以中原地区为中心、北通涿郡（今北京市）、南达岭南、西接关中的水运网络初步形成。即使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割据状态下，区域性运河系统仍在不断发展，并隐隐形成一个南北沟通、东西贯通，连接钱唐、长江、淮河、黄河和海河等水系的运河大通道，从而隋唐代大运河的开凿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运河的政治军事功能依然突出，运河的开凿首先是为了保障都城的物质供给，其次是为了运兵载粮的需要，故政治力量的推动和战争的需要依然是运河发展的主要动力，运河体系的发育也是以都城为中心向外散射扩展的。长安、洛阳、邺城、建康（南京）等都曾做过运河的中心。与此同时，运河的经济文化功能开始显现出来。运河交通已经开始成为各地区居民之间进行经济文化交往的重要方式，它促进了全国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和统一，也成为秦汉时期维持和发展全国统一局面的重要条件之一。（P43）是时，“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商品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一些运河沿线及枢纽区域的村落城邑特别是都城凭借发达的水运交通条件，逐渐发展成为着名的经济都会，长安、洛阳、邺城、建康等就是当时最为重要的经济都会。
三、隋唐全国性运河体系全面发展时期
它由广通渠、永济渠、通济渠、山阳渎、江南河五段组成。
广通渠，又称漕渠，是连接东西两京的水运通道。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4年），命宇文恺修复西汉的关中漕渠，从咸阳西堰引渭水经长安城北，循西汉漕渠故道，至潼关入黄河。渠成，名广通渠，又名富民渠，后改名永通渠，全长150余公里，潼关至洛阳一段利用黄河水道。
通济渠，自东都洛阳至盱眙，沟通河、淮水系。隋炀帝大业元年(公元605年)三月，征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自(洛阳)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3] 该段运河自洛阳城西开始，引谷、洛二水过城南，东北经偃师，至巩县洛河口入黄河；又自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东北的板渚引黄河水东南入汴渠，至浚仪(汴州)；又东南行，经今河南杞县、睢县、宁陵、睢阳(今河南商丘)，行古蕲水旧道，经夏邑、永城、安徽省的宿县、灵壁、泗县，在今江苏盱眙北入淮河，全长约 1000公里。
山阳渎，利用春秋时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旧道改造而成，北起山阳（今江苏淮安），南到今江苏仪征东南的扬子，沟通江、淮水系。隋文帝为南下灭陈，重浚邗沟，名山阳渎。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又发淮南民10余万重修山阳渎，引故渎由扬子入长江，并全线加宽加深。
永济渠，自东都洛阳直达北方军事重镇涿郡，沟通河、海水系。炀帝大业四年(公元608年)春正月，“诏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4] 该段运河自今河南武陟西北沁水北岸开渠，引沁水北向经淇(今淇县)，利用曹操所开白沟，至陶馆，以下另开新渠经临清(今河北临西)、德州(今山东德州)、静海，至独流口折向西北，又经永清与漯水，达于涿郡(治蓟县，即今北京市)，全长1000多公里。

江南运河，沟通长江与钱塘江水系。炀帝大业六年(公元610年)，重浚江南河。自京口(今江苏镇江)引长江绕太湖之东，直达余杭(今浙江省杭州市)，全长400多公里。[5]
隋朝开凿的南北大运河，西抵长安，北通涿郡，南达杭州，全长2700多公里，沟通了海、河、淮、江、钱塘五大水系，流经今天八个省市，连接了华北、黄淮和长江下游三大平原，形成了以长安、洛阳为轴线，以黄河为基干，以洛阳为起点，向东北(永济渠)、东南(通济渠)辐射的庞大水运河网。这一放射状水运河网正与华北大平原的地形大势的走势相一致。横亘于大平原的黄河河道(含故道)高踞平原之上，构成平原南北两大部分的分水岭，恰似一张树叶的主脉，两侧河流好似支脉以黄河干流为中心向南北作放射状分流。这种形势不仅使南北运河有了水源有保证，而且也顺应了西高东低的地貌条件，充分利用了各条河流的自然流势。隋代大运河规划之严密，布局之合理，水利技术之高超，不愧是世界运河史上的杰作。
从春秋时孙叔敖开凿“荆汉运河”和“巢肥运河”起，至隋朝建立，历经千余年的发展，运河终于发育成为全国规模的运河体系。随着隋王朝的建立，一个全国划一的运河体系的建设正式提上日程。隋代大运河是在前代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周密计划、科学规划、新开运河与疏浚旧河并举而兴建起来的庞大规模的运河系统。
唐朝继承了隋代的运河遗产。唐代的运河系统是在隋代大运河的基础上经过局部变更和整修而形成的。主要运河工程包括对汴渠、山阳渎、江南河和永济渠等进行多次疏浚、整治，开挖三门运河（开元新河）、涟水漕渠（官河）、湖州运河、义征运河等。其它如武德七年（624年）尉迟恭凿治百步洪、吕梁洪，开元年间（738~739）齐浣开挖伊娄河、广济新河等。发达而完善的运河系统为唐代的经济繁荣和文化昌盛奠定了基础。
四、两宋全国运河体系繁荣发展时期
两宋（960~1279）运河是以开封、杭州为中心，以汴河、江南河为主体，全国性运河网络繁荣发展时期。北宋建都开封，依然沿用隋代的运河系统。在重点经营汴河的同时，还相继开凿了由开封通往山东地区的五丈河（广济河），通往西南和南方的蔡河(惠民河)以及作为五丈河水源的金水河。黄河、汴渠、蔡河、五丈河合称遭运四渠，共同构成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网络。此外，宋初还全面疏浚流了向边境地区的河流。在今河北境内开凿了清苑运渠，于清苑（今保定）界开掘徐河、鸡距河入白河，后又自深州（今深县南）新寨镇开新河，导胡卢河水凡200里至真定府（今正定）以通漕运，以便向边境驻军输送粮赀；为保障江淮地区的运道畅通，北宋还重点整治了邗沟故道（宋代又称楚扬运河），并在其两端开凿避江、避淮的延伸线，淮河南岸由淮安至泗州的沙河、龟山运河等即为避淮河风涛而开凿的辅助运河。为加强与岭南地区之间的联系，北宋还重修灵渠，增设斗门以提高运力。
北宋运河系统的发展不仅是漕运中心由洛阳转移到开封的变化，而且也由于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由汴河、邗沟、江南河构成的南北运河的地位日趋显得重要，实际上成为北宋王朝的经济命脉，每年由此输往京师的漕粮既达600万石。北宋运河系统的发达，运河建设的成就，漕运的繁荣，漕运体系的完善，朝廷对运河的依赖程度，都超过以往。但同时由于燕云十六州的丧失，北部边境线南移，河北境内的运河主要以向边境驻军输送粮草为主，运河功能发展受到制约，且有时断时续之虞。通向关中的运道重要性下降。宋室南迁后，大运河南北交通暂时中断，全国性运河网络的发展受到影响，但以杭州为中心的区域性运河系统又重新生成。这时的江南运河成为南宋王朝的生命线，浙东运河得以开凿，一批新的运河如得胜新河、荆溪、官塘河、金坛运河、上塘河等相继建成，一个以杭州为中心的联系更加密切、功能发挥更为充分的新的运河网络逐渐形成。有赖通畅而发达的漕运系统和江南经济重心区的优势，南宋王朝才得以偏安不辍。
五、元明清全国运河体系高度发展与终结时期
元朝定都大都（北京），运河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为解决南粮北运问题，元政府对隋唐大运河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和开发，重新开通了大运河河道，自南而北先后开凿了三条新河。至元二十年(1283年)，开济州河，自济州(今济宁市)至东平之安山，长150里，引泗水、汶水为水源。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会通河，南至安山与济州河相接，北到临清入御河。《元史纪事本末》载：“至元二十六年，开会通河。从寿张县尹韩仲晖等言，开河以通运道，起须城县安山渠西南，由寿张西北至东昌，又西北至临清，引汶水以达御河，长二百五十余里，中间建闸三十有一，以时蓄泻。”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惠河，引白浮山泉为水源，自通州至都城，仅50里，但开河总长却160里，其间置闸坝20处。通惠河的开凿使京杭大运河首次实现全线贯通。至正二年（1342年）春，开京师金口河，自通州南高丽庄起，东流合御河，接引海运至大都，全长120里，河深5丈，广5仗。以上所开新河河道皆在汴河以北，汴河以南主要利用了隋唐以来的江南运河、淮南运河等旧河道。
重新开通的南北大运河以大都为中心，从大都出发，经通惠河至通州，由通州沿御河至临清，入会通河，南下入济州河至徐州，由泗水和黄河故道至淮安入淮扬运河，由瓜洲入长江，再由丹徒入江南运河，直抵杭州，沟通河、海、江、淮、钱塘五大水系，全长1，500余公里。元代大运河不再绕道洛阳，而是从大都起，直穿山东、江苏全境，径抵江南，由原来的“弧”形变为“弦”形，路程缩短，把南北方各大经济区更直接地联系起来，由此奠定了此后京杭大运河的基本走向及其规模，这是运河水道的又一次重大转变。至此，完全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最终形成。
明清两朝相继建都北京，继续沿用元代大运河作为连接北方政治中心与江南经济重心的水运通道。为确保这一交通大动脉的畅通，明清两朝都不遗余力地经营运河，使运河的功能和作用得以充分发挥，进而将古代运河的发展推向一个高峰。
明清两朝对大运河的治理，主要是围绕解决水源、保护河堤、疏浚河道、治黄保运、利用河闸围堰以控制调节水量等问题展开。其中“治黄保运”为运河治理的主要目标。因徐州至淮安清口一段运河需借助黄河河道作为运道，黄河经常决溢、迁徙。一方面要防止以河害运，即黄河北决，冲断北段运河，淤塞运道；另一方面又须“以河利运”， 即防止黄河脱离运道，不至于水源枯竭。
会通河是大运河北段治理的主要河段。元朝中后期，由于黄河经常泛滥，加上水源缺乏等原因，会通河段非淤既决，以至元末不得不以海运为主。为解决水源不足和河道淤塞问题，明代首先重浚了会通河。时人丘浚在《大学衍义补》中记其事说：
“济宁州同知潘叔正因州夫递运之难，请开会通旧河。朝廷命工部尚书宋礼发丁夫十余万疏凿，以复故道，又命礼部侍郎金纯自汴城北金龙口开黄河故道，分水下达鱼台县塌场口，以益漕河。十年，宋尚书请从会通河通运。十三年，始罢海运，而专事河运。”[6]
宋礼等人采用汶上老人“南旺导汶”的建议，引汶水入南旺，利用南旺南北水脊的有利地势，将汶水分成两股，7/10北流入临清，3/10南流入泗水，成功地解决了会通河的水源问题。经过这次治理，京杭大运河运又重新恢复了交通动脉的功能。之后，为使运道避开黄河和泗水的侵扰，使黄、运分离，从明隆庆至清康熙中期，前后约120余年，对徐州至清口段的运河，曾多次开凿新河，先后开凿了南阳新河、泇河、通济新河、皂河、张庄新河、开河等人工运河600多里，使运河和黄河基本分离，[7] 从而避免了因黄河决口泛滥而淤塞运道的后果。此后雍正和干隆两朝，对大运河又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疏浚治理，先后兴建了一些水利设施，提高了运河的航运价值，保证了运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畅通。
淮扬运河是大运河南段治理的重要河段。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陈瑄接受山阴故老的意见，疏浚宋代所开沙河故道，由管家湖引水入河，并更名为清江浦。“自淮以北，沿河立浅铺，筑牵路，树柳木，穿井泉，自是漕法通便”。淮扬运河穿行于湖泊之间，水情变化复杂，船行其中时有风涛之险。对这一河段的整治，主要采用开挖月河的方法，使河湖分离，以避诸湖风浪之险。明宣德七年(1432年)，陈瑄筑高邮、宝应、汜光、白马诸湖长堤，在堤上修纤道并在高邮湖堤堤内凿渠40里。同时在运河东岸置平水闸数十座以保持运河水位，俟其水涨 ，听其自泄，使“上河之水蓄泄有常，下河之水涨落以渐，水年不至于淹漫 ，旱年不至于干涸。”“自是“塘岸益坚 ，河底益深 ，便遇干旱，(漕船 )并不壅塞 。”[8]清代，在靳辅、陈演主持下，于漕船必经的清水潭，修成数十里堰月形堤坝，使水流湍急的险要河段，变成漕船“永无漂溺之患”的“永安河”。
清口运河枢纽工程是淮扬运河治理的重点工程。洪泽湖出口处的清口为黄、准、运三河交会处。为防止黄河淤塞清口运道或倒灌洪泽湖，保持清口运道畅通，清代实施了三大工程：一为逼黄引淮工程。先是明代潘季驯用“束水攻沙”、“蓄清刷黄”的方法，筑洪泽湖高家堰大坝。康熙年间靳辅主持河政，采用“蓄清敌黄”、“引清刷黄”的方法，修湖口大墩，逼清水二分济运，八分敌黄；二为南运口改建工程；三为灌塘济运工程。清口运河枢纽工程是中国运河史上最高水平的“巨工”，其耗资之巨，用工之多，费时之久，亦为运河史上少见。
为调节水位、保障运道畅通，明清两朝在运河上广筑堤坝、堰闸。着名者如淮安运河段的仁、义、礼、智、信五坝，淮安运河长堤，淮扬运河西岸的高邮、宝应、汜光、白马诸湖长堤，瓜洲通江口15座过船闸坝等，这些工程都有效地保障了运河功能的发挥。
清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铜瓦厢决口，夺大清河从利津入海，黄淮分离，安山至临清间运道涸竭，而淮河下游河道淤塞，淮南运道受到较大影响。同治十三年(1874)漕船由海轮代替。光绪二十六年(1900)，漕运全罢，漕粮改折现金，海运河运全部废止。[9]至此，运河及其漕运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古代运河体系的终结不等于运河的消亡。新中国成立以来，运河获得新生，部分运河河段依然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总之，中国古代运河和运河网络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发育到全面发展，从高度繁荣到历史终结，从散射状发展到网纲式单线发展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个阶段既相互衔接又自成系统，既有对前代运河遗产的继承，又在多方面有所创新。一些重要运河河段曾为各代沿用但又不断发展。古代运河和运河网络就是两千五百年以来在经由无数次规划、开挖、疏浚、整治、改建、扩建等过程汇聚而成，并在数以百计的分段运河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宏伟工程。它的发展创造了古代水利工程史上的一个个奇迹，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

⑸ 大运河的历史发展情况简介

中国大运河是 历史 上开凿最早、规模最大、里程最长的人工运河,大运河的历史发展情况是怎样的呢?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关于大运河的历史发展情况，欢迎阅读!

大运河的历史发展情况
中国大运河自开凿以来，大体可划分为三段发展历史：邗沟(春秋至隋朝)、隋唐大运河(隋朝至元朝初年)、京杭大运河(元朝至清朝末年)。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间战争频繁。吴王夫差一心想北上伐齐、称霸中原。但伐齐远征需解决军粮和辎重的运输问题，靠陆运劳力甚巨且道路不畅，而吴国的优势是水军和先进的开河、造船、航运技术。当时长江与淮河之间并无水路可通，只有走海路，风狂浪急，风险颇大。 公元前486年，吴国利用长江与淮河之间湖泊密布的 自然 条件，就地度量，局部开挖，把几个湖泊连接起来，从此长江与淮河贯通。该运河以南端的古邗城为起点，因此称为“邗沟”。邗沟的开凿，是有史记载的中国大运河最早开凿的河段，被认为是中国大运河的开端。

扬州、淮安两座历史 文化 名城因邗沟的开凿而诞生。邗沟也是淮扬运河的前身，此后一直是中国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仍为水运要道。与此同时，浙东运河的前身——山阴故水道也基本形成，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兴建年代最早，并且至今依然保存较好的人工运河之一。 隋王朝在 天下 统一后即做出了贯通南北运河的 决定 ，动机已超越了 军事 目的，此时天下已统一。隋开运河有经济方面的动机。中国古代很长时期内，经济重心一直在黄河流域，北方的经济比南方进步。但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四百多年的混乱使北方经济受到严重的冲击，与此相比，南方经济获得迅猛发展，成为全国经济重心。隋统一全国后，格外重视这个地区，但隋定都长安，其 政治 中心不能伴随经济重心的发展变化南移。因此，国家需要加强对南方的管理，长安需要与富庶经济区联系，需要南方粮食物资供应北方，不论是中央朝廷还是官僚贵族或是北方边境。同时，长时期的分裂阻断社会南北经济的交流，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的发展到这一时期已迫切要求南北经济加强联系。公元605年，隋炀帝征发百万民工，修造通济渠。同年又改造邗沟，称山阳渎。608年，又征发黄河以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610年沟通长江河。至此，开凿大运河的工程完成，隋唐大运河由此基本形成。唐朝时，对运河作过一些修整。

如于公元742年在三门峡以东，人们在岩石中曾开凿一条渠道，为“天宝河”。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条件：

①南朝以来，江南经济地位不断提高，而隋朝政治中心在北方。因此，开通运河势在必行;

②隋朝完成统一，社会秩序逐步稳定;

③社会经济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为大运河开凿创造了物质条件;

④中央集权加强，能够组织大规模人力和物力进行开凿。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主观动机

①加强南北交通，巩固对全国的统治;

②加强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建设;

③对江南产生粮食的漕运;由于在隋朝之前，江南经济已赶上北方，那么，隋朝开凿运河与江南经济地位的提高是有关系的。

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客观效果：

①运河的开通产生了久远而积极的影响。它为以后的历代所用，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泽被至今;对巩固统一和社会经济的发展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开凿运河必然带来沉重的徭役负担，导致阶级矛盾激化，这也是隋朝暴政的内容之一;同时，隋炀帝利用大运河，组织到江南巡游，也进一步加剧了当时的阶级矛盾，成为隋亡的原因之一。隋唐大运河造就了沿线城市的繁荣，扬州、苏州、杭州、楚州(今淮安)、泗州(今江苏盱眙境内)都是繁盛一时的商业城市。浙东运河在这一时期也有所发展，凭借经余姚、曹娥把宁波与杭州联系起来的水路及浙东运河，宁波实际上成了大运河的南端终点。两宋时期浙东运河为国家级主航道。 由于元朝以前，中国的行政中心长期位于洛阳、开封，因此江南漕运要运送到北方，需绕道河南。元朝至元18年(1218年)，忽必烈决定对运河裁弯取直，下令开凿济州河，后再开会通河与通惠河，运河从此由江苏淮安经宿迁、徐州直上山东抵达北京。至此，诞生了现今意义上的京杭大运河。明清两代，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运河漕运，设置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分别掌管运河漕运管理和运河水利管理。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漕运而繁荣，北方的天津、德州、沧州、临清等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东南地区的淮安、扬州、苏州、杭州也成为繁华的都市，并称运河沿线“四大都市”、“东南四都”。 浙东运河在明清时也同期繁荣。

清干隆五十五年(1790)前后朝廷制作了大运河全图，第二部分绘制的是从绍兴府经杭州直至京城的大运河，详细反映了运河沿途各府县周边水道、湖泊、山川、河流间沟通关联济运情形，足证浙东运河为中国大运河南起始端。
大运河对历史的发展起到的作用
隋炀帝称帝在公元605年，自其父隋文帝杨坚手中继位，至617年，在位12年。他在位期间做了一件大事，就是举全国之力挖凿大运河，这是他的雄才大略，为国家为民族为历史做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业，立下了不朽的伟绩。

现在看来，隋炀帝的大运河，起码在历史上有以下六大功劳：

第一，沟通了中国大地的东西南北，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融会贯通和大一统。在古代，陆路长途迁移，只能靠骑马、坐牛车和步行，要跋山涉水，行动十分艰难和缓慢。但是人类早就有认识，水是可以利用的，可以坐船过河甚至跨海，既快捷又能载重，往往比走旱路要方便许多。把人和物放在船上，或人划，或扬帆，或做水闸提升下降，可以日行数十里甚至百里，真是一种人类行为的飞跃。船大，可运兵，可运马，可运粮食，可运草料，可运煤炭，可运石材，花样多了，大大拓宽了人类的活动空间，以致可以组织起有效的大规模的国家行为。不过，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河的流向基本上是自西向东，南北则不行。隋炀帝决定挖凿南北大运河，干脆把东西南北都用水连起来，组成水网，把几大自然水系(长江、淮河、黄河、海河、钱塘江)变成一个大水系，岂不是一盘大活棋?有了大运河，他可以把整个中国国土真正地完整地纳入自己的王权范围，宛如揣在自己的怀中，牢牢地属于自己。在过去的历史上，还没有一位帝王这么做过。这是空前的。

第二，一下子诞生了几十座沿河的繁荣城市。先有河，后有城镇，后者因河而生，因河而旺，纯属拔地而起，这不得了。大城，意味着人口的相对集中，意味着人才的聚集，而且因需要而都有分工，有搞运输的，有搞搬运的，有收税的，有管理的，有造船的，有搞仓储的，有搞货物集散的，有做买卖的，有旅店，有饭店，有美人街，有唱戏 娱乐 的，还有学校一类的机构，总之，越聚越多，名气也越传越远，终成气候，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大运河就是城市的催生婆，而且多子多福。

第三，隋代大运河造就了扬州(含杭州)、西安(含洛阳、开封)、北京(含天津)这样三大世界都市。扬州是大运河的起点，西安是中点，北京是终点。大运河把这三点造就成了规模宏大的在中国历史上有举足轻重地位的都市，或是首都，或是经济大城市，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影响既深且远。

第四，把中原文化带到了北方，带到了南方，也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南方鱼米桑茶水乡文化带到了中原，实现了中华文化的多元化、互补化和共繁化。

第五，几大水系的串通促进了民族之间的融合与交流以及中外的 国际 交流。大运河仿佛为丝绸之路接上了手脚，一方面把地中海周边和中亚的文化和中国内陆的文化链接了起来，辐射开来，另一方面，把北方的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汉族文化链接了起来，促进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生成、巩固和壮大。此两者的文化大交流因隋代大运河的挖凿而在后代大放异彩，结出具有深远影响的丰硕成果。
修大运河为社稷还是私欲
隋炀帝杨广在位仅短短14年时间，却主持完成了东都洛阳的修建、大运河的开通，并且三征高丽、三巡江都。他生前的所作所为颇受人们的关注，而开凿大运河是杨广所做的事情中受后人争议最多的一件。美丽的江南风光是他开河的主要原因?

隋炀帝杨广于仁寿四年(604)弑父自立。第二年，他便下令开凿运河。整个工程前后共分四段进行：大业元年(605)，在北方修通济渠，从洛阳西苑通到今天的江苏淮安;同年，又疏通扩大了山阳邗沟，这条宽四十步的运河的修成，仅用了半年时间;大业四年(608)，开凿了永济渠，这条河流是通济渠向北的延伸，主要利用沁水的河道，南接黄河，北通涿郡;大业六年(610)又在长江以南开了一条江南河，从京口(今江苏镇江)引江水穿过太湖流域，直达钱塘江边的余杭(今浙江杭州)。整条大运河的开通，前后只用了不到六年的时间。它沟通了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以东都洛阳为中心，西通关中盆地，北抵华北平原，南达太湖流域，长达千里。这样巨大的工程，在古代科学技术并不很发达的情况下，是很难想象能够快速完成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隋炀帝要开凿这条大运河?多数人认为，隋炀帝开通运河的直接目的是想去巡游他向往已久的江都风光，附带的目的是加强对不久前征服的东南地区的控制和转输该地富庶的物资以增强中央政权的力量。运河开通以后，首先就是供炀帝荒淫奢靡的巡游。持这种看法的人指出炀帝不但喜欢扬州这个雄藩大郡，而且嗜好扬州的春江花月。他的《春江花月夜》诗说：“暮江平不动，春花满正开。流波将月去，潮水带星来。”写出了扬州临江的秀丽风光。有人认为唐代诗人张若虚着名的“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就是受了他的影响。炀帝另有《江都宫乐歌》、《泛龙舟》、《幸江都作》、《迷楼歌》等诗篇，都是他留恋江都、欣羡江都的作品。

持这种观点者都比较强调隋炀帝一贯奢侈的生活作风。因为开凿这条大运河动用了全国大量的劳动力，是当时隋朝徭役繁重的主要因素，其间甚至出现男丁不够，以妇女充数的现象。史书上也用“力竭转输，身填沟壑”这样严重的词语来形容当时劳动人民的苦难。而且，运河开通之后，隋炀帝先后三次巡幸江都，每一次都耗费大量人力和财力，一路上的穷奢极欲为许多民间小说和戏剧所津津乐道。

但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炀帝开河并不见得只是为了游幸江都。根据《隋书》记载，炀帝并不仅仅巡游过江都，还曾巡游过西北各地，到过突厥与吐谷浑边境。这种巡游有玩的成分，但主要应是出于政治与军事的考虑。难道他为了好玩就愿意到沙漠地里去走一遭?隋炀帝曾三下江都，但绝不是单纯的去看琼花，而是着眼于扬州所具有的重要经济政治地位。认为炀帝开河仅是为了玩，恐怕是说不过去的。

一些人认为隋炀帝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是出于当时政治和经济两方面的需要，与杨广个人贪图享乐无关。他们指出，隋代开运河，炀帝并非首创。早在开皇四年(584)，国家仓廪空虚，隋文帝希望在水旱之年，国家能有充足的粮食储备。为了方便漕运，他在下令建造大量仓库的同时，从潼关到长安，引渭水，开凿了广通渠。开皇七年(587)，为了进一步扩大漕运，隋文帝又开凿了山阳渎。由此可见，国家当时的确需要开凿运河，而隋炀帝开运河仅仅是隋文帝开运河的继续。开通运河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沟通京师洛阳与江淮的交通，便利漕运。

江淮以南地区经过 三国 以来几百年的发展，已经逐渐在全国经济的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荆州和扬州均富甲一方，整个南方也成为全国鱼盐杞梓以及丝麻布帛的主要供应地，但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却在洛阳。所以，运河一旦开通，就能把全国的政治重心与经济重心联系起来，把富庶的江南财富以田赋的方式加以征集，并通过运河转输到洛阳。另外，在隋朝建立以前，中国长期处于南北朝分裂的阶段。江南从东晋开始就形成了门阀士族的特殊势力。隋朝建立以后，陈朝的残余势力一度与中央对抗。开凿大运河有助于中央对南方的控制，加强中央集权。

也有人认为隋炀帝鄙夷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终至亡国，因此自己反其道而行，“东行西幸，靡有定居”。在运河开通后，他的确曾经三次巡游江都，但是这三次都有其军事和政治上的动机。

第一次巡游江都，隋炀帝是想要通过文化的联络巩固政治的统一，有一定的文化性质。这次巡幸，他的船队前后二百余里，挽船的士兵有八万人。自己御乘龙舟高45尺，长200丈，上下4层。如此不惜巨资造船，其目的是在向尚有离心意志的南方宣扬中原王朝的“皇威”。他的随从中有大批僧尼、道士、蕃客等政界、宗教界人士和宿学鸿儒。第二次巡幸则是杨广追求军事征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军事意义。当时隋朝打算兴兵辽东，炀帝想从南方补充军事人才，征调南方的经济为辽东战争服务。而他第三次巡幸江都究其原因实属于政治逃难。这一次的巡幸没有了以往巡幸的显赫和狂热，其时隋朝动乱即将到来，炀帝征高丽失败，政治意志消沉，在江都他的确十分荒淫。史书说：“炀帝至江都，荒淫益甚，宫中百余房，各盛供张，实以美人，日令一房为主人。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帝与萧后及幸姬历就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也常醉。”但若仔细地翻阅史书，就不能说炀帝的巡幸纯粹是为了寻欢作乐的，开凿运河的主要目的应该也不在此。

隋炀帝开凿运河的目的，到底是为了个人一己之欲，还是为了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三言两语是很难争辩清楚的。不过，如果我们看到运河在历史上的贡献，看到运河直到今天仍在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那么我们对炀帝开河目的的理解就会更加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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⑹ 徐州运河两岸拆多少米

2000米的范围。
徐州作为运河沿岸重要城市之一，历史的轮渡在这条大运河穿过。进行大运河内涵、价值的追问，开始大运河文化带建设，是一场溯本求源之旅。京杭大运河，让徐州北接齐鲁文化，南连长江文化，东通海洋文化，西达中原文化，东西南北文化在这里汇集，使得徐州成为有些独特文化现象的城市。
苏省政府印发《大运河江苏段核心监控区国土空间管控暂行办法》，将大运河江苏段主河道两岸各2000米的范围，划作核心监控区，将核心监控区内，原则上除建成区（城市、建制镇）外，大运河江苏段主河道两岸各1000米的范围，划作滨河生态空间。核心监控区涉及徐州市、宿迁市、淮安市、扬州市、镇江市、常州市、无锡市和苏州市。而徐州主要涉及沛县、徐州市区、铜山区、贾汪区、邳州市、新沂市。

⑺ 大运河的开凿起点终点

大运河 文化 ，是一种社会现象，是大运河自开凿以来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又是一种 历史 现象，是运河流域社会历史的积淀物。下面我整理了大运河的开凿起点终点，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京杭大运河的开凿起点和终点
南起杭州

北至北京通县北关

全长1794公里，贯通六省市，流经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

其开凿经过了三个历史阶段：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首次在扬州开挖邗沟，沟通了长江和淮河。而至7世纪的隋炀帝时期和13世纪的元代，又先后两次大规模地开凿运河，终于建成了这条沟通我国南北漕运的大动脉。 从天津到通县北关、张家湾一段，叫北运河，又称之路河，全长186公里。从通县至北京城的一段名通惠河，该河是元代初年由伟大的水利专家、天文学家郭守敬设计修建的。因北京地势比通县高，在通惠河上修筑了五道闸门，控制水位，使南来的大船才可直达北京城内的积水潭。那时积水潭"舳舻蔽水"，成为一个南北漕运的大港口，附近市场繁荣，盛况空前。 京杭大运河畅通了数百年，这对促进大江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解决南粮北调等问题，均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自19世纪后，由于南北海运开辟，津浦铁路通车，加之黄河改道淤塞运河中段，因此部分河段被断航，只有江浙一线仍畅通无阻，并成为 旅游 热线。 为适应我国现代旅游业迅猛发展的需求，近年来已在北京通县北运河、温榆河等四条河流的交汇处，即通州北关、张家湾的

古运河遗址中，兴建起大运河旅游区及纪念馆等，广大中外游人便可到此一览昔日京杭大运河的迷人风姿。

起点杭州,终点北京

北起北京，南至杭州

北起北京,南至杭州
大运河于哪一年开凿
京杭大运河的长度为1801千米，于公元 605 年开凿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的运河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为了北伐齐国，称霸中原，于公元前485年，从邗城(今江苏扬州)东南到末口(今江苏淮安)开凿刊沟，使长江、淮河两大水系得以贯通。到隋朝，隋场帝证调民工数百万，开挖通济渠，使之南接刊沟。从洛阳附近开凿永济渠，通达天津，然后沿永定河通抵蓟县(北京附近)，最后又拓宽加深江南运河。隋代的大运河是以洛阳为中心，从杭州到北京，向西拐了一个大弯。元朝定都北京后，裁弯取直，使它从江淮经山东直接向北，缩短航程800余千米。这就是如今京杭运河的前身。
京杭大运河分为哪四段
以洛阳为中心，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全长四五千里。共分为四段：通济渠，洛阳——淮河的山阳。邗沟，山阳——江都。永济渠，洛口——涿郡，长1000公里。江南河，京口——余杭。它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和钱塘江五大水系，经过今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六个省的广大地区。
大运河文化地位
大运河文化是一部囊括了中国社会古代内容的最主要的发展史，其文化地位显然比长城重要：

a.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王夫差开凿;

b.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杭京南北人工大运河;

c.跨：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

d.通：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

e.比“巴、苏”运河开凿早二千多年;

f.大运河全长1782公里(东西向浙东运河及局部小运河未计);

g.巴拿马运河(1914年竣工，全长81.3公里)长度的21倍;

h.苏伊士运河(1869年竣工，全长172.5公里)长度的10倍。

大运河文化，是“运河城市群域性文化”，是综合性质的，中国古代农业创造出来的城市群文化。大运河的开凿出了一个新的大环境，把若干小的割据的 自然 环境贯通成为一个体系，转化成人文环境。其中包括：新自然环境、新生态环境、新生产环境、新文化、新物流环境等等，形成了着名的发达的“运河社会区域经济”。如：古代“南粮北运”、“盐运”通道、现在的“北煤南运”干线、当代防洪灌溉干流。 具体原因如下：(1)隋唐后，运河导致南北方农业技术交流、作 物品 种改良，农业经济的“商品化流通”覆盖了运河流域和流域之外的最广大的中国村庄。(2)明中后期，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运河区域，苏杭出现了 资本主义 性质的萌芽---直接刺激“运河商业城市群”兴起：北京、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宁波--- 工商 、客商、货商、易商，集散着商品---在这个线形的城市带上。隋唐：长安、洛阳;北宋：开封;南宋：杭州;元明清：北京---乃国之枢纽也。运河经济是“形”，运河文化是“神”，形神并备，相互交融，推进运河的魂。

大运河文化，“是民族融合的产物(潘承祥语)”。大运河文化，可分为三个层次：高级文化，包括建筑、文学等;大众文化，指沿途习俗、仪式、衣食住行、生活方式等;深层文化，指价值观取向，即黄河文化延伸出来的那种民族精神，早已渗透在大运河文化深处。那么，大运河文化作为一种活化石文化，其精必然把大运河精神回归成一种活化石。因为她与中华民族精神同根同脉。运河高级文化，是没落的封建时代的产物，而运河大众文化却植根于运河深层文化里。运河深层文化概念，则以一种习俗或生活方式，依旧存活运河民间、运河文化遗址、理想 地理 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人文环境之中：

(1)大运河为历代皇朝最重要的区域---大一统局面的 政治 纽带。驾驭南北，政局总揽全国，维系中央集权。隋唐政权北移，到元明清，大分裂始终未出现，证明了大运河文化的同化作用，是存在的。大运河文化，作为历代各个地域相互关系的整体而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

(2)大运河文化、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相互推动作用。大运河文化具有包容性、统一性、扩散性、开放性、凝聚性、向心性。大运河在沟通物质交换的同时，大大削去了地域文化的不平衡，以黄河文明为中心，同化融合了多民族文化差别。由此，把东南文化、岭南文化、江南文化、齐鲁文化、中土文化、江淮文化、黄河文化、燕北文化、西部文化等等几乎全部，错综融会在中国传统思想悠久的时空里。同时，也形成了独特的大运河文化。大运河文化，与其周遍文化，始终以：长安、洛阳、开封、杭州、北京为文化中。换言之，大运河文化脱离不开其母体---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大一统文化。

(3)大运河文化，是“中国漕运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张友茂语)”。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和漕运机构，使大运河文化成为意识形态的文化，在古代政治和经济是有深刻反映的。运河生产力促进了运河文化的繁荣，但运河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性，并与那个时代的民族矛盾与其相适应。比如：元代，是蒙古游牧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其不善农耕，便漕运江南之米以运河。再如，北宋灭亡，金进攻南宋，就以运河漕渡粮草南来。无论怎样?大运河文化，总随着封建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大运河文化始终保持了发展的连续性、历史继承性。因为运河生产力发展的连续性， 决定 了其上层建筑发展的连续性。

(4)大运河文化，各个时代与中华各民族是共有的概念、价值观体系。大运河文化与哪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没有那个时代的社会就不会有大运河文化。在大运河文化所包容的同一社会内部，文化呈现多元，具有不一致性，“也存在着‘亚文化差异’,才是大运河文化发生的原动力之一(金学孟语)”。例如：京杭大运河两岸上的宗教文化景观，是元朝修建的，因为元朝以藏传佛教为国教。运河文化，就成为一个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运河文化的象征基础---最重要的是共同的汉族语言文字，包含图像图腾、生活习惯、 礼仪 风尚等象征符号体系。所以，大运河文化的实质意义，是 国学 和汉学等社会 学科 重要的研究领域。大运河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向外传播的窗口，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例如：

a.大运河开通，东南沿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

b.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对外交往和中外交流的前沿地区;

c.中国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遣使团、商队来中国;

d.在各沿海港口泊岸，沿运河达京师各地，频繁经济文化交流;

e.直接迁居运河区，成为内迁各民族、外国使者、商人、学问僧、 留学 生、各方人士集中地;

f.国外文化传播到中国，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

g.新中国成立，国家将京杭大运河列为重点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

h.改革开放，运河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运输繁忙，防洪灌溉供水旅游等多种综合效益。

大运河文化，属于独一无二的“活”的文化遗产，跳出“点”的概念，以层络划分之---包括大运河物质文化和大运河非物质文化(文学、地理学、水利学、艺术学、 历史学 、制度学、政治学， 民俗 学、民族学、衣食住行、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等)。物质文化是指在开凿大运河过程之中创造的种种物质文明，是一种可见的显性文化;大运河非物质文化，属于不可见的隐性文化。大运河文化，蕴藏着丰富的古代信息，对研究古代中国社会、地理、历史、政治、经济、 军事 、文化、 科技 、外交、民族等等领域，是一部《大运河 网络 全书》;对研究各个民族的生活方式、行为习惯、文化态度、审美价值等 传统文化 概念，是一部“运河博物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最新版《行动指南》把大运河文化特点归结“它代表了人类的迁徙和流动，代表了多维度的商品、思想、知识和价值的互惠和持续不断的交流，并代表了因此产生的文化在时间和空间上的交流与相互滋养。”。总之，大运河文化，是大运河遗址文化蓄藏着的活化石文化。大运河文化内部结构包括下列几个层次：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心态文化层：

a.物态文化层:物质生产活动在大运河存留的财富总和，可触知的大运河文化物质实体;

b.制度文化层:因为运河经济实践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规范，有可持续性，例如-当代运河还在通航;

c.行为文化层:大运河是在 人际交往 ，以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文化区域模型;

d.心态文化层:大运河文化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 思维方式 等精神文化、社会意识等概念，是大运河文化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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⑻ 中国古代最早开凿的运河是什么

（一） 中国的大运河与万里长城一样，被列为世界最宏伟的四大古代工程之一，这是中国劳动人民和一大批水利专家利用自然与改造自然的伟大创造。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时间最早、流程最长的一条人工运河。它创始于春秋时期，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吴王夫差开凿的从江都（今扬州）到末口（今淮安）的南北水道邗沟，距今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从此以后不断地开凿整修，直至公元1293年（元世祖至元三十年），完成了一条由杭州直达北京纵贯南北的人工大运河。大运河全长1782公里（东西走向的浙东运河及其他局部地区的小运河未计在内），跨越北京、天津、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四省二市，沟通了钱塘江、长江、淮河、黄河、海河五大水系，比巴拿马运河（1914年竣工，全长81.3公里）长21倍，比苏伊士运河（1869年竣工，全长172.5公里）长10倍，比这两条运河开凿的时间早二千多年。
（二） 大运河的开凿与贯通，营造了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生产环境，极大地促进了整个运河区域社会经济的发展。隋唐以后，运河的贯通直接导致了南北方农业生产技术的广泛交流、南北方农作物品种的相互移植与栽培，促进了南北方商品农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江南运河区域，如苏州、杭州等地的某些行业中已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工场和包买商。随着运河区域商品经济的繁荣，更直接导致一批运河城市的兴起。由运河开发、畅通而兴起的商业城市，从今日北京南下，经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徐州、淮安、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嘉兴、杭州、绍兴，直到宁波，宛如一串镶嵌在运河上的明珠，璀璨辉映，耀人眼目。其共同特点都是工商繁荣、客商云集、货物山积、交易繁盛，成为运河上一个个重要的商品集散地。尤其是隋唐的长安、洛阳，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元、明、清的北京，更是运河区域乃至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三） 从历史上看，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对历代封建皇朝的政治局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运河区域在全国范围内，始终处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诸方面的中心地位，因而成为历代封建皇朝着力控制的最重要的区域，每一代皇朝统治者也都要凭借运河这个理想的地理位置、优越的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总揽大局，驾驭全国。因此，大运河也就成了维系中央集权和中国大一统局面的政治纽带，使隋唐以后政治中心逐渐北移的历代皇朝呈现出强烈的大一统色彩，特别是元朝实现全国统一以后，直至明、清两朝，中国再也没有出现大的分裂，从而奠定了祖国大一统局面的坚实基础。
（四） 独具特色的运河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运河文化以其博大的包容性和统一性、广阔的扩散性和开放性，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不仅加强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发源地齐鲁地区与中原地区、江南地区的文化交融，更把汉唐的长安、洛阳，两宋的开封、杭州和金、元、明、清的北京为首的文化中心联为一体，不断减少区域文化的差异而呈现共同的文化特征，从而使各个区域文化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的大一统文化；同时也使运河区域成为人才荟萃之地，文风昌盛之区。
（五） 南北大运河的开通，使东南沿海地区与全国各地的联系更为直接而紧密，尤其是运河区域经济文化的繁荣与发展，使之成为对外交往和扩大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地区。中国的邻近国家和地区以及西亚、欧洲、东非各国纷纷派遣使团和商队来到中国，在各沿海港口泊岸，遂即沿运河航行到达京师及各地，进行着频繁的经济文化交流，有的更直接迁居于运河区，使这一地区成为内迁各少数民族和外国使者、商人、学问僧、留学生及其他各方人士集中的地区。他们把中国先进的文化带到世界各地，扩大了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而国外优秀的文化也传播到中国，不仅更加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而且也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
（六）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京杭大运河列为重点发展的内河航运主干线之一。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运河建设的步伐进一步加快。运河不仅承担了繁忙的运输重任，同时还发挥着巨大的防洪、灌溉、供水、旅游等多种综合效益。历经沧桑，饱受风雨后的古运河，经过治理，必将重新焕发出青春的生机，对今后运河沿线的经济文化的发展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

⑼ 隋朝大运河开通的时间、目的和意义是什么

隋朝大运河开通的时间：公元605年开始,公元610年完成，耗时五年时间。

建造隋朝大运河的目的：

1 政治目的，每位帝王在世的时候都希望拥有一些象征性强的功绩，一方面是为了打仗或者统治更加稳固，还有一方面打造自己千古明君的形象。

4前人种树后人乘凉，隋炀帝大运河为唐朝迎来了开元之治，也奠定了唐朝绚烂斑斓的各民族文化在中国，在世界流芳百世让后世得以传唱和仰视。隋朝虽然昙花一现，但是唐朝借由隋朝发展的大运河文化发扬光大，将中国带入了曾经的辉煌以及极盛。从国家统一和长治久安经济的角度来说，隋炀帝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