㈠ 一个人的素质和文化程度,年纪是否有直接关
素质和文化程度只会与所接受的教育有关,与年龄没半毛钱关系!
㈡ 如何区分“没素养”和“文化差异”
没素质指的就是你这个人特别的没有礼貌,而不是说因为文化的差异而产生了某些矛盾,没素质跟文化差异,它是有着很大的一个距离的,因为没素质他是不能够被人所理解的,而文化差异他是能够被人所理解的,
㈢ 文章认为应该怎样区分雅与俗
雅与俗之间,谁也也无法竖起一道截然划分的篱笆。
“诗三百”被认为是至雅不过的文化经典,其多数却是采择于民间的民歌小曲,所谓“风出谣口”是也。
晚唐曲子词曾被讥嗤为粗鄙不文,至宋则蔚为大观,成为一代文学的代表性样式。至于元之戏曲、明之传奇,至于那当时难登大雅之堂的话本和章回小说,郑振铎先生曾一揽子划拉入“俗文学”,而今则鲜有此论了。
雅与俗似乎是有着文体之分的:诗为正统时,词则有俗体之讥;词渐入庙堂,则曲便接过了俗的帽子;后来曲也有了雅部(如昆曲),地方戏便顶上一个“花”字———花部即俗部之谓也。这真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后来的或曰新生的即俗的,一顶“俗”字号帽子永远要传递下去,传给那生机勃勃的新的文学样式。这是怎样荒谬的一种理论架构!
雅与俗的区别是存在的。然其较多存在于作者的写作旨趣,存在于作品的文学精神,而较少以文体划分。几乎所有的文体都产生过色泽和意趣迥然不同的作品:律诗何严正,然应制及酬答之作大多俗言滔滔;墓表何肃穆,而多数亦谀词滚滚。韩愈《与冯宿论文书》说自己“时时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及示人,则人以为好矣”。这真是一种文人无奈与文心折磨。越数百年后,明代徐渭也抒发了极类似的无奈之情,其《胡公文集序》曰:
至于应事作俗下文字,下笔令人惭。小惭者人以为小好,大惭者则必以为大好。
这里的“俗下文字”,当是最典雅的文体与最典丽的文句,其击节赞好的当也是文人者流,作者却为其外雅而内俗、形雅而实俗内心悲哀,也向那些呼叫“大好”、“小好”者发出一声冷哼。雅和俗应主要是一种文学精神的区别。《金瓶梅》写了那么多的宦场诡诈和妻妾争宠,写了那么多的市井语言和床笫欢爱,其内容真俗之再俗,却又以此庸众的欢乐写哲人的悲哀,底蕴的是悲天悯人的情怀和冷峻的思考。《红楼梦》描绘公侯豪门少男少女的歌吟与爱恋,描绘那“天上人间诸景备”的大观园,衬底的则仍是仕途经济与“巴高望上”的俗声协奏曲,又借此表述作者对现实社会也包括现实之“爱”的决绝。金庸的《鹿鼎记》借一个妓女孳子的青云之路写侠义精神的隳颓,已更多地注入了历史的思考。而古龙则以浪子形象反诘社会也反诘文学,对人类的情感定式如爱恨情仇进行深层的叩问。这四位作者早越过了雅俗的藩篱,其思考和叙写的内容既是社会的,又是人生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能去区分雅俗与精粗,又何必去做这样的划分?
且在文章内涵和艺术精神的层面上,雅和俗都是不可或缺的。
雅不是僵化,俗也不是庸烂,而是不同的色泽与情致,不同的风格和美学特征。相传唐代有一位叫绛树的着名歌女,可以同时唱两支歌,所谓“一声在喉,一声在鼻”,而使二人坐听,声腔韵节一丝不乱,世人称奇。
所谓的言外之意、弦外之意。“如捉水月,只挹清辉;如雨天花,但闻香气。”至于雅俗,则早打混成一片,杂糅为一体了。
世事如歌,人生如歌。优秀文章赋写的必然是人世与人生的笑骂歌哭,是真性情与真感悟。即以本书所论言之,则《金瓶梅》是一支生命悲歌,写俗世的一切是如何销蚀精神和生命;《红楼梦》是一支爱情挽歌,写阶级社会中爱的苍白与脆弱,以及那更多的在爱之旗帜下的伪情;《鹿鼎记》是一支尘世的欢乐颂,写火宅与色界中的一味清凉;古龙小说则是浪子的酒歌,于醉眼朦胧之际发见人生真谛……
雅俗与否?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地而异。
㈣ 文凭和学历有什么区别该如何正确区分这两者
文凭和学历有什么区别?该如何正确区分这两者?学历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被人们所重视,也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找工作要学历、研究生要学历、公务员要学历、甚至去相亲也会提到学历。