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角纹是哪个文化遗址

‘壹’ 、大汶口文化遗址在我国的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文化典型。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江苏淮北一带，安徽和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因首先发现于大汶口，人们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有泥质、加砂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手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烧成温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许多陶器表面膜光，纹饰有划纹、弦纹、篮纹、圆圈纹、三角印纹、镂孔等。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纹样有圈点、几何、花叶等。
大汶口文化于1959年首次发现，进行发掘，考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考古学界即将大汶口遗址及其相类同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其后，于1974、1977、1978年，又先后进行多次发掘。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编辑本段]特征
(1)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鱼业。已发现许多大小不等的村落遗址。村落遗址所选择的地点，有在靠近河岸的台地上，也有在平原地带的高地上。农业以种植粟为主。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曾发现1立方米的碳化粟。还发掘出大量牛、羊、猪、狗等家畜骨骼。
(2)房屋多数属于地面建筑，但也有少数半地穴式房屋。在呈子遗址中曾发掘出一座大汶口文化近方形的房屋，房基东西长4.65米，南北长4.55米，房门朝南。筑法是先在地坪上挖0.5米的基槽，槽内填土夯实。墙基内有密集的柱洞，室内有四个柱洞。在大墩子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出土有陶房模型。一件立面呈长方形，短檐，攒尖顶，前面开门，三面设窗，门口及周围墙上刻有狗的形象。一件立面呈三角形，前面开门，左右及后墙也开窗。另一件横断面呈圆形，上有一周短檐，攒尖顶，有五道肾，无窗。这些陶房模型，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形象的大汶口文化房屋形状。
(3)大汶口文化的灰坑有圆形竖穴和椭圆形竖穴，原先的用途可能是储藏东西的窖穴。也有口大于底的不规则形灰坑。
(4)大汶口文化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铲、锛、斧、凿、刀、匕首、矛等，有的石铲和石斧钻有圆孔。还有一些带柄石铲和石锛。骨器有镰、鱼镖、镞、匕首和矛。角器有锄、鱼镖、镞、匕首。蚌器有镰和镞。另有少量的陶网坠和陶纺轮。石器、骨器和角器都有一些变化，根据它们的出土层位可分早、中、晚3期。
(5)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彩陶上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其中有白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
(6)大汶口文化的雕塑工艺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多数是墓内的随葬品。雕塑品有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雕刻骨珠、骨雕筒、骨梳、牙雕饰、嵌绿松石的骨筒、雕花骨匕、穿孔玉铲、玉珠，以及陶塑动物等。这些雕塑品，制作都相当精细，造型优美，是大汶口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艺术作品。
(7)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多埋于集中的墓地。每一墓地的墓葬排列有序，死者头向一致。墓室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仅有棺，但也有棺椁皆备的。葬式一般为单身仰身直肢葬，也有二人合葬或多人合葬的。多人合葬，少则三人，多则达二十三人。二人合葬墓有同性合葬，也有异性合葬。且有一次葬或二次葬的合葬墓。此外，还发现了一些无头葬、无尸葬和“迁出葬”（即将墓内部分骨骼迁移它处，而在原葬墓内仍保留死者的部分骨骼）。葬式有屈肢葬、俯身葬和重叠葬等。墓内多数无任何随葬品。凡有随葬品的墓，随葬品的多少十分悬殊。少者1、2件，多者百件以上。如大汶口M10是1老年女性墓葬。墓坑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墓底有二层台和涂漆棺椁。随葬品有装饰于头和颈部的3串77件石质饰品，玉臂环、玉指环各1件，腹部置玉铲1件，还有象牙雕筒2件、骨雕筒1件、象牙梳1件。陶器达90多件（其中白陶、磨光黑陶、彩陶共38件），还有猪头、兽骨、鳄鱼鳞板等。随葬品的悬殊，反映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日趋严重。
[编辑本段]类型
关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问题，目前考古界看法不一。有人提出可划分为“青莲岗”、“刘林”和“花厅”3个类型。也有人认为可以划分为“大汶口”、“大墩子”和“三里河”3个类型。现将后一种划分的3个类型，简介于下：
(1)大汶口类型：包括山东中南部的泰安、济宁等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经过发掘的有滕州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城野店、兖州王因等遗址。该类型的特点，表现在陶器器形上，以釜形鼎、大镂孔编织纹高柄豆、背壶、筒形杯、盉、尊形器、圈足瓶、袋足鬶、带耳杯等较有代表性。墓葬以头向东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并有少量仰身屈肢葬和俯身葬。死者手中多握有獐牙器。王因早期墓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同性合葬墓。
(2)大墩子类型：因最初发现于江苏北部的邳县大墩子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经过发掘的遗址有邳县刘林、新沂花厅、连云港二涧村等遗址。陶器以鼎、鬶、豆、背壶、带把三足罐、簋形器、钵、觚形杯、高圈足杯、罐等较有代表性。葬式也以头向东或东北的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死者手中也多握有獐牙器。有的墓中的死者两眼处还放有石环。
(3)三里河类型：因山东胶州三里河遗址具有代表性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山东潍坊地区和日照等地。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日照东海峪、安丘景芝镇、诸城呈子等遗址。陶器以釜、罐形鼎、鬶、单耳长颈壶、双耳长颈壶、细长瓶、大口折肩尊、单耳杯、高柄杯、折腹钵等具有代表性，背壶、豆、筒形杯较少。葬式以头向西和西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在呈子遗址中还有较多的合葬墓，并有重叠葬，死者手中也多握有獐牙器或蚌器。有的死者手臂处放有石钺、蚌器、黑陶杯和海螺等。有的死者口中还含有玉琀。用猪下颌骨随葬比较普遍。
[编辑本段]发展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我国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一种原始文化。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的大汶口、堡头遗址，发掘了成百座墓葬，出土了大批独具风格的文物。以后同一类型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在山东和苏北的广大区域也不断发现，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就已发掘的材料看，可以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性别，先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男女随葬的石铲、石斧、石锛和纺轮这两类工具的变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葬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随葬纺轮的则主要是女性。这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了。
大汶口文化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出现了。家猪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种重要动产。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随葬有很多猪头和猪的下颚骨。这些随葬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此外，随葬的私有财产还有陶器、生产工具和各种装饰品等。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在氏族内部出现富有者和贫穷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演变。从墓的规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别。从随葬品来看，差别更加悬殊，有两组墓葬可以对比：一组七个墓，随葬品比较丰富，最多的达77件，最少的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猪头等；另一组四个墓，随葬品很贫乏，总共只有17件，为陶器、纺轮、獐牙等。可见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显着。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着进步。这时的陶器已用快转陶车来制造。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由一人转动轮盘，使其急速旋转，由另一人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窑箅箅孔的数量，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这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白陶用高岭土制造，制造时努力保持陶土的纯洁，因而烧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现有重大的意义，它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白陶上有的还有图案花纹。
根据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墓葬的发掘，对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目前有3种不同看法：
一种认为私有制已经确立，一夫一妻制已得到巩固，应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阶段。
另一种认为墓内随葬品悬殊很大，并已出现文字，应是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
再一种是根据大汶口墓葬材料，认为应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
[编辑本段]社会
经济：大汶口文化的农业生产，以种植粟为主。居民饲养猪、狗等家畜，也从事渔猎和采集。生产工具有石制的斧、铲、刀、镞，骨角制的锄、鱼镖、鱼钩和镞等。制陶业较发达，小型陶器开始用轮制法生产。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较多， 也有圜底器， 主要有鼎 、豆、觚形杯、壶、高柄杯和鬶等。石器、玉器、骨角牙器和进行镶嵌的手工业也很兴盛，出土的玉钺、花瓣纹象牙筒、透雕象牙梳等，制作精致，工艺水平很高。
居民习俗：当时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习俗为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见。
墓葬：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墓葬无葬具，中、晚期出现木椁；早期有反映氏族成员间牢固血缘关系的同性合葬墓，中、晚期有属于父权制确立后葬俗的夫妻合葬墓。在大汶口墓地，1959年发掘墓葬 133座，时代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这里的大、中、小墓差别极大。大墓不但规模大，且常有木椁葬具，随葬品丰富精美，如有洁净的白陶 、乌黑而略带光泽的黑陶和优雅的彩陶，还有玉器、石器、象牙器、骨器等。小墓墓坑窄小，有的仅随葬1件陶鼎或再加1件獐牙。大小墓的鲜明对比，表明私有制产生，已出现贫富分化。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和诸城前寨等遗址，还发现刻在陶尊上的陶文，引起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重视。大汶口文化渊源于北辛文化（见青莲岗文化），后继为山东龙山文化。该文化居民的种族，一般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东夷族。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遗存之一，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濒渤海、南抵苏皖、西进河南，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左右发展成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征明显，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的风俗，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习俗的发源地。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已发现的许多刻划符号被认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当时的社会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已接近阶级社会的门槛了。
图为红陶器，高22.5厘米，1971年峄山镇野店村出土，夹砂红陶，手工塑制。椭圆口，微外侈，喙状流，细长颈，圆鼓腹，宽带式把，三锥状足。

‘贰’ 八角星纹彩陶豆的八角星纹文化

八角星纹与卐字符号是遍布于我国广大地域多个民族的文化符号。有学者认为神秘的卐字符号其实是八角星纹的简化变体，它们都代表了太阳在一个回归年的视循环运动，即一年四季的循环变化。 阿拉伯装饰纹样，除了模拟枝叶藤蔓，还喜欢用几何图案，其中最常见的图案就是八角星，是由两个正方形拼合而成。在开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地砖、外墙装饰、窗户棂子、家具纹路，都多用八角星来做装饰纹路。八角星的一个变种，按照施莱夫利法则（Schläfli symbol）被称为“8/3星型多边形”，在清真寺纷繁复杂的花纹装饰中也是很常见的一种形式。据说这种星，实际上代表了太阳，是太阳纹的一种，在各国的新石器时代的出土器物中都出现过。比如说安徽含山县凌家滩出土的玉鹰，在其肚腹部位就是一颗八角星，距今5300多年前，有学者认为这类纹饰有表现光芒四射的太阳，四射的八角也寓意着无际的天空，中间的方形象征着大地，取天圆地方之意，表现出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和天地自然的敬仰。 伊拉克1959---1963年的国旗正中也是这样一颗八角星，而在俄罗斯的几个加盟共和国的国旗上也有这颗象征着太阳的八角星，比如位于伏尔加大区的乌德穆尔特共和国的国旗。 因为清真寺的礼拜塔林立，开罗号称是千塔之城。这些塔中，最常见的样式有两种，一种是象铅笔一样直刺云霄的马木留克式，如默罕默德·阿里清真寺的礼拜塔；还有一种形式上要复杂的多，也是最常见的奥斯曼式样，礼拜塔为正八边形（八角星八个顶点相连），每个边分别对着东、东北、北、西北、西、西南、南、东南八个方位。如拉姆西斯广场的法赫德清真寺的高塔。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都属于闪族人的后代，亚伯拉罕的子孙，虽然在现在还有血海深仇，但毕竟有着很深的文化和历史渊源。八角星和大卫星六角星星都和崇拜光明的琐罗亚斯德教（Zoroastrianism）有关。 犹太教圣经《塔纳赫》（Tanakh）的现存最早的列宁格勒古抄本封面，距今有一千年，图案正中是一颗大卫星，可紧紧包围着它的是一颗八角星。 以色列的国旗上面是一颗硕大的六角星----“Star of David”，象征着赫赫有名的大卫王（King of David：1037 BC--967 BC）。在其相邻的埃及，也有一颗星星四处闪耀，这就是八角星。
八角星让人想起罗盘、六分仪、舵，像是朝向八方的宝剑。八角星的八个角代表八个方向，意为绝对的混沌或混沌能量的八种形态（天地风雷水火山泽）。
八角星纹彩陶豆，1978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口颈26厘米，足径14.5厘米，通高28.4厘米；泥质红陶，豆盘为圆唇斜口、深腹，喇叭形高圈足；腹和圈足部位涂抹了一层深红色陶衣，斜口沿面绘白色彩地，其上用褐、红等彩色绘出半月形与若干竖线段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之上绘五个方心八角星状纹样，各八角星之间同样用两列白彩竖线段间隔；圈足部位绘两圈褐色彩带，彩带之上用白彩绘贝形纹样。这是一件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器。

‘叁’ 简单说说我国文字的起源及早期演变过程

汉字作为华夏民族普遍使用的文字，这一事实显然是伴随着华夏文明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因此，有关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绝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指汉字起源的研究。换句话说，探讨中国文字的起源不仅要关注汉字的起源问题，而且也同样应该关注生活在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古代先民所使用的非汉字系统的文字的起源问题。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中国文字起源的多源特点已经愈来愈清楚。

先民创制文字的目的首先就是为实现人与神或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所以文字乃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而从人类早期文字的普遍特点分析，文字的创造则源于象形，这其实是人们建立起人与神对于文字字义具有共同的理解标准和认知内涵的基本条件。因此在我们有能力确凿无误地证认一种文字体系之前，任何不具有书面语意义而独立存在的符号，都无助于自我判明其是否具有记录语言的功能；同时那些在结构上不能完整地体现依类象形特点的符号，也就无法证明它们是为表达某些相对复杂的概念而有意识地创制的作品。很明显，这些书契资料并不足以表明它们的性质一定属于文字。从这一意义上讲，以殷商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无疑已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这种文字体系不仅单字的数量已非常可观（1），而且普遍采用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从而表明其必然经历了漫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所以，追溯甲骨文之前的古老汉字的起源，一直成为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问题。

殷墟发现的甲骨文的年代约当公元前13世纪至前11世纪的商代晚期，但这显然不是这种文字的使用年代。按照甲骨文的传统分期成果，被纳入第一期的殷王虽然包括盘庚、小辛、小乙、武丁两代四王，但真正能够确定为武丁以前的甲骨文资料却数量极少，学者虽不遗余力地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2），但所提出的为数不多的若干资料，对其时代的判断迄今仍难取得共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武丁以前没有文字，新资料的出土和研究方法的创新都可能使旧有的认识大为改变,history of wholesale clothing。

早于殷墟时期的商代甲骨文虽然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就陆续在郑州二里岗等遗址有零星发现（3），而且属于武丁以前的铜器铭文与陶器文字也基本可以得到证实（4），但河南郑州小双桥商代中期遗址陶器上发现的朱书文字显然对于追溯汉字的来源更有意义。这些文字或一字独书，或数字并存，可辨识的有“尹”、“天”、“�”等文字（图一），时代约属公元前15世纪（5），这些文字不仅与甲骨文明确属于同一个体系，而且其时代也较殷墟甲骨文更早。

小双桥的朱书文字并非最原始的汉字当然可以肯定，约属公元前二十一世纪的陶寺文化陶背壶上已发现有朱书的“文□”二字（图二）（6），也与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文□”的含义似乎与禹名“文命”有关（7），这意味着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系统事实上是在继承夏代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8）,these latest Handbags，这一事实可以通过殷墟到陶寺文化的相关文字资料清晰地追溯出来。

诚然，目前的考古资料尚不足以为我们寻找夏代文字的渊源提供依据，尽管汉字起源于象形的事实曾使学者认为仰韶文化的彩陶图像有可能体现着早期汉字的原始形态（9），但依类象形的造字方法却并不仅仅为汉字所独有（10）。当然，如果从文化地理和考古学文化面貌等因素作为一种文字形成的文化背景的角度加以分析，这种比较仍然具有积极的价值。

与夏代文字同时并存的另一种文字显然不属于汉字的系统，其中的一件重要物证就是发现于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的属于龙山时代的陶文（11）。陶文以利器刻于大平底盆上，尚存11字（图三），时代约为公元前二十一世纪。

由于丁公陶文的字形结构明显区别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而与古彝文绝多相同，因而属于古彝文（12）。对其文字的释读，我们曾有详尽的讨论（13）。11字自上而下，自右至左汉译为：“魅卜，阿普渎祈，告。吉长，百鸡拐爪……。”性质为招祖护佑，驱邪求吉的卜辞。其中“魅卜”意即卜魅（14），“魅”为占卜对象，意即为恶鬼诸邪而卜。“阿普渎祈”意即祈求阿普渎，“阿普渎”为洪水后的彝族始祖。“告”为祭名。“吉长”意即长吉，犹殷卜辞所言之“引吉”。“百鸡拐爪”意为以鸡骨卜卦，属彝人传统的占卜形式。陶文反映了彝族百解祭中禳病除邪的祭仪。

彝族自称ni ，为古称，汉译为“夷”，字与古彝文“人”字同源，“人”为本字，“夷”为后起字。而且古彝文“人”字本又为彝族始祖之名，所以彝族的族名实际来源于始祖之名，即彝人以其始祖之名作为族称（15）。将这一事实与甲骨文所反映的殷夷争胜的史实对观，显然有助于我们梳理夷史的源流。殷人以其时位居海岱地区的方伯称为“人方”，这与夷人的族称及所居地望恰好密合。这些事实不仅印证了丁公陶文属于古彝文的文字体系，而且直接涉及到对于新石器时代乃至商周时期分布或部分地分布于海岱地区的先民族属的认识。

我们曾经通过对新石器时代先民创造的一种特殊八角图形的研究，讨论了自内蒙古东部以至山东、江苏、湖南和江西地区分布的小河沿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浜文化、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和大溪文化之间的文化联系（16），这个经东北而历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曾被学者称为“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17），其文化面貌确实表现出与西部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原始文化的极大不同，这些文化正是孕育出独立于夏文字之外的彝文字的文化母体（18）。

当我们以太行山为界而将分布于东西两域的考古学文化加以对比的时候，它们之间所表现出的宏观差异相信会被每一个人所认同，这种文化差异如果与不同的族属联系起来考虑显然更有意义，而不同文化的形成应该正奠定了夷夏两种不同文字创造和产生的沃土。很明显，假如我们还没有理由将夷、夏两种文化的起源年代追溯得更早的话，那么至少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以夷夏东西的古史观去重建这一时期的历史应是谨慎和客观的做法（19），同时，这种观念必然关系到我们对相关考古学文化出土的文字的解读方法的思考。当然，对于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阐释，新的古彝文资料的发现和文字释读成果的积累都是至关重要的。

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时代遗存是一支距今9000-7800年的原始文化，虽然其陶器特征与裴李岗文化十分接近，但占卜用龟及獐牙随葬的风俗却与大汶口文化及薛家岗文化相似，至于其稻作农业，则更与江淮流域的新石器文化相一致，却不见于黄河流域，足见其与东方夷文化的密切联系。值得注意的是，在贾湖遗址出土的三件龟甲上分别发现契刻的三个文字，其中一件完整龟腹甲（M344�18）上的文字作“ ”形（图四）（20），与殷商甲骨文的“目”字相似。这个字形不仅已具有了完整的象形结构，而且在数千年后的良渚文化遗物上也曾出现，这种存在于异时异地但结构却一成不变的符号已经显示了其所具有的超时空和超方言的定型文字的特征，应该可以区别于简单的记事符号。但问题是，如果我们以甲骨文为标准而判读此字就是“目”字，尽管在字形上并不存在太大的问题，但古人缘何独以“目”字契刻于占卜的龟甲，其用意却似乎难以解释。况且类似的文字还见于良渚文化的玉璧之上（图五）（21），而玉璧作为礼天之器，契刻“目”字更于理难通。然而当我们用古彝文作为研释标准解读这个文字的时候，疑问便可迎刃而解。因为古彝文“吉”字与贾湖龟甲上的目形文字形构完全一致，字读为vəך，与汉字“目”的古音极为接近，证明古彝文“吉”字的造字本义即取眼目之象形文，用为吉凶之吉，而“吉”字契刻于用于占卜的龟甲和祭天的玉璧，甚合情理。故据古彝文，将贾湖龟甲和良渚文化玉璧上的契刻文字释为“吉”，意义畅达。

江苏海安青墩良渚文化遗址出土陶罐外腹刻有四个符号（22），其中居左的特殊八角图像乃八卦与九宫的象征，彝语称述八卦即为八角，有关问题我们已有详细讨论（23）。而八角图像的右侧则有三个文字（图六），其中第一字象斧钺之形，此字最早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图七）（24），而晚可见于战国巴蜀文化铜盆（25），字形结构一脉相承。相同字形的文字于古彝文读为ndzo ，意为领袖。这当然为我们提供了讨论其造字本义的机会，因为甲骨文的“王”字来源于作为王权象征的斧钺仪仗的形象（26），而古彝文表示领袖或首领的文字竟也恰好再现了这一特点。此字见于大汶口文化陶尊，似乎又与郑州小双桥陶器上独书“尹”字的寓意相同，因为甲骨文“尹”字的意义有时正可以理解为“君”（27）。毫无疑问，夷夏两种王字取形的共同来源不仅反映了不同民族对于权力象征的共同认识，而且反映了两种文化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假如古彝文的领袖或首领可以与汉字的“王”具有相同的含义的话，那么它将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早期文明中由“帝”到“王”的政治转变的历史。

运用古彝文解读上述文字资料，在使文字本身得到圆满解释的同时，更可使文字与其载体之间的关系得到合理的说明。这充分证明了以丁公陶文为代表的彝文字体系是与夏文字同时共存的古老文字（28）。

在东方的彝文字与西方的夏文字流行的同时，夷夏地区普遍存在着一种用于记事的简单符号。这些符号基本上都契刻于陶器之上，而且一件陶器往往也只刻有一个符号。陶符的数量比之我们有机会讨论的早期文字资料丰富得多，从而成为学者长期以来探索中国文字起源，准确地说是探索汉字起源的基本材料，并认为这些刻划符号乃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简单文字，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29），甚至由此提出汉字源于指事与象形的“二元”论点（30），事实上，这类陶符在形构上既与夏文字大别，也与彝文字不同，而在流行的时间上，则自新石器时代开始，一直延续到汉字已经广泛使用的战国时代。陶符与汉字共存的现象足以说明，这类长期被学者怀疑为文字的陶符其实与汉字存在着严格的区别，至于其与古彝文的关系，则也尚待研究。学者或将此类早期陶符与陶文加以区分，并指出其非属汉字的性质（31），乃真知灼见。

正像考古学研究必须首先区分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一样，对于中国文字起源的研究也不可能将文字与其所属的文化相割裂。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可能反映了古代族群的多样性，这实际决定了文字起源的多源性。考古学证据显示，三代及其以前尚未形成华夏一统的政治格局，这意味着人们长期习惯于利用殷商甲骨文作为解读早期文字的唯一手段的做法需要重新检讨，因为这无异于承认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文字体系乃是早期社会通行的唯一文字。显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陶文的发现已使我们认识到在对待文字起源的问题时不能如此简单，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能否摆脱“大一统”观念的束缚，则是我们必须慎重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我们只有跳出汉字一统的传统窠臼，将可供研究文字起源的原始史料置于不同考古学文化的背景之下加以讨论，才可能获得客观的结论。而丁公陶文的出土则为中国文字的起源研究提供了重要契机，这不仅因为陶文成组出现，从而明确显示出其所具有的记录语言的功能，这当然与大量独立契刻于陶器上的符号形成了本质的区别，同时更为重要的是，陶文的形构完全不同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体系，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解读这种文字，那么我们就有可能对中国早期文字的发展状况获得新的认识，进而建立起与已知的甲骨文体系或同或异的有关文字起源的研判标准，并寻找到正确的研究方法。

我们曾经指出，陶寺文化的朱书文字明确显示了其与商代甲骨文属于同一体系的文字，因此它无疑应是以商代甲骨文为代表的汉字的直接祖先。而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与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并存的事实，则已明确证明了中国文字的起源至少具有两个独立的系统（巴蜀文字可能属于另一新的系统），即以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为代表的东方夷（彝）文字系统和以山西陶寺文化文字为代表的西方夏文字系统。其后殷承夏制，周承殷制，夏文字随着夏、商、周三代政治势力的强大，逐渐成为华夏民族的正统文字而得到了强劲的发展。而彝族文化则随着商周民族对于东夷、淮夷、南淮夷、南夷的不断打击，或融合，或南徙，使其文字最终成为偏守一隅的彝民族使用的文字而得以流传。这些事实清楚地表明，统治者在实现其政治扩张和王权统一的理想的过程中，文字充当了最主要的文治教化的工具。

注 释：

（1）据学者最新统计，甲骨文单字的数量近4100个，如计异体字，则逾6000个。见沈建华、曹锦炎：《新编甲骨文字形总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2）胡厚宣：《甲骨续存•序》，群联出版社，1955年；刘一曼、郭振录、温明荣：《考古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1986年第6期；彭裕商：《殷墟甲骨断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曹定云：《殷墟田野发掘与卜辞断代》，《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98年-1999年安阳洹北商城花园庄东地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15集，文物出版社，2004年。

（3）河南省文物局文物工作队：《郑州二里冈》，第38页，图版拾陆，6，科学出版社，1959年；裴明相：《略谈郑州商代前期的骨刻文字》，《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殷都学刊增刊，1985年；《郑州商城考古新发现与研究》，中州古藉出版社，1993年。

（4）曹淑琴：《商代中期有铭铜器初探》，《考古》1988年第3期；刘一曼：《殷墟陶文研究》，《庆祝苏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论文集》,mans briefcase，文物出版社，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5）宋国定：《郑州小双桥遗址出土陶器上的朱书》，《文物》2003年第5期。

（6）《陶寺建筑基址是否城址定论尚早》，《光明日报》2000年6月14日A3版；梁星彭：《陶寺遗址发现夯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00年7月16日1版。

（7）冯时：《夏社考》，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2000年8月，北京；收入《21世纪中国考古学与世界考古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8）冯时：《文字起源与夷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李孝定：《中国文字的原始与演变》（上、下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45本第2分、第3分，1974年；《再论史前陶文和汉字的起源问题》，《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0本第3分，1979年。

（10）古彝文，纳西文也源于象形。

（11）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山东邹平丁公遗址第四、五次发掘简报》，《考古》1993年第4期。

（12）冯时：《龙山时代陶文与古彝文》，《光明日报》1993年6月6日“文物与考古”,punk belt buckles。

（13）冯时：《山东丁公龙山时代文字解读》，《考古》1994年第1期。

（14）彝语语法只有宾语前置于动词的一种形式。下同。

（15）彝族传统文献始终自以“夷”为族称。新中国建立之后，误以“夷”有歧视之意，遂改为“彝”，但彝族对于族称的这种改变至今仍存异议。

（16）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17）童恩正：《试论我国从东北至西南的边地半月形文化传播带》，《文物与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

（18）冯时：《文字起源与彝夏东西》，《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研究中心通讯》第3期，2002年。

（19）傅斯年：《夷夏东西说》，《庆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论文集》下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1935年。

（20）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舞阳贾湖》上册，科学出版社，1999年。

（21）邓淑苹：《中国新石器时代玉器上的神秘符号》，《故宫学术季刊》第十卷第三期，1993年。

（22）张明华、王惠菊：《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陶文》，《考古》1990年第10期。

（23）冯时：《史前八角纹与上古天数观》，《考古求知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国天文考古学》第八章第二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24）高明：《古陶文�编》，中华书局，2004年。

（25）四川省文管会、雅安地区文管所、宝兴县文管所：《四川宝兴汉塔山战国土坑积石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3期。

（26）林�：《说“王”》，《考古》1965年第6期。

（27）李学勤：《释多君、多子》，《甲骨文与殷商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8）有关古彝文资料的汇集研究，容另文讨论。

（29）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考古》1973年第2期。

（30）杨建芳：《汉字起源二元说》，《中国语文研究》第三辑，香港中文大学，1981年。

（31）高明：《论陶符兼谈汉字的起源》，《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相关的主题文章：

‘肆’ 八角星纹彩陶豆的八角星纹历史

这是一件典型的大汶口文化彩陶器。
在黄河下游地区，彩陶最早见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北辛文化，最初只是在陶钵的口沿处绘红色或黑色的彩带，至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开始增多，中期达到成熟阶段。大汶口文化彩陶的纹样题材以自然界中植物的花叶纹样和各式几何图形为主，施彩技法有两种：一种是在塑制好的陶坯上直接施彩作画，叫作原地绘画，一般只绘红或黑色单色，纹样比较简单；另外一种是先在陶器需要作画的部位涂一层加了彩色的泥浆，叫作施陶衣，然后再行绘画。陶衣之上多绘白、褐、黄、黑等多种彩色，图案也比较复杂，讲究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和层次效果。这件彩陶豆在纹样构图和施彩作画方面集中体现了大汶口文化彩陶艺术的较高水平，是一件极其宝贵的原始艺术珍品。
八角星纹样在大汶口文化的彩陶器中较为多见，可以说是我国东方先民共同认可和喜爱的图案。关于这种纹样的含意，有研究者认为是表现光芒四射的太阳；也有学者认为四射的八角寓义无际的天空，中间的方形像征着大地，有天圆地方之喻意。
从出土情况看，彩陶豆多来自墓葬，豆盘内往往盛装着猪蹄、颚骨、猪头等供品。如此精美的彩陶，在5000年前物质生活很不发达的原始社会不可能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用具，应该是先民最畏惧、最崇尚、最重视的祭祀活动中的礼仪用品。

‘伍’ 凌家滩遗址的文物遗存

古井
古井发现于红陶块遗迹中，该井井壁上半部系用红陶块圈成的，直径为1米、深3.8米。井的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凌家滩的先民们此时已进入了文明社会，因为他们已知道饮用干净卫生井水了，但从井底仅有少数陶片的现象以及井的位置来看，它应不属于一般人都能使用的水井，而是最高权力者使用的，或有重要的祭祀活动时才使用的“圣水”井。该井使用人工建筑材料和垒建技术，为目前国内已知最早的实例。
石墙
建筑遗迹“石墙”，它发现于凌家滩遗址两块墓葬区的分界处，该“石墙”是一条高约30厘米，宽约20厘米，东北、西南走向，用小石块契垒而成的带状建筑物，因发掘面积有限，对它的长度以及功能还暂不清楚，但就其现有建筑物本身而言，就不得不为之惊叹。该建筑物是利用石块自身宽窄大小不等的形状，一块块相互契垒起来的，每块石头之间没有任何粘合剂，但至今我们用手仍不易将契垒在一起的石块拿开。这足以表明凌家滩的先民们早在5000多年前就已经掌握了几何力学，并有着高超的建筑水平。 凌家滩墓地出土玉器是中国新石器时代其他古文化遗址不能比拟的，具有重要的考古、历史、科学和美学艺术价值。器形主要分以下几类。
工具、武器类
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应是礼仪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穿戴谯身上起装饰作用的镯、璜、环、块、璧、双连璧、管、珠，以及形制较为特剃的宝塔形饰、扣形饰、喇叭形饰、月牙形饰、菌形饰、冠形饰。
动物或人物形象类
主要有猪、龟、龙、风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形制较为特殊。如玉版、三角形玉片、玉勺等。此外，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也令人称奇，有的孔径仅有0.15毫米，可谓是细如发丝，这种技术现代工艺也不易做到。
金属
结合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厚大的甘锅片，专家推测，凌家滩在5300年前可能已拥用了金属冶炼技术，否则是无法达到上述钻孔效果的。如果这一推测得到证实的话，那么说明中国早在殷商青铜时代以前，就已出现了冶炼技术和金属工具。这将改写中国冶金技术史和工具制造史，并对整个中国文明发展史的原有结论产生极大冲击，更使中国文明史的认识上延几千年。
玉龙
玉龙扁圆形，首尾相连，吻部突出，头部雕出两角，龙须、嘴、鼻、眼部雕刻得清清楚楚。虽然中国南北史前考古学文化中都有不同的龙的题材出现，但出土的5300年前圆雕玉龙，强烈而鲜明地表现出中国龙的传统特征，与人们想象中的龙的形象非常相似，中国如今龙的形象和龙的观念的起源很可能就源于凌家滩，所以凌家滩玉龙被称为“中华第一龙”。
玉鹰
玉鹰呈展翅飞翔状，鹰首侧视，眼睛以对钻孔眼表现，胸腹部的八角纹为主体纹饰，双翼展翅，翅呈猪首形。鹰的外表健美，性情凶猛，象征勇敢和力量。这件玉鹰可能是凌家滩民族徽帜的标志，也可能是祭祀用品，因为鹰和八角纹组合在一起就是太阳鸟，象征太阳神，是上天的使者。玉鹰双翅作猪首形展开，向人们展现的是太阳鸟飞上天空，把祭品敬献给上苍，并同时带去人们向上苍的祈求。这反映了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宇宙观和对宗教崇拜的虔诚。
这是个双猪首八卦和鹰的新石器时代玉雕，鹰的头背上有一个蜗牛壳一样的造型，这使得这只鹰的头部看上去又像是一只蜗牛，在上古时代，蜗与娲音同字近，隐喻着女娲。整个玉器呈三角形，翼为猪首形，腹胸有八角星饰，代表着创制八卦的伏羲文化。猪在上古是一种神物，玉猪常作为祭祀的礼器。猪就是豕，是二十八宿中危虚宿的象征，同时出土的龟、豕等玉器，隐喻着古天文学中的龟豕之象。因此这个玉雕是凌家滩古人纪念先祖和天地的礼器。
玉人
玉人为浮雕，第一次展示出了原始人类完整的形体风采，长方脸、浓眉大眼、双眼皮、蒜头鼻、大耳、大嘴，它的体形和五官表现出蒙古人种所特有的特征，头上戴的圆冠和腰部饰有斜条纹的腰带表明当时已有了很发达的纺织技术，玉人上唇留有八字胡，说明当时已有了剃须工具，玉人的出现表明社会由原先对动物和自然的崇拜已转向了对人的崇拜，表明社会观念已出现了转变。另外，玉人两臂弯曲，五指张开放在胸前，臂上饰满了玉环，这说明此时人们已有了审美观念，知道佩戴首饰来装饰自己了。
玉璜
凌家滩出土的大批丰富多彩的玉璜中，虎首璜和龙凤璜最富考古价值和研究价值，直接反映了凌家滩先民们的社会组织结构、伦理道德、文化习俗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虎首璜可能不是一般的饰物，而是一种兵符，是调兵和结盟的信物，虎首璜和大量的玉钺、玉斧、玉戈等兵器的同墓出土，说明了当时的军事权力的高度集中，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战争较为频繁和军事结盟现象的存在。
时至今日，国人一直以“龙凤呈祥”来祝福结婚的新人。那么用“龙凤”来喻指婚姻始于哪个年代？凌家滩的龙凤璜为我们找到了中国龙凤文化的源头。龙凤璜作为当时合婚的信物，表明凌家滩的先民已实行族外婚，在婚姻制度上已迈入一个文明的新阶段。这也表明巢湖流域是龙凤文化的发祥地。
玉龟
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版，这是凌家滩出土玉器中最珍贵的文物之一。据古代文献记载，“三皇”之一的伏羲是“始作八卦”者。《太平寰宇记》记载“伏羲于蔡水得龟，因画八卦之坛”……这些记载都反映了伏羲作八卦和龟有一定的关联。而凌家滩出土的玉龟和原始八卦图玉版则以实物印证了这种关联的存在。这件玉龟和玉牌是叠压一起同时出土的，说明这两件玉器之间有紧密的联系，应为占卜工具。更令人称道的是，此二器物在出土时，玉版夹放在玉龟的龟甲里面，和中国古代文献所记载的“元龟衔符”（《黄帝出军诀》）、“元龟负书出”（《尚书中侯》）、“大龟负图”（《龙龟河图》）如出一辙。
玉版
玉版正面为长方形，反面略内凹，两短边各对钻5个圆孔，一长边对钻9个圆孔，另一长边在两端对钻2个圆孔。玉版中部雕刻有一个圆圈，圈内雕刻着方心八角星纹；圈外雕一大椭圆形，两圆以直线平分为八等分（每等分雕刻一圭形纹），在椭圆外沿圈边对着长方形玉版的四角各雕刻一圭形纹饰。这块玉版上雕刻的纹饰，反映了5000年前凌家滩先民的原始哲学思想，即圆中心的八角星纹应代表太阳，小圆圈外、大圆圈之内的八个圭形纹饰应是表示东、西、南、北和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八方，大圆圈外四角的四个圭形纹饰应是表示四维。四维和八方，可能就是《史记·龟策列传》中记载的所谓“四维已定，八卦相望”。按照凌家滩遗址的年代推测，玉版应该是“三皇”时代的原始八卦图。
石钻
石钻，是20世纪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最重大发现之一，它的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代工具制造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石钻的设计和制造，体现了凌家滩先民聪明智慧和先进的技术，石钻本身的设计包涵了机械、力学、几何学的基本原理。其中，螺丝纹的钻头这独创的设计，其学术价值是无可估量的。
从凌家滩墓葬出土的重要玉礼器组合情况，可以看出墓主人不同的身份地位，表明当时已经有了明显的贫富分化，私有制已经产生，出现了阶级对立。出土大批多种形式的玉钺、石钺、玛瑙钺、玉戈等礼仪性兵器，表明了当时对外战争的频繁和激烈程度，反映了文明的出现是在财富和权力的冲突中产生的历史过程。
凌家滩遗址的十二个第一
凌家滩遗址至少有12个方面在中国考古发掘中占第一之先。 玉人玉鹰玉版玉勺红陶土块建筑遗迹东陵玉玛瑙钺、斧、水晶耳珰玉管微雕、玉石钻玉戈、玉虎首璜玉龙人工巨石堆

‘陆’ 宁阳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一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是什么

是大汶口文化吧
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年 - 前2500年）是新石器时代后期父系氏族社会的典型文化形态。以泰山地区为中心，东起黄海之滨，西到鲁西平原东部，北至渤海南岸，南及今安徽的淮北一带（安徽省蒙城县尉迟寺遗址出土文物有与大汶口文物完全相同的），河南省也有少部分这类遗存的发现。因首先发现于大汶口，人们遂把以大汶口遗址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使黄河下游原始文化的历史，由4000多年前的龙山文化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 在大汶口文化的后期墓葬中，出现了夫妻合葬和夫妻带小孩的合葬，它标志着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社会的结束，开始或已经进入了父系氏族社会。 大汶口文化的年代大约在公元前4040—前2240年，延续时间约2000年左右。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以区分为早、中、晚3期。有泥质、加砂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灰、黑比例上升，并出现白陶、蛋壳陶。手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烧成温度900—1000℃。器型有鼎、鬶、盉、豆、尊、单耳杯、觚形杯、高领罐、背水壶等。许多陶器表面膜光，纹饰有划纹、弦纹、篮纹、圆圈纹、三角印纹、镂孔等。彩陶较少但富有特色，彩色有红、黑、白三种，纹样有圈点、几何、花叶等。 大汶口文化于1959年首次发现，进行发掘，考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存。考古学界即将大汶口遗址及其相类同的文化遗存命名为大汶口文化。其后，山东大汶口文化遗址于1974、1977、1978年，又先后进行多次发掘。遗址内涵丰富，有墓葬、房址、窖坑等。出土生活用具主要有鼎、豆、壶、罐、钵、盘、杯等器皿，分彩陶、红陶、白陶、灰陶、黑陶几种，特别是彩陶器皿，花纹精细匀称，几何形图案规整。生产工具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锛、石凿和磨制骨器，而骨针磨制之精细，几可与今针媲美。墓葬以仰卧伸直葬为主，有普遍随葬獐牙的风习，有的还随葬猪头、猪骨以象征财富。 大汶口文化的发现，为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找到了渊源，也为研究黄淮流域及山东、江浙沿海地区原始文化，提供了重要线索。
[编辑本段]特征
(1)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畜牧业，辅以狩猎和捕鱼业。已发现许多大小不等的村落遗址。村落遗址所选择的地点，有在靠近河岸的台地上，也有在平原地带的高地上。农业以种植粟为主。在三里河遗址的一个窖穴中，曾发现1立方米的碳化粟。还发掘出大量牛、羊、猪、狗等家畜骨骼。 大汶口文化遗址发掘现场(2)房屋多数属于地面建筑，但也有少数半地穴式房屋。在呈子遗址中曾发掘出一座大汶口文化近方形的房屋，房基东西长4.65米，南北长4.55米，房门朝南。筑法是先在地坪上挖0.5米的基槽，槽内填土夯实。墙基内有密集的柱洞，室内有四个柱洞。在大墩子的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出土有陶房模型。一件立面呈长方形，短檐，攒尖顶，前面开门，三面设窗，门口及周围墙上刻有狗的形象。一件立面呈三角形，前面开门，左右及后墙也开窗。另一件横断面呈圆形，上有一周短檐，攒尖顶，有五道肾，无窗。这些陶房模型，为我们提供了相当形象的大汶口文化房屋形状。 (3)大汶口文化的灰坑有圆形竖穴和椭圆形竖穴，原先的用途可能是储藏东西的窖穴。也有口大于底的不规则形灰坑。 (4)大汶口文化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器为主，兼有一些骨器、角器和蚌器。石器有铲、锛、斧、凿、刀、匕首、矛等，有的石铲和石斧钻有圆孔。还有一些带柄石铲和石锛。骨器有镰、鱼镖、镞、匕首和矛。角器有锄、鱼镖、镞、匕首。蚌器有镰和镞。另有少量的陶网坠和陶纺轮。石器、骨器和角器都有一些变化，根据它们的出土层位可分早、中、晚3期。鸡骨白玉饰(5)大汶口文化的制陶技术较前已有很大提高。陶质有红陶、灰陶、黑陶和白陶四类。陶器装饰以镂刻和编织纹最具特色。常见的纹饰则有锥刺纹、附加堆纹、弦纹、划纹和篮纹。彩陶不多。彩陶上以黑彩和红彩绘平行线纹、弦纹、叶纹、花瓣纹、八角星纹等几何图案。陶器盛行三足器和圈足器。器形有罐形鼎、钵形鼎、壶形鼎、背壶、长颈壶、深腹罐、高柄豆等。高柄杯和白陶器是大汶口文化中最具特征的陶器。在早、中、晚3期中，陶器的陶色、纹饰、器形都略有变化。陶色早期以红陶为主，兼有一些灰陶与黑灰陶。中期红陶减少，灰陶增多，兼有一些黑陶和白陶。晚期黑陶大为增多，并有少量红陶、灰陶和白陶。陶器的制法，早期以手制为主，到了晚期轮制逐渐增多。陶器纹饰，早期有锥刺纹、划纹和少量彩陶。彩陶上多为黑彩线条纹和叶脉纹。主要器形有釜形鼎、钵形鼎、小口带柄壶形鼎、敛口平底钵，也有在上腹部饰彩的陶钵、高柄豆、高柄觚、双耳壶等。中期又出现了附加堆纹、篮纹、压印纹和镂刻纹，以及施黑赭色和红色的彩陶。彩陶纹样有直线、斜线，弧线组成的花瓣纹和八角星纹等。中期的陶器器类较早期明显增多，主要有小口深腹罐形鼎、钵形鼎、盂形鼎、小口深腹罐、平底盉、三实足鬹、敛口钵、高柄喇叭形座豆，小口长颈带鼻壶、圈足尊、高柄杯、盆、簋、勺与漏器等。晚期陶器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篮纹、镂刻纹等，彩陶则以涡汶为主。器类有罐形鼎、瘦腹背壶（其中有白陶）、宽肩壶、高柄豆、袋足鬶（有白陶）、三实足盉、高柄豆、带把杯、长颈壶等双孔壁。 (6)大汶口文化的雕塑工艺品不仅数量多，而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多数是墓内的随葬品。雕塑品有象牙雕筒、象牙琮、象牙梳、雕刻骨珠、骨雕筒、骨梳、牙雕饰、嵌绿松石的骨筒、雕花骨匕、穿孔玉铲、玉珠，以及陶塑动物等。这些雕塑品，制作都相当精细，造型优美，是大汶口文化中颇具特色的艺术作品。 (7)大汶口文化的墓葬多埋于集中的墓地。每一墓地的墓葬排列有序，死者头向一致。墓室多为长方形竖穴土坑，有的仅有棺，但也有棺椁皆备的。葬式一般为单身仰身直肢葬，也有二人合葬或多人合葬的。多人合葬，少则三人，多则达二十三人。二人合葬墓有同性合葬，也有异性合葬。且有一次葬或二次葬的合葬墓。此外，还发现了一些无头葬、无尸葬和“迁出葬”（即将墓内部分骨骼迁移它处，而在原葬墓内仍保留死者的部分骨骼）。葬式有屈肢葬、俯身葬和重叠葬等。墓内多数无任何随葬品。凡有随葬品的墓，随葬品的多少十分悬殊。少者1、2件，多者百件以上。如大汶口M10是1老年女性墓葬。墓坑东西长4.2米，南北宽3.2米，墓底有二层台和涂漆棺椁。随葬品有装饰于头和颈部的3串77件石质饰品，玉臂环、玉指环各1件，腹部置玉铲1件，还有象牙雕筒2件、骨雕筒1件、象牙梳1件。陶器达90多件（其中白陶、磨光黑陶、彩陶共38件），还有猪头、兽骨、鳄鱼鳞板等。随葬品的悬殊，反映了社会上的贫富悬殊日趋严重玉人面。
[编辑本段]类型
关于大汶口文化的类型问题，目前考古界看法不一。有人提出可划分为“青莲岗”、“刘林”和“花厅”3个类型。也有人认为可以划分为“大汶口”、“大墩子”和“三里河”3个类型。现将后一种划分的3个类型，简介于下： (1)大汶口类型：包括山东中南部的泰安、济宁等地区的大汶口文化遗址。经过发掘的有滕州岗上、曲阜西夏侯、邹城野店、兖州王因等遗址。该类型的特点，表现在陶器器形上，以釜形鼎、大镂孔编织纹高柄豆、背壶、筒形杯、盉、尊形器、圈足瓶、袋足鬶、带耳杯等较有代表性。墓葬以头向东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并有少量仰身屈肢葬和俯身葬。死者手中多握有獐牙器。王因早期墓葬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同性合葬墓。 (2)大墩子类型：因最初发现于江苏北部的邳县大墩子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淮河以北的苏北地区。经过发掘的遗址有邳县刘林、新沂花厅、连云港二涧村等遗址。陶器以鼎、鬶、豆、背壶、带把三足罐、簋形器、钵、觚形杯、高圈足杯、罐等较有代表性。葬式也以头向东或东北的单身仰身直肢葬为主，死者手中也多握有獐牙器。有的墓中的死者两眼处还放有石环。 (3)三里河类型：因山东胶州三里河遗址具有代表性而得名。主要分布于山东潍坊地区和日照等地。经过发掘的遗址有日照东海峪、安丘景芝镇、诸城呈子等遗址。陶器以釜、罐形鼎、鬶、单耳长颈壶、双耳长颈壶、细长瓶、大口折肩尊、单耳杯、高柄杯、折腹钵等具有代表性，背壶、豆、筒形杯较少。葬式以头向西和西北的单人仰身直肢葬为主。在呈子遗址中还有较多的合葬墓，并有重叠葬，死者手中也多握有獐牙器或蚌器。有的死者手臂处放有石钺、蚌器、黑陶杯和海螺等。有的死者口中还含有玉琀。用猪下颌骨随葬比较普遍叶蜡石串饰。
[编辑本段]发展
大汶口文化是分布于我国黄河下游和江淮地区的一种原始文化。1959年在山东泰安、宁阳两县交界的大汶口、堡头遗址，发掘了成百座墓葬，出土了大批独具风格的文物。以后同一类型文化的遗址和墓葬在山东和苏北的广大区域也不断发现，这就是大汶口文化。大汶口文化经历了长期的发展过程，就已发掘的材料看，可以初步分为早、中、晚三期。 大汶口文化时期，社会生产的劳动者的性别，先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从男女随葬的石铲、石斧、石锛和纺轮这两类工具的变化，可以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后，随葬石铲、石斧、石锛等生产工具的主要是男性，而随葬纺轮的则主要是女性。这说明男子已成为社会生产，特别是农业生产的主要担当者，而妇女则从事纺织等家内劳动，社会已经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发展到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了。 大汶口文化晚期，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制已经出现了。家猪就是大汶口氏族家族的一种重要动产。有一些大汶口墓葬里随葬有很多猪头和猪的下颚骨。这些随葬的猪头和猪的下颚骨，应是墓主人生前的私有财产。此外，随葬的私有财产还有陶器、生产工具和各种装饰品等。 私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必然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在氏族内部出现富有者和贫穷者。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墓葬，清楚地反映了这种演变。从墓的规模看，有大墓和小墓的差别。从随葬品来看，差别更加悬殊，有两组墓葬可以对比：一组七个墓，随葬品比较丰富，最多的达77件，最少的也有19件，都包括陶器、玉石器、猪头等；另一组四个墓，随葬品很贫乏，总共只有17件，为陶器、纺轮、獐牙等。可见贫富分化已经十分显着。 黑陶和白陶是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制陶业中出现的两个新品种，反映了当时制陶工艺的显着进步。这时的陶器已用快转陶车来制造。陶车由轮盘和轮轴组成。使用时，由一人转动轮盘，使其急速旋转，由另一人借助陶轮转动形成的离心力，配以双手灵巧的动作，将陶土塑成需要的器皿。用快转陶车制坯，数量多，质量也好。烧制技术也有提高。扩大了窑室，缩小了火口，增加了火道支道和窑箅箅孔的数量，使热力分布更加均匀。这时采用了高温下严密封窑技术，使陶土中的铁元素得以还原，有的还在陶土中掺过炭，因此烧成的陶器多为黑色。白陶用高岭土制造，制造时努力保持陶土的纯洁，因而烧成了白色。白陶的出现有重大的意义，它为以后瓷器的制作奠定了技术基础。白陶上有的还有图案花纹。 根据大汶口文化遗址的发掘，特别是墓葬的发掘，对大汶口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目前有3种不同看法： 一种认为私有制已经确立，一夫一妻制已得到巩固，应处于父系氏族社会末期阶段。 另一种认为墓内随葬品悬殊很大，并已出现文字，应是奴隶社会的初级阶段。 再一种是根据大汶口墓葬材料，认为应处于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阶段彩陶盆。
[编辑本段]社会
经济：大汶口文化的农业生产，以种植粟为主。居民饲养猪、狗等家畜，也从事渔猎和采集。生产工具有石制的斧、铲、刀、镞，骨角制的锄、鱼镖、鱼钩和镞等。制陶业较发达，小型陶器开始用轮制法生产。陶器以三足器、圈足器和平底器较多， 也有圜底器， 主要有鼎 、豆、觚形杯、壶、高柄杯和鬶等。石器、玉器、骨角牙器和进行镶嵌的手工业也很兴盛，出土的玉钺、花瓣纹象牙筒、透雕象牙梳等，制作精致，工艺水平很高。 居民习俗：当时居民中盛行枕骨人工变形和青春期拔除一对侧上门齿，有的长期口含小石球或陶球，造成颌骨内缩变形。还流行在死者腰部放穿孔龟甲，死者手握獐牙或獐牙钩形器。这些习俗为中国其他史前文化所罕见。石玉斧墓葬：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墓葬无葬具，中、晚期出现木椁；早期有反映氏族成员间牢固血缘关系的同性合葬墓，中、晚期有属于父权制确立后葬俗的夫妻合葬墓。在大汶口墓地，1959年发掘墓葬 133座，时代相当于大汶口文化的中、晚期。这里的大、中、小墓差别极大。大墓不但规模大，且常有木椁葬具，随葬品丰富精美，如有洁净的白陶 、乌黑而略带光泽的黑陶和优雅的彩陶，还有玉器、石器、象牙器、骨器等。小墓墓坑窄小，有的仅随葬1件陶鼎或再加1件獐牙。大小墓的鲜明对比，表明私有制产生，已出现贫富分化。在莒县陵阳河、大朱村、杭头和诸城前寨等遗址，还发现刻在陶尊上的陶文，引起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的重视。大汶口文化渊源于北辛文化（见青莲岗文化），后继为山东龙山文化。该文化居民的种族，一般认为是中国古代的东夷族。 大汶口文化是新石器时代晚期重要的遗存之一，因首先发现于山东省泰安县大汶口遗址而得名，其分布范围北濒渤海、南抵苏皖、西进河南，始自公元前4300年，到公元前2500左右发展成山东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的陶器特征明显，居民盛行青春期拔牙的风俗，这是中国东南沿海古代先民拔牙习俗的发源地。大汶口文化的社会经济已发展到较高水平。已发现的许多刻划符号被认为是古老的象形文字。当时的社会已产生严重的贫富分化，私有制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已接近阶级社会的门槛了。黑陶旋纹罐

‘柒’ 彝族八角纹可以让你联想到什么

象征着古时的太阳，一种英勇而无畏的意志力，望采纳

‘捌’ 文物研究的基本资料

ISBN: 9787030290694开本： 16开
定价: 108.00元 论秦简“日夕分”为地平方位数据
巫与文明
改革开放以来皖北地区考古收获和意义
以薛家岗早期墓葬出土的陶鬻为例——兼谈马家浜至崧泽早期长江中下游鬶的源流
试论洹北商城的布局、年代和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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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墓神画中伏羲、女娲图像的配置及样式源流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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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六安双墩一号汉墓发掘简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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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龙山城墙解剖经验略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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刍议天长纪庄西汉木牍
望江县近年出土的宋代青白瓷器
含山出土的弘治年青花人物罐
学术动态
书讯
课题
会议
《文物研究》启事 《文物研究(第19辑)》由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考古学会编，分为：考古研究、考古发现、古建保护与文物科技、文物研究等几个部分，收入了《汉画像“鸟啄鱼”图像述论》《安徽长丰县古城遗址发掘报告》《蒙城县小涧镇春秋战国青铜器》等论文。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第1版 (2012年9月1日)
目录
考古研究
史前“八角星纹”原型探析 ——徐峰
初论史前彩绘石刀的发展——刘文强
蚌端口双墩一号墓的文化“潜信息”——金锐周群钱仁发
潜山彰法山、彭家岭战国至西汉墓群略述——李丁生
汉画像“鸟啄鱼”图像述论——刘立光
考古发现
安徽淮南市山南地区先秦遗址调查简报
安徽长丰县古城遗址发掘报告
安徽临泉县沈子国古城遗址调查报告
安徽宿州市邱园战国至汉代墓群发掘简报
安徽淮南市唐山战国至汉代墓葬发掘报告
安徽天长市槽坊汉墓群发掘简报
安徽宁国市“八路一桥”建设工程中墓葬及窑址清理简报
安徽马鞍山市秀山新区宋墓发掘简报
安徽广德县南塘村宋一清代墓葬发掘简报
河南新郑市铁岭元代水井发掘简报
河南郑州市卫生疾病控制预防中心明墓发掘简报
安徽蚌端口市仇岗明墓发掘简报
安徽蚌端口市方沟明清吴氏家族墓发掘简报
安徽黄山市徽州区田干明清墓地发掘报告
安徽寿县新城区八座清墓发掘简报
安徽铜陵龙干、鸡笼山、破塘宋代和明清墓地发掘简报
安徽马鞍山市小山明清墓地发掘简报
古建保护与文物科技
光谱技术在史前陶器研究中的应用述评——郎爱萍
从三槐村王氏宗祠看岳西古祠堂的四个基本特征——陈铎
文物研究
蒙城县小涧镇春秋战国青铜器——蔡凌凯
合肥绩溪路出土北宋刻花端石印盒浅识——夏腾
安徽含山褒禅寺大塔地宫出土文物——石建城
枞阳文物管理所藏寿州窑黄釉印花枕——吴得华
明汤和与汤和墓——钱仁发
淮北出土《前乡贡进士扬州府儒学训导蛰庵任公墓志铭》考释——解华顶
池州摩崖石刻“金公避兵处”的发现与考析——张邦启
天长市博物馆馆藏明清铜镜——
学术动态
书讯
课题
校勘
《文物研究》启事

‘玖’ 河图洛书上严谨，对称，平衡的八角星纹与太极八卦图有何关联

从古至今，人类的发展演进离不开信息符号的出现发展演进。在人类社会早期，先民们迫于数字和事件的记录发明创造出最早的记事方法结绳记事、岩画记事和刻符记事。在这种种记事方式被发明出来以后，有些记事的符号或者图像就被固定下来了。比如说一些几何形纹饰、一些简单的刻画就被人们创造了出来，并被赋予特别的含义，有些刻符也因为其重要性，从而进入到人类的信仰体系中，成为照耀灵魂的明亮标识。

齐家文化陶制人面

‘拾’ 简述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彩陶纹样的特点

彩陶艺术
——从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谈起
父系氏族社会时期，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有一种非常普遍的手工业生产——陶器的制作，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与人类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具有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彩陶的产生是制陶业的一项重大发展，彩陶是新石器时代一种手制用红、黑等色绘有花纹的陶器，主要有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马家窑文化类型。他们之间的不同构成了彩陶丰富多彩的历史。就以下七个方面论述他们的不同。
一、 发现地区。
仰韶文化，经过考古专家的陆续发掘，在陕西、山西、河北和甘肃东部等地区都有发现，逐渐形成了以中、晋为中心的地区。仰韶文化彩陶一山西、河南出土的最多也，装饰也最丰富。其有两种类型：半坡类型在今陕西省东郊庙底沟类型在近河南省。
大汶口文化，首次被考古科学家在山东宁阳堡头村发现。他的主要遗址在我们山东宁阳堡头、曲阜膝下候、安丘景芝镇、临沂大范庄、胶县三里河和刘林大敦子、新沂花厅村等。
屈家岭文化，在1954年发现于湖北京山县屈家岭而得名。主要分布于江汉地区，经过发掘的遗址除屈家岭外，有湖北郧县青龙泉，宜都红花套以及河南淅川等处。
马家窑文化主要位于黄河上游，主要分布于甘肃、青海一带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和四川北部地区。
二、 装饰纹样。
仰韶文化彩陶的装饰纹样内容比较丰富，有动物纹样、植物纹、人物纹、几何纹。属于动物纹的纹样有鱼纹、鹿纹、鸟纹、蛙纹、人面鱼纹、鸟鱼纹、蜥蜴纹等。几何纹分别有网纹、三角斜线纹、三角着线纹、弦纹、宽带纹、折线纹、个字纹、圆点纹、叶形圆圈纹、火焰纹等有十几种母体及演变的二、三十种纹样形式之多。
大汶口文化彩陶的装饰纹样形式较多，有圆点纹、窄条纹、圆圈纹、花瓣纹、八角纹、平行折线纹、回旋勾连纹、带状网格纹等十几种，其中，个别纹样和仰韶文化纹样很相似，说明彼此在文化交流上关系密切。此外，还有着较多的植物纹样，以花瓣纹及其演变的装饰纹样为最典型。
屈家岭文化彩陶的装饰纹样极为简洁凝炼，大部分为素面，少有装饰纹样，少数装饰纹样为弦纹、浅蓝纹、刻花纹、附加堆及镂空等。几何纹样的装饰，多种多样有直线、同心圆等。
马家窑的纹样和种类一样也是及其的丰富，包括四种类型，石岭下型纹饰有条纹、圆点纹、波型纹、叶形旋纹、弧纹、三角纹以及鸟纹、蛙纹等。马家窑类型彩陶的装饰纹样主要有条纹、宽带纹、圆点纹、弧线纹、方格纹、垂帐纹、平行线纹、旋纹、旋涡纹以及鱼纹、人面纹、蛙纹等。以旋涡纹、旋纹、波浪纹为典型。
半山类型彩陶的装饰纹样主要有螺旋文、菱形纹、同心圆纹、圆圈纹、折线三角纹、平行弧线纹、编织纹、棋纹、联户纹以及网纹等。
马厂类彩陶的装饰纹样内容多样，除部分有半山型特点外，另有人型纹、贝形纹、云雷纹、大三角形纹、波折纹、方框纹以及象征性的蛙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